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談國是

誰更需要憲政

憲政從本質上來講，是民眾為組成一個國家達成的契約和規範。憲政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民主，它是對專政或壟斷的反動和否定。而民主又包括兩個基本的方麵，一是經濟上的民主；一是政治上的民主。經濟上的民主，指的是自由競爭市場形成和維護。政治民主，也就是政治領域的市場化，即把市場競爭的基本法則應用於政治領域。

憲政的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要盡可能地在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為社會的每一成員提供平等的機會。自由競爭的市場的形成和維護，是在憲法或契約的框架之下，製定一係列保護公平競爭，反對任何形式的壟斷的法律和法規，並通過民選政府和專門執法機構，對這些相關法律法規的執行和監督來實現的。企業可以做大，可以通過創新，在技術和管理上搶占先機，獲取超額利潤，但不能形成壟斷，阻礙自由競爭。政治領域的市場化，要求政治人物或政黨都必須參與政治市場上的競爭，接受民眾的檢驗，評價和選擇，進而化解任何集團，政黨和個人對權力的壟斷，從而保證政府的清新，清廉，公平和活力。

在一定時段，當政治和經濟市場上，權力和利益處於相對固化階段，往往是普通民眾更需要化解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壟斷。換言之，這兩個領域的自由競爭能給普通民眾帶來更大的利益或獲得進入這兩個市場，參與競爭的平等機會。

也許有人會說，這都是騙人的把戲，是虛偽的，現實中，財富和資源的差別將導致機會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也正是長期以來，無產階級專政反對資本主義憲政的說法。

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國家權力的壟斷，剝奪有產階級，實現財產的平均化的。從前蘇聯和中國改革開放前的情況來看，在財產的強製平均化的同時，也使社會失去發展的動力。平均化與政黨壟斷的結合所產生的特殊能耐，就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財富的增長的幅度大大降低。在社會的總供給無法滿足各種不同需求的情況下，政府不得不依靠獨裁的權力，強力剝奪一部分人的需求和權利來滿足另一部分人需求和權利。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官僚階層與普通民眾的差別就是這種剝奪的結果。機會的不平等成了這一特定社會形態與生俱來的宿命。在改革之前踏入社會的國民，特別是農民兄弟，對此都曾有過深切的，痛不欲生的體驗。

從現實來看，憲政國家，最想違憲的是壟斷資本和已經獲得權力的集團和個人；非憲政國家，最不願意搞憲政的也是壟斷資本，權貴資本以及壟斷了權力的政黨和個人。

反觀憲政典範的美國，機會均等的實現則更有可能。當年，楞頭青比爾.蓋茨剛剛進入個人電腦操作軟件領域，蘋果電腦和王安電腦已經如日中天，資本雄厚，但競爭的結局，是王安電腦出局，蘋果也曾被打的奄奄一息。穀歌創業的時候，雅虎已經是網絡搜索引擎的龍頭老大，如今，穀歌占據了搜索市場的67%，雅虎已失去了往日的雄風。臉書的大老板馬可.紮克伯格創業的時候，身無分文，憑借一個智慧的設想和努力，一轉眼的功夫，臉書成了社交網絡市場最大的企業，市值超過了2千億美元。像克林頓和歐巴馬這樣的平民子弟，也可以獲得與那些家財萬貫或政治世家的子弟同樣的參政的機會，並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當選為美國總統。特別是奧巴馬不僅家境貧寒，而且是一個非洲黑人留學生的後代，如果這個社會沒有機會均等的機製，我們很難設想，他能靠獎學金一步一步的完成哥倫比亞大學的本科教育，並獲得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構建了自己從政的學業基礎。從更普遍的視角來考察，很多當初身無分文的新移民，從世界不同的地方來到美國，他們當中，既有大字不識的農民，也有勤工儉學的留學生，隻要工作努力，基本上不足十年，都可以擺脫貧困，步入美國中產階級的行列。這些普通的群體其所以能夠實現或正在實現自己的夢想，都得益於這個體製的機會均等和競爭機製。

一些官媒，動不動就把鼓吹憲政當作境外勢力試圖搞亂中國的一種手段，事實上，境外的大資本，特別是在中國市場上站住了腳的大資本，是最不希望中國搞憲政，搞民主的。眾所周知，進入中某些特定的行業，如互聯網，電訊，影視，以及涉及到自然資源的大型的工程等等，是需要政府特批的。在中國這個特定的環境下，能獲得特許的資本，都與政府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這些資本希望政府永不重組，永不換人，形成權力壟斷。這樣，企業的壟斷利潤，就不會因競爭而減少。而且，非憲政國家是沒有真正義意上獨立於政府的工會的。工人為增加工資，福利和更好的工作環境所舉行的集會，罷工，實際上是被禁止的。這對從憲政國家來到中國的大資本，簡直就是福音。就憑這一點，那些曾被自己國家的工會搞得焦頭爛額，被迫不斷提高員工福利的大資本，真的恨不得緊緊擁抱壟斷了權力的政府官員們，情真意切的叫聲：My sweat hart!

還有一批在中國依靠與政府的關係發了財的中小資本，甚至出錢出力，雇傭學者，充當“自幹五”的角色，試圖論證中國不適合搞民主憲政。這些人認為，中國政府對經濟活動涉足太深，不像西方憲政國家，政府基本不涉足經濟，如果中國搞民主憲政，有可能導致經濟混亂。這些人主張權力壟斷，卻並不反對私有製。他們需要對政府對私有製的確認，來保證他們所獲財富的安全；而權力的壟斷則是他們獲得經濟資源或市場壟斷的靠山。

權力與資源的壟斷，造就了中國經濟中一種特殊的資本，即權貴資本或紅色資本。這種具有官僚背景或具有官員股份，通過官員的親戚，朋友代理的企業或公司的出現，不是市場競爭脫穎而出的新生產力，而是競爭機製受到破壞，國有資產被壟斷權力轉化為私有資產的結果。這一層資本，有大有小，大的已經上市，成了全國或跨國的企業或公司；小的也許是某一區域或某一行業的土霸王，但是，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熱衷於維護和讚美政治和經濟的壟斷。失去了特權的支撐和國有資源的廉價獲取渠道，麵對其他資本的競爭，他們很難保持其現有的業務和地位。

經濟壟斷不僅會阻礙創新，阻礙新技術的采用，阻礙新的資本的進入，最終使經濟增長失去動力，而且消費者的利益也會受到傷害，享受不到競爭所帶來的更加價廉物美的產品。經常聽到國內的朋友抱怨汽油，電話和家庭用電的費用，比美國還貴，顯然這與中國電信，中石化，中石油，以及壟斷的供電係統，人為地阻礙競爭有密切關係。美國近十多年電話費急劇下跌和今年以來汽油價格的驟降，就是市場競爭，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技術創新給消費者帶來的好處。

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段時間，提倡幹部隊伍的知識化，年輕化，曾有一批普通民眾的子弟，進入了各級政府的權力層。盡管這種選拔，並不符合民主的程序，依然有有公權私授，權力分贓的嫌疑，但是，畢竟打破了權力以血統承傳的壟斷格局。由此也引起了打下江山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擔憂，前蘇聯戈爾巴喬夫現象出現後，更令這些人坐臥不寧。陳雲臨死前就曾說過，還是把大權交給我們自己的子弟放心。從最近三屆最高領導人的接替軌跡來看，除了胡錦濤不是正統的紅二代出身之外，又回到了按血統私授權力，集團性壟斷權力的老套。除此之外，當權力係統固化之後，官二代，官三代或富二代，富三代，也成了新權力壟斷鏈中的一環。當然，否定權力壟斷，按血統分贓，並不是要搞血統歧視，也不是說紅二代，官二代，官三代或富二代，富三代中就沒有可以成為人民授權的對象的傑出人才。問題是，如果沒有公平競爭，沒有接受民選的這樣一個正義和正常的民主程序，憑什麽可以判定這些權力高層的官員德才兼備?這些人又憑什麽可以代表人民行使國家的權力？

現在好多人被誤導，好像憲政隻是自由派精英的利益所在，其實不然，與其他派別相比，憲政的主張者，考慮更多的還是普通國民的利益和國家的長遠利益。環顧左右，當新一輪經濟壟斷和政治壟斷形成之後，廣大普通民眾，特別是那些農民工和城市普通民眾的子弟，他們還有在經濟領域出頭的機會嗎？還有在政治領域成為鄉長，縣長，市長，省長和總統的機會嗎？他們無權無勢，沒有資源，沒有財力，沒有上層關係，靠什麽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呢？顯然，隻有憲政，更具體地說，隻有平等的競爭機製，才是他們進入政治市場和經濟市場實現夢想的唯一機會！

即使在權力壟斷集團內部，也會因沒有民主和競爭機製，造成權力私授和私分的不公平。與之相適應，拉關係，結幫派，行賄受賄，吹牛拍馬，阿諛奉承，將成為官員升遷的路徑和常態。在西方國家，如果一個人，有抱負，有理想，想獲得更大的權力，在更高的職位上服務民眾，往往被認為是敢於接受挑戰的正能量。相反，在集權體製下，如果不被上級看重或上級沒打算要把權力分配給你，就會被當作野心家被清除。文革中，林彪要求設國家主席，想當國家主席，竟被當作篡改黨奪權的罪行。在中共幾十年的曆史上，內部的野心家其所以層出不窮，就在於這種體製不得不通過製造莫須有的野心家，來打壓內部權力私授過程中出現的不滿和反彈。最近被判刑的中共高官薄熙來雖然在重慶大權獨攬，自詡為毛澤東的傳人，唱紅打黑，橫行霸道，幹了不少踐踏民主和法治的事，但是，他本人也是這種權力壟斷體係的受害者。回首薄熙來的所作所為，如果更高權力和更高位的職位的獲得，有一套自由競爭的機製，他可以合理合法的自由競爭去爭取，犯得著去挺而走險，貪汙斂財，收買周永康等人，試圖用非程序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權力欲望嗎？

 貪汙腐敗根在何處

改革開放，推動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隨之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令人頭痛的現象，這就是官僚階層的普遍性貪汙腐敗。對此，從朱溶基開始到胡錦濤，再到如今的習近平等中共高層，都想方設法，用盡手段:既有思想教育，提倡廉政；又曾不斷下重手，對有民憤的貪官動之以刑，先後殺了胡長青，成克傑兩名省級官員，抓了陳希同，陳良宇等決策層的高官，但收效甚微。後繼者不懼判刑、砍頭,人數越來越多, 貪汙金額越來越大, 涉案官員的職務越來越高,連高層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都無法保全清白。不久之前，被抓捕的薄熙來來和徐才厚等人都是進入了政治局的黨國和軍隊的領導人；周永康則是政治局常委，幾乎達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可以預料，將來還會有更多的高官和更多的貪汙腐敗的事實會不斷地浮出水麵。

改革之前，官僚階層的貪汙腐敗的大案，一年偶爾也許可以找到一兩起，但這種普遍的貪汙腐敗現     ，，   象，不曾有過。要說是受了資本主義的影響，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美國也找不到這種大麵積貪汙腐敗的先例。貪汙腐敗當它隻是偶爾發生, 不具有普遍性和規律性,這有可能是法律有漏洞或個人對道德觀念和法律的判斷錯位所引起的。當這種現象反複地出現，問題就複雜了，必然是這個社會的基本製度出了問題，是一種“製度型的貪汙腐敗”，是特定製度的產物。那麽這個基本製度的哪幾個環節是批量產生貪汙腐敗的源頭呢？

在毛澤東時代，對經濟的壟斷是以全盤公有化和平均分配或者說吃大鍋飯為特征的。廣大工農名為企業和土地的所有者，但這些生產資料並不能給他們帶來任何實質的利益。加上幹多幹少也與個人收益無關。在這種製度下，產生了一大批懶漢，不論在企業還是生產隊，幾乎人人都在磨洋工。盡管當局也試圖用所謂的大慶和大寨精神, 並加上種種階級鬥爭的強製和恐嚇手段，來改變人們的懶惰狀態，但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什麽實質性的收效。始終沒能解決社會主義經濟缺乏內在動力的問題。

但是，這種單一的公有製，沒有多元的利益集團，在經濟上很難出現利益輸送的問題。計劃經濟，壟斷了經濟活動的一切領城和聯接經濟活動的中介—市場（不是真正意義的市場）。在這裏，作為每一部門的官僚，即使有貪汙之心，也無法把他們所能弄到的實物轉化為貨幣。而國家對每一部門或企業的撥款，都是專款專用，一目了然。如果一分一厘被動用，馬上就會出現漏洞，政府控製極為快捷，不會出現今天這種動不動就上億元的大案。人們最多看到某某領導，利用職權動用了公家的車子，開後門買了點市場不易買到或便宜一點的商品等小問題；亦或為子女謀取了一份較理想的工作而已。

此時的中國是一個城鄉兩極分化的社會，但是，處在兩極中的每一家庭和個人在分配上幾乎是平均的，盡管這是一種貧困的平均化。在這個大環境中，每一家庭和個人的經濟狀況也是一目了然的，大家過的是一種類似於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哪家桌子上多了幾片豬肉，隔鄰也一清二楚，甚至會在開飯時跑過來扡上一筷子。別說貪汙腐敗，就是任何一點的多吃多占，也在眾目睽睽之下。

這種低效能，並造就貧困的體製，卻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它沒有大規模的貪汙腐敗的環境，除了權力的最高層之外，絕大多數的官員還比較廉潔。

經濟體製政革，基本上實現了由單一的公有製經濟轉變為多種經濟並存的格局，簡而言之，也就是公私混合型經濟。這一轉變，在一定的程度上解決了社會經濟沒有市場，沒有動力的問題。目前，私營經濟的產出在整個GDP總額中的比重已大大超越了國有經濟，並解決了大約七億人口的就業問題。這也是中國經濟近幾十年能夠高速發展，並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根本原因所在。從另一方麵看，國家仍然控製和壟斷了土地和幾乎所有的自然經濟資源,以及一些重要產品的市場， 這也就決定了這個市場又不同於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競爭的市場，它依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壟斷特性。

所謂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色，其實就是國家依舊對土地和主要經濟資源的控製和壟斷；以及由此產生的壟斷與競爭並存的市場；加上一成不變的一黨專政，即權力的壟斷。正是這種三位一體的特色的社會主義與私有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碰撞，造就了具有中國現階段特色的“製度型貪汙腐敗”。
 

勢必產私營經濟的興起和發展勢必產生對土地或其他經濟資源的需求。房地產商總是希望自已能得到地理位置最優，最有開發價值的土地；大型項目的承包商總是希望自已是國家項目唯一的中標者；需要巨額資金投入或周轉的企業，總是希望銀行能不計風險發放貸款；甚至連某些空手套白狼的創業者也希望既能搞到國有土地和國家掌控的經濟項目或特許的權利，同時又能獲得國有銀行的貨款，一夜致富。

公有製的最大特征，就是社會的成員名義上都是所有者，但實際上誰也管不了這部份屬於他們的資產。平均化的占有，對全民而言，往往隻有抽象的意義。現階段政府手中以土地為主的自然資源和國有控股銀行的資產，以及名義上股份化了的國有企業, 是由政府指定的各級官員（有的名為某銀行或某集團的董事長，實質上是政府任命，享受政府級別的官員），實際代表政府來掌控的。他們對這些資源和資產擁有超越市場的實際支配權和決定權。既可以決定把這些資源和資產批給誰，作何使用；也可以決定企業和國家的項目發包給誰。資源與資產一旦與壟斷權力結合，政府官員很容易將政府賦予的這種特殊權力轉化為私人資本。現在的官僚，不論職務高底，都懂得權利轉化為資本的訣竅，一朝權在握，便把錢來搞，如果認真查下去，從鄉長，副鄉長，到省長，副省長到各部長、副部長，他們所擁有的家產和消費水平，幾乎沒有與其正常收入相符的。

在這種情況下，私營公司，甚至有獨立經濟利益的國有股份公司為生存發展，所產生對資源和資金的需求，對各種項目的爭取, 都很難從市場中公平競爭得到。換言之，這些資源、資產和重要項目,都壟斷在政府的各級大大小小的官僚手中，市場的正常遊戲規遭到了破壞，市場功能受到了捆綁。例如，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中，某人擁有一塊土地出售，到底這塊土地賣給哪個開發商，基本上取決於開發商的出價和開發商可給土地所有者帶來的綜合利益。當這塊土地屬於公有，其支配權和決定權在政府官員手中，他們為把公有的收益轉為個人的收益，完全可以把市場撇開或把市場當作一種掩飾，私下根據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決定手中這塊土地歸誰使用。你的出價高，給社會帶來的綜合利益大，但對當事官僚或官僚集團輸送的利益不大，隨便找個借口，你就可能出局。這就使得這些企業和個人不得不按照這個壟斷市場的另一套潛規則來獲取自已的需求，這就是賄賂相關的官僚或與他們分享利益，使他們成為自己的合夥人。

由此，也讓我們看到了，在一個土地和其他主要資源、資產和項目, 都壟斷在各級政府官僚的手中，權力已轉化或正在轉化為資本的社會裏，私有資本發展過程中的無奈。以盡可能小的投入獲得最有價值的資源，進而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是資本的本質衝動，無可非議。盡管在這一追求的過程中，魚龍混雜，各自的立足點不盡相同，有想通過合法手段來實現追求的，也有一開始就想走歪門斜道的，但殘酷的現實讓那些想走合法之路的私營企業和個人也逐步明白了一個道理，合法之路難，難於上青天。而且，非法手段往往耗費小，利潤大，收效快，在競爭中更具優勢。最終大家都從不同出發點，走上了不得不違法的不歸之路。

把現階段貪汙腐敗的原因歸為製度的人不少，但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是現階一黨專政的政治製度造成的，以為隻要實現了民主製度，建立和建全監督機製，就可以克服現階段官僚階層的貪汙腐敗問題。執政黨甚至幻想，通過自身的監控來解決這一問題。

不可否認，國家權力的壟斷，缺乏民主的監督機製，使法律，法規流於形式，無法執行，促長了官僚階層的貪汙腐敗，是形成官僚腐敗的一個重要條件。民主製度的建立，可以增加社會資源管理的透明度，更有效地打擊貪汙腐敗。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權力的壟斷並不是形成貪汙腐敗的根本原因。民主製度也不是萬能的，法律可以把貪汙腐敗份子送進大牢，甚至可以對罪行嚴重者處以極刑，但沒有辦法阻止貪汙腐敗的持續產生。

如前所述，改革開放前，中國也沒有實行過民主製度，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程度比現在還高，民眾根本沒有說話的權利，更談不上什麽製約機製，但是，那時並沒有出現這種規模性和規律性的貪汙腐敗。

壟斷的權力隻有在特定的基礎之上才能轉化為私人資本或變成官僚階層的個人利益。 一方麵是因為公有經濟的存在, 官僚階層手中壟斷了有限的自然資源和資產, 以及部分重要的市場資源，有了利益輸送的來源或供給：另一方麵是私有經濟的出現, 它們對這些壟斷資源和資產有著迫切的需求。二者超越市場競爭規則的交易，既是私人資本需求實現的過程；也壟斷權力將公有資產和公共利益轉變為官僚階層私人利益的過程。現階段層出不窮的貪汙腐敗正是這種公私混合經濟和權力壟斷綜合作用的必然產物。

其實，這種類似的情況，我們是有過經曆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進行市場和價格體製的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即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實行計劃經濟，其他產品則由市場調控。有些研究改革的學者順著這種大政方針，提出價格體製改革的“雙渠價價格”或“雙軌價格”方案，即把價格體係，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為計劃價格；一部分為市場價格。如今的發改委主任馬凱當年就是靠著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一篇論證雙渠價格合理性和重要性的文章，一炮而紅，被高層相中。但實踐的結果表明，把這種不同的價格體係人為地捆綁在一起，曾造就了中共執政以來最大規模的“官倒”。計劃價格的資源和商品，一般都是自由市場難以買到的，並且價格低於市場價格。掌握計劃價格資源和產品的官員，隻要把這些資源和產品批給哪個公司或個人，拿到自由市場一倒賣，就可以賺大錢。這一時期市場上最流行的交易方式，就是倒賣批文。這種“官倒”現象的出現，導致了民眾的極大反感。其實，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直接起因，就是反“官倒”，這次衝擊最後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才得以平息。後來的解決辦法其實也很簡單，就是改變改革的思路，讓市場經濟擺脫計劃的控製，取消計劃價格。於是乎，以“官倒”為特征的以權謀私現象也就隨之基本消失了。這一階段的曆史，也啟示了從根本上化解“製度型貪汙腐敗”的出路。

 消除貪腐，路在何方

在單一的公有製和高度集權的體製下，不曾有過大批量的，規律性的貪汙腐敗現象出現，而在這個體製中增加了一個條件，即私有製經濟，貪汙腐敗就應運而生了。這說明現行體製中存在著不同性質的經濟體，不能通過市場經濟的自然法則來匹配和相容問題。如果人為地將兩種經濟捆綁在一起，勢必對社會政治和經濟產生具有極大傷害的反動力。實際上，要消除製度型貪汙腐敗，中國又麵臨著一次向何處去的問題。

現在能否選擇重新回到改革之前，通過公有製和集權的方式來消滅這種製度型貪汙腐敗呢?

實踐表明, 經濟的公有化是行不通的。從歐文的共產主義實踐，到列寧的軍事共產主義，再到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的失敗，都是極有說服力的證明。改革前中國的兩種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也是極不成功的，使中國人民被貧困糾纏了幾十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體製改革是必要的，並沒有錯。回歸過去，勢必犧牲國民得來不易的幸福生活，犧牲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這也是不可行，不得民心的。

那麽，在已有的框架之內, 通過執政黨自身的監督和嚴厲的打擊，是否可以消除官僚階層大批量，規律性的貪汙腐敗呢?

不容置疑，習近平上台後，加大了打擊貪腐的力度，甚至打破了中共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潛規則。對此，民眾無不拍手稱好，對習近平抱以極高的期許。值得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之後，雄心勃勃開展打擊貪腐並不是從習近平開始的，對官僚階層的貪腐出以重拳也不是沒有過先例。曾記否?朱鎔基麵對中共高層大麵積的貪汙腐敗時，立下的擲地有聲的誓言：“我這裏準備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我自己，無非是個同歸於盡。”然而，直到他任期結束，官僚階層的貪腐並沒有得到有效的控製。就連他的親信，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也因貪汙腐敗中箭落馬。胡錦濤上台時，也展開過聲勢浩大的反貪腐行動，並將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繩之以法。他結束任期時，不僅積極參與幫助他反貪反腐的許多省委書記，甚至連薄熙來，徐才厚和周永康這樣的政治局委員，常委也卷入了貪汙腐敗的大潮。

近年來，民眾也非常不解與迷惑:當年被選入體製內的貪官們，幾乎個個都是某一地區或某一部門的優秀青年，個個都懷有為國，為民做貢獻的赳赳抱負，為什麽轉一進入體製內，如此多的人，一批又一批，淒慘慘地成了罪犯呢？

對不可避免的製度型貪汙腐敗, 如果不從製度的層次去尋找方案，而是采取一種類似於幾千年前, 華夏祖先鯀治理洪水的方法, 四麵迎戰，層層圍堵，其結果自然也會如出一轍，堵了東邊,
垮了西邊, 治了南邊，淹了北邊，忙於應付，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中國經濟的實踐表明，私有製在現在的經濟體製中是產生活力的關鍵。這一點，也被西方最近的經濟的實踐所證明。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和英國其所以能夠率先走出危機，前者就得益於這個國家最徹底的私有經濟體製，後者則與當年撒切爾主政時所搞的公有經濟的私有化改革，有著密切的傳承關係。反觀公有經濟比重尾大不掉的法國和意大利，則有進入第三次衰退的可能。既然，在中國經濟中，私有經濟具有神聖的不可替代的力量，而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混為一體，加上權力的壟斷和權力對經濟領域的深度幹涉，又不可避免地產生“製度型貪汙腐敗”，那麽，能否換一種思路，突破意識形態的束縛，去尋找一種既有內在動力，而反動力相對較小路徑呢？

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既產生了製度型貪汙腐敗，也已經有了消除製度型貪汙腐敗的基礎。現實中的二律背反，向我們啟示了問題的產生與解決問題的可能，產生於同一命題之中。這就是在現有的基礎上，把改革開放更進一步，徹底私有化。

現在，城市中的國有企業己經股份化，雖然老百姓還沒有成為真正的股東，但有一點十分重要，就是所有權已經或正在量化。如果再進一步，把屬於國家或原全民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分門別類，組成若幹股份公司，把這些資產的所有權統統量化。在這些國有資產還沒被為官僚階層和與之勾結的私有資本完全竊為己有之前，把這些股份，按公平的原則分配給社會的每一成員，讓老百姓名符其實地當一回所有者。自己按照自己的意願通過市場來管理屬於自己的資產，即通過購買和出賣自己的股票，以及參與股東大會，用投票來表達自己的意願，而不是通過權力這一中介來代理。這樣一來，他們的財產被權力的執行者貪汙揮霍或私下相送的可能性也隨之大大降低。經濟改革是由農村開始的，這一回，由國有資產的所有權量化和分化為起點，從城市開始，積累經驗，逐步推向農村，來一次城市包圍農村。因為量化了的，以資產形式存在的所有權關係比原始的物質形式存在的農村土地公有製更容易分配和分化。

公有製向私有製的轉化，將使社會的另一個特色，權力的壟斷的物質基礎不複存在。權力失去了可以任意支配的經濟資源，它的能量將被限製在一個特定的範圍。權力轉化為當權者的個人資本或財產的機會和範圍將大大縮小。市場競爭機製的束縛將得到解放，這也就是民眾所盼望的經濟民主化的水到渠成的進程。從此，私有經濟發展的各種需求，將通過市場取得，任何試圖用市場以外的不規則手段或超經濟的行政權力謀取利益的企業和個人將很難達到目的。市場的關係簡單了，競爭公平了，企業能否獲得利潤和超額利潤，能否做大做強，將取決於自己的決策和管理水平，對市場的評估和切入時間的把握的正確與否，以及創新能力等正能量，而不需要低三下四，向官員輸送利益，搞歪門邪道了。換言之，造就製度型貪汙腐敗的平台也因此而拆除了。

經濟的私有化，也是政治民主化的最好切入點。從以革命手段實現的公有製經濟，過渡到徹底的私有經濟，不可避免的是再一次人為的，超自然的轉變。這是一次有難度，更徹底的改革，是在曾經以革命的手段造就的遺產上不得已的選擇。公有資產平均化之後，獲得以股分形式存在的私人資產，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這種交易的發生，將使這種人為的平均化進行一輪市場機製下的重新組合。私有經濟強調的是公平的起點，均等的機會，卻不會維持和造就一個平均化的結果。正是這種分化和每一個體向上的追求，形成勢不可擋的動力，推動財富的增長，人類生活品質的改善和社會文明的進步。

與社會財富公平的分化相對應的是，各種不同層次的群體的出現。這種變化，客觀上會要求不同的政黨，團體和派別來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原有的一黨獨裁的格局已不能承載和代表各種不同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也不可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分化出不同的派係或團體已不可避免。此時，也就進入了達成政治的民主化的共識的瓜熟蒂落的季節。政治民主化，不僅為各階層民眾進入國家的各級管理層提供了均等的機會，也解決了長期以來權力壟斷體製內，缺乏合理，合法，有效的對官僚階層的貪汙腐敗的監管功能的問題。競爭機製的介入，民眾選擇範圍的開拓，德財兼備的優秀人才進入領導層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往前一步，前程似錦，國民的美夢成真；後退和停滯，貪汙腐敗將逐步吞嗤改革開放的成果，造成難以收場的民怨，失去平和，理性地走向民主憲政，並構建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製的機遇。

 

 

 

 

 

 

 

[shamrock100]

問題是很多拉美國家和印度這樣的國家並不能通過憲政民主得到國力的提升， 相反還每況愈下。 一旦搞民主選舉， 一個國家的主權就很容易被別的強國通過選舉操縱。所以除非強國不可能有獨立的憲政民主。 樓主是怎麽考慮這兩個問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