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章 世界觀和組織
我所要大概敘述的民族國家，決不是單單知道了他的必要條件，就可使它實現的．
也並不單單知道了它的表麵的形態，就足以了事的。
民族國家的產生，實在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能去靜靜等待現在那些損國的各政黨自協的來改變他們的態度。
因為他們的真正領袖大都是猶太人，而且隻有猶太人，所以尤其沒有改變態度的可能。
猶太人抱定了他們的目的，為對付這幾百萬德國的小資產階級，他們的為勢很大，而這班德國人又是大都昏庸怯弱，日趨滅亡。
猶太人對於他們的最的目的，都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凡是猶太人所領導的政黨，除了猶主人的利益而奮鬥以外，不再有別的企圖，他們和亞利安民族的特性是毫不相同的。
如果我們要實現民族國家的理想，我們勢必要拋棄了現在支配公眾生活的勢力，而另外去求取意誌堅決足以為這種理想奮鬥的新力量。
倘使我們的初步工作，不在創造民族國家的新觀念，而在鏟除現在猶太人觀念，那麽，目前的奮鬥，這是無法避免的。
一種含有偉大的新原則的新主義，必須把嚴厲批評作為他們的最初的武器，至於被批評的個人對這批評有了怎樣的厭惡，那是可以全不管的。
馬克斯主義啟然有著他的目的，而且還抱有一種建設有雄心(雖然他們所建設的不過是猶太人壟斷世界金融）然而，他們致力於攻訐已經有了七十年。
以後便開始他們的所謂“建設工作”。這工作是正當，自然，而且又合邏輯的。
世界觀不但不許而且還不甘和其他各黨為伍，它的唯我獨尊的地位，依了他的新觀念，去改造全部的公共生活。
因此，對於代表過去的狀況的舊勢力，世界觀是不能容許它繼續存在的。
宗教也是這樣。
基督教並不把建立他們本身的祭坦算是滿足；必須要進而去破毀異教的祭坦。
但是這種狂熱的排他性，能夠創立了萬古不磨的信仰，這就是該教存在的絕對的必要條件。
政黨每容易妥協而世界觀便不是這樣。
黨和他的政黨嗟商條件，世辦觀便公然說他本身的正確無訛。
無論什麽政黨，在並始的時候，大都是抱獨攬大權的希望的，所以大都是是具有若幹世界觀的成份的。
然而，因為他們的黨綱貧乏，所以各黨大都沒世界觀的英雄氣概。
因為他們這樣的願意和人家妥協，所以各黨所吸引的大都是一些軟弱無能的人；和弱者混在一起，決不能肯為主義而去奮鬥的。
所以各黨常常在開始的時候，就因了他身的懦弱而不有有所進展。
如果世界觀不是羅致一批國內在當時算是最勇敢有實力的份子，叫他們來組成奮鬥團體，那麽他們的理想是決難實現的。
同時他們又須就世界的一般的現狀中，去抽出某幾種確定的世界理論，用了簡明了的文字去表達出來，俾可作為新社會的信條純粹是政治性質的政黨，他的黨綱，隻在希望為將為的選舉獲得勝利著想，而世界的計劃，那就直等於向現在的社會宣戰；其實。這就是向現存的世界觀實行宣戰。
信仰世界觀而願意去奮鬥的各個戰士，對於領導者最近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過程，那是用不到去完全了解。
譬如軍隊假使士兵們個個地有大將的才幹，於軍隊是並沒有什麽大益處的，所以政治運動，如果“知識份子”的集團那麽，他們對於世界觀的維護，也必不會有什麽的補益的。
因此政治運動，也是需用到思想簡單的戰士；因為沒有這班人，那內部的紀律就不能有所整飭。
在本質上，倘使有一位具有大學問的領袖，舒暢是不會激於感表的群眾受著他的指揮，那麽，這組織的本身必定仍不鞏固。
如果有一隊有二是人的軍隊，他們的智力都相等那麽他們的紀律，恐怕比了五百九十人智力較低而十人智力較高的另一隊更難維持。
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的軍隊是軍官和兵士所組成的。
退伍的德國工人，做士兵；猶太人中的知識者則做軍官。
民族觀念要想使從現在的，空洞的希求中去產生，且能還獲得顯著的功效，那我們應該在寬泛的思想之中，去選出若幹確定的主要的條文。
這樣，那新運動的黨綱，就可以草入少數的主要的條文當中，這條文一人雖隻有二十五條。
這個目的，第五是在使局外人大家都能知道—些運動的大意。
這種黨綱，有些像政治的條文，一半是向外宣傳它的主義，還有一半是向內締結公同的誓約，以便團結黨員號召徒眾。
我們所以把原則上正確的主義廣泛地為加以宣布一上的緣故，就是因為我們以為堅持一種概念(即使和實際情形並不完全符合)為害較小，而公開討論以前所認為不能更動的基本的原則，因而發生了極大的流弊，為害較大。
實在，當一種運動正在進行之中，那是決不能有公開討論的。
凡是重要的東西，不有外表上探討的，必需求之地內在的意義，而這內在的意義，已經不能再有什麽更改了。
我隻有希望我黨為著本身的利益計，必須避免分化以及缺乏團結任何行為，用以保持那奮鬥所必須的力量。
有不少的事情，羅馬公教是可以教訓我們的。
羅馬公教的全部教義，雖然有許多和科學研究是互相衝突的，——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衝突一然而教會的本身，它們決不肯犧牲了教義中的片言隻字。
教會方麵十分地明白，它的抵抗力並不在教義是否能夠符合了當時的科學事實一實際上科學事實是時有的變動一而在堅執從前是所規定的教條，因為它們的教條，就大體而論，本來就足以表示他們信仰的要旨的。
因為這樣，所以教會的地位比較從前更是鞏固了。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把他們的二十五條黨綱，認為是一種確立不移的基礎。
不論現在在未來，我黨同誌的任務，不在批評或是更改這等的主要原則．而在堅持信奉，把自己和主義打成一片。
這新運動就是依照這主要原則而定名的，它的黨綱，也是根據主要原則而草成的。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思想，是含在民族主義的意義的；同樣民族主義的思想，也是有著民族社會主義的意義的。
倘使要把民族社會主義的運動完成，那麽，不是絕對的深信這種思想不可。
民族社會主義，在權利和主義上，都應該有明確的宣布：凡是在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範圍以外，再有表示民族主義的觀念的，那是他的基礎大都是虛偽而不足相信的。
各種派係的派別一不管它是小組織也好大政黨也好一大都喜歡把“民族義者’’為向人自命其實，這一個名詞的由來，實在是受了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否則，各種會係等等，甚至竟不能說出“民族主義者”的一個名詞；這名詞對於他們，實在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
他們和他們的領袖，和這種思想無關。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是第一個和這名詞發生一種重大意義的，而現在竟被眾人所通用了。
我黨的運動，從宣傳工作方麵，充分地證明民族主義的力量，因此，其他的政黨，他們為了利益的驅使也來冒稱說他們和我黨的有著一樣的誌願的。
第六章 初期的奮鬥一演說的功效
一九二○二月二十四日，我們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Hofbausfestaal)剛在開第一屆大會，就在籌備第二屆的大會了。
在過去我們不敢有什麽妄想在慕尼黑一類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開會一次，現在則決定每舉行大會一次了。
在那個時候，我們國社黨的黨員大家都差不多把這會看作很有一些神聖的意義。
每一次開會，濟濟一堂，到會的有增無減，而且聽眾對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議程，大都是先論“戰爭的罪惡”問題(這個問題當時候還沒有人注意到，)接著是討論和平條約；在這個時候，慷慨激昂的演說，十分的適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當時召集一個民眾大會，參加的都是困苦的無產階級，並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資產階級，一同來討論凡爾賽條約，那麽這個民眾大會，不隻是向共和國進攻，即使不被人認識為複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當作反思想的表現。
當我們把凡爾賽條約加以批評的時候，群眾每有起來辯淪的，說“那麽布勒斯·裏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條約又怎樣呢?”群眾叫囂不已，擾攘，一直到他們力竭聲嘶，或是發言人曉得他們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時為止。
唉!像這樣的國民真是叫人失望!他們不知道，凡爾賽條約是我國莫大的奇辱，不知道這種和約，是地我民族的一種橫暴的侵襲。
馬克斯黨破壞工作，敵人的毒害宣傳，處處地方使民眾對於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
但是我們不必去怨天尤人，因為對方的罪惡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國的小資產階級，在當時對這狂瀾是否來出力維持的?或者曾動用他們的智謀去啟導了真理?然而他們並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為初期的運動著想．戰禍裏的責任問題。就是該去依循了曆史上的事實來解決的。
當強有力的敵人．動用了他們諉惑的手段，去欺騙著群眾，使群眾大家懷有狂妄的主張，和荒謬的態度的時候，那麽，一種尚未發這的新運動，自然易於受欺，隨附和而就和他們為伍了。尤其是當一個新運動認為群眾之狂妄的主化有幾點(即使完全是虛幻的)宜於采取這種行支時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經不止一次，當時要用了極在的力量去防備卷入漩渦之中。
最後一次，就是當時我國的可惡的報紙，他們竟不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對於南的羅爾(South Tyrol)問題竟張大其辭，說日耳曼民族將因此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有許多所謂“民族主義”的人物、政黨和協會行等，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為什麽要這樣做，應該怎樣做，隻是他們怕猶太人所激起的公憤所以糊裏糊塗的就同聲附和，讚助猶太人去反對一種蛆織，這種組織，在我們德國人遭此存亡關頭的時候，都應該看怍是在這腐敗社會中的一線曙光。
當那些沒有國藉觀念的猶太人縱慢慢地置我人於死地的時候，我為有所謂“愛國者”的朋友，竟憤然反對有勇氣的人和製度，要知道這種人和製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們是盡力圖想脫離民族猶太人同盟的羈絆，要靠了民族主義的力量去反抗國際毒物的。
敵人對我們的辯論，有著他們的一定的爭點，他們反對我們的要點，在他們的演說中，也再三的有著攻擊我黨主張的理由；從這種同樣原辯論來看，已經足以顯示出對方有著一貫的訓練了。
事實上確也是這樣現在我已發同了一種方法，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們的宣傳失掉效力，而且還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這真是足以自豪的。
這樣兩年以後，我已經十分精於這一種技能了。
不論在什麽時候，我每在演說之前，必定預先猜想在討論中將在那種形工和性質的論辯發生，因此我在演詞的前段，先把敵人的理由駁斥得使他體無完膚，這方法就是把對方一切可能認辯完全說了出來，來證明他們是虛妄。
而無價值的。
上麵所說的，就是可以說明我在任教官的時候，第一次軍隊演講凡爾賽和約時，為什麽把講題改為“布勒斯特·裏多佛斯克和我和凡爾賽和約的比較”的緣故。
因為在第一次演後的討論中，我就確切知道了他們不明白布勒斯裏多斯克和約的真相，因為他們早已受了他們黨中有效的宣傳的影響，便認該和約是世界上最可恥的壓近行為一種。
成千萬的德國人把凡爾賽和約僅僅認為我們在布勤斯特·裏多佛斯克的作惡所應得的果報，這種謬妄的見解，實因用謊言繼續著欺罔民眾而致此的。
於是他們認為以對凡爾賽和約的任何舉動，都是錯誤的，而且常常痛恨這種舉動。
因此，那可恥而又可怕的“賠償”一詞，便就能通行德國了。
我在演講的時候，同時提出丁這兩種和約，拿來互相比較，使大家明白那一種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種是反人道的，結果成績很好。
在幹百萬聽眾的腦海裏因此不再存有這種謊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們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謊言了。
這種集會，在我們是很有利的；因為我已經借此而慢慢地成為群眾大會演說家了。
在容納一千聽眾的大場中，應該需要的沈痛語調和姿勢，我已經弄得十分的熱了。
我們在最初幾次的集會在桌子堆放著許多傳單報紙及各種小冊子，然而我們所賴靠的隻是言詞，因為心理的關係，隻有言詞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轉變。
演說家可以時時受著聽眾指導，使他能夠矯正他的演辭，因為他可以觀察聽眾的麵色，就能推測到聽眾是否對他的演辭能夠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辭能否產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於著作家，那是和讀者並沒有一麵之緣，所以作家不能依當前聽眾來修飾他的詞句，隻好用普通的文字來說明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個演說家，他知道了聽眾對於他的演辭不有全領悟的時候，便應該作十分淺明的解釋，使大家都能夠明白而且在解釋的時候，審慎而很慢地說著，使那些知識最低的人也能夠領會。
還有他如果知道聽眾對他的論辯有了懷疑，就應該另行舉例證來反覆說明，並且把聽眾尚未說出來的反駁，先行說了出來，這樣斷續的做下去，直到最後的反對者，也從態度和麵色上的表現顯示信服時為止。
一切聽眾的成見，演說家往往用這方法去破除的。
因為他們的成見並不是起於是理智的認識而是起於不知不覺的無意識的感情作用。
欲破除這種和性上的壓惡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見，他的困難，比較去矯下由錯誤的知識則生出來的意見困難萬倍!一種愚昧和錯誤觀念，可以由教導而去鏟除；但是由感情作用而和出來的阻礙，那就不容易祛除了，如果要祛除的話，那隻有靠站這種潛伏著的力量，然則這決不是著作家所能夠負責的，隻有演說家才有成功的希望。
馬克斯主義它所以對於群眾能夠有驚人的勢力的緣故，這並不是得力於猶太知識階級的是著作上麵，而是得力於曆來許多滔滔不絕支配群眾的口頭宣傳上麵。
在十萬個德國的工人當中曉得馬克斯著作的人平均不會有一百人；而且曾經研究過馬克斯的著作的人當中要算知識階級一以猶太人為最一的人數比了真正擁護這種運動下層階級多到有千倍該書的著作，目的並不是為了群眾，而是純粹為了征服世界的猶太機關中有的知識的領袖，至於煽動群眾，那就應用另一種材料，就是報紙。
馬克斯土義的報紙所以和我國的小資產階級的報紙不同處，就是在這種地方。
馬克斯主義的報紙，執筆的人大都是煽動家，而小資產階級報紙，那就愛用著作家去從事於煽動的工作。
演講的時間對於演講的效果，也是有著很大的影響的。
同一的演說家，去演講同一的問題，但是因為時間的不同．像在上午十點鍾和下午三點鍾，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會截然不同。
我在最初演講的時候，常把時間排上午，我還記得在慕尼黑德國酒館(Kind keller)的集會，是在上午十點鍾舉行的，題目是反對德國領土的被壓迫”。可是所得的結果，真是令人失望，然而同時我因此而得到了一個良好的教訓。
我自信在當時我和演詞，並不比平時說得壞，可是所得效果，竟是等於零。
然在這次的集會中我獲得了較豐富的經驗，可是我絕不把這一些當為滿意。
以後我又試驗了好幾次，結果都是一樣的。
善於演講的人，他要感動聽眾，最好的時間是在晚上；因為聽眾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頭腦清醒意誌堅決而反抗力也比較強的緣故。
在天主教的教堂裏光線暗淡，有著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燭等發出一種氣息，用意正也和此一樣的。
真是想不到的德國的知識階級，他們認為著作家的智力必定比較說家為優，這正和他們的茫然不識世務一樣。
在某種民族主義的報紙上對於這種見解，曾經作過最有趣的說明，說著名的在演說家所刊行的演辭，使人見而失望。
我記得在戰的時候，我見到一篇論文，對於當時英國軍需大工臣羅易·喬治(Lloyd Gerorge)的演辭細細加分析，後來得到了一個絕妙結論；說這種演辭，徒然是表現了演講者的平庸而且又智能薄弱。
我曾在一本小冊子中他的演辭讀過好幾篇，因而知道那班德國的讀者，他們對於這種的心理傑作，足以感動社會的地方還不能明白，想到了禁不住表達著笑起來。
那些記者，對於演辭的批評，純粹對他貧乏的智力所給給予的印象為斷；要知道這一痊英國的大演說家，他確能利用演說來感動聽眾；感動了英國的下層階級。
這樣看起來，就是英國人的演辭是有著驚人的成績，因為他們能夠洞悉群眾的心理；所以他們感人的效力也深且大。
如果把前麵所說的演辭和貝特曼·霍爾威史拙劣的演辭來比較一下；貝特曼·霍爾威克的演辭，雖然是長於說理，實在不過是證明他這一個人不能向群眾來講演的。
羅易·喬治的演辭的內容和形式能夠博取捉眾的信仰和悅服，就這一點來說羅易·喬治比較貝特曼·霍爾威克也隻有遠過而沒有不及的。
他的演辭樸質無華，而且敘述明白，字句易解，舉例淺顯，處處地方足以證明這位英國具有高超的政治才能。
民眾大會實是必要的，因為當一個人正要去參加一種新興的運動，在沒有去參加的時候，不免是畏縮的；可是一經到會，便可以從大會中去得到一種良好的印象，這種印象，能夠使多數人增加聲勢，鼓起勇氣。
這樣，人個便懾服在“群眾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萬千人的誌願、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於每一個到會者的心靈之中。
凡是到會時有著懷疑態度的人，散會後必定意誌堅定，他已成為團體中的一員了。
我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對這點是應該牢記勿忘的。
第七章 和共產黨的奮鬥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中間。
我曾親自去參加所謂資產階級的各種集會。
因此我大略知道了一些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宣傳者．然而我並不驚奇著他們的舉動，因為我十分明白他們對於口頭宣傳不加重視的緣故。
我曾去參加過民主黨德國國民黨(German Nationalist)、德國人民黨(German People's Patry)就是巴維利亞人民黨(Bavalan People's Party就是巴維利亞中央黨Bavarian Centre Party)的集會。
其中使我立時加以注意的，便是聽眾一致。
到會的會場些紀律，也沒有就全體而論很像是一個雜亂無章的賭場，而不是從事於偉大事業的群眾大會。
演說的人竭力保持著他們的鎮靜工夫。
他們背誦著滿辭，大多數的人不把這演辭高聲朗誦，極像報紙上精巧的論文或是學術的論文，他們避免去一切強烈的語調；演僻間有一二處溫文儒雅的笑謔的穿插，引起了在演講壇上人的輕微的一笑，這不過是聯以助之仍不失紳士的那種態度，這樣經過了四十五分鍾，全體大家都昏昏走是睡鄉了。
於是就有了早退的腳步聲，互相談話聲，以及一部分聽眾的嗬欠聲演講完畢了主席領導聽眾，共同唱一支德國的愛國歌，於是散會。
一聽眾們擁擠不堪的奮鬥而出，有的到酒店中去的上咖啡館去。有的出去吸一些新鮮的空氣。
反過來，我們民族社會黨集會，絕不是“平靜”的集會。
兩種不同的世界互相對抗，在散會的時候，每致感激群眾的民族主義者的狂熱，並不是唱了一隻沉悶的愛國歌所能了事的。
我們的集會，有著嚴格的紀律，大家第一步是盲目的信從俾主席有著絕對的威權。
這件中是極關重要的。
在我們集會裏常反對派來(共產黨)參加，他們常常是地隊而至的，偶然還有少數的煽動家份子混入在內，他們各人的臉上，望去都呈現著“今夜我們要和你們決一下雌雄”的表情。
在這幹鈞一發的危險時候，唯有主席的魄力以及會場衛隊的嚴厲的防衛，才能挫折了反對派的陰謀。
共產黨員和我們的搗亂，這是有因的。
我們在精密考慮了以後，決定采用揭貼包的標語，故意來激怒他們，使他們憤不可遏，特地參加我們的集會一我們的用意，本來隻是在離開他們一於是，我們趁此機會，來向他們宣傳。
我們的敵人，因此令“有階級意識的晚間階級”成群結隊來參加我黨的大會，以便用無產階級的力量，來攻擊我們“專製而的動的計劃。”
在開會前的四十五分鍾內，會場上已經充滿了工人。
他們好像是一隻火藥箱，大有一觸著導火線立刻爆發的趨勢，可是在事實每每不像這樣，他們在到會的時候是敵人，到了散會的時候，他們雖然未必和我們揣手，但至少他們也能反躬身省，並且去要查一下他們的主義是不是正確。
以後，他們競這樣地說：“無產階級們呀!你們千萬不要去參加民族主義煽動家的集會罷!”同時，共產黨的報紙，他們也不了司樣改變方針的表示了。
民眾們見到了共產黨的報紙對我們注意了，因此對我黨也就加以注意了。
因此，共產黨的報紙突然改變他們的策略，在有一時期，他們竟把我們看作是人類的真正罪人。
該報屢次的撰述論文，宣布我們的罪狀，他們盡量的造出種種謠言，存心來對我們陷害。
但是不久他們好像也深知這種攻擊的完全無效；便在事實上適足以引起一般人對於我黨的注意而已。
我黨的集會為什麽敵黨還有來破壞?原因就是由於他們的領袖的怯懦的緣故。
凡是到了危急的時候，這班不要臉的東西，大家都鵠立在會場的外麵，靜待事變的後果。
在當時，我們不得不自己來保持集會；我們決不能去依賴官廳；因為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官廳不但不能來為我們保護，而且加反幫助著那些搗亂份子呢。
官廳所擅長的手段，不外是把大家解散，這實在就是共產黨搗亂。
因此，我們絕端的相信不論什麽的大會，如果完全去依賴官廳來為他們作保護，那麽他們領袖，決難取得群眾的信任。
在從前，往往有少數的同誌，他們挺身而出，對咆哮凶惡的紅色群眾作壯烈的抗拒。
這十五人中是二十人的少數的同誌以終必被敵方所打敗。
其餘同誌，他們明知有三倍群眾也必受傷，因此不敢冒險。
這是誰都知道的統治德國的小資產階級的禍國殃民，便是革命發生的唯一的原因。
在當今，雖然有著備德國民主民族的赤手空拳，但是卻同；仔準備犧牲的大好頭顱。
我國德國的青年在談話的時候常常向他們說明他們所負使命的重大，並且再反複證明，假如人類的智慧要是沒有武力來扶助保持，終必要陷入淪亡之途的。
溫柔的和平女神，如是由武力來作後盾青年們聽了我的話，沒人不是動容的。
偉大的和平事業，必定要由武車來作後盾青年們聽了我的話，沒人人不是動容的。
於是軍事工程訓練的觀念對於他們覺得較有意味了他們都愛官僚，大家把軍事訓練成看成是一條畏途了。
我們且為看一下這班青年護勇敢的奮鬥怎樣!
他們像一群黃蜂，向著全場中的搗亂份子拚命猛衛，他們既不至少計較敵眾，我寡，也不顧到傷害和流血的犧牲心裏隻是滿懷著偉大的理想和神聖的使命，誓為我們的運動掃除障礙，一九二○年的夏天，我黨維持秩序的軍隊有些像樣了，明年春在，依次再分成好幾隊，每一隊分為幾小隊。因為我們的集合的活動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促護的實力編製，實在是刻不容緩的。
我們組織起軍隊來維持去場的秩序，目的是在解決—些十分重要的問題。
在那個時候．我黨還沒有黨徵和黨旗。
這種的標識缺乏了，這不不僅在當時是不便，就是將來也是不便的；因為既沒有方法去表明黨籍，而且將來我黨的國際主義的黨員鬥爭也沒法來區別的。
我在幼年時代，曾由感情上去觀察，知道這類的標記，能夠影響到我們的心理，所以就認為標記是十分重要的。
在大戰以後，我曾參加過柏林皇宮前的馬克斯主義的民眾示威運動。
一幅幅的紅旗，一條條的紅領巾，以及一朵朵的紅花，在空氣巾自由飄蕩顯示了十二萬參加大會的群眾的聲勢。
我深切的知道這種偉大而莊嚴的氣象，確有感動局外人的一種魔力。
在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政黨，並沒有世界的觀念，所以並沒有黨旗。
因為他們的黨是由一些“愛國份子”所組成的，所以他們就用帝國的國旅，
黑白紅三包的舊帝國的國旗，現在已被那些所謂“民族的小資產階級”各政黨采用為黨旗。
德國的國旗，不足以作為我黨的象征，因為他所代表的德國。在將來或許要受盡恥辱，被馬克斯主義所克服；而我黨的運動，則在消滅馬克斯主義，所以我們不該去沿用舊的德國的國旗。
現在雖然還有不少的德國人他們念及舊國旗的全盛時代，而且因為他們會在這國旗下作戰，親眼見別無數的生命死在這旗下，因此對之就和出了敬愛之心；可是照未來的奮鬥來說，這旗是一無價值的。
這就是人們民族社會黨認為舊國旗不能象征我們特殊的目的的唯一理由。
因為我們的誌願，並不在恢複汙點很多的舊帝國，而是在建設一個有新精神的新國家。
我們現在所做的運動，既是本著這意思去和馬克斯主義鬥．那麽，黨旗上自然應有代表新國家的象征。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舊旗的國黑、白、紅三色經過了多少次的試驗以後，我便決定上最後形式：我黨的黨旗是在工祀之中有一個白圓，圓中再畫上一個黑色的卐字。
再經過了多少次詳細研究。
便決定旗和圓間的適當比例，以及卐的形式和粗細；這旗一直沿用到現在，不曾有了更改。
不久維持秩序的軍隊，也就製成了同樣的臂帶一紅地，白圓，中有黑卐字。
一九二○的夏天，新黨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
經過了二年，吾黨同誌，已經有了幾千了，於是組織人數人多的挺進隊(Sturmanbteilunb)；這種為新世界奮鬥的武力組織，應該有勝利的特殊的象征，一就是軍旗。
在那時候的慕尼黑，除馬克斯主義的共產黨外，不再有其他的黨能夠像我黨的書籍來舉行大示威運動一民族主義派的政黨，那是更不足道了。慕泥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納下五千人。每當我黨集會的時候，擁擠不堪；所以我們常在找尋其他更大的場所。我們不曾集會的會堂，隻有克羅納戲院(Circus Krone)一處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國人的心裏大感到不安。因為巴黎和約，依倫敦最後通牒的方式迫我國承認，照此和約德國應付賠款二幹二百六十萬萬金馬克。一天一天的過去，這個驚人的事件德國竟沒有一個大的政黨來加以注意，就是所謂民族主義各黨的聯合會，他們雖然沒有示威的計劃。可是也沒有決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該會決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詢問這一天大會是不是舉行，到底什麽時候舉行，給我的答複仍然是遊移不定；不過說他們要邀集各團體在下星期三舉行示威運動。
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是忍無可忍，所以決定自己起來負責領導示威運動，反對和約。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於十分鍾之內寫齊了標語，而且租定克羅納戲院作為明天開會的會場。
在當時，這件事是一個驚人的冒險。因為在這樣的一廣大的會場之中，是否能夠有相當的聽眾?我黨的黨員，能不能把這廣大的會場填滿?這確實是一個疑問；而且大會還有受人破壞的憂慮。不過我確切知道，一如果這一次失敗的話，那我黨將灰的長期奮鬥中也必陷於不利。
我們盡一天之內去把標語貼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擔擾，擔憂著聽眾決不願冒雨前來赴會，而願安居家中；且這一次的開會說不定要發生惡鬥慘殺的暴動。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運貨汽車兩輛完全圍著紅色，上麵插了黨旗；每一輛車上裁著黨員十五至二十人，滿街馳騁散發傳單，作為在晚上舉行群眾大會的宣傳。
除了馬克斯黨主義的共產黨外，其他的黨用了汽車插旗而馳騁於街上的這還是創舉。
我一走進會堂，立即就感到一種欣慰，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萊好士會堂第一集會時所感到一樣。
當我從人群擠入登堂的時候。
我才知道了我黨勝利的全部情形。
因為在目前的會場上，已經被千萬的聽眾所塞滿了。
我的講題是“前進或滅亡。”我一直演講了二小時半。
在最初的半小時以且，我就感到這一次大會，一定要獲得巨大的效果，事實上確也是如此．
小資產階級的報紙，說這一次的示威不過是一些“民族主義“的性質；這種報紙依了它向來的平穩的態度，把發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
從一九二一年第一次舉行了這種大會以後，我們在慕尼黑集會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多。
我們每星期的開會不止一次，有時是兩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時候，我們每星期竟開大會三次，
我們在這時候常在克羅納戲院集會，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績，這是足堪自慰的。
因此，加入我黨的人數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們有著這樣的成功．敵黨看了當然不為甘心坐視的。
所以他們決定從事最後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來阻止我黨的集會。
過了幾天，他們知道我們在那一天要在什麽地方開會了，他們便首先發難。
因此，我赴何夫布萊好士會場的大會講演，他們便把這會場作為襲擊之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點鍾到七點鍾的時候，就得一個正式的報告，說他們要用斷然的手段來破壞我們的大會。
這種消息，我們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說是不幸。
在那天，我們已從斯安克兒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榮的舊辦公處逛了出去，但是還不等逛入新的辦公處，因為新的辦公處尚未完工的緣故。
結果，我們隻有四十六名勢力薄弱的衛隊在維持會場秩序；突然警報來了，我們無法於一小時內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進大門的時候是七時四時十五分鍾。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變故要發生了。
那時在會場裏人山人海，萬頭攢動，警察正在阻止後來的人入場。
因為敵人進場很早，大家都聚在會場內；而我黨同誌，卻反而大都徘徊在門外。
少數的衛隊，他們在會場前應侯著我。
我立刻命令把前廳到會場的門關起來，並召集這四十五人(或許是四十六人)前來聽受命令。
我對他們說明；今夜是我們第一次實踐的試驗，我們忠心於本黨的運動，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
我們誓不退出會場，除非是死了以後舁出去。
我無論如何不會相信你們在患難的時候會棄我而走的。
如果我見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親自去摘下他的臂帶和徽章。
於是人再使命令他們當敵人發出破壞大會的信號的時候，應該立刻衝前去奮鬥，但是必須牢記著自衛的方法最好是進攻。
我的話受到了他們三次的高聲歡呼，這歡呼聲的勇猛熱烈，在為空前所未有的。
於是。我是走進會場去，眼見到當時的情景。
那些敵人大家並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
還有無數的人，大家都轉過頭向我作一種憤恨的仇視，那種態度真是咄咄逼人；還有人做出一種高聲怪叫，一切醜態真是不一而足。
因為敵人知道了他們的實力較強，所以有必操勝算的自信的那種感覺。
那時可以宣布開會，我便登台去演講。
大約我講到一點半鍾以後。
敵人就發出他們搗亂的信號來了。
於是有幾個起來怪聲怒叫，一個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聲，那些“自由”的戰士便開始行動了。
不過幾秒鍾內，全場嘩然大亂，頭上的瓶孟亂飛，椅腳折斷了。玻璃擊聲碎了。狂呼怒號的聲音像是大風雨，全場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舊鵠立在原處，就注視著我們的活潑青年同誌的行動。
當敵人騷動正待要發作的時候我黨的挺進隊便奮身而向敵人進攻。
挺進隊的名稱，實在是從這裏來的。
他們個個都勇猛得像狼一樣，每十個人或八個人為一組屢次向敵人的隊中猛衝進，把敵人完全驅逐出會場外麵去。
過了五分鍾，我們的隊員沒有一個不是血流滿麵的。
到了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他們的品質了。
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人(maurice Hess)他現在做著我的私人秘書，以及其他的同誌，沒有一個不奮勇進攻，隻要能夠支持下不倒即使身負重傷，仍是力戰不卻。
在會場的一角尚有一群的敵人，還在頑強抵抗。
這時候忽然有頭槍彈從入口的地方向講台飛來，一進就人聲鼎沸了起來。
這種槍聲，喚起了我們過去的戰爭的記憶，這是十分欣喜的事。
當時我不能辨認出開槍的是誰；可是隻見我黨青年的再接再勵，再行進攻，終於把所有來搗亂的敵人完全逐到場外去了。
這件事共計費去了二十五分鍾的時間，到底控製會場的還是我們。
這是主席赫爾曼·伊塞爾(Hermann Essetr)發言；“大會照常進行，請演講者繼續演講。”於是我仍舊繼續演講。
大會在結束的時候，有一個十分張皇的巡長，他突然跑進會場。
搖著手高聲大呼：“停止開會”我不禁覺得好笑，因為這是一套老例的官樣文章。
那天晚上，我們所得的教訓很多，然而我黨的敵人，他們無法忘去他們所受的教訓。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慕尼黑報(Mnncher Post)對於無產階級搗亂的新聞竟是一字也不提。
我所要大概敘述的民族國家，決不是單單知道了他的必要條件，就可使它實現的．
也並不單單知道了它的表麵的形態，就足以了事的。
民族國家的產生，實在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能去靜靜等待現在那些損國的各政黨自協的來改變他們的態度。
因為他們的真正領袖大都是猶太人，而且隻有猶太人，所以尤其沒有改變態度的可能。
猶太人抱定了他們的目的，為對付這幾百萬德國的小資產階級，他們的為勢很大，而這班德國人又是大都昏庸怯弱，日趨滅亡。
猶太人對於他們的最的目的，都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凡是猶太人所領導的政黨，除了猶主人的利益而奮鬥以外，不再有別的企圖，他們和亞利安民族的特性是毫不相同的。
如果我們要實現民族國家的理想，我們勢必要拋棄了現在支配公眾生活的勢力，而另外去求取意誌堅決足以為這種理想奮鬥的新力量。
倘使我們的初步工作，不在創造民族國家的新觀念，而在鏟除現在猶太人觀念，那麽，目前的奮鬥，這是無法避免的。
一種含有偉大的新原則的新主義，必須把嚴厲批評作為他們的最初的武器，至於被批評的個人對這批評有了怎樣的厭惡，那是可以全不管的。
馬克斯主義啟然有著他的目的，而且還抱有一種建設有雄心(雖然他們所建設的不過是猶太人壟斷世界金融）然而，他們致力於攻訐已經有了七十年。
以後便開始他們的所謂“建設工作”。這工作是正當，自然，而且又合邏輯的。
世界觀不但不許而且還不甘和其他各黨為伍，它的唯我獨尊的地位，依了他的新觀念，去改造全部的公共生活。
因此，對於代表過去的狀況的舊勢力，世界觀是不能容許它繼續存在的。
宗教也是這樣。
基督教並不把建立他們本身的祭坦算是滿足；必須要進而去破毀異教的祭坦。
但是這種狂熱的排他性，能夠創立了萬古不磨的信仰，這就是該教存在的絕對的必要條件。
政黨每容易妥協而世界觀便不是這樣。
黨和他的政黨嗟商條件，世辦觀便公然說他本身的正確無訛。
無論什麽政黨，在並始的時候，大都是抱獨攬大權的希望的，所以大都是是具有若幹世界觀的成份的。
然而，因為他們的黨綱貧乏，所以各黨大都沒世界觀的英雄氣概。
因為他們這樣的願意和人家妥協，所以各黨所吸引的大都是一些軟弱無能的人；和弱者混在一起，決不能肯為主義而去奮鬥的。
所以各黨常常在開始的時候，就因了他身的懦弱而不有有所進展。
如果世界觀不是羅致一批國內在當時算是最勇敢有實力的份子，叫他們來組成奮鬥團體，那麽他們的理想是決難實現的。
同時他們又須就世界的一般的現狀中，去抽出某幾種確定的世界理論，用了簡明了的文字去表達出來，俾可作為新社會的信條純粹是政治性質的政黨，他的黨綱，隻在希望為將為的選舉獲得勝利著想，而世界的計劃，那就直等於向現在的社會宣戰；其實。這就是向現存的世界觀實行宣戰。
信仰世界觀而願意去奮鬥的各個戰士，對於領導者最近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過程，那是用不到去完全了解。
譬如軍隊假使士兵們個個地有大將的才幹，於軍隊是並沒有什麽大益處的，所以政治運動，如果“知識份子”的集團那麽，他們對於世界觀的維護，也必不會有什麽的補益的。
因此政治運動，也是需用到思想簡單的戰士；因為沒有這班人，那內部的紀律就不能有所整飭。
在本質上，倘使有一位具有大學問的領袖，舒暢是不會激於感表的群眾受著他的指揮，那麽，這組織的本身必定仍不鞏固。
如果有一隊有二是人的軍隊，他們的智力都相等那麽他們的紀律，恐怕比了五百九十人智力較低而十人智力較高的另一隊更難維持。
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的軍隊是軍官和兵士所組成的。
退伍的德國工人，做士兵；猶太人中的知識者則做軍官。
民族觀念要想使從現在的，空洞的希求中去產生，且能還獲得顯著的功效，那我們應該在寬泛的思想之中，去選出若幹確定的主要的條文。
這樣，那新運動的黨綱，就可以草入少數的主要的條文當中，這條文一人雖隻有二十五條。
這個目的，第五是在使局外人大家都能知道—些運動的大意。
這種黨綱，有些像政治的條文，一半是向外宣傳它的主義，還有一半是向內締結公同的誓約，以便團結黨員號召徒眾。
我們所以把原則上正確的主義廣泛地為加以宣布一上的緣故，就是因為我們以為堅持一種概念(即使和實際情形並不完全符合)為害較小，而公開討論以前所認為不能更動的基本的原則，因而發生了極大的流弊，為害較大。
實在，當一種運動正在進行之中，那是決不能有公開討論的。
凡是重要的東西，不有外表上探討的，必需求之地內在的意義，而這內在的意義，已經不能再有什麽更改了。
我隻有希望我黨為著本身的利益計，必須避免分化以及缺乏團結任何行為，用以保持那奮鬥所必須的力量。
有不少的事情，羅馬公教是可以教訓我們的。
羅馬公教的全部教義，雖然有許多和科學研究是互相衝突的，——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衝突一然而教會的本身，它們決不肯犧牲了教義中的片言隻字。
教會方麵十分地明白，它的抵抗力並不在教義是否能夠符合了當時的科學事實一實際上科學事實是時有的變動一而在堅執從前是所規定的教條，因為它們的教條，就大體而論，本來就足以表示他們信仰的要旨的。
因為這樣，所以教會的地位比較從前更是鞏固了。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把他們的二十五條黨綱，認為是一種確立不移的基礎。
不論現在在未來，我黨同誌的任務，不在批評或是更改這等的主要原則．而在堅持信奉，把自己和主義打成一片。
這新運動就是依照這主要原則而定名的，它的黨綱，也是根據主要原則而草成的。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思想，是含在民族主義的意義的；同樣民族主義的思想，也是有著民族社會主義的意義的。
倘使要把民族社會主義的運動完成，那麽，不是絕對的深信這種思想不可。
民族社會主義，在權利和主義上，都應該有明確的宣布：凡是在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範圍以外，再有表示民族主義的觀念的，那是他的基礎大都是虛偽而不足相信的。
各種派係的派別一不管它是小組織也好大政黨也好一大都喜歡把“民族義者’’為向人自命其實，這一個名詞的由來，實在是受了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否則，各種會係等等，甚至竟不能說出“民族主義者”的一個名詞；這名詞對於他們，實在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
他們和他們的領袖，和這種思想無關。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是第一個和這名詞發生一種重大意義的，而現在竟被眾人所通用了。
我黨的運動，從宣傳工作方麵，充分地證明民族主義的力量，因此，其他的政黨，他們為了利益的驅使也來冒稱說他們和我黨的有著一樣的誌願的。
第六章 初期的奮鬥一演說的功效
一九二○二月二十四日，我們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Hofbausfestaal)剛在開第一屆大會，就在籌備第二屆的大會了。
在過去我們不敢有什麽妄想在慕尼黑一類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開會一次，現在則決定每舉行大會一次了。
在那個時候，我們國社黨的黨員大家都差不多把這會看作很有一些神聖的意義。
每一次開會，濟濟一堂，到會的有增無減，而且聽眾對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議程，大都是先論“戰爭的罪惡”問題(這個問題當時候還沒有人注意到，)接著是討論和平條約；在這個時候，慷慨激昂的演說，十分的適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當時召集一個民眾大會，參加的都是困苦的無產階級，並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資產階級，一同來討論凡爾賽條約，那麽這個民眾大會，不隻是向共和國進攻，即使不被人認識為複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當作反思想的表現。
當我們把凡爾賽條約加以批評的時候，群眾每有起來辯淪的，說“那麽布勒斯·裏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條約又怎樣呢?”群眾叫囂不已，擾攘，一直到他們力竭聲嘶，或是發言人曉得他們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時為止。
唉!像這樣的國民真是叫人失望!他們不知道，凡爾賽條約是我國莫大的奇辱，不知道這種和約，是地我民族的一種橫暴的侵襲。
馬克斯黨破壞工作，敵人的毒害宣傳，處處地方使民眾對於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
但是我們不必去怨天尤人，因為對方的罪惡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國的小資產階級，在當時對這狂瀾是否來出力維持的?或者曾動用他們的智謀去啟導了真理?然而他們並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為初期的運動著想．戰禍裏的責任問題。就是該去依循了曆史上的事實來解決的。
當強有力的敵人．動用了他們諉惑的手段，去欺騙著群眾，使群眾大家懷有狂妄的主張，和荒謬的態度的時候，那麽，一種尚未發這的新運動，自然易於受欺，隨附和而就和他們為伍了。尤其是當一個新運動認為群眾之狂妄的主化有幾點(即使完全是虛幻的)宜於采取這種行支時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經不止一次，當時要用了極在的力量去防備卷入漩渦之中。
最後一次，就是當時我國的可惡的報紙，他們竟不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對於南的羅爾(South Tyrol)問題竟張大其辭，說日耳曼民族將因此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有許多所謂“民族主義”的人物、政黨和協會行等，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為什麽要這樣做，應該怎樣做，隻是他們怕猶太人所激起的公憤所以糊裏糊塗的就同聲附和，讚助猶太人去反對一種蛆織，這種組織，在我們德國人遭此存亡關頭的時候，都應該看怍是在這腐敗社會中的一線曙光。
當那些沒有國藉觀念的猶太人縱慢慢地置我人於死地的時候，我為有所謂“愛國者”的朋友，竟憤然反對有勇氣的人和製度，要知道這種人和製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們是盡力圖想脫離民族猶太人同盟的羈絆，要靠了民族主義的力量去反抗國際毒物的。
敵人對我們的辯論，有著他們的一定的爭點，他們反對我們的要點，在他們的演說中，也再三的有著攻擊我黨主張的理由；從這種同樣原辯論來看，已經足以顯示出對方有著一貫的訓練了。
事實上確也是這樣現在我已發同了一種方法，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們的宣傳失掉效力，而且還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這真是足以自豪的。
這樣兩年以後，我已經十分精於這一種技能了。
不論在什麽時候，我每在演說之前，必定預先猜想在討論中將在那種形工和性質的論辯發生，因此我在演詞的前段，先把敵人的理由駁斥得使他體無完膚，這方法就是把對方一切可能認辯完全說了出來，來證明他們是虛妄。
而無價值的。
上麵所說的，就是可以說明我在任教官的時候，第一次軍隊演講凡爾賽和約時，為什麽把講題改為“布勒斯特·裏多佛斯克和我和凡爾賽和約的比較”的緣故。
因為在第一次演後的討論中，我就確切知道了他們不明白布勒斯裏多斯克和約的真相，因為他們早已受了他們黨中有效的宣傳的影響，便認該和約是世界上最可恥的壓近行為一種。
成千萬的德國人把凡爾賽和約僅僅認為我們在布勤斯特·裏多佛斯克的作惡所應得的果報，這種謬妄的見解，實因用謊言繼續著欺罔民眾而致此的。
於是他們認為以對凡爾賽和約的任何舉動，都是錯誤的，而且常常痛恨這種舉動。
因此，那可恥而又可怕的“賠償”一詞，便就能通行德國了。
我在演講的時候，同時提出丁這兩種和約，拿來互相比較，使大家明白那一種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種是反人道的，結果成績很好。
在幹百萬聽眾的腦海裏因此不再存有這種謊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們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謊言了。
這種集會，在我們是很有利的；因為我已經借此而慢慢地成為群眾大會演說家了。
在容納一千聽眾的大場中，應該需要的沈痛語調和姿勢，我已經弄得十分的熱了。
我們在最初幾次的集會在桌子堆放著許多傳單報紙及各種小冊子，然而我們所賴靠的隻是言詞，因為心理的關係，隻有言詞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轉變。
演說家可以時時受著聽眾指導，使他能夠矯正他的演辭，因為他可以觀察聽眾的麵色，就能推測到聽眾是否對他的演辭能夠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辭能否產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於著作家，那是和讀者並沒有一麵之緣，所以作家不能依當前聽眾來修飾他的詞句，隻好用普通的文字來說明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個演說家，他知道了聽眾對於他的演辭不有全領悟的時候，便應該作十分淺明的解釋，使大家都能夠明白而且在解釋的時候，審慎而很慢地說著，使那些知識最低的人也能夠領會。
還有他如果知道聽眾對他的論辯有了懷疑，就應該另行舉例證來反覆說明，並且把聽眾尚未說出來的反駁，先行說了出來，這樣斷續的做下去，直到最後的反對者，也從態度和麵色上的表現顯示信服時為止。
一切聽眾的成見，演說家往往用這方法去破除的。
因為他們的成見並不是起於是理智的認識而是起於不知不覺的無意識的感情作用。
欲破除這種和性上的壓惡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見，他的困難，比較去矯下由錯誤的知識則生出來的意見困難萬倍!一種愚昧和錯誤觀念，可以由教導而去鏟除；但是由感情作用而和出來的阻礙，那就不容易祛除了，如果要祛除的話，那隻有靠站這種潛伏著的力量，然則這決不是著作家所能夠負責的，隻有演說家才有成功的希望。
馬克斯主義它所以對於群眾能夠有驚人的勢力的緣故，這並不是得力於猶太知識階級的是著作上麵，而是得力於曆來許多滔滔不絕支配群眾的口頭宣傳上麵。
在十萬個德國的工人當中曉得馬克斯著作的人平均不會有一百人；而且曾經研究過馬克斯的著作的人當中要算知識階級一以猶太人為最一的人數比了真正擁護這種運動下層階級多到有千倍該書的著作，目的並不是為了群眾，而是純粹為了征服世界的猶太機關中有的知識的領袖，至於煽動群眾，那就應用另一種材料，就是報紙。
馬克斯土義的報紙所以和我國的小資產階級的報紙不同處，就是在這種地方。
馬克斯主義的報紙，執筆的人大都是煽動家，而小資產階級報紙，那就愛用著作家去從事於煽動的工作。
演講的時間對於演講的效果，也是有著很大的影響的。
同一的演說家，去演講同一的問題，但是因為時間的不同．像在上午十點鍾和下午三點鍾，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會截然不同。
我在最初演講的時候，常把時間排上午，我還記得在慕尼黑德國酒館(Kind keller)的集會，是在上午十點鍾舉行的，題目是反對德國領土的被壓迫”。可是所得的結果，真是令人失望，然而同時我因此而得到了一個良好的教訓。
我自信在當時我和演詞，並不比平時說得壞，可是所得效果，竟是等於零。
然在這次的集會中我獲得了較豐富的經驗，可是我絕不把這一些當為滿意。
以後我又試驗了好幾次，結果都是一樣的。
善於演講的人，他要感動聽眾，最好的時間是在晚上；因為聽眾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頭腦清醒意誌堅決而反抗力也比較強的緣故。
在天主教的教堂裏光線暗淡，有著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燭等發出一種氣息，用意正也和此一樣的。
真是想不到的德國的知識階級，他們認為著作家的智力必定比較說家為優，這正和他們的茫然不識世務一樣。
在某種民族主義的報紙上對於這種見解，曾經作過最有趣的說明，說著名的在演說家所刊行的演辭，使人見而失望。
我記得在戰的時候，我見到一篇論文，對於當時英國軍需大工臣羅易·喬治(Lloyd Gerorge)的演辭細細加分析，後來得到了一個絕妙結論；說這種演辭，徒然是表現了演講者的平庸而且又智能薄弱。
我曾在一本小冊子中他的演辭讀過好幾篇，因而知道那班德國的讀者，他們對於這種的心理傑作，足以感動社會的地方還不能明白，想到了禁不住表達著笑起來。
那些記者，對於演辭的批評，純粹對他貧乏的智力所給給予的印象為斷；要知道這一痊英國的大演說家，他確能利用演說來感動聽眾；感動了英國的下層階級。
這樣看起來，就是英國人的演辭是有著驚人的成績，因為他們能夠洞悉群眾的心理；所以他們感人的效力也深且大。
如果把前麵所說的演辭和貝特曼·霍爾威史拙劣的演辭來比較一下；貝特曼·霍爾威克的演辭，雖然是長於說理，實在不過是證明他這一個人不能向群眾來講演的。
羅易·喬治的演辭的內容和形式能夠博取捉眾的信仰和悅服，就這一點來說羅易·喬治比較貝特曼·霍爾威克也隻有遠過而沒有不及的。
他的演辭樸質無華，而且敘述明白，字句易解，舉例淺顯，處處地方足以證明這位英國具有高超的政治才能。
民眾大會實是必要的，因為當一個人正要去參加一種新興的運動，在沒有去參加的時候，不免是畏縮的；可是一經到會，便可以從大會中去得到一種良好的印象，這種印象，能夠使多數人增加聲勢，鼓起勇氣。
這樣，人個便懾服在“群眾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萬千人的誌願、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於每一個到會者的心靈之中。
凡是到會時有著懷疑態度的人，散會後必定意誌堅定，他已成為團體中的一員了。
我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對這點是應該牢記勿忘的。
第七章 和共產黨的奮鬥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中間。
我曾親自去參加所謂資產階級的各種集會。
因此我大略知道了一些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宣傳者．然而我並不驚奇著他們的舉動，因為我十分明白他們對於口頭宣傳不加重視的緣故。
我曾去參加過民主黨德國國民黨(German Nationalist)、德國人民黨(German People's Patry)就是巴維利亞人民黨(Bavalan People's Party就是巴維利亞中央黨Bavarian Centre Party)的集會。
其中使我立時加以注意的，便是聽眾一致。
到會的會場些紀律，也沒有就全體而論很像是一個雜亂無章的賭場，而不是從事於偉大事業的群眾大會。
演說的人竭力保持著他們的鎮靜工夫。
他們背誦著滿辭，大多數的人不把這演辭高聲朗誦，極像報紙上精巧的論文或是學術的論文，他們避免去一切強烈的語調；演僻間有一二處溫文儒雅的笑謔的穿插，引起了在演講壇上人的輕微的一笑，這不過是聯以助之仍不失紳士的那種態度，這樣經過了四十五分鍾，全體大家都昏昏走是睡鄉了。
於是就有了早退的腳步聲，互相談話聲，以及一部分聽眾的嗬欠聲演講完畢了主席領導聽眾，共同唱一支德國的愛國歌，於是散會。
一聽眾們擁擠不堪的奮鬥而出，有的到酒店中去的上咖啡館去。有的出去吸一些新鮮的空氣。
反過來，我們民族社會黨集會，絕不是“平靜”的集會。
兩種不同的世界互相對抗，在散會的時候，每致感激群眾的民族主義者的狂熱，並不是唱了一隻沉悶的愛國歌所能了事的。
我們的集會，有著嚴格的紀律，大家第一步是盲目的信從俾主席有著絕對的威權。
這件中是極關重要的。
在我們集會裏常反對派來(共產黨)參加，他們常常是地隊而至的，偶然還有少數的煽動家份子混入在內，他們各人的臉上，望去都呈現著“今夜我們要和你們決一下雌雄”的表情。
在這幹鈞一發的危險時候，唯有主席的魄力以及會場衛隊的嚴厲的防衛，才能挫折了反對派的陰謀。
共產黨員和我們的搗亂，這是有因的。
我們在精密考慮了以後，決定采用揭貼包的標語，故意來激怒他們，使他們憤不可遏，特地參加我們的集會一我們的用意，本來隻是在離開他們一於是，我們趁此機會，來向他們宣傳。
我們的敵人，因此令“有階級意識的晚間階級”成群結隊來參加我黨的大會，以便用無產階級的力量，來攻擊我們“專製而的動的計劃。”
在開會前的四十五分鍾內，會場上已經充滿了工人。
他們好像是一隻火藥箱，大有一觸著導火線立刻爆發的趨勢，可是在事實每每不像這樣，他們在到會的時候是敵人，到了散會的時候，他們雖然未必和我們揣手，但至少他們也能反躬身省，並且去要查一下他們的主義是不是正確。
以後，他們競這樣地說：“無產階級們呀!你們千萬不要去參加民族主義煽動家的集會罷!”同時，共產黨的報紙，他們也不了司樣改變方針的表示了。
民眾們見到了共產黨的報紙對我們注意了，因此對我黨也就加以注意了。
因此，共產黨的報紙突然改變他們的策略，在有一時期，他們竟把我們看作是人類的真正罪人。
該報屢次的撰述論文，宣布我們的罪狀，他們盡量的造出種種謠言，存心來對我們陷害。
但是不久他們好像也深知這種攻擊的完全無效；便在事實上適足以引起一般人對於我黨的注意而已。
我黨的集會為什麽敵黨還有來破壞?原因就是由於他們的領袖的怯懦的緣故。
凡是到了危急的時候，這班不要臉的東西，大家都鵠立在會場的外麵，靜待事變的後果。
在當時，我們不得不自己來保持集會；我們決不能去依賴官廳；因為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官廳不但不能來為我們保護，而且加反幫助著那些搗亂份子呢。
官廳所擅長的手段，不外是把大家解散，這實在就是共產黨搗亂。
因此，我們絕端的相信不論什麽的大會，如果完全去依賴官廳來為他們作保護，那麽他們領袖，決難取得群眾的信任。
在從前，往往有少數的同誌，他們挺身而出，對咆哮凶惡的紅色群眾作壯烈的抗拒。
這十五人中是二十人的少數的同誌以終必被敵方所打敗。
其餘同誌，他們明知有三倍群眾也必受傷，因此不敢冒險。
這是誰都知道的統治德國的小資產階級的禍國殃民，便是革命發生的唯一的原因。
在當今，雖然有著備德國民主民族的赤手空拳，但是卻同；仔準備犧牲的大好頭顱。
我國德國的青年在談話的時候常常向他們說明他們所負使命的重大，並且再反複證明，假如人類的智慧要是沒有武力來扶助保持，終必要陷入淪亡之途的。
溫柔的和平女神，如是由武力來作後盾青年們聽了我的話，沒人不是動容的。
偉大的和平事業，必定要由武車來作後盾青年們聽了我的話，沒人人不是動容的。
於是軍事工程訓練的觀念對於他們覺得較有意味了他們都愛官僚，大家把軍事訓練成看成是一條畏途了。
我們且為看一下這班青年護勇敢的奮鬥怎樣!
他們像一群黃蜂，向著全場中的搗亂份子拚命猛衛，他們既不至少計較敵眾，我寡，也不顧到傷害和流血的犧牲心裏隻是滿懷著偉大的理想和神聖的使命，誓為我們的運動掃除障礙，一九二○年的夏天，我黨維持秩序的軍隊有些像樣了，明年春在，依次再分成好幾隊，每一隊分為幾小隊。因為我們的集合的活動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促護的實力編製，實在是刻不容緩的。
我們組織起軍隊來維持去場的秩序，目的是在解決—些十分重要的問題。
在那個時候．我黨還沒有黨徵和黨旗。
這種的標識缺乏了，這不不僅在當時是不便，就是將來也是不便的；因為既沒有方法去表明黨籍，而且將來我黨的國際主義的黨員鬥爭也沒法來區別的。
我在幼年時代，曾由感情上去觀察，知道這類的標記，能夠影響到我們的心理，所以就認為標記是十分重要的。
在大戰以後，我曾參加過柏林皇宮前的馬克斯主義的民眾示威運動。
一幅幅的紅旗，一條條的紅領巾，以及一朵朵的紅花，在空氣巾自由飄蕩顯示了十二萬參加大會的群眾的聲勢。
我深切的知道這種偉大而莊嚴的氣象，確有感動局外人的一種魔力。
在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政黨，並沒有世界的觀念，所以並沒有黨旗。
因為他們的黨是由一些“愛國份子”所組成的，所以他們就用帝國的國旅，
黑白紅三包的舊帝國的國旗，現在已被那些所謂“民族的小資產階級”各政黨采用為黨旗。
德國的國旗，不足以作為我黨的象征，因為他所代表的德國。在將來或許要受盡恥辱，被馬克斯主義所克服；而我黨的運動，則在消滅馬克斯主義，所以我們不該去沿用舊的德國的國旗。
現在雖然還有不少的德國人他們念及舊國旗的全盛時代，而且因為他們會在這國旗下作戰，親眼見別無數的生命死在這旗下，因此對之就和出了敬愛之心；可是照未來的奮鬥來說，這旗是一無價值的。
這就是人們民族社會黨認為舊國旗不能象征我們特殊的目的的唯一理由。
因為我們的誌願，並不在恢複汙點很多的舊帝國，而是在建設一個有新精神的新國家。
我們現在所做的運動，既是本著這意思去和馬克斯主義鬥．那麽，黨旗上自然應有代表新國家的象征。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舊旗的國黑、白、紅三色經過了多少次的試驗以後，我便決定上最後形式：我黨的黨旗是在工祀之中有一個白圓，圓中再畫上一個黑色的卐字。
再經過了多少次詳細研究。
便決定旗和圓間的適當比例，以及卐的形式和粗細；這旗一直沿用到現在，不曾有了更改。
不久維持秩序的軍隊，也就製成了同樣的臂帶一紅地，白圓，中有黑卐字。
一九二○的夏天，新黨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
經過了二年，吾黨同誌，已經有了幾千了，於是組織人數人多的挺進隊(Sturmanbteilunb)；這種為新世界奮鬥的武力組織，應該有勝利的特殊的象征，一就是軍旗。
在那時候的慕尼黑，除馬克斯主義的共產黨外，不再有其他的黨能夠像我黨的書籍來舉行大示威運動一民族主義派的政黨，那是更不足道了。慕泥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納下五千人。每當我黨集會的時候，擁擠不堪；所以我們常在找尋其他更大的場所。我們不曾集會的會堂，隻有克羅納戲院(Circus Krone)一處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國人的心裏大感到不安。因為巴黎和約，依倫敦最後通牒的方式迫我國承認，照此和約德國應付賠款二幹二百六十萬萬金馬克。一天一天的過去，這個驚人的事件德國竟沒有一個大的政黨來加以注意，就是所謂民族主義各黨的聯合會，他們雖然沒有示威的計劃。可是也沒有決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該會決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詢問這一天大會是不是舉行，到底什麽時候舉行，給我的答複仍然是遊移不定；不過說他們要邀集各團體在下星期三舉行示威運動。
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是忍無可忍，所以決定自己起來負責領導示威運動，反對和約。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於十分鍾之內寫齊了標語，而且租定克羅納戲院作為明天開會的會場。
在當時，這件事是一個驚人的冒險。因為在這樣的一廣大的會場之中，是否能夠有相當的聽眾?我黨的黨員，能不能把這廣大的會場填滿?這確實是一個疑問；而且大會還有受人破壞的憂慮。不過我確切知道，一如果這一次失敗的話，那我黨將灰的長期奮鬥中也必陷於不利。
我們盡一天之內去把標語貼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擔擾，擔憂著聽眾決不願冒雨前來赴會，而願安居家中；且這一次的開會說不定要發生惡鬥慘殺的暴動。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運貨汽車兩輛完全圍著紅色，上麵插了黨旗；每一輛車上裁著黨員十五至二十人，滿街馳騁散發傳單，作為在晚上舉行群眾大會的宣傳。
除了馬克斯黨主義的共產黨外，其他的黨用了汽車插旗而馳騁於街上的這還是創舉。
我一走進會堂，立即就感到一種欣慰，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萊好士會堂第一集會時所感到一樣。
當我從人群擠入登堂的時候。
我才知道了我黨勝利的全部情形。
因為在目前的會場上，已經被千萬的聽眾所塞滿了。
我的講題是“前進或滅亡。”我一直演講了二小時半。
在最初的半小時以且，我就感到這一次大會，一定要獲得巨大的效果，事實上確也是如此．
小資產階級的報紙，說這一次的示威不過是一些“民族主義“的性質；這種報紙依了它向來的平穩的態度，把發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
從一九二一年第一次舉行了這種大會以後，我們在慕尼黑集會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多。
我們每星期的開會不止一次，有時是兩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時候，我們每星期竟開大會三次，
我們在這時候常在克羅納戲院集會，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績，這是足堪自慰的。
因此，加入我黨的人數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們有著這樣的成功．敵黨看了當然不為甘心坐視的。
所以他們決定從事最後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來阻止我黨的集會。
過了幾天，他們知道我們在那一天要在什麽地方開會了，他們便首先發難。
因此，我赴何夫布萊好士會場的大會講演，他們便把這會場作為襲擊之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點鍾到七點鍾的時候，就得一個正式的報告，說他們要用斷然的手段來破壞我們的大會。
這種消息，我們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說是不幸。
在那天，我們已從斯安克兒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榮的舊辦公處逛了出去，但是還不等逛入新的辦公處，因為新的辦公處尚未完工的緣故。
結果，我們隻有四十六名勢力薄弱的衛隊在維持會場秩序；突然警報來了，我們無法於一小時內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進大門的時候是七時四時十五分鍾。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變故要發生了。
那時在會場裏人山人海，萬頭攢動，警察正在阻止後來的人入場。
因為敵人進場很早，大家都聚在會場內；而我黨同誌，卻反而大都徘徊在門外。
少數的衛隊，他們在會場前應侯著我。
我立刻命令把前廳到會場的門關起來，並召集這四十五人(或許是四十六人)前來聽受命令。
我對他們說明；今夜是我們第一次實踐的試驗，我們忠心於本黨的運動，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
我們誓不退出會場，除非是死了以後舁出去。
我無論如何不會相信你們在患難的時候會棄我而走的。
如果我見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親自去摘下他的臂帶和徽章。
於是人再使命令他們當敵人發出破壞大會的信號的時候，應該立刻衝前去奮鬥，但是必須牢記著自衛的方法最好是進攻。
我的話受到了他們三次的高聲歡呼，這歡呼聲的勇猛熱烈，在為空前所未有的。
於是。我是走進會場去，眼見到當時的情景。
那些敵人大家並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
還有無數的人，大家都轉過頭向我作一種憤恨的仇視，那種態度真是咄咄逼人；還有人做出一種高聲怪叫，一切醜態真是不一而足。
因為敵人知道了他們的實力較強，所以有必操勝算的自信的那種感覺。
那時可以宣布開會，我便登台去演講。
大約我講到一點半鍾以後。
敵人就發出他們搗亂的信號來了。
於是有幾個起來怪聲怒叫，一個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聲，那些“自由”的戰士便開始行動了。
不過幾秒鍾內，全場嘩然大亂，頭上的瓶孟亂飛，椅腳折斷了。玻璃擊聲碎了。狂呼怒號的聲音像是大風雨，全場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舊鵠立在原處，就注視著我們的活潑青年同誌的行動。
當敵人騷動正待要發作的時候我黨的挺進隊便奮身而向敵人進攻。
挺進隊的名稱，實在是從這裏來的。
他們個個都勇猛得像狼一樣，每十個人或八個人為一組屢次向敵人的隊中猛衝進，把敵人完全驅逐出會場外麵去。
過了五分鍾，我們的隊員沒有一個不是血流滿麵的。
到了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他們的品質了。
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人(maurice Hess)他現在做著我的私人秘書，以及其他的同誌，沒有一個不奮勇進攻，隻要能夠支持下不倒即使身負重傷，仍是力戰不卻。
在會場的一角尚有一群的敵人，還在頑強抵抗。
這時候忽然有頭槍彈從入口的地方向講台飛來，一進就人聲鼎沸了起來。
這種槍聲，喚起了我們過去的戰爭的記憶，這是十分欣喜的事。
當時我不能辨認出開槍的是誰；可是隻見我黨青年的再接再勵，再行進攻，終於把所有來搗亂的敵人完全逐到場外去了。
這件事共計費去了二十五分鍾的時間，到底控製會場的還是我們。
這是主席赫爾曼·伊塞爾(Hermann Essetr)發言；“大會照常進行，請演講者繼續演講。”於是我仍舊繼續演講。
大會在結束的時候，有一個十分張皇的巡長，他突然跑進會場。
搖著手高聲大呼：“停止開會”我不禁覺得好笑，因為這是一套老例的官樣文章。
那天晚上，我們所得的教訓很多，然而我黨的敵人，他們無法忘去他們所受的教訓。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慕尼黑報(Mnncher Post)對於無產階級搗亂的新聞竟是一字也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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