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八九（二）

遊行過程中喊沒喊過激口號已經記不得了，那會最不得人心的李鵬、袁木、袁立本絕對是應該屬於被侮辱的對象，仇恨心情應該不亞於1919年的學生對待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印象最深的應該是唱國際歌，由於不知道詞隻能跟著瞎哼哼，但開頭的“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被壓迫的人”還都是會的，副歌好像也差不多，就是打第二段開始就忘詞了，隻能交匯唱第一段和副歌。而且由於起頭的五音不全，可能想唱國際歌的時候變成了國歌，想起國歌的時候唱成了國際歌，反正都是“起來”打頭，將錯就錯唱出來就成。 人雖然回來了，但大家的心還留在廣場，下課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廣場，不過由於遊行給大家累著了，再去廣場就改自行車了，此後的兩天廣場熱鬧非凡，能夠看到各大國營單位的遊行隊伍，印象中就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社科院、總工會等等等等，遊行隊伍也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好像都害怕辛苦，所以通常都是單位的班車給拉到廣場附近，然後再拉出隊伍開始步行。印象最深的是哪個公安機關的遊行隊伍，要不就是警校的隊伍，打頭的一輛卡車？還是什麽車，車上站著一個颯爽英姿的警官，口罩上麵畫了個拳頭大的叉子，雙手側展如同第五套廣播體操的伸展運動作“V”型手勢，當年的北京四九城好像改變了“吃了嗎”的問候方式，一律以“V”型手勢替代，多年後再看到卡瑪《天安門》中那個光膀子農民形象作的那個不是很正規的“V”型手勢時，差點讓我淚流滿麵。 電視和報紙變得好看了，開始有遊行聲援的消息，李鵬終於和學生們對上了話，但李鵬的態度給我留下了異常惡劣的印象，根本就是一點同情心都沒有，烏爾凱西還吊著瓶子，說兩句就要背過氣去。再次看到這個場景是在卡瑪的《天安門》中，奇怪的是本來讓我同情多年的烏爾凱西麵目卻變得可憎起來，難道就是這麽個人領導的這次學運嗎？典型的一沒頭腦二沒手段的一個街頭小痞子，可當年還有謠言說他是什麽新疆軍區司令員的兒子，雖被多次指正，但這個司令員的故事好像還一直流傳至今。 星期五的中午，學校裏幾個一貫淘氣小子告訴我們，東城區的幾所中學已經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中自聯”-中學生自治聯合會，下課後去廣場給絕食學生募捐。於是課也不上了跑去同學家去做準備活動，募捐箱好像是紙糊的吧，還要寫上毛筆的“募捐”二字，認識的沒有一個會寫大字的，隻好委托同學的老爸給我們寫。嗬嗬，要說這位老爸那可真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們地說，遊行那次不少橫幅豎幅小字報傳單什麽的都是出自他老人家之手，如今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樣，隻能在這裏默默地祝福他老人家身體健康了。 募捐的地點最後選在了沙灘十字路口，因為距離廣場近同時距離我們的“黑據點”也比較近吧，從下午一直到晚上天黑，可能募到了二百多元，但相信這成功的一次捐款最終是被貪汙了，因為廣場根本就進不到最深處，被各種糾察隊層層保衛著，不管什麽樣的理由恐怕都難以接近學運首領。掌握最終捐款的人跟我認識的一個朋友認識，而我認識的這個朋友-大頭數年前曾帶領我們成功地貪汙了一次買足球的將近二十元人民幣的捐款，這二十元人民幣也沒被平均分配給個人，而是捐給了路邊的假新疆羊肉串攤販，參與幹壞事的後果就是回家之後上吐下瀉，讓我第一次體會到了急性腸炎的厲害，連那天晚上直播的中泰青年隊的比賽都沒有看成。我提前離開的原因已經想不起來了，可能是被同路想早回家的朋友給拉走了，總之這次捐款最終下落不明。 再去廣場應該是5月20日，官方宣布的第一次戒嚴的那天。廣場如往日一樣熙熙攘攘，那天最振奮人心的消息就是在北京近郊軍車被攔住了。趙紫陽的下台似乎沒有改變一切，學生仍然占據著廣場，隻不過把絕食改成了靜坐，戒嚴令未能如期實現。於是市井之中開始了有了各種各樣的流言蜚語，比較典型的是“多少個小時之內戒嚴令不能實施的話就是違法違憲行為”，“國家總理頒布戒嚴令就不合法”等等等等。沒有學生想到自己的努力卻把改革勢力代表人物趙紫陽搞下台，也沒有學生想到鎮壓的大棒已經懸在了半空，從此以後隻能以流血收場。每個人都沉寂在阻攔軍車所獲得的巨大快感當中，即使有那麽一絲一毫的陰影恐怕也被群眾展現的無窮力量所驅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