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極分化有那麽嚴重嗎？
兩極分化是近年來，特別是今年以來，社會上討論得最多的問題。有的學者曾扯出世界銀行的所謂統計資料，說中國1%的最富有的人口，占據了41.4%的財富，基尼係數從30年前改革開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兩極分化程度已超過了美國，基尼係數已超過了收入分配的警戒線。（1）這一資料公布後，引起了社會的轟動，一時間社會上妒富，仇富的情緒甚囂塵上。
隨後，北師大的學者李實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訪，說世界銀行是這個數據是引用了他的調查資料，實為10%的人口，占了41.4%的財富。與此同時，世界銀行所公布的另一數據這表明，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社會65%的財富。姑且不論基尼係數所定義的0.4的收入分配警戒線是否具有現實意義，從中國最富有的10%人口在社會財富中所占有的比率和美國5%富有的人口所占比率的情況來看，我們很難相信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美國。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美國首富，比爾.蓋茨，家產達540億美元，而一個四口之家的貧困線卻在28，000美元以下，年收入不到10，000美元的家庭也隨處可見。中國的富豪與貧困家庭的差距有這麽大嗎？再進一步來看，即使世界銀行推算出來的中國基尼係數的結果沒有計算上的錯誤，我們也完全有理由懷疑它用以推算出結論的統計數據的準確性。
像美國這樣的商品經濟發達國家，所有的生產和分配幾乎都要通過市場，生產出來的產品和收入的分配都可以用貨幣來衡量。相對而言，要在一個這樣的社會裏取得正確的統計數據是比較容易的，而中國的情況則很特殊。
占人口50%以上的農村人口所承包的土地幾乎是不需支付地租的，他們過的基本上還是自給自足的生活，自己種糧食，自己養豬，自己種菜，自己消費。用於商品交換的部分隻占產出中很小的比率, 因而，他們的現金收入是很低的。我曾看到過一個農村出來讀大學的的孩子，申請助學金所報的家庭年收入竟然不到一千元，但一家人卻能衣食無憂的在鄉下過著自給自足的正常生活。這部分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支出很難完整正確的統計出來。
目前，多數私營企業還基本停留在手工或簡單機械勞作的階段，對勞動力的專業技能要求還不是很高，因而在這些企業就業的工人的流動性很大，加之這些企業受到自身規模的限製，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財務體係，現金交易，現金支付勞工報酬的現象十分普遍。不僅企業主和雇用的工人的收入不易統計，那些與企業發生經貿關係的小商販的收入，也幾乎不會向有關部門申報。
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家裏雇用家政工人是可以抵稅的，其性質類似於雇主的開銷。在中國無論你付給家裏的保姆，鍾點工和管家多少工資，都不能從所得稅中扣除，所以雇主們根本不需要申報這方麵的付出，受雇的員工也不會主動申報自己的收入。活躍在家政市場的1500萬-2000萬左右雇員的收入也基本上沒有算入就業者的家庭或個人收入。
此外，許多城市居民的房地產出租收入，農民土地，池塘，灘塗的轉包收入，因涉及到所得稅的問題，很多人沒有如實申報，這部分民眾的收入，也很難被統計出來。
當社會上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因體製和社會原因，沒有或沒有完整地進入統計的範疇，不論是權威學者，還是權威機構，用些似是而非的數據推導和論證中國的兩極分化已超過了美國，到了危機的時刻的說法，即使不把它當作是一種反現實的煽動，至少也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財富相對集中社會才有動力
否認現階段中國兩極分化的嚴重性，到了就要發生危機的關鍵時刻，並不影響我們對社會上存在兩極分化的認同。在中國，我們至少看到過兩種不同的兩極分化：
在經濟體製改革之前, 甚至在整個社會天天高喊反對兩極分化的時侯，中國社會中事實上也存在著兩極分化。一極是處在社會底層，缺食短衣的農民，他們被劃地為牢的戶口製度限製在農村,祖祖輩輩都無法進城吃上 “國家糧”, 也無法成為國家或集體所有製企業的工人和幹部。另一級則是靠著政府強製性的剝奪農民的政策，過著優越於農民的生活,享受著高於農民的政治待遇, 吃“國家糧”的幹部和工人。雖然相對於發達國家, 他們的這種生活也是低層次的。這種沒有中間層次的兩極分化, 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特有的產物, 是平均主義式的兩極分化。在分化的每一極中,大家的收入又幾乎絕對平均。兩極分化和平均化並存，不僅導致工農對立,城鄉對立,而且工農業這兩大基本板塊深陷吃大鍋飯的惰性之中，整個社會經濟也因此失去了向前發展的動力。這種人為的，以出身來規範經濟和政治待遇的做法，也是對農村人口的一種歧視，與今天普世公認的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更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並非所有的兩極分化對社會發展的作用都是消極的，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是不可能沒有兩極分化的。這種兩極分化，套用鄧小平的一句話，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當然，在一個公私混合經濟體中，也不排除會有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腐敗行為，有些不法分子因此致富。但是這畢竟不是主流，如何製止這些犯罪行為，這屬於法律法規的範圍。在這裏我們所說的先富起來的，是那些合法致富的階層或群體。任何個人或集團的合法致富過程都是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正麵推進。
在商品經濟社會，個人要想要致富，不僅要培養自己吃苦耐勞，積極進取的習性，還要學習和掌握自己所要從事的某一行的知識和技能，並對這一行業的相關情況有較為全麵了解。這些知識和技能的獲取，以及對行情的了解，有的必須通過大學和研究院的培訓；有的則可以從社會實踐中獲取。不論是采取哪一種方式，或是雙管齊下，都與個人的努力和所下的功夫是分不開的。通過學習和實踐不斷優化的個人行為，是個人和家庭致富的前提，同時也是農業，工業，商業，金融業等各個行業創新和發展的保障。即使在那些技術含量很低的勞動密集型的家庭企業和公司，老板們要想不虧本，賺到錢，也要開動腦筋，不斷地尋求降低成本，增加產出；並不斷開發新的品種，提高產出的品質，來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無數個體對財富的追求，社會將因此而充滿進取的活力。
商品經濟中，工作在各個行業的個人的能力是不盡相同的，他們的付出都將通過市場轉化為被認可的社會勞動量，即一定量的貨幣或以貨幣來衡量的財富量。從發展經濟的角度來看，一個人所獲得財富或者說獲得的貨幣數量，就是衡量這一行業千差萬別的個人的付出和能力的唯一可比尺度。換言之，個人獲得或積累的財富越多，表明他的能力越大。這些人能夠在激烈的國內外競爭中脫穎而出，顯示了他們在一定範圍和一定時間所具有的領導地位。社會保障個人擁有的財富，承認個人的成就，也就保障了社會的經濟資源操控在最有能力或者說在特定時間和區域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手中。由有能力的人領導經濟活動，總比過去那種以人為的強製方式，讓那些曾經在經營活動中，落得一貧如洗的失敗者來引領經濟活動，更有利於企業和社會經濟發展。改革三十年來，中國經濟其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尊重市場的自然淘汰與選擇，讓社會中原本有才能卻無用武之地的精英得到了應有的定位。
富豪的出現，社會財富的相對集中，在正常的情況下，它表明相關企業和公司變得更有實力，競爭能力更加強大。這不僅對一個國家來說是一件好事，國家的整體實力，將大大提高，而且也會給芸芸眾生帶來直接的利益。通常，一個成就世界級或國家級富豪的企業或集團的產生，同時會成就一批中小富豪和中產階級。即使當年在微軟和穀歌工作的清潔工人，因公司成立時認購了初始股權，如今都成了百萬富翁，至於那些元老級的工程師，很多都成了千萬富翁或幾千萬富翁。這些公司的正式雇員中的絕大多數至少都進入了當地的中等以上收入階層。不僅如此，這類企業或集團的出現，往往可以帶動當地，甚至相關國家的勞動就業。目前，微軟在全世界的正式雇員接近10萬人；穀歌大約為2萬人，而曾經成就過無數富豪的老牌高科技企業IBM的雇員則有40萬之多。加上與之相關或由這些企業派生出來的產業鏈的就業人數，其數量不會少於他們本身的雇員。中國的富豪們幾乎都出自私營企業500強，而去年這五百家私營企業新增的就業人數達1060萬人，占全國新增就業人口的10%。以中國的現狀來看，要想在未來能夠產生象IBM,微軟和穀哥這樣具有超強實力和知名品牌的私有企業，財富的集中程度不是太高了，太快了，而是太低，太慢！
貧困階層不是財富集中造成的
任何社會都會有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階級或階層，像美國這麽發達和富裕的國家，也有三千多萬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即使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國經濟總量雖已超越日本，但也還有相當多民眾沒有脫貧。現代社會中的貧困化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
創立於一百多年前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的唯一來源是勞動。在雇傭關係下，當一個人被雇用後，他也就成了商品。他所獲得的工資，或者說雇主隻支付了勞動力的價值。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勞動力的再生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勞動者繁殖後代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勞動者接受教育訓練所支出的費用。但是，勞動力是一種特殊商品，它的使用價值--勞動，能夠創造出比勞動力自身更大的價值，即剩餘價值，而這個部分，卻被雇主無償占有了。社會上其所以會出現貧困，是因為剝削，因而，要消滅貧困，就必須消滅剝削製度。這種把貧困歸於剝削的理論，曾經影響很大，今天，不少知識分子，甚至某些媒體，動不動就把兩極分化拿出來挑撥，把一部分人的富裕歸為另一部分人貧困的原因，很難說不是這種思維的反應。
從古至今，個人和家庭貧困的原因都是各種各樣的，絕對不是勞動價值論所說的那樣，唯一的原因就是受了富人剝削。同樣，少數人擁有社會上大部分的財富，其原因也是各種各樣的，遠不是因為剝削了貧困階層那麽簡單。
用靜止的，把市場排除在外的方式，解釋勞動工資和剩餘價值的形成，未免有些偏激。事實上，任何企業雇員生產出來的產品，都必須通過市場，它所包含的價值才能實現。如果市場不承認這個產品的價值或不承認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付出，雇主就要虧本。勞動價值論為了證明雇主或資本家剝削剩餘價值，曾做過一個虛幻的假設，即資本家是用雇員上一周期所生產的利潤來支付工資的，因而雇主從來就是隻賺不賠。但是，隻要我們跳出書本，到現實中考察任何一個新開創的企業，我們不難發現，雇員的工資早在生產過程完成，甚至還沒完成時，就支付出去了。我們常說做生意，開工廠，首先要有本錢，沒有可以預付的本錢，拿什麽去購買設備，拿什麽去雇人？產品賣不賣得出去的風險，是必須由雇主來承擔的。這也就出現了一個與把勞動當作價值的唯一來源的觀點相悖的事實，產品價值無法實現時，雇員也就反過來成了剝削者。很多雇主在生意不好時自己不領薪水或少領新水，但員工的工資則必須支付。投資或生意失敗，傾家蕩產，跳樓的幾乎都是雇主，鮮見雇員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情形。
此外，把資本，土地，技術和雇主參與經營管理的勞動付出等各種生產和經營過程中不可缺少要素完全排斥在商品價值的形成或創造過程之外，是一種完全脫離實際，對雇傭勞動的神話。如果不是坐在書齋裏，閉門造車，任何人都不難發現，在現代工商業社會中，任何有勞動能力的人，如果不和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結合，幾乎不可能生產出任何可以在市場上批量交易的商品。雇員一旦失業，就什麽也做不了，必須等待與資本和其他生產設備重新組合，才能再度產出商品或服務的普遍現象，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例證。一個企業資本實力的強弱，設備和技術水平的高低；如果是與土地有關的開發和生產，土地的質量，距離城市的遠近等等，都會影響它們產出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的高低。同樣素質的雇員，與不同質量的生產要素結合，生產的產品所包含的價值是不同的。兩個同一學校畢業，受過同樣訓練的工程師或技工，一個為奔馳汽車廠工作，一個為夏利汽車廠工作，前者一小時所創造的價值，也許是後者的幾十倍。如果說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顯然無法解釋同質，同量的勞動與不同的其他生產要素結合所創造價值量的差別。既然，這些要素在商品的價值形成中有不可缺少的作用，而且也不不可能被無償使用的，都要參與利潤的分配，鑽牛角尖，不厭其煩的強調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不僅無法解釋現狀，反而會攪亂人們的思維和心態。
資本，土地，技術，雇員的勞動和雇主在經營管理上所付出的勞動等諸多決定產出價值的因素在利潤的分配上的黃金比率是如何形成的呢？任何人，不論他的本事多大，都無法找到各方都滿意的比率。這一分配的過程隻可能由經濟領域的上帝--市場供求所決定。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些生產要素的合作是自願的，如果雇主對員工不滿意，可以解雇員工；雇員不滿意雇主，也可以炒掉雇主，跳槽換工；投資者或資本的入股者對企業或公司有意見，到了沒法解決的時候，可以根據合同撤出自己的資金或出售自己的股份；雇主覺得使用的資金或土地成本過高，也可以更換這些組合的來源。既然是自願合作，就談不上是誰在剝削誰，誰在占誰的便宜。在某一時期，誰在市場中的需求度更高，更具有價值，誰就收獲更多。
以蘋果電腦為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它經營不善，幾乎到了破產邊緣，1996年虧損達12.04億美元，股價也跌到接近10美元/股，1997年，公司的市值，隻剩下41億美元。該年9月，公司不得不請回了它的創始人之一，史蒂夫.喬布斯重新擔任執行長。眼光獨到的他，一開始把流行色彩和式樣引入蘋果電腦，獲得了市場上年輕人的喜愛，逐步鞏固了市場占有率，隨後又領導企業開發出IPOD,IPHONE, 和IPAD等深受市場歡迎的產品。今年IPAD一上市，就創下了一個季度銷售330萬台的紀錄，該公司的股價也創下301.96美元的新高，其市值達2730億美元，超過了微軟，穀歌和IBM等公司。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執行長所擁有的股票價值也大大增長，其個人財富排名也更加進步，排名世界富豪的第四十二位，達61億美元。很明顯，公司有無史蒂夫.喬布斯這個執行長的前後有天壤之別，公司市值和股價的爆長，他本人財富增加，是市場對史蒂夫.喬布斯本人對資本的有效利用，對產品眼光獨到的開發和經營管理方麵的種種付出的回報；這也是市場對他個人才能的需求度和認可度的具體表達。它已經回答了這個世界上為什麽一些人會比另一些人富有的原因。
即使那些比史蒂夫.喬布斯要小得多的中小企業家們，如果他們能把自己的產業做大做好，積累了財富，他們的所得其所以會高於自己的同行，也高於本企業包括雇傭勞動在內的其他組合要素，這都是與他們對資本的精明利用；對產品和服務成功的開發與創新；對企業經營管理的水平的不斷完善和提高等諸多努力分不開的。
我們和前蘇聯都曾消滅了導致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私有製，也消滅了導致貧困的所謂剝削，但是，這兩個國家卻並沒有因此消滅貧困。那時中國的貧困人口，遠遠不止今天這麽多。因為，消滅或不承認私人財產的合法性，也就不可避免消滅個人和社會追求財富的動力，導致社會整體性的貧困。從現在世界各國的情況來看，雇員最貧困的時候，不是他們在資本家或雇主那裏就業，接受所謂的剝削的時候，而是他們失去工作，沒有受剝削的時候。
除了失業會把那些平常沒有儲蓄或家庭負擔過重的人推向貧困的行列之外，其他類型的貧困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有些地區遠離發達的經濟區域，交通，資訊都不夠通暢，民眾的文化素質和經濟意識都比較落後，基本上處在單一的農耕經濟中，他們還不具備與發達經濟區域交往的能力。這些地方的絕大多數民眾都處在貧困中，這是一種區域性的貧困。
有些在工廠打工的工人和雇員，因文化技術水平都低於社會的平均水準，而市場上這類工人或雇員供過於求，他們所得的報酬往往低於社會平均水平。他們的生活水平極有可能處在貧困線以下，這是個人能力所造成的貧困。
有些個人，原本富足，但因投資或經營失敗，變得一無所有，甚至還欠一屁股的債務，這種貧困是因為投資者或企業主對市場和自己承擔風險的能力缺乏正確的評估，亦或是不能根據市場的變化改善經營方式所造成的。
天災，人禍也是導致某些個人和家庭陷入貧困的原因之一。例如發生洪水或地震，有的家庭和個人一生所創造的財富毀於一旦，變得一無所有。所謂人禍，則是指那些因家庭成員突然患上某種疾病，失去了創造財富的能力，或因治療疾病的花費大大超出了社保規定的支付額度和個人的支付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家庭和個人會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
有的人生性懶散，不好學習和勞動，寧願坐在街上的招工廣告牌下曬太陽，打麻將也不願意嚐試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們的貧困是因為自己的懶惰造成的，自願地選擇了貧困的生活方式。這部分人是目前城鎮貧困人口中的主體。不僅如此，這些貧困的群體中，還有不少因無所事事，產生了許多不良嗜好，如賭博，酗酒，甚至吸毒，無論政府和社會福利團體怎樣幫助和救濟他們，錢一到手，馬上揮霍一空。雖然後者的數量是少數，但對社會的影響極度負麵。
社會心態和舉措對現實和未來的影響
一般而言，國民的素質，往往決定著這個國家的走向。過去，平均主義那一套其所以在我們國家能夠搞得起來，除了勞動價值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與平均主義一拍即合的土壤。中國大儒孔夫子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用現在的話來引申一下，就是寧願大家都一起窮，也不能分配不均，隻要分配平均化了， 即使貧窮也無所謂。這些根植於文化層麵的影響，很難被商品經濟的大潮一夜之間所改變。現在社會上的許多人，特別是一些掌握了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和媒體麵對社會經濟層麵發生的巨變，心裏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麵他們不滿過去那種整體性的貧困，曾經讚成和支持改革開放；另一方麵，他們又難以接受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的事實。他們還沒能從理論上和心態上做出正確的調整，來適應這種不可避免，不可逆轉的社會現實。中國經濟要進一步發展，要在發展中實現和諧，極有必要對社會進行一場市場經濟理論的啟蒙教育，解決滯後的社會意識問題。
一看到財富的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心裏就不平衡，認為是從不合理分配中獲取的，產生妒富，甚至仇富的情緒，這對貧富雙方，特別對中國未來的走向都是有害的。
在這種情緒的左右下，本來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活動，都成了類似當年農民吃大戶的偏激行為。但凡向災區和貧困群體的義捐活動，富有的企業和個人總是被排山倒海的輿論強迫按照指定的數額認捐。稍有差距，就會受到輿論在道德和精神層麵的指責和鞭撻。不久前，比爾.蓋茨和沃倫. 巴菲到中國來宣傳慈善事業，輿論界又是一片沸騰，指名道姓，哪些人一定要參加，一定要捐款。我不是說富有的企業和個人不能捐款，但這種不管別人意願的強迫行為，不難看出社會表現出來的一種不正常心態。在美國富有的企業和個人每年都有向社會捐款，像哈佛和耶魯等一大批大學，其經濟來源的大部，都是那些富有的校友們捐獻的。但是，從來沒有看到社會輿論會如此狂熱的強迫富有企業和個人捐款的行為。
在街上，開普通車發生車禍，可以一般交通事故處理，如果是開寶馬，奔馳發生車禍，那就麻煩大了，不僅媒體會大做文章，而且會遭到各種法外的索賠。如果雇員與企業發生糾紛，無論對錯，輿論都會一邊倒地向雇員那邊傾斜，這種傾斜往往是沒有是非，脫離法律和法規的基本麵的。例如，今年五月富士康曾接連發生多名患有憂鬱症或其他精神性疾病的員工自殺的事件，屢計有11起之多。富士康在中國有80萬員工，在深圳有45萬，這一比率，在工業國家來看，並不算高。並且，企業已根據員工福利的規章，對死者的家屬進行了適當撫恤。這種事情，本應回歸法律層麵，由司法部門判定企業對死者有沒有直接的法律責任。但媒體和輿論界卻在法律責任並沒清楚的情況下，大肆批判和指責該廠為血汗工廠，先於法律判定罪在工廠。而事實上，與同類企業相比，該公司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工人的工資和福利條件都還處在於水平線之上。在媒體和輿論的脅迫下，企業不得不違背市場機製，普遍加薪60%，企業也因此增加了成本50億。據說該廠因成本增加已經打算關閉深圳的一些不賺錢的分廠，轉向內地其他省份，並考慮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新建工廠的可行性了。如果再發生幾輪這種超越法律和法規的輿論討伐，這些企業將不得不遠走他國了。
不僅如此，社會上的過激心態和情緒對國家的政策的製定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最近幾年，全國各省市競相頒發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試圖以行政幹預的方式，改變市場上所形成的黃金分配比率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社會心態和情緒施壓的結果。
目前，上海市的最低工資已達1，120元/月；深圳為1，100元，時薪為9.8/小時；廣東省為1，030元；廣州市為1，100元，時薪為9.9元。時至今日，全國每一省市都規定了額度不一的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一經確定，已沒有雇員會接受這個最低工資了，誰都不願意自己最不值錢，它引發了社會工資水漲船高式的增長效應。在廣州市，1，800/月的保姆都沒人要做了。最近，社會上甚至還打出了工資成倍增長的口號。事實上，在一些高科技企業和公司的技術和管理人員的收入已經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了。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年薪40-50萬的中高層雇員比比皆是。
也許有人說，最低工資標準像美國這樣資本主義國家都在實行，為什麽我們中國就不能搞呢？其實，美國這樣搞也是不對的，直到今天都還不得不承受它帶來的苦果。這些年來，美國其所以失業率居高不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曆屆政府為了討好選民，不僅在1938年製定了最低工資法，而且不斷推高最低工資額度，從而使一些中小實體產業不得不移居他國，或因成本過高，不得不宣告停產。實體產業的空洞化，一些就業崗位因此永久的消失。有些企業需要勞動力，但因人工過高，不得不把部分工作外包他國，而不敢增雇本地勞工。即使如此，美國的最低工資法的製定，畢竟還是要顧忌市場的功能，它的進展比中國要慢得多。
上個世紀初，美國的經濟總量超越英國，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又過了33年，才第一次嚐試頒布全國性的最低工資法，當時為0.25元/小時，但還沒來得及推行，1935年被最高法院以違反憲法而否決。直到1938年，美國才正式頒發和實行聯邦最低工資標準。我國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不過31年，不論經濟總量，還是人均GDP,都離世界第一強國還有很遠的距離。而且，中國經濟基本上還是一種勞動密集型經濟，其所以在國際市場上能夠站住腳，成為製造業的大國，關鍵在於勞動力價格便宜。最近，中國政府曾反對美國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要求，認為人民幣升值過快，將會引發經濟震蕩，導致大批勞工失業。其實，這種通過立法人為拉扯工資上漲的做法，與人民幣升值所產生的副作用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以不正常的心態看待兩極分化，特別是通過行政手段攪亂市場機製的分配功能，勢必增加企業的成本，影響企業的擴展和提高，削弱企業的競爭能力。2008年以來，珠江三角洲曾出現中小企業倒閉風潮，究其原因，雖有外部金融危機的影響，但企業成本的激增，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麵對這種局麵，當局為了化解尷尬，提出了騰籠換鳥，提升產業的口號。問題是，現在鳥兒大量死亡，活下來的也隻有維持的氣力，你拿什麽東西去換?
資本不能有效地集中，企業不能做大做強，什麽產業提升，走向世界都是空話。不僅中產階級的數量不能增加，貧困群體也不會減少。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沒有幾個，幾十個像微軟，蘋果和IBM那樣的有實力，有知名品牌大型私有企業，在國際上是沒有經濟地位的。
解決社會貧困問題最好的辦法是讓整個社會都回到商品經濟的基本麵，讓市場能夠正常的發揮作用；由供求關係來認定各個要素付出的價值。當然，社會應當關注和幫助貧困群體，但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社會的幫助和福利，隻有用在那些確實遇到了天災人禍或喪失了工作能力的少數人身上才有正麵意義。除此之外，重點在於幫助這類群體提高就業能力和培養他們吃苦耐勞，鍥而不舍，堅韌不拔的素質，使這些人能夠參與經濟活動的大潮，自己去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商品經濟講究機會平等，共同富裕，但不是財富平均分配。在社會整體經濟有所改善的今天，如果不恰當的提高社會補助和福利，來解決貧困群體的問題，無異於再造一批遊手好閑等吃救濟的懶漢群體。一個太多的補助，太多福利的社會是沒有動力的，也是沒有前途的。
（1）夏業良：《中國的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美國》，2010年06月08日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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