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曆史時空，說複雜，很複雜，厚厚疊疊的二十四史，大有一種讓人讀一輩子都讀不完的望史興歎。說簡單又很簡單，從商周之交到二十世紀前後一百多年的激變，不過是翻了一頁而已。換句話說，假如曆史的時間向度可以轉換為空間存在的話，那麽商周之交和一百多年的中國近現代曆史，乃是處在同一個曆史空間裏。就好比一個圓周的起點和終點謊??秸噠?孟嘟弧?(海納百川 www.hjclub.com)
由於在時間上的漫長、在書寫上的重重疊疊，中國曆史不像美國曆史那麽簡單明了，而像一座由冗長的嘮嘮叨叨編織成的言語迷宮。無論是本國的閱讀者還是來自西方的研究者，迷失在這座迷宮裏的人物之眾多，與厚厚疊疊的二十四史相得益彰。對於本國的史家來說，孔子像一堵牆。司馬遷也罷，司馬光也罷，史家們大都被孔子的史見和孔子刪定的經典擋在曆史真相之牆外。孔子這堵牆給中國曆史的解讀造成許多盲點。
有關中國曆史研究的一個最大盲點，在於把專製讀成中國曆史的傳統，把孔子讀成中國文化的首席代表。好像中國是個天然的專製國家，仿佛中國文化與生俱來就是從孔子開始的。當人們強調所謂中國的國情時，其言下之意，無非就是專製在中國是天經地義。而所謂的新儒家的理直氣壯，又在於標榜隻有孔儒才是中國文化的正宗傳承。哪怕新儒家承認專製的政治製度需要變革，也要堅持與專製政治相應的專製倫理卻是亙古不變的。君不見，就連在美國的中國城裏，所豎立的象征性雕像，都是孔夫子，而不是老子或者其他聖賢。總而言之，在中國曆史的專製迷宮裏流連忘返，已經成了一種古怪的學術樂趣和奇特的心理情結，以致於有人隻好把中國文化比作一個大染缸，掉進去就變色。換句話說，一走進中國曆史，一頭紮進中國文化，就會在人為的迷宮裏迷失。
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忒修斯，是依靠了阿裏阿德涅公主給的線團，走出了迷宮。走出中國曆史或者中國文化的迷宮，也有一根阿裏阿德涅之線。這根線就近而言，是從《紅樓夢》到王國維再到陳寅恪那個綿綿不斷的人文精神承傳。就遠而及，可以從《紅樓夢》上溯到禪宗興起之後的中國式的文藝複興。然後還可以從魏晉風度、漢末黨錮精神上溯到《道德經》的自然無為哲學、《山海經》的自由人格風貌、以及《尚書》記載中殘留著的民主政治傳統等等組成的文化景觀。這是中國曆史依稀可辨的一脈文化香火，憑借這脈香火的微光，燭照出專製不是中國的國情，孔子不是中國文化的始源和象征。
集中國文化之大成、對於中華民族的重要性尤如莎士比亞之於英國曆史和整個西方文化一樣的《紅樓夢》，在對中國專製文化傳統提出永世長存的懷疑的同時，將中國人有關自身形象的記憶，一下子追溯到了《山海經》神話故事。小說以女媧補天開篇，把中國曆史簡化到最為本真的狀態。神話通常是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寫照，正如夢境裏蟄伏著夢者的下意識。中國人最為本真的民族形象，不是由孔儒塑造的，而是鐫刻在由《山海經》提供的曆史記憶裏。從那樣的曆史記憶裏，《紅樓夢》構築出一個全新的人文世界，構築出由晶瑩透亮的少女們所組成的大觀園，從而力透紙背地寫出這樣的大觀園如何被專製及其倫理所毀滅的悲劇。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觀園是中國式的伊甸園。《紅樓夢》所講說的全部故事，乃是一個由水一般清純的少女組成的詩意盎然的伊甸園，如何變成一片白茫茫大地的曆史寓言。
這個寓言到了王國維的學術世界裏，被無意間指向了一個饒有意味的曆史揭秘。王國維是個古今罕見的學術天才，如果說，他的《人間詞話》寫得相當清晰，那麽他的《〈紅樓夢〉評論》則寫得有些懵懂，雖然開了從文化氣韻和審美精神上勾畫《紅樓夢》人文景觀的先河。及至他的《殷周製度論》，更是憑著學術上的天賦無意中觸及到了一個極具人文價值和曆史顛覆性的重大秘密：在周之前的中國，專製不是傳統，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不是周王朝之前的國家政體。換句話說，隻消從《殷周製度論》所揭示的殷周之異稍稍跨前一步，人們就可以發現，中國曾經是一個民主的聯邦國家。雖然那樣的民主聯邦與美國式的聯邦合眾國頗有異趣，但在本質上卻是完全相同的。也即是說，民主和聯邦，並不是西方文化的特產，並不是美國特有的國情，而同樣也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曆史最為始源的傳統。正如當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怎麽也不會想到，他們竭力想要推倒孔儒傳統的一個基本支撐點，恰好來自於他們從來沒有認真注意過的那個拖著辮子的王國維；王國維本人可能也沒有料到，他的《殷周製度論》乃是對他所效忠的專製王朝的曆史合理性的根本質疑。
這樣的質疑在陳寅恪，是由他晚年漚心瀝血寫就的《柳如是別傳》提出的。陳寅恪是繼王國維之後的又一個文化守靈人。他的守靈結果不是喬伊斯式的《芬尼根之還魂》，而是這部以嚴謹的史筆寫就的文學巨製。有關明末的曆史，著述紛然。有同時在謳歌李自成的，也有後來斷定多爾袞乃真豪傑的。但沒有人能夠像陳寅恪那樣，從曆史的風雲之中，慧眼獨具地看出了一個風塵女子的人文價值和曆史內涵。正如《紅樓夢》把族群的記憶推回到《山海經》神話，《柳如是別傳》把中國曆史置於一個身為下賤、心比天高的女子的審視之下。當一部有男人主宰的曆史，當一部從來不以婦女兒童為然的曆史，突然被放進女性的眼光裏，其虛偽，其殘暴，其毫無人性，其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嚴重缺如，暴露無疑，一覽無餘。陳寅恪的過人之處，不在於精通多少種語言，不在於學術根底如何深厚，那些都是許多學人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陳寅恪的難以企及之處，在於其非凡的曆史洞見力，其深透一如卡夫卡之於人類處境的洞若觀火。
從《紅樓夢》揭示的民族始源形象，從王國維《殷周製度論》論述的殷周之異，從陳寅恪提供的女性視角和文化心胸，重新反觀由二十四史編寫的中國曆史，商周之交的曆史轉折就不再像以前人們公認的那樣，是一個先進的朝氣蓬勃王朝推翻了一個落後的腐朽落沒王朝的傳奇，是一個英明偉大的周公替代了荒淫無恥的紂王的故事，而是一個來自西岐的荒蠻小國替代了地處中原、代表著黃河流域最為正宗的華夏文化的殷商王朝的曆史變故，而是一個先是由周武王以暴力方式掃平諸候各國、滅掉作為諸候之長的殷商、然後再由周公旦以極其霸道極其專製的方式，終結原先的諸侯聯邦，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專製帝國的曆史轉折。王國維的《殷周製度論》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王國維接下去詳細羅列了殷周之際的變革細節，他隻是沒有意識到，這場變革的實質究竟是什麽。王國維沒有意識到，正是這場所謂的變革，把中華民族推入了一個長達三千年左右的曆史輪回裏，遍體鱗傷地體味了什麽叫做專製，什麽叫做集權，什麽叫做皇帝，什麽叫做大一統，什麽叫做儒家道德。如此等等。這樣的輪回，一直到了近百年的激變，才漸漸地走向終結。
從商周之交到百年激變，要而言之，乃是由周公建製和孔子立言所設定的權力話語方式和話語權力梏桎、從君臨天下到黯然解體的一個曆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式各樣的曆史人物，扮演了各不相同的曆史角色。有堅決維護專製的，有堅決反對專製的；更有從堅決反對專製開始，最後卻以努力重建專製、瘋狂加強專製而告終的；有堅決追隨孔儒的，有堅決反對孔子的；有開始反孔後來又尊孔的，更有以反孔開始、卻最後不得不以跟所謂的新儒家眉來眼去地調情來標榜自己有文化的。
曆時三千多年的曆史，說白了，不過是由周公和孔子當初心照不宣地先後製作的一個簡單平麵。帝王將相，文人墨客，在這個平麵上有滋有味地繞了數千年。一直繞到今天，人們才剛剛看見曙光。環顧四海，周公奠定的中央集權專製依舊，倒是從孔子到朱熹再到所謂的新儒家的儒教傳統，在話語權力上的式微，清晰可辨。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中國的國運在繼續上升。唯獨周公孔子當年設定的那個曆史框架，始終不見有什麽起色。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確實站起來了。近無來自東鄰的威脅，遠無來自西方的炮艦；西伯利亞的寒流，將隨著油田的開發而變暖；與地球另一邊那個大國的利益相逐你來我往，再激烈再劍拔弩張，也跳不出近攻遠交的外交方略。沒有能夠同時跟進的，是陳舊的曆史框架，是僵硬的政治製度。由於為既得利益所困的抱殘守闕，至死不變，整個民族在心理上的持續變態、在精神上的不斷淪落，無以緩解，更遑論何日消解。製度上的僵而不死，精神上的空前萎瑣，與蒸蒸日上的國運，與日漸繁榮的經濟形成了越來越巨大、越來越鮮明、越來越刺眼的反差。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一直處在曆史的十字路口，如今，這樣的徘徊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刻，到了必須作出選擇的時刻。
曆史需要徹底變革，平麵的循環理當結束。 (海納百川 www.hjclub.com)
被周孔架構所封閉的曆史空間，曾經遭受過佛教文化尤其是禪宗文化的挑戰。作為對此挑戰的應戰結果，產生了程朱理學。程朱理學在維護周孔曆史架構的同時，也把孔儒之教本身推向了沒落，走入了窮途末路。“五四” 新文化運動乃是儒家的話語權力開始退出曆史舞台的一個鮮明標記。
被周孔架構所封閉的曆史空間，不是自行瓦解的，而是被來自西方的商業文明強行敲破的。早在商業文明以炮艦威逼之前，西方的傳教士就已經開始把對中國人來說相當陌生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國大地上悄悄地心平氣和地傳播了。但那樣的傳播還遠遠及不上當年佛教傳入後的深入人心。尤其對於滿族宮廷來說，他們可以接受儒家教義，可以向佛祖頂禮膜拜，但他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基督是怎麽回事。直到西方的炮艦開到國門跟前，愚昧的滿大人才發現，基督並不僅僅是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死人。這些被漢化了的滿大人更沒想到的是，跟在炮艦後麵的，還有一整套現代的民主政治及其思想理念。相形之下，不僅專製製度和專製觀念顯得陳腐和過氣，即便是假借基督名義造反的天平天國，都充滿由於因襲草莽傳統而無可避免的落後和野蠻。而與此相反的例子卻是，緊挨著中國的那個東瀛島國，以驚人的喜新厭舊拋開了學了很久很久的中國文化，轉而把大量的留學生派往西方，並且野心勃勃地向不列顛帝國悄悄看齊，準備有朝一日跟盎克魯撒克遜民族比試高低。但是在當時，他們暗中瞄準的是原來的老師。那時，向西方學習，一度成了中日兩國的文化角力和曆史競賽。最後經由一場意味深長的甲午海戰，分出了勝負。
不知是因為命定如此，還是由於因襲過重，中國曆史的百年激變始終以陰差陽錯的方式蹣跚而行。曆史的詭異在於，理學出身的曾國藩們，在扼製以草根造反來更新王朝的曆史逆流時，隻會做，不會說。接踵而止的整個一場洋務運動，更是找不到一套相應的改革話語。更為詭異的是，當人們終於說出政治改革的訴求時，那個領導變法的精神領袖，卻是一個迂腐透頂的孔儒信徒，竟然有本事按照儒家的教義，製作出叫做“大同世界”的烏托邦。那場變法以悲劇告終的根本原因之一，來自變法領袖本身的因循守舊：將一場權力話語的變革，訴諸話語權力的複辟。就算沒有慈禧太後橫加阻斷，那場變法最終也會一步步地走向專製和與專製相應的意識形態。更不用說變法領袖本身的帝師情結和手持話語權力君臨天下的野心，與其在實際的政治鬥爭中的操作能力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曾國藩們是做得成功，說得木訥；康有為們卻是行動的矮子，不管康氏如何扮演語言上的巨人。
令人感歎的詭異曆史，還沒有到此為止。一九一七年，“五四”啟蒙運動的領袖們終於找到了以科學和民主為標幟的現代話語，並且以不同的姿態、以相同的白話文表達了出來。殊不知，那邊廂的江湖革命家卻迫不及待地膜拜北方那個國家的暴發戶為師，按照蘇聯的列寧主義原則建黨建軍建立軍校，以現代的政黨政治方式，打造陳舊的專製集權；用極具恐怖主義色彩的暴力革命，掃平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聯省自治。那個中國曆史上罕見的有野心沒頭腦的江湖革命家，為了實現大總統的美夢，不惜斷送聯邦前景，複辟一統天下。須知，當時的聯省自治在精英階層已經達成了共識，以致當年曾經互相爭論得難解難分的保皇派主將梁啟超和革命論主筆章太炎，不約而同地站到了同一立場上，成為聯省自治的激烈鼓吹者和堅持者。即便是初出茅廬的毛澤東，都龍飛鳳舞地高聲疾呼聯省自治，湖南獨立。
從北大“新青年”到黃埔軍校，從文化啟蒙到弄不清楚究竟算是三民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的北伐。中國曆史的河床由此改道，從聯省自治形式的聯邦政治重新回到大一統，從民主訴求重新轉向專製集權，不管那樣的集權是姓孫還是姓蔣，是在當時叫做三民主義還是到後來變成了共產主義，骨子裏都是一回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早年傾心於曾國藩，隨後向往過北大，喊過陳獨秀萬歲，晚年卻妄想著“解放全人類”、稱霸全世界的毛澤東，最早是由孫中山所策劃的北伐戰爭所塑造的。從孫中山的想當大總統，到毛澤東的崛起和晚年稱霸世界的瘋狂，其中不過相距五十步和一百步而已。這就好比同一張賭桌上的兩個賭徒，一個賭的是一百萬，一個想賭一千萬甚至千千萬。
毛澤東早年對北大的向往，得到的是思想的啟蒙。孫中山的黃埔軍校及其醞釀的北伐戰爭，使毛澤東轉向湖南農民運動；最後，蔣介石的大屠殺，使毛澤東得出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結論。在中國曆史上，像曾國藩那樣堅持書生立場，堅持改革立場，從而堅決不打江山主意的，實在難得。同樣，要培養出一個像毛澤東這樣的梟雄這樣的絕代帝王，也很不容易。對此，孫中山建了頭功，所以毛澤東口口聲聲地把孫中山稱之為“革命的先行者”。換句話說就是，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毛澤東的成功，首先應該感謝的還不是大日本皇軍，而是想當大總統的江湖革命家孫中山。
二十世紀中國曆史有一個至關重要的秘密，就是如何理解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勝利。或者說，為什麽在國共兩黨的競爭中，最後共產黨勝利了？有關這一問題，不僅兩黨雙方從來沒有講清楚過，就是所有的專家學者，包括西方世界的教授們，也沒有給出正確的答案。
人們過去以為，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勝利，是共產主義對三民主義的勝利，或者說是整個共產主義陣營對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勝利。人們後來認為，那是湖南蠻子毛澤東太精於權術，其翻雲覆雨的本事遠為僅具寧波生意人那點小精明的蔣介石難以企及。或者幹脆說，在誰比誰更流氓的曆史競賽中，最後是毛澤東勝出。比較新近的研究則是集中在毛澤東如何利用日本侵略中國的機會，以明裏高喊抗日、暗裏擴大地盤的權謀，擊敗了對手蔣介石。
人們沒有看清楚的是，在這場以到手江山為目標的傳統逐鹿中，或者說，在這場權力話語的爭奪中，話語權力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當年周公建製，最大的苦惱在於話語權力的缺乏。權力和製度好比國家的硬件，話語和意識形態好比其軟件。武王伐紂更換了王朝，卻並沒有得到話語權力。在周公發布的一個又一個誥令中，從來沒見到他引用任何先賢所言。因為在這之前的聖賢，不言而喻地認同無為而治式的民主政治，根本不知道中央集權式的專製和相應的意識形態應該如何表達，就好比後來的專製者們茫然於民主政治是怎麽回事一樣。而也正是這種話語資源的缺乏，這種曆史合法法和話語上的權威性的懸置，致使姬發在打下朝歌之後，一麵高聲宣布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一麵以非常謙卑的姿態，前去拜訪前朝的聖賢箕子親王。也是這種在話語資源上的缺乏，致使周公建製建得非常辛苦，不得不公開違背兄長姬發原先信誓旦旦放棄暴力手段的承諾，不得不使用極其野蠻的手段，鎮壓所有反對他建立姬姓中央集權的人們，甚至不惜野蠻到了監禁、流放乃至於屠殺自己親兄弟的地步。
為周公建製提供話語軟件的孔子，直到周公死了數百年之後才出現。在這數百年的時間裏，製度是專製的，話語卻依然是自由的。這樣的自由風貌，殘存在被孔子刪改得慘不忍賭的《詩經》三百篇裏，也點點滴滴地散見於後來的一些曆史記載中。比如《召公諫彌謗》，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其實並不是召公的高見，而是時人的共識，也是周之前的民主政治社會留下的曆史傳統。這即是說，言論自由即便到了周朝，也依然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當這種自由麵臨侵犯的時候，才有了召公諫彌謗的故事。
比起周公建製的辛苦，毛澤東實在是太幸運了。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握有了蔣介石再努力也無濟於事的文化資源和曆史資源，即“五四”啟蒙運動，從而挾“五四”以令天下。加上毛澤東在語言上的天賦，把白話文寫得出神入化，就連終其一生與專製政治格格不入的“五四”領袖胡適，都對毛澤東的白話文章佩服得五體投地。而麵對民眾，毛澤東又能夠以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即興演講。一麵龍飛鳳舞地寫著古典詩詞，一麵信口雌黃地寫著生動活潑的白話文，毛澤東籍此在曆史舞台上有聲有色地製造著語言神話，扮演著話語英雄。而可憐的蔣介石，卻還在像小學生一樣地溫習著毛澤東早在年青時就爛熟於心的曾文正公。比起毛澤東的靈氣十足，才華橫溢，蔣介石就像個附庸風雅的鄉紳，十分吃力地搬弄文言文，朝著部下和國民之乎者也，誰也不知道他在講些什麽東西。
毛澤東和蔣介石，一個是從書生到流氓，一個是從流氓到書生；一個是躊躇滿誌地話語權力在手，隻等著何時縛住江山那條蒼龍；一個卻是從青紅幫脫穎而出的赳赳武夫，隻懂殺人，不懂攻心。二者之間，誰能贏得“五四”以後的中國民眾尤其是熱血青年，誰能最終坐擁天下，一目了然。
毛澤東確實在抗日上耍了花招，但他又確實擁有耍花招的資本。除了謀略上的高明，還有文化上的資源和話語上的權力。作為白話文的絕代高手，毛澤東樂得以話語抗戰，讓他的部下讓他的軍隊去放手發動群眾，壯大自己的力量。而之乎者也的蔣介石，不僅身處的位置使他必須站在抗日的最前麵，而且還不得不以領導軍隊參戰的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的抗日立場。有人以此吹捧蔣介石為民族英雄，這在蔣介石卻是受之有愧的。因為他既然得了天下，就要為這天下承擔責任。國家元首帶頭禦敵，此乃天經地義。誇大蔣介石的履責，毫無必要。但指責蔣介石下山摘桃子，卻是顛倒黑白。在民眾的抗日請願麵前，蔣介石缺乏的是說服民眾相信他會承擔責任的言語能力。他最強有力的表達，不是演講，而是下跪。蔣介石在下跪的那一刻，應該後悔自己的不懂白話文。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和喜聞樂見的白話文，在曆史的緊要關頭，極其微妙地分出了高低。蔣介石想要說得像毛澤東一樣漂亮，還必須從白話文學起。順便說一句，假如三千年前的那個周公旦也具有毛澤東的話語能力，後來的孔子就可能是多餘的，可有可無的。
當然，曆史學家們通常不喜歡這麽看問題。他們總是糾纏在主義的對錯或者實力的強弱上。他們不懂得文化資源之於曆史創造的無形力量。文化是柔軟的，武力是強硬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隻是一個方麵，假如沒有相應的筆杆子，槍杆子創造的政權是靠不住的。在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打下天下的帝王，最終都會求諸王道治國。叫做以馬上得天下，不能在馬上治之。孫中山不懂這個道理。蔣介石知道了這個道理卻無法得到應有的話語資源。當年蔣經國從蘇聯回國，蔣介石叫兒子讀的是曾國藩的家書，而不是孫中山文章。蔣介石心裏非常明白，他的恩師孫中山跟他一樣，都是江湖出身的草莽。要不是他需要一個法統支撐他的權力，他早就把孫中山一腳踢開了，就像他掌權後斷然與孫中山的恩師蘇聯顧問分道揚鑣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說，孫中山是個比洪秀全更加沒有文化的造反者。洪秀全還挑戰過孔夫子，孫中山連孔夫子是怎麽回事都沒有弄清楚過，更不用說他跟“五四”新文化之間的巨大隔膜。
在孫中山盲盲然、蔣介石束手無策的地方，毛澤東卻如魚得水。毛澤東在延安的號召力並不在於他真的掌握了什麽馬列主義，可以說，毛澤東至死都不知道馬列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究竟是怎麽回事。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五四”新文化有很深的淵源。毛澤東的延安為什麽會吸引無以計數的有理想有熱情的青年男女，不是因為馬列主義，也不是因為毛澤東，而就是因為“五四”新文化的號召力。
當年孫中山的黃埔軍校雖然搶了北大的風頭，但以“新青年”為象征的“五四”新文化，卻依然如同一盞明燈，默默地點亮在一代代青年男女的內心深處。從巴金的小說裏，不知走出多少個“覺新”和“梅表姐”，義無反顧地投奔延安。而站在蔣介石那一邊的，就算不全都是高老太爺，卻也不乏楊森那類人渣。更不用說陳其美、張道藩那票貨色，更不用說戴笠式的特務流氓。流氓學做書生雖然值得鼓勵，但畢竟本性難改。不說別的，就以相當有教養有地位的宋家子文為例，都挨過蔣介石的耳括子。蔣介石玩弄槍杆子是拿手的，但在文化上卻是相當弱智的。共產黨不管怎麽說，當年其基本成份畢竟是有理想的熱血青年。不能因為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後的一係列作孽，而把他們看作是妖魔降世。更不能因為共產黨執政的失敗，反過來為蔣介石當年的屠殺叫好。
一場江山爭奪過後，能夠讓國民黨的遺老遺少們驕傲的，不過就是個黃埔軍校罷了。他們跟其領袖孫中山和蔣介石一樣，茫然於“五四”新文化，不把那樣的文化啟蒙當回事。他們不懂那樣的文化啟蒙之於曆史，有著如何驚人的創造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勝利，是崛起於中國晚近曆史的啟蒙文化之於孔儒之教的勝利。當年在白話文麵前堅持文言立場的林抒是可愛的，但隻學文言不會白話的蔣介石卻是愚昧的。
在中國曆史上，像毛澤東這樣集權力話語和話語權力於一身的人，可說是絕無僅有。從周公到秦始皇，從秦始皇到後來曆代帝王，他們坐擁天下，卻不得不說別人教給他們的陳詞濫調。而從孔子到朱熹，到朱熹到後來的新儒家，手中握有的都不過是話語權力。而他們的話語核心，又恰好是權力崇拜。孔儒學問家錢穆和蔣介石站在一起，畢恭畢敬的永遠是錢穆而不是蔣介石。這既可以說，蔣介石學曾國藩學得很不到家；也可以說，錢穆的儒學根底也實在是太深湛了一點。
不管怎麽說，曆史上沒有一個人，可以像毛澤東那樣，既做帝王，又演聖人。然而，權力和話語兩者相加，不可能成全什麽人，而隻可能毀掉一個人。權力話語加上話語權力，好比一劑曠古的春藥，不要說毛澤東這樣一個凡夫俗子，就算是神仙喝了，都會致瘋。這劑春藥的藥性之強，好比一顆原子彈在一個人的身體裏爆炸。無數噸當量的欲望，火山一般噴發出來。假如能夠把這樣的能量轉化為文化創造，無疑是功德無量。可是這樣的假設恰恰是不成立的。跟權力連結在一起的，隻能是欲望，蓬蓬勃勃的欲望，無窮無盡的欲望。由這樣的欲望所導致的專製和獨裁，古今中外，唯此一例。
中國的政治，要永遠記取毛澤東獨裁專製的教訓，雖然中國的文化永遠需要毛澤東那樣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毛澤東假如在開國之後能夠像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那樣棄位，斷然轉向文化研究，一定功德圓滿。但那時候的毛澤東，早已不知不覺地跟“五四”啟蒙文化南轅北轍得不知有多遠了。當他對著天安門城樓底下的中國民眾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他強烈地意識到，中國人民是在他的腳底下站起來的。
當年的周公，沒有這樣的狂妄。周公建製，並不是理直氣壯的。當年的秦始皇一統天下時，也沒有這樣的狂妄。秦始皇手中沒有話語權力，所以隻好以坑儒發泄自己在文化上的殘疾之苦。但毛澤東一站到天安門城樓上，就算他自己不想狂妄也會變得狂妄，更不用說他早就在狂妄了。又是帝王，又是聖賢，古往今來，僅此一帝。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想想看吧，天真無邪的獨生子女，都可能被寵成小皇帝；更何況一心要天下蒼生還看今朝的毛澤東，麵對著山呼海嘯般的萬歲聲。
曆史走到這一刻時，畫麵上的雙方，全都無法讓人心生敬意。被萬歲的那個人其實是可笑的，在勝利麵前抑止不住的喜形於色，讓人不由想起小人得誌的成語。而山呼萬歲的人們，又是極其可憐的。改朝換代換了幾千年，竟然還在那麽狂熱。
老子在《道德經》中有言：“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曆史上，在勝利麵前懷有悲戚之心的開國君主，也許隻有周武王姬發。姬發拜見箕子，本意並非是請教治國方略，而是不無悲悼之意的請求原諒。與這種心境相應的，是他的放下屠刀，給紂王之子武庚以封地，以示自己沒有滅絕之心。為此，他還特意把姬氏家族中對商紂不抱敵意的二個兄弟，封在武庚的封地邊上，以示友好。
然而，即便姬發向殷商前朝的聖賢、遺孤、民眾表示了他的悲傷，請求他們原諒，也沒有換得山呼萬歲的效應。將毛澤東和周武王姬發相比，已經令人相當感慨；將殷商民眾與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民眾相比，卻讓人更加感慨。雖然今天能夠讀到的商周史書，大都經過了孔子的刪改，但從殘剩的蛛絲馬跡裏，依然可以讀到，殷商被滅之後，殷民自始至終沒有臣服周朝的統治。
首先，殷商的聖賢們，相當於今日所謂的知識分子吧，無論是箕子還是伯夷叔齊，全都拒絕認同周武王的勝利。伯夷叔齊早在姬發出征時，就在半路上攔截加以勸阻。及至姬發打下朝歌，伯夷叔齊斷然出走，至死不食周粟。對姬發講說了一通“洪範九疇”的箕子，之後也遠離被姬發占領的故國，到北方一個島上了卻餘生。其次，武庚和殷民更是以不斷的反抗，向姬姓征服者表明自己的立場。在周武王姬發逝世、周公姬旦攝政掌權之後，武庚和姬發姬旦的二個兄弟管叔蔡叔一起，率領殷民向周公姬旦發難。這場反抗使姬旦意識到，殷民難服。即便他鎮壓了反抗，殺了武庚管叔，囚禁了蔡叔，依然憂心忡忡地在《酒誥》中告誡幼弟康叔，不要讓殷民喝酒，並且十分殘暴地命令康叔，把不服從禁酒令的殷民抓起來送到周京，由他來把他們給殺了。饒是如此，姬旦還是無法讓殷民臣服。最後，姬旦隻好把所有的殷商遺民全部集中起來，遷送到西岐之地成周，親自監管。武王伐紂和周公建製在當時的不得人心，由此可見一斑。而沒有被孔儒之教汙染過的先民之純樸之自由之獨立不羈之桀傲不馴，則與《山海經》記載中的中國人最為初始的形象，極其吻合。
相比之下，毛澤東的革命簡直是太得人心了。這與其說是毛澤東的革命有魅力，不如說是國人的人心太易得。賢人們，也就是知識精英，早在國共內戰時，就開始一個個以斡旋的名義百般討好。及至毛澤東坐了江山，他們更是競相巴結，以在毛澤東手下混個一官半職為榮。這些知識精英並不是那些受了“五四”啟蒙文化影響而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而是梁漱溟、羅隆基、章乃器一類無論在學識上還是思想上都是自視甚高、自以為是的人物。假如僅僅是熱血青年式的理想主義衝動，倒還情有可原。可這班精英並不年輕，從他們斡旋時的理性上看，顯然也不衝動。他們到底出了什麽毛病呢？
相比之下，陳寅恪的既不去台灣，也不北上高就，而像伯夷叔齊那樣低調處世，選擇南方的一所學校壁立千仞，成了絕無僅有的絕唱。另一個絕唱是林昭，其背景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假如這樣的迫害發生在商周之交，那麽林昭式的寧死不屈就會由箕子伯夷叔齊那樣的聖賢來擔當。可是在毛澤東的淫威底下，這樣的故事卻隻是發生在一個文弱的女學生身上。知識越多越反動固然是謬論，但知識越多越怯懦卻好像是事實。這就好比財富越多越小心，越要戰戰兢兢地期盼著神明保佑。
毛澤東到手的江山也許依舊，但他治下的民眾，卻已經愚昧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一生不願與孔子為伍的毛澤東，非常幸運地得到了被孔儒調教了數千年的民眾。他們向往的不過是能有個雞窩，哪怕得到一座監獄，也會安之如素。孔儒之教好比一種家禽哲學，一種家禽倫理。其核心是服從綱常和等級觀念。千變萬變，等級不變。上下高低，從不含糊，更不馬虎。造反和革命改變的隻是把上麵的人拖下來，讓下麵的人爬上去。等級依舊。國民黨時代講等級，共產黨文化也照樣等級。即便是毛澤東那種大鬧天宮式的造反，亂到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程度，等級依然森嚴。因為等級觀念已經深深地刻在了中國人的內心深處。不管身處鄉村還是城市，不管城市受西方文明影響有多深，等級觀念依然如故。以受西方文化影響最深的上海為例，不要說住在什麽樣的房子裏，即便是住在不同的馬路邊，都會在人們的心中構成巨大的等級差異。1949年前後的上海和上海人，變化多多，唯有等級觀念，始終不變。
埃及的金字塔是石頭做的，做在沙漠裏，為死人建造永恒。而中國人的金字塔是聖人聖言做的，做在了人們的靈魂裏，為國人製作嫉妒，讓他們喪失尊嚴。要人服從綱常，必然伴隨嫉妒。孔子本人就是一個嫉妒大家。有尊嚴的民眾，絕對不接受專製統治，就像殷民那樣，無論周公如何殘暴，絕不屈服。與專製匹配的是短於尊嚴、長於嫉妒的民眾，就像被孔儒所調教而成的那樣。被嫉妒主導的中國人，長於內鬥，怯於外敵。嫉妒成性的中國式愛國主義，喜歡愛在嘴上，或者寫成詩歌，或者做成標語口號，骨子裏其實是在鼓勵他人去禦敵。這種吵吵嚷嚷的愛國傳統，從宋朝開始，沿襲至今。
嫉妒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一大罪孽，嫉妒在孔儒文化中卻成了不言而喻的美德。嫉妒是中國人長年累月所積的心理創傷。不要說毛澤東早年是個嫉妒者，即便是國民性批判者魯迅，在嫉妒心理上也未能免俗。曆次造反，種種革命，發生在中國都以嫉妒作為最為根本的心理動力。最早叫做“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然後又叫做“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最後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一脈相承。
嫉妒在本質上是家禽的特征。你吃多了，我吃少了。你占多了，我占少了。你去打仗，我來鼓噪。家禽變成虎狼，不是為了尋求尊嚴和維護尊嚴，而是因為嫉妒得不行。鷹是有尊嚴的，家禽沒有尊嚴。殷民是鷹，孔儒調教的是家禽。家禽安之若素時，是順民；家禽因為嫉妒而造反，變成暴民。順民和暴民，是家禽的兩種狀態，也是家禽的兩張麵孔。這是被孔教毒害的中國人區別與其他任何民族的一個根本標誌。
爬上等級金字塔頂尖的毛澤東，不會不知道他所麵對的民眾，是早就被養家了的雞鴨魚肉。毛澤東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享受數億家禽的種種美味。老子當年說的治大國若烹小鮮，到了毛澤東時代，變成了治理家禽般的民眾，怎麽個做法都好吃。改造知識分子，就像燉蹄膀一樣；文火，久燉，燉到最後連骨頭都燉爛燉酥。教育民眾，教育到後來，一個個全都變成了小毛澤東。這樣的民眾，哪怕是經曆過文革那樣的災難，都不會以毛澤東為恥，反而會以毛澤東為榮，或者以自己不能成為毛澤東而嫉恨能夠成為毛澤東的那個人。就曆史而言，毛澤東是個現象。但就文化心理而言，毛澤東成了中國人難以擺脫的一個情結。假如說毛澤東是個瘋子，那麽瘋掉的並不是毛澤東一個。多如牛毛的毛澤東頌歌頌詞，既不是毛澤東自己製作的，也不是毛澤東逼著人們寫下的。由此可見，孔子之前的中國人和孔子之後、尤其是距離孔子數千年之後的中國人之間，有著什麽樣的天壤之別。
從商周之交到百年激變，不僅是曆史時空的相交，也是兩種不同的人文景觀之間的強烈反差和觸目驚心的對比。曆史作為一門學問，說乏味很乏味，說精彩又會很精彩。一旦越過二十四史的雲遮霧障，曆史的秘密和曆史的真相，就會極為崢嶸地顯露出來。所謂的史識，有時僅僅在於變換一個角度。讀史須讀出曆史的視野，否則就會被曆史所讀，迷失在曆史的迷宮裏。假如不把這二段曆史放在同一空間裏作比較，那麽不僅真正讀懂商周之交和百年激變會很困難，就連真正讀懂孔子是怎麽回事，都不太容易。至於《山海經》，老子的《道德經》，殘存的《尚書》篇什以及其它古老的典籍，更是無從讀起。在讀史方麵，毛澤東是個相當有見地的閱讀者。他能看出紂王並不像《封神演義》裏寫得那麽不堪，還能讀出曹操也不是《三國演義》裏描寫的花臉奸雄。這與他對“五四”啟蒙運動的敏感和向往，是完全一致的。要不是他的帝王之心太重，為太多太強烈的欲望所苦，毛澤東倒是很有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出色的學者和思想者。可惜的是，他還沒來得及消化“五四”的啟蒙意味，就像其他共產黨人一樣，被匆匆忙忙地卷進了從西伯裏亞刮來的革命狂飆裏。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叫做“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思克主義”。曆史證明，十月革命送給毛澤東的，並不僅僅是什麽主義。 (海納百川 www.hjclub.com)
毛澤東手中的“五四”資源，最後是在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揮霍殆盡的。毛澤東能夠動員全國民眾卷入一場浩劫，讓每一個人都有作亂的機會，都有犯罪的機會，除了當時日益高漲的個人崇拜之外，毛式話語起了關鍵作用。筆者在十多年前，1989年，發表的《中國晚近曆史上的語言革命和語言複辟》一文中，專門分析過毛澤東如何把“五四”白話文龍飛鳳舞地寫成了毛式話語，簡稱毛語。筆者在文中指出：“語言革命的一個根本要領是在白話漢語中構建出語言的理性結構從而使之具有邏輯性質”。（《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五卷，第90頁“論毛澤東現象”）毛澤東雖然極力反對孔儒，但他的話語方式卻深受孟子影響。筆者特意引出孟子文章加以例證，指出，孟子式的聖人聖言，通常訴諸於黑洞式的表達方式，其特征在於：“概念的含混、表述的直觀、結構的單向、命題的先驗、論證的隨意……”（同上，第98頁）洞悉這種黑洞式表達方式的毛澤東，把漢語語言的經驗性和實用性發揮到了極致，從而十分巧妙地顛覆了白話文創立者們倡議的理性結構和邏輯性質，複辟了漢語語言原有的非理性非邏輯的聖人聖言傳統。
毛澤東在語言上的複辟，嚴格說來，還不完全是把毛語說得如同孟子那麽霸氣十足，而是在毛語中摻進了許多痞氣，流氓氣。前文之所以說林抒是可愛的，是因為林抒從白話文剛剛產生時，就十分敏感地感覺到了白話文的“引車賣漿者流”氣息。要是林抒能夠活到文化大革命時代，他一定會為自己的先見之明開心得哈哈大笑。毛語一方麵有著孟子式的不容置疑，另一方麵又帶有強詞奪理的流氓氣和無賴相。“別了，司徒雷登”，“八億人口，不鬥行嗎”，“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如此等等。毛語把白話文口語化到這種程度，不僅讓林抒笑死，而且也會讓當年提倡大眾語言的瞿秋白一類左翼文人無地自容。孟子雖然霸道，卻還斯文。毛語的霸氣裏全然一付我是流氓我怕誰的腔調。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把毛語說到這種程度，也是一種媚俗。因為他深知什麽才是被《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熏陶出來的中國民眾喜聞樂見的話語方式。這麽說話，借用後毛時代那些小毛澤東們的口頭禪來形容，爽，或者叫做，爽翻。
當年的林彪，深諳毛語的這種特點，特意把毛澤東的所有文章，歸結為“老三篇”和一本叫做紅寶書的語錄手冊。既然早先的聖人聖言都是語錄式的，那麽毛語也應該複辟到語錄體。林彪還特意為語錄寫了著名的前言。現在重讀那篇前言，與其說覺得肉麻，不如說覺得幽默。林彪顯然不是不知道這種語錄的荒唐、虛假和欺騙性，但他擺明了承認自己跟著做了共犯。林彪的這種幽默當時別人也許聽不出來，但毛澤東卻聽出來了。單憑林彪這種不動聲色的調侃，毛澤東就有足夠的惱怒將他置於死地。
毛澤東耗盡“五四”資源的另一個原因，還在於他的思想成了所謂的體係。話語沒有邏輯還不算致命，思想一旦做成體係就變成了精神的絞索架。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有孔教，在西方有黑格爾以及把黑格爾倒過來之後君臨天下的馬克思主義。真正的思想家，話語應該是有空隙的，或者說，是留有餘地的。當一種話語被講到滴水不漏的地步，就會走向權威，就會變成帝王式話語。聖賢的可疑，通常是由於其話語有了帝王的威嚴。就此而言，孔子最後是被程朱理學給毀掉的。毛澤東則是經由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解放全人類”的狂言，最終走火入魔到了無以自拔的絕境裏。
毛澤東以後，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又重新回到了“五四”式的啟蒙。這場啟蒙的一個重要特征，就在於劃清“五四”啟蒙話語和毛澤東話語之間的界線。“五四”資源從毛澤東逐漸流向了民間知識分子，同時也部分地流到黨內改革派手中。雖然毛澤東改變了革命的“五四”方向，但許多共產黨人依然保留著對“五四”的記憶。這是八十年代的黨內改革派和知識分子為什麽彼此很有共同語言的一個基本原因。但是，雙方的遺憾也恰好在於，彼此都沒能來得及由此對話出一整套改革話語，更沒能來得及由此建立起權力話語和話語權力之間的反向製衡。
三千年的周孔架構留給中國人的一個曆史教訓在於，話語權力必須與權力話語製衡。也就是說，話語必須成為權力的監督，而不能成為權力的補充。權力除了權力之間的製衡之外，更為重要的另一製衡，就是來自話語。這同樣也是毛澤東現象留給中國社會的一個沉痛教訓，權力和話語不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既是帝王又做聖賢，不想專製也已經成了專製。
專製的一個最大弊端，通常是權力者毫無約束地濫用權力。老子政治哲學中的無為而治，暗含的批評就是針對過度的用權。無為而治，並不是指無所作為，而是提醒權力者應當用做減法的方式而不要老是用做加法的方式甚至用做乘法的方式治理國家。可做可不做的事情，盡量不做。不可以做的事情，絕對不做。政治家的智慧有時不是以做什麽來表達的，而是以不做什麽來體現的。陳寅恪是深得老子無為而治要義的史學家，他一眼看出，東晉丞相王導在晉王朝東渡之後，以對江東士族無為而治的方式，得到他們的理解和擁護，最後使東晉王朝在江東站穩了腳跟。
專製話語的一個最大弊病，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毛式話語，都在於話語者將話語訴諸道德律令，使說話人動不動就成了一槌定音的道德法官。更使所謂的聖人聖言，成了絕對的、毫無商量餘地的、極其不寬容的道德審判。使用話語、尤其使用具有權威意味的話語，與權力者使用權力一樣，也必須是小心謹慎的。過去濫用話語權力的例子通常是諸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類的道德專製。演變到毛澤東時代，則成了階級劃分、路線站隊式的黑白分明，就連逍遙的權利都被剝奪幹淨，把人逼得無路可走。令人感歎的是，這樣的話語方式，不僅是毛澤東時代的特產，後毛時代的人們也照用不誤。甚至反對毛澤東、批判毛澤東的人們，也照樣會使用這樣的話語方式。
毛澤東的絕無僅有使毛澤東以後的中國曆史出現了一個話語真空。這不僅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形成一個挑戰，當然，同時也是一個機會，同樣也給毛澤東權力的繼承者們帶來在話語上的困難。由於權力和話語至今不見分離，一代代的掌權者，都麵臨著不得不說出自己話語的為難。仿佛說不出自己的話語，就沒有了權力上的合法性一樣。事實上，正如話語者不能夠同時又是大權在握者，同樣道理，權力者也並非必須成為話語者。話語是對權力的監督，權力者不必非得能說會道。執政者隻消說清楚自己的施政綱領就足夠了。執政者的職責，是用所做的實事和做出的政績、哪怕是無為而治的方式，向民眾表達自己的服務。
在權力和話語的兩難之間，鄧小平是聰明的。在法統上不放棄繼承毛澤東的合法性，同時又在改革話語依然缺如的前提下，以不說不討論的方式，實施改革。曆史真是奇妙，兜了一圈之後，鄧小平以改革回到了當年曾國藩們所做的事功上。毛澤東和蔣介石學曾國藩都沒有學成功，倒是從來沒有談論過曾國藩的鄧小平，扮演起了相近的曆史角色。曾國藩們的事業是無言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是無言的。
權力者的失語，使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變得異常活躍。他們隻是沒有學會在與權力相反的方向上說出改革話語，而是嚐試著以挾總理或者總書記以令天下的方式，講說改革的必要。改革話語被定位在出謀劃策的古老座位上。康有為的帝師陰魂，在八十年代的知識精英腦子裏徘徊不去。流向民間的話語資源，不知怎麽搞的，就悄悄地向著權力的方向流回去了。美其名曰，新權威主義。仿佛得不到權力的認同，話語就變得一錢不值。更有不少知識精英，趁機秉持話語，向權力悄悄地換取生存利益。鄧小平的改革改得很艱難，知識精英的說話也說得很辛苦。
一方麵是政治體製改革的難以啟動，一方麵是話語和權力之間形不成製衡，毫無張力可言。就在這樣的尷尬中，學潮爆發，學生們突然衝到了最前麵。這讓鄧小平吃了一驚，也讓知識精英束手無策。學生需要話語，可是足以製衡權力的話語卻還沒有產生。“五四”學生有“五四”話語，“六四”的學生卻找不到“六四”話語。整個學生運動中，人們唱得最多的歌曲，竟然是《義勇軍進行曲》和《國際歌》。那樣的氛圍讓人聯想起的是要求抗日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或者法國人的巴黎公社。但這在鄧小平的記憶中，卻馬上跟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運動聯到一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毛澤東所熱衷的群眾運動，在鄧小平恰好厭惡透頂。
毋庸置疑，學潮的興起，八十年代的文化啟蒙是個十分明顯的原因。但有那麽多學生卷入，幾乎全國所有城市裏的所有高校全體出動，卻不僅僅是啟蒙的原因。更為直接的動因，在於學生們在學校裏受了太多太多的壓抑。從教育體製到師資質量，從監獄般的學校製度到食堂裏的粗劣夥食、還有公安人員、勤雜人員對學生那種工農兵管理學校時遺留下來的種種粗暴和蠻橫，使自我感覺是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們，始終懷有被壓在學校最低層的痛苦和憤悶。隻要有機會，不管是為民主為自由，還是為了愛國主義，一找到借口就上街。因為隻有在上街遊行的時候，學生才感到揚眉吐氣，才感覺自己是個人。
學生運動起來之後，誰也無法回避。知識精英無法回避，黨內的政治精英無法回避，鄧小平也無法回避。當時，唯一的雙贏前途，在於雙方的對話。學生和政府的對話，知識精英和最高權力的對話。然而，這場運動實在是太突然，突然到了連學生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達到什麽目的，不知道究竟在什麽樣的前提之下，可以班師回校。突然到了把知識精英們嚇得不知應該怎麽辦，不是躲在後麵指指點點，就是撲到廣場上抱著學生痛哭流涕。緊要關頭，就沒有一個精英人物，沒有一個在當時頗具號召力的知識領袖，坦然地站到廣場上，告訴學生，你們回家吧，剩下的事情讓我們來做。他們為了避嫌，不惜隔岸觀火，騎牆觀望。
達成以雙方對話的方式圓滿收場，不僅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而且需要對話者確實擁有對話的話語。學生當然不可能擁有那樣的話語，而平日裏能說會道的知識領袖卻又躲得遠遠的，一個個在觀望事態的發民，體察上麵的風向，最多不過是表示聲援。所謂聲援，明裏是支持學生，暗裏卻是在向政府表明心跡，這不是我們幹的。最後，幾乎全體知識精英將這樣的表白變成了向學生勸退的苦口婆心，勸得比當年斡旋於國共兩黨之間的那些所謂民主派人士還要煞有介事，仿佛學生準備要發動又一次內戰似的。普通的市民還知道勸說軍隊不要開槍，而不是規勸學生趕快回家。學潮已經鬧到了這樣的規模，平頭百姓都在義無反顧，甚至連小偷都宣布了罷偷，可是世故透頂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知識精英知識領袖們，卻依然不肯站到廣場上，依然不肯像漢末黨錮事件中的陳蕃李膺那樣，挺身而出，擔當天下興亡。弄不清楚是孔儒的調教過於奏效，還是毛澤東的改造太過成功；在這個曆史的緊要關頭，德高望重的知識領袖們，一個也不肯斷然登上曆史舞台，致使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委們，隻好把那年的榮譽給了達賴喇嘛。
對話的可能喪失之後，鄧小平早就按耐不住的武夫脾性發作了。鄧小平以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戰爭法則，解決了手無寸鐵的學生運動。鄧小平沒有一整套改革話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鄧小平的斷然開槍，也實在太過搞笑了。可別忘了，小平同誌當年可是遠涉重洋去巴黎勤工儉學過的留學生。這麽一來，讓馬克思的老臉往哪兒擱？馬克思的在天之靈被鄧小平弄得哭笑不得：不是說好了來學習巴黎公社的麽？怎麽學到梯也爾那裏去了呢？
當年段琪瑞手下的衛隊，向學生開了幾槍，結果開得段琪瑞痛心疾首，知道自己從政為人的底線給突破了。段琪瑞可是連袁世凱稱帝都不曾痛心疾首地反對過的人物。當年學生為了要政府抗日，遊行喊口號的也算鬧得沸沸騰騰了，蔣介石也明知道共產黨在後麵慫恿，可他情願下跪，也不肯開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更算是史無前例的了，可是軍隊支左，隻握語錄，不帶鋼槍。毛澤東曾經斬釘截鐵地說過：鎮壓群眾運動，絕沒有好下場。
在向學生開槍之後，鄧小平犯的又一大錯，在於慰問軍隊。周武王打下朝歌之後，立即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一麵發誓永遠不再使用暴力，一麵急急忙忙地拜訪前朝聖賢。那還是兩國之間的戰爭。假如鄧小平確實是迫不得已，不以此不能讓改革開放順利進行，不以此無以讓國家繁榮富強，那麽在事情平息之後，他首先慰問的就應該是無辜的死難者家屬，而不是軍隊。人民的軍隊，向人民開了槍，那是多大的諷剌？多大的傷害？假如說，共產黨人當年的犧牲確實積累了道義上的巨大資源，那麽這些資源在一夜之間，全部被射向平民的子彈打得精光。許多老共產黨人，老革命，老軍人，為此痛心疾首。那些將軍們的聯名信，應該不是謠言，從邏輯上都是成立的。至於流傳的元老陳雲所言：十年極右，一天極左，可能也非虛妄。
假如說，鄧小平是個車間主任式的實幹家，那麽作為一國之長，也太沒文化沒頭腦了一點。倒也並不是要求他能夠讀懂《紅樓夢》，也沒有要求他能夠寫出一手漂亮的白話文，更沒有要求他讀點曆史，讀懂商周之交的周武王為什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隻是假設他能夠慰問一下無辜的平民，向民眾說聲對不起。也許他那麽做了，中國民眾也就真的就原諒他了。畢竟是家禽般的民眾呀，很容易擺平的民眾呀。要是他那麽做了，也許就不會有天安門母親了。且不說為人的良心，就算是政治的謀略，向民眾那麽道個歉，也能收回許多無形的道義資源。可是鄧小平偏偏就是沒有那麽做。從法律的角度說，他喪失了為自己辯護的最後一次機會，也喪失了為自己辯護的最後一個理由。
說到天安門母親，實在是隻能讓中國人傷心、無法讓中國人驕傲的現象。天安門母親產生的背景，除了鄧小平的不肯道歉，不肯憑吊無辜死難者，還有就是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不肯擔當。政治精英跑到廣場上對學生說，我們老了，無所謂了。知識精英躲進了美國大使館，從而讓全世界的傳媒紮紮實實地炒作了一下。中國的曆史，雖然黑暗殘暴，但還從來沒有如此這般地搞笑過。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某些個學生領袖竟然也有樣學樣，把同學們送到槍口上去，自己作為領袖讓人給保護起來。精英們的國寶意識強烈到了這種地步，以致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裏那句不無搞笑的台詞：讓列寧同誌先走，演化到“六四”當中，變成了讓領袖先走，讓精英先走。於是就產生了可憐的母親們。那些逃之夭夭的領袖和精英，隨即又反過來把她們當作資源，把她們叫做天安門母親。
整個一場“六四”血案，中國普通老百姓最令人尊敬，而且文化越低越純樸越精彩。連小偷都會喊出罷偷的口號。至於那個象征性的“六四”畫麵，也是由一個普通學生無意中塑造的：赤手空拳地站到坦克麵前，站到本來應該是領袖們和精英們站的地方。據說，那個學生普通到了隻是一個技校生，就算是個大學生，也絕不是來自哪個名牌大學。
那是多麽感人的畫麵，多麽令人肅然起敬的民眾。就算是巴黎公社，也沒有如此精彩的場麵。雨果倒是在《巴黎聖母院》裏栩栩如生地描繪過這些純樸的底層民眾。孔儒的調教，毛澤東的改造，在知識分子尤其是知識精英身上，極為奏效；而且越是精英，就越是見效。但對於底層平民，效應驟減。也許正是感覺出了這樣的曆史秘密，當今有位詩人專門采訪賤民，撰寫《底層采訪錄》。
“六四”就像是一次曆史性的精神洗禮。在這場洗禮中顯得最幹淨最樸實又最令人尊敬的，是無名無臭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因此而默默無聞地承擔了開除、坐牢乃至犧牲的普通人。“六四”最讓人難忘的不啻是那汨汨的鮮血，還有在那麽多的死難者當中，沒有一個精英、沒有一個領袖的驚人事實。相信這樣的事實，一定讓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評獎者們困惑不已。如此波瀾壯闊的曆史場麵，除了普通百姓流血犧牲，竟然沒有英雄。那些無辜的死難者當中，即便有學生，也不是準備去扮演英雄的，或者去廣場上宣布婚禮的，而是憑著良心暴露在槍口下，有的甚至僅僅是路過駐足而已。假如要對中國人進行曆史性的評分，老百姓應該得滿分。至於領袖和精英們的表現，交給大眾和後人評判去罷。需要說明的隻是，有關個別曆史人物以後表現出的道德立場，雖然也是種骨氣，但已經沒有什麽曆史意味了。就像曆史上的光緒皇帝和康有為，事件一結束，他們的意義也就隨之消失了。
血案過後，八十年代曾經活躍過的一大批知識精英患了失語症。香港娛樂圈裏有四大天王，北京文化圈裏有人曾經自封“四大領袖”。九十年代以後，天王們依然風光無限，而“領袖們”卻早已消聲匿跡。假如有興趣再回頭瞥一眼，會發現這些不可一世的狂徒不過文化白相人而已，並且在白相的水平上，還沒有一個能夠超過在文化苦旅上苦得不亦樂乎的餘秋雨。這場血案無意中清理了知識界的浮誇。
與“五四”一樣，“六四”在骨子裏也是以啟蒙為標記的。“六四”既是一種文化資源，也是一盞精神明燈。九十年代奮起製衡專製的批判者，大都受了“六四”的感召。相反，八十年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到了九十年代大都躲到了“六四”燈光照不見的地方，悄悄地以各種各樣的妥協方式，功成名就起來。開始還有些羞羞答答，後來就慢慢習慣了。其實早就準備好了寬衣解帶，官人的手指輕輕一碰，衣服就全部掉到地上，看上去好像是自動脫落的一樣。得到的封號叫做：文化精英。然而，即便如此，依然還有被開除的，還有當仁不讓地坐牢的。起因不同，卻都是因為自由的緣故。
九十年代初期，在鄧小平心急慌忙地南巡之後，筆者曾經嚐試過以重建人文精神的方式，再起製衡專製的自由話語。孰料被一些暗中準備寬衣解帶的知識分子同行們，又世故又精明地把鋒芒轉向了商業文明。被吵吵嚷嚷的人文精神討論擠到一邊之後，筆者發現，這個年代原來是個比賽賣笑的年代。精神的賣笑和肉體的賣笑，笑貧不笑娼。最後，是在網絡上勇猛賣相的一些女孩子們勝出。這是“六四”以後的又一種效應，知識分子徹底家禽化、乃至粉頭化。
九十年代以降，自由的話語，不得不訴諸坐牢和流亡這兩種方式。在“五四”時期的中國，說話的自由是有保障的。在北京不能說，可以跑到上海；上海說不了，還有廣州。比如魯迅，在北京呆不下去，跑到了廣州。廣州不行了，又轉到上海。精英們的選擇，也相當自由。比如以聯省自治對抗孫中山大一統狂想的陳炯明，遭到排擠之後，馬上就得到陳獨秀的同情和友好表示。當時的聯省自治雖然還不是法定的，但已經在各個精英階層裏達成了默契，彼此心照不宣。自由的空間相當開闊，根本不需要為了說話的自由，不得不去國流亡。要不是孫中山勾結蘇俄的大一統罪孽，共產黨完全可能會向著陳獨秀設計的議會黨方向發展。就算其中有些熱衷於暴力革命，也不會革命到一統天下的地步。孫中山的大一統，把中國走向聯邦製的曆史進程推遲了將近一個世紀、也許還不止。須知，不僅是民主的政體，即便是話語的自由，也都跟聯邦製密不可分。中國不走向聯邦製，永遠不會有民主，永遠不會有自由。按照中國曆史的輪回，中國必定要回到周以前的聯邦形態，雖然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曆史層次上。這應該成為所有向往民主向往自由的中國人的共識。
就一種曆史的透視而言，站在毛澤東身後的，就是孫中山，一如從鄧小平的改革回溯上去，看到的乃是曾國藩們的身影。曆史有時候是對稱的。一九八九年，有人再次扮演了光緒，又有人像康有為那樣逃進使館。所幸的隻是，中國的民眾，已經不再像光緒時代那麽愚昧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民眾應該感謝毛澤東。正是毛澤東，把中國民眾折騰到了愚昧得不能再愚昧的地步。而愚昧一旦愚昧到了不能再愚昧，覺醒也就開始了。“六四”乃是中國民眾開始覺醒的標記。作為這種覺醒的成果之一，便是一波又一波並且越來越洶湧的民間維權浪潮。中國人一旦走出毛澤東的曆史陰影，那麽中國曆史的周孔架構就全然解構了。一個全新的人文景觀，將不可阻擋地展現出來。
海外有人在裝模作樣的問道，誰是新中國？意思是，國民黨的中國才是新中國。問題是，什麽叫做新中國？這既不是共產黨說了算的，也不是國民黨說了算了，更不是裝扮成國民黨的人說了算的。新中國有三個基本指標，一是聯邦，二是民主，三是話語和權力之間形成反向製衡。沒有這三個指標的中國，不是新中國，而不過是周公和孔子奠定的那個舊中國：中央集權，鐵板一塊的大一統，話語向權力獻媚、以被權力奸淫為樂。
“六四”之後，有個相當搞笑的現象，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興衝衝地一次次訪問北京，一度成了座上賓。李光耀可是海外新儒家樹立的一個政治樣板，叫做新加坡模式。聽上去就像是毛澤東時代的大寨大隊和大慶油田。李光耀的驟然爆紅，從北京方麵固然順理成章。要是法國的梯也爾依然健在，相信也會受到隆重的歡迎。但在李光耀的爆紅後麵，卻隱含著一個讓新儒家的學者們感到有些尷尬的命題：反共不反專製的結果乃是在專製上彼此殊途同歸。海外新儒家的一個主要特點，包括一些站在國民黨政治立場上的學者專家在內，就是反共不反專製。他們不認同共產黨不是因為共產黨專製，而是專製成了共產黨的特權。有的學者以此寫就的文學史，以作家是不是共產黨或者跟共產黨的關係遠近來劃線。關涉到對陳寅恪的評說，他們又以反共來定位陳寅恪的思想和學術。由於北京的執政者在“六四”中耗盡了文化資源，新儒家蠢蠢欲動，好像輪到他們前去進貢思想，進貢文化了。他們以為由於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大陸人真的全部變成了文盲，需要新儒家去拯救。他們哪裏知道，大陸人即便學習新儒家，也會學到走私二奶的道路上去。長此以往，還會有更加搞笑的事情鬧出來讓新儒家難堪。新儒家的學者們更不知道的是，毛澤東雖然讓大陸人吃盡了讀不到書的苦頭，但他們一旦讀起書來，其想像力和創造力，遠在新儒家的學者們之上，不管後者受過如何精良的高等教育，在美國的名牌大學裏如何風光地占有一席之地。這可能也是毛澤東無意間留下的一種曆史遺產。文化大革命雖然以極端的方式、暴虐的方式走到了“五四”的反麵，但“五四”的曆史創造精神，卻並沒有磨滅，依然流動在曆經滄桑的中國學人的血液裏。就人文學科而言，中國如許年的動蕩和變化，雖然令人悲痛，卻是千古未有的創造時機。
中國晚近曆史上的百年激變，有幾條線索是有跡可循的。一條是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再到毛澤東的造反有理，一條是從曾國藩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有一條是從“五四”到“六四”的文化啟蒙，另有一條是自《紅樓夢》以降，從王國維到陳寅恪直至今日的人文精神承傳。這些線索不僅清晰，而且全都有史為鏡，可以跟商周之交互為參照。孔子說，溫故而知新。殊不知，以不古的眼光溫故，無須知新，新也已經在其中了。如此對照商周之交和百年激變，未來中國的人文景觀將會自然而然地展現出來。
是為緒論。 (海納百川 www.hjclub.com)
2005年8月9日寫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