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二．劉少奇在建國理念上與毛澤東的矛盾
毛澤東對中共取得勝利後, 要建立一個什麽樣的國家, 曾寫過兩篇比較重要的文章:《新民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前一篇寫於1940年1月，後一篇寫於1945年4月。
1.中國向何處去
在《新民主主義論》論中，毛澤東提出了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主義的特點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
新民主義的國體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是民主集中製。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是一個特定的社會曆史階段。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體係中，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共和國的國家所有。但並不沒收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在農村，實行平均地權的方針，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容許農村的富農經濟存在。（10）
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除了進一步強調了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觀點外，對新民主義階段的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作了更具體的說明。
他說：“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讚成發展個性，不讚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讚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麽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麵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麽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麽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眾的欺騙手段”。（11）
中共的反叛者，國民黨的理論家葉青曾說過，過去以為毛澤東隻是一位農民革命家，自從看了他的《新民主主義論》，從此亦把他當作理論家來看。顯然，這兩篇文章有務實的一麵，同時也反映出毛澤東在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獲得了中共的最高領導權後，惡補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斯大林的理論的烙印。
盡管毛澤東的新民民主義的設想，在今天看來，不倫不類，矛盾重重，並被實踐證明有許多是空想。但在當時，至少包括了以下幾方麵能被社會各階層基本接受的內容：
1.新民主義社會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而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2.這個社會的權力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3.新民主主義是一個特定的曆史階段；4.允許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保護私有財產；5.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改後，農民土地私有製將成為農村的主要形式。
在當時，這幾條比起蔣介石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軍閥獨裁體製要高明太多，所以民心幾乎都到了中共這一邊。中共終於後來居上，由劣勢變優勢，打敗了蔣介石的國民黨。在這一時期，由於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設想並沒有實踐的反饋，大家的認識還隻能達到這樣的一個層次，應該說劉少奇對毛澤東的這些設想是讚同和支持的。他在許多場合曾大力宣傳，並在實踐中試圖落實毛澤東的設想。
劉少奇在中共奪取政權後、其所以會與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實踐上產生分歧有兩個根本原因：一是毛澤東逐步由務實轉向教條，出爾反爾；二是這一設想在實踐中暴露了其空想的弱點，在現實中行不通。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分歧，並非權力之爭，同樣是他務實的行事風格使然。
2.對民族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的不同定位
其實，早在中共與國民黨的戰爭有了點獲勝的苗頭，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的看法就有了變化。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挑明了自己的看法：“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他還解釋說：“寫《新民主主義論》時，民族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區別在我們腦子裏尚不明晰。大工業、大銀行、大商業，不管是不是官僚資本，全國勝利後一定時期內都是要沒收的，這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原則。而隻要一沒收，它們就屬於社會主義部分。我們國家銀行的資本，是社會主義性質的。”(12)
劉少奇也曾毛澤東相互呼應，他說：“隻要全國政權到手，民主革命就已經解決，已經結束了，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矛盾已不存在，則就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了。”（13）無疑，這種看法，是他們所接受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本思想的必然歸結。但是，在中共奪取政權後，麵對中國的現實經濟問題，劉少奇又回到了原來相對務實的新民主主義的建國設想。
劉少奇在中共剛剛取得政權後的1949年4月，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到天津調查了解戰後的經濟恢複和勞資關係問題。當時，天津新接收來的國有企業還沒能力恢複生產，私營企業的開工率不到30%。受到中共宣揚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受到毛澤東的上述看法的影響，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極為緊張。許多工廠的工人模仿農村土改的做法，自發的起來清算資本家的鬥爭，天津剛解放的第一個月，就發生了53次工人對資本家的清算，有的甚至要分廠分店。資本家擔心受到清算，有的準備棄廠攜款外逃，有的擔心剝削工人的指控，不敢開工生產。工人大批失業，上百萬城市人口的生活發生困難。就連劉少奇小舅子王光英都要求放棄企業，不做資本家，改行做技術工作。能否處理好勞資關係，恢複和發展生產，直接影響到新政權的存亡和民眾的生活。麵對現實中存在的與新民主義社會背道而馳的錯誤和誤解，劉少奇在接見資本家和工人代表時發表了一係列的講話，同時還對接收天津的中共幹部作了如何對待民族資本主義和資本家的報告，闡明了以下幾方麵的問題：
（1）要允許資本主義發展。他強調，今天的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發展，而是太不發展。英，美，法等國家，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了幾百年，而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才幾十年。所以在新民主義的經濟下，從原材料到市場，都要公私兼顧，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在勞資兩利的情況下，還要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這樣做，對工人階級好處多，壞處少。（14）
（2）肯定資本主義剝削的進步意義。劉少奇認為，民主資本主義經濟比小手工業經濟和小農經濟都要進步，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允許資本主義發展，就不能消滅資本主義剝削。私營企業的存在，可以發展經濟，解決工人就業問題。資本主義的剝削是一個事實，但與封建剝削相比是有進步意義的。從中國當時的情況來看，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不是罪惡，而且有功。私人資本是有積極作用的，應當發揮這種積極作用。（15）
（3）工人階級與資本家是朋友關係。劉少奇認為，工人用農村中對待地主階級的那一套對待資本家是錯誤的。強調對民族資產階級重點是聯合不是鬥爭。即使要進行適當的鬥爭，也不能破壞聯合。否則，工廠減少，生產下降。工人失業，對工人，對國家，對人民都不利。（16）
劉少奇不僅敢說，而且敢做，為了調整勞資關係，他與黃克誠，黃敬當即商定成立天津市軍管會勞動局，資本家可以隨時到勞動局反映意見，軍管會安排中共基層幹部到工人中去調解。
劉少奇在天津的這些講話和措施，消除了資本家的顧慮，穩住了那些要出走，要關廠的資本家，許多撤到香港的資金，設備又陸續回到了天津。到六，七月份，天津的經濟就恢複到了戰前的水平。天津成了中共接收和恢複經濟，進入新民主義社會的一個樣板。後來上海的榮毅仁和海運大王盧作孚都受到鼓勵，把原來轉移出去的資金，設備和分公司都重新遷回。
劉少奇在天津的所說所為，基本上是毛澤東關於新民主義設想的具體化和符合邏輯的推導。雖然毛澤東在中共取得政權後與他1948年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說法也有些變化，沒有公開說明要消滅大的民族資產階級了，但看得出這是他對是對現實的一種無可奈何的妥協，表現得有些迫不得已，與劉少奇的認知已經有了的分歧。
劉少奇鼓勵資產本主義的發展，主張團結資產階級。毛澤東對資產階級也講發展和團結，但更強調的是節製和鬥爭。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孫中山的節製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製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餘地。對於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製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製和反限製，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製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製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17）
更不可思議的是，毛澤東公開講的，文章裏寫的，與他私下對信得過的高幹交待或打招呼所說的又完全不同，後者卻是他真正要做的。1949年5月，毛澤東在北平召見天津市委書記黃克誠，兩人在晚餐時邊吃邊談。毛澤東問黃克誠：“你認為今後的工作任務是什麽？”黃毫不猶豫的回答：“當然是發展生產”。毛澤東嚴肅地搖了搖頭說：“不對，主要任務還是階級鬥爭，要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18）1951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上寫的批語說：“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19）可見，毛澤東早就形成的照搬蘇聯社會主義公有化的打算並沒有改變，一得到政權，他就要通過階級鬥爭，消滅資產階級了。
2.對農民土地私有製和先富起來的農民的不同看法
土地改革運動，曾幫了中共的大忙，農民通過土地改革獲得了土地，成了土地的所有者，他們的積極性得到了空前的激發。為了保衛土改得到的勝利果實，農民們無條件的支持中共。共產黨要人有人，要糧有糧，抗戰勝利後，隻用了三年時間，就打敗了執政的蔣介石集團。
農民土地私有製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對中共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劃分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土改搞得早的地區，像東北和山西等地，已出現了一批先富起來的農民，有的還買進了土地，有了少量的雇工，一種新型的雇傭關係已出現了萌芽。在這種情況下，要不要對農民土地私有製下手，要不要消滅這種新型的雇傭關係，中共內出現了不同的看法。
劉少奇1950年1月13日，在回答安子文如何批複東北局《關於農村黨支部的指示》的文件時說：“東北土改後農村經濟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一幅犁，一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在東北，應使這種中農大量發展。現在限製單幹過早，現在能夠單幹是很好的。“富農雇人多，買了馬，不要限製他，現在要讓他發展，沒有壞處，這不是自流。”針對貧困和破產農民組織的變工互助組織，劉少奇不讚成，認為是一個不好的基礎。在發展變工互助的問題上，要防止急性病。對東北局提出的富農黨員的黨紀如何處理的問題，劉少奇覺得，現在提這樣的問題過早，不利於農村經濟發展。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聖西門是一個資本家，但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20）
同年四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華北局寫了一份《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提出：隨著農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富農的方向發展。搞不好會有二個結果，一個是互助組渙散解體；一個是使互助組變成富農的莊園。因此，對私有製的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該是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華北局的負責人薄一波，劉瀾濤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去請示劉少奇。7月3日，劉少奇作了批示：“在土改以後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經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誌對這種自發勢力的階級分化表示害怕，並且企圖去加以組織和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者的辦法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以至有人提出了這種意見，應該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社會主義。”（21）同年7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春耦齋為馬列學院第學員講課時再次嚴厲批評了山西省委的觀點。顯然，劉少奇對土改後農村私有製和先富起來的部分農民的看法，不僅與受到馬列教條影響的部分中共高幹的看法有分歧，而且與毛澤東的看法也格格不入。劉少奇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看法給他帶來了不盡的麻煩。
毛澤東得知此事後，立即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談話，表示“不能支持他們的意見，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據薄一波回憶，在談話中毛澤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成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那麽，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自不量力地把自己擺到了最高領袖位置上。曾把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找來，當眾質問劉少奇：你的那個講話，好大的題目。你通篇不談政治路線，不談階級鬥爭，不談人民民主專政，光談保護、發展私有經濟，要搞二、三十年的資本主義，我們這些人還能看得見社會主義嗎？這次談話後，劉少奇被迫向馬列學院學員收回了7月5日在春耦齋發給他們的講話材料。（22）從毛澤東對劉少奇和華北局的批評看得出他早在1950年初就已經把一部分先富起來的農民當做下一階段革命的革命對象了。中共的土地革命對農民而言，純粹是一場驅使農民賣命的忽悠。
3.到底要不要搞社會主義
中共取得政權後，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定位，對農民和農民土地私有製的看法，實際上所涉及的問題是要不要搞社會主義。作為中共的第二號領導人，劉少奇在這一時期，雖然從來沒說過不要搞社會主義的話，也還沒有看透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實質，他僅僅看出了這個貧窮落後的中國，還沒有立即搞社會主義的條件，主張鞏固新民主義。他主張把新民主義作為過渡到社會主義之前必須鞏固的一個獨立的和特殊的社會形態。
劉少奇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呢？ 還是社會主義的呢？ 都不是。它有社會主義成分，也有資本主義成分。這是一種特殊的曆史形態，它的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過渡性質不能長久存在，但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23）
在1951年3月的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提出了“鞏固新民主義製度”的口號。1951年5月，劉少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現在就有人講社會主義，我說這是講早了，至少是早講了10年。當然，作為理論和理想，我們做宣傳工作還要講，而作為實踐的問題，10年建設之內社會主義是講不到的。10年以後建設得很好，那時我們看情況，就可以提一提這個問題，社會主義什麽時候搞呀？但是還要看實際情況才能答複這個問題。”
所謂十年內才能提一提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遙遠的事，隻是一種理想。他認為必須用十幾年時間，建立了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農業之後，才考慮社會主義的問題。他特別強調農業的社會主義集體化，不但要有機械化為前提，而且要依靠城市，依靠城市強大的工業和農民對集體化的相信。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即使有了強大的工業化，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死路一條，蘇聯和東歐各國社會主義體製的解體，中國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已作了最好的說明，但是劉少奇在那麽早的時候，就試圖把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想，用鞏固新民主義製度的辦法，來拖延進入社會主義的時間，這是無疑是有眼光的，也是在體製內對蘇聯模式和毛澤東的挑戰。
毛澤東在這一時期，針對劉少奇的觀點，提出了與他過去完全不同的看法。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十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是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在1951年10月3日書記處擴大會上，毛澤東提出戰略轉變問題：要提前結束新民主義。工、農、商各行各業都要全麵轉向社會主義，要消滅資產階級。他講後好久沒人發言，他隻好一個個點名。劉少奇說他讚成，但要先允許幹一段新民主義。周恩來說經濟問題要慎重，要分階段按步驟進行。因此，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極為惱火。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對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的觀點作了不點名的批判。他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惟一的道路。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種秩序。農業互助合作也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鬥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鬥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製度和一切剝削製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鬥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