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 在慕尼黑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這真是一個處處和維也納不同的德國的城市啊！
當我想到維也納那種各民族雜難處的情形，心裏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語言，差不多和我的語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時代在下巴維利(Lower Bavaria)的那種情況。
此地在各方麵都和我有一種親密之感。
我和這地方的關係的深切，實在遠過於世界的其它各地；因為，這地方和我的發展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的緣故．
聯盟的讚成者，在奧地利僅僅隻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
因為哈普斯堡的皇胃的讚成，就是出於強迫計劃；日耳曼人的讚成，是輕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緣故。
由於輕信而讚成者，就是因為他們想藉三國聯盟(Tripple Alliance)來謀日耳曼帝國的強盛和穩固；由於不明白政治而讚成者，就是因為他們的想像和事實不符，他們的所為，實在不過是日耳曼帝國，附著在一個國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結果必使他們墮入深淵而不能自拔；況且聯盟能夠使奧地利慢慢地脫離日耳曼的民族性。
因為哈普斯堡皇胄既是相信和帝國聯盟之後，便可不受帝國的幹涉——不幸，這一點真是凶到的很對——所以他們不難把日耳曼人在國人的勢力逐漸消滅不會發生什麽危險。而且也很無須成慮到德國政府所提出的任何抗議，這是因為德國政府的觀點，素來以“客觀”態度著名的，他們對付奧地利的日耳曼人，也是常常可以賃藉聯盟來抑製反對，無論任何堅決的呼籲，凡斯拉夫人加以特別可恥的祖護而引起的，都可以用那聯盟的口實而給予製止。假使我們對於曆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過精密的研究，那麽，決不會有人能夠相信意大利和奧地利會站在同一戰線上作共同的奮鬥的。
假使不論那一個政府競能敢為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的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奧為敵，)那麽，意大利必定立刻震怒而將如火山的爆發了。
當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常常見到意大利對於奧國有關熱烈的輕宙和無限的仇視。幾百年來，哈普斯堡皇室為反對意大利的自由和獨立所作的罪孽的重大，意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
即使想忘掉，實在也有所不可能，何況意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無意於忘掉呢!
所以，為意大利的利害計，對付奧地利唯有兩條路，便是聯盟或是開戰。
意大利人是很從容的選擇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準備後者了。
德國的聯盟政策，是既無意義而又多危險的，況且奧俄的關係，又是正日趨於用武力來解決的時候。
到底為了什麽而締結同盟呢?這不過是趁國家尚能有著自主約的機會的時候，來保障國家的前途而已。
所謂國家的前途，又不過是使日耳曼民族繼續生存的問題而已。
德國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九○○·○○○人，來養活這些新增人口的困難，自然是與年俱增的。
除非我們未雨綢繆而先來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麽，結果是必定會使其禍殃的。
要替這些繁殖的人口來找工作和麵包；不外是兩條路，就是開拓領土和采取殖民貿易政策。
這兩條了路，都會有過種處的考慮、研究、建議及辯論、。
但是，都被各種理由來推翻了，最後才決定采取第二條路。
這兩條路比較起來，當然是第一條比較健全些，因為獲得新領土以及容納過剩的人口，這利益是未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將來為更甚。
現在領土政策唯一的希望，隻是限於歐洲一地，不能擴充於喀麥隆(Cameroons)等的地方去。
我國東際的兩處邊際及領土的範圍，都是由奮鬥而來的，所以我們對這為生存百奮鬥的決心，那是不得不感謝的。
我們所以能夠生存到現在的緣故，也是完全靠著這一個決心而成功的。
這種解決的方法，所以正確而合理。
還有另外的理由：現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大都像倒置著的金字塔，因為他們在歐洲的基礎，比了他們對殖民地才國外貿易的各種負擔，真像頭重腳輕的樣子，簡直可笑之至!我們可以說，頂在歐洲，到底則散在世界各地，和亞美利加合群國的奠基於本濟而頂則和地球各處相接觸的情形顯然相反。
所以美國內部的實力非常雄厚，而歐洲諸殖民地的國家是大都比較起來顯示出衰弱來了。
這種時期的例子，就是英國也不能作為反證，因為我們常易忘卻那盎格羅撤遜世界和不列顛帝國關係中的真實性。
英國僅因他的語言文化和亞美利加合群國相同，所以英國不能和歐洲的其他各國相提並論。
所以德國要想實一健全的領土政策，唯一希望，就是在歐洲的本部能夠獲取新的領土，假使殖民地不適宜於移殖大批的歐洲人，那麽殖民地也是毫無用處的。
在十九世紀，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獲得殖民地，已屬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要想實一這種殖民政策，隻有出之於堅苦奮鬥的一條路；但是，這種奮鬥，是在謀取大陸上和本國鄰近的領土，而不是歐洲以外的土地，那便是更為適當的。
這一個政策，想要使它實現，在歐洲唯一可能的聯盟隻一個英國。
如果我們德國再來實行侵略，隻有英國才是能夠做我們的後盾的。
我們有權來實行行為，實在不遜於我們的祖先。
我國的和平主義者，坐享著東方的產物而不稍躊躇，不知最初開辟東方的工具，就是刀劍呢?
我們應該惜任何重大的犧牲，去獲取英國的好感。
所謂犧牲，便是放棄殖民地和海上霸權，並且再避免因了我們的商業競爭而妨礙到了英國的實業。
英國在有一時期，希望我們能夠有這種的表示，因為基國他也很明白德國為丁人口的增殖，必須謀得一個解決，這個解決的方法，或借助於英國而在歐洲謀得解決，或是無須英國的幫助力，在別處地方自己去謀解決。
十九世紀末，基國謀和德國親善，實在就是了於這種的感情。
但是，德國人大都以為此舉是徒供英國的利用，所以均覺不安，像一朝締結了聯盟，不必用互惠來作基礎的!
實在，根掠於互惠的原則，德國對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順利的進行。
我們必須要知道，基國的外交政策很是機巧，假使我們不把實惠來給他，他是決不能加惠於我的。
我們且試想，倘使德國能用靈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了德國聯盟，像一九○四年日本的所為，那麽，他影響於德國的，我們很難加以估計了。
也許世界大戰不致爆發了．
但是，這種政策竟沒有被采行。
然而發展工業和世界貿易，擴張海權及殖民地，這些仍是可能的。
如果要實行要歐洲拓地的政策，那唯有聯英反俄；反之，要想行殖民地及世界貿易政策，那唯有聯俄反英。
德國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立刻當機立斷，決定和奧國的絕交。
百他們采用“在經濟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這勢必把他們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遠的破壞了。
當許多意外的威協，不時從英國來的時候，他們也許還莫名其妙哩!
最後，他們雖然決心建造一個船隊，但是，他們的目的不要攻吉英國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經濟上的和平征服世界。”。
所以，他們不僅對於戰船的數量有所限製，就是各船的噸數及其軍備，也是限製著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著他們的最後目的，還是在於“和平”
“在經濟和平的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國家政策中的唯一的主要原因，這實在是最愚笨不過的事，然而，他們竟援引英國來證明實行這種原則的可能，這實在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國的大學教授他們所講授曆史的理論所留下的害處是沒法可以補救的，這適足證明讀曆史隻讀百不能了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這情形是隨處都是的，這種理論，就是在英國方麵，也已遭受了駁斥，這是他們所不能不承認的。
然而，在世界上的各國，他們預備以武力作經濟的後盾，而且在征服之後，再以殘酷的手段來之維持這種行為的實使者，實莫過於英國。
英國向來的政策，他不是用政治的勢力去獲得經濟的利益，於是立刻使經濟的利益一變百為政治勢力嗎?所以，如果說基國太怯懦，不敢為了保障他們的經濟政策而奉流血，那是完全錯誤的。
英國沒有國民軍的事實，這也不足為反證；因為一國的要點，並不在兵力的形式而在善用一國所有勢力的意誌和決心。
英國時時具有他所必需的軍備。
英國在戰爭的時候，常用一切必需的利器來獲得的勝利。
如在役兵有用的時候，英國便以役兵來應；但是，如果不碰到必須有重大的犧牲方能獲得的勝利的時候，英國也就不惜用他全國的最優秀的分子來應戰；他的在戰爭時的決心和毅力以及其百折不撓的作戰行為，那是無處不具備的。
在德國，常把學校，刊物，以及滑稽報紙等來做宣傳，宣傳著謬誤的英國人的生活及其帝國，使德國人養成一種觀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競使德國人對於英國人，加以輕視，這種廖誤的觀念，探深地印入了人心，於是德國人的心目這中林家都認基國人是一種狡猾詐而怯懦的商人了。
(要知道一個龐大的英國，決不是徒靠詭計卑劣的手段所能目結而維係的，但是我國的那些肖頭教授，他們是從不會了解到這—點的。
這種錯誤的觀念，有少數付之糾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對這些少數的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社，便是遭受抑製。
當兩對壘於法蘭德斯(Flanders)的時候，我們武裝同誌那種警惶失措的狀態，我還是曆曆在目的十分清楚。
交呀不到數日。國人便立刻覺悟到蘇格蘭人確實不和國央的滑稽報章及報告中所描寫的形態了。
我要這個時候，於是使對宣傳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
那班宣傳，對於前麵所說的荒謬觀念，自然有著便利的地方，他們可以援引實例——不管這例子的錯誤是怎樣——來證明“世界的經濟征服”是正當的。
凡是基國人所以能夠成功的，我們德國人自然也必能成功的；因為我們的誠實——不像英國人的這樣缺乏信義——又可認為是我們的特長。
我們所希望的，就是把德國人的誠，去使小國歸附而大國信賴。
三國聯盟的價值，就心理方麵來說，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因為聯盟愈是重在現狀的維持，那麽，他的維係力也就愈弱之。
反之，假使同盟各國的勢力，如果愈能希望達到其確定百真實的擴張目的，那麽，這勢力也就愈強；因為這種同盟，他的力不在於防衛方麵而在於進攻在緣故。
各處的人士，對於這一點，大家都能認識清楚的，而獨那班所謂“專家們，”竟會得不知道。
當時做參謀本部上校的盧登都夫(Ludendorff)會在一九一二年的他的備忘錄中，指出了這種的弱點。
自然，對於這事，“政治家”是不肯承認他的價值和重要的。
在一九一四年，歐洲的大戰，由奧地利間接爆發了，哈普斯堡皇室，因此也就不得不加入戰爭，這真是德國的大幸，要是這歐洲首先發難於德國，那麽，德意誌勢必孤立百無援。
德奧間的關係，使德國喪失盟能給予的最好希望。
不但是如此，就是德國和俄國甚至德國和意大利的局勢，也反而日趨緊張了。
羅馬用了了的情感來袒護德國，這已成為普通的一象，然而反奧的情緒，卻又深入各國意大利人的心中，不時會爆發出來。
我在常常敘集的小團體中，明言著我深信我方和一個必遭毀滅的中家來簽訂不幸的盟約，這種盟約，如果不是及時取消，勢必要使德國陷入崩潰。
除非德國設法來及時解除。
當大戰正十分勢烈而又人心鼎沸的時候，合理和思想已是不可能，就是居高位，以冷靜的頭腦來考慮事實的人，也不免為勢情所激動，但我抱這個信念，堅如金石，不敢有片時的隨便。
就是我在前結的時候，隻要碰到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必定要發抒我的意見。
我的意思，為日耳曼的民族計，對於盟約的取消，能夠愈快愈妙，如果能夠因此百減少了敵人的數目，那麽把哈普斯堡王朝犧牲了，和德國也並不損失的。
因為數百萬戴著鋼盔的健兒，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救日耳曼的民族，並不是在維持一個衰老的王朝。
在歐戰之前的有一時期，至少有一部分的將士，對於這個正在進行的聯盟政策的是否妥善，已經多少起了一些懷疑。
而德國的保守派方麵也常常警告著當局不要地於信賴聯盟，但是，終於忠言逆耳，把這警告置之不理。
他們自己相信他們已經走進了征服世界的路，成功是未可有限的，且而又不須作任何的犧牲。
在這時候，一般所謂“專家們”者，恰如哈梅恩(Hameln)地方的捕鼠者，誘導著無辜的民族直趨滅亡，而那班“非專家們”者又複不聞不問，袖手旁觀而一無結果。
德國的專門技術以及在工業上很快的進展，還有德國的在貿易上也獲得了勝利，逐使他們忘卻了一件事，就是不明白這情形的所以，便是國家強盛，才能達此。
但是許多人士，反而進而宣布其信念，以為國家的根本是一種經濟組織，所以國家的生命，實在是有賴於工商業的發達的。
必須要用經濟學的法則去加以管理，俾使商業成為國家的生存的基礎，而且社這產業成為一切條件中的最健全和最自然的。
然而，國家對於任何具體的經濟概念或是經濟發展，實在是毫不相關的，國家並不是一種產業的代表集團，而是一個社會組織，它在某一時期謀實現各種經濟的標的；所以它是具有共同性和情感的社會組織，藉以增進並保持這特殊的社會，以實現上天為人類所指定的命運。
這就是一個國家的意義和目的。
從空間方麵來說，猶太國家是沒有界限製的，但是，他的種族觀念是有限的，所以這一個民族；常在某一個國家之內自成一國。
這一個國家，以“宗教”信仰作為標榜，借此而獲得亞利安人對於一切宗教信仰的寬待，這實在是一種發明出來的最狡猾的手段，西摩宗教的目的，便是一種以保存猶太種族的一種教義。
所以，凡是和該教發生關係的知識，不論其為社會、政治、經濟，差不多完全給入這教義中去?
德國每在政治勢力有著進展的時候，商業也就有了起色；反之，如果商人們隻知唯利是圖。在道德淪亡的時候，那麽，國家必定再陷入山崩潰，商業因此也跟著衰敗了。
假使我們自己來問一下自己，建設和維持國家的勢力在那裏?
幹脆的說，就是犧牲個人去為實會謀福利的勇務和決心而已。
這種美德，顯然是和經濟毫無關係的；因為世人甘心為理想而去犧牲是有的，但是甘心為產業而去犧牲的，那就從來沒有聽到過。
英吉利人在實現一種民族鬥爭的理想的時候，最能表現出他們的心靈的過人的地方。
比如，我們隻知道為了麵包而每天奮鬥，但是，英國人便為“自由”而去奮鬥。
他們所說的自由，並不是英國人本知的自由，而是為那些弱小民族的自由。
這些，德國人大都以為這是可恥的，因而便生出了憤怒。由此，就可以證明在大戰之前德國的所謂“政略”者，其輕率愚鈍是怎樣了。
我國德國人對於使民眾甘心為奮鬥而肯犧牲的力量，可以說是毫不知悉。
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德國人確實自信他們是為民理想而戰爭，所以常可立於不敗之地；直到他們後來有一天能明白的知道戰爭係為麵包而戰的時候，他們也自甘屈服而停止戰爭了。
然而，我們的聰明的“政治家，”他們對於民情的轉變，也會表示著發的驚異。
在戰前，他們以為靠了貿易的殖民地政策的和平手段，便可以操縱世界，或是進而征服世界，這種信仰，已經成為夢想；這很可以見到一個國家所謂以建設而維持的真實的美德，以及其他一切顯然易見的意誌力和建樹事業的決心，都已經喪失無餘了。
根據自然法則而直接產生的結果，便是這次世界大戰以及跟了大戰而來的各種影響。
我現在第一次把上述的諸問題，就我對於一九一二——一四年德國聯盟政策和經濟政策所抱的凶解和立場來加以評論，我覺得這一個謎團的解決，是由一種勢力在為之作轉移的，而這勢力，便是我在維也納的時候會上另一觀點所認識的，便是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和世界觀，以及它的組織的效力。
我在這時候就開始加以考慮，就是究竟采取那一種手段，才能克服了這種世界的流行病。
我曾經把畢士麥特種立法的目的，奮鬥和成功加以研過。
這種研究，使的自信力慢慢地日趨堅定，因此，我對於本問題的意見，便不想有所變更了。
然而，我對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和猶太教的關係，也會加以深切的研究過的。
一九一三——一四年，我曾經把這種信念公之於各團體——其中有一部分人士現在還是忠心於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t)運動的!
我確信要使日耳曼民族的前途發展，必須要把馬克斯議與以劑除才行。
德國民族內部的衰微，並不是始於現在，不過因為對於危害他們生存的禍首，他們好像是對於人身上的病源，不會知道清楚。
他們雖然也會對這種病源施以治療。但是因為常常把病微誤認為病源。
德國人因為在都不能了解或是不想了解這件事，所以，又對馬克斯主義的鬥爭，就成為等於庸醫的把藥物亂投了。
第五章 世界大戰
當我在年青氣盛的時代，最使我憂慮的，不快的，便是在這沒落的時代，受著萬民崇拜的人物，隻有商人和國家的官吏而已。
政潮像是已經波平浪靜，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經進入於：國際的和平競爭”了。
換句話說：就是彼此間互相用欺詐的手段，而避免著一切激烈的方法．
各國的政府，開始注意於互相傾軋的企業以及互相奪取主顧和契約，他們不惜用了千方百計，大家互相利用，於是一片喧囂的聲音，便就充滿於全世界了。
這種的發展，不但繼續進行而永無底止，並且好像已經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讚許，將一舉而把世界改造成一個極大的貨棧似的。
在這宏大的貨棧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職員，都有他們半知的肖像以竽永久。
為什麽我不早百年而生?
不生於解放戰爭(War of Liberation)的前後呢?
因為在當時的人，除了從事於“商業”之外，還有一些相當的價值可言。
當法蘭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傳到了慕尼黑的時候(那時我正在屋子內，對於這事變的情節，僅有一些模糊的聽聞，)起初，我以為這次的暗殺事件，或許是德國的學生所做的。
因為他們深恨奧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來鏟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事變的結果怎樣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對於日耳曼人的虐待百已。
當時還可以把這種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釋，而求得全世界諒解呢!
不久，知道了凶手的姓名，係是一個塞爾維亞人，我乃對於這不可測的命運的報複，感覺到有些悚然而懼了。
斯拉夫人的摯友，在斯拉夫民族的瘋狂者的槍下已經做了犧牲者了。
對於維也納政府所發出的最後通謀的形式和內容，在現在，世人還是有著許多的責難，這是殊欠公充的。
世界上任何的國家，處在同樣的境地，未有不是這樣來舉動一下的。
在奧地利的南境，有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敵，時時對奧國的皇室放出了挑戰的態度，待到時候一到，必須要使這奧地利帝國傾覆而反快。
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考皇一死，這件慘禍必須要實現的。這是委合理的。
而且奧地利帝國或許不會的切實抵抗的能力。
近年來奧國的安危。完全對之於老皇法蘭西斯·約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眾的眼光來觀察，老皇的死，等於國家的自知的覆滅。
世人大都以為這次大戰或許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戰禍的發生歸處於維也納政府，這實在不是公平的論調。
因為這次的戰爭終不可避免，至多延緩了一兩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奧兩國的外交政策，他們對於無可避免的一天，還是常常想多方延緩，直到最後關頭，被迫而不得不戰，那時候的時機已屬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灣省維持和平，那麽，戰爭一起，時機將更陷於不利，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已經有多年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動著德俄的開戰，而中央黨；因為宗教的緣故，所以對於國家大計，大抵以奧匈帝國不轉移。
現在，大錯已經鑄成，所以結果也不得不忍受。
禍變的來臨，勢所必然，這是無法可以避免的。
德國政府的錯誤，就是在於隻知道維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開戰的良機，而且再為維持世界和平的聯盟所牽製，最後也終成為世界協約國的犧牲品了。
這名義上雖稱為世界協約國，實際是反對保持世界和平而決心造成世界大戰的。
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並不是強迫民眾去參加的，實在是全國上下所切望的，國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個段落。
這就是德國二百萬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從軍，甘心作猛烈的爭鬥，而且在國旗之下，甘願灑最後的一滴血來捍衛自己的祖國。
這一個爭自由的戰爭爆發了，規模之大，實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麵剛旬聽到了暗殺的消息，我們腦海裏立即發生了兩種感想：一是戰爭無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須維持聰明。
因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國為了聯盟的緣故，也許會有一天被卷入擊突的漩渦，這擊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許並不在奧國，奧國因為內部的政治關係，竟無法來實行援助同盟國的充分決心。
對於戰爭，不論這個老大帝國願不願，然而已經到了非戰不可的時候了。
這次擊突的態度，我個人對之十分明白。
我以為這種擊突，並不是奧地利為要懲罰塞爾維亞而戰，實在是德意誌為著生存而戰，換句話說，就是日耳曼民族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戰。
德國人必須要步著畢士麥的後塵，現在的少年德國，對於過去的祖先，他們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仍舊應該努力保持著。
倘使這戰爭而獲得勝利的話，那我日耳曼人能夠靠了自己的勢力而再在列強間占得一個地位，因為日耳曼帝國是節衣縮食來一戰，那是決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請國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ll)準許我服麽於波維利亞的軍隊中，那時候內閣的國務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請第二天就批準了，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偉大而最難忘的時期，便在這時期開始了。這是和其他德國人一樣的。
過去的一切事跡，如果和這次激烈的鬥爭相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當年我民族勇猛戰爭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夠使我來參加這次的戰麽為幸。
戰爭年複一年的繼續著，戰爭的毫情，也就一變而為恐怖了。
大家愛國的熱忱，慢慢地冷卻下來，光榮的幻想，已經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這時每一個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兩件事在擊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這種擊突，在我已成為過去。我的意誌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起初我在衝鋒陷陣的時候，常常興高采烈呼喊歡笑，現在一變而為沉靜堅決了。
一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我都是這樣。
青年的誌願兵已經變成了老練的戰士。
這種變化，整個軍隊都是一樣的；因為我軍經過了長期的戰陣，已經老練堅強，凡在這次戰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經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這時候，軍隊的優劣，始能加以判斷。
在兩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斷的戰爭，我們以寡敵眾，以弱小敵強，備嚐著鎧渴勞頓，——要估量我軍的優點，就在這個時候。
雖然在幾千年之後談起了勇敢的英雄主義，就不能不念及大戰中的德國軍隊。
德國的灰色鋼盔，不畏縮，不規避，將成為曆史上永垂不朽的紀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當會念到這些軍人更為國家的健兒。
在那個時候，我對於政治並不注意，可是有關於影響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們軍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見了。
馬克斯主義的被人認為正確，這些，我對之十分憤慨。
馬克斯主義的最後的目的，是在毀滅一切不是猶太民族的國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馬克斯主義多方麵誘惑的德國勞動階級，居然覺悟了，他們效勞於祖國的風起雲湧，這正是馬克斯主義痛心疾首的時候。
在幾天之人，卑劣的國家的叛徒，他們欺騙民族的煙幕都已雲消霧散，而那些猶太領袖，立刻感覺到孤立無援，六十年來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跡，完全化為烏有了。
這實在是欺詐德國勞工者的最不利的時候。
這些叛徒的領袖，一旦察覺到他們處境的危險，他們也立刻遮掩了他們虛偽的醜形，居然老著麵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號了。
這正是對於毒害我國民族的整個的猶太團體大加攻擊的時候了，德國的工人既重新發現了複興民主族的路，政府應該就在這時候毫不加以寬假，急急地想法劑除了這反民族主義的鼓吹者。
優秀分子既已到前線捐軀去了。國人也應該在後方把予賊肅清才對。
可是德皇並不出此，反而新給那些叛徒以援手，並且給他們以保護。使他們得維持著他們的組織。
每一種世界觀(Wctsndchauunsgi），不論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兩者的界限極不容易說的。)都在其本知理論的積極建立，而不在對方理論的消極摧毀。
換一句話來講，就是世界觀的鬥爭，在進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確定，便是有利於理論的本身’，因這種目的，便是思想勝利，而攻破對方理論的消極目的，什麽時候可以達到，那就不易說了。
所以，凡是一種世界觀，其計劃愈是明白確定，那麽在進攻之中也必有強而有力；因為最後的勝利，是在進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來抵製的世界觀，如果不采取攻勢以擁護一種新理論，結果是必定遭受失敗的。
隻有兩種世界觀在同一條件下鬥爭的時候，始能用堅決的嚴酷的武力來決定勝負，而使勝利屬於武力所擁護的一方麵。
過去，反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失敗，完是由於這一個緣故。
畢士麥關於社會主義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於這一個緣故。
因為這種措施，實在缺乏一種新世界觀的基礎，所以無法樹立起鬥爭的目的來，隻有那些素稱為高明的達官要人，他們才會幻想著用“國家權威”或“秩序和安寧”，就足以激勵人們甘心去為鬥爭而犧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反社會民主政治的鬥爭已是十分明顯；但是，這種鬥爭，因為缺乏實際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夠支持到什麽時候，殊難預定。
因為這事實在是有一嚴重的缺點在。
在大戰之前，我就有這種意思，所以當時不能決定去參加任何的黨派。
後來，戰事延續，我的信念也就愈堅，因為當時不以議會政黨為限的運動還沒有，所以要想從事反社會民主黨的徹底鬥爭，顯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這種意見，向知己的朋友談及。
我在將來要做一個活動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這時候發生的。
我所以屢和少數的知己朋友說及，就是因戰後我除了固有的專業之外，再願意作一個演說家的緣故。
第六章 戰爭宣傳
當我注意於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時候，常使我感到極大的興趣的，便是宣傳事業．
據我看來馬克斯社會主義黨他們所最擅長而又能充分運用的工具，就是宣傳，我立刻覺悟到如果把宣傳運用得到法，那確也是一種正當的技術，這種技術，實在是那班中產階級各黨所不知道的，隻有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尤以呂格勒時代為然)用一種賞鑒藝術的性質來運用這種工具，而且他們大部分的成功，實在是得力於此的．
我們會有過什麽宣傳嗎?
唉!我僅能回一句：“沒有。”
我們對於這方麵一切的努力，一開始便失妥而且方針錯誤，因之不但毫無應效，並且有時還反足為害。
我們如果對於德國的戰爭宣傳，作一係統的考察，就可以確信他外表的虛弱與內心的謬誤了。
宣傳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這一個基本問題，甚而至於土我們還不能弄清楚。
宣傳是一種手段，而且必須根據其所宣傳的目的而評判的。
這一種手段，必須要妥為規劃，使目的獲得適當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變動，所以宣傳的要素，也就隨之而變動，以期和目的相言辦，這是十分顯然的。
大戰正當十分緊張的時候，我們所奮鬥的目的，便是人類想像中極尊貴而又極迫切的。
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獨立，以及將來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榮。
至於說到人道問題，毛奇(Moltke)曾經說過：“戰爭最要緊的便是在使戰事早些結束，而最能達到目的的，便是最殘酷的方法。
在戰爭中的宣傳，便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這一次大戰，就是日耳曼民族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奮鬥，所以宣傳僅能根據有利於這個目的的原則。
就是最殘酷的武器，如果用後可以早獲勝利，那麽，對於人道的原則仍是不悖的。
我們對於這種生死的戰爭中，對於戰爭宣傳的問題，所采取的態度，不過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夠明白了上述的各點，那對於這種武器的方式和運用，當然不致躊躇不決，莫衷一是：因為宣傳不過為一種武器而已——若是這種武器落在一個善用這種武器的人的手中，這武器真是一種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傳，都應該求其通俗，並且還須在宣傳的人群中，還得顧到知識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們要使接受宣傳的人數愈多，那麽宣傳的知識標準，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們宣傳的目的，是在使全國都受到影響——例如要使戰事貫徹到底的宣傳——那就願當極端的當心，必須避免陳義的過高。
群眾對於宣傳的接受力極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們又是大都健忘的。
這樣，一切有效的宣傳，必須限於數點，而用標語的形式來宣傳，務期每個人都能知道任何標語的命意。
要是牽涉過多，而一不顧此項的原是，那麽宣傳的效力，反而易於渙散，因為人民對於所宣傳的事，實在不能去融會或是記憶的緣故。
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敵盡量給以滑稽的描寫，像德奧滑稽報紙所用的一種宣傳方法，實在是根本錯誤的，因為我軍有一天實行和敵人肉搏的時候，那麽，他們所獲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會遭受到一種慘報；
德國的軍士，親見到敵人抵抗力的時候，他們覺悟到被那些虛構事實的人所欺騙了，這不但不能增強，而且不能保持其敵氣同仇的心理，結果是德國的士兵，就在這錯誤的宣傳之下慘敗了。
反過來，英美各國他們對於戰爭宣傳，在心理上說是正確的，他們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國人是一種斐族，為匈奴，而且使每一個士兵，對於戰爭的恐怖，早已具有準備，所以臨陣而不會沮喪，他們在前線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過是證明了他們所聽到的不錯而已，因而相信他們本國政府的言論是真確的，同時也增加其對於敵人的憤恨。
他們的宣傳是這樣的，所以英國的士兵，對於從本國所傳到的消息，從不感覺到虛實，而德國的士兵，竟把國內消息看作純粹的虛妄而不再信仰了。
假始有一張廣告，要宣傳一種新製的肥皂，它的宣傳方法，盛讚著別的肥皂的很好，那麽，我們對此廣告將怎樣?隻是搖首歎息而已。
所以當討論到戰爭發生的責任問題的時候，說德國對於戰禍的爆發，也應該來負一部分的責任。這實在是根本錯誤的，而正常的辦法，就是應該把大戰責任完全加到敵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實不大符合，也要把它當做真實的情形來看待。
因為，敵我兩方違法行動的界線，並不是一般群眾所能辨別的。
大多數的國民，他們的性質和見解，極類女性，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受到情感支配者實多於受到理性的支配者。
但是，這種情感，並不複雜，而且是很單純的。
他們的變化不多：不是積極便是消極，不是愛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謊言，永不會是非各半的。
英國的宣傳，便是善於這種的事實。
所以在英國，絕沒有模棱兩可的而引人誤會的措辭的。
英國對於群眾情感的幼稚，已經能有徹底的了解了，所以他們對於戰爭恐怖的宣傳，十分投合戰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線的士兵，就是在慘敗的時候，也仍能保持著他們作戰的勇氣；
再宣傳說德國人是大戰的唯一戎首，這種卑汙無恥的謊語，以及他們宣傳的方法，實在早已計及到群眾天賦的情感和極端性，所以能夠獲得了國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變，不應該去改變了宣傳所要實現的要點，它的目的，胯應始終如一。
標語固不妨從多方麵來加解釋，但是無論怎樣的解釋，應該和標語的本意一致。
要使宣傳的功效得到切實一致，這是唯一的方法。
不論是商業上或是政治上的廣告，其能獲得成功，都是因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
箸人的宜傳方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敵人的宣傳限於很少的幾點，而以民眾為唯一的對象，並且還堅持而不懈的進行著。
在大戰的全期之中，他都應用其最初認為正確的基本觀念和表現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
起初看來，好像是強詞奪理，謬妄無稽；繼接著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結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戰終止了，德國爆發了革命，而革命的口號，實在是發源於敵人的戰爭宣傳。
還有一件事英國人所明白的，就是這種鬥智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獲得成功，苟若獲得了成功，那便是能獲得厚大的報酬。
宣傳，在他們看來，這在是一種無上的武器，可是在我們看來，這實在是失意政客謀生的末路，以及無名英雄棲身的微職。
總之我們的宣傳，成效終也真等於零。
(未完待續)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這真是一個處處和維也納不同的德國的城市啊！
當我想到維也納那種各民族雜難處的情形，心裏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語言，差不多和我的語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時代在下巴維利(Lower Bavaria)的那種情況。
此地在各方麵都和我有一種親密之感。
我和這地方的關係的深切，實在遠過於世界的其它各地；因為，這地方和我的發展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的緣故．
聯盟的讚成者，在奧地利僅僅隻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
因為哈普斯堡的皇胃的讚成，就是出於強迫計劃；日耳曼人的讚成，是輕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緣故。
由於輕信而讚成者，就是因為他們想藉三國聯盟(Tripple Alliance)來謀日耳曼帝國的強盛和穩固；由於不明白政治而讚成者，就是因為他們的想像和事實不符，他們的所為，實在不過是日耳曼帝國，附著在一個國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結果必使他們墮入深淵而不能自拔；況且聯盟能夠使奧地利慢慢地脫離日耳曼的民族性。
因為哈普斯堡皇胄既是相信和帝國聯盟之後，便可不受帝國的幹涉——不幸，這一點真是凶到的很對——所以他們不難把日耳曼人在國人的勢力逐漸消滅不會發生什麽危險。而且也很無須成慮到德國政府所提出的任何抗議，這是因為德國政府的觀點，素來以“客觀”態度著名的，他們對付奧地利的日耳曼人，也是常常可以賃藉聯盟來抑製反對，無論任何堅決的呼籲，凡斯拉夫人加以特別可恥的祖護而引起的，都可以用那聯盟的口實而給予製止。假使我們對於曆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過精密的研究，那麽，決不會有人能夠相信意大利和奧地利會站在同一戰線上作共同的奮鬥的。
假使不論那一個政府競能敢為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的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奧為敵，)那麽，意大利必定立刻震怒而將如火山的爆發了。
當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常常見到意大利對於奧國有關熱烈的輕宙和無限的仇視。幾百年來，哈普斯堡皇室為反對意大利的自由和獨立所作的罪孽的重大，意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
即使想忘掉，實在也有所不可能，何況意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無意於忘掉呢!
所以，為意大利的利害計，對付奧地利唯有兩條路，便是聯盟或是開戰。
意大利人是很從容的選擇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準備後者了。
德國的聯盟政策，是既無意義而又多危險的，況且奧俄的關係，又是正日趨於用武力來解決的時候。
到底為了什麽而締結同盟呢?這不過是趁國家尚能有著自主約的機會的時候，來保障國家的前途而已。
所謂國家的前途，又不過是使日耳曼民族繼續生存的問題而已。
德國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九○○·○○○人，來養活這些新增人口的困難，自然是與年俱增的。
除非我們未雨綢繆而先來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麽，結果是必定會使其禍殃的。
要替這些繁殖的人口來找工作和麵包；不外是兩條路，就是開拓領土和采取殖民貿易政策。
這兩條了路，都會有過種處的考慮、研究、建議及辯論、。
但是，都被各種理由來推翻了，最後才決定采取第二條路。
這兩條路比較起來，當然是第一條比較健全些，因為獲得新領土以及容納過剩的人口，這利益是未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將來為更甚。
現在領土政策唯一的希望，隻是限於歐洲一地，不能擴充於喀麥隆(Cameroons)等的地方去。
我國東際的兩處邊際及領土的範圍，都是由奮鬥而來的，所以我們對這為生存百奮鬥的決心，那是不得不感謝的。
我們所以能夠生存到現在的緣故，也是完全靠著這一個決心而成功的。
這種解決的方法，所以正確而合理。
還有另外的理由：現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大都像倒置著的金字塔，因為他們在歐洲的基礎，比了他們對殖民地才國外貿易的各種負擔，真像頭重腳輕的樣子，簡直可笑之至!我們可以說，頂在歐洲，到底則散在世界各地，和亞美利加合群國的奠基於本濟而頂則和地球各處相接觸的情形顯然相反。
所以美國內部的實力非常雄厚，而歐洲諸殖民地的國家是大都比較起來顯示出衰弱來了。
這種時期的例子，就是英國也不能作為反證，因為我們常易忘卻那盎格羅撤遜世界和不列顛帝國關係中的真實性。
英國僅因他的語言文化和亞美利加合群國相同，所以英國不能和歐洲的其他各國相提並論。
所以德國要想實一健全的領土政策，唯一希望，就是在歐洲的本部能夠獲取新的領土，假使殖民地不適宜於移殖大批的歐洲人，那麽殖民地也是毫無用處的。
在十九世紀，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獲得殖民地，已屬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要想實一這種殖民政策，隻有出之於堅苦奮鬥的一條路；但是，這種奮鬥，是在謀取大陸上和本國鄰近的領土，而不是歐洲以外的土地，那便是更為適當的。
這一個政策，想要使它實現，在歐洲唯一可能的聯盟隻一個英國。
如果我們德國再來實行侵略，隻有英國才是能夠做我們的後盾的。
我們有權來實行行為，實在不遜於我們的祖先。
我國的和平主義者，坐享著東方的產物而不稍躊躇，不知最初開辟東方的工具，就是刀劍呢?
我們應該惜任何重大的犧牲，去獲取英國的好感。
所謂犧牲，便是放棄殖民地和海上霸權，並且再避免因了我們的商業競爭而妨礙到了英國的實業。
英國在有一時期，希望我們能夠有這種的表示，因為基國他也很明白德國為丁人口的增殖，必須謀得一個解決，這個解決的方法，或借助於英國而在歐洲謀得解決，或是無須英國的幫助力，在別處地方自己去謀解決。
十九世紀末，基國謀和德國親善，實在就是了於這種的感情。
但是，德國人大都以為此舉是徒供英國的利用，所以均覺不安，像一朝締結了聯盟，不必用互惠來作基礎的!
實在，根掠於互惠的原則，德國對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順利的進行。
我們必須要知道，基國的外交政策很是機巧，假使我們不把實惠來給他，他是決不能加惠於我的。
我們且試想，倘使德國能用靈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了德國聯盟，像一九○四年日本的所為，那麽，他影響於德國的，我們很難加以估計了。
也許世界大戰不致爆發了．
但是，這種政策竟沒有被采行。
然而發展工業和世界貿易，擴張海權及殖民地，這些仍是可能的。
如果要實行要歐洲拓地的政策，那唯有聯英反俄；反之，要想行殖民地及世界貿易政策，那唯有聯俄反英。
德國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立刻當機立斷，決定和奧國的絕交。
百他們采用“在經濟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這勢必把他們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遠的破壞了。
當許多意外的威協，不時從英國來的時候，他們也許還莫名其妙哩!
最後，他們雖然決心建造一個船隊，但是，他們的目的不要攻吉英國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經濟上的和平征服世界。”。
所以，他們不僅對於戰船的數量有所限製，就是各船的噸數及其軍備，也是限製著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著他們的最後目的，還是在於“和平”
“在經濟和平的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國家政策中的唯一的主要原因，這實在是最愚笨不過的事，然而，他們竟援引英國來證明實行這種原則的可能，這實在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國的大學教授他們所講授曆史的理論所留下的害處是沒法可以補救的，這適足證明讀曆史隻讀百不能了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這情形是隨處都是的，這種理論，就是在英國方麵，也已遭受了駁斥，這是他們所不能不承認的。
然而，在世界上的各國，他們預備以武力作經濟的後盾，而且在征服之後，再以殘酷的手段來之維持這種行為的實使者，實莫過於英國。
英國向來的政策，他不是用政治的勢力去獲得經濟的利益，於是立刻使經濟的利益一變百為政治勢力嗎?所以，如果說基國太怯懦，不敢為了保障他們的經濟政策而奉流血，那是完全錯誤的。
英國沒有國民軍的事實，這也不足為反證；因為一國的要點，並不在兵力的形式而在善用一國所有勢力的意誌和決心。
英國時時具有他所必需的軍備。
英國在戰爭的時候，常用一切必需的利器來獲得的勝利。
如在役兵有用的時候，英國便以役兵來應；但是，如果不碰到必須有重大的犧牲方能獲得的勝利的時候，英國也就不惜用他全國的最優秀的分子來應戰；他的在戰爭時的決心和毅力以及其百折不撓的作戰行為，那是無處不具備的。
在德國，常把學校，刊物，以及滑稽報紙等來做宣傳，宣傳著謬誤的英國人的生活及其帝國，使德國人養成一種觀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競使德國人對於英國人，加以輕視，這種廖誤的觀念，探深地印入了人心，於是德國人的心目這中林家都認基國人是一種狡猾詐而怯懦的商人了。
(要知道一個龐大的英國，決不是徒靠詭計卑劣的手段所能目結而維係的，但是我國的那些肖頭教授，他們是從不會了解到這—點的。
這種錯誤的觀念，有少數付之糾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對這些少數的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社，便是遭受抑製。
當兩對壘於法蘭德斯(Flanders)的時候，我們武裝同誌那種警惶失措的狀態，我還是曆曆在目的十分清楚。
交呀不到數日。國人便立刻覺悟到蘇格蘭人確實不和國央的滑稽報章及報告中所描寫的形態了。
我要這個時候，於是使對宣傳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
那班宣傳，對於前麵所說的荒謬觀念，自然有著便利的地方，他們可以援引實例——不管這例子的錯誤是怎樣——來證明“世界的經濟征服”是正當的。
凡是基國人所以能夠成功的，我們德國人自然也必能成功的；因為我們的誠實——不像英國人的這樣缺乏信義——又可認為是我們的特長。
我們所希望的，就是把德國人的誠，去使小國歸附而大國信賴。
三國聯盟的價值，就心理方麵來說，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因為聯盟愈是重在現狀的維持，那麽，他的維係力也就愈弱之。
反之，假使同盟各國的勢力，如果愈能希望達到其確定百真實的擴張目的，那麽，這勢力也就愈強；因為這種同盟，他的力不在於防衛方麵而在於進攻在緣故。
各處的人士，對於這一點，大家都能認識清楚的，而獨那班所謂“專家們，”竟會得不知道。
當時做參謀本部上校的盧登都夫(Ludendorff)會在一九一二年的他的備忘錄中，指出了這種的弱點。
自然，對於這事，“政治家”是不肯承認他的價值和重要的。
在一九一四年，歐洲的大戰，由奧地利間接爆發了，哈普斯堡皇室，因此也就不得不加入戰爭，這真是德國的大幸，要是這歐洲首先發難於德國，那麽，德意誌勢必孤立百無援。
德奧間的關係，使德國喪失盟能給予的最好希望。
不但是如此，就是德國和俄國甚至德國和意大利的局勢，也反而日趨緊張了。
羅馬用了了的情感來袒護德國，這已成為普通的一象，然而反奧的情緒，卻又深入各國意大利人的心中，不時會爆發出來。
我在常常敘集的小團體中，明言著我深信我方和一個必遭毀滅的中家來簽訂不幸的盟約，這種盟約，如果不是及時取消，勢必要使德國陷入崩潰。
除非德國設法來及時解除。
當大戰正十分勢烈而又人心鼎沸的時候，合理和思想已是不可能，就是居高位，以冷靜的頭腦來考慮事實的人，也不免為勢情所激動，但我抱這個信念，堅如金石，不敢有片時的隨便。
就是我在前結的時候，隻要碰到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必定要發抒我的意見。
我的意思，為日耳曼的民族計，對於盟約的取消，能夠愈快愈妙，如果能夠因此百減少了敵人的數目，那麽把哈普斯堡王朝犧牲了，和德國也並不損失的。
因為數百萬戴著鋼盔的健兒，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救日耳曼的民族，並不是在維持一個衰老的王朝。
在歐戰之前的有一時期，至少有一部分的將士，對於這個正在進行的聯盟政策的是否妥善，已經多少起了一些懷疑。
而德國的保守派方麵也常常警告著當局不要地於信賴聯盟，但是，終於忠言逆耳，把這警告置之不理。
他們自己相信他們已經走進了征服世界的路，成功是未可有限的，且而又不須作任何的犧牲。
在這時候，一般所謂“專家們”者，恰如哈梅恩(Hameln)地方的捕鼠者，誘導著無辜的民族直趨滅亡，而那班“非專家們”者又複不聞不問，袖手旁觀而一無結果。
德國的專門技術以及在工業上很快的進展，還有德國的在貿易上也獲得了勝利，逐使他們忘卻了一件事，就是不明白這情形的所以，便是國家強盛，才能達此。
但是許多人士，反而進而宣布其信念，以為國家的根本是一種經濟組織，所以國家的生命，實在是有賴於工商業的發達的。
必須要用經濟學的法則去加以管理，俾使商業成為國家的生存的基礎，而且社這產業成為一切條件中的最健全和最自然的。
然而，國家對於任何具體的經濟概念或是經濟發展，實在是毫不相關的，國家並不是一種產業的代表集團，而是一個社會組織，它在某一時期謀實現各種經濟的標的；所以它是具有共同性和情感的社會組織，藉以增進並保持這特殊的社會，以實現上天為人類所指定的命運。
這就是一個國家的意義和目的。
從空間方麵來說，猶太國家是沒有界限製的，但是，他的種族觀念是有限的，所以這一個民族；常在某一個國家之內自成一國。
這一個國家，以“宗教”信仰作為標榜，借此而獲得亞利安人對於一切宗教信仰的寬待，這實在是一種發明出來的最狡猾的手段，西摩宗教的目的，便是一種以保存猶太種族的一種教義。
所以，凡是和該教發生關係的知識，不論其為社會、政治、經濟，差不多完全給入這教義中去?
德國每在政治勢力有著進展的時候，商業也就有了起色；反之，如果商人們隻知唯利是圖。在道德淪亡的時候，那麽，國家必定再陷入山崩潰，商業因此也跟著衰敗了。
假使我們自己來問一下自己，建設和維持國家的勢力在那裏?
幹脆的說，就是犧牲個人去為實會謀福利的勇務和決心而已。
這種美德，顯然是和經濟毫無關係的；因為世人甘心為理想而去犧牲是有的，但是甘心為產業而去犧牲的，那就從來沒有聽到過。
英吉利人在實現一種民族鬥爭的理想的時候，最能表現出他們的心靈的過人的地方。
比如，我們隻知道為了麵包而每天奮鬥，但是，英國人便為“自由”而去奮鬥。
他們所說的自由，並不是英國人本知的自由，而是為那些弱小民族的自由。
這些，德國人大都以為這是可恥的，因而便生出了憤怒。由此，就可以證明在大戰之前德國的所謂“政略”者，其輕率愚鈍是怎樣了。
我國德國人對於使民眾甘心為奮鬥而肯犧牲的力量，可以說是毫不知悉。
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德國人確實自信他們是為民理想而戰爭，所以常可立於不敗之地；直到他們後來有一天能明白的知道戰爭係為麵包而戰的時候，他們也自甘屈服而停止戰爭了。
然而，我們的聰明的“政治家，”他們對於民情的轉變，也會表示著發的驚異。
在戰前，他們以為靠了貿易的殖民地政策的和平手段，便可以操縱世界，或是進而征服世界，這種信仰，已經成為夢想；這很可以見到一個國家所謂以建設而維持的真實的美德，以及其他一切顯然易見的意誌力和建樹事業的決心，都已經喪失無餘了。
根據自然法則而直接產生的結果，便是這次世界大戰以及跟了大戰而來的各種影響。
我現在第一次把上述的諸問題，就我對於一九一二——一四年德國聯盟政策和經濟政策所抱的凶解和立場來加以評論，我覺得這一個謎團的解決，是由一種勢力在為之作轉移的，而這勢力，便是我在維也納的時候會上另一觀點所認識的，便是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和世界觀，以及它的組織的效力。
我在這時候就開始加以考慮，就是究竟采取那一種手段，才能克服了這種世界的流行病。
我曾經把畢士麥特種立法的目的，奮鬥和成功加以研過。
這種研究，使的自信力慢慢地日趨堅定，因此，我對於本問題的意見，便不想有所變更了。
然而，我對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和猶太教的關係，也會加以深切的研究過的。
一九一三——一四年，我曾經把這種信念公之於各團體——其中有一部分人士現在還是忠心於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t)運動的!
我確信要使日耳曼民族的前途發展，必須要把馬克斯議與以劑除才行。
德國民族內部的衰微，並不是始於現在，不過因為對於危害他們生存的禍首，他們好像是對於人身上的病源，不會知道清楚。
他們雖然也會對這種病源施以治療。但是因為常常把病微誤認為病源。
德國人因為在都不能了解或是不想了解這件事，所以，又對馬克斯主義的鬥爭，就成為等於庸醫的把藥物亂投了。
第五章 世界大戰
當我在年青氣盛的時代，最使我憂慮的，不快的，便是在這沒落的時代，受著萬民崇拜的人物，隻有商人和國家的官吏而已。
政潮像是已經波平浪靜，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經進入於：國際的和平競爭”了。
換句話說：就是彼此間互相用欺詐的手段，而避免著一切激烈的方法．
各國的政府，開始注意於互相傾軋的企業以及互相奪取主顧和契約，他們不惜用了千方百計，大家互相利用，於是一片喧囂的聲音，便就充滿於全世界了。
這種的發展，不但繼續進行而永無底止，並且好像已經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讚許，將一舉而把世界改造成一個極大的貨棧似的。
在這宏大的貨棧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職員，都有他們半知的肖像以竽永久。
為什麽我不早百年而生?
不生於解放戰爭(War of Liberation)的前後呢?
因為在當時的人，除了從事於“商業”之外，還有一些相當的價值可言。
當法蘭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傳到了慕尼黑的時候(那時我正在屋子內，對於這事變的情節，僅有一些模糊的聽聞，)起初，我以為這次的暗殺事件，或許是德國的學生所做的。
因為他們深恨奧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來鏟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事變的結果怎樣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對於日耳曼人的虐待百已。
當時還可以把這種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釋，而求得全世界諒解呢!
不久，知道了凶手的姓名，係是一個塞爾維亞人，我乃對於這不可測的命運的報複，感覺到有些悚然而懼了。
斯拉夫人的摯友，在斯拉夫民族的瘋狂者的槍下已經做了犧牲者了。
對於維也納政府所發出的最後通謀的形式和內容，在現在，世人還是有著許多的責難，這是殊欠公充的。
世界上任何的國家，處在同樣的境地，未有不是這樣來舉動一下的。
在奧地利的南境，有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敵，時時對奧國的皇室放出了挑戰的態度，待到時候一到，必須要使這奧地利帝國傾覆而反快。
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考皇一死，這件慘禍必須要實現的。這是委合理的。
而且奧地利帝國或許不會的切實抵抗的能力。
近年來奧國的安危。完全對之於老皇法蘭西斯·約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眾的眼光來觀察，老皇的死，等於國家的自知的覆滅。
世人大都以為這次大戰或許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戰禍的發生歸處於維也納政府，這實在不是公平的論調。
因為這次的戰爭終不可避免，至多延緩了一兩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奧兩國的外交政策，他們對於無可避免的一天，還是常常想多方延緩，直到最後關頭，被迫而不得不戰，那時候的時機已屬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灣省維持和平，那麽，戰爭一起，時機將更陷於不利，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已經有多年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動著德俄的開戰，而中央黨；因為宗教的緣故，所以對於國家大計，大抵以奧匈帝國不轉移。
現在，大錯已經鑄成，所以結果也不得不忍受。
禍變的來臨，勢所必然，這是無法可以避免的。
德國政府的錯誤，就是在於隻知道維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開戰的良機，而且再為維持世界和平的聯盟所牽製，最後也終成為世界協約國的犧牲品了。
這名義上雖稱為世界協約國，實際是反對保持世界和平而決心造成世界大戰的。
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並不是強迫民眾去參加的，實在是全國上下所切望的，國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個段落。
這就是德國二百萬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從軍，甘心作猛烈的爭鬥，而且在國旗之下，甘願灑最後的一滴血來捍衛自己的祖國。
這一個爭自由的戰爭爆發了，規模之大，實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麵剛旬聽到了暗殺的消息，我們腦海裏立即發生了兩種感想：一是戰爭無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須維持聰明。
因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國為了聯盟的緣故，也許會有一天被卷入擊突的漩渦，這擊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許並不在奧國，奧國因為內部的政治關係，竟無法來實行援助同盟國的充分決心。
對於戰爭，不論這個老大帝國願不願，然而已經到了非戰不可的時候了。
這次擊突的態度，我個人對之十分明白。
我以為這種擊突，並不是奧地利為要懲罰塞爾維亞而戰，實在是德意誌為著生存而戰，換句話說，就是日耳曼民族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戰。
德國人必須要步著畢士麥的後塵，現在的少年德國，對於過去的祖先，他們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仍舊應該努力保持著。
倘使這戰爭而獲得勝利的話，那我日耳曼人能夠靠了自己的勢力而再在列強間占得一個地位，因為日耳曼帝國是節衣縮食來一戰，那是決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請國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ll)準許我服麽於波維利亞的軍隊中，那時候內閣的國務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請第二天就批準了，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偉大而最難忘的時期，便在這時期開始了。這是和其他德國人一樣的。
過去的一切事跡，如果和這次激烈的鬥爭相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當年我民族勇猛戰爭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夠使我來參加這次的戰麽為幸。
戰爭年複一年的繼續著，戰爭的毫情，也就一變而為恐怖了。
大家愛國的熱忱，慢慢地冷卻下來，光榮的幻想，已經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這時每一個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兩件事在擊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這種擊突，在我已成為過去。我的意誌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起初我在衝鋒陷陣的時候，常常興高采烈呼喊歡笑，現在一變而為沉靜堅決了。
一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我都是這樣。
青年的誌願兵已經變成了老練的戰士。
這種變化，整個軍隊都是一樣的；因為我軍經過了長期的戰陣，已經老練堅強，凡在這次戰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經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這時候，軍隊的優劣，始能加以判斷。
在兩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斷的戰爭，我們以寡敵眾，以弱小敵強，備嚐著鎧渴勞頓，——要估量我軍的優點，就在這個時候。
雖然在幾千年之後談起了勇敢的英雄主義，就不能不念及大戰中的德國軍隊。
德國的灰色鋼盔，不畏縮，不規避，將成為曆史上永垂不朽的紀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當會念到這些軍人更為國家的健兒。
在那個時候，我對於政治並不注意，可是有關於影響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們軍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見了。
馬克斯主義的被人認為正確，這些，我對之十分憤慨。
馬克斯主義的最後的目的，是在毀滅一切不是猶太民族的國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馬克斯主義多方麵誘惑的德國勞動階級，居然覺悟了，他們效勞於祖國的風起雲湧，這正是馬克斯主義痛心疾首的時候。
在幾天之人，卑劣的國家的叛徒，他們欺騙民族的煙幕都已雲消霧散，而那些猶太領袖，立刻感覺到孤立無援，六十年來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跡，完全化為烏有了。
這實在是欺詐德國勞工者的最不利的時候。
這些叛徒的領袖，一旦察覺到他們處境的危險，他們也立刻遮掩了他們虛偽的醜形，居然老著麵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號了。
這正是對於毒害我國民族的整個的猶太團體大加攻擊的時候了，德國的工人既重新發現了複興民主族的路，政府應該就在這時候毫不加以寬假，急急地想法劑除了這反民族主義的鼓吹者。
優秀分子既已到前線捐軀去了。國人也應該在後方把予賊肅清才對。
可是德皇並不出此，反而新給那些叛徒以援手，並且給他們以保護。使他們得維持著他們的組織。
每一種世界觀(Wctsndchauunsgi），不論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兩者的界限極不容易說的。)都在其本知理論的積極建立，而不在對方理論的消極摧毀。
換一句話來講，就是世界觀的鬥爭，在進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確定，便是有利於理論的本身’，因這種目的，便是思想勝利，而攻破對方理論的消極目的，什麽時候可以達到，那就不易說了。
所以，凡是一種世界觀，其計劃愈是明白確定，那麽在進攻之中也必有強而有力；因為最後的勝利，是在進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來抵製的世界觀，如果不采取攻勢以擁護一種新理論，結果是必定遭受失敗的。
隻有兩種世界觀在同一條件下鬥爭的時候，始能用堅決的嚴酷的武力來決定勝負，而使勝利屬於武力所擁護的一方麵。
過去，反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失敗，完是由於這一個緣故。
畢士麥關於社會主義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於這一個緣故。
因為這種措施，實在缺乏一種新世界觀的基礎，所以無法樹立起鬥爭的目的來，隻有那些素稱為高明的達官要人，他們才會幻想著用“國家權威”或“秩序和安寧”，就足以激勵人們甘心去為鬥爭而犧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反社會民主政治的鬥爭已是十分明顯；但是，這種鬥爭，因為缺乏實際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夠支持到什麽時候，殊難預定。
因為這事實在是有一嚴重的缺點在。
在大戰之前，我就有這種意思，所以當時不能決定去參加任何的黨派。
後來，戰事延續，我的信念也就愈堅，因為當時不以議會政黨為限的運動還沒有，所以要想從事反社會民主黨的徹底鬥爭，顯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這種意見，向知己的朋友談及。
我在將來要做一個活動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這時候發生的。
我所以屢和少數的知己朋友說及，就是因戰後我除了固有的專業之外，再願意作一個演說家的緣故。
第六章 戰爭宣傳
當我注意於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時候，常使我感到極大的興趣的，便是宣傳事業．
據我看來馬克斯社會主義黨他們所最擅長而又能充分運用的工具，就是宣傳，我立刻覺悟到如果把宣傳運用得到法，那確也是一種正當的技術，這種技術，實在是那班中產階級各黨所不知道的，隻有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尤以呂格勒時代為然)用一種賞鑒藝術的性質來運用這種工具，而且他們大部分的成功，實在是得力於此的．
我們會有過什麽宣傳嗎?
唉!我僅能回一句：“沒有。”
我們對於這方麵一切的努力，一開始便失妥而且方針錯誤，因之不但毫無應效，並且有時還反足為害。
我們如果對於德國的戰爭宣傳，作一係統的考察，就可以確信他外表的虛弱與內心的謬誤了。
宣傳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這一個基本問題，甚而至於土我們還不能弄清楚。
宣傳是一種手段，而且必須根據其所宣傳的目的而評判的。
這一種手段，必須要妥為規劃，使目的獲得適當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變動，所以宣傳的要素，也就隨之而變動，以期和目的相言辦，這是十分顯然的。
大戰正當十分緊張的時候，我們所奮鬥的目的，便是人類想像中極尊貴而又極迫切的。
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獨立，以及將來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榮。
至於說到人道問題，毛奇(Moltke)曾經說過：“戰爭最要緊的便是在使戰事早些結束，而最能達到目的的，便是最殘酷的方法。
在戰爭中的宣傳，便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這一次大戰，就是日耳曼民族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奮鬥，所以宣傳僅能根據有利於這個目的的原則。
就是最殘酷的武器，如果用後可以早獲勝利，那麽，對於人道的原則仍是不悖的。
我們對於這種生死的戰爭中，對於戰爭宣傳的問題，所采取的態度，不過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夠明白了上述的各點，那對於這種武器的方式和運用，當然不致躊躇不決，莫衷一是：因為宣傳不過為一種武器而已——若是這種武器落在一個善用這種武器的人的手中，這武器真是一種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傳，都應該求其通俗，並且還須在宣傳的人群中，還得顧到知識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們要使接受宣傳的人數愈多，那麽宣傳的知識標準，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們宣傳的目的，是在使全國都受到影響——例如要使戰事貫徹到底的宣傳——那就願當極端的當心，必須避免陳義的過高。
群眾對於宣傳的接受力極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們又是大都健忘的。
這樣，一切有效的宣傳，必須限於數點，而用標語的形式來宣傳，務期每個人都能知道任何標語的命意。
要是牽涉過多，而一不顧此項的原是，那麽宣傳的效力，反而易於渙散，因為人民對於所宣傳的事，實在不能去融會或是記憶的緣故。
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敵盡量給以滑稽的描寫，像德奧滑稽報紙所用的一種宣傳方法，實在是根本錯誤的，因為我軍有一天實行和敵人肉搏的時候，那麽，他們所獲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會遭受到一種慘報；
德國的軍士，親見到敵人抵抗力的時候，他們覺悟到被那些虛構事實的人所欺騙了，這不但不能增強，而且不能保持其敵氣同仇的心理，結果是德國的士兵，就在這錯誤的宣傳之下慘敗了。
反過來，英美各國他們對於戰爭宣傳，在心理上說是正確的，他們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國人是一種斐族，為匈奴，而且使每一個士兵，對於戰爭的恐怖，早已具有準備，所以臨陣而不會沮喪，他們在前線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過是證明了他們所聽到的不錯而已，因而相信他們本國政府的言論是真確的，同時也增加其對於敵人的憤恨。
他們的宣傳是這樣的，所以英國的士兵，對於從本國所傳到的消息，從不感覺到虛實，而德國的士兵，竟把國內消息看作純粹的虛妄而不再信仰了。
假始有一張廣告，要宣傳一種新製的肥皂，它的宣傳方法，盛讚著別的肥皂的很好，那麽，我們對此廣告將怎樣?隻是搖首歎息而已。
所以當討論到戰爭發生的責任問題的時候，說德國對於戰禍的爆發，也應該來負一部分的責任。這實在是根本錯誤的，而正常的辦法，就是應該把大戰責任完全加到敵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實不大符合，也要把它當做真實的情形來看待。
因為，敵我兩方違法行動的界線，並不是一般群眾所能辨別的。
大多數的國民，他們的性質和見解，極類女性，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受到情感支配者實多於受到理性的支配者。
但是，這種情感，並不複雜，而且是很單純的。
他們的變化不多：不是積極便是消極，不是愛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謊言，永不會是非各半的。
英國的宣傳，便是善於這種的事實。
所以在英國，絕沒有模棱兩可的而引人誤會的措辭的。
英國對於群眾情感的幼稚，已經能有徹底的了解了，所以他們對於戰爭恐怖的宣傳，十分投合戰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線的士兵，就是在慘敗的時候，也仍能保持著他們作戰的勇氣；
再宣傳說德國人是大戰的唯一戎首，這種卑汙無恥的謊語，以及他們宣傳的方法，實在早已計及到群眾天賦的情感和極端性，所以能夠獲得了國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變，不應該去改變了宣傳所要實現的要點，它的目的，胯應始終如一。
標語固不妨從多方麵來加解釋，但是無論怎樣的解釋，應該和標語的本意一致。
要使宣傳的功效得到切實一致，這是唯一的方法。
不論是商業上或是政治上的廣告，其能獲得成功，都是因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
箸人的宜傳方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敵人的宣傳限於很少的幾點，而以民眾為唯一的對象，並且還堅持而不懈的進行著。
在大戰的全期之中，他都應用其最初認為正確的基本觀念和表現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
起初看來，好像是強詞奪理，謬妄無稽；繼接著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結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戰終止了，德國爆發了革命，而革命的口號，實在是發源於敵人的戰爭宣傳。
還有一件事英國人所明白的，就是這種鬥智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獲得成功，苟若獲得了成功，那便是能獲得厚大的報酬。
宣傳，在他們看來，這在是一種無上的武器，可是在我們看來，這實在是失意政客謀生的末路，以及無名英雄棲身的微職。
總之我們的宣傳，成效終也真等於零。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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