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八九（五）

17年彈指一揮間，血寫的曆史正在被遺忘，政府似乎也不再費力用墨書寫謊言，在國家機器的監控與封鎖下一切平靜如水。物事人非，小平走了紫陽走了，連官方最大的受益人澤民也退了，然而期待中的平反至今還沒有到來。對於大家來說，六四是大家心中永遠的結，傷痛太深而沒有人敢解開這個結。隻要控製住了傳媒輿論，GCD就能牢牢地掌握大權。毛澤東說過，“如果有家報紙天天登共產黨的陰暗麵，那麽我們不出3個月就會倒台。”紅旗下長大的學生領袖們對此也運用得十分純熟，後期廣場上的奪權鬥爭都是圍繞著高自聯的高音喇叭所展開，欺詐謊言陰謀詭計禦心術如出一轍，在這個大染缸中出淤泥而不染者能有幾人？我一直在想，當鮮血上也沾滿了謊言的時候，鮮血還會那麽鮮豔那麽觸目驚心嗎？

“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倒事實還不夠有力嗎？那麽如果我們真正使用了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那隻不過是滿足了我們一時的泄恨，發泄的需要而已。這個事情是個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也許你的謊言會先被揭穿，那麽之後的話，你再也沒有力量去打擊你的敵人了。” 侯德建的這段話雖然簡單，卻道出了學生領袖們永遠想不明白的真理。

不管後來的學運領袖們如何吹噓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也好“偉大的民主啟蒙運動”也好，都不能改變那不過是少數的專製野心家利用群眾的力量去企圖推翻專製政府的事實。學生一方組織混亂，首都高校自治聯合會、對話代表團、絕食團、絕食廣場指揮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廣場聯席會議等等各類組織五花八門，誰也代表不了誰，誰也沒有經過完整的民主、合法程序選出，對於當年的學運領袖來說，“票選”的少數服從多數可能就是最大的民主，然而即便是這樣選舉產生的“運動領袖”也不斷的被更替罷免，經常是罷免之後再拉人東山再起，幾個小時前還是這個組織的領導，幾個小時以後就成為另外組織的領導，然後各種組織之間互不買帳，從最初的對話開始，與政府進行對話的就是“學賊”、“出賣學生”，越是激進越能獲得更多的號召力，把最初的悼念運動一步步推向了流血的邊緣。然而即使到了流血的邊緣，仍然沒有人願意停止，仍然在逼迫政府做出屠殺舉動，以換取個人的政治資本。有說法在港支聯這隻幕後黑手的策動下，柴玲李祿拒絕離開廣場而催化著流血的發生，以便能擺脫秋後算賬逃往境外；而作為港支聯策劃的目的就是直接把焦點對準政府，借北京的流血與死亡來引起香港居民對97回歸的恐怖感。也許這不過是另外一個版本的謊言，但卻是一個合乎邏輯合乎情理的“謊言”。如此才可以清晰地捋清柴玲接受金培力采訪時那些前言不搭後語的實際脈絡，一方麵認為中國人不值得她為之犧牲，一方麵又期待政府的屠刀砍向廣場的無辜學生，同時還能讓自己這顆“火種”求生。柴玲的錯誤在於已經知道了政府的屠刀一定會落下，為什麽不向廣場的學生說明？難道廣場上那麽多無辜的學生在柴領導的眼中不過如螻蟻一般？難道非得用他人的鮮血來染自己的紅頂子嗎？自己要“求生”卻讓無知的人流血，在謊言之外還出賣自己的良知也許是野心政治家們的必經之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激進的學生領袖們也是這場屠殺的凶手，也會永遠地被訂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海外華人爭論多年之後似乎形成了一個共識，之所以出現了這樣的悲劇的根本原因是喪失了理智的學生遇到了同樣喪失理智的政府，於是隻能以血染長安街的悲劇收場。實際上這場流血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政府不急於作出戒嚴的選擇，如果政府在戒嚴之後再拖上幾個月，想必就不會把自己的魔鬼嘴臉暴露於世界麵前。戒嚴令發出的兩周之後，廣場上的學生和聲援群眾已經越來越少，如果這樣持續上一兩個月，疲勞戰術必將擊垮廣場上的所有人，多麽激進的學生也不可能在廣場上經曆春夏秋冬，疲憊之軍強弩之末以一隊精兵持棍棒足以。可惜政府卻急於安定團結，不合時宜地頒布戒嚴令，激起百姓俠義心腸，敢發而不敢收，最終隻能把自己的殘暴麵目展示世人麵前，苦心經營多年的改革開放形象毀於一旦，不得不在其後的幾年中飽嚐自己種下的惡果。

在我心中，趙紫陽還是一個“好人”，趙偉大過人之處在於試圖尋找到一條民主法製的途徑來解決當時的爭端，可惜的是趙秀才遇到學生兵，有理也說不清，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人對革命的堅定性不容懷疑，任何妥協都會被視為“叛徒”出賣的行為，堅持到底才是偉大崇高的革命理想。趙的懷柔政策用錯了對象，任何苦口婆心的說教都被學生認為在考驗自己革命的“堅定性”，在以江姐劉胡蘭王二小為偶像的年輕人中，趙的一切努力不過是給自己扮成一個“狼外婆”的形象。最後的懷柔失敗之後，注定了趙的政治生命就此終結。以失勢之士眼看悲劇的發生而回天之力，恐怕是趙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