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書名是《Faithful Echo》，作者是Robert B. Ekvall（下稱艾克維爾）。艾克維爾父母是美國派到中國甘肅與西藏交界地區的傳教士，他本人1898年生在中國，因此中文是他的第二母語。長大後，艾克維爾在西藏傳教，又學會了藏語，而且對西藏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出版了幾本專著，當然，英語是他的第一母語，他還會說法語，作語言工作幾乎是他命中注定要幹的活。抗日戰爭期間，艾克維爾在東南亞被日軍逮捕，關了幾年。出獄後參軍，1946年作為口譯師參加了馬歇爾軍事調解團，後來抗美援朝，擔任停戰談判的翻譯，1954年日內瓦會議，以及1955年亞洲會議上擔任美方翻譯。艾克維爾於1983年去世。
《Faithful Echo》一書不能說是傳統意義上的回憶錄，實際上可以說是一本談口譯的專業書，隻是裏麵舉了很多例子，自然都是作者在翻譯工作中的見聞，而這些經曆，都與中國有關，也是我感興趣之處。本博文選這些具體事件的一部分，可以說是原文的一個很粗糙的編譯。書中涉及的中國人，主要有黃華，王炳南，普壽昌，葉劍英等，觀點僅是原書作者的觀點，但是敘述的事件，可能會對我們熟悉的事件，提供另一個角度的參考。另外，本博文中這些事件的順序，與原書中的順序不完全一樣，也不一定按時間順序。下麵【】括號中為我的解釋。另外，作者用Principal一詞，來指口譯師的頂頭上司，也就是他為之翻譯的那個人，可能是翻譯界的專有名詞，不知中文裏有沒有對應的詞，本文中翻譯成“譯主”，希望得到讀者的評論建議。艾克維爾認為口譯者，應該是譯主的忠實回音，而不能增減自己的任何東西，這也是書名的意思。
Faithful Echo by Robert B. Ekvall
Twayne Publishers New York copyright 1960 by Robert B. Ekvall
艾克維爾的陸軍檔案裏寫著：“無正規軍事訓練，很適合參戰。”
本書作者獻辭：“獻給你們，我的譯主們，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始終忠實於你們。”
本書由Arthur H. Dean寫前言，Dean即文中多次提到的迪恩，他是艾克維爾的譯主。在抗美援朝時，迪恩是美國國務卿助理（Deputy To Secretary of State），參加了談判。
下麵是他在前言中的一些有關內容：
中國人和北韓人從談判室的北邊進入，他們無權進入南半室，我們則從南邊進入，無權進入北半室。爐子在共產黨那邊，它要麽是完全罷工，要麽是讓沒有窗戶的帳篷裏熱得無法忍受。
黃華是中國共產黨的大使，他是個有成就的語言學家，他的翻譯普壽昌，是哈佛博士，他在哈佛的時間，與我的助手，Kenneth Young是同時期的學生。
這些談判常常變得白熱化，至少中朝方是這樣，中國大使會向美國發起攻擊或反攻擊，攻擊她的盟友，她的總統和她將軍們，尤其是她的夥伴南韓及其總統李承晚，每天都會將肮髒的字眼和稱呼加於代表美國，南韓和其它15個出兵的聯合國成員國談判的本人。
艾克維爾稱黃華能說標準英語，但是在板門店卻從未說過，我的記憶略有不同。黃華反複說，美國軍方在克拉克將軍指揮下與李承晚合謀在1953年6月，比停戰提前了約一個月釋放戰俘。那天晚上，我在帳篷裏就著昏暗的電燈泡，仔細查閱了克拉克將軍和中共李相朝（Li Sang Jo，實際上這個沒查到，到是有一個朝鮮將軍叫這個名字，隻是姓的拚寫是Lee）將軍之間的會談記錄，第二天，我引用了李相朝將軍對克拉克將軍的道歉，是李將軍首先對克拉克將軍提出上麵的那個指控。黃大使麵色變紫，用英語罵我，到那時為止他一直沒有說過英語，我立即恭維他優美的英語發音。
不使用同步翻譯並沒有向想象的那樣浪費時間，艾克維爾上校一般是在我耳邊低聲告訴我中方指控的大意，這樣我就可以寫出我的答複並傳給艾克維爾上校和韓語翻譯堪姆朋中尉，這樣他們就可以將我的答複翻成中文和韓語。
當這些指控變得越來越激烈快速，答複也就必須當場快速地完成，這就給翻譯增加了很重的負擔，他的嗓子發幹，舌頭也變硬。
狹小的談判桌兩邊的雙方翻譯的壓力很快就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很多時候，雖然我不知道中文詞句的精確含義，但是黃華大使說話的語速，他的臉麵的腫脹以及他脖子上和額頭上血管的擴張，已經足以說明他正在發怒並對美國及其盟友們進行猛烈的攻擊。
與共產黨談判的性質和方法總是很困難的。一般來說，在作出哪怕是很小的讓步以前，他們會發起一次攻擊，而且激烈程度逐漸增加。經常從他們正在進行的攻擊的激烈程度你就可以感到，他們就要做出讓步了。
我參加的談判中，也有過同步翻譯的經曆，幾個翻譯會同時翻譯同一個講話。有時，當一個共產黨方麵的演說家在慷慨陳詞的時候，你會聽到一位女翻譯的柔美的聲調，其效果常常滑稽。
【本書正文內容。先說說幾次艾克維爾比較得意的翻譯，政治氣氛比較淡】
我親身見證的語言的威力，不是在純學術性，不受幹擾的語言學試驗室的真空中進行，甚至也不在和平環境的勸說或輕鬆的尋找事實的過程中。最震撼的經曆，來自危險或災難性的時刻，當中國的匪徒們在我的虛張聲勢之下前移開槍口，轉身離去的時候，更突顯語言的力量。我的聲音在黑暗中，鎮定地說著匪徒們的方言和黑話，在回族馬家軍的騎兵將要搶劫的城市裏大街上，讓他們硬生生地停了下來，並且從躲著兩百多漢人的院子前退去，這些漢人嚇得六神無主，以為這次死定了。也是語言，粗糙的髒話中夾雜著儒家的成語，能使一心複仇的漢族民團從藏有幾十名回民婦幼的大門前止步。我就坐在那個大門前，膝蓋上橫著一支步槍，但是卻是語言說服了領頭的軍官，帶著士兵們離去。
那些年裏，一次又一次我發現，生死大事，就懸在一句話乃至一個成語之間。語言能打動人類共有的驕傲，遵重，幽默感或良知，也可以一觸即發或懸崖勒馬。語言是人類之間的通用鈕帶，最有力的武器。最後一道防線，往往隻是一句說得恰到好處的話語。
幸好我的所有語言方麵的經曆並不都是與危險或危機有關。一個寒冷的黑夜，一家中國旅店老板被一名旅人說服，打開店門，在火把的照耀下，卻發現來者竟然是一個“洋鬼子”，我至今還記得那個老板臉上的驚奇。我也記著，在一條土路上，一個西藏難民停下她的馬，向我敘述她的部落抗擊漢人軍隊，被打敗後逃亡的細節，還回答我的問話，以為是在跟一位同胞搭話，直到她注意到我的藏式大帽子下的金發碧眼。她以為是活見了鬼，嚇得一句話沒說完，就拍馬狂奔，絕塵而去。
1944年春，也正是我的中文知識，讓正在尋找會說中文的美國人來幫助他在緬甸的軍事行動的史迪威將軍招募我加入美國陸軍。史迪威本人能說流利的中文，也知道語言的力量，他的參謀長，波特納將軍（Boatner），也說一口中文，在華盛頓找到了剛從印度支那的日本人監獄歸來的我。
然後我就成了一名上尉，來到緬甸，我在西藏當傳教士時學來的生存技能起了大作用，甚至射擊和清洗槍支的知識也在指導突然投入戰鬥的廚師和文職人員時發揮大用。後來我指揮一個連的步兵，我們需要把炮彈和機關槍子彈送到前麵去，我的中文使我能向每一隊經過的中國遠征軍求助，直到招集到足夠人員幫我把彈藥扛到我的隊伍的前沿。
在抗日戰爭的緬甸時期，熟悉中文，尤其是中文裏的俗話俚語，在我需要搭建一個以竹子為材料的建築結構時，幫助我從中國遠征軍第六軍的士兵們贏得他們的信任和非常熱情的主動性，表麵上說，那裏沒有用於搭建房子的竹子，我用中文給士兵們進行了動員之後，第二天黎明，他們就把所需要的竹子都湊齊了，雖然一兩天後，英國市政官員到處尋找一批從他們的倉儲中神秘失蹤的竹子，同時，我們的指揮部的房子建起來了，讓還正在通過各種渠道找竹子的美國軍官很驚奇。
另一次，我作為傳令官（Officer-messenger）到前方指揮部所在地，任務是通知某中國部隊的指揮官，他的部隊在前一天的進攻中的表現令人很不滿意，他們必須得改進，否則要受懲罰。我沒有帶翻譯來幫我修飾波特納將軍的命令中的激烈的言辭以免指揮官丟麵子，但好處是我在傳達命令的時候沒有第三者在場，也就沒有其他人會事後到處向無關的人員傳播誇大版的訓斥。
再一次，在1944年下半年，我受命組織兩個師的中國軍隊搭乘飛機，飛過駝峰（Hump），登機時間是在夜裏進行，沒有燈火，以防日軍轟炸機來襲。黑暗中也不能打手勢，信號乃至麵部表情，隻有通過語言。一隊隊士兵從塹壕中以官方宣布的“有史以來最快的登機速度”進入機艙，這也是語言能力的驗證。
但是，在所有這些工作中，語言是一個有力的輔助工具，但語言自身，既不是問題所在，也不是問題的答案。 在一半坑道，一半沙包堆成的緬甸密支那機場邊上的行動部隊指揮部裏，每天下午5點鍾召開軍官會議。參加的是一批各種各樣奇奇怪怪的軍官：有指揮中國軍隊把戰壕挖到日軍陣地前的；有營養不良，麵黃肌瘦，飽受痢疾折磨的Merrill’s Marauders【美國陸軍一支善於長途奔襲，敵後穿插的部隊】的指揮官；陣地周邊英國防空部隊的指揮官；空軍指揮官。
參謀長說英語，指揮空軍，炮兵和迫擊炮的軍官們也說英語，Merrill's Marauders指揮官也是，他的巡邏隊總是搞不清在黑暗的叢林中聽到的是誰在低語，他們發誓說有的時候，日本鬼子說中文，還有一支巡邏隊很自信地回答他們認為是中文打招呼，結果卻招來近距離的自動武器還擊。而其他的前線指揮官隻說中文。夾在這兩組人之間的是官方翻譯，年輕的中國學生，他們的英語知識各不相同，有些非常有水平，但即使是完美的課本和教室英語，也會在遇到美國俚語和俗話時卡殼，更不用說軍官會議上的軍事術語。
從5月初成功襲擊飛機場，到8月3日圍困的最後一天，整場密支那戰役是大混亂和計劃不如變化的經典戰例。這在大量官方報告和研究中都有記錄，加上個人回憶錄的批評。責任從華盛頓一路追到蒙特巴頓在斯裏蘭卡康提的司令部，直到重慶的陰謀。但是在戰場上，懂中文的波特納將軍很聰明地估計某些混亂源自軍官會議本身。出於這個估計，我被派給最重要，也至少是最讓人頭疼的任務。
“把你耳朵支在沙包上--我不想讓你到裏麵去，或者很顯眼。一旦翻譯上有錯誤或者漏譯，你就立即打斷，給予糾正。”這樣，我不是變成翻譯，而是翻譯的翻譯，還得保持低調。
這是一個不討好的活。自然，所有翻譯都恨得我要命，他們利用各種機會想把我趕走。他們的譯主們--或者是一名參謀飛快地解釋一個戰況或作戰計劃，或者是一支部隊的指揮官在詳細說明他的困難和他的傷亡--都不是善類，對打斷他們講話的人沒好氣，波特納本人也會氣得臉通紅，他的“好啊，艾克維爾”聽上去常常就象軍事法庭的判決。可是盡管這樣，檢查再檢查的效果還是被事實肯定了。
參謀長在解釋一個進攻計劃，他的教鞭在牆壁上的形勢地圖上不斷移動：“敵方位置，X點將被包圍，進攻時，我們用迫擊炮和大炮加上飛機阻擊他們的增援部隊。38團的第一營用兩次各一個連的兵力衝鋒，在0745時間的一波炮擊後開始進攻。他們要把敵人打散，然後挖戰壕，采取所有防禦措施，守住陣地，打退敵人的反衝鋒。”就在翻譯開始翻譯的時候，他又低聲加了一句：“別象上次那樣，在日本鬼子反攻時丟了陣地。”
這時自我發揮的中文翻譯已經開始了。“美國參謀長說了，38團第一營派兩個連，在0745的炮火後突擊，把敵人從地圖上顯示的X點擊退。在迫擊炮，大炮和飛機的轟炸下，這就象一個盒子一樣，部隊要守在那裏。”
我用英語打斷，“翻譯得不準確也不完整。”然後用中文再說一遍，“翻譯，不準確，不完整。”
參謀長一下直起了身子，中國軍官都轉過來把有點奇怪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或者與他們的翻譯低語；Merrill’s Marauders的指揮官抱怨道：“哦，上帝，難道我們就不能用英語打場仗嗎？”波特納將軍的後脖子漲的發紫。不管他們怎麽發火，我還得用中文繼續，我的音調在強調被省去的部分：“糾正：在進攻的時候，那個陣地要用迫擊炮和大炮以及飛機的轟炸把它從四麵八方給切斷，防止增援部隊，我們的部隊要挖戰壕采取所有防禦措施，打退反衝鋒。”
問題和回答，否認和澄清。這個已經說過了，這個沒說過，再說一遍。但是經過第一次的爆發，波特納將軍的脖子已經沒那麽紅了，中國軍官們也很專心甚至很理解地點著頭。
在討論一場進攻（戰場上的每一個誤解都會付出傷亡的代價）的得失的軍官會議上，這時你要打斷別人的說話，不那麽容易。我擦了擦臉上的汗，等待著下一個錯誤或省略，同時在想，不知某人某時會對我發起攻擊。
一次，軍官會議比較簡單，沒什麽複雜性，進行得也很順利，沒有中斷，我很輕鬆地靠在沙袋上，總算沒引人注意。但是波特納將軍在退場的時候衝我嚷嚷，“媽的，艾克維爾，怎麽回事，睡著啦？”
我算是兩頭討不了好了，不管我說還是不說都不對。不過，我還是按照命令，一直在打斷每天的例行軍官會議，直到密支那陷落。這也是為我在板門店的談判作了鋪墊。
緬甸之後，我去了重慶，擔任美軍指揮部與中國軍事情報部門的聯絡官。每周，中美聯合軍官會議在魏德邁將軍的美軍總部舉行。我已經不再是翻譯了，因為在這個層次上，隻用最高水平的翻譯，他們的表現非常出色。隻是，他們是嚴格的公事公辦，也就是說，他們隻翻譯官方發言。但是，聯席會議上，並不是所有話都是官方發言。
會上，魏德邁將軍，或者他的授權發言人，代表美方發表聲明或提出建議。相應的中方官員給以回答，是同意，婉轉表達的不同意，或者是就美方建議針對性地提出中方的建議。在這個回答說出來之前，甚至在形成一個答複的過程中，桌麵上的中國軍官們會進行快捷的交流和低語，正式答複被很準確，乃至很出色地翻譯出來。但是沒人被要求，實際上也沒人去翻譯那些說得很快的交流和低語。這些話卻是另一番特色，以為沒人聽得懂，所以也就坦率，沒有忌憚，往往與正式的最後官方表達有區別。官方回複也許是模糊或者不肯定的，但是正式回複之前的私下評論卻可能是嚴厲的批評，表現出懷疑和敵意。有些人表麵上對美方政策未作支持的表態，私下卻可能表達出強烈的親美傾向。還有些人在公開場合的教養幾乎無懈可擊，卻在低聲交流中表達出尖刻地批評和深深的懷疑。
一天，這些低語又長又激烈，我悄悄地告訴魏德邁將軍和他的情報官員這些用中文進行的談話的大意。從這天開始，當中國人之間互相低語的時候，我也向魏德邁將軍悄悄地提供中國軍官們之間互動的第一手資料。這是翻譯的新手法，也是通向板門店的另一步。
一次在板門店，1953年秋天的一次政治預備會議上，迪恩大使的開場白是一句簡短的美國土的掉渣的習語：“let’s take first things first.”他停下讓我翻譯。就那麽一下，電光火花，可遇不可求的靈光一閃，孔夫子《大學》中的八個音節跳出我的嘴唇：“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句的一種經典英譯是：“To know what is first and what is last will lead near to the Great Learning.”但是在日常用法中，迪恩大使說的比我能整出來的任何翻譯都更真實，因為我隻是在凝聚自人類日常體驗的智慧海洋中取一瓢飲而已，在這種智慧裏，一句日常俚語說的，和久於兩千年的哲學裏的一行古文表達的竟然是同一個意思。
一個非常生活化的當代美國英語，可能會翻成兩千多年前孔夫子一位弟子的古老的短語。而蒙古的一位活佛，用藏語說的一句話，則可以用英語詩人的一行詩來匹配。
我在北京【1946年】認識了一位海軍陸戰隊的情報官，叫麥克，我在一次多語種雞尾酒會上見到他，在雞尾酒會上隨意的談笑中，一位蒙古格格（那時是法國總領事的妻子）和我卻反其道而行之，不顧周圍那些她也都熟練的英法語和中文，而選擇用藏語互相敬酒。過了一會，在邊上站了一會的麥克憋不住他的好奇，問道“你們在說什麽語？”，告訴他之後，他很佩服。交談了一陣，我們發現我和他都喜歡英語詩人，於是我們倆退到一個角落裏，在一杯飲料的時間裏，互相從喬叟到吉卜林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誦著，直到分手。
兩天後，他打來一個電話，問我能否幫他一個忙。他正在與一名所在地未知的蒙古活佛接觸，他可能有有價值的情報，但是語言問題非常突出。他一直在使用當地中國政府提供的兩名官方翻譯，一名從蒙古語到中文，一名從中文到英語，但是這種雙重翻譯，加上他懷疑官方的壓製和歪曲，使得與活佛的聯係基本上沒有什麽成果。但是，一句不在意的話透露活佛在西藏待過，這就暗示他可能會說藏語，所以請我來試試他。
出於他自己的考慮，活佛可能原來認為與美國人的接觸是有益的。但是當我見到他的時候，從他臉上表情來看，他顯然已經肯定，這兩個中國人夾在中間，他和美國人的互相理解是不可能的了。他瞟了我一眼，又是另一個聽不懂的蠻夷之人，沒興趣。然後我用藏語問道：“敢問五智佛化身是否說藏語，”，他一聽之下，立刻活躍起來。他的藏語很流利，而且，我們居然都說西藏東北部的同一種方言。於是我們倆互相問候，聊了一會。邊上短路了的官方翻譯臉上的震驚和聽不懂的表情真的很有喜劇效果。兩人中負責的一位馬上又恢複過來，用中文對中-蒙翻譯說：“告訴喇嘛不要跟美國人說任何重要的事，他最好通過我們發表言論。”他有點大意了，以為在場的美國人都不懂中文。我覺得此時最好還是點破他，我用我所知道的最禮貌的語言告訴他：閣下太辛苦了，您給了我們很大幫助，我們不能再占用您的寶貴時間了，您肯定還有重要的事要去忙，我們就不再留您了。
說了再見，他們很快退出之後，就隻有我和麥克跟活佛在一起了。“先問問他從哪兒來”。活佛回答了，麥克迫不及待地問：“他說什麽，他說什麽？”我的回答讓他吃了一驚。“忽必列汗在上都曾經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樂殿堂”（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 ）“見鬼！”他停下不說了，但是嘴還張著。蒙古活佛用藏語說的是：“從昌都來，你知道的，就是忽必列汗建了一個夏宮的地方。”我引用的詩的意思相當接近。不過直到那一刻，我從不知道柯勒律治在寫那首詩之前對史實作過研究。
1953年感恩節前幾天，板門店的正式討論中間，迪恩大使突然講起“險峻，布滿礁石的海岸”的故事【這應該是指“五月花”的故事】，以及感恩節的由來，他以這樣一句結尾：“每一年，當大熊星座低垂北方天空的時候，美國人就把這天定為向上帝感謝一年的豐收的日子。”說完他提議感恩節休會一天。“北方天空的大熊星座”的雙重含義讓屋裏的所有美國人都會心一笑，因為在很多次會議中，中國人總是被諷為某個更大的主子的小卒和傀儡。就在我正準備翻譯的時候，一個更完美的中文雙關語湧上來，脫口而出。中文的“大老熊”和“大老兄”的發音是一樣的，因此英文裏暗指蘇聯的雙關語就應運而生。望著懂英語但在迪恩大使說話時毫無表情的黃華，我開始了翻譯：“當大老熊掛上北方的天空。。。。”我看到他上臉表情有了變化，其他中國人也是。我把英語的指喻轉換成一個完美的中文雙關語。即使在不同語言的混雜中，臉上的那麽一絲微笑還是能把人類成員們聯係起來。
板門店迪恩-黃華會談時，一天黃華把責任推向聯合國方麵，突然引用了一句中國成語：“吃羊肉，惹一身腥。”（不知是不是這句中文，書裏的原文是Having eaten mutton the entire body exudes.）他的翻譯，是個有些神經質的上海青年，我們私下叫他“上海小孩”，他擅長使用所有會議慣用語，但是聽到這個俚語，他的臉上肌肉跳動，不知道該怎麽翻。猶豫了一會，他冒出一句：“當你吃羊排，你的身體發臭”。（“When you eat lamb chops your body stinks.”）雖然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但是原話的那種諷刺性的雅致全沒了。迪恩大使樂不可支：“你提到羊排，我才發現午飯時間已經過了，我還真餓了，正想來幾塊羊排。”我向上海小孩露一手的機會來了，我告訴他羊肉和羊排的區別。我仔細地向他描述中國的羊排應該是什麽樣的：“你說的是切成塊的羊羔肉。”黃華這時也微微地笑了，上海小孩整個傻了。
當尋找與某已知概念的定義相匹配的詞的時候，中文的資源要比英文要寬廣。由於其奇特的結構，可用於外交需要的中文資源非常豐富，隻是有些零散。中文裏的反義詞互相搭配來表達某種性質：長短表尺寸，輕重表重量。四個音節的成語在中文裏非常多，還可以縮成兩個字，用的最多的，是同義詞重複以使誤解成為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