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四.劉少奇否定毛式烏托邦的艱難曆程
麵對高饒的強烈攻擊，劉少奇驚險過關，不得不違心放棄自己的觀點和主張，被迫支持，參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但是，當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實踐造成全國性的災難的時，他再次領頭，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反對和否定毛澤東胡作非為。
1.試圖通過反冒進，製約毛澤東的大躍進和全麵公有化的狂熱
毛澤東親自並且利用高饒對劉少奇和周恩來關於過渡時期的主張批判和攻擊，平息了中共內部對新民主義社會的不同聲調。1953年6月1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於總路線的宣傳提綱上，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一步完整準確地表述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從文字上來看，它肯定了要在城鄉全麵消滅私有製，過渡到社會主義，在時間上還留出了十年到十五年的餘地。直到今天，還有不少馬列主義的書呆子認為後來中共的社會主義其所以不成功，主要是步子太快，搞急了，脫離了生產力的水平，但總路線的基本的方向是對的。
蘇聯的社會主義怎麽說也比中國建國後十年到十五年的生產力水平要高，結果也失敗了。按這種邏輯推導，改革開放後，中國經過三十年的建設，生產力水平已大大提高了，因該全麵消滅私有製，進入社會主義了，但是現在不僅不能消滅私有製，相反國有企業都要私有化或股份化，私有經濟在國民總產出中，已超過了公有經濟。而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發展，恰恰是私有製的複蘇和發展帶來的。不僅如此，即使在當時，毛澤東的心中隻有一個念頭，就是要消滅私有製，實現社會主義，時間是唯不足道的，隻是隨便說說，暫時用來忽悠一下數以億計的被改造者，一旦需要，馬上可以改變。
在毛澤東的狂熱鼓動下，轟轟烈烈的全盤公有化的高潮在全國展開。從1953年下半年開始，到1956年僅近三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城鄉手工業和農民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
資本家的財產被象征性贖買，實質性的無償剝奪；城鄉手工業被簡單的，並無內在聯係的拚湊成無數大小不等的合作社；農民土地私有製被初級社和高級社完全取代。無論是原來就有土地的自耕農還是從土改中分得土地的翻身農民，一夜間全部被共產了。資本家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和經營管理的實際權力，特別是工人成了所謂的主人後，工人的勞動報酬采取了吃大鍋飯的形式，不論幹得好壞，資本家既無權幹涉生產經營，更無權解雇消極怠工的工人。生產經營的一切活動不得不以國家計劃為轉移。所以，到了1956年左右，原屬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一塊，已失去發展的動力，無法向社會提供多層次的產品和服務。
手工業和農業合作社，把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簡單的湊合在一起，美其名曰：集體所有製。隨著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合在一起的生產資料，均等的屬於合作社的每一成員所有。生產資料一旦均等的屬於每一成員，在利益分配上就可以作為一個等一條件被抽象掉。誰也不是所有者了。在完全以體力勞動生產的合作社裏，即使把體力勞動作為決定分配的根據，也就是所謂的按勞分配，其實也是吃大鍋飯。人與人之間，在體力勞動上或者說體能的付出上並無太大區別，根本無法體現個人生產經營的能力和水平。這樣一來，大家也不會去關心生產資料和資金的合理利用，以及生產過程的合理經營。很快這些一哄而起的城鄉手工業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就出現了資金短缺，勞動者出勤不出力，消極怠工的現象，有的甚至難以繼維持下去，打下的糧食不夠維持合作社成員的溫飽。
此時，要搞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又不能不加大對國營重工業的投入。大型的國營重工業工人人數增多，在國民經濟的比重變大，最能反映一個地區社會主義化的程度。因而各省市和地區都競相爭取這樣的企業上馬，投入的要求和指標越定越高，層層加碼。據1956 年1 月5 日國家計委報告，各省、市、部門要求的投資達153 億元，後增加到180 億、緊接著又增到200 多億元，比1955 年預計完成數增加1倍多，而全年財政收人隻增長9 .29%。這不僅造成了鋼材，水泥，木材等原材料供不應求， 從整個社會來看，輕工業產品，農產品的供應更是越來越來緊張。
其實，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不會不清楚，整個社會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短缺其根本原因在於全盤公有化或者說社會主義化。後來匈牙利的經濟學家科爾納曾把短缺歸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征。
早在1955年，劉少奇就支持鄧子恢對那些維持不下去的農村合作社進行停，縮，整，並要求在全國砍掉20萬個經營不善的合作社。劉少奇認為，生產力水平、工業化程度是農業集體化的條件，離開這些客觀條件談合作化隻能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
毛澤東卻認為最重要的條件是億萬農民群眾所蘊藏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他認為土改之後農民有這種積極性，若不及時利用，等到新富農大批出現了，農民不那麽窮了，這種千載難逢的曆史良機就要錯過。那時再讓農民走上集體化的道路將成為一件極其困難的任務。在毛澤東的心裏，他最怕農民富裕起來，寧願窮，也不要出現新富農和資本主義。他認為農民忙時吃幹，閑時吃稀，再摻點瓜，果，芋頭之類的雜糧，吃個半饑半飽就行了。
劉少奇和鄧子恢都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被譏諷為小腳女人，看不到農民的積極性，老是跟在後麵埋怨別人走快了，是保守主義。（35）在毛澤東的壓力下，劉少奇和鄧子恢隻砍了大約兩萬個合作社，不得不草草收場。
當全盤公有化和社會主義化的危害波及到全國時，劉少奇再次與周恩來，李先念，陳雲和李富春等人聯手，抓住農輕重比例失調的現象進行反擊，試圖延緩毛澤東社會主義化給社會和人民帶來的危害和震蕩。
在1956年4月下旬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要求1956年的國營企業的基建項目要再增加20億，受到在一線主持工作的負責人的反對。周恩來反對毛澤東的主張，毛澤東根本聽不進去，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又試圖當麵說服毛澤東，毛澤東非常生氣，不願再聽這些反對意見了，幹脆屁股一拍，離開北京去了外地。（36）
周恩來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對訂高了的1956年國家預算交換了意見。起草了《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這份報告強調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
劉少奇在6月份主持的中共中央會議上支持了反冒進的觀點，不僅沒按毛澤東的意見追加20個億，反而在原定的147億的基礎上，削減了5%。在6月10日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批準了《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6月12日，周恩來和陳雲聯合主持國務院第30次全體會議，在討論通過《1955年國家決算（草案）和1956年國家預算（草案）》時，進一步統一國務院係統反冒進的思想。
會後，劉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一文。該文寫出以後，劉少奇親自做了修改，並送去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不看了。6月20日，《人民日報》以社論的形式發表。文章表麵上也談反對右傾，但實質上鋒芒指向急躁冒進。而這個冒進的總後台就是脫離實際，從本本出發的毛澤東。劉少奇試圖在黨內外形成一種輿論，讓毛澤東有所反省，放慢社會主義的步伐。按照毛澤東後來的說法：這篇文章是批判我的，我為什麽要看。
2.反冒進受到批判，劉少奇失去與毛澤東平等討論問題的資格
在劉少奇與周恩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等在一線主持實際經濟工作的負責人達成共識後，反冒進從1956年下旬到1957年秋季，搞了一年多一點時間。毛澤東終於忍不住了。
1957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向全體中共中央委員作了以《做革命的促進派》的演講。他批評了過去一年在中央占主導地位的反冒進。他認為，去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一個多、一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誌叫冒了。我還想恢複這個口號。二是掃掉了促進委員會和促進性質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黨委會變成了促退會，他主張要複辟，繼續促進。
1958年1月12到23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進一步批評反冒進，他說，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 六億人民泄氣，還有什麽群眾路線? 反冒進傷了許多人的心，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冒進是全國人民烈焰衝起來的，是好事，部分是壞事，但這是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要弄清大局小局，九個指頭是大局，一個指頭是小局，不要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反冒進把前進放在第二位了。反冒進反得那麽厲害，把群眾的氣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黴。右派把一些同誌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五十米遠了。毛澤東在這次長達十天的會議上，重重複複，顛三倒四，不厭其煩批評反冒進，逼著反冒進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認錯。
這次會議上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調子作了檢討，承認反冒進是一個帶方向性的動搖和錯誤。沒有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係變革後將要有躍進的發展。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現出畏縮，常常隻看見物看不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誇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
劉少奇在這次卻沒有附和毛澤東，陳雲和薄一波等中共大員也保持了沉默，但是，在隨後召開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窮追不舍，利用他自延安整風以來在中共內建立的絕對權威，逼迫所有的黨政大員繼續批判反冒進，劉少奇等人最終還是頂不住了。
毛澤東在會議上說：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采取哪一種? 我看應該采取冒進。以後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反冒進這個口號不好，吃虧，打擊群眾。反右傾這個口號為什麽不會打擊群眾呢? 反右傾所打擊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氣、暮氣、驕氣、嬌氣，一些人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應該加以打擊。
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和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不得不為自己在反冒進問題上跟不上毛澤東的思路作檢討。劉少奇在成都會議上承認自己的設想與毛澤東的設想是有距離的，沒有意識到社會主義的建設，發展工業和農業的速度問題，是一個方針問題。他試圖聯手務實派拖延毛澤東社會主義實踐的盤算再一次落空。
值得慶幸的是，毛澤東這次對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人反冒進的批判，並沒有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反冒進的所有黨政要員做了自我批評後，都得以全身而退。他沒有像以往的黨內鬥爭那樣，把反對者搞得身敗名裂。毛澤東說：大家都是為黨為國，不是為私。反冒進的性質還不是路線問題，而隻是在一個時期一個問題上的方針性“錯誤”。毛澤東其所以這麽開恩地對待他的反對者，並非平白無故：
1957年毛澤東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時，受到了赫魯曉夫的刺激，對中國他自己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有了新的設想。在慶祝活動期間，赫魯曉夫提出了十五年趕上和超過美國的口號。於是毛澤東提出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加之，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很反感，擔心產生中國效應，他把1956年中共八大通過的反對個人迷信的決議看作是對自己個人權威的威脅。他不僅要在經濟上超越帝國主義，而且要與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蘇聯競爭，看誰先進入共產主義。大變在即，急需幫手，毛澤東最講策略，他也能忍。隻要這些反對派能變成他的擁護者，他可以暫且放這些人一馬，以後再來追究。加之，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判幾乎是與反右運動同時展開的，他不能在打了幾十萬右派後，再將這批與自己不同看法的中共高官完全打下去，他有樹敵太多的顧慮。
成都會議除了要把中共內部的不同意見統統消滅，把全黨的思維完全統一到毛澤東的思想上來之外，就是要推翻中共八大反對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的決議，鏟除對毛澤東個人權威的懷疑和威脅。毛澤東認為，這種懷疑和威脅將會影響他的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
毛澤東親自向與會的中共高幹們洗腦，他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麽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
上有好者而下必趨之。毛澤東此話一出，立刻就有人抬轎。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表示：對主席就是要求迷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更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會議再塑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黨內的不同意見，完全被打壓下去。
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說過，劉少奇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後，基本上失去了與毛澤東平起平坐討論問題的資格，凡事都是毛澤東說了算，造成了毛澤東的一言堂。原先與毛澤東不同意見的劉少奇，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人不得不與毛澤東保持一致，聽任毛澤東推行他的大躍進設想。
3.臨危受命，收拾毛澤東甩下的爛攤子
為了配合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判，人民日報在1957年11月13日發表了《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該文在批判了反冒進的觀點時，提出了躍進一詞。毛澤東極為欣賞這篇社論中的躍進的提法。毛澤東認為這個口號剝奪了反冒進的口號，其功不在禹下。建議把一號博士的頭銜給發明躍進這個口號的那一位或幾位科學家。
毛澤東的大躍進包括兩方麵的內容:一是生產關係的躍進，要從社會主義躍進到共產主義；二是工農業生產的躍進，具體來說，就是要在糧食生產和鋼鐵生產上放衛星，在經濟上超越英國。
成都會議後，毛澤東向陳伯達透露了他建立共產主義大公社的設想。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作了《在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的演講，傳達了毛澤東的設想，他說：“毛澤東同誌說，應當逐步的有秩序的把工（業），農（業），商（業),學（文化教育），兵（民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在這樣的公社裏麵，工業，農業和商業使人們的物質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這種物質生活的人們的精神生活，而全民武裝是為了保衛這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很顯然，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在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在這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國民經濟和文化普遍高漲的時候，人們已經看得見我國將由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為期不遠的前景”（37）
同一天，《紅旗雜誌》發表了陳伯達題為《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在文中，陳伯達借對湖北鄂城旭光合作社如何變成一個既有農業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的分析，稱這種組織實際上就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它創造了消滅工農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區別，順利進入共產主義的條件和正確道路。
1958年7月，河南省遂平縣嵖岈成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陳伯達秉承毛澤東的旨意，不僅代表毛澤東親臨該社表示支持，而且在這裏全麵進行取消貨幣，消滅商品，將小社改為一縣一大社的試點。8月，遂平縣辦起了以縣為單位的大型人民公社。取消了貨幣和商品關係後，實行公給製，家庭已處於半消亡狀態，取而代之的是公社食堂。公社發行流通券，在全縣各食堂間流通。
8月17日，中共在北戴河召開整治就會議，陳伯達起草的《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試行簡章（草案）》，經過毛澤東親自修改後，加上他寫的按語：此件請各同誌討論，似可發各省，縣參考。9月1日，《紅旗》雜誌全文轉載了這個簡章草案，並加了鼓動性的編者按。與此同時，毛澤東本人也風塵仆仆地去了河北，河南，山東和天津等地煽風點火，落實和推廣自己設計的共產主義宏偉藍圖。
在河北省徐水縣，當毛澤東聽到該縣計劃畝產2萬斤的穀子和畝產100萬斤的山藥，毛澤東明知是假的，不僅不製止，反而連連叫好。縣委書記告訴毛澤東，這個35萬人口的縣，當年可產12億斤糧食,拿去換機器也用不完。毛澤東聽了很著急，擔心全國的糧食都豐收，糧食吃不完這麽辦。他想來想去，隻好建議公社社員一天吃五餐。在這裏，毛澤東還參觀了公社的小土爐煉鋼廠，廠長告訴他，一天可煉200斤鋼。他從這裏得到了靈感：全國各地築上數以億計的小土爐，每個土爐一天出200斤鋼，中國的鋼產量很快就可超越英國和美國這些西方發達國家。
在河南省，毛澤東在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陪同下，考察了七裏營公社。對這裏的公共食堂，托兒所，敬老幸福院和社辦工廠，以及畝產1千斤的皮棉，畝產3萬斤的雲煙和畝產2.5萬斤的玉米讚不絕口。並留下鼓舞人心的聖旨：有這樣一個社，全國就會有好多社！
在山東曆城縣北園農業社，毛澤東聽到的水稻產量比他幾天前在徐水縣和七裏營的產量還要高，計劃要達到每畝4萬斤。當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譚啟龍告訴毛澤東這裏準備辦大農場，毛澤東再一次脫口而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他的好處可以把工農兵學商結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從此，毛澤東效應一發不可收拾，人民公社在全國農村一哄而起，全麵開花。整個中國農村全麵人民公社化，公社食堂完全取代了一家一戶的小鍋小灶，社員的生老病死，吃喝拉雜，全由公社一手包辦。140年前，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實踐共產主義的夢想破碎之後，毛澤東偏偏不信邪，再一次鑽進了這個死胡同。
毛澤東在考察徐水，七裏營和曆城等地的人民公社時，對一些農產品的產量和缺乏常識的土爐煉鋼的做法，明知是天方夜譚，不僅不製止，反而裝聾作啞，大為讚賞，引發了全國範圍的非理性躍進。全國有一億民眾先後投入了土法煉鋼運動。煉鐵用的焦炭不夠，用普通煤來代替，普通煤不夠，砍伐樹木燒成木炭來代替。山上的樹木，屋前屋後的綠化林，幾乎砍伐殆盡。家庭的鐵鍋，鐵鏟，統統當作原料進了土煉鋼爐。各地競相在糧食和鋼產量上吹牛造假的數目也越來越離譜：
1958年6月9日，湖北襄陽，平均畝產2000斤；6月11日，河北魏縣畝產2394斤；6月16日，河北穀城畝產4353斤；6月30日，河北安國畝產5103斤；8月1日，湖北孝感畝產15000；8月13日，湖北麻城畝產36900斤；9月18日四川郫縣畝產824525斤。1958年，農業部統計各省報上來的糧食總量已達一萬億斤以上。
1958年9月14日，貴州省首先放鋼鐵衛星，9月份煉出生鐵14000噸；9月15日，河南省一天煉出生鐵1893.92噸；195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確定這天為全國衛星日，全國日產鋼6萬噸，鐵30萬噸。這一天，有九個縣生鐵產量超萬噸，73個縣超千噸。北戴河工業書記會議規定，全國9月份要產鐵200萬噸；10月份，280萬噸；11月份，320萬噸；12月份，350萬噸。9月份，要產鋼120萬噸；10月份，100萬噸；11月份，200萬噸；12月份，220萬噸。國家計委也在毛澤東的壓力下，一再提高鋼產量，1958年要求達到1070萬噸。（38）
事實上，公社化運動和生產大躍進的災難早在1959年初就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出現。工農業生產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的趨勢。許多農村人民公社的食堂已經到了沒米下鍋的地步。山東，河南，湖，安徽，甘肅已經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城市的糧食，農副產品和日常用品的供應已經非常緊張。
早在中共的八大期間，受到蘇聯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個人獨裁的壓力，毛澤東曾故作姿態，表示要退居二線，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一職。但隨著形勢的變化，他不僅沒有退的意思，反而比以前表現出更為專權的勢態，大事小事，不分巨細，到處插手。南寧會議上，他曾批判中國的政治設計院不在政治局，政府部門搞分散主義，恨不能把大全都集中到他一個人手中。
現在，眼看自己一手操辦的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美夢逐步破碎，民眾被他領進了災難的陷阱，毛澤東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他有了收不了場的恐懼。他曾對吳冷西說，搞經濟，我們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去年是打了一次敗仗。在這種局勢下，迫使他不得不再次考慮以退為進，把處理這個這個爛攤子的任務甩給劉少奇。
1959年4月18日到28日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大會上，劉少奇臨危受命，正式接替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接手後，他和許多在一線看到問題的嚴重性的中央和地方大員，試圖說服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問題上盡早退卻，糾正左的偏差，避免更大的損失。
在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劉少奇講得非常有針對性， 他說：“不要輕信，要有具體的辦法使人不說假話。去年一股風，批評右傾保守，插白旗，老在帽子威脅下，說老實話的人不好混… …五八年躍進吃了五七年的庫存，預支了五九年。”
朱德也在會上反對人民公社，他說：“要認識農民還有私有者的一麵，對農民私有製要看的重些。……要讓農民富裕起來，不會成為富農路線。”
彭德懷上山後，在西北組發言公開指出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狂熱，責任在中央，包括毛澤東在內。
早在廬山會議前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他曾當著毛澤東的麵說“大躍進政策從根本上來講，是不是錯了，我看是錯誤。錯的東西光在會上說說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過來，其後果不光影響到軍隊無法落實戰備，更嚴重的是嚴重影響到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到那時候，恐怕人民就不會相信你共產主義了。”對彭德懷的發言，毛澤東已經有些不高興了，稱彭德懷是武人憂天，要彭德懷不要幹涉軍隊以外的事。
眼看廬山會議就要結束了，但會議並沒有對毛澤東的公社化和大躍進做出任何實質性的否定，也沒有拿出具體的措施來糾正公社化和大躍進的錯誤，彭德懷不得不將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以書麵的形式向毛澤東陳述。
彭德懷的意見書受到中共內許多人的讚成，張聞天發了三個鍾頭言，支持彭德懷的看法。通篇8千言，隻用了270個字講成績，還附加了39個但是，幾乎都是講的問題。
經過幾十年的反思，張聞天由過去的教條主義者轉變成了務實者，而過去的務實者毛澤東卻轉了一個大圈，惡補馬克思主義，陷入了教條主義的沼澤，二者對換了一個位置。周小舟，黃克誠等人也發言支持彭德懷的意見。就連對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積極擁護者陶鑄，吳芝圃，王任重等省委書記也在會上對過去的做法表示了懷疑和擔憂。
這封信又犯了毛澤東的忌諱，他最怕軍人出來反對他的路線，擔心自己成為遵義會議上的博古。他在大會上發言：“現在黨內黨外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麽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長城，一塌糊塗，要垮台了。”他不僅把林彪請上山來助陣，還利用自己過去在黨內形成的絕對權威，威脅與會的中共高官們，如果軍隊不聽他的，就重上井岡山。毛澤東的反擊，最終導致了會議風向的改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打成反黨集團。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不僅沒被大會否定，反而被會議確定是正確的。
會後，毛澤東親自修訂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人民公社萬歲》，《得不償失論可以休矣》等一係列文件和文章陸續在《人民日報》發表。全國各地立即開展了反右傾思想的運動。一場本來可以克服在萌芽狀態的災難終於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了。
據統計，1960年工農業總產值隻完成了2065億元，隻達到計劃的69.3%，其中還包括水分。農業總產值為415億元，比1959年下降12%。糧食產量隻有2870億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了1951年2874億斤的水平。棉花，油料的總產量掉到了解放前的水平。1960年，農村人均可供消費的糧食由1957年的409斤下跌到了264斤，減少30.3%。
從1959年到1962，那些對公社運動特別積極，搞得早的地區，農民受害最深。最早建立公社的河南嵖岈公社餓死了4000人，占總人口的10%，有的小隊達30%。信陽地區的正陽縣死了8萬人，新蔡縣死了近10萬人。因糧食不夠吃，缺少營養，全國城鄉人口，有20%以上的了浮腫病，餓死和因饑餓，營養不良，導致的出生人口減少的總額約為4000萬人。（39）
在彭德懷被毛澤東打下去之後，既要解決中國大地上全局性的饑荒問題，化解以經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的進一步危害，又要避免向彭德懷那樣，引起毛澤東強烈反彈，失去從實質否定毛氏的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及其引發的經濟危機的機會，這是劉少奇麵臨的挑戰和難題。受中共獨裁體製的製約，他不得不在許多問題上，盡量可能地鼓勵各省市負責人質疑毛澤東的三麵紅旗的正確性，大膽恢複經濟；又不能不對毛澤東有所妥協，避免與毛澤東正麵衝突。
1960年6月，劉少奇主持了由各大區和省市，以及中央各部門的座談會。在會上，對他對全國範圍出現的糧荒問題，浮腫問題，為正常死亡問題，基本建設攤子太大和計劃完不成的問題發表了意見，暗示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成績與錯誤的評估，即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劉少奇指出，現在出現的問題，如不糾正，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就可以發展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 …。
6月18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最後一天，劉少奇又作了個正式發言，批評中央和各省市在加強農業的問題上是想通了，但在基本建設方麵還是不通，總是想多搞一些基本建設。呼籲全黨要下決心不要搞這麽多基本建設。
7月上旬到8月上旬，劉少奇主持了北戴河工作會議。劉少奇在總結講話時提出，要壓縮基本建設，至少最近幾年要把農業擺在首位，各方麵都不要妨礙農業，其他工業盡量地要為農業服務。
最先聽懂劉少奇的弦外之音，並與其配合默契的是在第一線主持計委工作的李富春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國家計委黨組四次向周恩來匯報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意見。要求根據中央上海會議和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對國民經濟進行整頓、鞏固和提高。並且指出編製明年計劃的方針，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周恩來聽取匯報後，把“整頓”改為“調整”，變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這一改變，隱藏了鋒芒所指，給毛澤東的大躍進留了麵子。9月30日中共中央轉批了國家計委的報告，提出把農業放在首位，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正式提出。這一方針的確定，是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麵紅旗的抽象的肯定，具體否定，是廬山會議後，中共內務實派反左傾的一個有意義的開端。
八字方針給足了毛澤東麵子，但毛澤東一開始並不能接受退卻的主張。他還在堅持不久前得到農村餓死人，食堂辦不下去報告時的看法，把原因歸為是由五風造成的，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主張在農村立即開展整風、整社，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搞三反運動，同時繼續堅持農村食堂。
直到1960年11月，大量的壞消息不斷地被披露，毛澤東才開始改口說，三分之一的地區的形勢不好，同時毛澤東還堅信，不要改變過去的路線，僅僅通過調整政策後，幾個月形勢就會好轉。（40）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主持了中共中央於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工作會議。會議討論製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這個條例在充分肯定人民公社的基礎上，對公社的管理體製作了一些規範，但對農村人民公社如何通過自救，解決餓死人的當務之急，並沒有具體的方案。沒有人敢出來挑戰毛澤東的空想這會主義實踐的錯誤。
劉少奇隻好在會上提出各級領導下鄉調查的建議，試圖通過調查的結果，使毛澤東了解問題的嚴重性。減少對一線工作的幹預，能夠放手讓政府部門貫徹執行八字方針，解決國家麵臨的嚴重經濟危機。他在會上指出：1958年以來，在執行三麵紅旗的過程中，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錯誤，受了相當大的損失。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研究，決定後有沒有檢查執行的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他強調，要通過調查研究來改進今後的工作。劉少奇的建議，也給了麵對危機，除了硬著頭皮強調馬列原則，苦無對策的毛澤東一個下台的階梯。毛澤東不但同意，並且高度讚揚了劉少奇的建議。
4.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定否定大躍進和公社化
廣州會議後，劉少奇在他的老家湖南寧鄉，長沙等農村人民公社作了44天的調查研究。
在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的王家灣食堂，劉少奇發現這裏早就斷了糧。農民的孩子在荒蕪的田裏挖野菜充饑。路旁有一堆風幹的人糞，劉少奇用腳搓開，發現裏麵盡是纖維，與馬糞沒有兩樣，他感受到了農民缺糧的痛苦。在他走訪了這裏號稱有萬頭豬的飼養場，發現不僅髒亂不堪，而且隻有幾頭骨瘦如材的豬。農民告訴他，人都吃不飽，那有糧食喂豬。
在劉少奇的老家花明樓炭子衝，劉少奇在這裏找來了許多老鄉座談。湖南的許多匯報材料材料說，農村糧食困難，是因為去年遭受了旱災。他小時候一起放牛的夥伴李桂生和他談起糧食問題。劉少奇問他，去年遭了大旱，安湖塘的水車幹了，塘底能曬穀了吧！李桂生肯定地回答: 沒幹，還有半塘水。劉少奇回憶，小時候旱災，塘裏水被車幹了，塘底幹得能曬穀，每畝地還收了兩三擔穀呀。還有半塘水，說明幹旱並不曆害嘛。李桂生說：叫我看，去年糧食減產，幹旱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我講直話，主要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李桂生講完，還帶劉少奇去看了他們的公共食堂。他指著灶上的一堆萵筍葉，這就是全食堂一餐的菜，炒菜根本沒有油放，吃不飽。劉少奇還訪問了一些農民的家，大煉鋼鐵把鍋都砸了，送進了煉鋼爐，挖了點野菜，都沒鍋炒。許多人得了浮腫病，腿都抬不起，失去了勞動能力。
劉少奇在他的姐姐劉紹德家，外甥女魯新秀告訴他，她所在的食堂兩個月就餓死了11個人，她的父親，也就是劉少奇的姐夫，吃糠粑粑，屙不出屎來，給活活的憋死了。劉少奇的姐姐哭著對他說，老弟啊，你在中央做事，要做點好事，要讓人有飯吃呀！
劉少奇還請來了因思想右傾被撤職的原大隊書記的農民王升平。劉少奇問他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問劉少奇可不可以講實話。劉少奇說，請你來，就是要你講真話。王說：要是叫我講群眾的心裏話，食堂還是早點散夥好。再辦下去，人死路絕。就拿拓目衝食堂來說吧，開夥時有120人，現在不到80人，死了十幾個，跑了十幾個，還有幾個的水腫病住在大隊臨時醫院。過去家家戶戶都養豬養雞，現在食堂裏人都沒得吃的，什麽也養不成。20多戶人家，隻剩下一頭母豬，打鳴的公雞都沒有了。
劉少奇當即向陪同調查的寧鄉縣委負責人表示，過去講公共食堂有優越性，現在看來不是那麽回事。這樣的食堂要解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了。不幾天，寧鄉縣委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正式下達文件，解散全縣的公共食堂。
史學界直到現在都還認為，劉少奇隻是默許包產到戶，並沒有明確表明自己對聯產承包的觀點。事實上，早在這次調查中，劉少奇就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有的農民向他反映，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幹好幹壞，出力不出力，都是一樣，所以生產搞不好。可不可以實行定額包工，即將農活分段承包給農民，按完成的額度記工分，或包工包產。劉少奇認為，隻要能恢複生產，什麽辦法都可以試，可以包工，也可以包產。
劉少奇這次回寧鄉實地調查後，寧鄉縣不但在全縣解散了公共食堂，而且產生了劉少奇效應，農民很快就行動起來，推行包工到戶，包工到組，或包產到戶。靠著這些法寶，該縣生產恢複很快，到四清運動前，寧鄉縣成了湖南最富裕，糧食最充足的地區之一。
劉少奇在長沙考察了天華大隊，這個大隊曾是湖南省的紅旗大隊。劉少奇在這裏住了18天，他發現這個所謂的紅旗大隊，徒有其名，不僅虛報浮誇嚴重，民眾生活困難，食堂幾乎無米下鍋，而且受先進名聲之累，地方幹部之壓，民眾不敢揭露問題。劉少奇在這裏感受到了阻力，進一步認識到要解決大躍進和公社化帶來的經濟危機，有必要對提高第一線幹部對於左傾危害的認識。
劉少奇回到北京後，參加了5月2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劉少奇由過去的暗示，隱晦的批評轉為公開的抨擊毛澤東對總路線，大躍進和公社化缺點和成績關係的評估。同時，也駁斥了為毛澤東推卸責任的“自然災害論”。他將在寧鄉縣聽到農民講的人禍論加以整理提高，在會上提出：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誌講，這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看來，現在看來恐怕不隻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
在在二屆人大會議上，迫於大躍進和公社化出現的的危機，毛澤東曾退到了二線，把國家主席一職卸給了劉少奇，讓劉來收拾這個爛攤子。然而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他尖銳地批評，使他感到了退居二線的危險，他再次自食其言，又站到了一線。現在麵對越來越多的壞消息，特別是劉少奇，周恩來，以及其他中央領導的調查報告，讓毛澤東重新產生了躲到二線去的打算。他在大會上，改變了他過去死不認錯，一再強調成績是主要的看法，極力推崇劉少奇在湖南農村的調查報告。
劉少奇抓住這個機會，與周恩來，李富春等人在會上再一次提出貫徹八字方針，壓縮工業戰線，延長農業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市人口和鋼產量的問題。會上還討論了對在反右傾中被錯誤批判的領導和民眾甄別，平反的問題。
同時，劉少奇利用主持日常工作的機會，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支持和落實了陳雲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以舒緩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和減少2000萬城鎮人口，減輕國家對城市的沉重負擔的建議。主持罷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問題嚴重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在這一時期先後被免職，降級安排到基層或無關緊要的部門。劉少奇甚至提出對一些罪行嚴重的負責幹部應加以逮捕法辦。
劉少奇的這些堅決果斷的措施，對控製當時盛行浮誇風氣，化解省市和基層幹部對八字方針的抵製，減輕了饑荒的進一步擴大，壓縮基本建設規模起了一定的作用。到1961年底，全國關，停，並，轉的全民所有製企業達2.5萬家，縮減了1000萬城鎮人口。
4.八千人大會迫使毛澤東認錯，減少解決經濟困難的阻力
大躍進和公社化的發起人是毛澤東，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批不是被迫，而是確確實實信奉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的信徒，在推行和發揮毛澤東的主張。盡管劉少奇在61年以來，有了一些實權，但是，由於毛澤東並沒有對眼前的困境明確表示態度，這些人對如何看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如何看待經濟困難產生的原因；以及為什麽要實行調整，整頓，充實，提高的方針等一係列問題上並沒與劉少奇及其在一線的領導層取得取得共識。有些領導幹部即使看到了問題所在，但也不敢出聲，更不敢否定大躍進和公社化的錯誤做法，許多化解危機的主張和措施不能順利地貫徹。彭德懷廬山會議被打倒，劉少奇本人在新民主義和反冒進問題上受到毛澤東訓斥的教訓曆曆在目，前車可鑒。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在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中共黨史上極有影響的7000人會議。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就是，鼓足幹勁，統一思想。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行動。
現在大陸學術界通過對毛澤東的一些批文和他周圍一些人的回憶錄的研究，認為這次會議是毛澤東提議召開的，但是，從會議披露的內容和毛澤東後來對這次會議咬牙切齒的不滿態度來看，即使如此，他也是迫於黨內外和國內極其糟糕的經濟形勢的壓力，不得不同意或提出召開這個會議。
會前，劉少奇和鄧小平曾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起草劉少奇將要在大會上作的報告。報告打算分為三部分：形勢和任務；集中與統一；黨的問題。當第一部分寫好後，劉少奇發表了意見，表示不滿意。
吳冷西的回憶說，劉少奇看完初稿，專門到釣魚台找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和胡繩談話。他“劈頭就說，報告的起草，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講的那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意見主要有：（一）過去四年的缺點、錯誤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一身大汗，這才能接受教訓。（二）這幾年的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麵不服。一年來中央逐步改正錯誤，要求各地、各部門也改正錯誤，不能自行其是。（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每個省、每個部都要有例子，一個也不能缺，這種現象太多，太普遍了。（四）這幾年的錯誤，同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隻反右不反“左”、後半段否定前半段、會後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鬥爭，有很大關係，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改正。“劉少奇還囑咐秀才們不要怕這怕那，束手束腳，要敢講老實話，講過頭了也沒有關係，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還要討論，錯了政治局負責。（41）
當按劉少奇的意見修改好的報告送到毛的東那裏，毛澤東起初建議劉少奇的報告推遲三天，由他修改後再講，後來又改變主意，不經政治局討論，直接發給與會代表討論後再做定論。毛澤東其所以再三改變劉少奇報告的程序，應該與報告對三麵紅旗產生的後果，即對現實的評估太實事求是有關。他指望能從基層幹部中獲得支持，反對劉少奇的評估，由群眾來修改劉少奇的報告。毛澤東曆來對自己在民眾中的威信有信心。
報告修改稿出來後，劉少奇又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不照本宣科，隻對報告作補充和闡述。劉少奇在闡述中再次發揮了他的人禍論。他認為：目前經濟困難的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顯然，他的天災說，既是為毛澤東留麵子，也是為自己的工作減少幹擾和變數。人禍才是他的重點。為了讓與會者明白他的重點，他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全國總的講起來，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隻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成績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是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這個“人禍”是怎麽發生的，為什麽會發生這樣嚴重的錯誤，為什麽某些錯誤拖延相當長的時間還不能改正? 劉少奇人為其中的原因，一方麵，是因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不夠；另一方麵，我們不少領導同誌又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製原則。
劉少奇的報告獲得了強烈的反響。許多省的代表都讚成劉少奇的看法。在討論中不少代表發言的矛頭直指中共的路線。（42）
會議期間，彭真在參與整理和修改劉少奇報告的時候，曾明確地把矛頭指向毛澤東。他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誌，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對毛主席不是花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麵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書記處最大錯誤是沒有調查研究。
彭真的這個說法，是劉少奇人禍論的具體化。劉少奇可以說是完全同意彭真的意見的，隻是說法略有不同。他說：有些地方不承認天災，或者隻承認三分，七分是人禍，像河南、甘肅。西北有些縣的同誌，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中央應首先負責，第二是省級，再是他們。我看，這個話許多人心裏有，隻是沒有講，現在他們講出來，就是提高了。
代表們在討論中，對“三麵紅旗”提出了不少疑問和批評。如果說三麵紅旗是正確的，那麽眼下的這麽嚴重的經濟問題又怎麽解釋。如果說三麵紅旗是錯誤的，那麽，勢必激怒毛澤東。雖然，事實擊破了三麵紅旗的神話，但是人們心中的毛澤東神話還沒徹底打碎。劉少奇和鄧小平心照不宣，都知道現階段，真理仍然不是神話的對手。不得不對三麵紅旗仍然采取抽象的肯定，具體否定的策略。
陳雲在為劉少奇整理和修改報告成立的起草委員會上，談了不少自己的觀點，他說：有些問題，隻能在原則上肯定，有些人認為不具體，還有懷疑，我說公開講，過幾年再說，如人民公社，有懷疑的人，容許他懷疑幾年。
劉少奇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談到“三麵紅旗”時，與陳雲的口徑幾乎一致。他說：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麵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劉少奇還說，人民公社還是有點一大二公，將來會看出來，現在難講。
鄧小平幾乎沒有具體談道三麵紅旗的問題，但在他的講話中，多次提到劉少奇的報告，不僅肯定報告的內容，而且提到劉少奇能做出這樣的報告，是不容易的。顯然，他極為讚成並支持劉少奇的報告。
劉少奇在會上還對廬山會議以後中央由反左轉為反右提出了批評。會上有代表提出，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信上講的，不正是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嗎？
劉少奇回答：從那封信的表麵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但毛澤東定的案，劉少奇自知沒有這個能力翻，也不想因此得罪毛澤東，壞了解決民眾饑餓危機的大計，他不得拿出廬山會議毛澤東對彭德懷莫須有的定性來阻止代表對這一禁區的進一步追問。他又說，彭德懷的問題是由於長期以來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
劉少奇和鄧小平都在講話中都強調，要對廬山會議後，各地反右傾，拔白旗，受到批判和處分的幹部和群眾進行甄別和平反。言下之意，除了彭德懷之外，任何受到牽連的案子都在甄別的範圍。從而把廬山會議後的打擊麵大大縮小。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還處理了當年最積極支持毛澤東搞大躍進和公社化的愛將曾希聖。對這段公案，現在有不同的說法。
一種說法是，安徽組在討論問題時，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聖不僅沒對該省餓死200萬人實事承擔應負的責任，反而壓製代表揭露問題。劉少奇代表政治局對曾希聖進行了批判，直到會議結束，還留下安徽的代表討論安徽的問題。曾希聖受到批判揭露後，被調出安徽省。由李葆華接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另一種說法是，曾希聖因在安徽搞聯產承包，受到劉少奇的批判，被調出安徽。現在比較流行的是第二種觀點。國內近年出版的許多專著和網上的許多文章都是這樣說的。
除非以後中共公開七千人大會的原始記錄，可以證明這種說法，至少現在我還認為前一種說法比較符合邏輯，後一種說法很難站住腳。大躍進和公社化時，曾希聖是跟毛澤東最緊的省委書記之一，也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劉少奇骨子裏是反大躍進和公社化的，在撤銷了舒同，吳芝圃，張忠良和高峰這些民憤極大的省委第一書記後，再拿後台最硬，民憤極大，仍在欺上壓下的曾希聖開刀，應該是合情合理的。解散公社食堂後，全國各地都自發的起來實行了包產到戶，毛澤東這時還蒙在鼓裏，並沒表示反對。劉少奇在毛澤東批判包產到戶之前，沒有理由專門到安徽組來批判曾希聖搞包產到戶。
這次大會，民意幾乎一邊倒，發泄對大躍進和公社化的不滿和怨氣，毛澤東發現，民意已經不在自己這一邊了，原本指望與會代表會對劉少奇的報告不滿，利用民以來修改劉少奇的報告的暗算落了空。他不得不在會議上對經濟出現的問題承擔責任。
毛澤東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很明顯，毛澤東的認錯是言不由衷的，不僅沒有說明錯在那裏，也沒有講清楚該負哪一點的責任。或者說，到底是要承擔他倡導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責任，還是總路線的責任。反映了他心裏並不認為自己這些空想社會主義的實踐有錯誤和在形勢逼迫下違心認錯的無奈。
在毛澤東處於極其尷尬的情況下，幸虧他親密戰友林彪發表了與眾不同的看法，拉了他一把。林彪發言時，拋開了寫作班子為他準備的講稿，他說：
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我們應該采取這條路線，應該采取這種做法。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夠多、能夠快、能夠好、能夠省的。我們需要鼓足幹勁，能夠鼓足幹勁；需要力爭上遊，能夠力爭上遊。我們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幹勁的做法，不爭上遊的做法，少慢差費的做法。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麽，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我感覺到，我們同誌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誌，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
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曆史，就是這麽一個曆史… …。
林彪的發言給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李富春，彭真等在第一線指導工作的領導人很大的困惑。把問題上綱上線，不少人感到了壓力。會後，毛澤東稱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馬列主義的講話，建議發至全黨學習，看了很高興。還用譏諷的口氣問羅瑞卿是否能作得出這種水平的報告。
盡管林彪的講話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地為毛澤東評功擺好，但是，來自生產第一線的各級負責人，大家心裏都有一本血淚帳:每一個省，每一個市，為一個縣，每一個公社，每一分鍾都有人在饑餓中死去。除了毛澤東之外，幾乎沒人認同林彪的看法，昧著良心發言支持林彪。
可以說，七千人大會，是對劉少奇建國後與毛澤東產生的一係列分歧的一次總結，誰對誰錯，誰的主張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誰的主張有利於經濟的恢複和發展，代表們，特別是中共高層有了一個新的認識。最後通過的劉少奇的報告決定，不提毛澤東主持製定的《農業發展綱要》和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實際上否決和關上了毛澤東大躍進的大門。
劉少奇當著七千代表，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令毛澤東非常光火。會後，毛澤東曾向江青表露了他的感受，氣憤地說，當時他他憋了一口悶氣。文革時，毛澤東又舊事重提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七千人大會，埋下了毛澤東要除掉劉少奇的火種。會後，中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和林彪怨氣未消，離京出遊，雙雙拒絕參加會議。
4.峰巔之作，支持和放縱三自一包
1962年2月21日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在會上麵對當年財政將出現30億的赤字，主張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劉少奇在會議中提出：現在處於恢複時期，但與1949年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時期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國民經濟的調整貫徹下去。
2月26日，在西樓會議的基礎上，又召開了國務會議。陳雲在七千人大會上曾拒絕毛澤東要他講話的要求，但這次在劉少奇的鼓動下，卻做了《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幹辦法》的報告。會後，劉少奇在這個報告上加了批語轉發全國。他在批語中再次強調在非常困難時期，要確定一個恢複時期，以農業為基礎，全麵調整國民經濟。3月12日，劉少奇再次主持西樓會議，提出恢複陳雲的中央財經組組長職務。
5月7日至11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劉少奇向國務院各部負責人再三強調：現在的經濟形勢，不是大好，沒有大好的形勢。通過了陳雲主持的財經小組提出的1962年整頓計劃。劉少奇在會上說，左了這麽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
劉少奇一手抓調整，整頓，壓縮基建規模，把大躍進搞亂，搞砸了的工業體係逐步恢複元氣；另一手就是不斷強調困難，解放思想，鼓勵地方，跳出傳統禁錮，用非常時期的辦法來恢複經濟。
公社食堂解散後，中國農民自發的創造了在公有製的條件下走出烏托邦的最好形式，包產到戶。這種經營形式，生產資料名義上還屬於公有，但經營的實際權力已回到了農民手中。避免了權力壟斷者的瞎指揮。承包了土地的農民，自負盈虧，經營的好壞與報酬聯係在一起，克服了過去吃大鍋飯的弊端。公有製的法人代表，國家或集體，實際上失去了支配生產資料的權力，除了土地的買賣之外，農民在土地上獲得了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積極性和經營的才智有了發揮的空間。公有私營的形式，既是解決公社化出現的混亂和困難的鑰匙，也是將來是走向私有私營的通道。
劉少奇早就看到了公有化的問題，從中共取得政權後，就一直與毛澤東的治國理念發生矛盾。但是，由於外受蘇聯的影響，內受毛澤東的打壓，他的主張隻能隨著形勢的變化，迂回曲折，時隱時現。當毛澤東麵對被自己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搞得鬼哭狼嚎，饑鴻遍野的局麵，無計可施，做了甩手掌櫃，特別是七千人大會後，各級領導對毛澤東的那一套有了痛苦的體驗後，劉少奇終於有了放手右一次的機會。
早在劉少奇到他的老家調查時，農民就提出了包產到戶，包工到戶，包工到組，自負盈虧的問題。劉少奇沒有表示反對，他認為，在非常時期，什麽都可以試試。這個主張，也就是後來鄧小平的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的最早版本。劉少奇能做到這一步，是需要膽量和勇氣的。
還在高級社期間，就出現了農民消極怠工，效率低下的問題。四川的江津地區、安徽的蕪湖地區、浙江的溫州地區等都自發地搞過過包產到戶。溫州地區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經過親自試點和調查研究，於1957年1月27日，在《浙江日報》上發表了題為《‘專管製’和‘包產到戶’是解決社內矛盾的好辦法》的長文，對包產到戶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說明了包產到戶不會產生資本主義，不會使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變質。但不久，包產到戶的主張受到了批判，被指責為戴著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單幹，將產生資本主義，遭到了取締。
1959年，不少地方針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調造成的後果，試行土地下放，定田到戶，全部或大部份農活包幹到戶和地段責任製等各種各樣的聯產承包形式。同樣，很快就被毛澤東和他的理論顧問們製止。毛澤東曾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麵目》的評論員文章，指責“包產到戶是極端落後、倒退、反動的做法。
劉少奇在他的家鄉表態，不反對承包製，給了農民可以搞的訊息。寧鄉縣的農民很快就搞出了各種各樣的以承包為主軸的生產和分配形式。到62年七千大會後，承包製幾乎普及到了每一個生產隊。與此同時，全國農村也不約而同地搞起了聯產承包。甘肅，浙江，四川等地超過了70%的生產隊，安徽有80以上的生產隊采取了這一方式進行生產自救。
解散了公共食堂，恢複了一家一戶的生活方式，自留地得到恢複。有了包產到戶和農民自留地，就有了可供個人支配的農副產品，也就產生了交換的要求，公社化以後消滅的自由市場也就獲得了新生。
這一時期，來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鄧小平，鄧子恢、陳雲、周恩來等與劉少奇的看法基本一致，都讚成和支持包產到戶。鄧小平表示：不管黃貓黑貓，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複生產，就用哪一 種方法。我讚成認真研究一下包產到戶。群眾要求，總有道理。（43）
1962年5月底6月初，鄧子恢在部隊講農業問題，當他談到安徽的包產到戶時說：“過去我這樣說是要被帶上右傾帽子的，現在我的右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44）
由於得到了劉少奇和一線負責人的讚成和支持，包產到戶，在農村得到迅猛發展。並滲透到城鎮的一些小型的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企業，出現了包工包產，自負盈虧等經營形式。自由市場，也由農村鄉鎮逐步地向大中城市擴展，62年中旬到63年初，毛澤東的眼皮底下北京市的自由市場也漸漸繁榮起來。
正好此時，毛澤東也派他秘書田家英到湖南農村調查他主持製定的“農業六十條”的貫徹落實情況。六十條對毛澤東的公社化做了一點修正，把基本經濟核算單位下放到了生產隊。毛澤東自認為這麽一改，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民眾一定會非常滿意，堅決支持。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敗走麥城後，急需一個好消息提神正氣。
然而，田家英調查的結果是，農民對毛澤東的那一套換湯不換藥的玩意並不歡迎。農民真正的歡迎和支持的是包產到戶，而且，搞了包產到戶的地區，經濟恢複已經有了成效。1962年6月田家英回到北京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恰好不在北京。他隻好先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反映湖南農民這些情況。劉少奇一聽就明白了，叫田家英不必再講下去了。他認為，現在的情況已相當明了，完全同意田家英的看法，並提出應當把包產到戶合法化。
鄧小平，陳雲，鄧子恢和其他在一線的負責人都支持合同已劉少奇的看法，並責成田家英起草有關文件，題目初擬為《恢複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田家英問劉少奇，能不能把他的意見報告毛澤東，劉少奇同意匯報。
毛澤東回到北京後，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了農民的真實意見和劉少奇等人對包產到戶等一係列恢複經濟措施的看法。在這之前，毛澤東早就得到了劉少奇，鄧小平，鄧子恢等人讚成包產到戶的消息。隨後，陳雲又專門找毛澤東談話，提出包產到戶或者分田單幹的意見。各地農民也紛紛給中共中央寫信，極力讚成包產到戶，分田單幹。毛澤東聽了田家英的匯報和陳雲的意見，沒當麵反對，讓他們下不了台，他知道劉少奇是他們的真正後台。
隨後，他通知劉少奇到遊泳池談話，當麵訓斥：批評劉少奇對包產到戶為什麽不頂住，我死了你怎麽辦？劉少奇忍無可忍，頂撞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事實上，1962年下半年，當經濟形勢稍有好轉，毛澤東又坐不住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他親自出馬，做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報告，提出：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劉少奇在會上，一方麵不得不抽象地迎合毛澤東，承認有人利用目前的困難，向黨發起進攻；另一方麵，又給了毛澤東一個軟釘子，他強調現在仍有困難，還要繼續克服，會議的傳達應有個範圍，不向下傳達，免得把什麽都聯係到階級鬥爭上來分析，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鬥爭。這樣一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這把屠刀就被劉少奇暫時地掛了起來。
由於毛澤東的反對，包產到戶，自由市場和自負盈虧等一係列改革措施最終沒能合法化。但是，這些有生命力的措施，一直在農村中自發的進行。1962年，湖南有二萬五千個生產隊實行了分田單幹，安徽有六萬個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因此，農業生產出現了很好的勢頭，1962年底，開始出現增長，有了6%的增長率，中止了年需三年下降的勢頭。國營和自由市場上的東西逐步多了起來。到1964年底，不僅國家財政收支實現了平衡，而且，許多城市出現了豬肉，家禽和水產敞開供應繁榮局麵。
劉少奇在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過程中，能夠麵對困難，承認現實，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采取一些離經叛道的辦法和措施來控製饑荒的進一步蔓延，恢複經濟，確確實實做了積德於民的好事，也在中共內部樹立了好的形象。如果說，過去許多從軍隊下來的負責人對劉少奇還不太服氣，那麽，三年經濟危機之後，這些人普遍都對劉少奇產生了好感。像毛澤東的愛將鄧小平，陶鑄，譚震林等人，都站到了劉少奇一邊，以至於後來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都無法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中取得共識，不得不借助於軍隊和那些毫無社會經驗的憤青紅衛兵。
毛澤東作甩手掌櫃後，他看到劉少奇推行的那一套遠遠比自己的辦法行之有效，而且，沒有他對各路諸侯的打點，劉少奇照樣可以把各項工作抓的井井有條。社會經濟形勢與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時相比，有了天壤之別。他感到自己在政治局，甚至在中央委員會，成了孤家寡人。1964年6月8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全國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的手裏，掌握在敵人手裏。”顯而易見，這個敵人就是劉少奇和他的跟隨者。經濟一開始恢複，他就有了搞掉劉少奇，奪回掌握在劉少奇及其追隨者手中的權力的打算了。
後來，毛澤東搞的四清運動，但從本質上來講，就是要否定劉少奇在農村推行的三自一包，分田單幹等做法，把農民重新規範倒他的空想社會主義體製下。到文革前夕，這種非常適合中國國情，能夠促進生產發展的新生產經營方式，已基本上被毛澤東完全扼殺。文革中，劉少奇還為此賠上了個人性命。
劉少奇跟著毛澤東身不由己的犯過許多錯誤，也得罪過和錯整過許多無辜的民眾和幹部。但是，在三年經濟危機期，如果劉少奇不站出來，不計個人得失，糾正和否定毛澤東的錯誤，這場災難也許還會延續好多年，餓死的民眾將遠遠不止後來統計出來的幾千萬的數字。他主張和倡導的包產到戶和自由市場，無疑是後來經濟改革資本主義化的先聲。當毛澤東死後，中國並沒有經過長時間的重新探索，很快就找到了經濟改革的突破口-------聯產承包，並逐步由農村推向城市的國營和集體企業。今天，不論我們站在什麽角度，不論我們站在什麽立場，不論我們是從體製內還是體製外著眼，這些都是曆史進程中極有價值和意義的。
資料來源：
（1）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共中央文獻室編（上）第450頁
（2）參見，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傳達提綱》，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頁
（3）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第338頁
（4）參見，張樹德：《張聞天與毛澤東移交權力內情》，
《湖北檔案》2004年，第4期
（5）參見，劉少奇給張聞天的第一封信，1937年2月20日，
第二封信1937年2月25日，
第三 封信1937年2月26日，
第四封信，1937年3月4日
（6）參見，劉少奇：《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
《關於大革命曆史教訓中的幾個問題》
中國革命博物館 編：《黨史研究料》，1980 年第5期
（7）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第450頁
（8）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第491頁
（9）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第144頁
（10）參見，毛澤東：《新民主義論》
（11）參見,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12）參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結論，
《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第139-140頁
（13）參見，《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4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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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參見，劉少奇：1949年4月28日在天津市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15）參見，劉少奇：1949年5月2日在天津工商業資本家座談會上的講話
（16）參見，劉少奇：1949年4月28日在天津市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17）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458頁
（18）參見，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第251頁
（19）參見，《毛澤東文集》第六集，人民出版社，第231頁
（20）參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198頁
（21）參見，王玉貴：《毛澤東與陳雲》，湖北人民出版社
（22）參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198頁
（23）參見，《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第47頁
（24）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81—82頁
（25）參見，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26）參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27）參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28）參見，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 中央黨校出版社
（29）參見，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央黨校出版社
（30）參見，亦文：《神農故鄉，溈山，溈水》世界周刊 2007年6月
（31）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352頁 東方出版社
（32）參見，郭金榮：《毛澤東的晚年生活》《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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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參見，趙家梁：對《毛澤東談高崗》一文的幾點意見
《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34）參見，趙家梁：對《毛澤東談高崗》一文的幾點意見
《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35）參見，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36) 參見，楊宗麗 明偉：《周恩來二十六年總理風雲》 遼寧人民出版社
（37）參見，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
（38）參見，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
（39）參見，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
（40）參見，江渭清：《70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
（41）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
（42）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中國青年出版社
（43）參見，《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縱覽》第101頁
（44）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中國青年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