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政府當局有時悚然惶恐，或者對於猶太人所攻擊的人竟加以迫害，希望幸免於猶太報紙的攻擊，這種事件在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看起來，那是完全為了政府威信和安寧秩序的緣故。
如果我們來回憶著德國崩潰的原因，那麽，他的最要的一點，當然是未能認識了種族問題的猶太人的險惡，這兩得以的都為更甚。
一九一八年八月，我們自然是敗於疆場上了。
但是，我們對此還易容忍；因為推倒我們的並不是失敗，實在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剝奪了我民族的本能和力量。以致釀成了這次失敗的勢力的。
舊帝國既對於維持我國的種族基礎問題不加以注意，所以對於我們在地球上維持生存的唯一法則，自然也忽略了。
純粹的血統的喪失，已經使這種族的幸福永遠受到了破壞，現在竟是愈趨愈下，這影響便永遠沒有離開身心的一天了。
因此，一切改革的企圖，一切的社會事業，一切的政治勢力，各種經濟繁榮的增益。
以及各種科學知識和長進，一切和一切，完全付之於流水。
而維持我人繼續生存的民族及其組織——就是國家——不但不能日進於安全，反而日見衰敗了，舊帝國的光榮燦爛，也不能掩住了其內部的衰弱，而振興帝國的一切企圖，次第的宣告了失敗，這都是因為不注意這重要的問題的緣故。
一九一四年八月。我民族所以沒有作戰的決心的緣故，便是為此。
因為這次的戰爭為我民族的自衛的本能和破壞我民族團體的馬克斯主義和和平主義的相遇時的最後表示。
但是，在這危急的時候，國人既不能認清了內部的仇敵，一切的抵抗，自然完全沒用。
上天並不來褒獎勝利者，而是要循著報應不爽的定律的。
十二章 民族社會主義
我現在來敘述我黨發展的初期，並且再來簡略的敘述一下和它相關的事件，我決計不想來涉及本黨的理想目的。
因為，如果把本黨的目的來一一說明，那就得要占去了一冊的篇幅了。
因此我想在下編中來詳細的談論一下本黨的黨綱，決定黨綱的原則，並且再就我們的見解去說明“國家”這個名詞的意義。
我這裏所說的“我們”是指幾十萬的群眾而盲，他們的希望，大都是相同，不過他們苦於不能說出他們的意思而已。
在一切重大的改革之中，起初都是由一個人勇往直前的來作戰士，而在後麵附從的人那就有了不知億萬，這確是一件大注意的事。
這種改革的目的．潛伏在數十萬人的心坎中，經過了幾百年，方才有人崛起而宣布這一致的要求，自己來擔任領袖，促其實現。
現在，群眾們的憤懣，就足可以證明了他們的心目中都具有的徹底改革現狀的勢望；有許多人厭惡著選舉，還有極端的瘋狂般的左傾的人，也可以作為佐證；他們就是新運動所第一應該顧到的。
我們要恢複我民族的政治力勢力，第一個重要問題，便是應該先恢複我民族自衛的欲望。
經驗告訴我們，對外政策的建立，以及國家強弱的判別，根據於現有的軍備者少，而根據於民族的顯著或是潛蓄的抵抗力者多。
因為同盟條約，是人所締結的。
因此像世人都認為英國人的指揮和精神，很是果敢堅毅，那麽我們仍鈄把英國民族看成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同盟者了。
因為他們一經奮鬥。
就立刻決定殫精竭力，不惜時間和犧牲，來達到他們所期望的最後的勝利。
從這地方，就可以見到一國的軍備，不必隨時和他國成了任何樣的比例。
要把德國的目的自治國家的新運動再建立起來，必須要集中力量。博取群眾的擁護。
我們所說明“民族資產階級”是絲毫沒有希望，而且很缺乏愛護民族的熱忱．凡是對內對外的強有力的民族政策，無疑的，必定要受到他們所對。
德國的資產階級，他們很是愚昧無知，在自由解放之前，曾用消極抵抗的態度去反對畢士麥；因為他們素以怯懦著名，所有我們也不用去怕他們有了那樣的積極的反對。
但是，就國內一般具有國際同情的群眾而論，那情形又不同了。
不但是他們的本性傾向於暴橫的觀念，就是做他們領袖的猶太人，也是愈來愈殘暴了。
除此以外，凡是一種運動，出於自衛機的，必定要被些背叛民族的黨魁所反對仇視。
如果日耳曼民族要恢複過去的地位，必要首先來製裁這輩禍國的罪魁，在鈄來的法庭之中對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事件，將不再作為通常的國事犯來審判，而作為背判民族的罪來審判。
因此，不論是那樣的恢複德國的獨立的思想，必定和恢複我民族的堅強的意誌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的。
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我們已經看清楚了新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須喚醒群眾的民族觀念。
從策略上說，有下麵的許多要求，由此發生。
(一)要使民族運動能夠吸引群眾，就應當不惜任何重大的社會犧牲。
但是，運動的目的，既在為德國民族而喚醒德國的工人，那麽當民族生活的維持和獨立還不曾受到威協的時候，經濟犧牲性，自然還不曾到了必要的時候。
(二)要使群眾民族化，那決不能去用敷衍的手段或是客觀的和平表示所能成功的；唯有毅然決然地把全力集中在這種目際上。
大多數的民眾他們並不是大學教授或是外交家。
一個凡是要想得到民從的擁護必須知道用那一種的秘鎖，才可以去啟發民從的心靈。
此種秘鎖，並不是一客觀的力量，而是一種決心和毅力。
(三)如果我們為了的目的，積極的指揮著政治鬥爭同時再努力於消滅敵人，則我們必定能夠獲得群眾，這是毫無疑義的。
群眾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去和那目的顯然相反的人握手言歡，這決不是群眾所能懂得的。
他們隻知道強勝弱敗而已。
(四)如果要把某一階級列入於民族的全體，或是納進國家，這方法並不在貶抑上等階級，而他在提高下等階級。
但是擔負這種責任的，那決不是上等階級，而是正在爭取平等權的那個階級。
現在的中等階級，他們能得參與國事，這並不是賃藉了貴族的幫助，是靠著他們自身的實力，以及他們領袖的領導。
要使現在的工人，去接近民族主義的國民團體，其中最大的障礙，並不是階級的利益，而是國際領袖的態度，因為這輩的國際領袖，他們是仇視著民族和祖國的。
那些工會對於政治和民族，如果是具有狂熱的民族觀念的話。那麽工人會可以使無效的工人一變而為民族中的最優良的分子，並且和各處純粹的經濟鬥爭，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倘使一種運動，要使德國的工人傾向於自己的民族，並且對瘋狂的國際主義，加以鄙棄，那麽，必須切實反對那些大雇主所取的態度，因為雇主把民族的意義，認為就是雇工在經濟方麵應該屈伏於雇主之下的。
如果工人不尊重公共的幸福，不維持民族的經濟，隻知靠著他自己的強力，橫肆要挾，那麽他對於民族所犯的罪，實不下於雇主以殘棧的剝削手段，去蹂躪民族的勞動力，從他們的汗血中去榨取厚利。
因此這個新興運動的同誌的來源，第一便是工人團體這種運動的任務，是在使工人們脫離遇妄的國際主義，從貧困的社會之中使他們解放出來，從不他們低落的文化這中把他們知識增高起來，且能在團結完善、和充滿丁族感情及熱望的社會中去成為一種主要的分子。
實在，我們的目的，並不願意在民族的壁累之中欣起了變動，而是要使反民族派的人員改變了他們的態度，我來信奉我們的主張。
整個運動的方針，對於這原則是極關重要的。
這種一貫而明顯的態度，必須要表現於史黨的宣傳之中(這態度是宣傳者必須具有的；宣傳的內容與方式，必定要能夠感動群眾，並且再觀察其實際的成績是怎樣，那才可以測驗這種宣傳的是否正確。
在群眾的大會之中，效力比較最大的是演說，這演說並不在能感動知識分子，而是在能投合群眾的意思。
要使政治達到改革運動的目的，我們決不能單由苦心勸導。或是感化當局的方法便並能到目的的。
唯一的方法，便在奪取政權。
然而，僅僅把政局，變動了一下，因而便取得了行政權，這是仍能認這種“苦跌打”(Coupd’etat)為成功的。
必定要革命根本目的和意誌完全已經實現；而且為民族所造的福利較舊時代使大家所享受的為多。
一九一八年的秋季像盜匪行為的德國的革命暴動，根本不足以語比。
但是假如奪取政權，是實現改革的前提，那麽把改革作為目的的運動，在開始的時候便當為民眾運動，而非文人的茶話會和遊藝會．
這個新興的運動，在本質和組織上雖對義會加以反對，但是，在原則以及和黨的組織上，便否認取決於多數的任何的原理，這個原理的含義，謂領袖如果是僅僅維持秩序和執行他人的命令和意見，那是對於他的身價有損的。
依照了新運動的主張，不論事件的大小，領袖是具有絕對的威權，並且還負有完全的責任的。
把這種原則去貫徹於全黨，並全再推行於一國，那就是新運動主要任務的一種。
最後這種運動，它認為它的任務並不在恢複那—種特殊形式的政府而去反對其他的政府，它是在創立民主政權和君主政體所依著維持的基本原則。
它的使命，並不在建立一個君主政體，或是一個民主政體，而是在創立一個日耳曼的國家。
這種運動的內部組織，並不是一個原則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便利的問題。
最優良的組織，必須使領袖和黨員間的隔閡盡量的減少，因為組織的使命，是要把一個確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是常在一般人的腦中造的——輸入民眾的腦海中而促其實現，在黨員增加的時候．必須要成立支部；這支部便是將來政治團體中各地的細胞組織。
這各運動的內部組織，應當依照下列的綱領；
首先把全部的工作集中於慕尼黑一地。
訓練忠實黨員，並建立一學校，以便為這種理想作將來的宣傳。
把現在在這裏所得的顯著成功，作為將來取得必要威權的手段。
在慕尼黑中央領袖的權威已經得到了絕對的公認之後，於是再來成立地方的支部。
做領袖所需要的資望，不但是意誌，並且是才能，由才能所生出的力量，較之由純粹的天才所生出的力量更為重大才能意誌和堅忍三件事完全集於一個人身上，這人便是最良好的領袖。
一種運動的將來，是有賴於從事運動者的狂熱(甚至是偏激)．他們把這運動當作唯一的正當的運動，極端反對那性質相似的其他的組織。”
如果說，一種運動和他種運動聯合起來，便可以增加力量，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雖然這種運動的目的也許是相似。)我向來承認運動數量的增加，便是範圍的擴大，但是，那些淺見的入，在他們的眼中看起來，以為就是勢力的增強；其實，徒使這運動的本身。孕育著衰弱的種子。
凡是一種理想所寄托的無論什麽組織，它的偉大．就是在於他的宗教狂熱和那能容忍的固執的精神，他們攻擊其他的組織，堅信著人家都是不對的隻有我是的。
如果理想的本身合理，並且以這種武器，那眾。這理想，奮鬥於世界之上，必定是所向無敵的。凡把壓迫加之於這種組織．那是恰好使其內部的實力增加。
基督教的偉大，並不在於委曲求全而使教義和古代類似的哲學思想相調和，是在於他們對於本身的教義，努力於堅決和狂熱的宣傳到及辯護本黨的同誌加於民族敵人的一切仇視以及這種仇視的表現用不到驚奇看作這是平常而當然的事。
因為謊言和誹滂根本和這種仇視的表現是不能分離的。
不論是那一個，凡是不受猶太報紙的攻擊、誹謗和汙陷的，那麽這人便不是真正的日耳曼人，不是真正的民族社會主義的信徒。
欲判斷他的意見的價值，信念的確否，以及意誌的強弱，完全可以用我們民族社會主義的信徒。
欲判斷他的意見人價值，信念的確否，以及意誌的強弱，完全可以用我們民族的公敵對他所示的仇恨來做最適當的標準。
我黨必須竭力從種方麵去提倡尊重人格，並且還須牢記著下列的各點：人類的一切價值，完全是萬之於人格之中；每一個理想，每一件事的成功，便是一個人的創造的結果；崇拜偉大，不僅是對於偉大的羨慕而已，而且是團結一切羨慕偉大者的連鎖。
實在，人格是沒有什麽東西可以代替的。
我黨運動的初期，因為聲名未著，所以常常被人忽視，因此曾感受縣極大阻難，能否成功，便成為極可疑的問題了。
凡是一切有牽涉我們的事，民眾是什麽都不知道的?
在慕尼黑，除了少數的黨員和共極少數的熟人以外，競沒有人知道了我黨名稱。
因此，要擴充這一個小小的集團，吸收新的黨員，使我黨的名稱傳聞於世上，就成當時的要務了。
為這緣故，我們便每月開會一次，後來每兩星期開會一次。
開會的通知書，一部份是用打字機印成的，一部份是用手抄寫的。
我記和有一天我親送出去的通知書有八十份之多，當晚，我們就告候著群眾的蒞臨。
把開會時間延遲了一小時以後，出席者還僅僅隻有七八人；於是主席宣布開會。
但是開會以後也不會再有人繼續的來到。
於是我們幾個窮人，大家來捐集一些微款，設法在當時獨立的慕尼黑觀察報(Munchener Beobachter)上刊登了一個通告開會的廣告這一次竟獲得了意外的成功．
我們預先租好了一間屋於作為會場到七點鍾的時候，出席者達一百十一人，於是立刻就宣布開會。
先由一位慕尼黑的大學教授致詞。
次由我來演講，我演講曆時三十分鍾。
我久已自己感覺到有講演的天才，不過不敢確定，這一次便證明了。
在三十分鍾之後，這一產小廳中的聽從，經了我的激動，大家極為興奮，仿佛是受到了電流般的，竟會因了我的演詞而使他們自願的來捐助三百萬馬克，作為會中的一切費用，這件事實在使我的心中大為安慰。
在當時，我黨的主席哈勒先生(Heer Harrer)，他原本是一位新聞記者。
此人常識淵博，但是，可惜缺乏做黨魁的能力。
他不能來向群眾和為講演，他的工作雖然確切謹慎，但是因為缺乏說話的天才，所以沒有特別動人的力量。
安頓·德萊克士勒先生(Heer Anton Drexer)在當時是慕尼黑地方支部的主席，他僅僅一位工人，既不是演說家，又不是軍人。
而且他從來不會在戰場上服役過，他除了生性優柔寡斷之外，又不曾受過剛毅果敢的訓練，因此，他們兩人，對於不論那一種的運動都不能使人發生狂熱的信仰獲得成功。
我本人在當時仍舊是一個軍人．
凡是一種運動，它所標榜的目的，如果是在博取群眾的擁護，那麽欺騙民族的馬克斯派，必定對它有所仇視，因為群眾向來不去聽命於國際馬克斯主義和猶太交易所的許多黨派。“德國工人黨”之名稱，它的本身就是富有刺激性的；
一九一九年整個的冬季，我們的奮鬥，就是在鞏固新運動製勝力的信仰，並且使之成為狂熱而有移山的力量。
在達好埃兒街(Dachuerstrasse)“德意誌”(Deutsehes Reich)大廈的聚會，又證明了我的主張是不錯的。
當時出席的人數，已經超過了二百，我們在經濟上的以及和民眾方麵的成功，那是十分光榮的。
十四天後，到會者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四百人了。
我們這個新興的黨所規定的黨綱中，不用“民意”(Volkisch)一詞，這是很有理由的。
因為這一個字的概念漫無限製那種表示，不能作為任何運動的基礎；而且對於這一個名詞所隸屬的人，也是沒有一定的標準。
因為概念在實際上是模糊，而很難確定的而且解釋紛歧意義廣泛，被人濫用，是有著很大的可能性的。
如果把這種含糊不定解釋紛歧的概念用之於政治鬥爭，那麽勢必破二了鬥爭中有著共同的目團體。
所以要達到這種目的，決不能任務人去自行決定其誌願和信仰的。
我鄭重地來警告，這個新運動不要墜入敢所謂“靜默工人”的陷阱中。
他們不但是懦弱卑劣，並且還無能懶惰。
一個人能夠十分明白一件事的危機和捕救方法的，他們責任並不在“默然”著去工作，而在公然的鏟除罪惡力謀捕救。
如要他在這方麵遭到了失察，他便是一個不幸的疏忽職責的弱者；這並不是由於懦弱，卻是由於懶惰和無能。
這大多數的：“靜默工人”通常所做的事真使人莫名其妙。
他們既是毫無能力了，但是還要用飾詞來欺世人；他們既是懶惰不堪了，但是，還要自誇從前的靜默工作，使人認為他們是十分勤奮的。
總而言之，他們的欺世盜名實在是政治上的投機份子，而且還仇視他誠實的工作。
不論任何的煽支家。他如果有勇氣在酒店中和他的敵人對抗，毅然的為自己的意見申辯，那麽，僅僅這一個人的影響已經勝過一千個鬼鬼崇崇而狡猾的偽君子了。
在一九二○年初，我就堅持著要舉行第一次的群眾大會。
在那時我們黨中的主席哈勒先生不讚成我所定下的時間；他就自動辭職了，於是由安頓·德萊克士勒先生(Herr Anton Derxler)繼任。
我自己則擔任宣傳工作，努力進行。
第一次的群眾大會，我們定於一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舉行，當時我黨還不大著名，我乃親自安排一切。
我們選定了一種紅色，因為這種顏色最能惹人的注意，並且還能使敵人受到一種刺激，給他們一個深刻的印象。
七點半鍾開會，在七點十五分鍾的時候，我走進慕尼黑卜拉茨爾(Platzl)的霍夫布洛伊大廈(Hoftlauhous)的禮堂，真是快樂得心花怒放。
在禮堂(當時我對這禮堂覺得很大)中擁擠不堪，容有近二千人的聽眾。
第一個演說者說畢了，就接著起來演說。
在幾分鍾之後有一部分聽眾對我鼓噪，禮堂中當場發生了騷動；少數的武裝同誌和其他的黨員起而加以製止，並設法使秩序恢複。
於是，我乃繼續的進演，在半小時之後，喝彩的聲音，已壓倒了喧嚷和叫罵的聲音了最後，我把二十五條逐條的解釋禮堂中在我前麵的群眾，已經一致的新覺悟、新信仰和新意誌了。
熱情燃起了烈火，烈火煉出了寶劍，決心為德國的西格弗裏特瑤(Germanic Siegbried)恢複自由，並且為日耳曼民族恢複生命。
在下編中我將把決定黨綱的原則來詳為敘述一下。
那班所謂知識階級的人，他們吹毛求疵曾經給我們以訕笑和揶擒。
但是，我黨黨綱的成效，就已充分證明了我們在那時的見解是正確的。
（未完待續）
如果我們來回憶著德國崩潰的原因，那麽，他的最要的一點，當然是未能認識了種族問題的猶太人的險惡，這兩得以的都為更甚。
一九一八年八月，我們自然是敗於疆場上了。
但是，我們對此還易容忍；因為推倒我們的並不是失敗，實在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剝奪了我民族的本能和力量。以致釀成了這次失敗的勢力的。
舊帝國既對於維持我國的種族基礎問題不加以注意，所以對於我們在地球上維持生存的唯一法則，自然也忽略了。
純粹的血統的喪失，已經使這種族的幸福永遠受到了破壞，現在竟是愈趨愈下，這影響便永遠沒有離開身心的一天了。
因此，一切改革的企圖，一切的社會事業，一切的政治勢力，各種經濟繁榮的增益。
以及各種科學知識和長進，一切和一切，完全付之於流水。
而維持我人繼續生存的民族及其組織——就是國家——不但不能日進於安全，反而日見衰敗了，舊帝國的光榮燦爛，也不能掩住了其內部的衰弱，而振興帝國的一切企圖，次第的宣告了失敗，這都是因為不注意這重要的問題的緣故。
一九一四年八月。我民族所以沒有作戰的決心的緣故，便是為此。
因為這次的戰爭為我民族的自衛的本能和破壞我民族團體的馬克斯主義和和平主義的相遇時的最後表示。
但是，在這危急的時候，國人既不能認清了內部的仇敵，一切的抵抗，自然完全沒用。
上天並不來褒獎勝利者，而是要循著報應不爽的定律的。
十二章 民族社會主義
我現在來敘述我黨發展的初期，並且再來簡略的敘述一下和它相關的事件，我決計不想來涉及本黨的理想目的。
因為，如果把本黨的目的來一一說明，那就得要占去了一冊的篇幅了。
因此我想在下編中來詳細的談論一下本黨的黨綱，決定黨綱的原則，並且再就我們的見解去說明“國家”這個名詞的意義。
我這裏所說的“我們”是指幾十萬的群眾而盲，他們的希望，大都是相同，不過他們苦於不能說出他們的意思而已。
在一切重大的改革之中，起初都是由一個人勇往直前的來作戰士，而在後麵附從的人那就有了不知億萬，這確是一件大注意的事。
這種改革的目的．潛伏在數十萬人的心坎中，經過了幾百年，方才有人崛起而宣布這一致的要求，自己來擔任領袖，促其實現。
現在，群眾們的憤懣，就足可以證明了他們的心目中都具有的徹底改革現狀的勢望；有許多人厭惡著選舉，還有極端的瘋狂般的左傾的人，也可以作為佐證；他們就是新運動所第一應該顧到的。
我們要恢複我民族的政治力勢力，第一個重要問題，便是應該先恢複我民族自衛的欲望。
經驗告訴我們，對外政策的建立，以及國家強弱的判別，根據於現有的軍備者少，而根據於民族的顯著或是潛蓄的抵抗力者多。
因為同盟條約，是人所締結的。
因此像世人都認為英國人的指揮和精神，很是果敢堅毅，那麽我們仍鈄把英國民族看成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同盟者了。
因為他們一經奮鬥。
就立刻決定殫精竭力，不惜時間和犧牲，來達到他們所期望的最後的勝利。
從這地方，就可以見到一國的軍備，不必隨時和他國成了任何樣的比例。
要把德國的目的自治國家的新運動再建立起來，必須要集中力量。博取群眾的擁護。
我們所說明“民族資產階級”是絲毫沒有希望，而且很缺乏愛護民族的熱忱．凡是對內對外的強有力的民族政策，無疑的，必定要受到他們所對。
德國的資產階級，他們很是愚昧無知，在自由解放之前，曾用消極抵抗的態度去反對畢士麥；因為他們素以怯懦著名，所有我們也不用去怕他們有了那樣的積極的反對。
但是，就國內一般具有國際同情的群眾而論，那情形又不同了。
不但是他們的本性傾向於暴橫的觀念，就是做他們領袖的猶太人，也是愈來愈殘暴了。
除此以外，凡是一種運動，出於自衛機的，必定要被些背叛民族的黨魁所反對仇視。
如果日耳曼民族要恢複過去的地位，必要首先來製裁這輩禍國的罪魁，在鈄來的法庭之中對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事件，將不再作為通常的國事犯來審判，而作為背判民族的罪來審判。
因此，不論是那樣的恢複德國的獨立的思想，必定和恢複我民族的堅強的意誌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的。
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我們已經看清楚了新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須喚醒群眾的民族觀念。
從策略上說，有下麵的許多要求，由此發生。
(一)要使民族運動能夠吸引群眾，就應當不惜任何重大的社會犧牲。
但是，運動的目的，既在為德國民族而喚醒德國的工人，那麽當民族生活的維持和獨立還不曾受到威協的時候，經濟犧牲性，自然還不曾到了必要的時候。
(二)要使群眾民族化，那決不能去用敷衍的手段或是客觀的和平表示所能成功的；唯有毅然決然地把全力集中在這種目際上。
大多數的民眾他們並不是大學教授或是外交家。
一個凡是要想得到民從的擁護必須知道用那一種的秘鎖，才可以去啟發民從的心靈。
此種秘鎖，並不是一客觀的力量，而是一種決心和毅力。
(三)如果我們為了的目的，積極的指揮著政治鬥爭同時再努力於消滅敵人，則我們必定能夠獲得群眾，這是毫無疑義的。
群眾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去和那目的顯然相反的人握手言歡，這決不是群眾所能懂得的。
他們隻知道強勝弱敗而已。
(四)如果要把某一階級列入於民族的全體，或是納進國家，這方法並不在貶抑上等階級，而他在提高下等階級。
但是擔負這種責任的，那決不是上等階級，而是正在爭取平等權的那個階級。
現在的中等階級，他們能得參與國事，這並不是賃藉了貴族的幫助，是靠著他們自身的實力，以及他們領袖的領導。
要使現在的工人，去接近民族主義的國民團體，其中最大的障礙，並不是階級的利益，而是國際領袖的態度，因為這輩的國際領袖，他們是仇視著民族和祖國的。
那些工會對於政治和民族，如果是具有狂熱的民族觀念的話。那麽工人會可以使無效的工人一變而為民族中的最優良的分子，並且和各處純粹的經濟鬥爭，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倘使一種運動，要使德國的工人傾向於自己的民族，並且對瘋狂的國際主義，加以鄙棄，那麽，必須切實反對那些大雇主所取的態度，因為雇主把民族的意義，認為就是雇工在經濟方麵應該屈伏於雇主之下的。
如果工人不尊重公共的幸福，不維持民族的經濟，隻知靠著他自己的強力，橫肆要挾，那麽他對於民族所犯的罪，實不下於雇主以殘棧的剝削手段，去蹂躪民族的勞動力，從他們的汗血中去榨取厚利。
因此這個新興運動的同誌的來源，第一便是工人團體這種運動的任務，是在使工人們脫離遇妄的國際主義，從貧困的社會之中使他們解放出來，從不他們低落的文化這中把他們知識增高起來，且能在團結完善、和充滿丁族感情及熱望的社會中去成為一種主要的分子。
實在，我們的目的，並不願意在民族的壁累之中欣起了變動，而是要使反民族派的人員改變了他們的態度，我來信奉我們的主張。
整個運動的方針，對於這原則是極關重要的。
這種一貫而明顯的態度，必須要表現於史黨的宣傳之中(這態度是宣傳者必須具有的；宣傳的內容與方式，必定要能夠感動群眾，並且再觀察其實際的成績是怎樣，那才可以測驗這種宣傳的是否正確。
在群眾的大會之中，效力比較最大的是演說，這演說並不在能感動知識分子，而是在能投合群眾的意思。
要使政治達到改革運動的目的，我們決不能單由苦心勸導。或是感化當局的方法便並能到目的的。
唯一的方法，便在奪取政權。
然而，僅僅把政局，變動了一下，因而便取得了行政權，這是仍能認這種“苦跌打”(Coupd’etat)為成功的。
必定要革命根本目的和意誌完全已經實現；而且為民族所造的福利較舊時代使大家所享受的為多。
一九一八年的秋季像盜匪行為的德國的革命暴動，根本不足以語比。
但是假如奪取政權，是實現改革的前提，那麽把改革作為目的的運動，在開始的時候便當為民眾運動，而非文人的茶話會和遊藝會．
這個新興的運動，在本質和組織上雖對義會加以反對，但是，在原則以及和黨的組織上，便否認取決於多數的任何的原理，這個原理的含義，謂領袖如果是僅僅維持秩序和執行他人的命令和意見，那是對於他的身價有損的。
依照了新運動的主張，不論事件的大小，領袖是具有絕對的威權，並且還負有完全的責任的。
把這種原則去貫徹於全黨，並全再推行於一國，那就是新運動主要任務的一種。
最後這種運動，它認為它的任務並不在恢複那—種特殊形式的政府而去反對其他的政府，它是在創立民主政權和君主政體所依著維持的基本原則。
它的使命，並不在建立一個君主政體，或是一個民主政體，而是在創立一個日耳曼的國家。
這種運動的內部組織，並不是一個原則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便利的問題。
最優良的組織，必須使領袖和黨員間的隔閡盡量的減少，因為組織的使命，是要把一個確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是常在一般人的腦中造的——輸入民眾的腦海中而促其實現，在黨員增加的時候．必須要成立支部；這支部便是將來政治團體中各地的細胞組織。
這各運動的內部組織，應當依照下列的綱領；
首先把全部的工作集中於慕尼黑一地。
訓練忠實黨員，並建立一學校，以便為這種理想作將來的宣傳。
把現在在這裏所得的顯著成功，作為將來取得必要威權的手段。
在慕尼黑中央領袖的權威已經得到了絕對的公認之後，於是再來成立地方的支部。
做領袖所需要的資望，不但是意誌，並且是才能，由才能所生出的力量，較之由純粹的天才所生出的力量更為重大才能意誌和堅忍三件事完全集於一個人身上，這人便是最良好的領袖。
一種運動的將來，是有賴於從事運動者的狂熱(甚至是偏激)．他們把這運動當作唯一的正當的運動，極端反對那性質相似的其他的組織。”
如果說，一種運動和他種運動聯合起來，便可以增加力量，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雖然這種運動的目的也許是相似。)我向來承認運動數量的增加，便是範圍的擴大，但是，那些淺見的入，在他們的眼中看起來，以為就是勢力的增強；其實，徒使這運動的本身。孕育著衰弱的種子。
凡是一種理想所寄托的無論什麽組織，它的偉大．就是在於他的宗教狂熱和那能容忍的固執的精神，他們攻擊其他的組織，堅信著人家都是不對的隻有我是的。
如果理想的本身合理，並且以這種武器，那眾。這理想，奮鬥於世界之上，必定是所向無敵的。凡把壓迫加之於這種組織．那是恰好使其內部的實力增加。
基督教的偉大，並不在於委曲求全而使教義和古代類似的哲學思想相調和，是在於他們對於本身的教義，努力於堅決和狂熱的宣傳到及辯護本黨的同誌加於民族敵人的一切仇視以及這種仇視的表現用不到驚奇看作這是平常而當然的事。
因為謊言和誹滂根本和這種仇視的表現是不能分離的。
不論是那一個，凡是不受猶太報紙的攻擊、誹謗和汙陷的，那麽這人便不是真正的日耳曼人，不是真正的民族社會主義的信徒。
欲判斷他的意見的價值，信念的確否，以及意誌的強弱，完全可以用我們民族社會主義的信徒。
欲判斷他的意見人價值，信念的確否，以及意誌的強弱，完全可以用我們民族的公敵對他所示的仇恨來做最適當的標準。
我黨必須竭力從種方麵去提倡尊重人格，並且還須牢記著下列的各點：人類的一切價值，完全是萬之於人格之中；每一個理想，每一件事的成功，便是一個人的創造的結果；崇拜偉大，不僅是對於偉大的羨慕而已，而且是團結一切羨慕偉大者的連鎖。
實在，人格是沒有什麽東西可以代替的。
我黨運動的初期，因為聲名未著，所以常常被人忽視，因此曾感受縣極大阻難，能否成功，便成為極可疑的問題了。
凡是一切有牽涉我們的事，民眾是什麽都不知道的?
在慕尼黑，除了少數的黨員和共極少數的熟人以外，競沒有人知道了我黨名稱。
因此，要擴充這一個小小的集團，吸收新的黨員，使我黨的名稱傳聞於世上，就成當時的要務了。
為這緣故，我們便每月開會一次，後來每兩星期開會一次。
開會的通知書，一部份是用打字機印成的，一部份是用手抄寫的。
我記和有一天我親送出去的通知書有八十份之多，當晚，我們就告候著群眾的蒞臨。
把開會時間延遲了一小時以後，出席者還僅僅隻有七八人；於是主席宣布開會。
但是開會以後也不會再有人繼續的來到。
於是我們幾個窮人，大家來捐集一些微款，設法在當時獨立的慕尼黑觀察報(Munchener Beobachter)上刊登了一個通告開會的廣告這一次竟獲得了意外的成功．
我們預先租好了一間屋於作為會場到七點鍾的時候，出席者達一百十一人，於是立刻就宣布開會。
先由一位慕尼黑的大學教授致詞。
次由我來演講，我演講曆時三十分鍾。
我久已自己感覺到有講演的天才，不過不敢確定，這一次便證明了。
在三十分鍾之後，這一產小廳中的聽從，經了我的激動，大家極為興奮，仿佛是受到了電流般的，竟會因了我的演詞而使他們自願的來捐助三百萬馬克，作為會中的一切費用，這件事實在使我的心中大為安慰。
在當時，我黨的主席哈勒先生(Heer Harrer)，他原本是一位新聞記者。
此人常識淵博，但是，可惜缺乏做黨魁的能力。
他不能來向群眾和為講演，他的工作雖然確切謹慎，但是因為缺乏說話的天才，所以沒有特別動人的力量。
安頓·德萊克士勒先生(Heer Anton Drexer)在當時是慕尼黑地方支部的主席，他僅僅一位工人，既不是演說家，又不是軍人。
而且他從來不會在戰場上服役過，他除了生性優柔寡斷之外，又不曾受過剛毅果敢的訓練，因此，他們兩人，對於不論那一種的運動都不能使人發生狂熱的信仰獲得成功。
我本人在當時仍舊是一個軍人．
凡是一種運動，它所標榜的目的，如果是在博取群眾的擁護，那麽欺騙民族的馬克斯派，必定對它有所仇視，因為群眾向來不去聽命於國際馬克斯主義和猶太交易所的許多黨派。“德國工人黨”之名稱，它的本身就是富有刺激性的；
一九一九年整個的冬季，我們的奮鬥，就是在鞏固新運動製勝力的信仰，並且使之成為狂熱而有移山的力量。
在達好埃兒街(Dachuerstrasse)“德意誌”(Deutsehes Reich)大廈的聚會，又證明了我的主張是不錯的。
當時出席的人數，已經超過了二百，我們在經濟上的以及和民眾方麵的成功，那是十分光榮的。
十四天後，到會者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四百人了。
我們這個新興的黨所規定的黨綱中，不用“民意”(Volkisch)一詞，這是很有理由的。
因為這一個字的概念漫無限製那種表示，不能作為任何運動的基礎；而且對於這一個名詞所隸屬的人，也是沒有一定的標準。
因為概念在實際上是模糊，而很難確定的而且解釋紛歧意義廣泛，被人濫用，是有著很大的可能性的。
如果把這種含糊不定解釋紛歧的概念用之於政治鬥爭，那麽勢必破二了鬥爭中有著共同的目團體。
所以要達到這種目的，決不能任務人去自行決定其誌願和信仰的。
我鄭重地來警告，這個新運動不要墜入敢所謂“靜默工人”的陷阱中。
他們不但是懦弱卑劣，並且還無能懶惰。
一個人能夠十分明白一件事的危機和捕救方法的，他們責任並不在“默然”著去工作，而在公然的鏟除罪惡力謀捕救。
如要他在這方麵遭到了失察，他便是一個不幸的疏忽職責的弱者；這並不是由於懦弱，卻是由於懶惰和無能。
這大多數的：“靜默工人”通常所做的事真使人莫名其妙。
他們既是毫無能力了，但是還要用飾詞來欺世人；他們既是懶惰不堪了，但是，還要自誇從前的靜默工作，使人認為他們是十分勤奮的。
總而言之，他們的欺世盜名實在是政治上的投機份子，而且還仇視他誠實的工作。
不論任何的煽支家。他如果有勇氣在酒店中和他的敵人對抗，毅然的為自己的意見申辯，那麽，僅僅這一個人的影響已經勝過一千個鬼鬼崇崇而狡猾的偽君子了。
在一九二○年初，我就堅持著要舉行第一次的群眾大會。
在那時我們黨中的主席哈勒先生不讚成我所定下的時間；他就自動辭職了，於是由安頓·德萊克士勒先生(Herr Anton Derxler)繼任。
我自己則擔任宣傳工作，努力進行。
第一次的群眾大會，我們定於一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舉行，當時我黨還不大著名，我乃親自安排一切。
我們選定了一種紅色，因為這種顏色最能惹人的注意，並且還能使敵人受到一種刺激，給他們一個深刻的印象。
七點半鍾開會，在七點十五分鍾的時候，我走進慕尼黑卜拉茨爾(Platzl)的霍夫布洛伊大廈(Hoftlauhous)的禮堂，真是快樂得心花怒放。
在禮堂(當時我對這禮堂覺得很大)中擁擠不堪，容有近二千人的聽眾。
第一個演說者說畢了，就接著起來演說。
在幾分鍾之後有一部分聽眾對我鼓噪，禮堂中當場發生了騷動；少數的武裝同誌和其他的黨員起而加以製止，並設法使秩序恢複。
於是，我乃繼續的進演，在半小時之後，喝彩的聲音，已壓倒了喧嚷和叫罵的聲音了最後，我把二十五條逐條的解釋禮堂中在我前麵的群眾，已經一致的新覺悟、新信仰和新意誌了。
熱情燃起了烈火，烈火煉出了寶劍，決心為德國的西格弗裏特瑤(Germanic Siegbried)恢複自由，並且為日耳曼民族恢複生命。
在下編中我將把決定黨綱的原則來詳為敘述一下。
那班所謂知識階級的人，他們吹毛求疵曾經給我們以訕笑和揶擒。
但是，我黨黨綱的成效，就已充分證明了我們在那時的見解是正確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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