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評郎鹹平 “論中國經濟的八大危機”

亦文


在網上常看到轉貼的郎鹹平教授的文章。上次看到他寫的一篇有些分量的文章，還引用過他文中的一個數據。不久有人指出，該文不是郎教授寫的，郎教授已在網上辟謠。這次，又看到郎鹹平談中國麵臨的八大危機，讀完該文後，我真希望郎教授出來澄清這又不是他的講演文稿。但是，這篇演講，反而不見郎教授出來聲明不是他說的。張五常教授幾年前曾說過郎鹹平是學管理的，不懂經濟學。當時還以為是同行相輕，現在看來，的確是有感而發。

（1）郎教授認為，中國的房市和股市泡沫化，政府有必要通過宏觀調控來解決問題。但是，政府的調控的目標是錯的，這是第一大危機。

觀點的問題，我曆來認為是爭不清楚的，在沒有被事實證明前，隻要能自圓其說，就是一家之言。我不敢說政府的調控目標是正確的，郎教授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是，既然郎教授說政府的目標是錯的，那你就要拿出證據來。

郎教授說：“我認為最有衝擊力的原因是由於近幾年來整個國家投資營商環境的急速惡化，因此我們企業家把應該投資而不投資的錢擠壓出來形成虛擬資金打入股市打入樓市。這是我認為最重要的第一筆資金——虛擬資金。第二筆資金就是在目前大麵積腐敗之下的腐敗款大量進入樓市和股市，第三筆資金就是各位熟知的國際熱錢，第四個資金才是我們老百姓的儲蓄款。目前所有宏觀調控的政策所針對的資金基本上是第三項和第四項”。

在這裏，郎教授首先創造了一個經濟學的術語，“虛擬資金”。這一術語是從馬克思“虛擬資本”一詞轉意而來的。馬克思認為：“商品不是為取得貨幣而賣，而是為取得定期支付的憑據而賣 ”，而這種支付憑據作為商業信用的工具，它已包含虛擬資本的成分。“真正的信用貨幣不是以貨幣流通（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國家紙幣）為基礎，而是以匯票流通為基礎。” （1）這裏有兩層意思，它是商品交換派生的有價證券；它可以脫離貨幣和現實資本流通。具體說，它指債券和股票，借貸信用，期票、匯票、有價證券，以及由投機票據等形成的資本的總稱。馬克思的這一概念，實際上來源西方經濟學的約定。然而，郎教授的“虛擬資金”的含義既不同於馬克思所說的內容，也不屬西方經濟學的約定。它是指: “企業家把應該投資而不投資的錢擠壓出來形成虛擬資金打入股市打入樓市”。經濟學的概念是可以創新的，但是，至少要符合語言習慣和經濟理論和現實的約定，要讓人看得懂。企業用於投資的資金，大致有兩個來源，一是自己手中的現金；二是用自己的信用從金融業得到的借貸，但在它們投入股市和樓市前，都是實在的資金，並無虛擬的性質。盡管股市和房市可以把實在的資金化為虛擬資金。但是，企業不投入實在的資金，就不能完成資金向股票和房地產資本或資金的轉化。企業的資金是投資於生產領域，還是投入股市和房市與資金本身的性質沒有關係。把虛擬資金與實在資金混為一談，無論從經濟學，還是從統計學的意義上來看，都是容易引起混亂，難以說通的。

在這篇演講中，我們也看不到郎教授所指的投資環境惡化的具體事實和統計數據。搞不清楚，他的環境惡化，到底是指能源，交通，通訊的基礎投資環境的惡化，還是指勞動力素質降低，勞動成本提高，或者市政府對資源的壟斷等等。從郎教授的文章中，我們隻能看到一種推斷，企業的資金選擇投入股市和房市，那一定是投資環境惡化！事實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資本或資金流向股市和房市，許多情況下都有可能發生：如果股市和房市獲利快;獲利高於企業投資於本行業，即使企業投資環境沒有惡化或有所改善，資金或資本也會流向股市和房市。甚至，企業對股市和房市獲利預期的誤判，也能左右資金或資本流向的轉變。在眾多影響企業資金投入的因素中，企業投資環境惡化充其量隻是企業資金流向改變的一種可能。在沒有深入調查，得出能說明問題的數據，把企業投資環境惡化從眾多的可能之中抽象出來，作為企業資金流向改變的唯一原因，難免有信口開河之嫌。

郎教授認為，企業該投資而不投的“虛擬資金”和貪官的腐敗資金投入股市，是比國際熱錢和老百姓的儲蓄更重要的造成股市和房市泡沫化的兩大原因。我不否認這兩部分資金對股市房市的影響，更不否認流通中貪官的腐敗資金的存在。但是，郎教授要說“虛擬資金”和腐敗資金是導致股市和房市更重要的原因，至少要讓讀者看到這四部分資金投入的金額和比重。否則，讀者和中國政府又怎麽能相信你的所說的這兩部分資金就是最重要的呢？進而言之，既然你郎教授的最重要的原因建立在主觀推測的基礎上，拿不出有說服力的統計數據來證明，你憑什麽斷定政府的調控目標是錯誤的，是中國麵臨的第一大危機呢？用實在的數據說話，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常識。

（2）政府的調控辦法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嚴重的金融風險。這是郎教授所說的第二大危機。

他認為: 當年日本與美.英. 德. 法等五國簽訂的廣場協議, 強迫日元升值, 幾乎摧毀了日本經濟。而中國經濟決策者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現象，這就是美國財政部通過各種渠道壓迫日本降低利息，放寬信貸，造成流動性過剩，導致股市泡沫，樓市泡沫和通貨膨脹。這是日本長達十多年經濟衰退的原因。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不是流動性過剩，而是投資環境惡化，企業擠壓出來虛擬資本流入股市和樓市。中國政府通過提高利率來限製流動性過剩是錯誤的，會使企業不堪重負，造成貨幣緊縮，積累下去將引發金融危機。

郎教授把“日本經濟的幾乎崩潰”的原因歸日元升值，是一種人雲亦雲的說法，道理十分牽強。

廣場協議後，世界主要貨幣對美元匯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匯率來看，1988年與1985年相比，主要貨幣的升值幅度分別為：德國馬克70.5%，法國法郎50.8%，意大利裏拉46.7%，英國英鎊37.2。 廣場協議前，1982、1983和1984年，日本的經常收支盈餘分別為68.5億、208.0億和350億美元；貿易盈餘分別為69.0億、205.3億和336.1億美元。同期，對美國的貿易盈餘分別為121.5億、181.8億和330.8億美元。廣場協議後， 1985、1988和1992年，貿易順差分別達461.0億、775.6億和1066.3億美元；同期，經常收支盈餘分別為491.7億、796.3億和1175.5億美元。日本的外匯儲備由1984年的263.1億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770.5億、2000年的3616.4億美元。到2003年8月末，日本的外匯儲備達5551億美元。日元升值，並沒有減弱日本對外收支盈餘的擴大之勢。（2）

同期，與日元一起對美元升值的其他國家，並沒有發生像日本那樣嚴重的泡沫經濟。這說明，日元升值與泡沫經濟並沒有必然的聯係。日本的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在內而不在外。日本過分降低利率，放鬆信貸，急於改變經濟結構，盲目擴大內需，以及試圖人為地延緩日元升值的速度,最終把日本經濟推向了另一個極端。

不僅如此，郎教授還在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把廣場會議後日本降低利率，放鬆銀根的原因簡單地歸為政治，即美國財政部的壓力。而且這種推理和指責是與經濟運行的常理相悖的。廣場協議，就日本的部分而言，就是要日本開放金融市場，迫使被低估的日元升值，如果降低利率，將增加流通中的日元供給，對日元升值形成反向阻力。剛剛簽訂了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美國財政部會做這種違背常理傻事嗎？

郎教授斷言，中國的樓市，股市泡沫化與日本不同，不是流動性資金過剩，因而,中國政府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通過加息冷卻房市股市是錯誤的。也就是說，他主張繼續保持低利率，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但是，在他的文章中，看不出為什麽寬鬆的貨幣政策可以化解房市和股市泡沫化的高見。同時，他對中國房市股市泡沫形成的原因與日本當年不同的論斷也是未經論證的。他唯一的一條論據，就是中國投資環境惡化，虛擬資金和腐敗資金入市。如前所述，這一論據本身也是沒經證實的猜測。我不想來論證政府加息的對錯，這是一個需要事實來回答的問題，但是可以肯定，他從一個未知的前提出發，得出的政府加息限製經濟過熱的方式是錯誤的結論，無論如何是蒼白無力，站不住腳的。

（3）90年代中期以來，地方政府以GDP為綱的理念，造成中國特有的二元現象，是中國麵臨的第三大危機。

郎教授的二元現象，是指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過熱與過冷同時存在。“過熱的部門們包括：鋼鐵，水泥，房產，過冷的部門大都是民營企業”。而這一現象是地方政府官員為升官發財盲目追求GDP造成的。

我不否認地方官員有郎教授所說的那種追求GDP的現象，而且，GDP也是目前衡量幹部業績的一個指標。對中國而言，這些年，正是堅持了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方針，才有了今天的成就。難道地方官員要不講發展才是正確的嗎？

更重要的一點，按郎教授的區分，好像民營企業的產出就不算GDP了，所以才會導致民營企業過冷。我相信郎教授決不會連GDP的概念都搞不清楚，如果政府官員要追求GDP, 乃是多多益善，沒有理由要要把民營企業排除在外。按照郎教授的邏輯，中國的過熱部門包括鋼鐵，水泥，和房產，都不是民營企業在經營。而事實上，除了鋼鐵之外，幾乎90%以上的水泥，房產都是民營企業在經營，即使鋼鐵企業，現在也都股份化了，多少也有了民營的成分。2006年，全國的GDP中，民營企業的產出，已超過了國營企業的產出。

經濟體製改革幾十年後，國家的計劃收購已經取消，所有的產品都要通過市場才能賣出去，即使政府官員要炒熱這些部門，如果沒有市場需求，這些部門也很難熱起來近年來，全世界範圍內，原材料和房地產都出現過熱的現象，處在一個開放或正在與世界接軌的市場中的各個國家，都會相互影響，產業部門的冷熱是一個全球化的現象。這一現象的發生，既有內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非常複雜。許多國家，特別是美國，幾乎沒有地方官員直接插手經濟的環境，更不要說追求什麽GDP了，但也不能置身於全球的冷熱之外。不然，經濟學中就不會出衰退，複蘇和市場調節這種反映現實的理論歸納。至於郎教授舉證的另一個例子，地方官員架橋修路，追求GDP，到底這個部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多大比重，或者在整個過熱的經濟中占多大比重，我們無法找到他的能夠說明問題的統計根據，看到的隻是泛泛而談。他把中國經濟的二元現象僅僅歸為地方官員追求GDP造成的，是政治原因，無疑還需要更具體的數據來支撐。

由二元現象產生的原因，郎教授得出了兩個結果:一是政府的宏觀調控將進一步失效；二是將產生通膨脹。而宏觀調控失效其所以會失效，是因為經濟調控的手段解決不了政治行為；“通貨膨脹則是資金大量從過冷的部門轉到過熱的部門，過冷部門缺資金，政府隻好印鈔票，導致流動性資金過剩”。

對於郎教授的結果，在他沒有提供經濟過熱都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充分證據之前，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政府的宏觀經濟手段會失效。從他的第二個結果，我們不難看出他犯了一個很低級的邏輯錯誤。他在該文討論中國經濟麵臨的第二大危機時特別強調，中國不像當年日本一樣，存在流動性資金過剩的問題，所以政府通過提高利率限製流動性資金過剩的手段是錯誤的。現在為了證明二元結構會引起通貨膨脹，又前言不對後語地承認中國經濟存在流動性資金過剩的問題，這豈不是自己不知不覺地繞了一個大彎，走向了自己的反麵，證明了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是正確的嗎？

（4）第四大危機，地方政府以GDP為綱的理念造成了整個經濟的比例失調。

郎教授認為，是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理念造成了整個經濟比例失調。他以中國與日本經濟崩潰前作比較，中國的固定資本投資占45%，日本是30%，而消費投資中國是35%，日本是58%。按郎教授的思路，從比較固定資本和消費資本的投入著手，他所謂的中國經濟比例失調，應該是指生產性投入和消費性投入比例失調，但是，他並沒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得出的結論是，“這麽大量的投資，國內消費是不足的”。並列舉出口在GDP中的比例，“當年日本的出口占GDP的4.5%，而中國占9%，”來說明中國消費不足，不得不依賴出口。而出口創匯是罪惡的代名詞。

在郎教授的中國第四大危機的論述中，可以說思維是不清楚的，不知道他所謂的經濟比例失調到底是什麽？如果，郎教授要證明中國生產和消費的比例失調,用固定資本和消費資本的投入比例作比較,是不能說明問題的。固定資本是指屬於產品生產過程中用來改變或者影響勞動對象的生產資料。它在生產過程中可以長期發揮作用，但其價值則隨著企業生產經營活動而逐漸地轉移到產品成本中去，並構成產品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斯密在《國富論》中將“不必經過流通不必更換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潤”的資本稱為固定資本。如機器，勞動工具，庫房，工廠，糧田等等。（3）廣而言之，當然也包括可以為公司，企業甚至國家帶來利潤的公路，橋梁等設施。但是，在固定資本投資中，既包括社會或企業用於生產性投資，形成的設備，廠房以及相關的有形資產；也包括對生產消費品的設備以及相關的設施的投資。它所對應的概念是流動資本。用一個包含消費性投資的數據，與消費投資作比較，至少要進一步區分生產性固定資本投入和消費性固定資產的投入的比重。否則不具可比性。在郎教授這裏，我們恰恰看不到這種區分，不知道郎教授怎麽可以得出中國消費投資不足的結論。如果郎教授要用這一數據來說明中國國內的消費需求不足，那就更是不著邊際了。

即使郎教授用出口商品價值在GDP中的比例也無法說明中國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如果要比較中日的GDP, 有必要考察兩國經濟的商品化程度。隻有兩國的商品化程度相當，這種比較才是有意義的。現階段，中國尚有9億農民，他們在承包的土地上，種糧種菜，養豬養雞，家裏所需的糧食，蔬菜，肉食等日常食品，還是自給自足。由於這部分產出沒經過市場就消費掉了，也就不可能進入GDP之中，如果把這部分估算進取，中國GDP的總量就會增大，出口在GDP中的比例也就會隨之下降。

退一步講，就算現階段我國的經濟還是一種外向型，依賴出口創匯，我也不覺得是什麽罪惡。這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條捷徑，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口創匯，中國能有這麽大的變化嗎？當然，這種發展也是有代價的，任何收獲，都不可能是完全沒有副作用的。我不反對揭露這些副作用，揭露出來，有利於改進。但是，郎教授所舉的兩個試圖說明出口創匯是罪惡的例證，卻讓人一頭霧水：

“中國那麽一個缺少資源的國家敢把煤炭賣給日本人，而日本人拿去填海了。竟然把我們的樹木砍下來做成毫無附加價值的筷子賣給日本，日本為什麽不砍自己的樹呢？他自己不會做那個傻事的，他不會幹破壞資源的事，給誰幹呢？給中國人幹！你用煤炭、筷子等毫無附加價值的東西流血賺取必定貶值的外匯，美其名是出口創匯。”

日本人的精打細算是有名的，他們要填海，就算國內缺少泥石或在國內開采，成本太高，可以到中國來買，但是為什麽要買中國的煤炭去填？難道中國的煤炭賣得比泥石還便宜嗎？難道日本人就不怕用煤炭填海會汙染海水嗎？這個資料，郎教授在那裏看見的，中國出口的煤炭又填了日本的哪一片海呢？用這個例子的時候，也要用腦子想一想啊，日本人蠢到這個程度，能有今天的成就嗎？

中國的森林資源那麽緊張，木材那麽貴，中國人會把我們的樹砍下來做成毫無附加價值的筷子賣給使本人嗎？這樣做，筷子廠還不早就關門了。事實上，現在中國用來做一次性使用筷子的木材，並不是郎教授理解的那種要十幾年或幾十年才能成林的樹木，而是改革開放後，農民利用承包的荒山種植的速成林的木材。這類樹木，隻要三到五年就可成材，但木質泡鬆，是專門用來用來製作夾板和筷子等對木質要求不高的產品的。這種速成林，可采取輪伐的方式，伐過地方，過幾年又可成林。農民用這種方式勤勞致富，出口創匯，何罪之有？郎教授如果要證明出口創匯是罪惡,還需要找些更接近事實和常理的例證和數據,才能讓人信服。

五.民營企業將關門，賣廠，是中國經濟的第五大危機。

據郎教授說，第五大危機是前四大危機的整合, “一個是利率的上升，一個是錯誤的宏觀調控造成利率的上升，地方政府錯誤的以GDP為綱的政策及出口創匯政策造成匯率的上升。民營企業家中，這種賣公司、賣工廠的現象比比皆是，是由於營商環境投資困難。這就是我所謂的第五個危機。”

郎教授在這裏一再強調利率上漲造成了營商條件的困難，民營企業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要關廠，賣廠了,也不會再投資了。同樣，我們在郎教授的文章中看不到民營企業日子難過的，關門，賣廠的數據，看到的隻是他甩下的這麽一句話：“告訴各位一個數位，那就是我們企業家應該投資而不投資的錢和歐美相比，80%投入股市樓市，造成泡沫。”首先，我們看不到他是怎麽和歐美國家相比的；其次，我們也不知道他這80%的數據是從哪來的；再次，這個80%究竟是多少錢，占股市房市總投入的多少? 既然企業連經營都有困難,到了要賣廠,關門的程度,哪裏還有所謂的虛擬資金投入股市和房市呢? 郎教授行文至此，步步深入，引出的危機越來越多，但就是沒有關鍵的論據。

六.外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吞並中國製造, 把中國製造納入他們的產業鏈, 是中國麵臨的第七大危機。

郎教授告訴我們：“07年的中國天空上翱翔著兩隻禿鷹，禿鷹是幹什麽的呢？禿鷹是吃屍體的。我前麵就說過了，中國的製造業，因為前麵所說的所有的理論而逐漸流血而死，頭上的禿鷹就飛下來啃食我們的屍體。頭上兩隻禿鷹是什麽呢？一個是產業資本，第二個是金融資本”。而吞並之後，中國企業就會被融入產業鏈中去。

在這裏，郎教授還抱怨中國的製造業不賺錢，所有的利潤都讓從事采購、倉儲、訂單處理、批發、零售的外商賺走了。在國際分工產業鏈中，製造業是一元，而其他環節是三元。按照郎教授的研究成果，後者被稱為“軟三元”，利潤要大得多。我不知道這個成果是怎樣研究出來的，以我二十多年對美國進口和批發的觀察和體驗，一元的產品，理論上，進口商要以兩元的價格賣給零售商，零售商則以四元賣給消費者，而近幾年來經濟不好，生意越來越難做了，進口商之間，零售商之間的競爭劇烈，除去各種折扣，庫存積壓的價格損耗，一元進來的各類產品，進口商和零售商各自能實實在在地以1.3元的平均價格賣出去就算運氣很好了。熊彼特認為，發現和掌握一個新的供貨來源，也是一種創新，它會為企業帶來創新的報酬---超額利潤。但是一旦所有的企業都跟進，或者說進入模仿階段，這種利潤就會消失。現在幾乎所有的商家都從中國進貨，已不是追求高額利潤的階段了，利潤早就平均化了。大家都從中國進貨，你不去，就會出局，就會在競爭中垮台。產業鏈的流通部分在發達國家，開銷也高，如租金,人工,保險等等各類開銷,幾乎銷售總額的20%左右,要靠薄利多銷才能維持。很少看見單純依靠產業鏈流通這一端，成了千萬和億萬富豪的進口商和零售商。進口和零售商的千萬和億萬富豪大都是借用這個平台，利用股票上市或房地產的炒作發財的。製造業在發展中國家，開銷相對較低。大家的利潤會在市場的作用中趨向均衡。至於郎教授說的巴比娃娃和名牌服裝，出廠價和與銷售價之間的巨額差價是存在的，但是，這些名牌產品的高額利潤，是對品牌的所有者前期投資所形成的相對壟斷地位的回報。越貴的產品，銷售量會越少，同時名牌產品之間也會產生競爭，要想保持品牌優勢,就要不斷投入,不斷開發新產品,不斷宣傳廣告。事實上，即使郎教授用來說明產業鏈利潤分割不均，擁有巴比娃娃品牌的玩具商Mattel,去年盈餘並不理想，每股僅1.4元，其股價由每股29.7元，跌到了17元。而主要經營非名牌的連鎖店如希爾斯, TARGET等, 每元投入所得回報甚至比前者還高。名牌產品的超額利潤在競爭中也在下降。國際產業鏈利潤的分割，是由市場決定的，不是外商想賺多就可以得到多。同理，製造商的利潤也是由的市場決定的，產品的價格如果被壓得太低，製造商就會轉行或破產，產出就會減少，價錢就會提高。把產業鏈的利潤分割歸為人為的或政治原因，與其說是對經濟的探討，還不如說是一種政治和經濟上的挑唆。

郎教授擔心中國的企業被外國資本吞並，“被融入國際產業鏈的分工中去”，的思維和邏輯也是混亂的。

早在郎教授認識到這是個危機之前，中國就已經是他所說的這個國際產業鏈中的低價位產品的最大產地。中國的企業其所以會成為國際產業鏈的一環，這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與全球化接軌的成就，也是傳統的比較成本學說在現代社會的體現，中國的充足勞動力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正因為中國企業融入國際分工產業鏈，才成就了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跡。要想不融入國際產業鏈的分工中去，除非回到改革開放前的閉關自守的時代，而這時，恰恰經濟危機四伏。從曆史經驗來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都會從國際產業鏈低價商品的生產開始。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日本，70年代，台灣、韓國都走過這條路。現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都還在國際產業的製造環節中，隻是實現了由生產低價位商品向生產中等和高價位商品的轉化。它們融入國際產業鏈的分工中，並沒遇到什麽不可化解的危機！也沒有因為賺不到“軟三元”，失去升級的動力。

郎教授既要企業賺軟“軟三元”的利潤，又反對國際資本入資中國企業，把外國資本與中國資本的結合，看作是對中國產業的洗劫，實質上是用現代語言包裝的早就被中國的改革所唾棄的閉關自守的陳舊思維。外資進入中國獨資開廠，與中國私人資本或國有資本合資辦企業，從剛剛改革開放就有了，並不是設麽新鮮事，不僅沒把中國的產業血洗，反而提升了中國企業的檔次和競爭能力。近年來，中國企業出現了整合和集中的趨勢，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外國資本不放進來，不參與企業的整合，中國的企業怎麽走得出去，又怎麽賺得到郎教授指引的“軟三元”的利潤？以郎教授所舉的青島啤酒為例，他特別擔心已經擁有27%股份的美國安海斯-布希公司再多買4%的股份，這個中國人的企業就會被禿鷹吃掉。無疑, 青島啤酒在中國是知名品牌, 但是在國外, 幾乎無人知曉, 在美國人的超市, 還沒見過賣青島啤酒的。美資入股，對青島啤酒開拓美國市場應該是有幫助的。退一步講，即使美國產業資本獲得了青島啤酒的控股權，他也無法將青島啤酒搬到美國去，酒廠必須留在青島，用嶗山的泉水才能產出青島啤酒。工人照樣上班，國家照樣收稅。市場的擴大，也許會刺激產出，吸收更多的工人，上繳更多的稅給國家。特別是有些自己經營不下去的企業，讓外資吞並不是什麽壞事，企業的經營水平有可能得到改善，萬一不能起死回生，風險留給了外資。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資本已無祖國，一個國家能否發展，取決於它能否留住資本。當年，聯想吞並了美國IBM的筆記本電腦的業務；德國的奔馳吞並了美國的克萊斯特汽車公司；索尼公司買下了好萊塢的電影製片業務等許許多多資本相互滲透事件，並未讓美國人感到危機的到來。除了國防工業，很少看到發達國家拒絕資本的流入。在美國，外國人購買股票還享受免稅的優惠。

可能郎教授也意識到國際產業的整合，資本的相互滲透是不可抗拒的，在談完禿鷹啃屍的恐怖後，試圖為自己站不住腳的恐嚇留條後路。又說，他其所以會有這樣的看法，是中國在參與國際產業整合或國際化之前，沒有對外資洪水挖好渠道，即沒有製定好法規。中國曆來有水到渠成的說法，況且，中國改革開放都快三十年了，如果像郎教授所說得那樣，沒有相應的製度和法規，哪個外資還敢進來？當然，這些經濟法規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要在實踐中不斷修改完善，但是，絕不可能等經濟法規完善了，再放外資進來。試圖離開實踐製造完美隻是一種幻想。而要以這種幻想來拒外資於國門之外則更是天方夜譚。

七.金融業將被外資所席卷。

郎教授認為中國的金融業將被外資席卷的起因有兩個：一是銀行業上市；二是人民幣將實行的浮動匯率的改革。中國銀行業的改革, 請了摩根, 美林和高盛做顧問這 些改革都是圖利美國中央銀行的。

就算中國金融業的改革，聘用了美國的投資銀行的專家作顧問，但是並不意味著這些顧問的意見就一定會圖利美國的中央銀行，就像美國的各級金融機構也雇了不少中國的高級人才，但這些人不一定會圖利中國政府一樣。顧問畢竟不是決策者, 即使這些顧問的建議，有圖利美國的傾向，中國政府也不一定會采納。更重要的是要拿出這些顧問的建議圖利美國，並被中國政府采納了的證據。在這裏，我們看到的仍然是一種想當然的推論，不知道郎教授的證據在那裏。

不僅如此,郎教授還引用了世界銀行所收集的過去250多次銀行危機的案例,其中能找到資料的,有90%的案例,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都束手無策,來說明誰都不懂銀行改革。他由此推導出“既然全世界沒有人知道如何改革銀行，你中國怎麽敢改？” 言下之意，就是中國的銀行業不能改革。我不知道郎教授引用的這個資料是如何得出過去90%的銀行業危機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都束手無策的結論的。如果這一結論是正確的，那麽資本主義早就崩潰了。郎教授今天也就用不著在這裏擔心中國的金融業被外資席卷了。

不可否認，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出現過許多銀行業的危機，有的還引發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如1929年-1933年的經濟危機等，但是這些危機最終都在調整和改革中得到了克服。而資本主義的金融體製正是在不斷克服危機的過程中逐步完善的。今後，也還會出現新問題，但是新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會隨之而產生。真要到了束手無策的那一天，也就資本主義的終結。

如前所述,郎教授一再強調,中國的企業要衝出硬一元的局限，向軟三元爭利潤。而現在，軟三元的主要市場在發達國家。中國企業要走出去，與國外市場交往，這就涉及到了金融業的改革了。沒有人民幣的自由兌換，自由流動，企業怎麽走得出去?如果銀行也還像過去一樣，掌握在國家的手裏，壟斷經營，又怎能保證人民幣與其他國家的貨幣比值不受到操控。中國的產品要打入國外市場，中國的企業和投資公司要到國外去賺錢，要別人市場開放，而自己卻不讓國外資金進入中國的金融業，這做得到嗎？按郎教授的思路，無非是既要企業向軟三元爭利潤,又要用一個絆腳石把企業堵著，讓你兜個圈子又回到原點。

郎教授特別舉了“中投”投資美國黑石集團和花旗投資建行的例子，來說明外資購買中國銀行業的股票就賺大錢,中國銀行業的好處都讓外資搶走了；而中國投資外國的資本管理和金融服務業就虧本。任何投資，風險和利潤時往往是成正比的。花旗投資建行，現在賺錢，誰也不敢擔保它永遠賺錢，它也要承擔建行在改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同樣，“中投”投資美國黑石集團現在虧本，隻要所持股份沒賣出去，就不能說是虧了。當年，網絡股開始回落時，不少投資人在二十多元買入新浪和搜狐，後來股市大崩，這兩家的股價最後都跌到10元以下。如果在2004年前來評論投資的回報，那絕對是大虧。然而，到了2007年5-6月份再來看，這兩公司的股票都有每股超過50元的紀錄，回報率並不低。脫離市場和時間來討論盈虧實際上是缺乏投資常識的。如果郎教授要說明“中投”將來也收不回本錢，還有必要論證黑石集團的營運和經營方向的錯誤，將來不會有好的盈利或必定關門。

中國銀行業上市和未來實行人民幣浮動匯率，到底會不會出現中國金融業會不會被外資席卷，中國的貨幣體係會不會被對衝基金或其他炒家打垮呢？郎教授的結論是肯定的。

外資購買中國近行業的股份真有這麽可怕嗎？最近，“中投”投資30億購買黑石集團10%的股權；隨後又以50億購買摩根斯坦利9.9%的股權，成為該公司第二大股東。美聯社在評論稱， “中投” 的資金“是給在次級債券投資失敗的公司帶來的幫助”，並“可能是次貸危機開始結束的跡象”。這次美國經濟界, 幾乎沒人認為這是中國資本席卷美國金融業危機的開始。其實,不論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的金融業,還是中國的資本進入美國的金融業,害怕應該是這些投入資本的公司,而不是本國的金融業。所在國隨時都可利用國家立法，製約這些資本的運作，它們所要承擔的風險要比投在本國的金融市場要大得多。今天，歐美國家大的金融公司，其股份的所有權已沒有純而又純的了。一旦公司的股票上市，任何國家的資本都有可能進入這家公司。卻還沒聽說過哪個國家的金融業因此被國外資本席卷和控製的先例。

當年,索羅斯在亞洲的印尼，泰國等國家炒作股票基金和貨幣，導致了這些國家金融體係的幾乎崩潰的風暴。現在，包括郎教授在內的許多反對解除外匯管理的學者都把原因歸結為人民幣浮動利率和自由兌換。但格林斯潘從危機一發生就認為是這些國家的金融體製改革不夠徹底，市場機製不夠健全引起的。我從不認為權威講的就是真理，但是格林斯潘的說法，並非無中生有。事實上，索羅斯的量子對衝基金或類似於這類基金對股票基金和貨幣的炒作並不僅僅發生在亞洲，也不是從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才開始的。它們的炒作幾乎涉及到所有開放的資本市場，早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前就有了。對衝基金開始於1949年，一個澳大利亞人創辦了第一支對衝基金。到1966年已經發展到144個對衝基金，記錄比較好的，年收益率平均可以達到10-20%。目前已經有2萬家左右，規模從最初的10萬，發展到目前的2兆以上。為什麽在美國，德國，英國，日本和法國等國家這麽多年都沒有發生在像泰國，印尼等國的金融風暴呢？當我們要從一個結果中找出導致它產生的原因時，有必要參照這些沒有產生這一結果的市場的條件，把其他市場中與它相同的條件都排除掉，才能找出這一結果的原因。按照郎教授列出的導致金融風暴的條件是：經濟泡沫，通貨膨脹，股指期權，浮動匯率，貨幣自由流動。這些條件在其他沒發生金融風暴的資本市場都存在。雖然找出當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務，但是排除法至少可以斷定郎教授列出的原因是錯誤的，它們，包括浮動匯率不是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原因。

八.2008年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

郎教授的第八大危機實際上是他的第七大危機的進一步說明。他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懂得“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外資銀行不但要購買中國銀行業的股份，而且馬上獨立經營人民幣業務了。於是他想當然的論定外國銀行會把中國市場上的好客戶，也就是說銀行可從他們身上賺到錢的客戶搶走。為什麽呢？他的理由有三：一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對外資不起作用，他們不會收縮銀根；二是我們的服務不如人家；三是我們的信用不如人家。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已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進行了，它隻通過提高拆借利率；控製貨幣的發行量或雙管並用來緊縮流通中的貨幣量。外國銀行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用低於其他銀行的利率來吸引顧客，但從一個較長的時間來看，它仍然跳不出市場的製約。銀行利息，外匯利率之間會形成一個相對應的比例。外資銀行要到央行拆借，它的成本支出不會低於其他銀行；它要從國外市場拆借外匯借貸給中國的顧客，經過兩種貨幣的兌換，它的成本支出，也會與從央行拆借大致相等。他要想在中國市場上賺到錢，並得到發展，就不可能以比其他銀行低很多的利率發放信貸。同理，它也不可能以比其他銀行高很多的利率吸收存款。以美國為例，當聯準會的利率確定後，各銀行的存貸利率會有些許差距，但不會太大。顧客會隨利率流動，也會受到流動成本的製約。美國的大銀行如花旗, CHASE等, 在香港, 日本和歐洲各國都分行，也沒見到能以比當地銀行優惠的條件，把本地銀行的客人都搶走。

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必然會與中國銀行競爭，這對中國的銀行業是件好事。如果真像郎教授說的，國內的銀行的服務和信用不如人家，被人家搶走了生意，這對中國的銀行業是一個一個有益的挑戰。股份化後的中國銀行業，受到外在的挑戰和內在股東的壓力，要想不被擠垮，要想發展，就不得不改進自己，更好的服務於顧客。中國的銀行也由此將得到提升。這無論如何算不上危機，隻有試圖維護落後和壟斷經營的人，才會感到危機。

中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問題是有的，潛在的危機也是有的，作為獨立的學者和專家如果實事求是地探討這些問題，有一個問題談一個問題，有一個危機說一個危機，提出強有力的證據和解決問題和危機的建議，會得到讀者和社會的認同和尊重。但是，如果還用一種中國傳統的神秘和玄妄的思維方式來探討現實，不論好事還是壞事，都要湊齊十條或八條，而且條條都說得不清不楚，這就有點信口開河，危言聳聽了。網上的讀者看重的是文章的本身，而不是作者的身份。不論文章的作者畢業於哪個名牌大學，過去取得過何等輝煌的成就，哪怕你過去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那隻表明一段輝煌曆史的終結。今天，你是牛是馬，得拿出來遛遛。作為讀者, 我尊重郎教授名校畢業的曆史，但不能因此不加思索地隨聲附和，任他指鹿為馬！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25章《信用和虛擬資本》

（2） 張舒英：《“廣場協議” 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3）亞當.斯密：《國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