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亦文
天安門事件後，國內民主運動並沒因鎮壓而陷入底潮，不少民運人士 ，甚至不少旅居海外的民眾都認為，中共會和蘇聯、東歐的共產黨的下場一樣，很快垮台，民運精英不久就可以回國執政了。然而，十八年過去了，這一天並沒有等到，劉賓燕死了，王若望死了，老年民運人士所剩無幾；中年民運人士也已人老珠黃，日薄西山；當年的熱血青年則步入了中年，朝氣已逝。有的掙錢去了，有的洗手不幹了，剩下的亦四分五裂，早就沒了興風作浪的氣力。有人說，雖然民主是永生的，但民運實際上已經死了。
相反，中共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本性依舊，一黨專政，卻順利地完成了世代交替，沒有任何將傾的跡像。經濟改革的資本主義化，不僅沒能改變中共的政治壟斷，反而使它度過了危機，鞏固了壟斷。這裏麵的奧妙究意竟在哪裏呢？
一．經濟改革沒有動搖國家對經濟資源的壟斷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聯產承包為突破口的經濟體製改革，把土地等資源的使用權釋放給農民，使農業產出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隨後，農村包圍城市，承包製被引入了城市的全民和集體所有製企業。與此同時，城鄉的各類私營經濟，也逐步產生並發展起來。幾十年下來，私有經濟的產出在GDP中的比重已超越了國有經濟。八十年代後期逐步推行的國有企業的股份化，使國有經濟的所有權已經量化和分化，純粹的國有企業已不存在。從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經濟的發展已處在由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經濟轉型的漸進過程中。
私有化的過程，應該是政府的經濟壟斷逐步瓦解和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但是，中國私有經濟的產生，國有企業股份化的過程，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有著不同的起點和運動軌跡，因而，迄今為止沒能結出西方資本主義化產生的那種政治成果。
西方資本主義是在封建專製社會私有的手工工場，小土地所有和地主土地所有的基礎上逐步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的發展是一個自下而上，吞噬和瓦解封建專製製度賴以生存的經濟資源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資產階級逐步形成和壯大，有了擺脫封建專製的經濟和政治壟斷的力量。例如：英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圈地運動，最初從名為公有，實質上為封建王室所有，但已失去管理和控製的土地開始，逐步發展到侵圈或收購農民和教會，甚至沒落封建莊園主的土地。資產階級不僅要求按照它所需要的方式重新分配，占有和使用社會的經濟資源，而且要求改變政治權利由封建王室壟斷的局麵來保證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它們的雙重需求受到封建王室的阻撓和反對，最終引發了資產階級革命。革命的結果是封建王室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壟斷被年輕，充滿朝氣的資產階級瓦解。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廢除上院和君主製，以及各種圈地法案的陸續通過，標誌著資本主義的勝利。盡管後來幾經波折，並發生過王室複辟，但封建專製的經濟和政治壟斷再也無法重建。今天我們看到的君主立憲製下的王室，實際上己有名無實，成了資本主義用以攬客生財的旅遊資源。
相反，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的基礎是公有製的兩種形式，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這兩種公有製形式，當初是在剝奪了處於萌生狀態的資產階級的資產和消滅了通過土地改革建立起來的農民土地私有製的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在長達幾十年的實踐中，實在無法搞出資本主義的效率，擺脫貧困的糾纏，才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中國經濟改革，不是一種自下而上，由小到大的漸進式發生發展的。它是自上而下，以運動的形式大規模推行開來的。雖然改革是對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反動和否定，而且越來越顯示出逐步走向資本主義的趨勢。但是，政府仍然控製和壟斷了包括土地，礦山等幾乎所有的經濟資源的所有權。任何私有經濟團體所需的土地，礦山等資源，以及大中型經濟項目，很難從真正意義的市場中獲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於它們與權利資本的所有者——官僚階層的關係。國有企業的股份化，私有股份的加入和中國經濟近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就生產資料控製總量而言，政府以大股東的身份控製企業，壟斷的規模反而比改革前更大。經濟壟斷規模的擴大和財政收入的增長，政府有了更多的資金和資源用於利益各層官僚，擴展組織係統，控製輿論導向，強化專政機器，鞏固政黨合一的政治壟斷。
這種特殊的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也決定了新生的資產階級不會，也沒有功力反對和瓦解政府的經濟和政治壟斷。
中國現階段新生資產階級中的實力層，並不是象西方那樣，是從基層經逐步產生和壯大起來的。他們中有的許多人本身就是高官的家屬，親戚，有的則通過賄賂，搭上了政府官僚的關係。他們的成長壯大，是靠政府的利益輸送，離開了政府的特殊關照，它們獲利將會減少。據香港學者Carsten A. Holz統計，中國擁有一億元（1千3百萬美元）或更多個人財產的3,220個人裏， 2,932人是中共高幹的子女。五個最重要的工業領域，金融，外貿，地產開發，大型工程和安全行業，85%到90%的核心職位控製在中共高幹子女手裏。(1) 它們與政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個階層的發展與政府的雙重壟斷沒有衝突，它們本身就是壟斷的產物。
中小資本，雖然對經濟上任何壟斷都不滿，希望有一個公平竟爭的環境。但是，他們是被社會主義耽誤的一代，等到充許他們發展了，國外市場，強敵如林；國內市場既有國際壟斷資本，又有官僚資本，或者說與官僚勾結的壟斷資本。對外，他們既要靠政府與外國政府在關貿協定的談判中為他們爭取有利的條件，又要靠政府的經濟壟斷，在退稅政策，貨幣政策等方麵幫助他們向外開拓。對內，他們所需發展的各種資源都卡在政府手中，不得不夾在國際壟斷資本，官僚資本的雙重擠壓下求生存，求發展。處在這種環境下的中小資本，先天不足，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還相當軟弱。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瓦解專製或壟斷政治，用民主政治取而代之，可以通過經濟或暴力的手段，也可以二者兼用。但是，在一個暴力革命已經失去民意基礎的現代經濟社會，任何爭取政治民主的行為都更加依賴經濟力量的支撐和配合。在壟斷高層執政的精英們，亦深明此理。當他們馴服了新生資產階級，把這個階級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也就跨越了由資產階級挑大梁，爭取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曆史軌跡。從而阻隔了在野精英和反壟斷勢力可能獲得的財源，化解了壟斷政府麵對的壓力，抽了國內民運的筋，斷了民運的骨。
二.國際壟斷資本相中了中國的壟斷政治
西方資本主義最初是打著經濟自由，政治民主兩麵大旗衝破封建專製的經濟和政治藩籬的。但是，資本主義一旦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主導地位確立後，它也不可避免會走到與自已的起點相反的方向——壟斷。
有人說資本主義的本質是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和政治上的民主。筆者雖然認為，資本主義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經曆過的社會製度中最有活力，最合理的製度，但是，並不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本質。經濟自由和政治的民主，是處在這個社會的各層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不斷地競爭和製衡的結果。這一製度僅僅為這種竟爭和製衡提供了可能。
資本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一方麵會引發科技和管理的創新，另一方麵，也加速了資本的淘汰和吞並。上個世紀初，美國崛起,超越英國,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資本也逐步由自由竟爭走向壟斷階段：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曾控製了美國90%的石油提煉工業，鋼鐵產量的65%掌握在摩根集團手中，鐵路七個壟斷集團的獲利，占整個行業的85%。國家資產的60%，掌握在占人口的2%的壟斷資本家手中。
壟斷資本與政府官僚相互勾結，政府官僚幾乎成了壟斷資本的政治代理。利益輸送極為普遍，也引發了政府官僚，大公司管理層的腐敗。政治權力幾乎壟斷在集團資本精英手中。 資本的高度壟斷，市場竟爭機製遭到破壞，阻礙科枝和管理的進一步創新；傷害了消費者的權益；影響了利潤或者說社會財富的分配，使社會出現寶塔形的分配格局，造成一個龐大的貧困階層。從而也把自已推向了生與死的十字路口。一個財富高度集中於少數精英層，絕對貧困化階層占居人口的多數的社會，是暴力革命的溫床。在資本主義社會，唯有通過財富的合理分配，形成一個占人口多數的中產階級層，才能製約大資本對經濟，政治的壟斷，並化解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用形像來比喻，也就是要形成傳統可樂瓶或豐臀女性身材式的社會結構。
當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許多有識之士看到了這一危險，並提出了許多改革的方案。俄國沙皇拒絕了改革，最終引發了十月革命。美國總統西奧多. 羅斯福則明智地接受了當時美國中產階級提出的社會進步運動，使美國避開了危機，走上了長治久安，繁榮倡盛康莊大道。西奧多. 羅斯福認為政府應該成為強有力裁決者，以保證勞工與資本在分配中的公平。他表示，他不反對資本主義的原則，但反對資本的壟斷，腐敗和違法活動。他推行了一係列監管經濟的措施。1911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標準石油違反壟斷法，必須解散重組，分為若幹個小公司。這一時期有40多家壟斷公司被起訴, 並被強行打散。政府通過法律限製壟斷，保證公平競爭的角色和原則得到了確定。
此後，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始終處在壟斷與反壟斷的交替過程中。一旦反壟斷浪潮有所消退，新的壟斷又逐所形成。美國政府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對AT&T電話公司的反壟斷訴訟，迫使這家曾壟斷了95%以上的長途電話業務和85%的電話設備的壟斷集團，自行宣告分割為七個股份公司。隨後，美國和歐盟對微軟的反壟斷訴訟，雖以賠款合解告終，但微軟的壟斷行為亦不得不有所收斂。在美國和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任何大型企業的合並和收購，都必須得到政府的批準，防止行業性壟斷破壞市場競爭的環境，傷害消費者的利益。這些都是上個世紀初所確認的反壟斷原則和法規的延續。
可見，在西方民主社會中，資本要走向壟斷，獲得壟斷利潤，其前景非常不確定。當市場競爭和消費者權益受到威脅，政黨政治中各層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政府受到自下而上的中小資本和民眾、政府和議會中不同黨派的自上而下的雙向壓力，它不得不出麵製止或瓦解資本走向壟斷的行為。同時，在一個中產階級占人口多數的民主社會，壟斷資本還要受到強有力的工會對雇員權益的保護。與資本獲得的利潤相匹配，工資水漲船高，從反麵製約了壟斷利潤率的提高。
民主政治，並非壟斷資本的最愛。資本無祖國，全球化本身就是對祖國這一傳統觀念的否定，全球化越徹底，祖國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資本要獲得壟斷高額利潤，不得不向世界的每一角落尋求新的壟斷市場和維護它們利益的代理人。中國在一黨權力壟斷下所進行的經濟改革，成了壟斷資本的最佳選擇。
在政治和經濟資源政府雙重壟斷的條件下，中國市場的競爭機製本身就是畸型的。在這裏, 隻要朝中有人發話, 讓你壟斷, 你就能壟斷, 讓你掙錢, 你就掙得到錢。否則，不論你實力再強，技術再先進也難以入門。西方壟斷資本，很快就明了這一點。要以最小的耗費，壟斷中國的市場，必須與官僚階層拉上關係。
1.國際壟斷資本利用手中的經濟實力和強大的公關能力，甚至通過利益輸送的方式買通中國政府的官僚，獲得了市場上得不到或低於市場價格的土地或其他經濟資源和項目。從現的情況來有，那些大壟斷資本不論在中國投資的能源，交通，通訊，還是酒店和大型商場，它們所獲得的土地和經濟資源大都得到各級官僚特殊關照，並不需要真正通市場競爭。它們不僅從產出中獲取利潤，而且可以從土地和各類資源與市場的差價中獲得其他中小資本無法得到的特殊利潤。
2.借助壟斷政治，壟斷資本輕而易舉地壟斷了中國市場。例如，當初微軟在中國市場的拓展並不順利，後來看出了與政府關係的重要性，更換在中國的領導班子，打通了政府關係，在政府在默許和放任之下，它幾乎沒遇到任何類似於它在歐洲和美國本土受到的反壟斷阻力，輕而易舉就在它的視窗係統中能把相關的所有中文軟件都囊括進去，消滅了這些相關領域的幾乎所有競爭對手，獨霸這些領域的業務和利潤。2006年，胡錦濤訪美，剛下飛機,連布什還沒見到,就被比爾.蓋茨迎入私宅 ,殷勤款待，既飽口福，又飽眼福。與中國政府理順關係，相互利用的意思極其明了。
近年來外資通過並購企業來建立市場的壟斷地位，也得到各層官僚的關照。它們主要針對各行業有竟爭威脅的龍頭企業下手。比如，一汽轎車被德國大眾並購；四川長虹被荷蘭飛利浦並購等等。外資並購了龍頭企業，就控製了整個行業，而且多數並購都是這些壟斷資本承諾高額傭金給參與遊說和拉關係的個人或公司，然後由這些個人和企業去賄賂各層權力資本的所有者。萬一出了問題，壟斷公司也可推得一幹二淨，不會因此被抓住把柄，壞了名聲。這些被並購企業在並購中往往沒能得到應有的市場價格，更不要說得到並購時可能獲取的高於市場的價格。又如，2003年8月，排名中國第一，世界第五大堿性電池生產商-福建南孚電池有限公司被其競爭對手美國吉列公司收購。1999年，在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資政策的要求下，它與摩根士丹利、荷蘭國家投資銀行、新加波政府投資公司合資組成中國電池有限公司。其中，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新成立時，中國電池有限公司掌握了南孚的絕對控股權。當時，南孚其實並不缺乏資金，為了配合市領導，被迫合資。接著，摩根士丹利通過收購、增資對南孚的控股達到了72％，幾年後，它以1億美元的價格將中國電池的全部股份出售給美國吉列公司。外方股東的總投資約為4200萬美元，一下轉手，賺了5800萬美元。吉列的金霸王電池進入中國市場十年，都無法打開局麵，市場份額不到南孚的1/10。現在控製了最大的股權，中國市場上最大的競爭對手消失了，並且還得到了一家年利潤8000萬美元，擁有300多萬個銷售點的電池生產企業。據說，撮合外資並購的領導因吸引外資有功，還得到了提升。（2）
3.壟斷資本與中國黨政合一的壟斷政治相結合，它們更容易獲得政府及其相關企業的定單和獲取更高的利潤。波音公關能力與其在市場上壟斷一樣出類拔萃。它對中國的銷售，2001年隻占其全球銷售的4%，2006年，上升到14.7%。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是波音目前最大的客戶。至2006年，波音在中國賺了93億美金。它與空中巴士之間在中國市場的竟爭，基本上不取決於價格和服務，而取決於它們於政府的關係和政府對這種關係的需要程度。去年，胡錦濤訪美前，吳儀率領的采購團前往美國13個州，包括14個城市，與美方簽署了大批商業合同或協議，採購總額超過150億美元。而向波音採購的80架波音737，總價高達52億美元，波音一口就咬下1/3塊大餅。而2005年，溫家寶訪法，也在農業、航空、能源等領域，下了超過30億歐元（約合305億港元）的定單。其中包括購買30架空中巴士。
4.壟斷資本依靠政府的政治壟斷可以長期，穩定得到低於市場價格廉價的勞動力。中國絕大多數外資企業和公司是沒有工會的。在股份化的國有企業中保持了原有的工會係統，但這些公會都僅有虛名。它們是黨和政府的派出機構。在與壟斷政權的相互利用中，靠著政權機器擺平勞工階層可能出現的任何反抗行為，國外壟斷資本在中國投入完全不用耽心勞工階層為爭取提高工資，爭取福利，縮短工時的罷工，罷市行為。可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能盡情地享受廉價勞動力所帶來的超額利潤。二戰後，日本經過三十年的工業化，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勞動工資水平與美國己不相上下。而中國經濟開放三十年，即使外資企業的勞工的實際工資也不到發達國家的1/4。
在中國對外開放之初，壟斷資本為了打入中國市場，也曾鼓吹過民主政治，遣責過壟斷政治及其人權記錄，特別是六四之後，有的資本集團曾主張撤資懲治中國政府。然而，中國的民主和人權畢竟不是資本追求的目標，一個十二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對資本而言，那才是擋不住的誘惑。資本湧入中國市場恰恰是“六四”之後逐步形成巨浪的。一旦資本在中國市場上獲得了在其他市場難得的利益，它們立馬發現，當初試圖用民主和人權改變中國政黨合一壟斷政治的主張，純屬誤會。壟斷政治可以更好地起到保護壟斷資本利益的作用。因而，它們轉而想方設法配合和維護政府的政治壟斷，鞏固自已既得利益，爭取將來的更大利益。任何呼喚民主，民權，提高勞工的工資和福利，威脅政治壟斷和經濟壟斷的行為都是壟斷資本不願意看到的。現存政治體製的穩定，意味著壟斷資本的地位，既得利益和利益前景有了保障。事實上壟斷資本正是這樣回報和維護中國黨政合一的壟斷政治的：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每當美國國一些迂腐的議員們試圖把中國政府對人權和民主的踐踏行為與經濟製裁聯係起來，這些壟斷資本集團就會通過各種方式影響或直接遊說國會和政府的官僚，把政治與經濟區分開來。幾十年來，中國政府從沒因沒政治問題受到任何經濟製裁。現在，很少有人對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問題說三道四了。被洗了腦的政客們已完全接受了中共的政治壟斷，把政治與經濟分開，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定理。這次吳儀與美國議員們討論中美貿易逆差和人民幣匯率問題，遇到議員指責中國政府操控匯率，馬上祭出“把經濟問題政治化是危險的”利劍，這些人馬上感到了理曲詞虧，態度軟了下來。這應歸功於這些年來，壟斷資本集團對政客的洗腦。其實，任何經濟行為都與政治壟斷有著剪不斷的聯係，是這種關係的延伸。現實中，還不曾有過純粹的經濟行為。
GOOGLE, 雅虎, 微軟等網絡資本集團為自身的利益, 甚至不惜放棄自由民主的原則, 配合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控製, 在搜索中過濾倡導民主，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反對中共一黨專權的內容。即使在國內偶爾還搜得少量相關內容，那僅僅是漏網之魚，大部份己遭成功攔阻。為此，GOOGLE和雅虎還曾受到美國國會議員們的指責和關切。實際上，為了它們的業務和利潤，它們己經與壟斷政治合為一體，做了中宣部該做的工作。最近，民運人士師濤的母親還指控雅虎向政府泄露師濤的個人資料，協助政府將其定罪判刑。這些網絡資本與政府的公安，檢查部門亦有業務往來。
歐州的壟斷資本也不甘落後。空中巴士集團，看中了中國將成為全球除美國之外，最大的民用航空市場，在未來的20年內有2600架新飛機的需求。 為了與中國政府搞好關係，擴大市場占有份額，曾與其他在華得到政府特殊關照的資本一道，通過各種方式影響法國政府，鼓動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的禁令。這一舉措，得到了在華有巨大經濟利益的德國大資本和政府的響應。盡管這一行動，目前在歐盟中遇到阻力，還末達到目的，但無疑提高了中共的聲勢和影響。
開革開放，就是要打開大門與資本市場接軌。中共老一輩改革家們深知，大門一開，軌道一接，便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末日，資本主義的新生。走向這條回頭路，並非他們心甘情願的選擇。繼續社會主義的烏托邦，他們將與之同歸滅亡。在形勢的逼迫之下，鄧小平無可奈何地喊出了：“管他白貓、黑貓，捉住老鼠的就是好貓。”他們終於想通了，資本主義並不是一個令人可怕的東西，可怕的是共產黨政治壟斷的崩潰。既要轉向資本主義，又要堅持共產黨的政治壟斷，這就是改革開放要探索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
三十年過去了，我們不得不佩服幾代執政精英的智慧，在實踐中，終於走出了一條壟斷資本與壟斷政治相結合的路子。不僅政府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加，而且獲得了國內外壟斷資本集團的擁護和支持，化解了壟斷資本及其反對勢力對中共政治壟斷的衝擊。
三.民眾的怕亂心理成全了政治壟斷的穩定
壟斷政治得以沿續和穩定除了得力於國內外壟斷資本外，民眾的怕亂心理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民眾的怕亂心理與他們的經濟狀況密切相關。如果日子過得一天不如一天，吃不飽穿不溫，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絕對貧困化，他們不僅不怕亂，而且還要起來作亂，起來造反，用一種適合改善他們經濟狀況的製度取代舊的製度。一旦他們的經濟有所改善，特別是有了一定的財產，他們就開始怕亂了。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支持和同意社會出現新一輪改變現狀的行為。
勿容置疑，這幾十年的改革開放，資本大規模流入中國，推動了城鄉經濟發展，民眾的生活水平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有了天壤之別。最貧困的階層的經濟狀況，也比過去好了很多。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絕對貧困化的現象己基本消滅。即使現在還存在著一個龐大的貧困階層，人們可以舉出許許多多慘不忍睹，催人淚下的例子，但整體而言，窮得象改革前那樣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群體已經沒有了。貧困階層目前所關心的是如何在現有框架下，通過自己的勞動進一步改善自已的經濟狀況或脫貧。他們並不寄希望通過民主政治來改變自已的經濟狀況，對任何試圖改變社會製度，用民主政治來幫助他們脫離貧困的行為還缺乏信心。
理論上講，中產階級收入穩定，有一定的資產，他們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對民主政治的熱衷。他們既不讚成暴力行為，引發社會動亂，影響他們的生活水平；也反對資本的過度貪婪，盡占勞資共創財富的好處。民主政治是他們唯一可用於兼左顧右，均衡社會財富和權益的平台。但現階段中國的中產階級不但人數少，而且處在積極積累資產維護和提升自己的經濟水平的時刻。打破大鍋飯之後，他們的收入取決於他們的勞動力和資本的交換，以及各種投資如股票，公債，房地產等等。個人的經濟行為，已納入資本運行的軌道，受到資本主義的風險製約。他們關注得最多的是如何避免失誤，獲得現有條件下的最大利益。要他們擔負轉向民主政治的使命，他們人數還太少，還太年輕，還缺乏民主的素質和熱情，更沒有精力和實力。
這兩個階層的民眾，即使他們感到現在相對貧困化現象曰益嚴重，勞動工資收入沒有跟隨壟斷資本的獲利同步增長，他們也不願意社會因民主化出現任何波動。在維持現實利益與轉向政治民主的成本比較中，他們寧肯守舊，不願承擔納新的風險。這無疑也幫助了中國政治壟斷的穩定，加大了政治民主化的難度。
執政於壟斷政治的精英們對此了如指掌，從鄧小平到江澤民、朱鎔基再到今天的胡錦濤、溫家寶無不利用民眾的這種心理，強調穩定高於一切。在對外開放，經濟改革的同時，拒絕任何威脅中共政治壟斷的改革。其間，雖出現過胡耀邦、趙紫陽對對堅持政治壟斷不夠堅定，甚至有所動搖，但他們立即遭到壟斷集團的罷黜。中共能夠順利地在壟斷政治的框架下，推行經濟改革，並取得相當大的成就，實質上已說明了民眾的關注仍局限於經濟的範圍。中國現在還沒有立即轉向民主政治的經濟和民意基礎，更無外部的國際環境。
四.化解政治壟斷，實現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實實在在看待中國的現狀，並不意味著希望的破滅，也不是說中國經濟的發展不需要民主政治。目前，雖然外部世界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叫好聲不斷，幾乎到了言不離中國的地步。但是，現存體製中的各種與生俱來的矛盾和弊端並不會自動消除。這些矛盾和弊端逐漸激化，將迫經濟改革走向全盤私有化。這也就為化解壟斷政治提供了可能：
政府對經濟資源的壟斷，難以形成一個真正的，競爭機製的市場。不僅不利於企業的創新，而且不利於消費者從市場中獲得廉物美的產品和良好的服務。不徹底的私有化，國家以國有企業最大股東的身份，撐控了對企業管理團隊的任免和重大決策。國有股份公司很難從市場的競爭中獲得最理想管理人材。即使企業管理層想有所作為，也處處要受到上一級政府部門的幹預。大多數國有股份企業的官僚，為了自己的位置和權力，往往要花很大的精力和財力去討好和賄賂上級主管，企業中充斥著政治和官場的惡習。這些惡習，嚴重影響了企業的在管理和科技等諸多方麵的創新。開發所以開革開放三十年了，多數國有企業，在市場和資源的獲取上，憑借政府的權力，占盡優勢，但仍難轉虧為盈，那些盈利的企業，收益也低於私有企業。盡管股份化後的國有企業的財務報告份份精彩，使人振奮，但每當貪官們東窗事發，審計部門一查賬，虧損的黑洞往往令人觸目驚心。
此外，農村土地聯產承包的方式已無法滿足農業生產的規模化經營，大批農民已不滿足於在承包的土地上獲得僅夠溫飽或微簿的收入，他們迫不待地要擺脫土地的束縛，轉為城鎮的產業工人。而在土地公有的現實中，需要土地進行資本主義規模經營的投資者無法得到土地；想離開土地農民又無法出售土地，把自己在土地上的利益貨幣化，用作轉向城鎮安身立業的本錢。
同時，公私混合經濟的存在，為政府官僚將權利轉化為資本提供了可能。公有經濟的存在, 官僚階層手中壟斷了有限的資源和資產, 有了利益輸送的源泉；私有經濟的出現, 它們對這些壟斷資源和資產的需求, 隻能通過參與權力向資本的轉化才能實現。二者互相利用, 互相促進, 造就了現階段層出不窮的官僚階層的貪汙腐敗。現在己發展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自陳良宇被捕之後，因貪汙屬敗的中共官僚並沒受到任何阻赫而減少，反而一天比一天多，最近又有內蒙第一書記儲波，國家醫藥總局局長等一大批省市官僚中箭落馬。這種製度型貪汙的根源在於公私混合經濟本身，製度不改革，貪官汙吏永遠抓不盡斬不絕。
隨著國內外資本在中國市場的發展，絕大多數國家控股的企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私有資本在市場上的竟爭和被收買的貪官汙史的侵掠。政府的控股公司和公有經濟資源在外攻內蝕的過程中很難逃脫被無情地吞噬的命運。國際壟斷資本一但在中國的壟斷地位得到鞏固，它們首先要吃掉的獵物就是國家控股的企業。這些企業的國有股份，名義上屬於社會的每一成員，實際誰也無法得到任何可以感覺到的實際利益。社會成員也無法行使自己的所有權來管理和監督屬於自己的資產。壟斷資本隻要以經濟或政治的利益收購這些企業權利資本的所有者，就可將這些國有資產在光天化日之下，名正理順地化為私有，而且付出的代價或成本微不足道。而另一些本身缺乏競爭能力，又無吞並價值的國有控股企業，在壟斷或大資本的擠壓下則很難逃脫破產關門的命遠。同時，國內外壟斷資本依靠壟斷政治對市場的壟斷，對勞動工資人為壓低的情形終究會出現難以維持下去的時候。隨著更多資本的進入中國市場，中小資本逐步成長壯大，它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對壟斷資本和壟斷政治相互勾結，破壞市場競爭機製的行為展開激烈的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執政精英必然麵臨兩種選擇：一是按現在的路子走，繼續作平麵運動，眼睜睜地看著公有經濟從他們手中消失，並且搞得民怨四起，威脅他們的政治壟斷；二是順從濟經發展的需要和民眾自主管理和支配屬於自已的資產的強烈要求，把土地和國有企業的股份重新分配給每一社會成員。不論執政精英選擇哪一條道路，歸宿都已注定，逃不出私有製這張大網！
反對黨政合一的政治壟斷，並不意味著要推翻執政黨，而是要建立一種互相製衡，多黨競爭的民主政治製度。應該看到，如果按照後一種私有化道路的思維走下去，現在的執政黨也許還能借助私有化獲得的民意，在一定的時期內，金槍不倒，繼續執政。政治的博弈，沒有政黨會選擇自己立即下台的路子，轉型也許仍需時費日，但是，執政黨在私有化基礎上執政，卻是壟斷政治冰融雪化的開端。
徹底私有化民眾手中可供支配的資金增多，將引發新一輪中小資本的創業高潮，一批人將成為中小資本家，而多數人的經濟地位也將因此而有所提升，逐步形成一個人數日漸增多中產階級。政府經濟壟斷的消失，資本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原有的壟斷資本，希望政府仍然維護它們的既得利益；新進入中國市場或新生的資本，希望政府能主持公道，限製壟斷，保護競爭。而民眾也需要政府成為公平的裁決者，以保證勞動與資本的合理分配。
處在不同層次的經濟集團和民眾的這種要求，在執政黨內部的具體反映，是執政黨將分化為代表各種不同利益階層和團體的派別。事實上，隨著社會各階層經濟地位的變化，執政黨內部的成員也不可能像過去一樣，由工農無產者組成，它會變成一個大雜燴。執政黨中持現行主流經濟理念並利用權力資本發了大財的官僚層將成為國內外壟斷資本或大資本利益的代言人；主張改革開放和公平原則，兼顧各階層利益的溫和派將成為中小資本和中產階級的代言人；而堅持毛主義的平均主義，逢資必反的左派將以底層民眾的代言人自居。這些不同的派別，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時期，會部份放棄或修改自己的政治經濟理念，以求得與其他派別的聯合。即使同一派別，其利益和理念也不會完全一致。利益和理念相近的，可能求同存異，維係於同一政黨之內；而利益差別較大，政治和經濟理念不同甚至對立的派別則不得不重新組合成各種各樣的黨團。執政黨內政軍一體的超級強人如毛澤東、鄧小平消逝後，在和平時期，要想重建個人迷信，超越經濟利益維護執政黨的統一，是不可能的。執政黨的分化，政黨的重新組合，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瓜熟了，蒂不可能不落。
執政黨的這種變化，使得政黨合一的政治壟斷將為多黨多派相互競爭，相互製約的民主政黨政治取代。軍隊、警察等武裝力量才有可能脫離專屬某一特定政黨支配的專製體係，走向國家化的道路。多層次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理念，是多黨競爭的根源。武裝力量不屬於任何政黨，民主政治才有可能成為各黨各派唯一可以用作解決爭端，達成共識的平台。私有化後，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使得社會階級原有格局也會發生相應變化。形成一個兩頭小，中見大的階級結構。中產階級人數的增加，實力的壯大，民主素質的提高，將製約和平衡貧富兩極的非理性訴求，從而使各階層的利益衝突局限在和平、理性和秩序的環境之下。
1《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
2<<外企並購中國企業的背後>> 中國招商網
這種希望在統一實現前，幾乎是渺茫的。而經濟發展的速度會使得壟斷資本迅速的龐大。這你已看到了。
我們也知道，西方的民主政治並不代表以全民為主的理念。它隻是一個招牌。它所代表的是60% 到70%的投票人的利益，或者說更多的是代表了政治獻金者的利益。另外30%到40%不投票人的利益是不會被民主政治考量的。他們的利益當然會被有良心和公正的政治人考量。我沒調查過這30%到40%的人群組成。在經濟實力幾乎決定一切的西方社會裏，我猜想他們是屬於一群低收入者。當然，他們的利益也會被有良心和公正的政治人考量。
所以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與中國共產黨的理念不相符。你所寄予希望西方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不會被中國共產黨搬到中國。
蘇聯已經試過了。沒人會去效法。國際環境也不適合。或者說就不會有。
怎麽辦？如何避免壟斷資本發展下去可能導致的麻煩和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