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知識分子不講話，我們還能指望誰

在中國，知識分子是一個特定名詞，不單單是指受過良好教育，掌握了一定專業知識個人，更重要的是要有那種“以天下為己任” 的古代士的精神 ，要有不畏強權，為民請命的社會責任感，以及人文精神、民本思想。

一個國家的文明進化的程度，往往就是該國知識分子對時代的認知程度。

所謂“知識不能使人高尚” 不過一句無聊而又無知的偽判斷。

康生怎麽能算是知識分子，他本來就是統治集團的一份子；那些以替統治者吹喇叭抬轎子的禦用文人們與知識分子更扯不上關係，隻不過一幫有專業知識的奴才而已。

直至今天，我們社會的進步，尤其是文明程度的進化，仍有賴於知識分子的智慧和良知，甚至海外民運們的壓力也有助於政府改進其工作，對百姓和國家來講，他們也是財富。

知識分子可以不當官，不被重用，但不可被侮辱，不可被剝奪思想的自由；反右和文革時期知識分子的憤懣情緒，並不是因為他們被排除在體製之外， 其實他們中很多人都是部長級的；而是那種沒完沒了的自我檢討，那種精神上被強暴的羞辱感使他們無法生存。

統治階級和知識分子被看成是天然的對頭，但統治者往往並不從內心裏真的厭惡知識分子(可從建國後毛澤東和知識分子的互動關係來看) 。當知識分子的言行真的威脅到統治者時(這也是由統治者自己判斷的) ，迫害就會發生，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的倒退。

真正從內心厭惡知識分子其實是奴才。其不從觀點上議題上批評知識分子，而隻在人格侮辱上下功夫，是為真小人也。

作為一個群體的知識分子也有其曆史局限，那篇所謂“知識分子聖像”的文章，以現代的自由主義思想，尤其是二戰後的人權意識為武器，來批評早期中國知識分子，太不厚道了吧。而且章詒和的那種重生活瑣碎的述事方式，也容易被挑毛病，她本來就沒側重於思想信仰反麵的描述(也許是她自己的局限) 。

能在五十年代初指出“黨天下”的，不僅要有非凡的洞察力，也要有巨大的勇氣的，想一想當時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吧。

反叛專製，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們沒有愧對我們的國家，他們完成了曆史使命。

今天的我們沒有資格批評他們， 因為我們中又有幾個對目前的社會的認知達到當年他們的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