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三.劉少奇化解高饒的聯手攻擊的奧秘
劉少奇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與毛澤東的不同看法，遭到了毛澤東強烈的反對。他不能容忍劉少奇的這些看法。正好此時，高崗看出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他授意秘書寫了一篇題為《反對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的文章。該文對劉少奇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看法，關於富農黨員的看法，關於互助的看法，以及對私有製的看法，不點名地作了全麵的批判。文章的基本看法與毛澤東的看法完全一致。精通帝王之術的毛澤東意識到可以利用高崗對劉少奇和周恩來等唱反調高幹進行反擊，防止劉少奇和周恩來這一對延安整風時的冤家對頭，在對新民主義的諸多問題上看法一致而結為一體，並利用他們負責的政府部門形成自己的勢力。
1.毛澤東慫恿高崗和饒漱石對劉少奇發動攻擊
有一種說法，高崗一直以來就是毛澤東用來牽製劉少奇的一顆棋子。劉誌丹死後，毛澤東曾把高崗作為陝北紅軍和根據的代表，1940年，任命高為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與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和東南局書記項英並駕齊驅。中共七大，高崗被選為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又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在陝北時，高崗病了，毛澤東親去看他，高拍著胸口對毛澤東說：毛主席，今後我就是你的保鏢！你指向哪裏，我就打到哪裏！高崗到東北後，先任北滿軍區司令員，後任東北局副書記和民主聯軍副政委，林彪率四野南下後，毛澤東任命高崗為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成了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東北王。毛澤東對高崗特殊關照和信任，他們之間建立了一種超乎於上下級關係的特殊情誼。兩人無話不說，國事，家事，甚至如何搞女人，如何滋陰壯陽也相互溝通。高崗垮台後，毛澤東講到高崗連洋女人都搞過時還流露出幾分自愧不如和豔羨的神情。（25）
毛澤東在下定決心批評劉少奇的右傾主張的同時，已經著手社會主義化的理論準備了。他把自己的看法和進行理論準備的信息透露給了正在北京的高崗。高崗得知毛澤東支持山西省委提高互助合作的意見和陳伯達正在起草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後，立即電召沈陽的寫作班子來京起草《關於東北農村的生產合作互助運動的報告》，並搶在陳伯達所寫的草決議出來之前於1951年10月14日送給毛澤東，表示要逐步由低級引向較高級的形式，有重點地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毛澤東認為，高崗的觀點是正確的，批發給中央辦公廳把它印成小冊子發給各中央局學習，要求各級領導部門引導農民組成和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26）高崗在農業合作化和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主張得到了毛澤東的完全支持。
1952年下半年，中共為了強化中央集權，調五大局書記進京，高崗，饒漱石，鄧小平，鄧子恢和習仲勳先後來到北京任職。應該說，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高饒幾乎沒在一起共過事，沒有什麽特殊的關係。從現在可以看到的中共文件，文章和回憶錄，都把高崗和饒漱石其所以聯手反劉少奇和周恩來說成是兩人的個人野心膨脹，要取代劉少奇，周恩來，後被毛澤東發現，及時地粉碎了高饒的反黨陰謀。這種說法，有些經不起推敲。
高饒1952年下半年調到北京，到1953年底出事，遭到黨內批判，僅僅一年的時間，這兩個剛剛調到北京地方大員，對中央的一切都還不十分熟悉，怎麽敢貿然聯手向當時中共的大老劉少奇，周恩來發動攻擊？
事實上，饒漱石與劉少奇的淵源要比高崗深得多，早在白區搞工運時兩人就是上下級關係。皖南事變後，劉少奇刻意培養饒漱石，劉少奇調回延安時，推薦他當了華東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應該說劉少奇與饒漱石的關係極為融洽。
有人說饒漱石是毛澤東看中的，曾是毛澤東安插在項英身邊的眼線，即使如此，如果他與劉少奇關係不好，劉少奇奉調中央時，隻要隨便找點理由，饒漱石也不可能順利接替劉少奇，當上華東局的第一把手和新四軍的政委。當時新四軍人才濟濟，以饒漱石的資曆和能力並非不二人選。按理，饒漱石調到中央後，應該與劉少奇溝通和聯係，熟悉中共上層的運作才是。他一到中央就與高崗達上線，這個牽線之人除了毛澤東，誰也沒有這個膽量和力量。沒有毛澤東暗中指使和煽動，高饒就是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公開指名道姓的攻擊劉少奇和周恩來。
高崗調到中央前後毛澤東多次召見他，兩人無話不談。原東北局第二副局長張秀山的回憶錄提到，毛澤東曾要高崗去查敵偽檔案，了解劉少奇在奉天被捕的情況。（28）多年之後，高崗遺孀李力群說，毛澤東曾提出讓高崗當部長會議主席或總理。高崗回家對李立群說：“主席說，高崗，你來做總理好嗎？高崗說，我不行，還是林彪行。毛主席說，‘林彪在經濟上不行。他會打仗。過去，蔣介石也怕他三分；斯大林對他很欣賞’。” 李立群的話雖是孤證，但符合邏輯。毛澤東不放出這種承諾，以高崗的資曆和在黨內的影響，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要取代劉少奇和周恩來。
饒漱石正式調到中央前，在北京治眼疾時，淩晨三點要見毛澤東，都能立即獲得毛澤東的同意。兩人一直聊到天明。據後來透露出來的內容是，饒漱石擔心毛澤東對他已不信任，陳毅要整他，想用譚震林取而代之。談話時，饒漱石表現出心胸狹窄，居功自傲，和極度追求個人權力的野心。這種說法，在批判饒漱石時，已獲得毛澤東的認可。然而，既然饒漱石在與毛澤東談話時，讓毛澤東看到和感覺到這麽多嚴重問題，那麽為什麽在這次談話後不足四個月，饒漱石卻被毛澤東安插到中共的核心部門任組織部長呢? 從兩人談話後，毛澤東對饒漱石的安排來看，披露出來的談話內容極不可靠。饒漱石隨時心血來潮都可見到毛澤東，並被安排到劉少奇主管的組織部門，不僅反映出兩人在這一時期建立的特殊關係，也看出毛澤東對饒漱石的特殊期望。
2.高饒在經濟和組織係統攻擊劉少奇
1953年夏天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是高崗在毛澤東的慫恿下對劉少奇和周恩來進行的一次比較有威脅的攻擊。
1952年12月31日，財政部搞了一個稅製改革，製定了新的稅製取代老的稅製。並且向毛澤東作了報告。當時，毛澤東並沒提出反對意見。為了搶在元旦期間多收點稅，新稅製趕在195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新稅製簡化了稅收的手續，改變了過去對國營企業和集體合作社的稅收優待，國營和集體企業在稅收上與私營企業一律平等。體現了公平競爭的經濟規則。新稅製受到私營企業的歡迎，但遭到國營和集體企業的反對。1952年1月9日，山東局第二書記向明等人聯名給中央寫信，反映新稅製執行後引起了物價波動、搶購商品、思想混亂等狀況。他們在信中說：“我們真不懂，新稅製為什麽要在全民所有製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畫等號？如果這樣，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怎麽能得到鼓勵而發展？資本家的企業從新稅製裏得到了鼓勵更加得意忘形，這樣社會主義還要不要實現？所以，我們認為圍繞新稅製的實行，是一場尖銳的路線鬥爭”
出現問題後，毛澤東開始說話了。1953年1月15日，毛澤東致信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說：“新稅製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隻上海、北京兩處而已，究應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告我。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製與舊稅製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製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
薄一波，周恩來對毛澤東作了解釋，采取了補救措施，並且都向毛澤東作了檢討，主動承擔了責任，但毛澤東仍然不滿意。毛澤東指出：“修正稅製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製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後來他們才知道，這個新稅製從兩個方麵冒犯了毛澤東。一是沒有經過中共中央的討論通過，政府部門就單獨行事，分散了毛澤東的權利，或者說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二是沒有體會到毛澤東對新民主義看法發生的改變，不符合毛澤東要著手消滅資本主義，立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思維。整個新稅製體現了劉少奇對資本家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看法。
毛澤東心裏明白，新稅製的思想根源在於劉少奇，周恩來對於中國社會現狀的評估。他認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中出現了脫離黨中央領導的錯誤傾向脫。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係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製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強調：今後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的批準。 5月19日，毛澤東對劉少奇、楊尚昆提出書麵批評：“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同年4月28日，毛澤東決定將經濟工作由原來政務院統一領導，改為由5個方麵的領導人分別負責：（1）重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劃歸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領導；（2）鐵道部、交通部和郵電部劃歸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領導；（3）農業部、林業部、水利部和合作總社劃歸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鄧子恢領導；（4）勞動部劃歸中組部部長饒漱石領導；（5）財政部、糧食部、商業部、對外貿易部、人民銀行、工商管理局及物資儲備局仍屬財委主任陳雲領導，在陳雲休養期間，由薄一波代理。改組後，周恩來僅僅負責外交部。這一時期，周恩來實際是已被解除了政務院總理的職務。
毛澤東對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批評，特別是在組織上對周恩來的處理，對高饒來說無疑是續毛澤東與他們個別談話後更加明確的進攻信號。在高崗和饒漱石看來，下一步就是要處理劉少奇了。
在1953年6月13日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借批判薄一波，影射性地批判劉少奇。高崗在代表中散布消息說，這次財經工作會議不僅要解決財經工作中的路線問題，而且要反對薄一波的“圈圈”。高崗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劉少奇的老底。”他認為，劉少奇有個圈圈，周恩來有個攤攤。中共實際上是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根據地的黨，即軍黨；一是白區的黨。江山是軍黨打下來的，現在坐江山的卻是白區黨。白區黨的代表劉少奇並不成熟，他的地位在七大後被抬高到了不適當的地步。
在會議上，高崗把劉少奇對資本家的看法，對城鄉私有製的看法，對新富農的看法以及鞏固新民主義的看法都當作薄一波的觀點來批判。饒漱石也出來幫腔，支持高崗的觀點。同時，高崗還動員一些過去對薄一波，劉少奇有意見，有看法的中共高幹發言。據後來陶鑄揭發，高崗曾請陶鑄到他家吃飯，做他的工作，說這次會議的方針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發言。這些人搞不清深淺，雖然不敢按高的意思發言，但是從薄一波的檢討，幾乎無人鼓掌，總是通不過，更沒人站出來講幾句公道話的情況來看，高崗的拉攏還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毛澤東雖然沒有參加會議，但對會議的一舉一動都如指掌。他的指示不斷的傳達到大會。他要求大會對薄一波展“開桌麵上的鬥爭，解決問題，不要采取庸俗態度，當麵不說背後說，不直說而繞彎子說，不指名說而暗示式說，都是不對的”。高崗，饒漱石的鼓噪，毛澤東不斷的點火，對薄一波的批判越來越嚴厲，越來越上綱上線。薄一波在做了第二次檢討後，還是過不了關。他意識到，如果再檢討下去，劉少奇將自然而然的暴露在大會的火力之下，既然矛頭是對準劉少奇，無論他怎樣檢查都過不了關，因此他拒絕了第三次檢討。薄一波硬頂起來，大會幾乎開不下去了。後來，大概毛澤東也覺得財經會議還不是批判劉少奇的適當場所，發話給大會，讓薄一波不要再檢討了。會後，薄一波的財政部長和其他職務都被撤銷，僅保留了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一職。但是，高崗和饒漱石還沒有善罷甘休。毛澤東也在考慮最適當的場所和時機。
1953年9月，中共召開了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饒漱石又提出他在財經會議上揭發安子文所擬定的兩組政治局委員名單的問題，試圖把戰火燒向劉少奇。現在所看到的中共官方文件和薄一波等人的回憶錄，都把這一事件說成是：高崗向安子文傳達毛澤東的談話，要改組政治局；加強中央各部的機構，並征求高崗對這兩個問題有什麽意見。高崗拿不準，沒有表態。安子文就主動擬了這麽個名單供高崗下次與毛澤東談話時參考。
除非將來中共公布的原始檔案可以證明這種說法，否則，難以令人置信。從中共的組織原則來看，高崗不是分管中共組織係統的，他有什麽理由找安子文談組織工作，安子文與高崗既無工作關係，又無特殊私人關係，他憑什麽聽高崗的。分管組織工作的是劉少奇，安子文這份名單，從組織關係上，應是劉少奇按毛澤東的意思，授意安子文準備的。其實，草擬名單僅供內部討論之用，並沒有什麽錯。這一事件錯就錯在把非正式的討論方案，在討論前泄露給了高崗和組織係統以外的人。對此，安子文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即使草擬名單並無大錯，安子文也不願意扯上劉少奇。薄一波晚年寫的回憶錄都還在撇清劉少奇與這份名單的關係。
饒漱石重提此事，意在揭露安子文後麵的劉少奇。在次會議上，原東北局副局長張秀山也在毛澤東的鼓勵下，對劉少奇進行了批評。他認為，劉少奇主管的中央組織部在對於共產黨員可否剝削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曾發生過動搖；在關於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問題上，也曾發生過動搖；中央組織部對檢查執行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抓得不緊；對保障黨的嚴肅性、純潔性重視不夠。同時他也對安子文的思想方法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批判。（29）
3.劉少奇被迫檢討，保存實力
劉少奇在毛澤東對他關於新民主義問題上的一係列問題進行了嚴厲的指責，特別是周恩來被毛澤東架空之後，為了自救，也為了避免一批與他工作上有密切聯係，或者說圈圈裏的人受到牽連，隻好向毛澤東當麵認錯。盡管後來劉少奇由被批判者轉為了勝利者，他與毛澤東的談話並沒公布，但中共批判高饒的一些文件和近年來一些當事人或家屬的回憶錄中，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蛛絲馬跡。
張秀山在回憶錄中說，他與毛澤東談到將在中央組織工作會議發言的內容時，毛澤東曾對他說：你對中組部的批評，有些涉及到劉少奇同誌，你可向他溝通一下，他會作自我批評的。毛澤東其所以知道劉少奇會作自我批評，隻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已經向毛澤東認過錯了，毛澤東早就知道劉少奇的看法了。
劉少奇不僅向毛澤東認錯，而且也積極主動地與毛澤東的打手高崗和饒漱石溝通認錯。陳雲7月下旬由北戴河回到北京,把看到和聽到高崗反對劉少奇言論和行動, 告訴了劉少奇。劉少奇放下身段，於11月約陳雲一起與高崗談話,並對自己作了嚴格的自我批評。據王光美回憶，劉少奇曾找過高崗兩次，征求高崗的意見，但沒有得到高崗善意的回應。在中央組織工作會上，劉少奇也曾當著饒漱石的麵，對自己在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黨員發展成為富農如何處理等問題上的看法做了檢討，承認是個錯誤。
高崗自恃有毛澤東撐腰，在攻擊劉少奇的同時，四處活動，著手布置拱倒劉少奇後的權力安排了。他活動過的人，在軍界的有彭德懷，林彪，在政界的有陳雲和鄧小平。
高崗在抗美援朝時，在後勤方麵，對和彭德懷全力支持，彭德懷非常感激高崗，他們之間建立了很友好的工作關係。林彪在東北時，也得到過高崗的支持，彼此間合作很愉快。而這兩個人，都對劉少奇有過意見。
1945年召開的華北軍隊地方同誌座談會，批判了彭德懷，說他平江起義是入股革命，執行王明左傾和投降主義路線，背著中央發動百團大戰。按彭德懷的說法，是被罵了43天的娘。雖然這次會議的幕後指揮是毛澤東，但前來貫徹毛澤東指示的卻是劉少奇，康生等人，主持大會的是薄一波。由此，彭德懷對劉少奇，薄一波有些怨氣。
林彪在東北時則與劉少奇的愛將彭真，林楓等有矛盾，他也懷疑後台是劉少奇。高崗先後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看法，和財經會議上對薄一波的批判和處理，向彭德懷和林彪作了傳達。主動要求和這些井岡山係統的所謂軍黨建立一個大圈圈，來對抗劉少奇的白區圈圈。
據後來揭露出來的資料表明，彭德懷當時對高崗的挑撥不置可否，但沒有到毛澤東或劉少奇那裏出賣高崗。他建議高崗當麵向毛澤東反應。當林彪聽到高崗說安子文私擬的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沒有林彪，他非常生氣。表示支持高崗的看法。高崗還向他透露，毛澤東準備要他自己主持政治局，他推薦林彪主持部長會議，即政務院，林彪拒絕他的這番美意，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做這一工作。
高崗向陳雲，鄧小平吹風，反對設總書記，特別是由劉少奇當總書記，他認為劉少奇太右，不適合做中共的第二把手，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他們三人都搞個副主席當當。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陳雲和鄧小平並不願意成為他的圈子裏的人，他們兩人早就對高崗的狂妄自大，專橫跋扈看不慣了，不願意高崗上台取代劉少奇。他們也許覺得高崗上台將比劉少奇難相處得多。陳雲和鄧小平分別向毛澤東匯報了高崗借著批劉少奇的錯誤，私下四處拉幫結派，謀取個人權力的活動。毛澤東也從他的特殊渠道得到了高崗暗中活動彭德懷和林彪的消息。高崗的這些活動犯了毛澤東的忌諱：
中共獲得勝利後，熟讀中國朝代更替曆史的毛澤東，最不放心的就是那些幫他打下江山的驕兵悍將。他對軍隊高幹私下的串聯尤其敏感。他感覺到，高崗與軍人的結合比劉少奇的右傾圈圈，對自己的危脅性更大，將來更難化解。
4.毛澤東幡然省悟，劉少奇化險為夷
劉少奇向毛澤東，高崗和饒漱石作檢討時所表現出的老實和謙遜的態度與高崗饒漱石對劉少奇批評時的咄咄逼人，橫蠻霸道，並暗中夾帶個人利益的行為行成了鮮明的對比。毛澤東從比較中，看到了他重用的高崗和饒漱石一旦得勢，將比劉少奇還還不好駕馭。毛澤東不能容忍高崗背著他去謀權爭利，封官許願。毛澤東心理的天平又改變了方位，傾向到了劉少奇一邊。他把劉少奇和高崗，饒漱石相比，劉少奇似乎還要誠懇和可靠一些。
就在此時，毛澤東曾就高饒的問題對羅瑞卿說過，有些人睡覺是誰在床上，有些人是睡在鼓裏。所謂睡在鼓裏，是湖南人對某人犯糊塗的一種鄉俗的說法。毛澤東在這裏，既是說羅瑞卿嗅覺不夠靈敏，沒察覺高饒的問題，也是自己大夢咋醒的驚歎。毛澤東其所以會有大夢初醒的驚歎，除了上述原因外，還在於高崗觸動了他內心中一直未能徹底解決的疑問。
毛澤東對外一直號稱自己是唯物主義者，還常常鼓動民眾砸廟毀寺，破除迷信，但是，他畢竟是在充斥著迷信和玄妄的傳統文化中熏陶出來的凡人。有時他是唯物主義者，有時他又陷在他無法解釋的迷信和玄妄之中不能自拔。
他十幾歲時，為了她母親的病，曾到南嶽衡山去求神拜佛。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時，暑期去寧鄉遊學，還專程到禪宗之後五家九宗最早開宗成派的一代宗師—溈仰宗開創的大溈禪寺和當家的主持探討了兩天三夜的前世今生。（30）張國燾在與毛澤東共事時曾發現，“他的思維有時也會走到很離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話式的語言”。（31）毛澤東晚年臨死前，中國吉林省下一場曆史上罕見的隕石雨，掉下三塊隕石，最大的有1770公斤，地下被砸了一個3米深，2米寬的大坑。當工作人員把這個新聞讀給毛澤東聽時，他對工作人員說，“天搖地動，天上掉下大石頭，就是要死人哩。三國演義裏的諸葛亮、趙雲死時，都掉過石頭，折過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與眾不同，死都死得有聲有色，不同凡響噢。”工作人員不知所雲，說這是迷信，是古人編造出來的。毛澤東卻若有所思，神情恍惚，自問自答：古人為什麽要編這些？這叫天人感應，你們不信，有人信。（32）而這個有人信，也許正是他本人。
毛澤東在杭州接見蘇聯蘇聯大使尤金和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暴露了他內心的秘密。毛說：“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自然，我今天說的隻是一種可能性，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們中國曆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秦就是他們陝西，（毛用手指著陝西籍的師哲），楚就是我們湖南（毛用手指著他自己）。這是曆史上的事實。那麽現在怎樣？還要等等看。”（33)
其實，高崗不僅從來沒有反過毛澤東，還處處向毛澤東表示忠心，唯毛澤東的馬首是瞻。但他哪裏知道，毛澤東看了他反劉少奇的表現，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秦王朝滅楚王朝的曆史，已陷入了曆史的宿命思維中去了。他認為現在培養高崗這個秦人之後，猶如養了一隻凶悍的老虎，吃掉楚人劉少奇，下一個目標就是他這個楚人毛澤東了。毛澤東這種神秘的曆史宿命思維或者說對曆史宿命的恐懼，不僅師哲這個俄語翻譯聽不懂，捷沃西安和尤金更不懂。據師哲回憶，兩位俄國人回到自己的寓所，坐在一起嘀咕了整整一個下午和晚上，十分神秘，不讓他聽到，對他態度都變了，因為他們誤解為是師哲要打倒毛澤東。（34）
劉少奇在新民主義問題上全線退讓，不厭其煩的以誠懇，謙卑的態度向毛澤東，甚至向高崗和饒漱石認錯，給了毛澤東一個反思和比較的機會，也給了毛澤東和他的部分同僚一個好的印象，退卻起到了進取的客觀效果。高崗和饒漱石萬萬沒想到，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成功的化解了劉少奇和周恩來聯手的可能之後，不但完全接受了劉少奇的認錯，而且還幫劉少奇策劃如何在中共的四中全會上檢討過關。他的工作重點已轉到了防患秦人滅楚了。
毛澤東在1月7日給劉少奇和書記處寫信建議召開四中全會，同時另外給劉少奇個人寫了一封信，要他在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毛說：如各同誌同意開全會，於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後，似宜接著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毛交待說：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如可能，請一並電告我一閱。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著手準備四中全會作工作報告和自己的檢討。1月16日，他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對這兩項準備工作的情況向毛作了匯報：向全會的報告正起草中，大約在1月20日可送交主席。現將我準備在全會的檢討發上，請予審閱和修改。這個檢討已經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諸同誌審閱修改過。其中有幾處地方不是檢討，而是辯護，因為有人對這些地方進行過激烈的攻擊，稍加辯護，似有必要。但這樣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擊。如果有人要攻擊，就要讓人攻一下，似乎也沒有什麽不好，如何？請主席指示。
毛澤東同意了劉少奇的意見，並決定由劉少奇代理自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己卻躲到杭州度假去了。出席四中全會的中央委員有35人，候補中央委員有26人；列席全會的有黨、政、軍和人民團體的主要負責同誌有52人。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沒有參加。在中共黨史上，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自始至終沒有出席中央全會。其目的相當明確，就是要避免在會上與高崗和饒漱石當麵對質出現的尷尬，讓人看出他的虛偽和權謀。
劉少奇在大會上一次退夠，對自己在新民主義時期對資本家的看法；對剝削有功的評估；對富農黨員的態度和對鞏固新民主義的提法作了全盤否定和自我批判。同時，還代毛澤東受過，對老區土改中出現過左的曆史問題，也承擔了責任。該認錯的都認了，這就使得他的反對者沒有空子好鑽了。他退夠了也就有了反攻的基點。他警告高崗和饒漱石：“對於那種有意地破壞黨的團結，而與黨對抗，堅持不改正錯誤，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黨就必須向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給以嚴格的製裁，甚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
劉少奇對高饒的不點名警告和定性，實際上是他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雲，陳毅等人在幕後討論的結果。風水輪流轉，幾個月以前，劉少奇的大將薄一波直麵高饒對劉少奇含沙射影的攻擊，怎麽也過不了關，現在，高饒的檢討總是被與會代表嚴厲訓斥不深刻，沒檢討到要害。而劉少奇的自我批評卻受到鄧小平，陳雲和與會代表的交口稱讚。不僅如此，鄧小平，陳雲，周恩來等人在會上板著麵孔批判高饒的調子越來越高，已經把高饒的問題上升到，野心家，陰謀家，分裂分子的高度了。高饒麵對這些批判，也不知道該如何自我批判，他們的觀點完全是毛澤東的觀點，他們的行動是毛澤東在後麵指使，他們透露出來的權力分配格局是毛澤東承諾的。
七屆四中全會，2月10日閉幕。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 ，《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決議》三個文件。向全黨透露了高崗和饒漱石受到黨內批判的信息。
高崗和饒漱石在四中全會前後，多次寫信要求當麵與毛澤東溝通，希望毛澤東能拉他們一把，但遭到了毛澤東的拒絕。毛澤東在給楊尚昆的信中，要楊轉告高崗，不必到杭州來了。有什麽問題，直接找鄧小平和周恩來溝通就行了。不僅如此，毛澤東在聽了四中全會對高繞的批判後，覺得下手還不夠狠，高饒的檢討不痛不癢。下令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對高饒公開揭露。
中央書記處迅速決定，2月中旬，分頭召開兩個座談會，一個是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恩來主持；一個是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參加座談會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這些人大都與高饒共過事，對高饒非常了解，對高饒又進行了十天的嚴厲批判。高崗對毛澤東的期盼終於徹底破滅，他咽不下被毛澤東拋棄，耍弄這口氣，選擇了以自殺來對抗毛澤東的無情無義。高崗死後，他和饒漱石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黨聯盟。饒漱石被撤銷黨內為一切職務，開除黨籍，1965年8月，又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最後也死在勞改場。
高饒事件，從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來看，的確有些冤枉，用鄉下農民的話來說，是馬屁沒拍好，拍到了馬腿上，給踹了致命的一碲。但是，不可否認，高崗和饒漱石是站在左的立場或者說是馬克思的空想社會主義立場上，上充當毛澤東的打手的。劉少奇借毛澤東之手，鏟除了高饒聯盟，在客觀上是為人民作了一件好事。假如他們受到毛澤東的重用，他們助紂為虐的本領，比林彪還要可怕。毛澤東在文革初期還說過，高崗不爭氣，他要不死我還要用他呢！
劉少奇在新民主義問題上與毛澤東的較量，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主張和看法，換取政治生命的存活，但是，中國或者說我們這個民族，也因此放棄了打開繁榮昌盛大門的金鑰匙。從此，中國進入了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理想得以肆無忌憚實踐。一直到毛澤東死後，中國人民才找到走出烏托邦通道，但這一步，付出了幾十年的慘重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