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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宋慶齡接受斯大林和平獎,蘇聯作家Ilya Ehrenbourg專程來北京頒獎。和平獎的10萬盧布,宋慶齡捐給了中國福利會。
北京1951年,宋慶齡與Pablo Neruda智利詩人聶魯達。聶魯達是諾貝獎獲得者,同時又是共產黨人,所以中國人對他介紹的比較多,還有一部意大利電影《郵差》是以聶魯達為主要人物(但據說情節是虛構的)。聶魯達與宋慶齡的交集,在於1951年,那年宋慶齡榮獲斯大林和平獎,聶魯達和蘇聯作家Ilya Ehrenbourg到北京來給宋慶齡頒獎。
頒獎第二天,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舉行宴會慶祝。正宴結束,喝咖啡時,宋慶齡要抽煙,拿出一個鑲寶石的金煙盒請聶魯達欣賞,宋慶齡說,這煙盒是為了生活中一段非常重要的記憶,聶魯達看過後還給了宋慶齡。喝完咖啡,大家起身離開時,宋慶齡可能是忘了(我們都會有這種情況),望著聶魯達說,我的煙盒呢?聶魯達明明記得已經還了,但還是幫她找,最後,宋慶齡在自己的包裏找到了煙盒,鬆了一口氣,又露出笑容,聶魯達說,他好長時間都笑不起來了。
這段小插曲,讀自聶魯達自傳的英譯本(Spanish to English by Hardie St.Martin, Fr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1974)。聶魯達後來又訪問了一次中國,但是兩次訪問都有令他不愉快的事情。比如他要出去買襪子,中方接待人員說研究,最後是有車開道,轟轟烈烈地來到商店,然後陪同下車,商店清場,店員夾道歡迎,弄得聶魯達低著頭,買了襪子後逃跑般出了商店。另一次是他想出去吃中餐,結果也是,中方不讓,還是聶魯達發火說要回巴黎,在巴黎吃中餐沒問題,結果也是大張旗鼓地開車去離旅店不過300米的飯店吃了一頓烤鴨。
但是聶魯達還是對中國說了不少好話,比如他說中國孩子是最可愛的(這一點幾乎是那個時代到過中國的老外的共識),說中國老百姓的笑純樸自然(他也提及官員的笑,那是另一回事了。)。他的自傳,應該寫於1970年代,那時中國已經進入文化大革命,聶魯達對此有所風聞,也沒忘了舊事重提,調侃一下宋慶齡: Now I have an idea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robably relieved her of the lovely gold cigarette case for good.
照片來自愛潑斯坦的1993年出版的英文書《Woman in World History: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 Ling 》
1949後她應該去台灣或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