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奮鬥>>
序
依據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慕尼黑人民法院的判決，從即日起，我進入勒奇河畔蘭支爾堡的監獄服刑。這是第一次給我機會，使我能在多年不間斷的工作中，安靜下來開始著手著書寫作。曾經有很多人要求，我自己也曾希望有一本為運動而寫的專著。因此我決定著手寫作此書。 這本書分為兩部，其主旨不單單是要闡明我們運動的目標，同時力求描繪出這一運動發展的前景。相對於其他純粹教條的論著，我們希望能從這本書中學到更多的東西。
這同時給予我一個機會，使人們能夠通過我著作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加深對我的理解，清除猶太報章上所散布的關於我的惡毒的神話。
這兩部著作並不是為局外人，而是為追隨這一運動的人士所寫的。這些人心意的所屬和他們的信念，還需要從內在的啟蒙上作出努力。
當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種主義獲得人們的擁護，用口頭遠比文字敘述來得有效。世界上每一個偉大運動的成功，大都歸功於出色的演說家，而不是偉大的作家。
但是為了能夠在基本的理論上達到一致，並在行動上獲得統一，我們需要有成文的著作，作為我們日後行動的指南。這兩本書將作為運動的基石，它概括了我們共同的價值觀。
著者 於勒奇河畔蘭支爾堡獄中
上編
第一章 我的家庭
我幸運地生長在萊茵河(Rhein)畔的普勃諾鎮(Brraunqu)上，這市鎮太美麗了。而且正當是兩個日耳曼國的交接之處，天生給了我一個奮鬥的機會。
奧地利——這日耳曼民族的支派，早應該歸到祖國大日耳曼的圖版上了。
這並非是經濟關係，而正是血統的關係。
縱使二個國家的擁抱於經濟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斷地說：如果日耳曼的子孫們一天不合並統治，便一天不得安寧。
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脹時，才伸出手去向外掠取領土。
那時候大眾為了麵包和牛油，當然不惜用鋤頭代替了刀劍，去揭開戰爭的序慕。
為了這，我生工在邊陲小鎮上，便負有神聖偉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但為什麽我們要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們不是同一種族嗎?”
我年輕時代，這個嚴重的問題便在我頭腦裏打滾。
我揮著鐵拳：為什麽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帝國(Bismark’Fmpire)的懷抱裏呢？我嫉妒著。
做官的生活我並不貪婪。根本我願悶死在那邊理文牘的案頭。
蹈了我父親所說官場失敗的覆轍。這是我的決心，任外界加給了我最大的誘惑，我都不變初衷。
我了解曆史的意義，我是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
少年時代，我記得在奧地利民族鬥爭運動的範疇裏，早有了我這一顆種子。
我曾經拉攏南疆協會(Sudmark)以及學聯會，獻呈黑、紅、黃、三色花旗；不唱奧地利亞的皇歌(Kaiserlied)而獨高吭著德意誌優於一切(Deutch—latd alles)的歌曲，即是受到威脅也不怕。
我們這夥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的訓練，雖然那時僅懂得一些國語，還不知道啟發“民族性”的責任。
總之，我少年時已不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而是個熱烈的“德意誌民族主義”者(Deutschatioua．)
我的思想捷快發展著，十五歲那年，我便能把效君王的“愛國主義’和人民立場的“民族主義”分析得很明白。
我始終愛好民族主義的觀念。不中萬料不到會有今日這個黨的組織!
奧地利對我們日耳曼人民是不知忠誠愛護的。這我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每聽見奧地利赫倍塞軋朝(Habsburgerhous)過去統治的方略。
我們知道身體中已染上了毒素，同時那股毒焰在奧國的南北兩部的天空彌漫著。
瞧，那奧京維也納城中，日耳曼人民是到那裏去了啊?
奧國皇家做著捷克化的美夢，但是法蘭西斯·腓第南大公(Archduke Farrncis Ferdinand)——這位奧境內日耳曼的敵人，後來終被槍殺。
如果天道不公，怎麽會毀滅了這個要想使奧國形成捷克斯拉夫化的主要角色呢?
世界未來大戰的第一顆炮彈，也許藏在德奧聯盟後的德意誌的一尊炮口裏吧。
總之大戰和德國崩潰的種子，早已潛伏在這個聯盟中。
關於這一問題我在後文自有交待。姑且再說到我的本身。我早認為要保持日耳曼民族的安全必須先將奧地利摧毀。
原因在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者間政治距離太遠；而赫倍塞軋皇室的存在，又是日耳曼人民的一個障礙。
為了我對於這些的認識太清楚，使我非常痛恨著奧國!
但是德奧邊陲上我的家庭，我是多麽的愛護啊!
我從小生長在貧困的環境中，家裏原有的薄產被我母親一場大病用傾，因此不是維持生活。
我決心在這時候起自食其力，便搭了一間簡陋的衣箱奔到維也納。
我希望艱苦地和自己命運搏鬥一場，戰勝之後就能成為一個世界傑出人物；但我不將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標!
第二章 在維也納苦學
在維也納的城中，貧富的懸殊，真有天壤之別。
帝國的人口是五千二百萬，其間民族繁雜，實為帝國的一大隱患，我們可盡於京邑的中區，覘知奧國的命脈。
宮延的煊赫的有如磁石一般，吸收全國各地的財富與智能。而哈普斯堡皇室又厲行中央集權的政策。以鞏固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因此一切的威權完全集中在首都。
維也納不單是古老的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經濟的中心。
除了多數的將帥、官吏、藝術家、教授之外，還有更多的工人和貧民，他們和貴族富商共同的生存在其間。
失業者傍徨在臨街(Rinsstrassr)的宮殿四周，數以千計；而凱旋路(Viatiumphalis)上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都應集於溝渠汙多的中間。如果要研究社會問題，在德意誌的任何城市中，再也沒有比維也納更適合的了。
不過這種研究，不能僅從表麵上去做的，局外人又隻能說一些漠不關心的空話，或佯示感慨，猶之示遭毒蛇蟠繞過的，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
那引起幸運者和自矜成功者，則昧於社會需要；而華裝貴婦則又有慈悲而缺乏才能。
我不知道這兩者的為害孰淺孰深!後者的罪行在於而缺乏警詫，以為這是民眾忘恩的佐征。
實則社會事業的不易完成，他的症結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複民眾的權利，故實不應望而感德，這是她們所不能了解的。
我覺得這種事情惟有兩種方法可以改進：
一是對於社會責任應有深摯的情感，方能確立一良好的原則以為我們發展的途徑；
一是須痛下決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藥的贅疣。
上帝並不重要維持已存的事物，而重在培養新的生命，使種族得以繼續下去，人類的生活也是如此，我們不應過分重視目前的積弊，這是絕不可能的，我們應立即確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謀將來的發展。
當我在維也納生活而奮鬥的時候，我觀察得十分清楚，知道社會事業決不重在公益事業，這種事業是可笑而無用的，應該除去經濟和文化生活組織上的種種錯誤，因為這種錯誤足以使個人陷入墮落的境地。
奧國因忽視社會的立法，所以他不能排除社會的積弊。這是有目共睹的事。
當時最使批駭異的，是為工人的經濟痛苦，還是他們的卑鄙行為，或成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實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說他們隻要足以維持生活，則為德意誌人或非德意誌人都是一樣的，中產階級聽見了這種話不是要勃然大怒嗎?
他們對於這種“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聲斥責，表現出他們憎惡的意思。
為什麽中產階級有比較優的情緒?真正能夠返躬自問的竟有幾人?
能夠了解在祖國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藝術生活之中，有許多偉大的成就，使他們成為得天獨厚的民族中的分子，又有幾人?
能夠明白祖國的先榮，在於祖國各方麵的偉績的，又有幾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了。
欲使民眾“民族化，”須得先造成健全的社會環境，然後再教育個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欲使知道祖國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種種偉績而自幸為此民族的。非成教育入手不可。
一個人必須為他所愛的而奮鬥，而所愛的也必須為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了解的東西，那又何能對他發生敬意?
我對於社會問題既發生了興趣，便透澈的研究他們，於是新異的世界，逐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O九年到一九一O年中間，我的生活環境漸漸的轉好，無須靠傭工來維持生活，我靠了製圖及畫水彩畫來維持我獨立的生活了。
凡是不底和帶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為民眾所不歡迎的。
民眾愛嚴峻的統治者，甚於愛乞憐的人，他們對絕對的主義，較之對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還要覺得滿意，就像婦女的性情，對於受抽象理論的感動，決不能像敬羨一種優越的勢力一樣。
他寧願屈服於強者，而不願去支配一個弱者，所以民眾對精神是所受的威脅，並不覺得可恥，就像他們不覺得他的自由被淩，及至逼而反抗就以為可恥的，他們或許不知道遇的冤抑，但見到統治者舉止的果毅，言論的堅利而終使他們服從到底。
若以一個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麵卻是非常殘酷的主義，起而反抗社會民主黨，那麽無論這個鬥爭怎樣劇烈，這主義必會得到勝利的。
不到兩年，我已了解社會民主黨的學說和它的專門用途了。
社會民主黨從它的經驗中很知道實力的可貴，所以對於該黨認為有實力的人，就攻擊不遺餘力，——實力實是不可多得的東西。
而在別的方麵對於敵方的弱者極力頌揚，起初很小心，後來大膽地實行起來，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對於無權力意誌的畏懼，還不若他對於資本平凡而意誌果毅的人的畏懼為厲害。
他又能夠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決；同時以不動聲色的舉動，乘群眾不注意的時候潛施壓力，或竟大膽的出而掠奪，得寸進尺，以拓張他的地位。
這純粹是利用人類弱點的策略。假如對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戰術，他這種策略是步步勝利的。
我們不得不對弱者告誡說這是一個存亡的關鍵。
在工場、商店中或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時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勢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遲早必定要被貧困所迫而加入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對於人類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對，這不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對於他們也無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極守紀律的，但也不得不固此退出工會而參加政治。
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對於保障工人權利和改進勞工生活的工會，和那階級鬥爭中為政黨作工具的工會，也已能夠辨別清楚了。
社會民黨知道工會運動的極端重要。所以就利它作為一種工具，因而獲得相當的優勢，反過來，資產階級不能見及於此，所以便就失去了政治地位。
他們以為看輕工會運動。不使他按步的發展，便就可以使之消滅；或竟令它走入了不通的歧途。
如果說工會運動的祖國為敵有害的，那實屆荒謬可笑的。實在說起來，那是恰恰相反的。
倘若工會目的是在改善國家的墓礎中某階級的生活狀況而能獲得效果，則其行動絕非和祖國為敵，倒是名正言順的民族運動。
這樣，工會運動對於社會思想的形成，有著不少的助力。沒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無由中去著想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績，便是在於除掉社會的流毒，根治身體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的福利。
至於說到工會的本質，這便成為複述了。
假使在雇主之中還有不能明白的道理，甚或竟是誤解了正義和道理的，那我們民眾中一部分勞工，就可以起來反搞個人的貪婪無理，以之來保護全體的福利，還不但是為了權利，而且也是為了義務。
因為保持民眾間的忠誠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這正和保持民眾的健康，有著同樣的功績的。
因了待遇和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當局未能夠有適合的解決之前，那這種鬥爭的勝負，隻好由最強大有力的一方來裁決了。
如果許多的勞力，和資本雄厚的某一雇主發生了抵抗，倘若在開始的時候，就有了不易獲得勝利的希望，那勞工就得非團結一致不為功，這理由是很明白的。
在最近的十年中，工會運動已經在社會民主黨的專家的手中，由保護人類社會權利的工具，一變而成為摧殘國民經濟的利器了。
那班利用工會為目的的人，完全沒有計及工人的福利。
因為在政治方麵，當一方在毫無顧忌的橫行不法，而一方則忍辱含垢隻知屈服的時候，那經濟壓迫，常是成為掠奪的良策的。
工會運動在本世紀的開始已早失去其本來的目的了。
年複一年，於是工會亦墮入了社會民主黨政治的勢力中，後來竟成為階級鬥爭的唯一的利器了。
資產階級於這種現象，不但不取攻勢，反而受其壓迫和蹂躪。
最後．才采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為時未免太晚，不能發生效果，而且因其弱點很多，終於遭到民失敗。
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舊，而且不平反較前更甚。
“自由工會(free trades nuion)正像駭人的狂風暴雨，竟而低降於政治水準之下，它威脅著社會的安全，民族的獨立，國家的鞏固，以及個人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最可怕的工具。
尤其厲害的，它會嘲笑著民主的觀念。
玷辱自由，譏諷博愛；說是：“你如果不從我，我便把你的頭顱打破。”
工人略略懂得了一些“人類的友情”，為時既久，我的見解，也就日益廣大而深，因此也就無法來把他改變。
我既洞悉了納碎黨的外表，於是便想進一步知其學說中的要旨。
可是黨當局發表的文字，於我幾毫無裨益。
在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其立言的辯證都不大正確；而說到政治方麵的進，其所說的更是不能成理的。
因此，我對於那些瑣辯的詭飾的文字，憎厭達於極點。
最後我才知道了這種殘賊的學說是和那某種種族的特性有關的，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明白铖太人，便明白納粹黨內部真相的惟一關鍵了。
明白了這民族，便是揭穿了對於這黨的目的和意義上一切錯誤的觀念，並且再暴露了馬克斯主義濫用社會主義的美妙的文字以以欺世。
“猶太”這一個名詞，在什麽時候才開始對我發生了特殊的意義?這個回答，縱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難的。
我現在已不能追憶到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會於家中聽過了記詞否。
叩使他老人家曾經說及這名詞，我想大概也是指一種之遂古的文化而言。我父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觀念，而且還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這是在我所受的影響是很大的。
我在學校中的時候，也不會有過其他足以更易了我居家的時所受了印象。
在家科學校中的時候，我曾經認識了一個铖太兒童，他很快被我們所重視；因了各種的經驗，得悉其人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我們便不很信任他了。
當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常於政談中聽到“猶太”這個名詞。這時我對之未免稍有不悅；至於討論宗教的歧異時，那我便感到更覺不安了。
那時無對於這問題尚無他方麵的觀察。林茲(Liuz)的猶太人很少，以過了數百年之後，他們業已貌似歐洲人了，而我仍視之為日耳曼人。
當是我還不知道這種觀念的錯誤，因據我的所見，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區別，就在其特異的宗教上麵。
我既以他們因宗教較之故而受到虐待，故對於不利他們的評議，常常鄙視而加以痛嫉。
至於對猶太人的仇視，則我尚有同學有這種意思。
以後我就到了維也納。
奧京的建築十分壯麗，使我感到了目眩神迷。
這時候我正被困難壓迫，所以我對此大都會中人氏的成分，不大曉得，雖然在維也納二百萬的人口之中，約有二十萬的猶太人，但我竟不會感到。
在最初的數星期中，心目所觸的一切，令我應接不暇，迨後
我的心神略定。對此新世界才得了一個較深刻的觀察，而猶太人
間題亦就因之而起了。
我和猶太人的相識，一無沽洽意的地方。
我仍認猶太教就是一種宗教，因而本了人類互相寬恕的意念，極不想就宗教上來對他們加以攻擊。
找因此以為維也納反對猶太人有報紙所持的論調不合—個偉大民族的文明的慣例。
我又想到中世界發生的某些事件，心中很為不快，快極不願見其再於今日重演。
但是，這類報紙大都沒有什麽聲望，——一我當時也不知道所以然一一—我認為是偏激的論調而非正直的言論。
在當時確有聲望的報紙，對於此種的攻擊，大都作著莊嚴的答辨，或者竟置之不顧；這種態度，頗可令人敬服，所以我的意見，也就因之而亦堅。
我秀勤於閱讀那些所謂世界報，像新自由報(Neue FreiePresse)維也納日報(Wiener Tageblatt)等，但恨為滿意其對於宮廷的諂媚的那種卑汙態度。
宮廷之中有一事件發生，莫不以歡欣謳歌的醉人的語懈災為之刊物，這種愚蠢的行為，施之於最最賢明的對主，也無異於“山雞”交尾的行為。
我深以為這是自由民主政策(LiberleDcmokratie)的汙點。
我住在維也納，仍是秀熱心的注意於：德國的一切事件，不論是政治問題或是文化問題。
我以德國的興隆和奧國的衰替相比較，不禁為德國人慶幸。
告別珍的外交事件。雖然差堪慰藉，但是內政方麵不免叫人失望而感到不快。
對於抨擊威廉二世的運動我是不讚成的，我不但認威廉為德國的皇帝，且還尊之為德意誌海軍的創始人。
所以對國會不許皇帝演說一事，使我不勝憤怒，因為在我看來，國會不配發出禁令的。
這些混蛋，在一次會議時所發狂妄的謬論，較之曆朝皇帝——甚致最沒有用的——於幾百年中所發生的表演無聊的謬論為尤多。
在一國之中，任何的愚春，都有著批評的權利，而且都有人入國會為立法員的資格，現在身居帝位的人，反受這最荒謬的機關所譴責，這實使我憤怒的事。
更使我憤怒的，就是維也納的報紙，從前對於宮廷的卑汙諂媚，現在則用虛偽的關切來發表它反對德皇的言論，它們竟顯示出不可遮掩的仇來了。
這是我所不得不承認的，在反對猶太人的報紙之中，有一種叫做德意誌民眾報(Deutsches Volksblatt)的，關於這論題的態度，比較是適當的。
那些較有勢力的報紙，對於法蘭西人諂媚的醜態，那也使我很不痛快。
當一個人看到讚揚他們所謂“偉大文明民族”的歌頌時，不能不羞於做一個日耳曼人了。
這種向法蘭西求歡的卑汙狀態，使我把這種世界報紙憤而丟棄的已非一次了。
我看到民眾報，對於這種事的所持的見解，雖然稍為狹隘，然而實較純潔。
我本來不讚許其反對猶太人的苛論，但是，當我在看其辯論的時候，雖以使我發生著一種深思。
總之，我因此而慢慢地知道了當時決定維也納命運的人信其運動的主持者是卡爾呂格勒博士(Dr·KarlLueger)和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alistParty)。
當我抵達維也納的時候，卡爾·呂格博士和基督教社會黨都我所仇社的。
在我看來，這人和他的運動都是反動。
有一天，我行經內城，忽然碰到一位穿著土耳其人的長衫和兩邊留著黑卷發的償，我便私忖著“這是猶太人嗎”然而在林茲城中的猶太人並不這檔。
我便密察這個人狀貌，後來，我的腦海中的問題變為：“這是一個日耳曼人嗎？”
平時，我碰到這種情形，每靠書籍來釋疑。我第一次用幾個“赫勒”去買了幾本反對猶太人的小冊子。
想不到這種等書冊中所論的，都以為讀者為於猶太問題是略有所知，或是相當的了解的。
這些小冊子的論調，竟又使我疑團發生；因為其中所說的，都是極淺極薄而不合科學的辯論。
這一個論題既是這樣的廣大，而想研究又是這檔的茫然無邊際，我惟恐有失公平，所以又惶然而不敢自信了。然而，他們實在不是信奉他種宗教的日耳曼人，而是別一民族，我在這裏已不能再有所疑。
我既著手研究這問題而注意猶太人了，那在我眼中的維也那自然兩樣了。
於是，我就隨處見到猶太人了。所見愈多，則其於他人的地方也愈顯。而內城和多瑙河(Danube Canal)的北部成群居著一種日爾曼人不同的人民。
我的心中雖然還是仍有所疑，但是，我的躊躇，也就為一部分猶太人的態度所消釋了。
這時在維也納於中，猶太人發生著一種大運動，以發揚猶太主義的民族性為目的，就是所謂猶太聖會主義(Zionism)。
粗看起來仿佛讚許此舉的僅僅是一小部分的猶太人，而詛罵和反對的必居多數；然而細察起來，則此種現象，便就化成了理論的氛霧，純為便宜而設，實在都是詭詞。
所謂自由派的猶太人，他們不承認持聖會主義之徒的原因，並不是為了他們不是猶太人，隻以他們的教義不切實用，或且有害於自由派所持的猶太主義的。
然而，他們內部的團結卻沒有什麽變更，所以這樣聖會的主義者和自由派的猶太人的外表佯裝不睦，這使我是十分討厭的。
因為他們的虛偽詭矢，和他們所常誇耀的德高行潔，是十分不和的。
當我知道猶太人主義在新聞、藝術、文學及戲劇各方麵活動的時候，在我的心目之中，猶太入主義就遭受到巨大的挫折。
用了飾同來強辯，已經毫無用處了。我們隻須閱讀他們的宣傳品，並研究他們惡劣的電影和戲劇作家的姓名，便已可以了。
這是一種瘟疫，是一種精神上的瘟疫，它對於國民的毒害比較黑死病死實在還要厲害，
在藝術中既有這樣的卑劣的作品顯露在大眾之前，所以也就不得不細細研究一下作者的姓名了。
研究的結果，使我對猶太人的所取的態度更壞。我的情感雖然時時和我的態度背弛，但是我的理智終不得不有著自己的論斷。
於是我開始用了相同的觀點，去考空我所喜歡的世界報，便就發現了這報有的自由的傾向；在我看來，這報對於攻擊者的莊重的答辨，以及對於攻擊者的置之不理的態度，完全是一種狡鄙的詭計；他“那種堂皇的劇評，常常捧著猶太人的作家，把不良的評淪，則都施於德國；尤其對威廉二世的譏諷和盛稱法國的學術文明，都足以顯示著他們的策略的一致。
總結的說，他們的輕視德國人，那裏可以說他出無意呢?
我因此而有了深切的認隻，社會民主黨的主腦是猶太人；因此猶太人便被我報鄙視，而且平日在我胸中義戰著的問題，現在就也得到了解決。
慢慢地使我知道了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大都被猶太人所操縱著。
這點我本來並不重視，因為其他各報，確也都是如此，可是使人很可注意的，就是凡人和猶太人有關的報紙，無一可以看到具有真實的民族觀念，像我的教育和見解所昭示於我的。
我強製的抑壓著我的厭惡的心理，嚐試著去閱讀報紙中所載的馬克斯派的囈語，但是我的厭惡，竟是愈瀆而愈見厲害。
我曾和說囈語的編者去認識，可是，從主筆以下，大都是猶太人。
我又竭力偏搜一切關於社會民主黨的表冊，而來研究作者的姓名，——沒有別的，竟完全是猶太人。
我再細察一切領袖人物的姓名，則大半都是些“選民”(Chosen People)。且不問他是國會的議員，或是我會的書記，或是各團體的主席，或是街市中的煽動者，他們表現在外貌上的一種奸惡的像貌是沒有不同的。
奧斯特裏次(Austrlitz)大衛(David)，阿德勒(Adler)和愛倫波根(Ellenbogen)等名，叫我如何能夠忘掉呢!
有一件事，我已慢慢地明了。就是這黨的領導權——該黨次要的讚助人，已經和我奮鬥了幾個月——差不多全在外族的手中而我足以自慰的就是到底知道秘猶太人並不是日耳曼人。
從此以後，我便確切知道了敗壞我民族的是什麽人了。
我和猶太人的爭議愈多，便愈亦明其辯論的方法，
在起初，他們利用著對方愚蠢，如果不得勝利，則再假裝出一種愚蠢來；要是還不勝利，則便拒絕討論或竟秀快地轉入別的問題。談人所盡知的真理，使人家同意以後，再攀列那絕不相類似的事件上，於是，於回到原來的立場，且故示軟弱，假裝不知。
所以不論在什麽地方．凡是攻擊此等聖徒的人，幾沒有不陷入於泥濘中去的。
如果現在有人於人從廣眾之前，對某一個猶太人加以痛斥，他便自承屈服；
但是，如果痛斥者以為自己至少有了一步的勝利，那他到明天必大示驚訝；
這是因為猶太人已經完全忘掉了昨天所說的而又再串述其無恥的舊說，好像不會經過什麽事的樣子。
他憤怒驚愕，假裝著守全忘掉了舊事，以為過去的辯論已證明了他所持的真理。
我好幾次為之弄得瞠目結舌，不知道什麽最是使人歎異的地方，——是利齒?還是狡猾——因此，我就慢慢地恨猶太人了。
但是，這也是有利的。當我一到社會民主黨中宣傳者，我的愛護國家的情緒，便也油然而生了。
我因民平日經濟的誘導，因此就搜討馬克斯主義的本源。
這主義的作用怎樣?
在單獨的事例之是，我已十分明白。
我日見其成功，隻要略加想像，便能預測它的結果。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不知道提倡的人，是否在其新刨之中獲得享受其效呢？
還足他被謬誤所犧牲而不自知覺?
我因此相認識這主義的提倡者。以便研究其運動的原則。
我達到我的目的的迅速，竟是出於我希望之外，這實在是得力於我對於猶太人間題得到民相當的知識，不過這種知識，這時還有深刻的研究罷了。
唯有這種知識乃能使我把社會民主黨的實情和他們黨徒的理論來作一個比較，因此，我已經曉得猶太人措失的方法，乃在隱藏或是文飾他們意見，所以他們的真目的，不能求之於文字，因為深藏在字裏行間的緣故。
在這時候，我有內心已經起了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一個淡漠的世界公民，驟然成為一個狂熱的反對猶太人的人了。
當我在研究猶太人民族的影響及於人類長期的曆史的時候。
我的心中突然出生了一個悲劇的問題：就是那不可測的天命，安知不已許這小民許以最後的勝利呢?
馬克斯主義的猶太學說，棄著自然界中含有的貴族的原理，而以群眾的人數，來代替了勢和力兩者之間永久和特權。
所以他們的學說，否認在群眾之中的個人的價值，攻擊國族和種族的的重要，用以一剝人類的生存和文化的意義。
如若這主義成為是一種宇宙定律，則人類所共守的一切秩序，勢必到了滅絕而後已。
如若這原則行之於宇宙之間，那麽宇宙必定大亂，行之於地球之上，那麽人類必同歸於盡。
要是猶太人靠了馬克斯教義的力量，戰勝了世界各民族，那麽這皇冠便將成為人類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將空無人類而運行於太空之中，和數百萬年前一樣。
永存的自然，凡是逾越其命令者(Ubertreung ihrer Gebieter)勢必將與以前嚴厲的懲罰。
所以，我發信心，謹遵造物的意旨；和猶太人奮鬥，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
第三章 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
在舊多瑙河帝國(Danube 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同時代的德國本部(普魯士、漢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較為豁落大度。
我現在所稱“奧地利”，就是大哈普斯堡帝國（HabsbuagEmpric)中的一部分；因為那裏是日耳曼人殖居的結果，不獨在各方麵能夠表現其創造奧國的永久力量；而且還能夠表現其力量於民間，對這政局阢隉的國家，延續其內在文化生生命竟互 達數百年。
時代越是向前時展，奧國的命運也越是繁之於日耳曼人而獲得繼續生存，因為日耳曼人，實在是帝國的生命細胞。
由多種民族混合而成的“奧地利”到底免不掉崩潰這絕不可認作舊東馬克(Ostmark)的德國的沒有政治能力；因為這是要用一千萬人的力量，永遠支持住五千萬異族同居的國家，要是不及早確定原則，那是實在不能維持，而崩潰是必然的。
一個日耳曼奧地利入，他常慣居於一個大帝國的境內，而且永不會忘掉了在這境內的一切義務。
他的視線雖然狹小得隻奧國的境內，但是，他仍能望到帝國的邊界。
他雖然不幸而受到脫離祖國的命運，但他仍能努力負起這偉大事業，為德國保存其祖先在長期奮鬥中從東方所得來的權利。
目前我們須知道力量雖然已經分散，但是事業的成功，仍屬是可能的。因為優秀的人士對於共同的祖國，永遠表示著同情的，他們的祖國的國土，完全是屬於他們的。
日耳曼奧地利人的眼界，實較帝國中其他種族的眼界為廣。
他們經濟的關係，差不多包括了整個帝國的全部，一切真正的偉大的企業，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
凡是主要的技術專家和職員，多是屬於他們的，
以前商業勢力尚未被猶太人所奪取時，國外的貿易完全是由他們所經營的。
日耳曼奧地利的補充隊，也可加入德國的軍隊之中，這種軍隊，可駐於黑爾茲哥維那(Herzegovina)正同在維也納加裏西亞(Caliia)一樣。
軍官力仍舊是日耳曼人，高級軍官也是的，藝術和科學完全是屬於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發展的藝術(這或許是黑人的產物)之外，凡是隻有真正的藝術思想以及傳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是隻有日耳曼人。
至於音樂、建築、雕刻和繪畫方麵，維也納的於聯合帝國(Dual Minarchy，Doppelmonarchic)，好像是無盡的源泉，永不會有涸竭之日的。
最後，全部外交政策的責任，也是完全由日耳曼人來擔負；不過偶或有了少數的匈牙利人在內罷了。
但是，想維持這帝國的任何企圖。因為缺乏重要的原素的緣故，所以完全歸盡於無效。
在這人種複雜的奧地利的帝國中唯有一法，能夠把各民族分離的趨勢克服的，就是國家必須中央集權，他的內部組織，也須照此目有而進行。
居於最高地位的奧王，在頭腦清醒的時候．也能見及於此的，不過他旋即忘懷罷了；這或者是因其中困難而不克實行的集權的政策的緣故。
德國的統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種單純的人種所組成，而且常以一種共同的文化為根基，所以問題隻是在政治上傳統之弊的改革。
至於奧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這相反。
他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沒有偉大的史遺跡的；即使有也是隨了時代而消滅了。
總之：大都是黯淡無光的。
然而在各邦之中，民眾的勢力，則日有發展，在這王國的邊境。“民族國家”開始形成的時候，尤其是難於羈麽的；因為這種人民和奧國國內的各族。
或是血統相近，或是利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實在比較日耳曼的奧地利人為大。
這種的鬥爭，就是在維也納也遭到了失敗。
自從布達佩斯發展而成了一個重要的城市，維也納 也就首次遇到了勁敵，這勁敵的事業，重要並不在聯合整個的王國，而是重要有鞏固王國中的一部分。
不久，卜拉克(Praguc)也仿效了布達佩的先例；於是來姆貝格(Lemberg)，來巴哈(Leibach)以及其他城市，也都隨之而興起了。
自從約瑟夫二世（JosrphII)逝世(1790)之後，這個事業的進程，便可以很明白尋找了出來。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種的因素而定的。這種因素，一部分固在於帝國的本身；但是，還有其他的方麵，那便是帝國在各時期對外的政治地位的結果。
如果要維持這國家的奮鬥堅持到底，那惟有堅決地行使者一貫的中央集權製，這才能見到功效。
但是，形式上的統一，必須在原則上先要確定一種統一的國語來表現的；而完成這事業的專門工具，又必須操行於行政機關；倘使沒有統一的國語，那麽，統一的國家便就不能持久。
要使統一而持久的國家觀念的產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學校和教育。
但是，這事業並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們必須要有數百年的計劃，因為這正和一切的殖民問題相同，目的的堅定，比了一時的努力尤為重要。
奧地利帝國，並不是由一種民族組織而成的，其維持的關鍵，不在共同的血統，而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領袖者的無能，未必就能引起國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種的不同而激發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種的意誌超越而上的時候。那麽，這種本能，自必被阻而 難於發展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這一點，這也許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惡吧!
曾經在某一時期：命運之神又高舉了火炬而照臨列這塊土地上來，但是，很可惜的，這火炬即永遠的熄滅了”。
統轄日耳曼國家的約瑟夫二世十分憂慮著皇室偏安於帝國的極邊，倘使不是及時彌補其先人的缺點，那勢必要陷於人種複雜的漩渦之中。
這一位“人類良友”的約瑟夫，他用了一種超人的精力，去補救前襯的疏忽的地方，並且想在十年之內，努力去恢複數百年所失墮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繼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夠擔負了這一個重大的責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論在什麽地方都是階級鬥爭，可是在奧地利，則是民族間一種新鬥爭的發展。
日耳曼人對於這一點，或是因為健忘，或是因為認識不清，所以反而去從事革命運動，其結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運。
他們曾經始終的喚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這種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毀滅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個共同的國語的原則之前，而先來成立一個國會，這便是使日耳曼人種的勢力宣告終止的—個緣由。從此，國家將有顛覆之慮，結果便是使曆史減少了—個帝國。
我很不願詳細的述說瑣事，因為這並不是我寫述這本書的目的。
我僅願搜集種種的事實，來作緊密的考慮，因為這種事實，常常是民族和國家的衰敗的原因，在現代，這是很有意義的，而且對於我決定政治思想的原則，也有著不少的幫助。
國家的正在崩潰，已經由各種製度昭示給一般的國民了。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見得到的，他的主要點便是國會，在奧地利或稱做帝國議會，(Reichsrat)而這國會，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為根本的要素的。
顯然的，這種團體，係依舉著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國國會。
這個製度，全部由英國而移植於維也納中間更改的地方極少。
英國兩院製新生命，便又重見於貴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議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兩院的本身，稍稍有著不同。
當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議會的時候，他便取材於“不列顛世界帝國”(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曆史，以作這所華夏中一千二百壁龕、托架、以及支柱的裝飾，這富麗堂皇的貴族院和下 議院，便就成為民族光榮的建築了。
這是維也納的第一個難關。
因為當丹麥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宮的最後的尖頂時，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來為之裝點。
於是把希臘羅馬的政治家以及哲學家的肖像，都裝飾在這“西方民主政治”的劇場式的建築上了。
更有一譏諷的象征，就是屋頂的四角趨向四方，這是完全表示著他的內部分離之勢的。
像奧地利的曆史，因了這項的建築而獲得了光榮，那各民族將認這一種是侮辱和挑戰，正像在德意誌帝國，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戰爆發才開始敢把“獻給日耳曼人 民”(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題詞，雕刻在 柏林城中保羅華勞脫(Paul wallot)的帝國議院的建築之上。
在奧地利境內日耳曼民族的命運，完全是依靠著國會的勢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選製和不記名投票製未曾探行的時候。日爾曼人仍舊在國會中占著多數。
但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的行為的不可靠，使那時的情形，便成了不堪聞問題；因為這黨常出來反對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問題，使他們黨內的其它民族的黨員發生異心。
就是在當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祝為日耳曼人的政黨。
待到實行了普選製之後，日耳曼人的優勢，便不能在數字上占得多數了。
到了這時候，國中排斥日耳曼化的進行，已到無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為我當時抱著民族自存的決心，所以很不滿意於代議製；因為這種製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騙而出賣日耳曼民族。
這種罪惡，正和其他的罪惡同樣不可歸處於事件的本身，而當歸於奧地利國的。
過去，我還以為日耳曼人如果能夠在國會中占多數，那麽，舊國家繼續存在，在原則上我並沒有反對的餘地。
但是，為時不久，那可憐的喜劇，就展開在我的眼前，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現在西方的民主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前區；如果沒有民主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無從產生的，所以民主主義，實在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源。
民主主義的外形——議會製度——它像是“一種穢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這火的燃燒太快了。
這真是幸運，我得機會居住在維也納，因而能夠考察這個問題。
假使當時我在德國的話，這個問題解答，恐怕就不能這樣輕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時候，便得知了為一種所謂“國會”的荒謬，那我或許會得陷於極端的反對，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為人類和時代的敵者聊成了一氣。
這種事在奧地利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並不像由這一個錯誤移轉到別個錯誤上去的那樣容易。
假使在說國會是毫無價值的東西，那麽哈普斯堡族是更無價值了。
由國會來決定國來，所得的結果是秀是為利，但是，決不是一個所能負責的，而且也沒有一人能夠說明它的原故。
一個政府做錯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這政府豈能說是負責改變政黨，或是解散國會，這也豈能說是負責?因為多數的人既時常在更動，這又怎麽能夠叫他負責呢?不是責任觀念和人格有著密切的關係嗎?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種措施；須得顧全到多數人的意向才喜怒，那麽，事實上又豈能對領袖人物提起公訴來呢?
豈一個做領袖的政治家他的事業並不重在有獨創的思想和計劃。
而竟重在使他提議能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後的同意的技術嗎 ？政治家的標準，豈是專門在遊說方麵，而不在對重要的行為和決議具有當機立斷的政 治手腕嗎?世界的進步，不是出於個人的腦力而是出多數人集合的智力，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嗎 ？我們豈是懸想將來的人類文化不是由這觀念而來的嗎？反之個人的腦力不是現在較之往昔更為需要嗎?
國會取決於多數的原則是在否認個人的權力，而代以到會的多數的議員，這實在是違反了貴族政治的基本原則的貴族政治中所謂上等階級，這並不是我國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會。
讀猶太人的報紙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會得設楊到近代國會製度的流弊的。
這就是因為不學無術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為真正的領袖，他既脫離了這種不重創造和生產而以賄賂博取多數讚助的政治活動，那麽，政治的活動，必定和低能者發生妥協，而且這是低能者所極喜歡的。
多數絕對不能代替“人”這是我們必須牢記的，多數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辯護者，合了—百個愚夫，不能成為一個聰明人。
所以基武的決斷，決不能從一百個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結果，就使國內重要的職位，有著極速的更動，這種事無論在那一種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於發生在十分惡劣的影響，這因為不僅是庸碌無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犧牲。便是那僥幸在位的真正領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犧牲 的。
這結果，便是領袖階級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頹喪；而國家的前途，那是不論什麽人都可以想見得到的。
普通我們對於“輿論”兩字的概念，僅有一小部分是根據了我們本身的經驗和知識，至於主要的部分，還是根據了我們的聽聞。
而這種聽聞。常常由“啟迪”的形式來鄭重的詔示著我們的。
民眾的正當眼光，僅能覺察到靈魂和智力的苦悶的結果。
在政治“教育”(這裏可稱之為“宣傳”)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報紙，因為報紙是從事於“啟迪文明”的工作，對於成人的竟不一種學校。
這種教育，不操之於政府手中，而竟為卑劣的勢力把持著。
我在少年時代居住在維也納，得有絕好的機會認識了這民眾教育要關的主辦人和計劃人。
最初我很詫異。他們競能在短時期中用了欺騙的手段來轉變公眾的真正的誌願和意見，而為國內的惡勢力造成一種確定的輿論。
但是，幾天之後，這種謬論，竟成了國內的重要法令，同時，一切重要的問題，反而竟無人去過剖析，或竟不再受民眾的記憶和注意了。
他們往往在幾星期之內，在無聲無臭中一躍而成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還對之抱著無窮的希望；他們竟享有真正偉人畢生中所不能得的盛名，但他們在一月以前還是默默無聞的，至於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 力傑出的人物，他們都鞠躬盡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毀汙他的姓名和變為不齒 於人們的口中了。
猶太人的手段，常如念咒的人，能同時從數方麵毀汙善人的名譽，我們必須先來研究這一種無恥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些人類，他們在報紙上所有的危 害性，是怎樣了。
如果我們把民主政治的議會，和具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義來比較一下，那我們立刻可以明了人類這一種無意識而且具有危險的錯誤。
民主議會製最顯著的一點，就是選出若幹人——就算是五百人吧——來決定一切的事件。
所以他們在實際上就是政府，縱令從他們這些人中選出一內閣來，為國家處理一切的政事，這也不過是—個傀儡內閣而已。
在事實上，這個所謂政府者，事先不是經過了議會的同意，不能施行的任何的政事的。
這種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負責任，這是因為最後決定權並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議會的多數黨的手中的緣故。
政府的存在，僅僅是執行多數的意旨而已。
在今日，民主議會的目的，並不是在組成一種好人會議，百是在集合一群卑鄙無用的人；他們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於驅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運用今日不健 全的政黨政治。
而且，使暗中操縱著特有權的後台老板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負人個的責任。
因為一種絕議，無論它怎樣的有害於國家，都不能歸盡於眾目共睹的任何一個奸徒，而且把責任卸在全體的身上去。
這樣，在實際上競可以說誰是無所謂責任；因為責任是隻能上一個人擔我，而不能歸之於隻會空談的國會知上。
這種製度，隻有那此可以取悅他們，或是有益於他們暗中操縱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落，才會歡迎，至於那些負責的人人看起來，那是實堪痛恨的。
這種民主的方式，便是為某種族的工具，該種族為了要促進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現在和未來，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
隻有猶太人，才能重視這種製度，因為他們的齷齪和虛偽，實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麵所指說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日耳曼的領袖是自上選舉出來的，他對於所有一切的直接間接的行為，完全我著責任的。
在這種製度之中，個別的問題，並不取決於多數的投票而完全取決於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不為這取決問題做保障。
如果相求得一個自願致身於這種危險事業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來反對他的決斷，那我們唯一的答語是“感謝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點，便 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醜類不能險圖幸進，上台去統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無用的人，也將因為這個責任的重大而對之畏避了。”
近年來，在國會的統治之下，舊哈普斯堡帝國，已經在日趨衰弱了。
日耳曼人的優勢，既因國會而遭受失墮，於是便發生了一種使民族互相攻計的製度，這製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計的，尤其在法蘭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後，他的勢力擴大了，逐即發生了一種增加捷克(Czechg)勢力的計劃，這本是他們居於上位者的政策。
這位奧匈聯合帝國的未來的統治人物，他對於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進行，在他勢力之下，努力鼓勵而且親為讚助，至少是：加以保護。
純粹的日耳曼的鄉村，便被政府用了纖曲的間接的方法而變成了語言複要的危險地帶了。
在低部的奧地利(Lower Austria)，這情形進步日見其速，而且許多捷克人竟把維也納當作了他們的首都。
這位新喻普斯堡皇胄(他的家庭中說是捷克語，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貴婦人，她生長在仇視日耳曼民族的環境中，太子與她結婚，本屆屈就的)。
主要思想，是依嚴格的天主教，而逐漸在中歐建起一個斯拉夫國家，和那奉正教的俄國作對抗。
因為情形是這樣，因而宗教純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
如果上日耳曼人來觀察，那麽，這實是一種為害最大的思想。
從各方麵看起來，結果是有著更厲害的悲慘的。
因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會都不能獲得像他們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寶座，羅馬終也失去了一個大國。
奧皇靠宗教的勢力，以達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夠會喚起一種意想不到的精神。
這種精神，起初本沒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極力想法來消滅舊帝國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這反應。
實為奧地利的汛日耳曼運動。
世界大戰之後，哈普堡斯皇室已經有具備了最後的決心，逐漸來鏟除危險的日耳曼民族——這確是一種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於是全國並起了革命，決意抵 抗到底，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先例。
這樣具有愛國思想的熱心者，便一變百為亂黨了。
——這些亂黨，他並不背判國家本身，是背判—種政府的製度；因為他們深信這種製度，是必定會毀滅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曆史中，能夠判別出對於皇朝的忠誠以及對於祖國和民族愛護，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必須知道，人類的生存的最高目的，並不在維持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類的權利，實在高於國家的權利。
一個民族，假如因為人類的權利而起來奮鬥，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於世界，這是他的命運不佳的緣故，要是一個人百不能為他自己的生命作奮鬥，那麽，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關於汛日耳曼運動的興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驚人的猛進，這都是我研究的目標，而且對我具有深切的意義的。
我首稱對兩個人研究，這兩個人可以說是這兩種運動首創者和領袖，就是喬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爾·呂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這兩個人都是超出國會中的一般議員之上的，雖然他們處在惡濁的政界中，然而他們的生活依然能夠保持著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雖然也表同情於凡日耳曼派的喬治薛耐雷，但是後來便慢慢地情於基督教的社會主義黨的領實了。
我當把他們兩個人的能力，來加以比較，覺得薛氏對於基本問題心乎是一個比較優良堅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奧國的結局，實在比了任何人更為清楚正確。
他對於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納的話，那麽，德意誌的和全歐對抗的慘禍，當然不致發生了。
這類問題的內部，薛氏是認識清楚的，但是對於為人類本持的見解，那就有著謬誤的見解了。
這一點，便是呂氏的優點。
呂氏的認識人本領實是罕見的，他的觀察也不致有著過分的損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實際的可能的事。
薛氏對於這點，那就了解得很淺。一切凡日耳曼的運動，他們的思想，在理論上都正確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傳播其理論上的知識，不能應用一定 的方式，使民眾易於明白，因為民眾的了解力是極有限的。
為了這樣的緣故，一切的知識，便成為是一種先知的智慧，絕無實現的可能了。
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對於這一點不大明白。
因為資產階級為了他自己的經濟地位的緣故，每個人都恐蒙受一種損失，所以他們的行動逐相當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對於下層社會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這實在是他對社會問題的凶識淺陋的緣故。
在呂氏，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現在上層的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極薄弱的，在一個偉大的新運動之中是決獲得勝利。
因此他就準備利用一切現有的力量，聯絡強大的現存的組織，使他能運動。
眾這種舊有的力量去獲取最大的利益。
呂氏的新黨，最初是把行將崩潰的中等階級作為基礎，因此他就獲得了一班極難動搖的黨徒，他們既能受極大的犧牲，又能作堅決的奮鬥。
他又善於聯比利時天主教會，他這種聰明的舉動，終於獲得了青年牧量的對他的讚助。
於是舊教士黨(Clerial Party)隻得被迫而退出競爭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較明達的，或許竟也來加入新黨，以期慢慢地再恢複他的地位。
如果我們把上麵的所述，認為是呂氏的唯一優點，這對於他的判斷就失了公平。
因為他不僅具有一個偉大的軍事家的特長，而且還是一個真正奮發有為的改革家，不過他能夠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夠有所限 製。
呂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實。
他想抓住王國的心腹——維也納。針後再把殘餘的生命，由這心腹而侵入行將滅亡的衰老帝國台灣省。
如果心髒是健全的，那麽，身體各部分，自然能夠恢複的。
這種觀念，在原則上是很正確的，但是，要見之於實行那就受到了限製。
這些，確實是呂氏的弱點。他做市長時成線，無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時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這個王國了。
他的政敵薛耐雷對於這一點是比較他看得清楚的。
總說一句，凡是呂氏所做扔事，大都獲得了異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對於他的誌願完全不能實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懼的，大都又在這可怕地狀態之中一一地實現了。
因此，他們兩都不能達到他們的遠大的目的。
呂氏並不能夠拯救了奧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頹。
我們現在不研究這兩黨的失敗的原因，這是能夠給予我們很多的益處的，因為照今日的情形看來，和當時有許多地方頗相類似，可以給我們做錯鏡，不再去蹈呂 薛兩氏的覆轍了。
凡日耳曼運動所遭是的厄運，就是上於開始的時候，不知道獲得民眾的依附信仰。
這運動慢慢地趨向於資產階級化了；在表麵上仍是很尊嚴，但內中仍屬很激烈的。
當凡日耳曼運動最初興起的時候，日耳曼民族在奧國的地位已經是隱在絕境之中。
後來年複一年，對於逐漸地消滅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國會愈加默認了。
現在，我們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國會，然而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運動者也會加入過國會，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們在國會中發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競日見共不重要了。
因為，他們的演說，僅能於立場的聽眾或盡在報紙上接受他們的言論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場所，給聽眾最為直接的接觸的，並不是國會的議事廳；倒是群眾大會；因為在群眾在會之中，到會的人常以數千計，而且都是聽演說而來的。
反之，出席於國會議事廳的人，不過區區的數百人而已。
而且這區區的數百人之中，多半是為領議員薪金而來的，並不是要一聽人民代表的高論。
在這種場所演說，枉費工夫，毫無成就，政權可說是對牛彈琴。這是已往的事實。
凡日耳曼派的議員，雖然力竭聲嘶的演說，可是聽者藐藐，仍無征效。
報章上對於這種演說，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為刪改。致其文氣——甚至其意義——也被領到錯位，或競完全消失了。
這種新運動的目的，僅僅使民眾得到了一個最不良的印象罷了。
各議員的言論的重要點，並不在言論的本身；而在言論對於讀者所發生的印象。
現在演說詞既被割裂，那讀者所得，僅僅是其中的一片斷，(他們的用意就是如此)，隻能產生出一種毫無意義的印象。
所以，隻要看一直他們所會演說的地方，不過隻有區區的五百個聽眾，我們就這一點便可以明白了，但是，還有更糟的在後麵呢!
倘使凡日耳曼運動，能夠一開始就認清了這種問題不是在組織一個新黨，而是在形成一種人生觀，那麽這是可以有勝利的希望的。
因為隻有這種新人生觀，才能喚起了內在的力量，實行奮鬥的到底。
要達到這個目的，隻有最優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為一種世界製度而努力奮鬥，指導者不能是英雄地犧牲一切，那麽，在短時期內，要想覺得一班敢死的戰士，這實在是不可能。
因為僅僅為了他個人而奮鬥，便不會再有餘力去顧到大眾了。
主日耳曼運動和天主教會的擊突。很明顯的，實在是由於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緣故，這可以說是擊突的唯一的解釋。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區台灣省當牧師，這便是實使奧地利變成斯拉夫國家的方法的一種。
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純粹的日耳曼的教區去傳教。
因為這種牧師他們視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們就會成為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運動的核心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師，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們不但不能為日耳曼民族而奮鬥，並且還不能抵抗對方的攻擊。
這樣，日耳曼民族，一方因這教權的濫用，一方因為抵抗力的薄弱，於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從不有始無終的，他們實行的和教會奮鬥，這是實因深信唯有這種的奮鬥，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脫離羅馬教會”的運動，好像是最困難，但又最有力的攻占方式，其結果勢必把敵人的堡寨與以破毀。
假使能夠成功的話，那麽，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遠解決了。
這樣的一種勝利，對於帝國及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實力是有著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對於這個奮鬥的主張和推論，大都是不正確的。
毫無疑義的，對於影響日耳曼民族的一切問題，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們的抵抗力實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師，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師，以主觀來對待他們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觀來對待教會；日耳曼牧的熱心於教會，實在是主觀的，對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屬客觀了。
現在試把我國的官吏階級，對於一個民族複興運動所取決的態度，與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樣的情形下所以決的態度。來比較一下，我們怎能夠設想世界上任何 的官吏，能用“國家的威權”一句話來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國在五千年前所發生 的嗎?而這事竟還被視為極自然而極有動勞的呢？
當我把凡日耳曼運動及和羅馬的鬥爭，加以研究之後，得到了下麵的兩個結論：這種運動，因為它對於社會問題的意義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眾的奮鬥力量。
這是第一點：因為加入國會，所以失掉了推進的力理，並且為國會的弱點所牽累。這是第二點。
他們反對教會的鬥爭，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層以及中等階級的信任，並且再失掉了大多數可稱有民族性的優秀分子。
奧地利國人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的結果實際上簡直是等於零。
倘使政黨並不想摧殘民族的道德，那就不應該和宗教問題發生任何的關係一樣。宗教也不應該混入政黨的陰謀中去。
如果教會中的長老，他們利用宗教的製度和教義，去損害他們自己的民族，那他們便不能得到人們的信徒；他們不應該以自己的矛，來攻自己的盾。
一個政治的領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優點的話，是絕不該去幹涉人民的教義和組織的，否則，他就不應該去做一個政策家；而宜去須知一個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無論什麽態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禍來的，尤其在德國。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進德國內在和純潔民族的愛國之心，或是維護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語言、以及自由，因為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點；但是要從 惡敵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來，這一個企圖，在新教是極端仇恨的，因為他對猶太人 的態度，差不多成為一個信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新教條對之，仍是抱著懷疑莫決的態度；——如果這問題不能得到那麽，複興日耳曼的一切企圖，大都缺乏意義而或者沒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們現在的兩種教義，對於猶太問題所取的態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嗎?試把猶太的牧師對於一切有關於猶太人的問題所取的態度， 來和我國的牧師(這兩教派的大多數牧師現在業已停職!)的態度兩相比較一下，那 就可以明白了。
這一些，在我們擁護抽象的觀念的時候所常有的一種現象。
凡是“國家權威”，“民主主義，”和平主義，”“國際團結”等等觀念，我們常使之變為一種固定而純粹的理論，以後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就可發 一概由這個觀點來給予判斷了。
凡是在凡日耳曼運動失敗的各處，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因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所以處置起來，都很妥善而有計劃的。
基督教社會黨對於民眾的重要性有著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開始便明白宣布其社會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眾。
自從他真正收納了下層中等階級及工人階級之後，便得忠實而有犧牲精神的黨徒。
這黨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團體發生吉突，因此便被有勢力的教會所與以擁護。
這黨很深切的知道大規模的宣傳的價值，並且專從心理上去影響一般民眾的本能。
這黨一心想救援奧國而遭遇了失敗，他的失敗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錯誤，(這是有著兩方麵)，和目標的糊塗 。
它的反猶太主義，是依靠了宗教的觀念，而不是以種族為基礎的。
這種錯誤的由來，正與千萬第二錯誤的原因相似．
它的創始人以為始果基督教社會主義黨要救援奧國，那就不應該根據了種族的原則；因為假始是如此，那麽，奧地利在不論何種情形之下，全國必解體的，這黨 的領袖，以為地奧地利現狀下的維也納，必須盡力避去分裂的趨勢，百應該擁護促 成統一的妯點。
在那個時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維也納，所以對於一切種族問題，大都作著極的容忍之外，竟也無法可以使這些分子不反對日耳曼民族。
假始要救援奧地利，那麽，這種分子也是少不來的。
所以該黨的領袖竭力排斥曼轍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謀聯絡維也納於中的大多數捷克小商；他們想靠了這點為根掠宗教的反猶太主義增加一個口號，並且想藉此而化除舊奧地利的一切人種的紛爭。
這是十分明顯的，根據宗教而起來的爭鬥，對於猶太人不會感覺到多大的痛苦的。
假使情形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隻要有一滴的聖水，便可以解救了他們的危難，而且還可以保存著他們的猶太教。
因了解種不徹底的辦法，就使得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反對猶太人的主張失掉了真實價值。
這種虛假的反猶太主義，比了無論什麽都壞，所以與其有實上還不如無，因為人民已被人牽住了鼻子呢!
呂格兒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國的話，他便可以做我們的民族偉人之一；不幸，他這個人和他的事業都發生在無能的奧地利。
當他死的時候，巴爾幹的微弱的火爭，已經慢慢地日見擴大了，所耳慈悲的上帝特地奪去了他的生命，因為不忍使他目睹到他自信能夠防止的事變。
關於日耳曼民族複興的目的和理論，凡日耳曼運動都是十分正確的，可是，在他所選擇的方法是不大恰當的。
這種運動，是有著他固有的民族性的，但是因為缺少社會性的緣故，他因此不能得到民眾的同情，這是很可惜的!
他的反猶太主義，是革於種族問題的重要，而不是基於宗教的原理。
還有，他反對一種確定的教義，那是在事實和策略上完全是屬於誤謬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對於運動複興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標過於含混不清，不過在他的一政黨而盲，那他的方法實在是對的。
因為這黨能夠認識清楚社會問題的重要，但是，反對猶太人的鬥爭方法，這不免是錯誤的，而且還把民族的觀念的重要忽略了。
在當時我極不滿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奧地利的空虛，我愈感到要拯救奧地利上無望的了。
我深深地感覺到奧地利是代表日耳民族的不幸。
我又深信奧地利阻礙了真正偉大的日耳民族，而讚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事。
我於是憎恨著維也給的人種的駁雜。我更憎恨著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羅沙泥亞人(Ruthenians)塞爾維亞人(Serbs)克羅特人(Droats)的聚集在一處，最討厭而憎恨的，便是到處可遇凶的寄生的猶太人。
我毫無一些愛護奧地利的心意，但是，對於德意誌帝國是永矢弗忘的。
所以我看到奧地利帝國和崩潰，便是日耳民族得救的開始。
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托有秸德國的心念愈切，因為我在幼年時代已私心向往了，我希望我將來做一個著名的建築家，不論命運是怎樣，我必專門為民族效勞。
我希望我能夠享受我應有的幸運，並且要在他那裏參加國事，我最熱烈的誌願，終將實現在那裏，這便是我所愛好的家鄉。
能夠和祖國——德意誌帝國——聯合而成為一個國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維也納實給予我最艱苦的而又最完備的訓練；到了現在，我才能開始能夠完全認識了這幾年中的訓練的價值。
我對於這時期與以詳盡的論述，就是因為在這時期中我明了我黨主義有關的問題極多的緣故。
我黨在創始的時候，規模很小，僅僅五年(本書寫於一九二四年，)便就變成了一個偉大的民眾的運動。
倘使命運不是雖給了我這種經驗，使我的政見有了確切的。基礎，那麽，我將不知道用什麽態度去對猶太教會民主黨，馬克斯主義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會問 題了。
（未完待續）
序
依據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慕尼黑人民法院的判決，從即日起，我進入勒奇河畔蘭支爾堡的監獄服刑。這是第一次給我機會，使我能在多年不間斷的工作中，安靜下來開始著手著書寫作。曾經有很多人要求，我自己也曾希望有一本為運動而寫的專著。因此我決定著手寫作此書。 這本書分為兩部，其主旨不單單是要闡明我們運動的目標，同時力求描繪出這一運動發展的前景。相對於其他純粹教條的論著，我們希望能從這本書中學到更多的東西。
這同時給予我一個機會，使人們能夠通過我著作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加深對我的理解，清除猶太報章上所散布的關於我的惡毒的神話。
這兩部著作並不是為局外人，而是為追隨這一運動的人士所寫的。這些人心意的所屬和他們的信念，還需要從內在的啟蒙上作出努力。
當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種主義獲得人們的擁護，用口頭遠比文字敘述來得有效。世界上每一個偉大運動的成功，大都歸功於出色的演說家，而不是偉大的作家。
但是為了能夠在基本的理論上達到一致，並在行動上獲得統一，我們需要有成文的著作，作為我們日後行動的指南。這兩本書將作為運動的基石，它概括了我們共同的價值觀。
著者 於勒奇河畔蘭支爾堡獄中
上編
第一章 我的家庭
我幸運地生長在萊茵河(Rhein)畔的普勃諾鎮(Brraunqu)上，這市鎮太美麗了。而且正當是兩個日耳曼國的交接之處，天生給了我一個奮鬥的機會。
奧地利——這日耳曼民族的支派，早應該歸到祖國大日耳曼的圖版上了。
這並非是經濟關係，而正是血統的關係。
縱使二個國家的擁抱於經濟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斷地說：如果日耳曼的子孫們一天不合並統治，便一天不得安寧。
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脹時，才伸出手去向外掠取領土。
那時候大眾為了麵包和牛油，當然不惜用鋤頭代替了刀劍，去揭開戰爭的序慕。
為了這，我生工在邊陲小鎮上，便負有神聖偉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但為什麽我們要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們不是同一種族嗎?”
我年輕時代，這個嚴重的問題便在我頭腦裏打滾。
我揮著鐵拳：為什麽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帝國(Bismark’Fmpire)的懷抱裏呢？我嫉妒著。
做官的生活我並不貪婪。根本我願悶死在那邊理文牘的案頭。
蹈了我父親所說官場失敗的覆轍。這是我的決心，任外界加給了我最大的誘惑，我都不變初衷。
我了解曆史的意義，我是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
少年時代，我記得在奧地利民族鬥爭運動的範疇裏，早有了我這一顆種子。
我曾經拉攏南疆協會(Sudmark)以及學聯會，獻呈黑、紅、黃、三色花旗；不唱奧地利亞的皇歌(Kaiserlied)而獨高吭著德意誌優於一切(Deutch—latd alles)的歌曲，即是受到威脅也不怕。
我們這夥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的訓練，雖然那時僅懂得一些國語，還不知道啟發“民族性”的責任。
總之，我少年時已不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而是個熱烈的“德意誌民族主義”者(Deutschatioua．)
我的思想捷快發展著，十五歲那年，我便能把效君王的“愛國主義’和人民立場的“民族主義”分析得很明白。
我始終愛好民族主義的觀念。不中萬料不到會有今日這個黨的組織!
奧地利對我們日耳曼人民是不知忠誠愛護的。這我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每聽見奧地利赫倍塞軋朝(Habsburgerhous)過去統治的方略。
我們知道身體中已染上了毒素，同時那股毒焰在奧國的南北兩部的天空彌漫著。
瞧，那奧京維也納城中，日耳曼人民是到那裏去了啊?
奧國皇家做著捷克化的美夢，但是法蘭西斯·腓第南大公(Archduke Farrncis Ferdinand)——這位奧境內日耳曼的敵人，後來終被槍殺。
如果天道不公，怎麽會毀滅了這個要想使奧國形成捷克斯拉夫化的主要角色呢?
世界未來大戰的第一顆炮彈，也許藏在德奧聯盟後的德意誌的一尊炮口裏吧。
總之大戰和德國崩潰的種子，早已潛伏在這個聯盟中。
關於這一問題我在後文自有交待。姑且再說到我的本身。我早認為要保持日耳曼民族的安全必須先將奧地利摧毀。
原因在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者間政治距離太遠；而赫倍塞軋皇室的存在，又是日耳曼人民的一個障礙。
為了我對於這些的認識太清楚，使我非常痛恨著奧國!
但是德奧邊陲上我的家庭，我是多麽的愛護啊!
我從小生長在貧困的環境中，家裏原有的薄產被我母親一場大病用傾，因此不是維持生活。
我決心在這時候起自食其力，便搭了一間簡陋的衣箱奔到維也納。
我希望艱苦地和自己命運搏鬥一場，戰勝之後就能成為一個世界傑出人物；但我不將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標!
第二章 在維也納苦學
在維也納的城中，貧富的懸殊，真有天壤之別。
帝國的人口是五千二百萬，其間民族繁雜，實為帝國的一大隱患，我們可盡於京邑的中區，覘知奧國的命脈。
宮延的煊赫的有如磁石一般，吸收全國各地的財富與智能。而哈普斯堡皇室又厲行中央集權的政策。以鞏固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因此一切的威權完全集中在首都。
維也納不單是古老的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經濟的中心。
除了多數的將帥、官吏、藝術家、教授之外，還有更多的工人和貧民，他們和貴族富商共同的生存在其間。
失業者傍徨在臨街(Rinsstrassr)的宮殿四周，數以千計；而凱旋路(Viatiumphalis)上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都應集於溝渠汙多的中間。如果要研究社會問題，在德意誌的任何城市中，再也沒有比維也納更適合的了。
不過這種研究，不能僅從表麵上去做的，局外人又隻能說一些漠不關心的空話，或佯示感慨，猶之示遭毒蛇蟠繞過的，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
那引起幸運者和自矜成功者，則昧於社會需要；而華裝貴婦則又有慈悲而缺乏才能。
我不知道這兩者的為害孰淺孰深!後者的罪行在於而缺乏警詫，以為這是民眾忘恩的佐征。
實則社會事業的不易完成，他的症結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複民眾的權利，故實不應望而感德，這是她們所不能了解的。
我覺得這種事情惟有兩種方法可以改進：
一是對於社會責任應有深摯的情感，方能確立一良好的原則以為我們發展的途徑；
一是須痛下決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藥的贅疣。
上帝並不重要維持已存的事物，而重在培養新的生命，使種族得以繼續下去，人類的生活也是如此，我們不應過分重視目前的積弊，這是絕不可能的，我們應立即確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謀將來的發展。
當我在維也納生活而奮鬥的時候，我觀察得十分清楚，知道社會事業決不重在公益事業，這種事業是可笑而無用的，應該除去經濟和文化生活組織上的種種錯誤，因為這種錯誤足以使個人陷入墮落的境地。
奧國因忽視社會的立法，所以他不能排除社會的積弊。這是有目共睹的事。
當時最使批駭異的，是為工人的經濟痛苦，還是他們的卑鄙行為，或成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實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說他們隻要足以維持生活，則為德意誌人或非德意誌人都是一樣的，中產階級聽見了這種話不是要勃然大怒嗎?
他們對於這種“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聲斥責，表現出他們憎惡的意思。
為什麽中產階級有比較優的情緒?真正能夠返躬自問的竟有幾人?
能夠了解在祖國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藝術生活之中，有許多偉大的成就，使他們成為得天獨厚的民族中的分子，又有幾人?
能夠明白祖國的先榮，在於祖國各方麵的偉績的，又有幾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了。
欲使民眾“民族化，”須得先造成健全的社會環境，然後再教育個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欲使知道祖國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種種偉績而自幸為此民族的。非成教育入手不可。
一個人必須為他所愛的而奮鬥，而所愛的也必須為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了解的東西，那又何能對他發生敬意?
我對於社會問題既發生了興趣，便透澈的研究他們，於是新異的世界，逐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O九年到一九一O年中間，我的生活環境漸漸的轉好，無須靠傭工來維持生活，我靠了製圖及畫水彩畫來維持我獨立的生活了。
凡是不底和帶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為民眾所不歡迎的。
民眾愛嚴峻的統治者，甚於愛乞憐的人，他們對絕對的主義，較之對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還要覺得滿意，就像婦女的性情，對於受抽象理論的感動，決不能像敬羨一種優越的勢力一樣。
他寧願屈服於強者，而不願去支配一個弱者，所以民眾對精神是所受的威脅，並不覺得可恥，就像他們不覺得他的自由被淩，及至逼而反抗就以為可恥的，他們或許不知道遇的冤抑，但見到統治者舉止的果毅，言論的堅利而終使他們服從到底。
若以一個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麵卻是非常殘酷的主義，起而反抗社會民主黨，那麽無論這個鬥爭怎樣劇烈，這主義必會得到勝利的。
不到兩年，我已了解社會民主黨的學說和它的專門用途了。
社會民主黨從它的經驗中很知道實力的可貴，所以對於該黨認為有實力的人，就攻擊不遺餘力，——實力實是不可多得的東西。
而在別的方麵對於敵方的弱者極力頌揚，起初很小心，後來大膽地實行起來，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對於無權力意誌的畏懼，還不若他對於資本平凡而意誌果毅的人的畏懼為厲害。
他又能夠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決；同時以不動聲色的舉動，乘群眾不注意的時候潛施壓力，或竟大膽的出而掠奪，得寸進尺，以拓張他的地位。
這純粹是利用人類弱點的策略。假如對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戰術，他這種策略是步步勝利的。
我們不得不對弱者告誡說這是一個存亡的關鍵。
在工場、商店中或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時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勢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遲早必定要被貧困所迫而加入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對於人類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對，這不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對於他們也無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極守紀律的，但也不得不固此退出工會而參加政治。
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對於保障工人權利和改進勞工生活的工會，和那階級鬥爭中為政黨作工具的工會，也已能夠辨別清楚了。
社會民黨知道工會運動的極端重要。所以就利它作為一種工具，因而獲得相當的優勢，反過來，資產階級不能見及於此，所以便就失去了政治地位。
他們以為看輕工會運動。不使他按步的發展，便就可以使之消滅；或竟令它走入了不通的歧途。
如果說工會運動的祖國為敵有害的，那實屆荒謬可笑的。實在說起來，那是恰恰相反的。
倘若工會目的是在改善國家的墓礎中某階級的生活狀況而能獲得效果，則其行動絕非和祖國為敵，倒是名正言順的民族運動。
這樣，工會運動對於社會思想的形成，有著不少的助力。沒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無由中去著想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績，便是在於除掉社會的流毒，根治身體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的福利。
至於說到工會的本質，這便成為複述了。
假使在雇主之中還有不能明白的道理，甚或竟是誤解了正義和道理的，那我們民眾中一部分勞工，就可以起來反搞個人的貪婪無理，以之來保護全體的福利，還不但是為了權利，而且也是為了義務。
因為保持民眾間的忠誠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這正和保持民眾的健康，有著同樣的功績的。
因了待遇和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當局未能夠有適合的解決之前，那這種鬥爭的勝負，隻好由最強大有力的一方來裁決了。
如果許多的勞力，和資本雄厚的某一雇主發生了抵抗，倘若在開始的時候，就有了不易獲得勝利的希望，那勞工就得非團結一致不為功，這理由是很明白的。
在最近的十年中，工會運動已經在社會民主黨的專家的手中，由保護人類社會權利的工具，一變而成為摧殘國民經濟的利器了。
那班利用工會為目的的人，完全沒有計及工人的福利。
因為在政治方麵，當一方在毫無顧忌的橫行不法，而一方則忍辱含垢隻知屈服的時候，那經濟壓迫，常是成為掠奪的良策的。
工會運動在本世紀的開始已早失去其本來的目的了。
年複一年，於是工會亦墮入了社會民主黨政治的勢力中，後來竟成為階級鬥爭的唯一的利器了。
資產階級於這種現象，不但不取攻勢，反而受其壓迫和蹂躪。
最後．才采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為時未免太晚，不能發生效果，而且因其弱點很多，終於遭到民失敗。
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舊，而且不平反較前更甚。
“自由工會(free trades nuion)正像駭人的狂風暴雨，竟而低降於政治水準之下，它威脅著社會的安全，民族的獨立，國家的鞏固，以及個人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最可怕的工具。
尤其厲害的，它會嘲笑著民主的觀念。
玷辱自由，譏諷博愛；說是：“你如果不從我，我便把你的頭顱打破。”
工人略略懂得了一些“人類的友情”，為時既久，我的見解，也就日益廣大而深，因此也就無法來把他改變。
我既洞悉了納碎黨的外表，於是便想進一步知其學說中的要旨。
可是黨當局發表的文字，於我幾毫無裨益。
在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其立言的辯證都不大正確；而說到政治方麵的進，其所說的更是不能成理的。
因此，我對於那些瑣辯的詭飾的文字，憎厭達於極點。
最後我才知道了這種殘賊的學說是和那某種種族的特性有關的，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明白铖太人，便明白納粹黨內部真相的惟一關鍵了。
明白了這民族，便是揭穿了對於這黨的目的和意義上一切錯誤的觀念，並且再暴露了馬克斯主義濫用社會主義的美妙的文字以以欺世。
“猶太”這一個名詞，在什麽時候才開始對我發生了特殊的意義?這個回答，縱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難的。
我現在已不能追憶到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會於家中聽過了記詞否。
叩使他老人家曾經說及這名詞，我想大概也是指一種之遂古的文化而言。我父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觀念，而且還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這是在我所受的影響是很大的。
我在學校中的時候，也不會有過其他足以更易了我居家的時所受了印象。
在家科學校中的時候，我曾經認識了一個铖太兒童，他很快被我們所重視；因了各種的經驗，得悉其人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我們便不很信任他了。
當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常於政談中聽到“猶太”這個名詞。這時我對之未免稍有不悅；至於討論宗教的歧異時，那我便感到更覺不安了。
那時無對於這問題尚無他方麵的觀察。林茲(Liuz)的猶太人很少，以過了數百年之後，他們業已貌似歐洲人了，而我仍視之為日耳曼人。
當是我還不知道這種觀念的錯誤，因據我的所見，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區別，就在其特異的宗教上麵。
我既以他們因宗教較之故而受到虐待，故對於不利他們的評議，常常鄙視而加以痛嫉。
至於對猶太人的仇視，則我尚有同學有這種意思。
以後我就到了維也納。
奧京的建築十分壯麗，使我感到了目眩神迷。
這時候我正被困難壓迫，所以我對此大都會中人氏的成分，不大曉得，雖然在維也納二百萬的人口之中，約有二十萬的猶太人，但我竟不會感到。
在最初的數星期中，心目所觸的一切，令我應接不暇，迨後
我的心神略定。對此新世界才得了一個較深刻的觀察，而猶太人
間題亦就因之而起了。
我和猶太人的相識，一無沽洽意的地方。
我仍認猶太教就是一種宗教，因而本了人類互相寬恕的意念，極不想就宗教上來對他們加以攻擊。
找因此以為維也納反對猶太人有報紙所持的論調不合—個偉大民族的文明的慣例。
我又想到中世界發生的某些事件，心中很為不快，快極不願見其再於今日重演。
但是，這類報紙大都沒有什麽聲望，——一我當時也不知道所以然一一—我認為是偏激的論調而非正直的言論。
在當時確有聲望的報紙，對於此種的攻擊，大都作著莊嚴的答辨，或者竟置之不顧；這種態度，頗可令人敬服，所以我的意見，也就因之而亦堅。
我秀勤於閱讀那些所謂世界報，像新自由報(Neue FreiePresse)維也納日報(Wiener Tageblatt)等，但恨為滿意其對於宮廷的諂媚的那種卑汙態度。
宮廷之中有一事件發生，莫不以歡欣謳歌的醉人的語懈災為之刊物，這種愚蠢的行為，施之於最最賢明的對主，也無異於“山雞”交尾的行為。
我深以為這是自由民主政策(LiberleDcmokratie)的汙點。
我住在維也納，仍是秀熱心的注意於：德國的一切事件，不論是政治問題或是文化問題。
我以德國的興隆和奧國的衰替相比較，不禁為德國人慶幸。
告別珍的外交事件。雖然差堪慰藉，但是內政方麵不免叫人失望而感到不快。
對於抨擊威廉二世的運動我是不讚成的，我不但認威廉為德國的皇帝，且還尊之為德意誌海軍的創始人。
所以對國會不許皇帝演說一事，使我不勝憤怒，因為在我看來，國會不配發出禁令的。
這些混蛋，在一次會議時所發狂妄的謬論，較之曆朝皇帝——甚致最沒有用的——於幾百年中所發生的表演無聊的謬論為尤多。
在一國之中，任何的愚春，都有著批評的權利，而且都有人入國會為立法員的資格，現在身居帝位的人，反受這最荒謬的機關所譴責，這實使我憤怒的事。
更使我憤怒的，就是維也納的報紙，從前對於宮廷的卑汙諂媚，現在則用虛偽的關切來發表它反對德皇的言論，它們竟顯示出不可遮掩的仇來了。
這是我所不得不承認的，在反對猶太人的報紙之中，有一種叫做德意誌民眾報(Deutsches Volksblatt)的，關於這論題的態度，比較是適當的。
那些較有勢力的報紙，對於法蘭西人諂媚的醜態，那也使我很不痛快。
當一個人看到讚揚他們所謂“偉大文明民族”的歌頌時，不能不羞於做一個日耳曼人了。
這種向法蘭西求歡的卑汙狀態，使我把這種世界報紙憤而丟棄的已非一次了。
我看到民眾報，對於這種事的所持的見解，雖然稍為狹隘，然而實較純潔。
我本來不讚許其反對猶太人的苛論，但是，當我在看其辯論的時候，雖以使我發生著一種深思。
總之，我因此而慢慢地知道了當時決定維也納命運的人信其運動的主持者是卡爾呂格勒博士(Dr·KarlLueger)和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alistParty)。
當我抵達維也納的時候，卡爾·呂格博士和基督教社會黨都我所仇社的。
在我看來，這人和他的運動都是反動。
有一天，我行經內城，忽然碰到一位穿著土耳其人的長衫和兩邊留著黑卷發的償，我便私忖著“這是猶太人嗎”然而在林茲城中的猶太人並不這檔。
我便密察這個人狀貌，後來，我的腦海中的問題變為：“這是一個日耳曼人嗎？”
平時，我碰到這種情形，每靠書籍來釋疑。我第一次用幾個“赫勒”去買了幾本反對猶太人的小冊子。
想不到這種等書冊中所論的，都以為讀者為於猶太問題是略有所知，或是相當的了解的。
這些小冊子的論調，竟又使我疑團發生；因為其中所說的，都是極淺極薄而不合科學的辯論。
這一個論題既是這樣的廣大，而想研究又是這檔的茫然無邊際，我惟恐有失公平，所以又惶然而不敢自信了。然而，他們實在不是信奉他種宗教的日耳曼人，而是別一民族，我在這裏已不能再有所疑。
我既著手研究這問題而注意猶太人了，那在我眼中的維也那自然兩樣了。
於是，我就隨處見到猶太人了。所見愈多，則其於他人的地方也愈顯。而內城和多瑙河(Danube Canal)的北部成群居著一種日爾曼人不同的人民。
我的心中雖然還是仍有所疑，但是，我的躊躇，也就為一部分猶太人的態度所消釋了。
這時在維也納於中，猶太人發生著一種大運動，以發揚猶太主義的民族性為目的，就是所謂猶太聖會主義(Zionism)。
粗看起來仿佛讚許此舉的僅僅是一小部分的猶太人，而詛罵和反對的必居多數；然而細察起來，則此種現象，便就化成了理論的氛霧，純為便宜而設，實在都是詭詞。
所謂自由派的猶太人，他們不承認持聖會主義之徒的原因，並不是為了他們不是猶太人，隻以他們的教義不切實用，或且有害於自由派所持的猶太主義的。
然而，他們內部的團結卻沒有什麽變更，所以這樣聖會的主義者和自由派的猶太人的外表佯裝不睦，這使我是十分討厭的。
因為他們的虛偽詭矢，和他們所常誇耀的德高行潔，是十分不和的。
當我知道猶太人主義在新聞、藝術、文學及戲劇各方麵活動的時候，在我的心目之中，猶太入主義就遭受到巨大的挫折。
用了飾同來強辯，已經毫無用處了。我們隻須閱讀他們的宣傳品，並研究他們惡劣的電影和戲劇作家的姓名，便已可以了。
這是一種瘟疫，是一種精神上的瘟疫，它對於國民的毒害比較黑死病死實在還要厲害，
在藝術中既有這樣的卑劣的作品顯露在大眾之前，所以也就不得不細細研究一下作者的姓名了。
研究的結果，使我對猶太人的所取的態度更壞。我的情感雖然時時和我的態度背弛，但是我的理智終不得不有著自己的論斷。
於是我開始用了相同的觀點，去考空我所喜歡的世界報，便就發現了這報有的自由的傾向；在我看來，這報對於攻擊者的莊重的答辨，以及對於攻擊者的置之不理的態度，完全是一種狡鄙的詭計；他“那種堂皇的劇評，常常捧著猶太人的作家，把不良的評淪，則都施於德國；尤其對威廉二世的譏諷和盛稱法國的學術文明，都足以顯示著他們的策略的一致。
總結的說，他們的輕視德國人，那裏可以說他出無意呢?
我因此而有了深切的認隻，社會民主黨的主腦是猶太人；因此猶太人便被我報鄙視，而且平日在我胸中義戰著的問題，現在就也得到了解決。
慢慢地使我知道了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大都被猶太人所操縱著。
這點我本來並不重視，因為其他各報，確也都是如此，可是使人很可注意的，就是凡人和猶太人有關的報紙，無一可以看到具有真實的民族觀念，像我的教育和見解所昭示於我的。
我強製的抑壓著我的厭惡的心理，嚐試著去閱讀報紙中所載的馬克斯派的囈語，但是我的厭惡，竟是愈瀆而愈見厲害。
我曾和說囈語的編者去認識，可是，從主筆以下，大都是猶太人。
我又竭力偏搜一切關於社會民主黨的表冊，而來研究作者的姓名，——沒有別的，竟完全是猶太人。
我再細察一切領袖人物的姓名，則大半都是些“選民”(Chosen People)。且不問他是國會的議員，或是我會的書記，或是各團體的主席，或是街市中的煽動者，他們表現在外貌上的一種奸惡的像貌是沒有不同的。
奧斯特裏次(Austrlitz)大衛(David)，阿德勒(Adler)和愛倫波根(Ellenbogen)等名，叫我如何能夠忘掉呢!
有一件事，我已慢慢地明了。就是這黨的領導權——該黨次要的讚助人，已經和我奮鬥了幾個月——差不多全在外族的手中而我足以自慰的就是到底知道秘猶太人並不是日耳曼人。
從此以後，我便確切知道了敗壞我民族的是什麽人了。
我和猶太人的爭議愈多，便愈亦明其辯論的方法，
在起初，他們利用著對方愚蠢，如果不得勝利，則再假裝出一種愚蠢來；要是還不勝利，則便拒絕討論或竟秀快地轉入別的問題。談人所盡知的真理，使人家同意以後，再攀列那絕不相類似的事件上，於是，於回到原來的立場，且故示軟弱，假裝不知。
所以不論在什麽地方．凡是攻擊此等聖徒的人，幾沒有不陷入於泥濘中去的。
如果現在有人於人從廣眾之前，對某一個猶太人加以痛斥，他便自承屈服；
但是，如果痛斥者以為自己至少有了一步的勝利，那他到明天必大示驚訝；
這是因為猶太人已經完全忘掉了昨天所說的而又再串述其無恥的舊說，好像不會經過什麽事的樣子。
他憤怒驚愕，假裝著守全忘掉了舊事，以為過去的辯論已證明了他所持的真理。
我好幾次為之弄得瞠目結舌，不知道什麽最是使人歎異的地方，——是利齒?還是狡猾——因此，我就慢慢地恨猶太人了。
但是，這也是有利的。當我一到社會民主黨中宣傳者，我的愛護國家的情緒，便也油然而生了。
我因民平日經濟的誘導，因此就搜討馬克斯主義的本源。
這主義的作用怎樣?
在單獨的事例之是，我已十分明白。
我日見其成功，隻要略加想像，便能預測它的結果。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不知道提倡的人，是否在其新刨之中獲得享受其效呢？
還足他被謬誤所犧牲而不自知覺?
我因此相認識這主義的提倡者。以便研究其運動的原則。
我達到我的目的的迅速，竟是出於我希望之外，這實在是得力於我對於猶太人間題得到民相當的知識，不過這種知識，這時還有深刻的研究罷了。
唯有這種知識乃能使我把社會民主黨的實情和他們黨徒的理論來作一個比較，因此，我已經曉得猶太人措失的方法，乃在隱藏或是文飾他們意見，所以他們的真目的，不能求之於文字，因為深藏在字裏行間的緣故。
在這時候，我有內心已經起了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一個淡漠的世界公民，驟然成為一個狂熱的反對猶太人的人了。
當我在研究猶太人民族的影響及於人類長期的曆史的時候。
我的心中突然出生了一個悲劇的問題：就是那不可測的天命，安知不已許這小民許以最後的勝利呢?
馬克斯主義的猶太學說，棄著自然界中含有的貴族的原理，而以群眾的人數，來代替了勢和力兩者之間永久和特權。
所以他們的學說，否認在群眾之中的個人的價值，攻擊國族和種族的的重要，用以一剝人類的生存和文化的意義。
如若這主義成為是一種宇宙定律，則人類所共守的一切秩序，勢必到了滅絕而後已。
如若這原則行之於宇宙之間，那麽宇宙必定大亂，行之於地球之上，那麽人類必同歸於盡。
要是猶太人靠了馬克斯教義的力量，戰勝了世界各民族，那麽這皇冠便將成為人類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將空無人類而運行於太空之中，和數百萬年前一樣。
永存的自然，凡是逾越其命令者(Ubertreung ihrer Gebieter)勢必將與以前嚴厲的懲罰。
所以，我發信心，謹遵造物的意旨；和猶太人奮鬥，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
第三章 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
在舊多瑙河帝國(Danube 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同時代的德國本部(普魯士、漢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較為豁落大度。
我現在所稱“奧地利”，就是大哈普斯堡帝國（HabsbuagEmpric)中的一部分；因為那裏是日耳曼人殖居的結果，不獨在各方麵能夠表現其創造奧國的永久力量；而且還能夠表現其力量於民間，對這政局阢隉的國家，延續其內在文化生生命竟互 達數百年。
時代越是向前時展，奧國的命運也越是繁之於日耳曼人而獲得繼續生存，因為日耳曼人，實在是帝國的生命細胞。
由多種民族混合而成的“奧地利”到底免不掉崩潰這絕不可認作舊東馬克(Ostmark)的德國的沒有政治能力；因為這是要用一千萬人的力量，永遠支持住五千萬異族同居的國家，要是不及早確定原則，那是實在不能維持，而崩潰是必然的。
一個日耳曼奧地利入，他常慣居於一個大帝國的境內，而且永不會忘掉了在這境內的一切義務。
他的視線雖然狹小得隻奧國的境內，但是，他仍能望到帝國的邊界。
他雖然不幸而受到脫離祖國的命運，但他仍能努力負起這偉大事業，為德國保存其祖先在長期奮鬥中從東方所得來的權利。
目前我們須知道力量雖然已經分散，但是事業的成功，仍屬是可能的。因為優秀的人士對於共同的祖國，永遠表示著同情的，他們的祖國的國土，完全是屬於他們的。
日耳曼奧地利人的眼界，實較帝國中其他種族的眼界為廣。
他們經濟的關係，差不多包括了整個帝國的全部，一切真正的偉大的企業，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
凡是主要的技術專家和職員，多是屬於他們的，
以前商業勢力尚未被猶太人所奪取時，國外的貿易完全是由他們所經營的。
日耳曼奧地利的補充隊，也可加入德國的軍隊之中，這種軍隊，可駐於黑爾茲哥維那(Herzegovina)正同在維也納加裏西亞(Caliia)一樣。
軍官力仍舊是日耳曼人，高級軍官也是的，藝術和科學完全是屬於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發展的藝術(這或許是黑人的產物)之外，凡是隻有真正的藝術思想以及傳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是隻有日耳曼人。
至於音樂、建築、雕刻和繪畫方麵，維也納的於聯合帝國(Dual Minarchy，Doppelmonarchic)，好像是無盡的源泉，永不會有涸竭之日的。
最後，全部外交政策的責任，也是完全由日耳曼人來擔負；不過偶或有了少數的匈牙利人在內罷了。
但是，想維持這帝國的任何企圖。因為缺乏重要的原素的緣故，所以完全歸盡於無效。
在這人種複雜的奧地利的帝國中唯有一法，能夠把各民族分離的趨勢克服的，就是國家必須中央集權，他的內部組織，也須照此目有而進行。
居於最高地位的奧王，在頭腦清醒的時候．也能見及於此的，不過他旋即忘懷罷了；這或者是因其中困難而不克實行的集權的政策的緣故。
德國的統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種單純的人種所組成，而且常以一種共同的文化為根基，所以問題隻是在政治上傳統之弊的改革。
至於奧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這相反。
他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沒有偉大的史遺跡的；即使有也是隨了時代而消滅了。
總之：大都是黯淡無光的。
然而在各邦之中，民眾的勢力，則日有發展，在這王國的邊境。“民族國家”開始形成的時候，尤其是難於羈麽的；因為這種人民和奧國國內的各族。
或是血統相近，或是利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實在比較日耳曼的奧地利人為大。
這種的鬥爭，就是在維也納也遭到了失敗。
自從布達佩斯發展而成了一個重要的城市，維也納 也就首次遇到了勁敵，這勁敵的事業，重要並不在聯合整個的王國，而是重要有鞏固王國中的一部分。
不久，卜拉克(Praguc)也仿效了布達佩的先例；於是來姆貝格(Lemberg)，來巴哈(Leibach)以及其他城市，也都隨之而興起了。
自從約瑟夫二世（JosrphII)逝世(1790)之後，這個事業的進程，便可以很明白尋找了出來。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種的因素而定的。這種因素，一部分固在於帝國的本身；但是，還有其他的方麵，那便是帝國在各時期對外的政治地位的結果。
如果要維持這國家的奮鬥堅持到底，那惟有堅決地行使者一貫的中央集權製，這才能見到功效。
但是，形式上的統一，必須在原則上先要確定一種統一的國語來表現的；而完成這事業的專門工具，又必須操行於行政機關；倘使沒有統一的國語，那麽，統一的國家便就不能持久。
要使統一而持久的國家觀念的產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學校和教育。
但是，這事業並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們必須要有數百年的計劃，因為這正和一切的殖民問題相同，目的的堅定，比了一時的努力尤為重要。
奧地利帝國，並不是由一種民族組織而成的，其維持的關鍵，不在共同的血統，而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領袖者的無能，未必就能引起國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種的不同而激發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種的意誌超越而上的時候。那麽，這種本能，自必被阻而 難於發展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這一點，這也許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惡吧!
曾經在某一時期：命運之神又高舉了火炬而照臨列這塊土地上來，但是，很可惜的，這火炬即永遠的熄滅了”。
統轄日耳曼國家的約瑟夫二世十分憂慮著皇室偏安於帝國的極邊，倘使不是及時彌補其先人的缺點，那勢必要陷於人種複雜的漩渦之中。
這一位“人類良友”的約瑟夫，他用了一種超人的精力，去補救前襯的疏忽的地方，並且想在十年之內，努力去恢複數百年所失墮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繼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夠擔負了這一個重大的責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論在什麽地方都是階級鬥爭，可是在奧地利，則是民族間一種新鬥爭的發展。
日耳曼人對於這一點，或是因為健忘，或是因為認識不清，所以反而去從事革命運動，其結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運。
他們曾經始終的喚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這種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毀滅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個共同的國語的原則之前，而先來成立一個國會，這便是使日耳曼人種的勢力宣告終止的—個緣由。從此，國家將有顛覆之慮，結果便是使曆史減少了—個帝國。
我很不願詳細的述說瑣事，因為這並不是我寫述這本書的目的。
我僅願搜集種種的事實，來作緊密的考慮，因為這種事實，常常是民族和國家的衰敗的原因，在現代，這是很有意義的，而且對於我決定政治思想的原則，也有著不少的幫助。
國家的正在崩潰，已經由各種製度昭示給一般的國民了。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見得到的，他的主要點便是國會，在奧地利或稱做帝國議會，(Reichsrat)而這國會，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為根本的要素的。
顯然的，這種團體，係依舉著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國國會。
這個製度，全部由英國而移植於維也納中間更改的地方極少。
英國兩院製新生命，便又重見於貴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議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兩院的本身，稍稍有著不同。
當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議會的時候，他便取材於“不列顛世界帝國”(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曆史，以作這所華夏中一千二百壁龕、托架、以及支柱的裝飾，這富麗堂皇的貴族院和下 議院，便就成為民族光榮的建築了。
這是維也納的第一個難關。
因為當丹麥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宮的最後的尖頂時，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來為之裝點。
於是把希臘羅馬的政治家以及哲學家的肖像，都裝飾在這“西方民主政治”的劇場式的建築上了。
更有一譏諷的象征，就是屋頂的四角趨向四方，這是完全表示著他的內部分離之勢的。
像奧地利的曆史，因了這項的建築而獲得了光榮，那各民族將認這一種是侮辱和挑戰，正像在德意誌帝國，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戰爆發才開始敢把“獻給日耳曼人 民”(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題詞，雕刻在 柏林城中保羅華勞脫(Paul wallot)的帝國議院的建築之上。
在奧地利境內日耳曼民族的命運，完全是依靠著國會的勢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選製和不記名投票製未曾探行的時候。日爾曼人仍舊在國會中占著多數。
但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的行為的不可靠，使那時的情形，便成了不堪聞問題；因為這黨常出來反對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問題，使他們黨內的其它民族的黨員發生異心。
就是在當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祝為日耳曼人的政黨。
待到實行了普選製之後，日耳曼人的優勢，便不能在數字上占得多數了。
到了這時候，國中排斥日耳曼化的進行，已到無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為我當時抱著民族自存的決心，所以很不滿意於代議製；因為這種製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騙而出賣日耳曼民族。
這種罪惡，正和其他的罪惡同樣不可歸處於事件的本身，而當歸於奧地利國的。
過去，我還以為日耳曼人如果能夠在國會中占多數，那麽，舊國家繼續存在，在原則上我並沒有反對的餘地。
但是，為時不久，那可憐的喜劇，就展開在我的眼前，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現在西方的民主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前區；如果沒有民主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無從產生的，所以民主主義，實在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源。
民主主義的外形——議會製度——它像是“一種穢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這火的燃燒太快了。
這真是幸運，我得機會居住在維也納，因而能夠考察這個問題。
假使當時我在德國的話，這個問題解答，恐怕就不能這樣輕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時候，便得知了為一種所謂“國會”的荒謬，那我或許會得陷於極端的反對，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為人類和時代的敵者聊成了一氣。
這種事在奧地利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並不像由這一個錯誤移轉到別個錯誤上去的那樣容易。
假使在說國會是毫無價值的東西，那麽哈普斯堡族是更無價值了。
由國會來決定國來，所得的結果是秀是為利，但是，決不是一個所能負責的，而且也沒有一人能夠說明它的原故。
一個政府做錯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這政府豈能說是負責改變政黨，或是解散國會，這也豈能說是負責?因為多數的人既時常在更動，這又怎麽能夠叫他負責呢?不是責任觀念和人格有著密切的關係嗎?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種措施；須得顧全到多數人的意向才喜怒，那麽，事實上又豈能對領袖人物提起公訴來呢?
豈一個做領袖的政治家他的事業並不重在有獨創的思想和計劃。
而竟重在使他提議能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後的同意的技術嗎 ？政治家的標準，豈是專門在遊說方麵，而不在對重要的行為和決議具有當機立斷的政 治手腕嗎?世界的進步，不是出於個人的腦力而是出多數人集合的智力，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嗎 ？我們豈是懸想將來的人類文化不是由這觀念而來的嗎？反之個人的腦力不是現在較之往昔更為需要嗎?
國會取決於多數的原則是在否認個人的權力，而代以到會的多數的議員，這實在是違反了貴族政治的基本原則的貴族政治中所謂上等階級，這並不是我國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會。
讀猶太人的報紙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會得設楊到近代國會製度的流弊的。
這就是因為不學無術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為真正的領袖，他既脫離了這種不重創造和生產而以賄賂博取多數讚助的政治活動，那麽，政治的活動，必定和低能者發生妥協，而且這是低能者所極喜歡的。
多數絕對不能代替“人”這是我們必須牢記的，多數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辯護者，合了—百個愚夫，不能成為一個聰明人。
所以基武的決斷，決不能從一百個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結果，就使國內重要的職位，有著極速的更動，這種事無論在那一種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於發生在十分惡劣的影響，這因為不僅是庸碌無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犧牲。便是那僥幸在位的真正領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犧牲 的。
這結果，便是領袖階級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頹喪；而國家的前途，那是不論什麽人都可以想見得到的。
普通我們對於“輿論”兩字的概念，僅有一小部分是根據了我們本身的經驗和知識，至於主要的部分，還是根據了我們的聽聞。
而這種聽聞。常常由“啟迪”的形式來鄭重的詔示著我們的。
民眾的正當眼光，僅能覺察到靈魂和智力的苦悶的結果。
在政治“教育”(這裏可稱之為“宣傳”)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報紙，因為報紙是從事於“啟迪文明”的工作，對於成人的竟不一種學校。
這種教育，不操之於政府手中，而竟為卑劣的勢力把持著。
我在少年時代居住在維也納，得有絕好的機會認識了這民眾教育要關的主辦人和計劃人。
最初我很詫異。他們競能在短時期中用了欺騙的手段來轉變公眾的真正的誌願和意見，而為國內的惡勢力造成一種確定的輿論。
但是，幾天之後，這種謬論，竟成了國內的重要法令，同時，一切重要的問題，反而竟無人去過剖析，或竟不再受民眾的記憶和注意了。
他們往往在幾星期之內，在無聲無臭中一躍而成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還對之抱著無窮的希望；他們竟享有真正偉人畢生中所不能得的盛名，但他們在一月以前還是默默無聞的，至於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 力傑出的人物，他們都鞠躬盡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毀汙他的姓名和變為不齒 於人們的口中了。
猶太人的手段，常如念咒的人，能同時從數方麵毀汙善人的名譽，我們必須先來研究這一種無恥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些人類，他們在報紙上所有的危 害性，是怎樣了。
如果我們把民主政治的議會，和具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義來比較一下，那我們立刻可以明了人類這一種無意識而且具有危險的錯誤。
民主議會製最顯著的一點，就是選出若幹人——就算是五百人吧——來決定一切的事件。
所以他們在實際上就是政府，縱令從他們這些人中選出一內閣來，為國家處理一切的政事，這也不過是—個傀儡內閣而已。
在事實上，這個所謂政府者，事先不是經過了議會的同意，不能施行的任何的政事的。
這種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負責任，這是因為最後決定權並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議會的多數黨的手中的緣故。
政府的存在，僅僅是執行多數的意旨而已。
在今日，民主議會的目的，並不是在組成一種好人會議，百是在集合一群卑鄙無用的人；他們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於驅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運用今日不健 全的政黨政治。
而且，使暗中操縱著特有權的後台老板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負人個的責任。
因為一種絕議，無論它怎樣的有害於國家，都不能歸盡於眾目共睹的任何一個奸徒，而且把責任卸在全體的身上去。
這樣，在實際上競可以說誰是無所謂責任；因為責任是隻能上一個人擔我，而不能歸之於隻會空談的國會知上。
這種製度，隻有那此可以取悅他們，或是有益於他們暗中操縱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落，才會歡迎，至於那些負責的人人看起來，那是實堪痛恨的。
這種民主的方式，便是為某種族的工具，該種族為了要促進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現在和未來，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
隻有猶太人，才能重視這種製度，因為他們的齷齪和虛偽，實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麵所指說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日耳曼的領袖是自上選舉出來的，他對於所有一切的直接間接的行為，完全我著責任的。
在這種製度之中，個別的問題，並不取決於多數的投票而完全取決於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不為這取決問題做保障。
如果相求得一個自願致身於這種危險事業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來反對他的決斷，那我們唯一的答語是“感謝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點，便 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醜類不能險圖幸進，上台去統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無用的人，也將因為這個責任的重大而對之畏避了。”
近年來，在國會的統治之下，舊哈普斯堡帝國，已經在日趨衰弱了。
日耳曼人的優勢，既因國會而遭受失墮，於是便發生了一種使民族互相攻計的製度，這製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計的，尤其在法蘭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後，他的勢力擴大了，逐即發生了一種增加捷克(Czechg)勢力的計劃，這本是他們居於上位者的政策。
這位奧匈聯合帝國的未來的統治人物，他對於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進行，在他勢力之下，努力鼓勵而且親為讚助，至少是：加以保護。
純粹的日耳曼的鄉村，便被政府用了纖曲的間接的方法而變成了語言複要的危險地帶了。
在低部的奧地利(Lower Austria)，這情形進步日見其速，而且許多捷克人竟把維也納當作了他們的首都。
這位新喻普斯堡皇胄(他的家庭中說是捷克語，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貴婦人，她生長在仇視日耳曼民族的環境中，太子與她結婚，本屆屈就的)。
主要思想，是依嚴格的天主教，而逐漸在中歐建起一個斯拉夫國家，和那奉正教的俄國作對抗。
因為情形是這樣，因而宗教純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
如果上日耳曼人來觀察，那麽，這實是一種為害最大的思想。
從各方麵看起來，結果是有著更厲害的悲慘的。
因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會都不能獲得像他們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寶座，羅馬終也失去了一個大國。
奧皇靠宗教的勢力，以達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夠會喚起一種意想不到的精神。
這種精神，起初本沒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極力想法來消滅舊帝國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這反應。
實為奧地利的汛日耳曼運動。
世界大戰之後，哈普堡斯皇室已經有具備了最後的決心，逐漸來鏟除危險的日耳曼民族——這確是一種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於是全國並起了革命，決意抵 抗到底，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先例。
這樣具有愛國思想的熱心者，便一變百為亂黨了。
——這些亂黨，他並不背判國家本身，是背判—種政府的製度；因為他們深信這種製度，是必定會毀滅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曆史中，能夠判別出對於皇朝的忠誠以及對於祖國和民族愛護，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必須知道，人類的生存的最高目的，並不在維持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類的權利，實在高於國家的權利。
一個民族，假如因為人類的權利而起來奮鬥，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於世界，這是他的命運不佳的緣故，要是一個人百不能為他自己的生命作奮鬥，那麽，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關於汛日耳曼運動的興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驚人的猛進，這都是我研究的目標，而且對我具有深切的意義的。
我首稱對兩個人研究，這兩個人可以說是這兩種運動首創者和領袖，就是喬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爾·呂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這兩個人都是超出國會中的一般議員之上的，雖然他們處在惡濁的政界中，然而他們的生活依然能夠保持著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雖然也表同情於凡日耳曼派的喬治薛耐雷，但是後來便慢慢地情於基督教的社會主義黨的領實了。
我當把他們兩個人的能力，來加以比較，覺得薛氏對於基本問題心乎是一個比較優良堅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奧國的結局，實在比了任何人更為清楚正確。
他對於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納的話，那麽，德意誌的和全歐對抗的慘禍，當然不致發生了。
這類問題的內部，薛氏是認識清楚的，但是對於為人類本持的見解，那就有著謬誤的見解了。
這一點，便是呂氏的優點。
呂氏的認識人本領實是罕見的，他的觀察也不致有著過分的損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實際的可能的事。
薛氏對於這點，那就了解得很淺。一切凡日耳曼的運動，他們的思想，在理論上都正確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傳播其理論上的知識，不能應用一定 的方式，使民眾易於明白，因為民眾的了解力是極有限的。
為了這樣的緣故，一切的知識，便成為是一種先知的智慧，絕無實現的可能了。
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對於這一點不大明白。
因為資產階級為了他自己的經濟地位的緣故，每個人都恐蒙受一種損失，所以他們的行動逐相當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對於下層社會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這實在是他對社會問題的凶識淺陋的緣故。
在呂氏，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現在上層的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極薄弱的，在一個偉大的新運動之中是決獲得勝利。
因此他就準備利用一切現有的力量，聯絡強大的現存的組織，使他能運動。
眾這種舊有的力量去獲取最大的利益。
呂氏的新黨，最初是把行將崩潰的中等階級作為基礎，因此他就獲得了一班極難動搖的黨徒，他們既能受極大的犧牲，又能作堅決的奮鬥。
他又善於聯比利時天主教會，他這種聰明的舉動，終於獲得了青年牧量的對他的讚助。
於是舊教士黨(Clerial Party)隻得被迫而退出競爭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較明達的，或許竟也來加入新黨，以期慢慢地再恢複他的地位。
如果我們把上麵的所述，認為是呂氏的唯一優點，這對於他的判斷就失了公平。
因為他不僅具有一個偉大的軍事家的特長，而且還是一個真正奮發有為的改革家，不過他能夠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夠有所限 製。
呂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實。
他想抓住王國的心腹——維也納。針後再把殘餘的生命，由這心腹而侵入行將滅亡的衰老帝國台灣省。
如果心髒是健全的，那麽，身體各部分，自然能夠恢複的。
這種觀念，在原則上是很正確的，但是，要見之於實行那就受到了限製。
這些，確實是呂氏的弱點。他做市長時成線，無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時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這個王國了。
他的政敵薛耐雷對於這一點是比較他看得清楚的。
總說一句，凡是呂氏所做扔事，大都獲得了異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對於他的誌願完全不能實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懼的，大都又在這可怕地狀態之中一一地實現了。
因此，他們兩都不能達到他們的遠大的目的。
呂氏並不能夠拯救了奧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頹。
我們現在不研究這兩黨的失敗的原因，這是能夠給予我們很多的益處的，因為照今日的情形看來，和當時有許多地方頗相類似，可以給我們做錯鏡，不再去蹈呂 薛兩氏的覆轍了。
凡日耳曼運動所遭是的厄運，就是上於開始的時候，不知道獲得民眾的依附信仰。
這運動慢慢地趨向於資產階級化了；在表麵上仍是很尊嚴，但內中仍屬很激烈的。
當凡日耳曼運動最初興起的時候，日耳曼民族在奧國的地位已經是隱在絕境之中。
後來年複一年，對於逐漸地消滅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國會愈加默認了。
現在，我們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國會，然而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運動者也會加入過國會，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們在國會中發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競日見共不重要了。
因為，他們的演說，僅能於立場的聽眾或盡在報紙上接受他們的言論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場所，給聽眾最為直接的接觸的，並不是國會的議事廳；倒是群眾大會；因為在群眾在會之中，到會的人常以數千計，而且都是聽演說而來的。
反之，出席於國會議事廳的人，不過區區的數百人而已。
而且這區區的數百人之中，多半是為領議員薪金而來的，並不是要一聽人民代表的高論。
在這種場所演說，枉費工夫，毫無成就，政權可說是對牛彈琴。這是已往的事實。
凡日耳曼派的議員，雖然力竭聲嘶的演說，可是聽者藐藐，仍無征效。
報章上對於這種演說，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為刪改。致其文氣——甚至其意義——也被領到錯位，或競完全消失了。
這種新運動的目的，僅僅使民眾得到了一個最不良的印象罷了。
各議員的言論的重要點，並不在言論的本身；而在言論對於讀者所發生的印象。
現在演說詞既被割裂，那讀者所得，僅僅是其中的一片斷，(他們的用意就是如此)，隻能產生出一種毫無意義的印象。
所以，隻要看一直他們所會演說的地方，不過隻有區區的五百個聽眾，我們就這一點便可以明白了，但是，還有更糟的在後麵呢!
倘使凡日耳曼運動，能夠一開始就認清了這種問題不是在組織一個新黨，而是在形成一種人生觀，那麽這是可以有勝利的希望的。
因為隻有這種新人生觀，才能喚起了內在的力量，實行奮鬥的到底。
要達到這個目的，隻有最優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為一種世界製度而努力奮鬥，指導者不能是英雄地犧牲一切，那麽，在短時期內，要想覺得一班敢死的戰士，這實在是不可能。
因為僅僅為了他個人而奮鬥，便不會再有餘力去顧到大眾了。
主日耳曼運動和天主教會的擊突。很明顯的，實在是由於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緣故，這可以說是擊突的唯一的解釋。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區台灣省當牧師，這便是實使奧地利變成斯拉夫國家的方法的一種。
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純粹的日耳曼的教區去傳教。
因為這種牧師他們視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們就會成為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運動的核心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師，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們不但不能為日耳曼民族而奮鬥，並且還不能抵抗對方的攻擊。
這樣，日耳曼民族，一方因這教權的濫用，一方因為抵抗力的薄弱，於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從不有始無終的，他們實行的和教會奮鬥，這是實因深信唯有這種的奮鬥，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脫離羅馬教會”的運動，好像是最困難，但又最有力的攻占方式，其結果勢必把敵人的堡寨與以破毀。
假使能夠成功的話，那麽，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遠解決了。
這樣的一種勝利，對於帝國及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實力是有著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對於這個奮鬥的主張和推論，大都是不正確的。
毫無疑義的，對於影響日耳曼民族的一切問題，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們的抵抗力實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師，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師，以主觀來對待他們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觀來對待教會；日耳曼牧的熱心於教會，實在是主觀的，對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屬客觀了。
現在試把我國的官吏階級，對於一個民族複興運動所取決的態度，與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樣的情形下所以決的態度。來比較一下，我們怎能夠設想世界上任何 的官吏，能用“國家的威權”一句話來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國在五千年前所發生 的嗎?而這事竟還被視為極自然而極有動勞的呢？
當我把凡日耳曼運動及和羅馬的鬥爭，加以研究之後，得到了下麵的兩個結論：這種運動，因為它對於社會問題的意義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眾的奮鬥力量。
這是第一點：因為加入國會，所以失掉了推進的力理，並且為國會的弱點所牽累。這是第二點。
他們反對教會的鬥爭，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層以及中等階級的信任，並且再失掉了大多數可稱有民族性的優秀分子。
奧地利國人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的結果實際上簡直是等於零。
倘使政黨並不想摧殘民族的道德，那就不應該和宗教問題發生任何的關係一樣。宗教也不應該混入政黨的陰謀中去。
如果教會中的長老，他們利用宗教的製度和教義，去損害他們自己的民族，那他們便不能得到人們的信徒；他們不應該以自己的矛，來攻自己的盾。
一個政治的領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優點的話，是絕不該去幹涉人民的教義和組織的，否則，他就不應該去做一個政策家；而宜去須知一個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無論什麽態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禍來的，尤其在德國。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進德國內在和純潔民族的愛國之心，或是維護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語言、以及自由，因為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點；但是要從 惡敵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來，這一個企圖，在新教是極端仇恨的，因為他對猶太人 的態度，差不多成為一個信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新教條對之，仍是抱著懷疑莫決的態度；——如果這問題不能得到那麽，複興日耳曼的一切企圖，大都缺乏意義而或者沒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們現在的兩種教義，對於猶太問題所取的態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嗎?試把猶太的牧師對於一切有關於猶太人的問題所取的態度， 來和我國的牧師(這兩教派的大多數牧師現在業已停職!)的態度兩相比較一下，那 就可以明白了。
這一些，在我們擁護抽象的觀念的時候所常有的一種現象。
凡是“國家權威”，“民主主義，”和平主義，”“國際團結”等等觀念，我們常使之變為一種固定而純粹的理論，以後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就可發 一概由這個觀點來給予判斷了。
凡是在凡日耳曼運動失敗的各處，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因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所以處置起來，都很妥善而有計劃的。
基督教社會黨對於民眾的重要性有著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開始便明白宣布其社會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眾。
自從他真正收納了下層中等階級及工人階級之後，便得忠實而有犧牲精神的黨徒。
這黨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團體發生吉突，因此便被有勢力的教會所與以擁護。
這黨很深切的知道大規模的宣傳的價值，並且專從心理上去影響一般民眾的本能。
這黨一心想救援奧國而遭遇了失敗，他的失敗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錯誤，(這是有著兩方麵)，和目標的糊塗 。
它的反猶太主義，是依靠了宗教的觀念，而不是以種族為基礎的。
這種錯誤的由來，正與千萬第二錯誤的原因相似．
它的創始人以為始果基督教社會主義黨要救援奧國，那就不應該根據了種族的原則；因為假始是如此，那麽，奧地利在不論何種情形之下，全國必解體的，這黨 的領袖，以為地奧地利現狀下的維也納，必須盡力避去分裂的趨勢，百應該擁護促 成統一的妯點。
在那個時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維也納，所以對於一切種族問題，大都作著極的容忍之外，竟也無法可以使這些分子不反對日耳曼民族。
假始要救援奧地利，那麽，這種分子也是少不來的。
所以該黨的領袖竭力排斥曼轍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謀聯絡維也納於中的大多數捷克小商；他們想靠了這點為根掠宗教的反猶太主義增加一個口號，並且想藉此而化除舊奧地利的一切人種的紛爭。
這是十分明顯的，根據宗教而起來的爭鬥，對於猶太人不會感覺到多大的痛苦的。
假使情形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隻要有一滴的聖水，便可以解救了他們的危難，而且還可以保存著他們的猶太教。
因了解種不徹底的辦法，就使得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反對猶太人的主張失掉了真實價值。
這種虛假的反猶太主義，比了無論什麽都壞，所以與其有實上還不如無，因為人民已被人牽住了鼻子呢!
呂格兒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國的話，他便可以做我們的民族偉人之一；不幸，他這個人和他的事業都發生在無能的奧地利。
當他死的時候，巴爾幹的微弱的火爭，已經慢慢地日見擴大了，所耳慈悲的上帝特地奪去了他的生命，因為不忍使他目睹到他自信能夠防止的事變。
關於日耳曼民族複興的目的和理論，凡日耳曼運動都是十分正確的，可是，在他所選擇的方法是不大恰當的。
這種運動，是有著他固有的民族性的，但是因為缺少社會性的緣故，他因此不能得到民眾的同情，這是很可惜的!
他的反猶太主義，是革於種族問題的重要，而不是基於宗教的原理。
還有，他反對一種確定的教義，那是在事實和策略上完全是屬於誤謬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對於運動複興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標過於含混不清，不過在他的一政黨而盲，那他的方法實在是對的。
因為這黨能夠認識清楚社會問題的重要，但是，反對猶太人的鬥爭方法，這不免是錯誤的，而且還把民族的觀念的重要忽略了。
在當時我極不滿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奧地利的空虛，我愈感到要拯救奧地利上無望的了。
我深深地感覺到奧地利是代表日耳民族的不幸。
我又深信奧地利阻礙了真正偉大的日耳民族，而讚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事。
我於是憎恨著維也給的人種的駁雜。我更憎恨著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羅沙泥亞人(Ruthenians)塞爾維亞人(Serbs)克羅特人(Droats)的聚集在一處，最討厭而憎恨的，便是到處可遇凶的寄生的猶太人。
我毫無一些愛護奧地利的心意，但是，對於德意誌帝國是永矢弗忘的。
所以我看到奧地利帝國和崩潰，便是日耳民族得救的開始。
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托有秸德國的心念愈切，因為我在幼年時代已私心向往了，我希望我將來做一個著名的建築家，不論命運是怎樣，我必專門為民族效勞。
我希望我能夠享受我應有的幸運，並且要在他那裏參加國事，我最熱烈的誌願，終將實現在那裏，這便是我所愛好的家鄉。
能夠和祖國——德意誌帝國——聯合而成為一個國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維也納實給予我最艱苦的而又最完備的訓練；到了現在，我才能開始能夠完全認識了這幾年中的訓練的價值。
我對於這時期與以詳盡的論述，就是因為在這時期中我明了我黨主義有關的問題極多的緣故。
我黨在創始的時候，規模很小，僅僅五年(本書寫於一九二四年，)便就變成了一個偉大的民眾的運動。
倘使命運不是雖給了我這種經驗，使我的政見有了確切的。基礎，那麽，我將不知道用什麽態度去對猶太教會民主黨，馬克斯主義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會問 題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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