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1960年代加拿大記者印象中國

書名是：Reporter in Red China，作者是泰勒（Charles Taylor）由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6出版。

泰勒 1964年5月到1965年10月，在中國擔任加拿大多倫多的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駐北京記者，他是當時北京僅有的四名西方記者之一，唯一來自北美記者。

本書記錄了泰勒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有些事件，今天看來，很好笑，卻是那個年代獨有的現象，而他的有些見解可以說是相當銳利。

下麵是他書中內容的摘譯：【】括號內是我加的解釋。

作為一名政治記者，我得出了一些結論，作出了一些預言。但是我盡量不作道德判斷，因為即使一個外國人了解中國的曆史和中國人的心理，他也永遠不可能象中國人那樣去感受，沒有這種切身的感受，作出的判斷既是無益的，也是自作聰明。

盡管新聞司和大多數外國記者之間的關係在表麵上彬彬有禮，但通常卻是處於不公開的敵對狀態，最突出的原因是對於新聞記者行為準則的概念上的鴻溝。我們的任務是獲取信息，然後報道給我們的讀者，而他們的任務是限製大部分的有意義的信息，同時向我們灌注盡可能多的宣傳，如果雙方都想中規中矩地完成自己的任務，我們之間的衝突就不可能達成調和。

大約30名外國記者駐紮在北京，約15名來自蘇聯和東歐，9名來自日本，還有一些來自古巴，朝鮮，北越和南越全國解放前線的，最後是4名來自西方，代表英國，法國，西德和多倫多環球郵報。

中國不存在新聞審查，這一點還是要承認的，尤其是拿他們的方法與其它極權國家相比的話。不管是主題是什麽，我們的電報都很簡單的掃一下以檢查拚寫錯誤，然後就立即發出去了。我在北京的10個月，我通過電報和航空郵件發了幾十萬字，每一個字都通過了。作為一個對記者的特別優惠，我還能送出去未經處理，因此未經中國相關部門審視的膠卷。
據我所知，沒有一個西方記者的上級要求他行使自我管控。我們一般都是按記者的職業標準去作，力求準確和高品味。隻有一個主題我一直是自我審查，就是領袖們的健康，尤其是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中國官方對這個問題極端敏感，記者如果傳播外交圈子的雞尾酒會上的傳言是不明智的。一位同事在某機場閑聊時，說外交部長陳毅走路沒用他常帶的手杖，一位新聞辦公室官員勃然大怒，指責這位同事誹謗中華人民共和國。

泰勒在中國的最大成績，從一個新聞記者的角度來說，有兩件事，一是通過他自己的信息來源和調查，在官方宣布之前報道了四清運動；二是所謂的黑畫事件：】
1965年1月的一個寒冷的早晨，我最好的一位新聞線人來到我的旅館。我們在樓上的酒吧裏坐著喝咖啡的時候，他講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有一幅畫，叫“你追我趕”畫家是位年輕藝術家，李澤浩（Li Tse-hao）。這幅畫在北京的展覽會上展出過，受到評論家的好評，並在1964年最後一期的《中國青年》的封底上以彩色刊登。它以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表現了快樂地微笑著的年輕農民們在麥田裏收割。

【網上下的該畫，不太清楚，看不到所說的那些內容】

然後，當這期雜誌已經分發到中國各地的時候，一位官員發現這幅畫是個大騙局（hoax），裏麵充滿了反黨口號和符號。麥田的麥梗裏巧妙地藏著兩句口號，“蔣介石萬歲”，“殺共產黨”。麥子裏還隱藏著近似列寧和毛主席的圖案，他們的身體被微笑著的農民們踩在泥土裏。在背景的遠處，還有其他農民的細小形像在三麵紅旗下邁進，這似乎是指那句口號：“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第二麵紅旗落在了地上，正如大躍進在災難中無法繼續一樣--被西風吹倒的，又恰恰與毛主席誇耀的“東風壓倒西風”正相反。
官方發現以後，從全國所有學校，圖書館和私人家裏召回這一期的《中國青年》。根據我的消息來源，追查活動已經展開，很多人都被懷疑。畫家，雜誌的編輯都受到審查但都聲稱是無辜的。同時，官方禁止公開談論這一醜聞，尤其是不得與外國人談此事。後來我發現，甚至遠在香港的親共書店裏的該雜誌也被召回。
經過尋找我拿到了一本該期雜誌。已經知道了問題所在，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毛主席和列寧的圖案，相似度很高，當然也可能是極其偶然的巧合；倒地的紅旗沒什麽含糊處，雖然小，但是清清楚楚是在地上，按照中國人對符號口號的敏感性，這其中的暗示很難說是無意識的。
最後，我把雜誌給精於中國語言的朋友們看，大多數都能認出“蔣介石萬歲”5個字，他們指給我看，雖然這幾個字很不清楚，但肯定不可能是巧合。過了一段時間，一位香港的中國老手（China-hand）告訴我，當他剛聽到這個新聞，他把他訂的這份雜誌給他的助手，跟他說，畫裏可能藏有一些不尋常的東西，但沒有給出細節。半小時後，助手非常興奮，他把我寫的報道中的所有的口號和符號都找出來了。
不管怎麽說，我拿到了我的故事，並把它發了出去。我們報紙在頭版頭條登了出來，其它新聞機構都進行了轉載，傳遍了全世界。三個星期後我被外交部叫去，兩個新聞司的幹部跟我談，其中的一位女士用中文宣讀一份寫好的文件，另一個用地道的牛津英語作翻譯。他們說我的文章是有政治目的的，是宣揚顛覆活動，且被國民黨利用來作宣傳。再者，這件事沒有絲毫的真實性，因為根本就沒有這狀醜聞，那份雜誌根本就沒有招回。“至於那位畫家，他還在他原來的位置上畫畫”。我越出了我記者的職權範圍，他們要給我一個警告，他們希望我以後要多注意。
當然，我堅持我的說法，否認他們的指責，但他們僅僅把那個文件又重讀了一遍，幾乎一字不差。這場會見很奇怪， 令人悲傷而又可笑。因為這個故事觸及了一個非常敏感的題目，而且傳播的那麽廣泛，他們不得不否認。同時，我很肯定，他們知道我知道他們知道我的事實都是準確的，但是這個鬧劇還得演下去。
幾個星期後，他們找到了一個方法，告訴人民，根本就沒有醜聞，這是一個非常中國化的方法，很微妙又間接。某天，北京日報重新刊登了那幅畫，卻不說任何理由，隻是有些模糊，可能重新處理過。一條很長的解說裏，一名未注名的評論者花了很大力氣稱讚畫家描繪麥杆的技巧，說這幅畫贏得很好的評價，還說作者近來從鄉村回來了，換句話說，騙局和醜聞根本就不存在。
從此我就成了新聞記者中的頭號反麵人物，我成了一個中國人需要的“反麵教材”，這是毛澤東最愛用的句子。我剛到北京的時候，新聞司的一位副司長花了很長時間跟我抱怨一位優秀的法國同事所發的稿件，我很清楚，那是暗示我要避免同樣的錯誤，後麵來的人也同樣會被告知要以我為戒。
這就是西方新聞業者和工作方法和中國人的概念之間的鴻溝。同一位副司長，帶著同樣的痛心和不解告訴我的同事們，他無法理解泰勒先生在中國待了那麽長時間，之前還在香港待過，應該了解中國人對任何提及國民黨的話是如何敏感，怎麽他還會犯這樣的錯誤。我認為他是確實無法理解，對於一個西方記者來說，不管他的報道在政治上會帶來什麽後果，一個故事總是值得報道的。
這個例子也很好地說明，為什麽常駐記者對中國人來說是個麻煩，因為在中國住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們總會發現一些當權者想隱藏的東西。我懷疑中國方麵最喜歡短期記者，哪怕他們是非常有經驗也很會挖新聞的。在標準的2個月期間，他們總是走同樣的路線，訪問同樣的工廠和公社，這樣就非常不容易看到中國的黑暗麵。我相當肯定，如果不是中國人想派他們的記者到我們的首都的話，沒有西方記者會被允許住在中國。
幾個星期後，中國自動把我的記者證延期了六個月。在那之後，他們對我比較冷淡。但是必須承認，他們對待我還是中規中矩的，我從來沒有被以任何方式歧視過，在旅行和其它方麵，我受到是與我同事一樣的待遇。
采訪中國某些地方的申請被拒絕了，我們一直不知道理由是什麽，因為中國人總是盡量避免直接了當地拒絕，通常我們會被告知，我們申請的訪問“不方便”。
假如我們指責中國官員虛偽，他們會感到很委屈，事實上，對於他們的傳統道德來說，虛偽是一個外來的概念。對他們來說，迂回的說話方式是及其客氣的一種形式，也是教養的表現--既然沒有直接拒絕，雙方也就都沒有丟麵子。
我認為，總的來說，中國人盡量避免直接地說謊--雖然我自己有一兩次抓過他們的現行--而更願意繞圈子。

如果僅僅基於對北京的觀察就對中國下結論是錯誤的，因為北京不能稱為典型的中國城市，就像紐約不能稱為典型的美國城市一樣。而且，象中國這麽大的一個國家，從東北的哈爾濱到西南的昆明之間的差別，有如倫敦和羅馬之間的差別。
記者到一個地方，中國國際旅行社會派人充當翻譯和導遊，或者是省地政府的官員。有時，他們的詞匯讓人吃驚。在太原下飛機後，當我準備離開的時候，兩個很健壯的官員走過來，他們裹著藍色的冬季棉大衣，仔細察看之下發現其中一位是女的，經她自我介紹是翻譯，她指著另一位說，“這位是魯先生，他是你在太原的負責人，魯先生是山西省性交處（Department Of Intercourse）的處長。”開始，沒弄明白她到底說什麽，我還以為中國終於搞起奧威爾式的性解放了。接下來的三天裏，兩位官員不離我左右，那位女士的翻譯總是冠以“我們的性戲局長說。。。。”，她一定以為我有點傻，因為我總是憋不住笑，但是我始終沒有鼓起勇氣告訴這個可愛的女士，“交際處”可能是較合適的翻譯。
有時，如果記者不注意的話，他可能會被好心的翻譯無意之中的笨拙誤導。中國的度量習慣於使用“萬”，因此翻譯中常常會誤增（或減）一個零。

中國春節的慶祝，雖然中國人善於利用最少的資源來創造歡樂，但是總讓人感覺少了點什麽。可能是缺少自發性，因為這個中國最重要的節日看上去有一種奇怪的壓抑和循規蹈矩，大街上的人群似乎隻是在完成任務而不是興奮。也可能這僅僅是我個人印象，非常主觀，不過我沒法不感覺到，北京的春節缺乏節日氣氛

在外人看來，這些政府的指示給人的印象是，中國是一個灰色，嚴肅，沒有情趣的地方，統治者至力於禁止哪怕是最簡單的享樂。中國老手們晃著他們的腦袋，悼念他們熟悉卻一去不返的這片土地：肮髒，腐敗，低效率，以及無盡的貧窮--這些都毋庸置疑--但是，同時也充滿了生活和色彩，幽默和尊嚴和一種獨特的，在艱難困境中發現歡樂和笑聲的決心。
從內部來看，形勢比外人所能想象得更複雜，春節可能確實很單調，限製很多，連簡單的快樂都受到懷疑。但並不是所有快樂都被禁止，共產黨的控製，也不是象外人所說的那麽徹底。最主要的，舔著糖葫蘆，在天安門廣場放飛精巧可愛的風箏的孩子們依然體現出中國人那種獨特的從最不起眼的事情中享受快樂的能力。

冬天滑冰場上，幾乎總是會有年輕女兵們紮著馬尾辮，穿著寬鬆的卡其軍裝，紅蘋果般的臉頰上那美麗的笑容，不知為什麽，我在中國看到的最可愛的姑娘大多都在部隊裏。

在旅遊景點走動的很多中國人都帶著收音機，他們把收音機放在廉價塑料手提袋裏，這種手提袋不管男女，人手一袋。
生活總得繼續過下去，但是要發現它，你得在寬廣的大街和新蓋的公共大樓背後去尋找。必須承認，共產黨保留和重修了城門和宮殿，廟宇和寶塔，恰恰是這些建築，對我來說，正如對馬可波羅一樣，把北京變成世界上最美妙的城市。僅有老韃子城（tartar city）的城牆在逐步被拆除，不過這可以看作是出於實際需要。
【新蓋建築的單調乏味】也許這個問題無法解決，但是未來的北京人很可能會對這些建築師隻能展現這麽空洞的想象力而感到悲哀。
要真正了解北京，感受她日常生活的韻律，你得避開大街，鑽入胡同，那些居民集中的小巷，賦予首都如此豐富多彩的性格，雖然單調又滿是塵土，它們構成大街道之間的巨大秘宮，你還能在胡同裏看到一些大使館和政府機關（中國肯定是大國中唯一把外交部設在一條小巷裏的國家）

【解讀傳統】“傳統”中國人，精明（cunning，也可以翻譯成“狡猾”），保守，有耐心，帶點狡詰的幽默

不管外國人在哪裏旅行，中國方麵總是給他提供最好的食物和住宿，實際上，他不會被允許到條件較差的地方去旅行。
有時，中國人的禮節到了讓人不好意思的地步。一次在廣州我上了一輛很擁擠的公共汽車，就聽年輕的女售票員喝了一聲，一半的旅客站起來給我讓座--包括三個老人和一些年輕的解放軍戰士，還有一個看上去已經懷孕8個月的婦女。另一次，某天晚上，我們在太原觀看一場演出時遲到了，我的翻譯帶著我大搖大擺地沿著過道一直走到第一排，他把兩個老奶奶趕出最好的座位，看著她們拄著拐杖，邁著小腳艱難地離去，我強烈抗議，但是沒用--外國人在中國享受最好的待遇，沒說的。
對中國人來說，這裏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他們說，在舊社會，外國勢力欺負軟弱腐敗的中國，通過軍隊和炮艦豪取強奪，享受特權。今天，一個強大自主的中國主動給外國人提供一些特權，這是獨立和內在好禮儀的體現，過去是屈從，今天是驕傲。至少，這是官方的解釋，很難得知老百姓是怎麽想的。

有時，他們【泰勒接觸的中國人】會問我加拿大的情況，雖然我的回答盡量用低調的語言來表達，他們很明顯並不相信我說的。任何閱讀中國宣傳報道的人都會告訴你，大家都知道西方民眾生活在貧窮之中，被一小撮統治階級壓迫。在一次人民大會堂舉辦的國宴上，一位在紐約留過學的外交部官員聲稱紐約東城最差的貧民窟代表著整個美國的狀況，並堅決不承認美國的很多工人有自己的房子和車子。我接觸的導遊中的一些人知道加拿大向中國出口大量的小麥，雖然這在中國從來沒有報道過。但是當我說，由於這些出口，某些加拿大的農民可以開卡迪拉克，到佛羅裏達去渡假，他們說我在說謊。接待一個相當富裕的阿爾伯塔農民代表團的翻譯也表現出類似的不理解，他一直稱這些阿爾伯塔人為“加拿大貧農”，這讓他們感到很好笑。
更令人不安的，還是導遊，翻譯，和其他可以與外國人接觸的中國人當中普遍缺乏的好奇心，尤其是他們同時很驕傲地宣稱中國走在人類進步的前列。遭遇如此固步自封的思想，讓人既害怕又苦惱，這種固步自封，要麽是出於擔心說錯話被人抓小辮子，要麽是出於內在的優越感。對那個問你：“你們什麽時候會發生革命啊？”的導遊，你能說什麽呢？
在狹窄熱鬧的胡同中，有少數外國人仍然住在四合院裏，牆是灰色的石頭壘起來的，大紅色的門，還有安安靜靜的院子。夏日的晚上，坐在這樣的一個院子裏，望著月兒爬上柳樹稍，你會突然領悟早年北京居民享受的那份魅力。但即使是這些四合院，外國人也逐漸被遷走了。根據一項報道，外交部長陳毅說，一定要把所有外國人從胡同遷出去，，因為他們向當地居民傳播“錯誤的思想”。不管是有舞會或招待會，好奇的人群都會聚在一個大使館或外國人的院子外麵，望著我們的車子和衣著，就像電影首映儀式上的粉絲一樣，看到這些，我到覺得陳部長說得有點道理。
除了少數例外，翻譯和教師在他們的談話中都非常警慎；他們的大多數畢竟都有資產階級的家庭背景，他們自己也被懷疑。我假設他們必須定期匯報他們與之有接觸的外國人的言行。他們也很悲慘，一方麵，因為要接待外國人，他們可以不穿寬大的褲子和高領的中山裝。男的可以傳時髦的西裝，女的可以穿旗袍，甚至可以戴首飾。他們的經濟情況也相對來說比較好，一個好翻譯一個月可以掙100美元，至少是工廠平均工資的三倍；雖然比較富裕，但是另一方麵，他們的精神狀態卻很貧匱，與社會不協調，懷才不遇，壓抑，被浪費了。這個我得強調，是非常主觀的印象，因為我一直非常小心，盡量不說讓這些人難堪或可能會對他們不利的話，反過來，他們對我說的話也總是非常間接。

有一次，為了從一輪又一輪乏味的“革命戲劇”中換個口味，我在天橋劇場參加了一次法國經典芭蕾舞劇團的表演。至少四分之三的觀眾是中國人，我知道，其中很多人花了好幾個星期時間想辦法弄票子，對他們來說，很清楚這是一個有意義又勾起懷舊情緒的一次經曆。一部分人穿西式服裝，其他人穿中國衣服，都盡量打扮的漂漂亮亮。從他們的那份興奮，他們的表情，以及他們的舉止當中，有某種東西深深地打動了我，也許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橫截麵，這些人，曾經與西方人有密切的接觸。看著他們，我感到嫉妒，怨恨，甚至憤怒，因為這樣的接觸竟然被打斷，兩種文化的交流現在是如此之貧乏。

除了孤立外國人，中國方麵還經常試圖把不同的外國人互相分開，在為外交官安排的旅程中，中方盡量不使歐洲人與他們前殖民地的人民相接觸，每當“帝國主義分子”與從亞非世界來的人坐在一起，中國人總是感到痛心，大英帝國屬下的白人和有色人種的本能上的紐帶，總是會讓中國人生氣。

有證據表明中國人檢查發出去的電報。信件也似乎有選擇性地被打開過，我的估計是5封裏麵選一封，這很容易判斷，因為信封的封蓋被重新封上的時候封的很笨拙，信封背麵常常抹得都是膠水。

新僑飯店多語種談話中常常有一股怨氣，因為來的人會發現很多的煩惱。旅遊者一般都比較滿意，他們在九個開放城市（廣東，北京，天津，武漢，南京，上海，杭州，蘇州河無錫（在駐中國的外國人中，被稱為送牛奶路線（Milk Run））中快速穿梭，通常他們太忙而沒有時間去抱怨。
不知是什麽原因-東方人對時間的漠然，嚴重的低效率，或者可能是想教訓一下外國人，讓他們記住這是誰的地盤--很少商人能高效率地完成他們的交易，與中國國營貿易公司的會見與會見之間常常要隔好多天，期間商人還不敢離開旅館房間，就怕人不在時來電話，這種感覺就像一名歐洲商人說的：“現在我理解應招女郎的心情了。”
所有在中國的外國人中，非洲人可能是最難過的人群。與很多歐洲人不同，很少非洲人有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中生存的經曆，大多數感到被生活的單調和缺乏娛樂所困繞。好多個星期，我在新僑飯店跟一位拿文化獎學金在中國學習幾個月的某位非洲人打台球，他是個生命力正旺盛的漢子，極需異性的陪伴。知道在中國這是沒法實現的，他提議去南方比如廣東作一次文化旅遊，中國方麵很快答應了，他又提出，在廣東時，希望能去香港幾天，大吃一驚的中國人說，不可能。我的朋友問，為什麽？簽證應該沒有問題啊。中國人說，啊，是的，但是，您瞧，我們不能保證你在香港的安全。
還有來自另一個非洲國家的那些戰士們，他們在武漢的遊擊戰訓練學校訓練了幾個月後來到北京，我的一位同事在去他們大使館時偶然遇到了這些高大，健壯，繃著臉，又極為厲害的鬥士們。閑聊中，他問他們回到自己國家後想作什麽，其中一人吼道：“找那個把我們派到這來的人算賬！”

 

【該書中照片】

上，遠離旅遊景點，北京胡同裏老人安享生活，下麵是北京街頭的反美活報劇，應該是表現越南人民打敗美軍。

上麵是遊行，下麵左邊，天安門廣場，當外國記者對著自發的遊行示威活動的後勤保障工作進行拍照時，一位幹部出麵阻止。

上，玩耍的兒童，下圖，父母上班，爺爺推著簡易小車裏的孫子到公園玩。

充滿時代特征的照片，左上，颯爽英姿五尺槍的女民兵，左下是西安某工廠下班後，工人的政治學習，右，廣州郊區半工半讀學校獸醫在給農民講牛的解剖知識。

上海附近農村街景，商店門上寫著，新新飲食合作商店

上，太原郊區農民用電動打穀機，下，北京商店貨物充足，也許不那麽奢侈，顧客品嚐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