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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陰影》（Chinese Shadows），作者Simon Leys，Penguin Books ltd,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1974。作者真名是Pierre Ryckmans，比利時人，曾在比利時駐華使館裏擔任文化參讚，可以算是個中國老手了。他對老北京的感情，比一個老北京人有過之，無不及，對北京牌樓，城牆城門的消失，痛心疾首，文字裏幾乎可以看到作者的眼淚。下麵是書中關於北京的描述，本文題目本來想說“談”北京，但是作者實際上是在感歎老北京的一去不複返，所以用”歎“：
北京曾經把南方的活力融入了北方的城市，現在，隻有那些紫禁城的皇家宮殿還算完整，莊嚴的城牆和城門都沒了；那些給北京街道注入了節奏和想象力的牌樓，也都不見了。 那些變戲法的，書販們，說書的，演木偶戲的，成百上千的手工藝人，小酒店，古董鋪子，和書畫店，一句話，所有那些給北京帶來可愛的，多樣化的，美妙的風貌， 那些使北京成為一個令人讚歎不已的文明城市，那些把普通北京人-以他們的活力，他們的勇武，他們的急智和幽默，他們的生活藝術-演化成中國的一種自然的貴族氣息的內涵，都永遠消失了。
曾幾何時，北京的文化不是少數人的專利，也不是博物館玻璃櫃裏的文物，文化是北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在街上遇到她，你在每一個街角呼吸到她，文化讓北京的日常語言豐富多彩，有滋有味，文化活在年頭到年尾不斷的廟會和傳統戲曲裏，所有人都興致勃勃地趕來觀看，不管是文盲，還是專家，有錢的還是窮人，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都可以在這些演出中熱捧他們的明星。 我在這裏寫的是1972年我所知道的北京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流逝，文化大革命的震蕩會漸漸消失，街上的路人在他與外國人的接觸中，又將展示他們傳統的禮貌和友好。
北京的改建，始於1950年代，老北京城裏主要大道上的所有的牌樓都被毀了。這些牌樓，打破了街道的單調，賦予它們一種高貴優雅的節奏感。但它們有兩個錯誤，一是妨礙了交通，一是封建（它們主要是為了古代烈女貞婦或清官而建的）。梁思成保護牌樓但牌樓還是被當時占主導的蘇式城建原則打垮了。下一步是推倒城牆。要指出的是，北京的設計不僅僅是出於各種經濟，人口，或地理元素的綜合考慮，她同時也是用石料構建的精神理想，因此，她的城牆與其說是中世紀的防守策略，不如說更是一個空間幾何結構的投影，是一個宇宙秩序的圖像。
1972年回到北京之前，我已經知道不會再看到城牆了，但我想，如果城牆沒了，至少基本的東西還在吧：就是那一係列值得驕傲的城門，那些定義和組織北京城的理想空間的城門，就如同印在絲綢上的或刻在石龜上的漢字，這些城門是北京的符號。 當我找不到城門時的那種失魂落魄的感覺是無法形容的。1972年5月的那一天，我氣喘噓噓的從崇文門（原名哈德門，來自一個住在附近的蒙古王子，哈德）一路跑到西直門，卻在原城門的地點那兒，隻看到平坦枯燥的大道。好一會兒功夫，我跟自己說，我一定是迷路了，因為街道變了，我的方向感錯了，下一個十字路口，就不會錯過巨大的城門了，這一切都不過是一個惡夢。任何一個假設，都比現實更讓人容易接受。最後，瘋狂地跑了一整下午後，在西直門，我不得不接受事實：瓦礫中的那麽一塊難看的土堆，就是北京最後一個城門所剩下的全部了。後來我了解到，因為發現了元代城門的遺址，西直門的推倒被延遲了，死去的石頭為了一份給外國人看的專業雜誌而活了起來，而北京現實存在的石頭卻被判了死刑。某些官員說，推倒城門是為將來的交通清路，另一些官員則說是要獲取建築材料。就這個問題盯著追問下去，官方的回答顯得簡短又模糊。一個發動了如此眾多的人力物力，進行了那麽多年的大工程，居然沒人知道到底是為了什麽，這是很奇怪的事。
李克曼曾說，拆毀北京的城牆是一種“對於神聖的褻瀆”。對他這樣一個天主教徒而言，這已經是最嚴重的字眼。北京的城牆為什麽神聖的呢?在城牆的設計者看來，這樣一組建築並不僅僅是一種防禦工事，同時也是一種對於天下歸之的象征。對於下令拆毀城牆的人而言，也並不完全是因為城牆阻塞了道路建設，影響交通，而是因為舊製度業已崩塌，其象征也應該被摧毀。必須先摧毀曆史才能創造曆史，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者們都抱有如此的想法，雖然在手段上有輕重之分。但是近代中國曆史的最大吊詭之一，就是曆史的遺產往往先於曆史被摧毀了。對於城牆，李克曼並沒有那種淺薄的、懷舊式的悲傷，真正使得他憤怒的，是神聖的所有秩序和美感被打碎了，這是對於神聖的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