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自中國經濟體製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官僚階層的貪汙腐敗問題也伴隨著市場化的進程越來越嚴重。從雙軌製時期的倒賣批文，到後來的與房地產開發商或國內外私營企業相互勾結,在國有土地的批發、銀行的信貸、國有項目的招標等幾乎所有與政府和公有經濟有關的經濟活動中，貪汙受賂，甚至直接侵吞國有資產，手段之狠，金額之大，足以傲視古今中外。涉及的政府官員，從鄉鎮的基層官吏，到省市的一二把手如王寶森，胡長青，成克傑，田風山以及最近被查辦的北京市副市長劉誌芳和前幾年被判刑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希同等，犯案的人數之多，地位之高，也頗具一覽眾山小的氣勢。
過去，共產黨人為了主義，可以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現在，為了貪取錢財和奢侈享樂，也不懼怕砍頭，殺了一個，後來一批，前仆後繼。不少民眾麵對這一發不可收拾的官僚階層的貪汙腐敗現象，甚至開始懷念起毛澤東時代的貧困清廉。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中共也不斷地在黨和政府內部展開廉政的思想教育。但單純從黨員和政府官員的思想著手，形同兒戲，費錢費力,回報率極低,不可能解決問題。這一切都起源於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係。中共到底能不能解決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大麵積的貪汙腐敗問題，取決於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看法和膽識，即把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製度看作是改革的終極形式還是一種過渡形式，最終要建立一種什麽類型的經濟體製以及與之配套的政治體製。
嚴格的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不論低級和高級形式都是排斥市場的。公有製是整個社會的唯一所有製形式。用一句話來說,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公有製計劃經濟。後來的中國經濟改革, 為了表明其沒有背離馬克思主義, 硬編出一套馬克思主義的商品經濟理論, 完全是無中生有。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體製基本上是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建立的。這一經濟體製在中國幾十年的實踐表明是行不通的, 它沒有把中國人民從貧困中解放出來。但人們也不得不承認, 官僚階層在經濟上的極其清廉。這種現象也產生於當時的經濟體製, 而不是毛澤東本人有什麽反貪治貪的絕招。
單一的公有製，沒有多元的利益集團，在經濟上很難出現利益輸送的問題。計劃經濟，壟斷了經濟活動的一切領城和聯接經濟活動的中介—市場（不是真正意義的市場）。在這裏，作為每一部門的官僚，即使有貪汙之心，也無法把他們所能弄到的實物轉化為貨幣。而國家對每一部門或企業的撥款，都是專款專用，一目了然。如果一分一厘被動用，馬上就會出現漏洞，政府控製極為快捷，不會出現象今天這種動不動就上億元的大案。人們最多看到某某領導，利用職權用了公家的車子，開後門買了點市場不易買到或便宜一點的商品等小問題。加之，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城鄉兩極分化，而處在兩極中的每一家庭和個人在經濟上幾乎是平等的社會。雖然這是一種貧困的平等，但每一家庭和個人的經濟狀況也是一目了然的，大家過的是一種類似於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哪家桌子上多了幾片豬肉，隔鄰也一清二楚，甚至會在開飯時跑過來扡上一筷子。別說貪汙腐敗，就是任何一點的多吃多占，也在眾目睽睽之下。
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所有製的形式上是多元的，存在著多種利益集團和階層。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下，公有經濟還占有主要份額。這不僅表現為正在逐步股份化的國有企業的存在，而且表現在國家壟斷了以土地為主的所有的經濟資源。理論上說，它是不排斥市場的，但國家在資源上的壟斷以及它本身又是公有企業的所有者，它的行為不能不影響市場。這種市場實質上是一種經常受到幹撓的半壟斷半競爭的市場。無疑,這些改革是對馬克思經濟體製的一種反動,盡管這種反動是不徹底的,特別是保留了原旨馬克思主義的淩駕於經濟體製之上的一黨專政。這種對僵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體製的反動, 帶來了中國經濟前所未有的繁榮，同時也因它的不徹底，造成了官僚階層日益嚴重的貪汙腐敗。
多元所有製的存在,不論是私營企業,公私合資企業,國外壟斷大資本在華投資的企業,還是各類私營或名公實私的各類開發公司,為了自身的利益,無時不在打國有資產或資源的主意。我們不能責備資本追求利潤的衝動和不擇手段，在一個國家或公有經濟幾乎壟斷了所有土地和其他主要資源,市場處於半壟斷半競爭的條件下,這些企業根本無法通過合法的方式獲得這些賴以生存的資源。這種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的存在, 也使得官僚階層有可能人為地阻止某些企業進入特定行業。處在這些行業中的企業要維護自己的壟斷地位，新的企業要進入這些行業,它們都要借助市場和經濟活動以外的政府的力量。也許有人會說, 現在不也在搞土地和經管權拍賣嗎？但這僅僅流於形式。即使在投標中你的價錢和條件再好, 你的料下得不夠,關係不鐵,也完全有可能出局。在這種情況下, 企業獲利的多少, 能否生存, 並不完全取決於自身的經營水平, 而取決於它所 處的行業和區域的官僚層的關係。各類企業不得不挖空心思賄賂掌握國有資源和經濟決定大權的各級政府官僚。在某種意義上來說, 促使官僚貪汙腐敗的供給是充足的。隻要有實權的官僚想要什麽,就有人給什麽。
國有或集體公有的資源或資產，名義上均等地屬於每一社會成員，實際上掌握在代表他們管理這些資源和資產的政府官僚手中。社會成員對這部份實質上應該屬於他們的財產根本無權過問，也不知從何問起。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政府官僚也不可避免產生對財富的欲望。就人的本性而言, 沒有不愛財富和享樂的, 問題是如何去實現自已的欲望。當實現這種欲望要通過邪惡的手段,那就要看現實中有沒有讓這種邪惡手段得逞的土壤和製約機製。就象一個人想去偷東西, 家家都鐵門緊鎖, 無從下手, 或家家都有人看家, 一動就會被抓, 所以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想法。當社會上沒有這種土壤或這種土壤不適合大規模貪汙腐敗生長,又存在製約機製,官僚階層即使有愛財之心,也不會或者不易成為貪汙腐敗的罪犯。恰恰相反, 現階段各層政府官僚手中掌握了社會龐大的公有資產和資源, 他們的老板—社會成員又徹底被架空, 無法製約他們的行為。私營經濟和公有經濟的混雜成長，成全了官商之間的相互勾結，各取所需。處在各層掌控公有資產的官僚隻要通過受其行為製約的半壟斷市場的中介, 以各種不同的手段和方式, 把公有資產或資源轉入私營集團手中, 就可以從中獲得相應的回報, 他們的需求就得以實現。據報道,僅去年一年,中國農業銀行違規貸出款額達765億元,其中流回各層主管信貨審批的官員手中的贓款,可想而知,決不是小數目。貪汙腐敗的需求在市場上極為容易找到它的供給。兩者銜接之日,也就是公有資產流失之時。
毫無疑問，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對應的一黨專政,它對現階段如雨後春筍般的大麵積貪汙腐化現象的出現起了推浪助瀾的作用。在舊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它曾對官僚階層的權力腐化，瞎指揮，保駕護航。基礎變了，時期變了，它的副作用也隨之變化。
一黨專政, 不允許其他政黨存在和發展,與執政黨公平競爭,互相牽製和製約,導致了執政黨無人可以監督，沒有下台的風險。缺乏製約機製, 又掌控著龐大的公有資產和資源，執政黨成了一個升官發財的平台。想要貪汙腐化,非入執政黨不可。執政黨的特殊權利和地位, 助長了各層官僚貪汙腐敗的膽量和氣魄。有的地區和部門幾乎搞到人人下海,個個有份。有個剛出校門的研究生，被派到廣東某縣帶職鍛練當副縣長，每到過節期間，縣委就有人給每個領導發放贓款。開始這個研究生不想下水，堅決不收。於是縣委書記找他談話，要他注意群眾影響，不要脫離群眾。結果隨便收一下，就收了二百多萬。
現行的所謂監督係統中紀委與執政黨同出一門。它既是執政者，又是監督者。每層政府部門掌有最高權利的官僚，隨時都可以左右同一級的監督機構。不可避免官官相護，互相包庇。國家檢查和司法機構, 在一黨專政下, 隻是黨的附庸或陪襯。到目前為止,很少看檢查機構獨立扡手調查貪官汙吏,它管不到執政黨的官僚。有些官僚做得太丟人現眼, 犯了眾怒, 也得由執政黨權衡各種關係和影響之後, 由黨的紀委先處理了, 再交檢查和司法機關走個過門。黨內的各種關糸,象一個巨大的防護網。在這個防護網下的各層官僚, 即使貪汙腐敗, 被揭露和處理的比率與涉案的人數相比, 筒直微乎其微。執政黨可以根據一時的政治經濟需要,治理其內部的一批貪汙腐敗份子,但無法徹底根除其再生的土壤。它本身的存在方式, 就是這種土壤的構造的一個重要部份。朱溶基上台之時,曾信誓旦旦要解決共產黨官僚的貪汙腐敗問題,然而,他幹了二屆總理,不僅沒有解決共產黨的貪汙腐敗問題,最後連自己身邊的親信們也相續中箭落馬。就足以說明, 製度和體製的力量, 強於任何個人的主觀努力。
隻要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混雜,貪汙腐敗就難以避免。按照孫中山的經濟理念建立起來的台灣經濟, 其實在某些方麵與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類似之處。是哥們，至少可算是同父異母的關係。這類問題, 也在公股占大頭或國有控股公司和企業層出不窮，因而也從來沒有跳出貪汙腐敗的循環。國民黨在台上,國民黨貪汙腐敗,民進黨在台上,民進黨貪汙腐敗,生長的土壤不改變,誰執政都一樣。所不同的是, 它有一個初具規模民主製度,可以製約執政黨,盡快找到停損點。
最近,看了一些關注中國貪汙腐敗問題的文章,幾乎口徑一致地認為,隻要在中國實現了民主製度,就可以解決現階段存在的貪汙腐敗問題。我不否認民主製度的重要性, 也極力主張中國建立民主製度。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民主隻能製約,揭露甚至限製政府官僚的貪汙腐敗所造成的損失,具有事後製約的特性,它不具有直接杜絕或預防產生貪汙腐化的功能。台灣近來出現的問題, 對此巳作了最好的詮釋。隻有清除產生貪汙腐敗的產生土壤,才有可能有效地防止官僚階層的貪汙腐敗。它涉及到經濟體製本身以及與其相對應的政治製度。
公有製經濟與私有經濟的結合,成就了今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它類似於生物界馬和驢的結合, 產生了具有驢馬特色的騾子。但騾子本身不是一個具有繁衍特性的生物種類。它隻有一代的生命力。經濟體製改革走到今天巳經二十多年了,老百姓不是看不慣憑本事先富起來的一部份人，而是痛恨那些用非法手段掠奪屬於他們的公有資產，靠橫財致富的那部分人。如果把現階段的市場經濟，作為終極目標，讓這匹騾子照舊走下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們就不可能解決現存的問題，清除產生這些問題的土壤。越往後走，社會矛盾將越嚴重，影響社會安定，經濟發展，說得聳人聽聞一點，改革開放的好勢頭，也許會因此而被斷送。如果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也就麵臨著找馬還是找驢的問題。
一種選擇是回歸舊體製。我想即使今天還在懷念毛澤東時代官僚階層的清廉，試圖通過新一波的毛澤東熱，回到毛澤東的舊體製，來反對和製約官僚階層的貪汙腐化的那些人，也不一定會為廣大民眾所接受。改革開放，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都比在毛澤東時代大有改善。人民大眾一定不會同意走回頭路，用犧牲經濟發展的貧困方式來實現官僚階層的清廉。
另一種選擇就是全盤私有化。也就是說，在改革的現有基礎上，再往前走一步，把本來屬於社會每一成員的財產分給每一社會成員，讓老百姓自已管理自己的財產，看好自已的荷包。管理一個國家與管理一個家庭的道理其實非常相似。家庭大了，人口多了，把家產分給每一成員，往往管理得更好。現在就連三代同堂的家庭都很少見了，可見老百姓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事實上，今天我們已經有了這個基礎和本錢。農村的聯產承包製，已經推行了幾十年，農民已經獲得了土地經營權，隻要進一步，確立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就完全私有化了。國有企業股份化的過程也搞了許多年了，證券交易市場也已基本建立，國有資產的所有物質形態，大都可以在市場上以股價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們可以在國有資產股份化的過程中，分期分批，逐步把國有資產的股份，分配給社會的每一成員。國家和政黨不再允當掌控社會每一成員共有資產的角色。
全盤私有化，國家和政黨不能具體扡手原屬於國家的企業、公司甚至除中央銀行以外的所有地方和行業性的銀行的經濟活動。社會的每一成員，都是他所握有股份公司的股東，通過董事會來監督和管理公司的運作。當國家和政黨不直接扡手具體的經濟活動，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才有可能建立。任何企業產品的銷售，資源和項目的獲得都無一另外的要通過市場。這樣，企業或公司間的一切關係，純粹是經濟關係，大家都是為利潤著想，很難再有過去那種超經濟的利益輸送。股份所有者，如果發現自已的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可以通過股東大會撤換企業的管理團隊，如果仍不解決問題，他們可以拋售股份，購買那些滿意的公司的股份。公司股價下躍，對公司那些參與決策的大股東也是不利的，無形中也製約了他們的不良行為。
不存在公有經濟了，社會所有的財產都有主了，誰也不能輕易拿走。政府官僚即使有對財富的貪婪欲望，手中已無隨時可拿的公共資產，這種夢想也不易實現。同時也從經濟基礎削弱了執政黨的壟斷地位, 為其他政黨的出現清除了障礙。一旦全盤私有化得以實現,社會的不同利益集團客觀上要求有能代表各自利益的政黨出現。現有政黨在社會的這種要求麵前, 不得不重新洗牌, 重新組合。中國將有可能以此為起點,和平理性地走向民主。
當然,清除貪汙腐敗的土壤後, ,並不排除執政黨的官僚仍可能利用非政府掌握不可的公共福利,國防以及少數私營企業難以扡手的特殊行業謀取私利。但政府或執政黨已從幾乎所有的經濟領域退出, 政府的規模已經縮到了盡可能小的程度, 官僚階層規律性的, 大麵積的貪汙腐敗已難發生。一黨專政的消亡,民主製度的建立，在野黨的製衡和監督,將有助於盡早盡快地揭露問題，找到停損點。如果問題嚴重到法理和社會民眾難以容忍的程度，執政黨就有下台的危險。
公有製的消亡,使社會的三個最基本的行為主體：個人,企業和政府都要受到社會的風險製約。個人和企業如果不管理好自己的資產, 選擇最佳的獲利方法, 就要虧本甚至破產， 政府的決策如果不能達到社會多數的期望或者執政黨違法亂紀, 它就有下台的風險。個人,企業和政府三個層次的行為主體,盡可能地避開風險,優化行為的衝動,將轉化為整個社會的發展動力。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政治的民主清廉，人民的安居樂業才有製度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