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在中共曆史上，劉少奇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一方麵他曾為毛澤東打敗他的對手們，獲得壟斷中共的權力立下大功；另一方麵，他又在體製內，最早覺悟，試圖用一種務實的方式，改變毛澤東烏托邦的社會實踐的方向。他活著的時候，被被毛澤東打倒，置於死地，但死後卻得以在中共的體製內得到平反，成了鬥爭的最後勝利者。重新解讀劉少奇費盡心機，一步一步的否定並走出毛式烏托邦的艱難過程，我們可以得到許多有趣的啟發。
一.劉少奇為何與毛澤東上了同一條船
劉少奇是如何被毛澤東看中, 從諸多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中脫穎而出, 成為中共的第二號領導人的說法甚多。目前最普遍的說法是他到延安後，傾力幫助毛澤東建立了在中共內的絕對權威，並把毛澤東思想鼓吹到馬列主義的同等地位，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因而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欣賞。有的人甚至說，他後來被毛澤東整死，是他自食當年神話毛澤東的苦果，是因果報應。
這些說法，從現象上來看，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忽略了劉少奇幫助和鼓吹毛澤東的曆史原因。劉少奇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前，其所以會與毛澤東越走越近，最後竟然走到幫助毛澤東建立個人在黨內的獨裁地位的地步，這與他一貫的務實風格有關。
1.少受馬列教條束縛，成就了劉少奇務實的風格
劉少奇在中共內可以算得上是老資格了。1921年6月到蘇聯學習，這年冬天與羅亦農，彭述之等人一起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是少數見過列寧的中共早期黨員之一。
從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來看，它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劉少奇在東方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學了一年，第二年的7月就被派回中國搞工人運動。在這短短的一年時間裏，語言障礙尚未克服，應該說隻是了解了一些馬列主義的口號，還沒來得及真正涉及馬列主義的基本教義。然而，正是他的這種經曆，使他比後來去蘇聯學習和工作時間較長的王明,博古和凱豐相比，少了許多教條和空想。
早在安源煤礦的工運鬥爭中, 他就能從實際出發, 不把罷工的要求提得很高, 把工人運動局限在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的範圍內,而不是要把資本家的工廠搞垮,使工人失去飯碗。當工人的要求得到滿足，立即動員工人複工。利用合法的鬥爭形式教育工人，逐步培養工人對中共的好感和信任。“二七”慘案後，全國工運陷入低潮，但安源的工會仍然得以存在，曾被當時的勞動組合社書記鄧中夏稱之為碩果僅存，組織得最好的工會。
安源共運所取得的成績，使劉少奇在中共內獲得重視，不到27歲，就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之後，他每到一處，都能講究實效，排除幹擾，盡量減少不必要的犧牲和損失。
1930年3月，劉少奇奉調從滿洲回到上海參與領導全國工人運動。這一時期, 由於蔣馮閻大戰, 共產黨的勢力無論在其割據的根據地, 還是在城市的工人和學生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複。當時在中共主持工作的李立三等人認為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照搬蘇聯的教條和共產國際的指示，試圖發動全國總暴動和中心城市總罷工，配合紅軍對大城市的攻擊，奪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劉少奇曾當麵勸說李立三，不能照搬蘇聯的經驗，全國總暴動，總罷工的條件並不成熟。
1930年6月劉少奇作為中國工會代表團長參加赤色工會五大，並當選為執行局委員。在赤色國際工會工作期間，他又主張在非赤色工會勢力大，紅色工會處於非法的情況下，赤色工會的成員應該加入非赤色工會，利用合法身份，爭取群眾。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不要打出自己的牌子，在裏麵搞紅色工會，以免過早暴露自己，使自己孤立。他反對赤色國際工會不顧各國具體情況，在不允許赤色工會存在的國家公開建立紅色工會。因此，他被赤色國際工會帶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1931年秋，他回到上海後，更進一步提出白區的主要任務是以防禦為主，保存實力。盡量利用合法身份展開工作，積蓄力量，等待時機。這些觀點與當時中央政治局，在非赤色工會中組織紅色工會與敵人公開鬥爭的主張是對立的。因而受到中共政治局高層的打擊，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瓦窯堡會議後，劉少奇被中共政治局派往北方局，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領導工作。在這裏，他恢複和發展了中共北方局的組織係統，反對過去的左傾關門主義。主張在抗日統一戰線的基礎上，開展合法和合理的公開群眾運動。並卓有成效地爭取了冀察政務委員長，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使他逐步由反對學生運動，轉變到同情愛國學生運動，最終走上抗日的道路。中共的基層黨組織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壯大。在山西和察哈爾和河北等地，敵後的基層政權的領導大都被中共掌握，特別是山西，105縣中，就有62個縣長是中共黨員。
在北方局，他做的最能反映他務實風格的一件事，就是主張被關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等六十多個中共幹部，通過履行自首手續出獄。這些人都是中共難得的人才，後來為中共的解放和建設事業立下汗馬功勞。雖然，這一事件得到了當時中共中央的批準，但是如果沒有劉少奇以北方局負責人的身份大膽的參與策劃和支持，這些人不僅難以立即獲釋，還有可能在獄中遭到殺害。在自首的表格和人命之間，劉少奇看重的是人的性命，而不是那張毫無實際意義的空頭支票。當時這麽做，他是需要膽量和勇氣的，在高度注重意識形態的中共內部，並非人人都可理解。在延安整風時期，就有人向毛澤東告發劉少奇支持和包庇叛徒集團。幾十年之後，又成了劉少奇的一條罪狀。
2.劉少奇的務實風格與早期的毛澤東不謀而合
毛澤東在他早期的活動中也是務實的，他由務實轉為空想，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這種務實風格，是他們在建國前能夠密切合作的基礎。
毛澤東在秋收暴動後，能夠放下身段與井岡山的土匪，王佐，袁文才結拜兄弟，找到一塊安身落腳的地方，就是不拘泥共產國際的教條的做法。直到毛澤東利用他們的地盤和資源把根據地做大，把紅軍擴展到了十幾萬人，在上海受共產國際指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對這種做法還是不認可，曾下令毛澤東將這兩人殺掉。毛澤東在國民黨統治的薄弱環節，依靠農民，搞紅色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雖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但順應了當時的實際情況，點燃了燎原火種。而且，把原來土匪對付官軍，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辦法，加以提高總結，搞出一套遊擊戰，運動戰的戰術。紅軍運用這些戰術，曾四次粉碎蔣介石對這片根據地進行的圍剿，打得蔣介石的正規軍不知所措。
當以博古為首,包括張聞天，周恩來等代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機關來到江西根據地後，他們認為毛澤東所做的一切都是與共產國際和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對立的，奪了毛澤東的權。在政治上實行關門主義，組織上搞宗派主義，軍事上，用以土槍，大刀梭鏢為主要武器的農民武裝與蔣介石的正規軍打陣地戰和防禦性的阻擊戰。結果被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澤東和朱德幾年來建立的中央根據地損失得一幹二淨，不得不開始了後來被稱之為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大逃竄。
劉少奇是1932年冬天到達朱毛創建的中央蘇區的。在這裏，劉少奇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委員長，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長征中先後擔任紅八軍團，紅五軍團的中央代表，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在遵義會議上，劉少奇與對博古，李德反戈一擊的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等一道支持毛澤東重新回到領導崗位。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期改組的中央機構中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有了一個插足中共決策的平台。過去的說法是遵義會議解決了中共的路線問題，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後來又說，在此次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了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小組。這種說法，應該是毛澤東掌權後加工出來的產品。據現在發現的資料，這次會議並沒成立什麽軍事小組，也沒有否定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僅僅更換了政治局的領導人，張聞天被選為總書記。直到在1935年3月4日，中革軍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的名義簽發命令，決定成立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毛澤東才在複出後有了參與軍事決策的機會。（1）隨後，毛澤東以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集權的理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三人軍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並得到了張聞天的讚成。1935年3月1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但是最終決定權還在周恩來手中。（2）1935年6月第一和第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後，張聞天為首的中央政治局決定調整中革軍委，由與張國燾資曆和經曆都不相上下的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周恩來和張國燾任副主席。（3）其所以作這樣的調整，張聞天，周恩來等政治局常委極有可能考慮當時除了毛澤東之外，沒人能鎮住在資曆和經曆都比他們豐富，擁兵自重，不聽調遣的山大王張國燾。至此，毛澤東終於取代了周恩來，重新奪回了軍隊的指揮權。應該說，毛澤東巧妙的利用了張國燾出現的這一機會，或者說，張國燾從反麵幫了毛澤東的大忙。
毛澤東領導紅軍擺脫了蔣介石軍隊的圍追堵截，在陝北站住了腳，說明了他不僅比博古，李德高明，而且也比張國燾更有方向感。然而，毛澤東要通過槍來指揮黨，畢竟有些名不正，言不順，更不符合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在井岡山時，他自己就反對朱德和陳毅試圖架空他這個黨代表的行為，他警告朱陳，“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決不容許槍指揮黨”。盡管1937年8月2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共又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把軍隊歸於黨的領導下，毛澤東獲得了黨內的軍事指揮權，但是，當時中共的總書記是張聞天，共產國際也直接幹預和指導中共的大政方針，1937年11月底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後，也以共產國際的代表自居，試圖插手中共的重大決策。毛澤東還沒有得到黨內和共產國際認可的統帥全局的大權。
主持黨的工作的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成為中共的最高領導者，但他本人就是中共四中全會以來左傾教條主義的宣傳者，推動者和獲益者，是四中全會的政治局委員。張聞天1932年4月寫的《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就是它的左傾思想的集中反映。在遵義會議上，他不僅沒有否定中共四中全會以後的路線方針的錯誤，相反還借肯定共產國際的決策，肯定包括他在內的中央政治局的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張聞天的角色有點象剛剛粉碎四人幫時的華國鋒。華國鋒必須堅持兩個凡是，張聞天必須肯定四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否定他們的堅持，就否定了他們執掌大權的合理和合法性。
張聞天先天的弱點，使他無時不把中共看作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而機械的，教條的，不折不扣地對待共產國際的指示，這就經常與毛澤東的靈活，務實和對共產國際的指示隻取自己所需，對自己有利的決策風格發生矛盾。同時，張聞天在擔任總書記期間，處處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發表一些從教條和經典出發的文章和報告，試圖從黨的思想精神層麵著手，成為中共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導師。毛澤東雖然精於寫作，但那時還沒讀過幾本馬列的書。他的文章，大都是就事論事的對策性研究報告，缺乏馬列主義的理論性，還不足以成為從思想上統一全黨的理論權威。後來延安整風時，王明曾對張聞天說：“這次整風，主要是整我們這些從莫斯科回來的同誌，尤其是你。1940年3月周恩來同誌從莫斯科治傷後返回延安，傳達曼努伊爾斯基的話說，你是我黨的理論家。毛澤東聽了這句話大發脾氣說，什麽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所以特別反對你。”（4）從這一段話，看得出毛澤東還對這段曆史耿耿於懷。毛澤東從骨子裏就瞧不起像張聞天和博古這一幫對中國國情一知半解，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完全靠共產國際的關係上台的教條主義者。當時中共的二元權力結構，不利於中共在戰爭環境下的壯大和發展。
3.劉少奇反左傾路線的呼籲使毛澤東發現了奪權的契機
能否化解這種二元權力結構，走出教條主義束縛，是中共到達延安後的一個重
要課題。而把這道課題明明白白的擺到台麵上來破解，卻是從劉少奇給當時中
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四個書麵報告或四封信開始的。(5)
劉少奇從他到北方局領導工作以來所遇到的左傾關門主義的種種阻難和黨內左傾的思潮對中共的決策的影響，不利於中共對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領導著手，順藤摸瓜，追溯到中共曆史上一直存在著左傾的傳統。他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右傾的陳獨秀主義，而且還有左傾的錯誤。而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黨的領導層仍然一貫地犯左傾錯誤，導致了中共的巨大損失，特別是白區工作，幾乎損失百分之百。到現在這種左傾思潮仍是黨內的一種傳統。他也陳述了自己從實際出發，開展工作，遭受打擊，被視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經曆。要求在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十年曆史，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其目的就是要闡明,有關領導人應當為錯誤承擔責任，中共中央領導機構有改革的必要。
劉少奇的這幾個書麵報告引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不安。5月2日到14日中共蘇區代表會議召開，劉少奇曾在來自白區，蘇區和紅軍中的200多高幹的會議上發表講話，大會印發了劉少奇《關於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和《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兩篇文章。與會代表對劉少奇關於白區工作和六屆四中全會存在左傾傳統的問題的認識產生了嚴重分歧。（6）中共不得不召開白區工作會議進一步討論。
在白區工作會議的前一天，193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對劉少奇的這幾個書麵報告展開了討論。劉少奇在會議上發言，重申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在麵臨建立抗日戰爭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下，需要改變鬥爭政策，策略和形式，由空談轉向實際，由機械轉向靈活，由形而上學轉向辯證法。要實現這種轉變，必須肅清在黨內影響最久，破壞最大的惡劣的左傾傳統，這種左傾傳統表現為左傾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劉少奇觀點和主張，遭到張聞天，博古，凱豐等一批中共高幹的激烈反彈。張聞天則批評劉少奇的觀點，是從普列漢諾夫那裏學來，隻以每次革命的成果來判斷革命的價值，看不到每次革命的意義。
在隨後的白區工作會上，劉少奇作了《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對自己在會前的觀點和主張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在會上除了彭真等人基本上同意劉少奇的看法外，張聞天、博古、凱豐、以及許多中共高幹仍然反對劉少奇提出的白區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百的觀點，堅持認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許多代表甚至聯名上書，認為劉少奇一貫右傾，這些觀點是托陳取消派的，是對共產國際和中共的攻擊。受了張國燾的影響，比張國燾還壞。（7）會議爭論激烈，不得不休會，召開政治局會議。
在劉少奇受到壓力，甚至有可能受到處分，被打成托派分子，張國燾死黨的情況下，毛澤東看到這場鬥爭蘊藏的奧妙和解決中共二元權力結構的契機。劉少奇的這些觀點，與毛澤東想到了一塊，講出了毛澤東早就想講，卻因自己的地位和黨內的形勢左右，還不方便講的看法。在6月1日到4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站出來支持劉少奇，他說：劉少奇對白區工作有豐富經驗，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鬥爭和處理黨內關係，都基本上是正確的，是勃勃生機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係統地指出了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盡管這次鬥爭，沒有一次達到劉少奇的目的，張聞天在總結報告中仍然堅持四中全會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是基本正確的，並且對劉少奇的看法進行了批評，但是由於毛澤東的發言，中央政治局會議也肯定劉少奇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績的，在白區工作會議的報告是基本正確的。
劉少奇看到了中共十年來受左傾的危害，試圖說服中共全麵轉變全盤工作的方向，表現出很高的理論水評和從實際出發，敢於挑戰的勇氣。他與毛澤東的共識，為一年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解決黨內政治路線，權力結構和思想認識等重大問題奠定了基礎。事實上，劉少奇的這種觀點和主張已經搭起了後來在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在中共建黨史上影響重大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基本理論框架。
4.捏軟柿子王明，擊潰以張聞天為首的國際派
1938年3月中共中央調劉少奇回延安工作，在9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他與剛從莫斯科養病會回延安的王稼祥，陳雲等人聯手，對四中全會以來中共左傾傳統進行了進一步的批判。但這次會議的突破口卻選中了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王明。
王明回國後未同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人溝通，代表共產國際發表了一份中共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十六人名單，雖然這些人都是政治局的原班人馬，隻是調整了排名，毛澤東名列第一，周恩來第二，張國燾第三，張聞天被擺到了第七，與王明一道回國的陳雲，康生被曾補為政治局委員。當時，毛澤東的態度是，一方麵樂觀其成，另一方麵對王明試圖取代張聞天的意向感到不安。他曾試探性的要把王明擺在第一位，推崇王明為中共領袖，但王明一再聲稱，他提出這張名單無意奪帥。（8）
其實，王明在中共曆史上，從沒當過正式當過中共的最高領導者。他在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由周恩來提名,未經表決進入中央政治局，但當時的總書記是向忠發。在他的上麵，還有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張國燾，同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9）不可否認王明是一個左傾教條主義者，但是就算在這九個月中，王明推行和宣傳了左傾路線，主要責任也在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以及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從1931年九月到1935年1月，臨時中央的總書記是博古（秦邦憲），王明已不在國內。而且，在王明擔任政治局委員的九個月中，由於他是由共產國際空降來的，曾受到中共內老資格的共產黨人的抵製，所起作用相當有限。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搞王明，講通俗一點，是檢軟柿子捏，講文皺一點，則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在白區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曾把矛頭指向以張聞天，博古，凱豐，周恩來等四中全會以來壟斷中共大權的國際派，但碰了釘子。要不是得到毛澤東及時的支持，將會遭受毀滅性的打擊。看得出，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等政治局原班人馬還是有實力的。
王明一直不在國內，沒有任何群眾基礎，而且咄咄逼人，處處以共產國際的指示當聖旨，要求中共全盤接受共產國際“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他回國後，不但得罪了原本與他同樣左傾的張聞天，而且又讓毛澤東感到了威脅，成了孤家寡人。同時，王明的靠山米夫在肅反中，已被蘇聯當局槍斃。所以，毛澤東，劉少奇，王稼祥和陳雲為代表的務實派對王明的批判，並未遭到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等人的反彈。特別是王稼祥傳達的共產國際總書記的指示：“中共內部應該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無異於封殺了王明的政治前途。
隨著對王明左傾路線追溯, 批判和清算，張聞天等國際派漸漸浮了水麵，不得不為過去的左傾路線和主張接二連三地認錯和檢討。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肯定了毛澤東的政治路線的正確,事實上也明確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使中共有了相對的獨立地位。並在劉少奇的主持下，起草和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劉少奇在會上作了黨規黨法的報告。這些規章，表麵上是針對王明，實際上也是限製和警告張聞天，博古和凱豐這些教條主義的理論家的。從此，他們不能像過去那樣，動不動就以中共的名義發表長篇大論，用共產國際和馬列主義的教條來攪亂中共的決策。他們的任何報告，演講和文章的發表，都要與經毛澤東為首的政治局過目審批。
會議的結果表明，選擇王明為突破口是正確的，這簡直就是當年博古，張聞天，凱豐，周恩來在井岡山借批鄧，毛，謝，古，最終奪了毛澤東的權的翻版。陳雲曾在會上逼張聞天放棄總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擔任總書記，但毛澤東卻另有打算，讓張聞天保留了有職無權的總書記的名分。被完全架空後，張聞天不得不到延安的馬列主義學院任教，他自以為做得不錯，但在延安整風時，還是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認為該院在張的領導下成了教條主義的大本營。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說：“在在職幹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在延安學了，到富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反杜林論》。”就包括了對張聞天的譏諷。延安整風後，張聞天在中共高層的有點實際權力的職務幾乎都被撤消。
劉少奇在六屆六中全會後，被派往華中，擔任中原局書記，全麵負責華中敵後根據地的建設和擴展江北新四軍的領導工作。從白區工作會議起，毛澤東就看上了劉少奇，有了選擇劉少奇為自己的副手的意思。但是，在戰爭環境下，劉少奇在軍隊中的經曆還略顯不足，這次派劉少奇到華中，既是毛澤東曆練劉少奇的一步棋，也有用劉少奇牽製項英，掌控新四軍的意圖。劉少奇在華中地區的三年裏，不僅建成了占華中敵後人口1/3以上，達1500萬軍民的大根據地，同時，在皖南事變後，臨危受命，擔任新四軍分會書記和政委，對新四軍的重組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941年下半年，新四軍已發展到了13.5萬人。劉少奇處理問題的智慧和能力，令毛澤東極為滿意，達成了毛澤東完全掌控新四軍的目的。中共的許多務實高級幹部也對劉少奇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1941年9月10日，在劉少奇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與會代表，總結了土地革命的經驗教訓，進一步認定王明，博古，張聞天所犯的左傾錯誤是路線錯誤，認為有必要在全黨範圍內開展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思想革命。揭開了延安整風的序幕。與此同時，許多代表認為在根據地，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在白區，劉少奇是正確路線的代表。陳雲在會上發言說：有些幹部的位置擺得不適當，要正位，劉少奇同誌的地位要提高。任弼時說：毛澤東，劉少奇能根據實際情形來工作，所以犯主觀主義少些。王稼祥提出，過去，在黨內毛澤東代表了辯證法，在白區劉少奇代表了辯證法。康生也站出來檢討過去在白區工作政策上與劉少奇的分歧，承認過去反劉少奇犯錯了，並承認主觀主義的錯誤把白區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時中央是劉少奇負責，情況將是另一樣。
會後，毛澤東親自寫了《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問題結論草案》和《關於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在這兩篇文章中，毛澤東也推崇劉少奇是很好，很老的群眾領袖，“劉少奇的見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當時的直接事實為之證明，整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期間的全部結果也為之證明了。”
這次會議後，劉少奇奉中共中央的調令,於1942年12月30日回到延安。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任主席，劉少奇和任弼時任書記，全權處理中共的日常事務，毛澤東有最後決定權。至此，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為何不急於拿掉張聞天總書記的謎底，終於水落石出了。劉少奇還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成了中共內的第二號領導人物。
劉少奇和毛澤東由反對統治中共十多年的左傾路線，試圖為中共找出一條能夠生存，發展和取得勝利的道路，走到了一起，並成功地解決了遵義會議後存在的二元權力結構問題，這對後來中共奪取全國勝利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劉少奇曾在許多場合下，不斷重複中共鬥爭形式的轉變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要爭取民主。但是，在解決中共內部的權力二元結構的同時，卻幫助毛澤東打造出一個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個人專製的平台。毛澤東獲得了毫無製約機製的最後決定權，也就意味著他一個人說了算，為日後毛澤東個人壟斷權力埋下了伏筆。
這次會議在組織原則上強調：“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而“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事實上，從三人書記處到後來六屆七中全會的五人主席團，再到七大的毛，劉，周，朱，任的五人書記處，從來都不僅僅是處理日常事務的機構，而是淩駕於政治局之上的最高權力機構。而毛澤東則成了這個機構的主宰。
從這次會議到延安整風和中共的七大，為了徹底清除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務實派們甚至有意識的神話毛澤東和他的觀點和主張。劉少奇在1943年7月4日《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思想》一文中，提出要用毛澤東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思想。第二天，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就大膽跟進，正式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隨後，在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思想被劉少奇在修改黨章的報中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被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
王明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揭露，後來中共在整理和出版毛澤東的文章和報告時，為了塑找毛澤東思想一貫正確，把其中許多不合時宜，被實事證明是錯誤的部分都刪除或重寫了，後來的讀者，已找不到當年的曆史痕跡。
當權力拽到了毛澤東手中後，自上而下，層層都有人抬轎子，一發不可收拾。過分地把個人的思想神話，把個人淩駕到組織和製度之上，製造個人迷信，並在中共內以整風的方式進行洗腦, 無異於用一種新的教條代替老的教條，一種新宗派主義代替老宗派主義。等到劉少奇發現和覺悟到這一問題時，神已經造出來了,他也無能為力了，並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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