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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民國前十年(《袁氏當國》之前部分 3

(2006-08-04 07:24:02) 下一個

◆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範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幹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裏呢?要言之,則以一九○三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範」。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的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幹幹幹;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誌(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孫文和楊衢雲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意誌。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誌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這樣一來,就使得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了歐洲的香餑餑了。

◆ 佛郎、馬克雪片飛來
首先匯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辰組等人。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內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湖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對這些小把戲一麵羈縻、一麵「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內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所以他們都變成留歐、留日的「官費生」。
那時的「官費」和後來的「庚款」一樣,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個「官費生」都是個小富翁。加以他們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爺,輕財仗義。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發現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孫文卻是滿口流利英語的留學生老前輩。敬佩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乃通過與中山有舊的鄂籍旅美學生劉成禺,邀請中山先生赴歐一晤。
這時待在紐約的孫中山,原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我相信他那時在紐約以「打工」為生。五十年後的不才,也是紐約市內的一名窮光蛋,也以打工為生。深知這批打工仔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也,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我們打工仔前輩中最大一條「龍虎」。祇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淩空而降。他不管中了「樂透」頭獎。因此一下把「銀盤」扔掉,一溜煙跑到歐洲去了。——在歐洲,中山先生是個有崇高聲望的。因為他是當年震駭世界的倫敦「西安事變」的主角。
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擊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M. D. 學位的老留學生,那批鬥誌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復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願再用這個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這時中山覺得自己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爭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中山既得钜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尚餘「萬餘佛郎」,乃乘高級郵輪,直奔遠東去也。(作者注:那時留法公費生每月學雜費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薌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給孫博士,並恭送中山離境了事。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 一個「開始的結束」
中山這次自海外歸來,可說是「適得其時」(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國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在南京就職。改元、易服,使用陽曆。中國歷史上三千年的帝王專製,和最後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族入主,同時結束。中華民國也就正式誕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頭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對這段歷史,我們的執政黨——國、共二黨的黨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釋。
國民黨官方的解釋是根據「總理遺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樣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全部實現,才叫做成功。如此說來,則「辛亥革命」祇是個流產革命,因為它的果實被袁世凱等軍閥官僚所竊取;被黨內叛徒所斷送,所以國民黨要繼續革命,二次、三次到無數次。不達目的,不能甘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後,國民黨就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五院政府,應該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誰知這次革命果實,又被共產黨半路竊去,所以國民黨還要繼續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建設中國。不達目的,則革命永遠不能甘休……
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更為簡單明瞭。他們認為辛亥革命祇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動的和假冒偽善的。算不得是個革命。因此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所製造出來的「中華民國」,也祇是反動階級所控製的一個「朝代」。一部「中華民國史」也祇是一部「斷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的。
其實從「黨史」的觀點來解釋「國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為每個「政黨」,尤其「革命政黨」,都有其極其主觀和排他性極強的意蒂牢結。首先肯定了一個意蒂牢結,然後再談歷史,這就不是「以馬拖車」,而是「以車拖馬」了。抽象的說,這就叫做「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歷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搞歷史的人,隨著潮流前進,然後回頭追本窮源去看看,哪兒是青海源頭?哪兒是金沙江、三?#123;?哪兒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然後才能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們如果昧於極其客觀發展的歷史事實,而在想像中製造一條隨自己意誌發展的歷史,甚至對未發生的歷史發展,也根據自己的意誌,加以指派,這就叫做「實行某某主義」;主義實行得了,那是「客觀」與「主觀」的「巧合」。客觀與主觀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觸,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輕者誤民誤國;重者就伏屍億萬,萬劫不復了。古人常說什麼「誤天下蒼生者,乃此人也。」一個大大小小的獨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難辨認的。
再回頭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兩大任務: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前者是沒什麼可說的。重點是在後者。
什麼是「建立民國」呢?簡單的說,就是「把君權換成民權」。君權是「中古」的製度;民權是「現代」的製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製度」換成「現代的製度」,用個抽象的名詞,便叫做「政治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不是任何國家所獨有,它是世界歷史上的共同現象。而各國又因為歷史和社會等等條件的不同,其政治現代化的程式,亦有長短、緩急、遲早、逆流、順流……之不同。
具體說來,把「君權」換成「民權」,以美國為最早——美國擺脫英皇於一七七六年。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國」(Republic)。但是美國建國不是一蹴而幾的。他們「英語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傳統」(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體說來英語民族成功地約束王權,蓋始於「光榮革命」(1689)。自光榮革命到美國革命,他們大致掙紮了八十餘年,才「建立」了一個說英語的「民國」。
法蘭西民族,從君權完全換成民權,自法國大革命(1789)到第三共和之確立(1875),大致也掙紮了八十餘年。
俄國的情況也大致差不多。蘇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中經列寧、史達林將近四十年的獨裁專製——遠甚於沙皇的獨裁專製,到最近的政變流產,和戈巴契夫自聯共主席遜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進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歷經軍閥起伏專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戰敗,也掙紮了八十餘年,始搞出點民治的雛型來。
比諸世界先進的民治國家,老實說,咱們中國人向現代民權政治進展,也不算太壞。我們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們出了一個隻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統爺也回來搞了幾天。其外蔣、毛二公也各做了幾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畢竟不敢搞「黃袍加身」。最近「紐約時報」也把鄧公小平封為The Emperor Of China。說句公道話,「小平您好!」比蔣、毛二公畢竟要民主多了,雖然他也搞出「天安門事件」的一大敗筆。但是我國近代史上,從君權到民權的轉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對付這場洪水,君不見官家祇能「炸堤」,哪能「築堤」呢?——「社會科學」還是應該多學點才好!
我們搞「炸堤洩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這時限是民主先進國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們的成績,不算太壞!
那末,「辛亥革命」在我們這「從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轉型期」中,算個什麼呢?
曰,廣義的「辛亥革命」(1890-1912),是我國歷史上從君主到民主這個轉型期的「開始」。
狹義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1月1日),則是這個「開始的結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請讀者諸位指教。(全文完)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晨 九點五十八分
於北美新澤西州

◆ 三權已足 五權不夠
精通「國父思想」、「孫文主義」的專家們,可能認為筆者所說的「八字」靈符,太簡單化了。國父還有「五權」憲法呢,你隻提了三權;國父沒有「三民」主義呢!你隻碰到二民。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你就不談了耶?
限於篇幅。應另有專篇始能詳答。簡而言之,我們要知道,國父也是遜清遺老,去古未遠。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遺教中最最可取的兩大製度:「考試製度」和「禦史製度」。他要把它們延續下來。於三權之外,另設「考試權」和「監察權」。殊不知這對難兄難弟,都祇是「農業社會」和「中央集權」前提下的天才發明。可是在工商業發達,現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裡,他兄弟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在一個多重中心的現代化社會裡,要「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就以這超級工業化的美國情況來說吧,凡是沾上要領取執照的職業,幾乎無一不要考(雖然「考試」這個怪物原是中國人發明的)。且看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社會服務員(Social Worker)、員警、郵務員、飛行師、領航員,甚至嘗酒師(Winetaster)、水喉工、地產經紀、貨車?#123;駛員、計程車?#123;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私家車?#123;駛員……蓋不下百數十種,再加上各大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下及垃圾夫等等……無不有其考試。一個「考試院」哪考得了那許多?所以中山所特別強?#123;者,祇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而參加之考試也。試問今日台港有誌青年,有幾個要做官?他們要在工商界當大老闆呢!「考試院」派啥用場?
至於「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上的「禦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製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臺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於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禦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於事也。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 「武昌起義」的經緯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的故事,史家所記蓋不下千百萬言。筆者個人在海?#123;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開沅、謝文孫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書目便有數千種之多,允為「民國史」中各專題之最。按題翻閱起來,豈一人一輩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情形,亦不妨以三數百言一筆帶過:「武昌起義」是清末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暴動,而能佔領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孫黃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穩腳根,則全國各地便會作連鎖的響應(chain reaction)。從湖南、陝西、江西(10月22、23日)開始,時未逾月,全國便有十三省宣佈獨立,而策動獨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黨,而是各該省內,由立憲(保皇)黨所掌握的民意機關——「諮議局」。這一來,那些無用的滿族王公應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擯斥的袁世凱來撐持危局,而袁氏則養寇自重——一麵「進剿」,一麵又與革命黨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漢三鎮反攻,也隻取二城,留個武昌給黎元洪、黃興這一架兩頭馬車去慢慢拖延。
原來當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軍的「都督」之後不久,黃興亦趕到武昌(10月28日),並被推舉為革命軍戰時總司令。如此令出兩府,便隱約的引起黃黎、湘鄂兩派的分歧。黃興苦戰經月,終致兩漢皆失,武昌垂危,黃氏終為鄂派孫武(民問誤傳為孫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職遁返上海(11月27日)。然克強雖去,全國革命形勢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復(12月2日),各省遣滬代表復舉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擬組臨時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擁黎者則堅主黎正黃副。相持不下,儼然成為十餘年後「寧漢分立」之前奏。而此時革命軍的旗幟鄂方所用者為共進會的「十八星•錐角旗」;寧方所用者,則為自製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廣東光復時(11月9日)所用者又為「青天白日旗」。一軍三旗,亦見革命黨人錯綜複雜之組織關係也。然斯時民國未建、韃虜猶存;黎、黃雙方為自解計,竟分電袁世凱。袁如倒戈反清,當公舉之為民國大總統。斯時歸國途中的孫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國「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為新出獄的汪精衛所發明)。
但是在袁氏遵約倒戈之前,總得有一番和談,以終止此南北對峙之局。這樣一來,則南方這個支離破碎,一軍三旗的紛亂場麵也得有個整體的規劃,和一個總負責人。黎、黃二公既相持不下,則聲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孫文,就呼之欲出了。時局發展至此,袁氏亦覺時機成熟,由前敵將領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聯銜通電(民元1月25日),六歲的宣統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 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還有許多歷史家,尤其是若幹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社」他們搞起來的。「同盟會」幾幾乎沒有實際參預。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隻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一時俱發的群眾通動」(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暴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誌」(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誌,雖革命群眾人人皆有,然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祇有一個團體,為「眾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大。中國革命如此,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也都是一樣的。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後,革命群眾所一致篤信不移的共同意誌,祇有八個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後四字而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而同盟會卻正是這樁「共同意誌」的發源地和推動者。它也是化這一意誌為革命行動的「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國為模範」的咦鞣絞健⒊橄罄碚摚?皖I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團體,都祇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他們造反有餘;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貶了林肯一樣,都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繁瑣史學濫觴的結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起來,雖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實行起來,卻有其難易之分。「驅除韃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號。它擴大了統戰範圍;縮小了打擊目標。把大清帝國的唐德剛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大黑鍋,都讓「韃虜」大哥,一肩背了過去。把「韃虜」一下「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上國,立刻就可「依復」了。好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麼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韃虜」,祇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塗,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後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乾淨俐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麼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範,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製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
「同盟會」於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體一致推選出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於副總理。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鄧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每部各有分屬。全會幹部三十餘人,三權分立,煞有介事。然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複。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要之事,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自此製行後,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見田桐「同盟會成立記」,載「革命文獻」第二輯)事實上,當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如此重大事件,他們顯然連會也沒有開過。於此一糾紛,我們就可看出這個革命司令部內,平時會務操作的程式了。其後由「同盟會」進而改組為「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連「總理」、「總裁」二職稱都變成孫、蔣二公專用的「諡法」,再沒有第二個「總理」,第二個「總裁」了。三權分立雲乎哉?有人或許要問: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徹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它是分階段前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些進步,搞了七八上十個階段,「革命」就會「成功」了。用不著做急色鬼。所以當時以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聖政黨、國父完人,以身作則,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渾名),而期其有成,豈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去八十年了。我們搞「建立民國」,到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而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123;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麼好奇怪的。——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後是必然要出現的。不信,等著瞧嘛。

◆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再看看國父的「平均地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地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也。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滐@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地皮」。倫敦地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後美國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讀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臺北甚至廈門)。亨利•喬冶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一八九六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後,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意瞭解的。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到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裡麵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後來頒佈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123;本,祇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屬於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祇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喬治一套的洋東西,對胡、梁等一些土老兒說來就有對牛彈琴之感了。
其實亨利•喬治(1839-1897)和馬克思(1818-1883)一樣,都是十九世紀的理論家。喬治第一本談「土地政策」的書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時資本主義的諸「大王」,都還潛龍在田,蓄勢未發;祇有炒地皮才一馬當先。所以喬治先生以為用「單稅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他一切社會經濟問題,也都可迎刃而解了。這是他老先生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經濟起飛」了,哪一項利潤不是Unearned Increment(無勞增值)呢?要「漲價歸公」,為什麼隻對地皮客過不去呢?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漲價歸公的辦法,直到今天的臺灣也實行不了的緣故。現在我們在紐約的「小臺北」法拉盛,一度有華裔「地產經紀」三百家,這兩年來地皮跌價,據說都紛紛改行了——這就叫做「市場經濟」「自動?#123;節」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卻是個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為時未及半年,便發生了10月10日(陰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從狹義的觀點立論,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謂「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國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而發動的革命邉又?鉞嵋淮蔚摹鈣鵒x」。通過這次起義,則「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兩大目標,便完全達到了。——因此吾人如認為「中國現代化邉印故怯釁洹鴿A段性」的,則「辛亥革命」應是第一階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階段。不過其後還有三五個乃至七八個「階段」,有待突破罷了。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國、共兩黨的理論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就難怪孫中山先生要慨歎「革命尚未成功」了。共產黨理論家則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產黨人所認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讓我再看看這「武昌起義」是怎樣搞起來的。
長話短說。直接推動「武昌起義」的,有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另一個團體「日知會」則作用不大。它祇是個被革命人士用為盾牌的聖公會讀書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進會」於一九○七年成立於東京。原動議人為同盟會內黃興以後最末一任的「庶務」劉揆一。揆一為什麼於同盟會之外,再組織個共進會呢?其原因是同盟會鬧分裂。光復會退盟;孫中山與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組同盟會「總部」,因此原同盟會分子之留日者,不願再隸屬於老同盟會。劉揆一是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組一個與同盟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以為彌縫。
據共進會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進」者「有進無退」也。所以它也是許多小革命團體的「共同」組織。宗旨與同盟會完全一致。祇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至於會旗,他們就不用孫中山堅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錐角交錯」的十八星旗。中國那時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顆星,顯然亦以美國「星條旗」為模範也。新會既立,一時頗得人心。各省英雄紛紛加入,如川人張百祥(百祥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埋)、熊克武、喻培倫,鄂人居正、孫武,湘人焦達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時之選。東京之會既立,旋即移師武漢,儼然是長江中上遊的革命重心。雖然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並無直接關係,然「共進會亦戴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別門戶,獨成係統也。」(見蔡濟民、吳醒亞合著「辛玄武漢首義實錄」)如果此言可信,則本篇前引美國史家瑪麗•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文學社」,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原名「振武學社」。蓋清末行新政,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鄂軍」最有成績。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內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張之洞則較開明,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並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展新政、新軍。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克製,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邉又械拇笈?感隆穀耍?捅厝灰?呦蚺涯嬤?盡!??@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黨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文學社成立於辛亥之初,社員遍佈鄂軍諸標(即現今之「團」)及工程營、輜重營、炮兵隊等單位。所以他們一旦搞起「起義」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烏合之眾」對抗「正規軍」;在湖北他們要「起義」,那就是「正規軍叛變」了。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文學社」裡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將(這和同盟會內有將無兵的情況,恰相反)。「文學社」的首任社長蔣翊武(湖南灃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標三營裡的一個小士兵。後升正副目(正副班長)。其他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麵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將」之苦——後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驟起,清廷要?#123;鄂軍入川彈壓,而眾兵丁不願離鄂。「文學社」與「共進社」乃暗通聲氣,終於聯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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