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奮鬥 ]10
(2006-09-04 05:02:23)
下一個
第十四章 東方政策
我國的那些所謂的知識階級,他們貿然改變了我國的外交政策,使它不能真切的來代表我民族的利益,俾他們狂妄的理論得到好處。
我十分在感覺到我必須向諸同誌鄭重地談論一下外交政策上的重要問題,就是我們對於俄國的關係。
因為這問題是人人所應該明了,而且是本書篇幅所許可的。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它的任務是在使他們民族的繁殖,和他們土地的大小,能夠有一種自然和適當比例,而保障種族的生存。
能夠保證一個民族的生存自由的,唯有地球睥充分的空間。
德意誌的民族,隻有靠了這種方法,才能保障了他是世界的強國。
在世界史上,我國民族的利益已經占有了重要的地位有千年了。
關於這一點,我們自己可以來做證明的。
因為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實在是德國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競爭,我們對這戰爭叫做世界大戰。
在那時候,德國的表麵是一個世界強國。
我所以稱之為“表麵”,就是因為實際並不是一個世界強國。
如果德國的土地和人數能夠合於上述的比例,那麽,德國確實是一個世界的強國了,倘使把其他的種種因素一概置之不論,那麽,歐戰的最後勝利,就是當屬於我們的。
現在的德國並不是一個強國了。
從領土上看來,德國的疆域,和那世界列強相較,那真是小得很我們不必用英國來作例,因為英國實際上隻是不列顛世界帝國的一大都會,但是不列顛世界帝國所轄的領土,差不多占了地球的四分之一。
我們必須再看看其他的各大國,像美國、俄國和中國。
這幾個國家所擁有的領土,都是十倍於現要的德國。
就以法蘭西而論,也應該列入這等國家中。
法國常常使國內的有色人種加入軍隊。
如果這樣的再過了三百年,那麽,法蘭西血統,勢必完全消失於歐非兩人種所造成的國家中,他所擁有的廣大的領土,將會從萊因河一直擴充到非洲的剛果河(Congo)他的種族,也就越來越複雜了。
這就是法國的殖民政策所以和德國以前的殖民政策的不同的地方。
我國以前殖民政策,既不能擴張日耳曼民族的領土,又不敢大膽的靠了黑種人的血統來增強帝國的實力。
德屬東非洲的亞斯加力(Askari)士兵雖然略有這種的傾向。可是這種士兵,僅能保衛殖民地的本身而已。
我們不能去和世界其他各大國來比較,我們已經不再享有怎樣的地位。
這是不得不歸咎於我國外交政策的謬誤,因為在外交上缺了傳統的政策,喪失了族所賴以維持的一切健全的本能和策勵。
這種種的錯誤,必須用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來給以補救。
我國的人口和疆域不相稱的情形——疆域是財富的來源,又是政力量的基礎——以及我國過去的曆史和現在衰弱無望的情形,應該從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來設法除去或調濟的。
德國政策是最大的成功,便是我普魯士邦的組織,以及從這一個組織所養成的國家觀念,同時使德國軍隊的組織,也能夠適合了現代化的需要。
因為從個人自衛的觀念變成民族自衛的觀念,這種改變的思想,實在是從普魯士邦的組織呼它的新原則而來的。
因為日耳曼民族的個人主義過分的發達了.因之人心渙散,隻有在經過了普魯士軍隊的組織,才成為有訓練的民族而且使民經喪失了組織能力稍稍得到恢複。
凡是其他各民族在努力進得統一的時候所需要的精神,我民族都已經靠了軍事訓練而獲得了。
因了這緣故,對於廢除一般的兵役的任務,——這件事對於其它的民族或者不關什麽輕重——實在臀頤塹納?老喙亍?
如果我們德國人有了十世不受軍事訓練和軍事教育,由他們去受本性上渙散的惡影響,那麽,我民族在地球早將不會再有獨立生存的餘地了。
這樣日耳曼民族隻有在異族的旗幟下而苟延殘喘,對於文化貢獻,這種精神恐怕是不再會有了。
我國在政治上的真正成功,和那種徒令民族犧牲流血的目標,這兩件事我們必須分別清楚,這種的分別,對於現在和將來的行動是十分重要的。
民族社會黨運動,決不能和那些卑汙下賤的小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相聯合。
要是我們認國我們現在也須為歐戰的主張所束縛,那是更為險的事;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在使我們的領土和我國的人口的數目能夠互相的調和。
從政治上來說,要求恢複一九一四年的國境,這未免太不聰明了。
但是堅持這一種要求的人,反而宣稱他們這種要求是他們政治行動的目標,豈知這種的要求反而使敵方的聯盟更是鞏固。
歐戰八年後——參戰各國的欲望和目的的原本是十分複雜的——在當時勝利的聯盟,現在所以還能團結一致,唯一的理由就是在此。
這些國家,當時都因德國的失敗而獲得了利益。
因為列強駭懼我國的實力,所以把他們彼此的嫉忌完全置諸腦後,反麵暫時的團結一致。
他們以為瓜分我們,就是防止我們複興的唯一的政策。
這種不良的居心.和對於我國實力的懼怕,實在是為他們團結一致的原動力。
自從維也納會議以後,世界的局勢完全轉變了,群主和後妃,已經不再為領土而去作孤注一擲,現的統治世界的,便是那些殘酷而不沒國藉的猶太人。
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對於國民族的將來,一些也沒有什麽用處。
因為這種疆界,過去既不能做德國的保障,將來也不能增加了德國的實力。
既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團結,又不能使日耳曼民主族的財富滿足。
就軍事上來論說,這種疆界也是不適宜的,而且也不滿人意的,更不能改進了我國在對於世界其他強國的地位。
——與其說對於其它強國,還不如說對於真正的強國——況且,這種疆界不能縮短我國和英國的距離,又不能使我國成為類似美國的一個大國。
再有,就是法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並不因了這疆界而受到怎樣的實際上的損失。
隻有一件事可以斷言的,就是要恢複一九一四年疆界的不論那一種計劃就算是成功,也徒然叫我民族來再度和流血使有用的國民,完全去為國犧牲了,能決策勵行而再造我民族的生命的前途。
況且,“民族的光榮”已經使大家心滿意足了,我們必定惑於這種空泛的成功,去放棄一切比較遠大的目標,於是開放門戶去興商業,不到事變發生是不止也。
民族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要堅持我們外義政策上的目的,保障日耳曼民族在地球上所應得的領土。
萬一因了這種行動而流血犧牲,對於上帝以及日耳曼人的子孫,也可以說得出理由了。
在地球上,不論是那一個國家,都不會憑藉了上帝的賜予而獲得了尺寸的領土的占領。一個國家的疆界的決定的變更,完全是由人力造成的。
一個國家,雖然已經獲得了很多的領土,然而決不能據此而說他的領土應該永遠的占有。
因為領日的獲得,不過是證明了征服者的強有力的呼喪失土地者的怯弱無能。
占有的權利,便是寓於這種強力之中。
我們的祖先,對於國土的獲得並不是得之於上天的賞賜,實在是從奮鬥而得來的,所以將來能夠給我民族以土地和生命的,也隻有武力而已.
我們雖然明白和法國應該隻有妥協的必要,可是,因妥協而犧牲了我國對外政策上的大目標,那也未免不值得。
有意義的妥協,必須能夠擴充我民族在歐洲的地域,因殖民地的取得,還不能解決居住問題,能解決這項問題的,實際也隻有獲得可以移民的領土,以開拓我祖國疆域這樣,新移居的人,不但能夠獲得和原來的地方保持密切的聯絡,並且還可以保證新領土和祖國結合後全國產生的一切利益。
我民族社會主義的黨人,現在已經決心放棄我國的外交政策的傾向。
我們現在是采取了六百年前的外交政策,就是遏止日耳曼人紛紛向歐洲南部和西部去移殖,而使我們的視線向東去。
我們已經結束了戰前殖民地和商來的政策,隻是注意於未來的領土政策。
我們在現在一談到歐洲新領土的開辟問題,必須先想到俄國和他的接壤的國家。
好像命運之神是願意指示我們發的方向。
命運之神使俄國變成布爾雪維克,就是使它喪失了從前俄國所靠以立國而保障其生存的知識階級。
因為俄國成為有組織的國家,並不是為了斯拉夫民族具有怎樣的政治能力,而是日耳曼分子能夠在劣等的民族中組成國家的證明。
現在俄國的內部,可以說這種日耳曼民族的分子,已經排除淨盡,由猶太人取而代之。
俄國人現在決不能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去擺脫猶太人的束縛,猶太人也不能永久的去統治俄國。
因為俄國人不善組織極易分化的緣故。
這個在東歐的龐大的帝國,現在已經快潰了,猶太人統治的末路,便是俄國國祚的告終。
自然猶太人是反對我們所采取的政策的。
他們引畢士麥的主張,作為他們唯一的理由,去擁護一種無聊而有害於日耳曼民族的政策。
他們說畢士麥也極注意和俄國發生親善的關係,這句話確是不錯。
不過還有一層,他們不會提及,就是畢士麥也極注意和意大利發生親善的關係。
但是畢士麥實行和意大利聯盟,為的是易於抵抗奧國。
這種聯意的政策,為什麽不繼續下去呢?我知道他們答案必定是:“因為現在的意大利,已經不是從前的意大利了。”好,這句話真是不錯。
可是,我說現在的俄國已經不是從前的俄國了,讀者諸君也當答允的。
那種能夠見機而行的畢士麥,他決不會受聯俄政策的拘束的。
所以這一個問題,並不是“畢士麥在當時采取什麽政策”,而是“他在現在將采取什麽政策”上麵。
這一個問題,也是不難答複的。
因為畢士麥的政治手腕,決不致去和那些快要崩潰的國家去聯盟的。
還有畢士麥對於殖導和商業的政策,在當時也很躊躇不定,因為他留意於采取極安全的方法.使他的創造的國家,能夠安全和鞏固。
這就是他願意和俄國聯盟的唯一的理由因了這一個理由,可以使他得自由的向西方發展了。
不過這種政策,雖然在當時有利於德國的,但在現在,反而有害於德國了。
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本黨受各方麵的慫恿,開始和他的解放運動相聯合,而和宣傳十分有力的“被壓迫民族聯合會”(Association of Oppessed Nations)取一致行動。
這聯合會的主要分子.就是巴爾幹各邦(Balkan States)埃及和印度的代表。
這班人給我的印象他們隻是空談,並沒有家力來做後盾。
但是也有不少的德國人,尤其是相信民族主義的德國的人,競為這班呶呶不咻的東方人所欺騙,他們把那些偶像露麵的印度或是埃及的學生。當作了印度或是埃及的真正的“代表”。他們從不會仔細考查過,而且也沒有發覺這種既沒有後盾,也沒有那一個人授給他們的權力,叫他們締造那一種協定。
所以和這種人互相周旋,結果是等於○,徒然是浪費時間而已。
我還記得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間,民族主義的團體之中,忽然發生一種幼稚可笑的希望,大家以為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已經崩潰。
有—部分從亞洲來的江湖騙客,(他們也許確是真正為印度爭取自由的戰士,然而這不是我所計的)他隻遍曆歐洲各地,去慫恿一般明達的人說,雖以印度為樞紐的不列顛帝國將要崩潰了。
他們並不知道這種思想是由他們的希望而產生的.
假使妄言英國並不把印度在不列顛帝國的重要地位加以注意的話,這未免太幼稚了。
一般人認英國將要放棄印度,這實在是一種不幸訛傳,這足以表明他們不曾在世界大戰中獲得教訓,而且也沒有看出盎格羅撒克遜人的堅決的性格。
同時,這種見解,又證明也德國人完全不知道不列顛人統治他們的帝國的方法。
因為英國要是不讓異族去參政和不受強敵的武力壓迫,那是決不會喪失了印度的。
就是印度的叛變也是難於成功的。
照我德國人的經驗,知道要強製英國人去做他所不做的事,那是非常困難的。
就是一切完全置之不論,均以德國人的立場來說,也寧願英國統治著印度而不必見印度去受其它的民族的統治。
還有希望埃及也有出人意外的抗英運動,這也是一種沒有根據的瞎談。
當歐洲大戰還沒有發生的時候,情形已經是很不好。
我們去和奧土兩國同盟,這是沒有什麽可以慶幸的。
因為正當世界軍備和工業最盛的國家在秣馬厲兵,形成了大家一致進攻的陣線的時候,我們乃支聯合一兩個孱弱落全伍的國家。要把這奄奄待斃的廢物去和生氣蓬勃的聯盟抵抗,這有什麽用呢?這種外又政策的錯誤,已經使德國受到莫大的損失。
我站在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上,以種族為標認而來品評人類,對於把一民族的命運擊之於所謂“被壓迫民族”的一點。我是很不以為然的,因為就種族來說,我早知道這種被壓迫的民族是毫無價值的。
現在統治俄國的當局,他們並沒有誠意去和他國締結同盟,或是遵守盟約。
我們切不可忘記了他們是一種身染血汙的卑鄙的罪犯,是人類中的敗類,隻因他們得到了乘亂舉兵的機會,因而可以去蹂躪一個大國用了他們殘暴的手段,去屠殺無數的最有知識的同胞,並且施行他們最專製的統治。
到現在已經有十年了。
我們又切不可忘記了他們統治者所屬的民族,是兼有獸性的殘酷和說謊的特長的,並且還自以為將要去壓迫全世界的。
我們尤不可忘了那些沒有國藉而完全統治著俄國的猶太人,他們並不把德國看成是朋友,而把德國看成一個應該遭受同樣命運的國家。
俄國所受到的恐怖,現有已經輪到德國頭上。
德國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第二個巨大的目的地。
我們必有麵具有青年傳道者的全副精神,才能去複興我民族,拯救人民族,使我民族脫離國際毒蛇的蹂躪,並且防止我民族內部血統的混亂,這樣一經解放,就可以去運用我民族的力量,去保全我們的民族性。
假使我們的目的是這樣,而再去和某一個強國聯盟,此強國的統治者,便是我國將來不共地戴天的仇敵,這豈不是我們大愚蠢了吧!
在同盟政策上舊德意誌帝國所鑄成的大錯,就是因為方針不定,並且不願一切的利害,一味的敬苟且偷安,以致我國的對外的一切邦交。
弄得十分不好。
但是有一件事確也不可非議的,那就是不會和俄國繼續著維持良好的關係。
我坦白地承認:在大戰以前,我曾經想過,德國要是放棄了他的愚笨的殖民政策的海軍政策,聯絡英國去對抗俄國,並且再拋棄他支配全世界的野心,去采取一種在歐洲大陸上能夠獲得領土的確定政策,那麽,他的情勢必定較為佳好。
在從前,鼓吹蘭斯拉夫主義的俄國,常對於德國加以一種橫蠻的威協,這是我不會忘掉的,俄國常常做一種動員演習,他的唯—目的,便是在滋擾德國,這是我也不會忘掉的,在戰前,俄國的輿論,對於我民族和帝國常作一種忿恨的攻擊;這也是我不會忘掉的。而尤其不能使我忘了俄國的大報紙,往往讚助法國而不讚助我德國。
但是在大戰以前,我們尚有另—條路可走,這就是我們為了要使俄去抗英的關係,不妨去傾向俄國。
現在列強諸國的團結,差不多向我們作一個最後的警告,使我國民去擺脫夢想,顧及事實,並且還明白昭示我們唯一的一條道路,照此道路前進,這老大的國家,那才會有發揚光大的一天。
民族社會主主運動,假如能夠明白他自身的重大任務,去擺脫一切的幻想,以理智作為唯一南針,那麽,一九一八年的火禍.或許可以轉變而為民族的將來的福利。
從此,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政治上傳統政策,”(Poltieotradition)這種政策,英國是有的,俄國也是有的,法國也咎往為了本身的利益,而決定采取這種良策。
日耳爾曼民族對外行動的傳統政策應如上述,這是德匡應走了路線是十分明顯的。
在大陸方麵,德國不能容有兩大強國在歐洲崛起。
凡是企圖在德國鄰近變為軍事的強國的,即使略具軍事的形勢,德國、也必定看作是一種侵略行為,而以各種手段去加以製止的,就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也是在所不惜的,
這不但是德國的權利,而且是德國的責任。
如果和英意兩國締結同盟,在軍事上的結果,必定和聯伊的結果相反的。
最重要的便是和這兩國“接近”,決不會引起了戰爭的危險。
對這同盟可以站在反對態度的唯一強國——法蘭西——那也沒有力是來反對於是這種同盟,將使德國在平常的時候就從事著種種的準備工作,以便在盟約所許可的範圍之內,和法蘭西謀一個解決。
因為這種同盟自己能夠去破壞那使德國極感不安的三國協商,(Ertente)而且使我民族世仇的敵人法蘭西陷於孤立。
由是英意德三國的新同盟,將操縱一切,而法蘭西便也失掉了他的優勢。
另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事實,就是這新同盟中的國家,各有可以互助的專門技能,所以德國最後所獲得的同盟國決不會像水蛭的吸取血液,而能盡了他的力量來補充我們的武備。
我已經在前章中說過了,要把這種同盟來使之實現確有種種的困難.
然而三國協商的成立,他的困難豈在比這要少的。
他那各國的利益,本來是互相衛突的,而英王愛德華七世(Kine Edward)到底能夠完成了。
倘使我們能夠明了這種進展的必要性,靠了精巧的手腕和慎重的考慮,去統一我們的行動,那麽,我們的同盟,必定是不以成功的。
現在,在我們國內的敵人,固然對了我們懷恨而加以狂吠,但是。我民族社會黨人,終不宜被這種狂吠有所迷惑,我們應該舉內心所確實信以為重要的事實宣示於人。
狡猾的猶太人利用我德國人思想上的缺陷,用於奸詐的手段,去使與輿論陷於荒謬。
我們對於這種荒謬的輿論,必須用一種不屈不撓的態度來對付的。
我們在現在雖是河中的一石,可是在幾年中,命運會使我們成為一種障水的堤坊,一切的洪濤巨浪,將要於這堤防所激破,流入於新的河床之中。
第十五章 緊急防衛權
我們的國家,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停戰的時候就采取了一種乎幾要自超於滅亡的政策。
我們現在所有的時光,和一八O六年到一八一三年使慘敗後的普魯士複興時所需的時光差不多,然而,我們不能來利用這時光,反而使國勢一天一天的衰弱,這是人人所共知的。
他的重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在簽訂了辱國的停戰條約以後,國人對於敵人屢次所提的壓製政策,並沒有能力和勇氣來給他反對。
他們敵人是很聰明的,不過他的要求一次來提出。
停戰的人命令,要我國解除軍備,使我國在政治上失去了憑依,成為孤立無助的狀態,而經濟的掠奪,又是層出不窮的,一一相繼而來,這用意,就是要便我們認識道威斯(General Daroes)的調停是不幸運,羅加諾條約(LoearnoTreaty)是勝利。
從一九二二年冬季到二三年,我們知道了和約成立之後,法國仍是實現他的最初的參戰的目的。
如果說人口不多的法國,他們參加這次空前的四年半的大戰,目的是戰後的得到賠償損失,這種話叫誰肯相信呢?
如果說亞爾隆斯羅邊(Alsace—Lorraine)將來的政策的一部分,那麽,法國的作戰,就很容易解釋了。
因為他們的政策,就是要把德國分列成許多的小國,這就是法國參戰的目的。
然而,法國的參戰,實在無異於把他的民族出賣給沒有國藉的猶太人而做首他們的奴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的政變,像迅雷閃電樣的突如其來。
但是當國內在發生大變的時候,我國的軍隊還是深入在敵國的複地。
當時,法國所首先去注意的,並不是把德國來使它分裂,而是在怎樣使德國的軍隊很快地退出法比兩國邊境,因之,巴黎當局,在戰事結束的時候,他的第一任務,便是解除德國軍隊的武裝.並且使他們退回德國去。
不過有待於此事完成之後,他們才能設法把最初參照的目的來實現的。
不過說英國來說,德國既喪失了殖民和商業的勢力,因而降成為次要的國家,可是英國的參戰,已經獲得勝利了。英國也並沒有毀滅德國的心思,實際上,他是極希望將來的歐洲有一國能夠和法國來對抗。
所以,法國也不得不靜待著和平,然後再開始他已經從歐戰樹立的基礎而來工作.
克裏蒙梭(Clemenceau)的宣言,稱和平不過單是戰爭的繼續,這句話實在有著深長的意義的。
到了一九二二年冬季,法國的用意,便就大家知道了。
我相信,要使法國對於我國的用意變為唯一的方法,便是使我國的政策轉變了來對付敵人。
我相信,如果德國能夠行使法國陷於孤立的地位,那麽第二次的大戰,必定不是德國反抗世界的戰爭,而是德國自衛以對抗法國的戰爭,因為法國擾亂世界和嚴的緣故。
如果德法兩國,不斷發生衝突,而這衝突隻是防禦法國的侵略,那麽。這種衝突,一直繼續下去而永遠不會發生戰爭,而德國的國境,也難免世世的被人侵略而不斷的有所變更了。
等到德國人完全能夠明了到這一點。
日耳曼民族的生氣,便不再虛擲於消極防衛,而能起來一致有對付法國,這才能和法國解決了這永久不決的衝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德法兩國間的情況,又到了十分緊張的時候了。
法國正在打算對德國作大規模的壓製,而且在師出有名。
他希望能夠占領魯爾(Rnhr)這地方,去破壞德國的最後的國基,使我們陷入於經濟困之而負債累累。
這魯爾被占,命運倒又給日耳曼民族以一種振興的機會。
因為這件事粗看起來,好像是大禍臨頭了,但是仔細觀察反而有使德國脫離苦海的可能。
當是法國確是第一次和英國疏遠,就是審慎的想維持這英法聯盟的英國的外交家,以及大部分的英國人,大家都認為英法間的關係是已經結束了。
英國商業的團體,對於法國在大陸上勢力的一天一天增加,自然地十分憤慨的。
法國占領了魯爾煤區,實在使英國喪失了他在大戰中所的一切的成功,現在的勝利者,已經不是英國靈敏而勞苦的外交家,而為福熙(General Foch)元帥和他所代表的法國。
意大利也對法國有著惡感。
其實,戰爭在剛結束的時候意法兩國的友誼,已經就不大好,現在是竟一變而為仇恨了。
將來終有一天會使昨天的友邦變為明天的仇敵的。
但是這事件終於未生的緣故,就是因為德國的總長,沒有恩韋元帥(Enver Pasha)的才能,則隻是一個庫諾(Cuno)而已。
當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們還不能因法國占領魯爾藉口重振軍備,我們必須先在德國的民族中灌輸一種新的精神,使我民族的意誌益趨堅強,而且須將國內最大的惡勢力完全除淨盡。
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不知道撲滅馬克斯主義的結果,便是——九一八年的大流血所以一九二三年春季的可怖懲罰,便是我們坐失良機,不會徹底消滅馬克思主義的叛黨和暴徒的工作的結果。
那些小資產階級,他們以為現在的馬克斯主義,已經不比從前,且以為主持一九一八年事件之“敗類”,曾經犧牲了二百萬生命作為奪取的工具而不悔的。到一九二三年便可為民族的正義觀念而服務,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奇想!瞎希望這班叛徒來做解放德國的戰士,那真是愚不可及的傻子了。
這班瓣叛徒也決沒有這種想法。
馬克斯主義的人們不能不為叛逆,這等於野狗不能棄死屍而不食是一樣的。
一九二三年之情況和一九一八年的情況很是相像,不論我們來決定那一種的抵抗政策,他的要點,都在使我民族脫離馬克斯主義的毒氣。
我十分的相信,凡是真正的國家主義的國民政府,他的急務就在獲得以去滅撲馬克斯主義的力量,而且給這種力量以自由處置的權力。
當國外的敵人,對我國施以一種致命的打擊的時候,而國內的叛逆,又潛伏在街頭巷尾,這時的政府千萬不在留變於“安寧秩序”的笨策。
要是最後解決我民族敵人馬克思主義的唯一方法而不能免於混亂,那麽,真正的國民政府,應歡迎邀紛擾不安的時局。
我常常懇求民族主義的各黨,應該在應使命運的支配,使我黨施行對付馬克斯主義和明確,然而,他們對我的勸告,總是置之不理。
他們(包括了國防軍的首領)大家自耍聰明,終於忍受了那最可恥的屈服。
當時,我很感覺到德國的小資產階級的使命已經完畢,不能使他們再負其他的什麽責任了。
在這時候,我坦白的承認,我對於阿爾卑斯山以南(South ftheAlps)的偉人,發生了熱烈的欽慕。
他為了酷愛他的民族。因此不和意大利國內的敵人妥協,而且竭力用各種可能的和段和方法來撲滅敵人。
莫索裏尼所以能夠列於世界偉人的緣故,就是他決心不和馬克斯主義平分意大利,而且撲滅國際主義,來拯救他的祖國的緣故。
德國虛偽的政治家得莫索裏尼相形下,真是小得很。
我國小資產階級的態度,和那寬恕馬克思主義的辦法,一開始就使我們在魯爾不能采取丁怎樣有力的抵抗。
他們讓我國的世仇馬克斯上義的徒黨蟄居在國內,我們再要起而去和法國作戰,那真是愚妄的傻子。
不難預言的行將發生的事變,就在一九二三年春季發生了,空喊著向法國抵抗,這是徒然的,因為在軍事方麵,是否可以得到勝利呢?要知道德國對於魯爾事件的行動,結果如能撲滅德國的馬克斯主義,那麽我們就已操勝算了。
如果德國一旦而能夠脫離不共戴天的世仇,那日後的發展。自然是不可限量的。
馬克思主義在德國毀滅的日子,便是加在德國身上,也就粉碎無餘。
自從有史以來,我們從來不曾被仇敵所征服過,征服我們的隻有我們本身的敗德,和那伏在一旁和敵人而已。
然而,上天竟賜德國一個偉人,這偉人的名字叫做柯諾。
據柯諾的推理;“法國占領魯爾。?
魯爾有的是什麽?是煤。
法國的占領魯爾,不就是為了該地的煤?”柯諾的推理既是這樣,所以他心深信用罷工的手段,可使法國人喪失了他的煤,而且因無利可圖,早晚必定會退出魯爾的。
這就是我“民族”“傑出”的“政治家”的思想。
要實行罷工,就得要借助於馬克斯主義力量,因為罷工和工人的關係最是密切。
所以,使工人和其他的德國人構成一條聯合戰線(小資產階級政治家柯諾把工人和馬克斯主義者看作是一樣的東西,)那是十分要緊的。。
而馬克斯主義者,他們也讚成這種意見,因為馬克斯派的領袖他需要柯諾的金錢,這不亞於柯諾需要他們的來參加構楊一條“聯合戰線”。
如果在當時,柯諾先生不用金錢來運動總罷工,作為結“聯合戰線”的基礎,而去令德國全國的人民,大家多做兩小時的工作。
那麽,“聯合戰線”的騙局,必定在三天內暴露了。
凡是民族,決不能自己不努力而獲得自由的,隻有犧牲,才能獲得自由。
說到消極抵抗。那是斷難堅持久遠的,除非完全不知道戰爭是什麽東西的人以外,決不會有人去空希望這種荒謬可笑的方法.能夠驅逐了霸占領土的敵軍的。
像魯爾的威斯法裏亞人(Wesopha Kians)知道有了八十師或是一百師的軍隊,在準備來援助他們,那麽,法國的軍隊,自然要感到困難,像是坐在荊棘叢中一樣。
當工會飽受了柯諾的捐功,將要把軟弱的消極抵抗,改為而成為積極的攻擊的時候,共產黨便立刻脫離了民族的戰線,回複了他們本來的麵目。
到了這時候。柯諾先生也隻好默然的退職。
從這點德國增加一番經驗,隻是也喪失一個希望。
犧牲了億兆的金錢,和千萬德國青年(他們大都頭腦簡單,輕易信仰德國統治的人的話的。)終於也不免到那悲慘的崩潰和可恥的屈服的,人民對於這種賣國的舉勸,真是怒不可遏。
億兆的人民,大家都認明唯有根本為肅清德國現行的全部製度,那才會有挽救的理。
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季受到太審判的時候,曾經作演說,現在把這演詞的最後一句摘錄在這裏:
“我國的法官,痛斥我們的行為,這雖屬正當,然而主持更高真理較好法律的曆史女神,必定會來撕碎這種判決;而且還要嫣然微笑,宣布我們盡是一些無辜而受害的可憐人。”
關於引起及決定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事變事實,我不想在這裏來加以敘述。
因這我想相信這種敘述,對於將來是毫無補益的。
事已如此,批評有什麽效用?而且對這應負責的人。
我也不想多言,因為他們愛護民族的心,不落人後,可是他們迷失了共同的途徑,或在選擇道路的時候,不單是求其一致而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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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第一部是希特勒1924年在獄中寫成的,出獄後完成第二部,問世於1925年。1930年《我的奮鬥》以兩大冊式出版,版麵為15.3厘米寬,22.8厘米長,每套售價12馬克。同年又推出了一個合訂本大眾版,版麵如一般聖經大小,為12厘米寬,18.9厘米長,每套售價8馬克。希特勒上台後(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執政),從1933年2月到12月31日,該書共出售了150萬冊。到1939年,發行量達到545萬冊,1942年總計發行845萬冊,1943年的數字為984萬冊。(參看:Werner Maser,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Bechtle, Esslingen 1995, 第35頁)截至到1945年,“我的奮鬥”被譯為16種語言,原作與譯本共計發行了1000萬冊,是當時發行量與譯文文本最高的書籍。(同上,第37頁)1936年南京中國民國翻譯所推出了該書的第一個中文版。(同上,第41頁)
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出生於奧地利巴伐利亞邊境的小鎮勃勞 ,父親是奧地利海關的一名小職員。希特勒6歲時進了家鄉林嗣附近的公立學校,成績良好。他11歲上中學,一心想當藝術家、畫家,而他父親卻要他做個公務員。這使他學習不安心,成績每況愈下,讀了兩年,沒等畢業就中途輟學了。
希特勒的一位中學老師這樣描繪他:“希特勒肯定是有天資的,雖然隻是在某些學科方麵。但是他缺乏自製力。說得客氣點,他好強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脾氣暴躁,不遵守學校紀律。他不用功。否則有這樣的天賦,他一定會有好得多的成績。”
希特勒13歲時,父親病逝,母親遷居至林嗣郊外烏爾法爾的一所簡陋的公寓,靠微薄的積蓄和養老金撫養兩個遺孤。到16歲時,希特勒雖然還沒有拋棄當藝術家的夢想,但那時他已十分熱衷於政治了。17歲時,希特勒帶了母親和親友給的一些錢,隻身來到維也納,流落街頭1年後報考美術學院,由於成績不良,未被錄取。以後試考建築學院,也告失敗。從1906年到1911年,希特勒在維也納的生活非常潦倒,嚐盡人間之辛酸。他在《我的奮鬥》中稱這5年生活為“一生最悲哀的時期”,他寫道:“對我來說,這個逍遙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5年艱苦貧困的生活。在這5年中我被迫求職糊口,開始當小工,後來賣畫,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飽我每日轆轆的饑腸。”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承認,他當時有著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入骨的恐懼;但另一方麵又深怕落入無產者的隊伍中去——後來他就利用這種恐懼心理在地位低下、缺乏領導的白領階層的基礎上建立了國家社會黨。正如他自己說的:
“我了解這個運動所造成的可怕的精神恐怖,從思想上和心理上來說,資產階段都不是這種進攻的對手:信號一發,隻要看來是最危險的敵人,它就對之發動謊言和誹謗的真正的總攻擊,一直到被攻擊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時為止……這種策略所根據的是對一切人性弱點的精神估計,其結果必然導致勝利。”
“我同樣也了解肉體恐怖對個人和群眾的重要性……因為被擊敗的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對繼續抵抗不抱任何勝利的希望。”
這兩段話日後發展成了希特勒納粹主義的策略基礎。
1912年,希特勒移居德國慕尼黑。在那裏,他開始仍是囊空如洗,舉目無親。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希特勒見求生機會來了,上書國王路德維希三世,申請誌願參加巴伐利亞步兵團,結果獲準,他的生活出現新的轉折。在《我的奮鬥》裏,希特勒毫不掩飾地說:“我衷心感謝上天賜給我這個能夠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幸福機會……對我來說,對所有德國人來說都是一樣,現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紀念的時期開始了。”
在戰爭中,希特勒曾兩次負傷。一次是1916年在鬆姆戰役腳部受傷,另一次是1918年中了毒氣。因為作戰勇敢他先後兩次受獎:一枚二級鐵十字獎章,一枚一級鐵十字獎章。1918年11月底,希特勒回到慕尼黑,不久便與德國工人黨有了接觸,並參加該組織,成了德國工人黨委員會的第七名委員。他自己回憶道:“經過兩天傷盡腦筋的思考以後,我終於決定我必須采取這一步驟。這是我一生中最有決定意義的一個決定。跨出了這一步以後,就再也沒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1920年夏天,德國工人黨改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納粹黨。希特勒還提出,納粹黨必須有一麵能打動群眾的顯眼的旗幟。最後他設計了紅地白圓心,中間嵌個黑?字。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對自己這一獨創的得意之情溢於言表:“這是一個真正的象征!紅色象征我們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白色象征民族主義思想,?字象征爭取亞利安人勝利的鬥爭的使命。”
到1923年,納粹黨已擁有2.7萬名黨員,影響日增。希特勒與魯登道夫將軍結夥成幫,於同年策劃了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政變。結果政變失敗,希特勒及其同夥被捕受審。審判於1924年2月26日開始。在特別法庭上,希特勒以滔滔不絕的雄辯和民族主義的熱情打動了德國人民,頓時成為報紙、電台矚目的人物。他對著進行審判的法官們說:“有資格審判我們的不是你們,而是永恒的曆史法庭。你們會做出什麽判決,我是完全知道的。……你們可以不止一千次地宣布我們有罪,但是永恒的曆史法庭的女神會一笑置之。把(巴伐利亞)邦檢察官的訴獎和這個法庭的判決書撕得粉碎。因為她會宣判我們無罪。”
最後判決是1924年4月1日做出的,希特勒被判刑5年,後改為2年。
希特勒被關鉀在蘭德斯堡舊炮台監獄。在獄中他開始寫作《我的奮鬥》,但實際上這本書是由希特勒口授、由同押一室的他的忠實信徒魯道夫·赫斯整理打字完成的。書的原名《四年半來對謊言、愚蠢和膽怯的鬥爭》,負責出版該書的納粹出版社經理馬克斯·阿曼後來把這又刺眼又累贅的書名改為《我的奮鬥》,並於1925年秋正式出版了該書的第一卷,但它在當時並沒有立即成為一本暢銷書。第二年,希特勒獲釋出獄,在貝希特斯加登口述完第二卷。隨著納粹黨的發跡、上台,該書的銷路開始有所增加。到1940年二次大戰爆發後的第二年,這本稱之為“納粹聖經”的長達782頁的兩卷本的書,僅在德國就銷了600萬冊。當時每個德國家族必備此書,否則就會遭殃。男女結婚時,都要向新郎、新娘贈送一本《我的奮鬥》作為禮物。甚至連學校的學童也是人手一冊。
希特勒認為,一切生命都是一場永恒的鬥爭,世界隻不過是個適者生存、強者統治的叢林,“一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世界”。德國要恢複世界大國的地位,成為“地球主人”,就首先“必須對法國來一次最後的總算帳……一場最後的決戰……德國實際上不過是把滅亡法國當做一種手段而已,其目的是在將來能夠為我國人民在其他地方進行擴張。”其次,希特勒提出:“(德國的)領土政策無法在喀麥隆實現,今天幾乎完全隻能在歐洲才有可能。”但是歐洲的領土均已分割完畢,這一“生存空間”問題“隻有在東方才有可能解決……隻有在主要是犧牲俄國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解決,也就是說,新帝國必須再一次沿著古代條頓武士的道路向前進軍,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天的麵包。”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指出,第三帝國將實施“領袖統治原則”,即實行獨裁統治。在這個國家裏要確立元首─希特勒本人─的絕對獨裁權力,在元首周圍是一批承上啟下的較為次要的領袖人物。希特勒認為,這個“新式國家要以人種為基礎”,而最優人種就是亞利安人。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狂熱地鼓吹納粹黨的種族優越論。他寫道: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類文化,一切藝術、科學和技術的成果,幾乎完全是亞利安人創造。這一事實本身證明下述推論不是沒有根據的:隻有亞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級人類的創始者,因此是我們所謂的‘人’這個名稱的典型代表。他是人類的普羅米修斯。從他的光芒四射的額頭,永遠飛迸出神聖的天才的火星,永遠燃點著知識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動人類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
可見,使現代亞利安人─日耳曼人主宰地球,稱霸世界,已成為希特勒念念不忘的目標。
此外,希特勒為了達到自己的狂妄野心,他提出必須使用三種方法:宣傳、外交和武力。而納粹黨最有效的宣傳手段便是“必須玩耍手法,學會說謊”。希特勒的名言是“把天堂說成地獄,把地獄說成天堂”,“謊言越大,人們越是相信”。
總之,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大肆渲染可怕的“生存空間論”和“種族優越論”;發泄對猶太人、對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刻骨仇恨。在該書思想的影響下,德國走上了屠殺無辜(尤其是猶太人)、窮兵黷武的道路。
曆史學家諾曼·卡曾斯正確地分析了《我的奮鬥》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重後果的關係,他指出:
“《我的奮鬥》一書從1933年至二次大戰結束,一直主宰著納粹第三帝國的政治,……《我的奮鬥》裏,每一個字,使125人喪失了生命;每頁,使4700人喪失了生命;每一章,平均使120萬人喪失了生命。”
關於這本書是否由希特勒親手寫成,曾經有過長期的爭論。當年的監獄官盧爾克(Lurker)於1933年出版了“希特勒在監獄高牆內”一書,書中寫道:“從白天到深夜打字機不斷地被敲響著,人們可以聽到他〔這裏指的是希特勒〕口授他的朋友黑塞(Hesse)打字記錄。”對於這一說法,黑塞夫人並不同意。Ilse Hesse說: “‘我的奮鬥’係我丈夫所寫之說,是40年代一個頑固而非真實的看法”。1952年12月28日她再次證實這一說法:“‘我的奮鬥’第一部,是希特勒1924年在蘭支爾堡監獄中用一部很古老的打字機寫成的,沒有任何其他的人幫助他寫這本書。第二部則是在他獲釋後,口授他當時的女秘書打出來的。”(參看:Werner Maser, “Adolf Hitlers Mein Kamp”, Bechtle, Esslingen 1995, 第29頁)姑且不論這本書是否由希特勒親自執筆,僅就其在德國和歐洲的影響來看,這本書的意義顯然是不容忽略的。這本書在德國戰敗後被宣布為禁書,但至今對某些德國人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在21世紀以至未來,這本書的作用力相信不會被曆史輕易磨損與淡忘,值得我們去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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