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父親的回憶
給父親收集的抗戰期間在空軍的記憶和有關祖父的中國海軍文章
正文
辛亥革命後，各地爭權奪利，軍閥混戰。當時中國各種機構賴以存在的帝製政府雖有許多弱點，但在形式上仍保持著穩定、統一的體製。海軍也不例外，它深深卷入了這場社會政治變革之中。當時中國參與權力鬥爭的主要有三派：一派是以生在夏威夷的中國南方人孫逸仙先生領導的激進的革命黨人；一派是主張維新改良的君主立憲派；另一派是主張用武力統治中國的最獨裁的軍閥勢力。
某些史學家將這段時期恰當地稱為混戰時期。推翻滿清王朝後，各地都高談維新與共和，但是都缺少明確的革命目標。社會秩序混亂不堪。河道灌渠無人治理而被荒廢，導致洪水泛濫，餓殍遍野。由於缺少沿海運輸船隊，漕運不能正常進行。
同時，知識分子紛紛從政府中隱退去從事學術研究，從而使得軍人和官僚食客們充斥政府各機構。鄉紳們紛紛把農村的錢財轉移到較安全的沿海城鎮，而農民缺衣少食卻無人問津。
內戰很快使國家四分五裂，形成多方割據局麵。在北方，軍閥們結成鬆散的聯盟，維持著一屆屆走馬燈似的北京代議製政府——從1921年到1928年期間，內閣先後更換了45次。在南方和東部沿海地區，孫逸仙領導的革命者不斷舉行起義反對北洋政府。他們以廣州為基地，多次企圖建立軍政府，組織北伐軍去驅逐北洋軍閥政府。
海軍很快陷入這場政治和軍事的權力鬥爭之中。海軍在努力求生存時把海岸防禦和反海盜問題統統置於腦後。官兵們參與各種不法活動，誰願出錢，他們就帶艦投靠誰。
民國海軍的組織
雖然各地海軍各侍其主，但是民國初年海軍在表麵上仍然保持著統一的秩序和紀律。在此非常時期，海軍的晉升製度仍然起作用，即使有的軍官投靠了另一方，但在海軍名冊上一般不被除名。這樣，一個艦隊的海軍將領或上校背叛時仍能要求並保持原來的軍銜和工資待遇不變，以後再歸順回來也很少受到處罰。
也許正因為如此，海軍一直是重職務而輕軍銜。上校軍銜的巡洋艦艦長，其職權與薪金卻比許多在參謀部工作的將軍高。所以，毫不奇怪，當時艦艇指揮官的職位比參謀軍官的職位更受人敬重。
海軍部
1912年，孫逸仙根據海軍的要求批準改組海軍，並重新任命一批軍官擔任關鍵職務。被選任海軍部長的是一位政治家、孫逸仙的國民黨的擁護者黃鍾瑛，出任其他要職的人大部分是原滿清的海軍軍官。這種連續性很快就在海軍部的組建中趨於明朗化。新組建的海軍部帶有濃厚的西方特點，是按照薩鎮冰1909年至1910年製定的方針組建起來的。
艦隊組織
革命給艦隊的組織形式帶來了很大變化。傳統的按地理位置劃分艦隊的作法被廢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按作用和任務來劃分艦隊。至少從理論上講，這種變化使海軍，成為全國性的海軍而不是地方性的海軍。海軍分為3個艦隊：第一艦隊，是近海、遠洋作戰兵力，由原北洋艦隊和南洋艦隊的軍艦組成。第二艦隊，長期駐守長江，負責內河防禦。訓練艦隊，顧名思義，負責訓練艦艇部隊的官兵。
艦艇
在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中轉向民國海軍的艦艇數量雖不多，但還不算太陳舊。第一艦隊有4艘巡洋艦“海圻”號、“海籌”號、“海容”號和“海琛”號，各艦都處於良好狀態。第二艦隊主要是內河炮艇，破舊而無用。訓練艦隊擁有最新的艦艇，1912年中國接收了3艘巡洋艦，那都是由滿清政府出錢向外國訂購的。
訓練規隊的第一艘巡洋艦為“肇和”號，由埃爾斯威克船廠建造，全長320英尺，排水量為2600噸，主炮為2門6英寸(152毫米)飽和4門4英寸(102毫米)炮。第二艘艦為“應瑞”號，由阿姆斯特朗船廠建造，外形類似“肇和”號。第三艘艦為“飛鷹”號，由紐約船廠建造，外形與前兩艘英國造的巡洋艦相同。1912年，中國還收到滿清時期向德國訂購的3艘驅逐艦，即“豫章”號，“同安”號和“建康”號。各艦的排水量均為390噸，裝有2門3英寸(76毫米)炮，2座魚雷發射管，新艦的最高航速為32節。
1912年至1913年，中國又向奧匈帝國的裏雅斯汀船廠訂購了4艘巡洋艦，其中3艘為1800噸級，裝有10門102毫米炮和魚雷發射管，航速32節。另一艘為5000噸級，航速28節，裝有4門200毫米炮，12門120毫米炮，10門47毫米炮，2座450毫米魚雷發射管。但這4艘軍艦始終沒有交貨，因為1915年5月意屬奧地利對匈牙利宣戰，該船廠被占領長達兩年。這幾艘軍艦剛建造一半就被炮火擊毀。
海軍直至三十年代才添置新的大型軍艦。1931年和1935年先後接收了兩艘2500噸級的巡洋艦“寧海”號和“平誨”號，“寧海”號是由日本神戶船廠建造，“平海”號則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廠建造。
海校與造船廠
在1912年至1937年間，中國先後一共保持有6所海校，2個造船廠。
福州
曆任海軍總司令、海軍總長、福州海軍學校校長的杜錫圭
辦得最有成效的是福州海軍學校，從1912年到1937年從未間斷過。根據現代中國海軍曆史學家包遵彭所說，該校於1913年由海軍交予地方紳士辦理和資助。所設課程大致與辛亥革命前相同，隻是1917年後增設了飛潛學校，講授飛機、潛艇這些新式武器係統的理論。1927年，由於資金不足該校又關閉了。不過在飛潛學校開辦的最後一年，學生們的確曾製造出4架能夠飛行的水上飛機。
曆任福州船政局局長、上海江南造船所所長的陳兆鏘
福州造船廠也一直存在，從1921年起船廠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造船工程師馬德驥所經營（本站注：1921年時負責福建船政局的應為陳兆鏘，馬德驥則是於1926年接任）。該船廠在馬德建的領導廠，盡
管缺少現代化的機器設備，但從1921年到1937年仍堅持開辦。因為船廠與海校一樣是由地方紳士開辦的單位，馬德驥以向附近城鎮和農村征稅籌集資金。此外，馬德驥還有另一個獨特的籌集資金的辦法，當時造船廠代管一所半官半商的銀元局。試局設在舊的造船統樓內，每天能鑄造1萬枚中國銅錢（本站注：馬尾海軍鑄幣廠成立於1925年，專門鑄造輔幣，以充軍餉，最初每天能鑄造雙角銀幣10萬枚，後增至30萬枚）。
其他地區
舊黃埔海軍學校是一所條件簡陋的學校（本站注：黃埔海軍學校由劉坤一於光緒八年四月創建，詹天佑曾任該校教習，民國成立後，改名為廣東海軍學校，後因經費不足而被迫停辦），該校在1922年停辦以前，講授航海、數學、語文、英語、物理、化學、曆史、地理、水魚雷等理論課程。1924年，蔣介石重新開辦，改名為黃埔軍校，早期還聘請過蘇聯顧問。創辦不久該校就以共產黨人搞陰謀而出名。國共合作破裂後，蔣介石還繼續辦黃埔海校，直到1939年才關閉。
1912年，南京開設了一所海軍無線電學校，該校雖然隻存在了5年時間，但卻培養了153名無線電專業人員。（本站注：南京海軍無線電學校創建於1927年，1928年停辦，共畢業學生兩屆，69名）
煙台還開辦了一所海軍學校（本站注：煙台海軍學校由薩鎮冰於1903年創建，著名作家冰心的父親謝葆璋曾負責該校堂務，冰心的童年時光即在此度過。抗戰期間壯烈殉國的“中山”艦艦長薩師俊即是該校第8屆畢業生），辦這個學校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同福州海校相抗衡。煙台海校到1928年停辦時止，共培養出238名軍官。當時該校設備簡陋，師資力量也較薄弱。據說，1926年該校校長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競賽與聚會上。由於學校領導不力，學生中政治思想混亂。學校中的大部分學員同情國民黨，公開參加革命活動。有一位後來成為蔣介石信徒的學員在校組織社團，專門鼓動海軍學員參加國民黨的活動。
民國海軍中的傳奇人物，東北海軍司令沈鴻烈
青島海校是由留日海軍軍官沈鴻烈將軍於1923年創辦的（本站注：沈鴻烈於1923年1月在葫蘆島開設葫蘆島航警學校，主要為東北海軍培養海軍人才，九一八事變後，葫蘆島海軍學校遷往劉公島，1933年又遷至青島，遂改名為青島海軍學校）。沈鴻烈雖然支持國民黨，但作為北方人，他對福建派統治海軍很反感。他在青島創辦海校的目的就是培養不受福建派影響的海軍軍官。辦學經費係由沈鴻烈所投靠的奉係軍閥張作霖提供。
南京海軍雷電學校由蔣介石於1933年創辦，蔣介石親自任校長。學校雖然僅辦了5年，但培養出將近600名官兵。（本站注：海軍雷電學校於1915年創建於南京，而蔣介石設立的應為海軍電雷學校，於1932年設立於江蘇鎮江甘露寺和五省會館，後遷至江陰長山，校長歐陽格）
上海江南造船廠是中國最先進的造船廠。至少在1936年以前，該廠一直由蘇格蘭工程師羅伯特.莫辰掌管。（本站注：海軍江南造船所於1930年有海軍部長陳紹寬親自兼所長，後由馬德驥繼任，馬德驥任所長期間，動工建造了全國最大的一座船塢）二十年代該船廠又擴建了廠房。它是當時中國唯一的既能造軍艦又能造商船的造船廠。
財政
海軍的最大問題是財政問題。為了支付艦員工資，維持軍艦航行，海軍千方百計籌措資金。在某些地區，海軍甚至動用征收的關稅和沿海運輸稅(厘金)。海軍部還曾試圖與美國商人達成交易，聯合創辦中美漁業公司，所得利潤由美國的公司和中國海軍對半分。中國海軍部部長認為如果漁業公司能由中國海軍保護，並能有較好的收益的話，那麽就可以用這個公司作抵押向美國貸款造艦。消息傳到在北京有影響的日本人耳中立即引起軒然大波，此項動議頓時銷聲。
1919年初在凡爾賽和會確認日本對山東的主權之後，懦弱的北洋政府對日本的畏懼激起了中國學生的抗議。這次和會的結果激發了中國人民新的民族主義情緒。在這次稱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騷亂期間，海軍的財政問題也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當時一位未署名的海軍學員在“北京導報”上撰文指出，海軍軍費僅為陸軍的4．5％，並對此表示哀歎。文章說：
“過去幾年中，中國政府奉行的政策導致了這種極其悲慘的局麵。這種政策究竟是出於純黨派的利益還是出於其他什麽團體的利益，這個問題當然不是普通人所能判斷的。然而，事實卻是，自從民國建立以來，特別是1915年以來，中國海軍的撥款僅夠維持其活命而已。令人十分可笑的是，最近的國家預算非常清楚地表明政府對陸軍和海軍所持的態度截然不同”。
海軍中的政治派係
使用“政治派係”一詞並不過分，因為當時絕大部分海軍高級軍官彼此政見都不一致，他們基本上分為三派，分別同當時中國政權鬥爭的二大實力派相聯係。
海軍中實力最強的是福建派，這派人基本上是些才疏學淺的機會主義者，他們把海軍當作攫取權力的進身階。他們把持著海軍的各級領導權，以廈門和福州作為其活動中心。以下是1932年公布的官方統計數字，從中可看出福建派在海軍的勢力：
省份 軍官 士官 文職 士兵 總數
福建 710 253 327 5079 6414
江蘇 50 32 62 628 772
廣東 19 6 26 225 276
浙江 20 16 49 129 214
安徽 14 9 167 190
廣西 8 8
雲南 1 1
海軍中第二大實力派是擁護孫逸仙的富有強烈民族主義的革命黨人。這一派在高級軍官當中人數很少，但也有幾位頗具影響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有力的領導甚至能左右許多閩籍軍官。有趣的是，海軍中的革命者雖然多出自於福州船政學堂，但都不是閩籍人士。
最後一派是少數擁護君主立憲製的高級官員，他們不管誰上台都願為之效勞，而且也確實是這麽做的。他們希望複辟君主製。這些人多數是十九世紀滿清時行伍出身的福建人，是中外皆知的舊中國的保守勢力的代表。
下麵分別介紹各派主要人物的生平活動。
革命派
程璧光
程璧光將軍。他與其領導孫逸仙一樣，出身於廣東省紳士家庭。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後任炮艦“廣丙”號管帶，該艦是廣東艦隊唯一參加過鴨綠江口海戰的艦艇。威海戰敗後，程璧光奉命代表中國海軍參加受降儀式。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儀式上，程璧光深受恥辱，決心追隨當時正在廣州策劃革命的孫逸仙。程璧光成為孫逸仙在海軍中的代理人，他曾鼓動鴨綠江戰敗後的海軍殘部參加孫逸仙領導的革命軍，事發後於1895年底逃往香港，隨後移居新加坡。孫逸仙的首次革命失敗後，程璧光
隱蔽了下來。
程璧光後來返回祖國。盡管他是廣東人，仍然當上了福州船政局的董事，1909年任“海圻”號管帶。1910年至1911年他率“海圻”號赴英出席英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儀式。在這期間，國內爆發了辛亥革命。他回國後才懊喪地得知他的一個下屬黃鍾瑛已被任命為海軍部長。
程璧光雖很後悔，但仍繼續積極擁護孫逸仙的革命，甚至在孫逸仙於1912年被袁世凱趕下台後他仍然堅定不移地追隨孫逸仙。忠於孫逸仙的革命派企圖進行反擊，但卻遭到失敗。程璧光於1913年再度被迫流亡國外。後來袁世凱稱帝未遂，於1916年死去。程璧光被新任大總統黎元洪任命為海軍部長。黎元洪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是一個很勉強參加辛亥革命的英雄。
孫中山與護法艦隊軍官合影
1917年國會解散，程璧光辭去海軍部長職務，重任“海圻”號艦長。他用軍艦把孫逸仙送到廣州。程璧光的這一舉動帶動了第一艦隊脫離北洋政府，不久“海圻”號又率領第一艦隊駛抵廣東，參加護法運動。當時，程璧光發表聲明說：
“我們來到廣州，聯合西南各省共同護法，不成功便成仁。作為公民，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譴責北洋政府的卑劣行徑。目前的北洋政府打著共和製的旗號實行獨裁統治。海軍決心為恢複共和製而奮鬥。不恢複國會誓不罷休。”
1917年，程璧光率領第一艦隊開始協助孫逸仙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後來程璧光榮任廣東聯軍總司令。當時，孫逸仙隻統轄很少的軍隊，因此任此職務是徒有虛名。
另一位是海軍將領沈鴻烈，他是民國海軍中少數身居高位的核心人物之一。1882年，他生於湖北省的一個書香門第。1905年，他從張之洞創辦的由德國人經管的南京陸水師學堂畢業，以後去日本海軍學校學習六年。
在日本，沈鴻烈很快結識了許多當時正在策劃推翻滿清王朝的中國革命黨人。1906年，他加入了孫逸仙的同盟會。該會號召革命，建立共和。沈鴻烈成了一名重要的組織領導者。他在日本時很可能與當時也在日本學習軍事的蔣介石有過交往，蔣介石後來讓沈鴻烈擔任過要職。
1911年薩鎮冰從武漢出逃後，沈鴻烈接任了艦隊司令職務，他率眾投奔了革命，後來他又以革命的名義攻陷了南京，被任命為海軍參謀長。此後他在北京度過了4年，先後擔任各種參謀部的職務。1916年，他作為中方觀戰團成員赴英，一年後回國。
當北洋政府開始垮台時，沈鴻烈投靠了奉係軍閥張作霖，作為張作霖與駐滿洲的日本人之間的中間人和仲裁。在此期間，他還多次擔負加強東北防務的重任。
1931年日本進攻沈陽，沈鴻烈返回青島擔任市長，直至1937年。此後他先後在民國政府中擔任各種要職。1938年至1944年任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1942年至1944年任農業部長，1946年至1947年任浙江省主席。他曾於1933年出版過一本名為《東北邊防與航行權》的書。
君主立憲派
薩鎮冰、李鼎新、劉冠雄是擁護君主立憲的三位海軍將領（本站注：黃海海戰時，李鼎新為“定遠”艦幫帶大副，英國人泰萊在回憶錄中對其稱讚不已；劉冠雄在黃海海戰時任“靖遠”艦幫帶大副，海戰末期“靖遠”升旗收隊即出自劉的建議）。他們年齡相近，經曆相仿，都是出身於福建紳士家庭，而且三家相隔不遠，又都是福州船政學堂和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同期同學。
三人中隻有劉冠雄在1894年的甲午海戰中起過重要作用。晚清末年三人同在海軍任高職，三人中隻有劉冠雄似乎同情革命。不久一切都明朗化，他們三人都是袁世凱的人，支持袁世凱稱帝，並在袁世凱的政府和海軍中任職。
袁世凱死後，他們開始在海軍中失去地位，但後來又在軍閥連年混戰時期輪流擔任過海軍部長，但他們對三個艦隊都未曾掌握過實權，僅參與北京的宮廷政治，為各種覬覦權位的野心家效勞，並陪伴頻頻入京的外國人。1928年蔣介石執政後，他們退出了海軍和政界。
福建派
這一派興起於袁世凱死後軍閥當政時期，成員大部分是些追求傳統紳士生活方式的閩籍軍官。例如，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國內政治鬥爭此起彼伏的情況下，這夥軍官卻在大鬧海軍部，要求在福州建立一個海軍軍官俱樂部，以紀念中國現代海軍創始人李鴻章、左宗棠和沈葆禎。在給袁世凱的報告中，他們提出成立海軍軍官俱樂部，大談什麽要“在俱樂部院內建一座花園，裏麵種上花草樹木，將它裝飾的風光秀麗；工餘閑暇，海軍軍官們可以到此聚會，交誼遊樂；還要在花園中建一座詞堂，以紀念李鴻章、左宗棠和沈葆禎三位海軍創始人。紀念日選定在春秋季屆時海軍部來人參加祭祀。”最後，俱樂部落成在福州馬尾船政學堂附近，達官貴人常常在此舉行豪華的盛宴。
南京國民政府首任海軍部部長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楊樹莊
這一派主要人物是楊樹莊中將和陳紹寬少將。楊樹莊在1924年前一直是福建省的實際統治者，其司令部設在廈門。楊樹莊雖然是海軍中少數未留過洋的軍官之一，但他很會應酬歐洲人，頗受外國人的青睬。不過，駐中國的蘇聯人不喜歡他，有一位蘇聯人曾說他膽小怕事，嗜好鴉片；此外，蘇聯人還懷疑他貪汙過上百萬美元。
國民政府海軍部長、海軍總司令陳紹寬，曾為中國海軍建設作出突出貢獻，新中國成立後，連任福建省副省長20年，並在華東軍政委員會、國防委員會、人大、政協、海軍中擔任重要職務。
陳紹寬繼楊樹莊之後成為海軍福建派首領。他擔任“應瑞”號訓練船管帶將近10年，把軍艦治理得井然有序，並在艦上為來訪的歐美海軍要員舉辦過豪華的宴會。他畢業於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曾以觀察員身份參加過日德蘭海戰，並引以自豪。與楊將軍不同的是，陳紹寬將軍頗受蘇聯人的敬重。曾有一位蘇聯“間諜”向莫斯科報告說，陳紹寬的“政治信仰相當進步”。因為他把“整治海軍提高中國地位”視為己任。陳紹寬可能受到過這種吹捧奉承，因為1926年初他曾批準蘇聯人成立一個帶政治傾向性的新海
員學會。三十年代中，陳紹寬也受到過日本人的類似吹捧，這曾給與蔣介石的關係帶來不少麻煩。
孫逸仙與海軍
1917年，革命黨人程璧光率領第一艦隊南下廣東，支持孫逸仙的護法運動。程璧光不顧北洋政府的威逼利誘，堅決支持護法運動，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使他成為一位有影響的人物。2月26日，他在艦上吃完飯，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暗殺。
程璧光的被害給海軍和孫逸仙的事業造成不利影響。失去海軍強有力的支持，孫逸仙的威信日益下降。不久，軍政府解散，他被迫離開廣州。海軍軍官失去程璧光的得力領導與政治支持，開始鼓動艦隊北上與北洋軍閥重新聯合。1921年5月，孫逸仙又重返廣州，再次組織軍政府，並就任民國大總統。在他的勸阻下，第一艦隊繼續留在廣州。
孫逸仙返回廣州後就著手整治四分五裂的軍隊，措施之—就是立即解雇艦上的許多艦員，代之以參加過香港海員大罷工的海員工會會員，以保證海軍繼續忠於革命。
當時孫逸仙麵臨著各種陰謀破壞。他隻掌握少數部隊，大部分兵權握在粵係軍閥陳炯明手中，陳還控製著桂軍實力。孫逸仙曾屢次想組織北伐軍，但都受到陳炯明的阻撓。1922年6月，陳炯明察覺到孫逸仙的力量在加強，遂命令部隊包圍了廣州的總統府。孫逸仙逃到停靠在珠江邊的“海圻”號巡洋艦上。
廣州動亂
下麵是孫逸仙的一段鮮為人知的經曆，它顯示了孫逸仙為了保持其威信，是如何把海軍作為政治工具以反對他的對手的。
廣東軍閥陳炯明
6月16日，孫逸仙下令海軍炮轟廣州以反擊驅逐他的陳炯明。遵照孫逸仙的命令，3艘炮艦從黃埔出發，沿珠江溯流而上向廣州市區開火。許多無辜百姓死於炮火，一些外國建築物受到破壞。
炮擊兩天後，美國駐廣州副領事休斯頓先生決心找到孫逸仙，勸其停戰。他在美國華南巡邏隊隊長鮑姆海軍上校的陪同下乘快艇到了黃埔港，在“海圻”號上找到了孫逸仙。麵對這位中國領袖，休斯頓就中國艦艇炮擊美國在廣州的設施一事憤怒地提出抗議。
孫逸仙極力為炮擊辯護，說陳炯明把他逐出廣州“是最大的叛變行動，完全是突然襲擊”，孫要求外國進行幹涉，懲罰這個叛徒。孫說他是死裏逃生，炮擊城市是為了抗議，並說第二天還要繼續炮擊。
在後來的談判中，孫逸仙同意不再炮轟居民區，但仍堅持要炮擊軍事目標。休斯頓和鮑姆上校隨即離開軍艦返回廣州。
一到廣州，他們立即拜訪了陳炯明的兒子陳永善將軍，陳永善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同意下令停止炮擊炮艦，並請他們將此意圖轉告孫逸仙。顯然他是這樣做了，因為第二天孫逸仙的艦艇沒有再次炮擊城市。
在與休斯頓交談中，陳永善聲稱是孫逸仙派人暗殺了程璧光將軍，凶手因而得到了水泥廠董事的職位。據陳永善說，孫逸仙的海軍中有些軍官已與他接觸，商談條件，數日內就會投降。他還說最初在炮擊城市時，孫逸仙的一位艦長及其軍官們是在海員工會的艦員的槍口脅迫下下令開炮的，那位艦長和其他人告訴陳永善他們不打算再參加任何炮擊廣州的行動。
陳永善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但是當時確曾有人對海軍施加過壓力，要求它停止對孫逸仙的支持。孫逸仙的某些海軍軍官事實上已經同意，一旦下列要求得到滿足，就退出戰鬥：
1.實現海軍國家化，不受省或地方當局統轄，
2．海早對國家政策有發言權，
3．所有官兵繼續在海軍留任現職，並按月領餉，
4.保證支付拖欠的軍餉。
雙方又繼續僵持了一段時間，到了7月8日，陳炯明向孫逸仙發出通牒，要求孫逸仙退出黃埔港，或於次日午前投降。7月9日，當美聯社記者采訪時，孫逸仙否認收到過最後通牒。7月10日上午，孫逸仙的6艘炮艦開始猛轟廣州下遊的要塞。不到兩小時，要塞的火炮被打壞，艦艇沿珠江駛往沙麵國際租界區。
當時至少有兩艘其他炮您“永建”號和“章分”號宣布中立，錨泊在沙麵附近的江麵上。當孫逸仙的6艘炮艦接近時，兩艦立即進入戰鬥部署。孫逸仙從“永豐”號上命令6艘炮艦在沙麵附近江麵係泊。不久，“永豐”號的跳幫隊就登上“永建”號和“章分”號，艦員們被召集起來，在槍口的威逼下支持孫逸仙。
一天後，所有行業工會號召總罷工，要求恢複孫逸仙的大總統職位。商人也開始罷市，廣州再次陷入僵持局麵，但持續時間不長。7月14日前，反孫逸仙的軍隊占領了黃埔港，使得孫逸仙的海軍失去了碼頭依托。14日夜晚，“永建”號乘混亂之機啟航逃到黃埔港，再次宣布中立。
形勢越來越危險。7月19日，一順水雷在孫逸仙所乘坐的軍艦附近爆炸。盡管孫逸仙討厭英國人，但他還是於8月乘英艦“穆爾亨”號逃往香港。
英艦離開後，“永豐”號的官兵才發現孫逸仙跑了。艦員立即扣押了留在艦上的孫逸仙的參謀人員作人質。他們要求安全離開廣州，並要求發放拖欠的軍餉。
“永豐”號艦長代表本艦和其他艦的官兵向英國總領事遞交了一封信，要總領事負責答複他們的要求，他威脅說，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就要繼續炮轟沙麵和廣州。
8月10日，孫逸仙的海軍部長湯廷光與“永豐”的艦長舉行會談。該艦長與4位艦員到了艦隊所在地。湯將軍說，他準備帶回所有的艦艇人員，而且孫逸仙所答應給的津貼也將分文不差地下發。但是，他們要服從湯廷光的命令和其他指定的軍官的指揮。
談判代表在孫逸仙的美籍法律顧問諾曼先生的陪同下返回“永豐”號進行商議。“永豐”號等艦的談判代表經過長時間研究，決定接受這些條件，但是必須由英國總領事轉來一份溫樹德將軍簽署的保證書才行，他們說湯將軍隻是個名義上的將軍，指揮停泊在深水灣的中立艦艇的溫樹德將軍才是正規海軍的將軍，他的保證才算數。諾曼與英國人進行了聯係，讓湯將軍與溫將軍共同起草和簽署保證書。在這樣做了之後，“永豐”號才緩和了態度。
第二天，孫逸仙的朋友美籍華人翁塞繆爾先生送來了2萬美金作為支付拖欠隨員們的部分軍餉。於是人質才被釋放，軍官們同意服從溫將軍的指揮。
這一事件標誌著第一艦隊支持孫逸仙和革命的結束。1923年，溫將軍舉艦艇北上到青島，重新恢複了北洋艦隊的名稱，投靠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同時，第二艦隊仍駐泊長江，為曆屆軍閥服務。訓練艦隊在福州幾乎成了私人的海軍，它隻聽從楊樹莊將軍的調遣。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28年蔣介石光複北京並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為止。
蔣介石與海軍福建派
新政府一成立，蔣介石就遇到了海軍的傳統問題。他雖然征服了全國，統一了3個艦隊，但是他發現海軍再次被緊緊地掌握在福建派手中。北方動亂時，這幫人在一旁等待觀望，直到1927年秋天才勉強表示支持蔣介石。當蔣介石這位大元帥頒布新政府體製大綱時，福建派感到無比氣憤，因為新政府體製大綱不僅取消了海軍部，而且將海軍作為軍令部下設的一個署。
抗日名將，第1艦隊司令陳世英（廟街事件後改名為陳季良）
福建派認為這種體製是企圖毀掉他們本已削弱的政治地位，於是提出自己的一套方案，以此來抗衡。他們按傳統方法精心起草了一份整頓計劃。1928年，3位福建派首領楊樹莊(總司令)，陳紹寬(第二艦隊司令)和陳季良(第一艦隊司令)遞交了該計劃，要求兩年內撥款6900萬美元來擴建和改善海軍。
蔣介石對此非但不加理睬，反而於1928年12月把海軍本已很少的每月500萬元預算削減到250萬元。這些福建派海軍首領立即召開了一係列緊急會議，決定由第一、第二艦隊司令提出辭職，對蔣介石施加壓力。
大元帥受不了海軍的背叛，於是使出了緩兵之計。他派閩籍將軍杜錫圭率領中國海軍考察團到日本和歐美對各國海軍情況進行為期一年的考察，蔣介石答應杜錫圭一回國就研究他的建議，並作出必要的改革。
蔣介石顯然是在敷衍海軍，他還有許多更緊迫的事情有待處理。他要對付那些繼續向他的政權挑戰的幾位有實力的軍閥，而且當時共產黨也在新領袖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重整旗鼓。此外，日本人也虎視耽耽地覬覦著滿洲，並於1931年侵占了它。
麵對重重危機，蔣介石批準成立海軍部，將陳紹寬調到南京來組建海軍部，以架空這位帶頭反對他的將軍。此一舉動有效地隔開了陳紹寬與各艦隊的密切聯係。
這位脾氣暴躁、身材瘦小的陳將軍很快就感到首都的生活使他壓抑。海軍部每月僅有8.6萬元經費，艦隊的資金也相應減少。1933年，3艘舊式巡洋艦“海圻”號、“海琛”號和“肇和”號倒戈，投靠了當時仍處於半自治狀態的廣州的廣東省政府一邊。這些軍艦的官兵在海上從事掠劫、走私活動長達兩年，直到1935年，陳紹寬才集結起足夠的力量迫使3艦投降。自然，這些軍艦一回到南京，艦上的全體官兵都得到赦免。
陳紹寬在南京還遇到了其他麻煩。1933年，有人指控他可能幫助日本人在上海搞擴張。後來雖然取消了指控，但是陳紹寬的一度光輝燦爛的經曆卻被嚴重玷汙了。更糟糕的是，蔣介石公開向福建派挑戰，他通過南京海校盡快培養出大批學員，把他們安置到艦上和海軍指揮機構中。1937年，蔣介石又派陳紹寬去倫敦參加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在此期間，中日開戰。數月之內，日本飛機幾乎炸沉了中國海軍的所有艦艇。當陳紹寬回國時，他的海軍司令部已不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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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史學家將這段時期恰當地稱為混戰時期。推翻滿清王朝後，各地都高談維新與共和，但是都缺少明確的革命目標。社會秩序混亂不堪。河道灌渠無人治理而被荒廢，導致洪水泛濫，餓殍遍野。由於缺少沿海運輸船隊，漕運不能正常進行。
同時，知識分子紛紛從政府中隱退去從事學術研究，從而使得軍人和官僚食客們充斥政府各機構。鄉紳們紛紛把農村的錢財轉移到較安全的沿海城鎮，而農民缺衣少食卻無人問津。
內戰很快使國家四分五裂，形成多方割據局麵。在北方，軍閥們結成鬆散的聯盟，維持著一屆屆走馬燈似的北京代議製政府——從1921年到1928年期間，內閣先後更換了45次。在南方和東部沿海地區，孫逸仙領導的革命者不斷舉行起義反對北洋政府。他們以廣州為基地，多次企圖建立軍政府，組織北伐軍去驅逐北洋軍閥政府。
海軍很快陷入這場政治和軍事的權力鬥爭之中。海軍在努力求生存時把海岸防禦和反海盜問題統統置於腦後。官兵們參與各種不法活動，誰願出錢，他們就帶艦投靠誰。
民國海軍的組織
雖然各地海軍各侍其主，但是民國初年海軍在表麵上仍然保持著統一的秩序和紀律。在此非常時期，海軍的晉升製度仍然起作用，即使有的軍官投靠了另一方，但在海軍名冊上一般不被除名。這樣，一個艦隊的海軍將領或上校背叛時仍能要求並保持原來的軍銜和工資待遇不變，以後再歸順回來也很少受到處罰。
也許正因為如此，海軍一直是重職務而輕軍銜。上校軍銜的巡洋艦艦長，其職權與薪金卻比許多在參謀部工作的將軍高。所以，毫不奇怪，當時艦艇指揮官的職位比參謀軍官的職位更受人敬重。
海軍部
1912年，孫逸仙根據海軍的要求批準改組海軍，並重新任命一批軍官擔任關鍵職務。被選任海軍部長的是一位政治家、孫逸仙的國民黨的擁護者黃鍾瑛，出任其他要職的人大部分是原滿清的海軍軍官。這種連續性很快就在海軍部的組建中趨於明朗化。新組建的海軍部帶有濃厚的西方特點，是按照薩鎮冰1909年至1910年製定的方針組建起來的。
艦隊組織
革命給艦隊的組織形式帶來了很大變化。傳統的按地理位置劃分艦隊的作法被廢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按作用和任務來劃分艦隊。至少從理論上講，這種變化使海軍，成為全國性的海軍而不是地方性的海軍。海軍分為3個艦隊：第一艦隊，是近海、遠洋作戰兵力，由原北洋艦隊和南洋艦隊的軍艦組成。第二艦隊，長期駐守長江，負責內河防禦。訓練艦隊，顧名思義，負責訓練艦艇部隊的官兵。
艦艇
在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中轉向民國海軍的艦艇數量雖不多，但還不算太陳舊。第一艦隊有4艘巡洋艦“海圻”號、“海籌”號、“海容”號和“海琛”號，各艦都處於良好狀態。第二艦隊主要是內河炮艇，破舊而無用。訓練艦隊擁有最新的艦艇，1912年中國接收了3艘巡洋艦，那都是由滿清政府出錢向外國訂購的。
訓練規隊的第一艘巡洋艦為“肇和”號，由埃爾斯威克船廠建造，全長320英尺，排水量為2600噸，主炮為2門6英寸(152毫米)飽和4門4英寸(102毫米)炮。第二艘艦為“應瑞”號，由阿姆斯特朗船廠建造，外形類似“肇和”號。第三艘艦為“飛鷹”號，由紐約船廠建造，外形與前兩艘英國造的巡洋艦相同。1912年，中國還收到滿清時期向德國訂購的3艘驅逐艦，即“豫章”號，“同安”號和“建康”號。各艦的排水量均為390噸，裝有2門3英寸(76毫米)炮，2座魚雷發射管，新艦的最高航速為32節。
1912年至1913年，中國又向奧匈帝國的裏雅斯汀船廠訂購了4艘巡洋艦，其中3艘為1800噸級，裝有10門102毫米炮和魚雷發射管，航速32節。另一艘為5000噸級，航速28節，裝有4門200毫米炮，12門120毫米炮，10門47毫米炮，2座450毫米魚雷發射管。但這4艘軍艦始終沒有交貨，因為1915年5月意屬奧地利對匈牙利宣戰，該船廠被占領長達兩年。這幾艘軍艦剛建造一半就被炮火擊毀。
海軍直至三十年代才添置新的大型軍艦。1931年和1935年先後接收了兩艘2500噸級的巡洋艦“寧海”號和“平誨”號，“寧海”號是由日本神戶船廠建造，“平海”號則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廠建造。
海校與造船廠
在1912年至1937年間，中國先後一共保持有6所海校，2個造船廠。
福州
曆任海軍總司令、海軍總長、福州海軍學校校長的杜錫圭
辦得最有成效的是福州海軍學校，從1912年到1937年從未間斷過。根據現代中國海軍曆史學家包遵彭所說，該校於1913年由海軍交予地方紳士辦理和資助。所設課程大致與辛亥革命前相同，隻是1917年後增設了飛潛學校，講授飛機、潛艇這些新式武器係統的理論。1927年，由於資金不足該校又關閉了。不過在飛潛學校開辦的最後一年，學生們的確曾製造出4架能夠飛行的水上飛機。
曆任福州船政局局長、上海江南造船所所長的陳兆鏘
福州造船廠也一直存在，從1921年起船廠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造船工程師馬德驥所經營（本站注：1921年時負責福建船政局的應為陳兆鏘，馬德驥則是於1926年接任）。該船廠在馬德建的領導廠，盡
管缺少現代化的機器設備，但從1921年到1937年仍堅持開辦。因為船廠與海校一樣是由地方紳士開辦的單位，馬德驥以向附近城鎮和農村征稅籌集資金。此外，馬德驥還有另一個獨特的籌集資金的辦法，當時造船廠代管一所半官半商的銀元局。試局設在舊的造船統樓內，每天能鑄造1萬枚中國銅錢（本站注：馬尾海軍鑄幣廠成立於1925年，專門鑄造輔幣，以充軍餉，最初每天能鑄造雙角銀幣10萬枚，後增至30萬枚）。
其他地區
舊黃埔海軍學校是一所條件簡陋的學校（本站注：黃埔海軍學校由劉坤一於光緒八年四月創建，詹天佑曾任該校教習，民國成立後，改名為廣東海軍學校，後因經費不足而被迫停辦），該校在1922年停辦以前，講授航海、數學、語文、英語、物理、化學、曆史、地理、水魚雷等理論課程。1924年，蔣介石重新開辦，改名為黃埔軍校，早期還聘請過蘇聯顧問。創辦不久該校就以共產黨人搞陰謀而出名。國共合作破裂後，蔣介石還繼續辦黃埔海校，直到1939年才關閉。
1912年，南京開設了一所海軍無線電學校，該校雖然隻存在了5年時間，但卻培養了153名無線電專業人員。（本站注：南京海軍無線電學校創建於1927年，1928年停辦，共畢業學生兩屆，69名）
煙台還開辦了一所海軍學校（本站注：煙台海軍學校由薩鎮冰於1903年創建，著名作家冰心的父親謝葆璋曾負責該校堂務，冰心的童年時光即在此度過。抗戰期間壯烈殉國的“中山”艦艦長薩師俊即是該校第8屆畢業生），辦這個學校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同福州海校相抗衡。煙台海校到1928年停辦時止，共培養出238名軍官。當時該校設備簡陋，師資力量也較薄弱。據說，1926年該校校長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競賽與聚會上。由於學校領導不力，學生中政治思想混亂。學校中的大部分學員同情國民黨，公開參加革命活動。有一位後來成為蔣介石信徒的學員在校組織社團，專門鼓動海軍學員參加國民黨的活動。
民國海軍中的傳奇人物，東北海軍司令沈鴻烈
青島海校是由留日海軍軍官沈鴻烈將軍於1923年創辦的（本站注：沈鴻烈於1923年1月在葫蘆島開設葫蘆島航警學校，主要為東北海軍培養海軍人才，九一八事變後，葫蘆島海軍學校遷往劉公島，1933年又遷至青島，遂改名為青島海軍學校）。沈鴻烈雖然支持國民黨，但作為北方人，他對福建派統治海軍很反感。他在青島創辦海校的目的就是培養不受福建派影響的海軍軍官。辦學經費係由沈鴻烈所投靠的奉係軍閥張作霖提供。
南京海軍雷電學校由蔣介石於1933年創辦，蔣介石親自任校長。學校雖然僅辦了5年，但培養出將近600名官兵。（本站注：海軍雷電學校於1915年創建於南京，而蔣介石設立的應為海軍電雷學校，於1932年設立於江蘇鎮江甘露寺和五省會館，後遷至江陰長山，校長歐陽格）
上海江南造船廠是中國最先進的造船廠。至少在1936年以前，該廠一直由蘇格蘭工程師羅伯特.莫辰掌管。（本站注：海軍江南造船所於1930年有海軍部長陳紹寬親自兼所長，後由馬德驥繼任，馬德驥任所長期間，動工建造了全國最大的一座船塢）二十年代該船廠又擴建了廠房。它是當時中國唯一的既能造軍艦又能造商船的造船廠。
財政
海軍的最大問題是財政問題。為了支付艦員工資，維持軍艦航行，海軍千方百計籌措資金。在某些地區，海軍甚至動用征收的關稅和沿海運輸稅(厘金)。海軍部還曾試圖與美國商人達成交易，聯合創辦中美漁業公司，所得利潤由美國的公司和中國海軍對半分。中國海軍部部長認為如果漁業公司能由中國海軍保護，並能有較好的收益的話，那麽就可以用這個公司作抵押向美國貸款造艦。消息傳到在北京有影響的日本人耳中立即引起軒然大波，此項動議頓時銷聲。
1919年初在凡爾賽和會確認日本對山東的主權之後，懦弱的北洋政府對日本的畏懼激起了中國學生的抗議。這次和會的結果激發了中國人民新的民族主義情緒。在這次稱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騷亂期間，海軍的財政問題也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當時一位未署名的海軍學員在“北京導報”上撰文指出，海軍軍費僅為陸軍的4．5％，並對此表示哀歎。文章說：
“過去幾年中，中國政府奉行的政策導致了這種極其悲慘的局麵。這種政策究竟是出於純黨派的利益還是出於其他什麽團體的利益，這個問題當然不是普通人所能判斷的。然而，事實卻是，自從民國建立以來，特別是1915年以來，中國海軍的撥款僅夠維持其活命而已。令人十分可笑的是，最近的國家預算非常清楚地表明政府對陸軍和海軍所持的態度截然不同”。
海軍中的政治派係
使用“政治派係”一詞並不過分，因為當時絕大部分海軍高級軍官彼此政見都不一致，他們基本上分為三派，分別同當時中國政權鬥爭的二大實力派相聯係。
海軍中實力最強的是福建派，這派人基本上是些才疏學淺的機會主義者，他們把海軍當作攫取權力的進身階。他們把持著海軍的各級領導權，以廈門和福州作為其活動中心。以下是1932年公布的官方統計數字，從中可看出福建派在海軍的勢力：
省份 軍官 士官 文職 士兵 總數
福建 710 253 327 5079 6414
江蘇 50 32 62 628 772
廣東 19 6 26 225 276
浙江 20 16 49 129 214
安徽 14 9 167 190
廣西 8 8
雲南 1 1
海軍中第二大實力派是擁護孫逸仙的富有強烈民族主義的革命黨人。這一派在高級軍官當中人數很少，但也有幾位頗具影響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有力的領導甚至能左右許多閩籍軍官。有趣的是，海軍中的革命者雖然多出自於福州船政學堂，但都不是閩籍人士。
最後一派是少數擁護君主立憲製的高級官員，他們不管誰上台都願為之效勞，而且也確實是這麽做的。他們希望複辟君主製。這些人多數是十九世紀滿清時行伍出身的福建人，是中外皆知的舊中國的保守勢力的代表。
下麵分別介紹各派主要人物的生平活動。
革命派
程璧光
程璧光將軍。他與其領導孫逸仙一樣，出身於廣東省紳士家庭。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後任炮艦“廣丙”號管帶，該艦是廣東艦隊唯一參加過鴨綠江口海戰的艦艇。威海戰敗後，程璧光奉命代表中國海軍參加受降儀式。在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儀式上，程璧光深受恥辱，決心追隨當時正在廣州策劃革命的孫逸仙。程璧光成為孫逸仙在海軍中的代理人，他曾鼓動鴨綠江戰敗後的海軍殘部參加孫逸仙領導的革命軍，事發後於1895年底逃往香港，隨後移居新加坡。孫逸仙的首次革命失敗後，程璧光
隱蔽了下來。
程璧光後來返回祖國。盡管他是廣東人，仍然當上了福州船政局的董事，1909年任“海圻”號管帶。1910年至1911年他率“海圻”號赴英出席英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儀式。在這期間，國內爆發了辛亥革命。他回國後才懊喪地得知他的一個下屬黃鍾瑛已被任命為海軍部長。
程璧光雖很後悔，但仍繼續積極擁護孫逸仙的革命，甚至在孫逸仙於1912年被袁世凱趕下台後他仍然堅定不移地追隨孫逸仙。忠於孫逸仙的革命派企圖進行反擊，但卻遭到失敗。程璧光於1913年再度被迫流亡國外。後來袁世凱稱帝未遂，於1916年死去。程璧光被新任大總統黎元洪任命為海軍部長。黎元洪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是一個很勉強參加辛亥革命的英雄。
孫中山與護法艦隊軍官合影
1917年國會解散，程璧光辭去海軍部長職務，重任“海圻”號艦長。他用軍艦把孫逸仙送到廣州。程璧光的這一舉動帶動了第一艦隊脫離北洋政府，不久“海圻”號又率領第一艦隊駛抵廣東，參加護法運動。當時，程璧光發表聲明說：
“我們來到廣州，聯合西南各省共同護法，不成功便成仁。作為公民，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譴責北洋政府的卑劣行徑。目前的北洋政府打著共和製的旗號實行獨裁統治。海軍決心為恢複共和製而奮鬥。不恢複國會誓不罷休。”
1917年，程璧光率領第一艦隊開始協助孫逸仙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後來程璧光榮任廣東聯軍總司令。當時，孫逸仙隻統轄很少的軍隊，因此任此職務是徒有虛名。
另一位是海軍將領沈鴻烈，他是民國海軍中少數身居高位的核心人物之一。1882年，他生於湖北省的一個書香門第。1905年，他從張之洞創辦的由德國人經管的南京陸水師學堂畢業，以後去日本海軍學校學習六年。
在日本，沈鴻烈很快結識了許多當時正在策劃推翻滿清王朝的中國革命黨人。1906年，他加入了孫逸仙的同盟會。該會號召革命，建立共和。沈鴻烈成了一名重要的組織領導者。他在日本時很可能與當時也在日本學習軍事的蔣介石有過交往，蔣介石後來讓沈鴻烈擔任過要職。
1911年薩鎮冰從武漢出逃後，沈鴻烈接任了艦隊司令職務，他率眾投奔了革命，後來他又以革命的名義攻陷了南京，被任命為海軍參謀長。此後他在北京度過了4年，先後擔任各種參謀部的職務。1916年，他作為中方觀戰團成員赴英，一年後回國。
當北洋政府開始垮台時，沈鴻烈投靠了奉係軍閥張作霖，作為張作霖與駐滿洲的日本人之間的中間人和仲裁。在此期間，他還多次擔負加強東北防務的重任。
1931年日本進攻沈陽，沈鴻烈返回青島擔任市長，直至1937年。此後他先後在民國政府中擔任各種要職。1938年至1944年任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1942年至1944年任農業部長，1946年至1947年任浙江省主席。他曾於1933年出版過一本名為《東北邊防與航行權》的書。
君主立憲派
薩鎮冰、李鼎新、劉冠雄是擁護君主立憲的三位海軍將領（本站注：黃海海戰時，李鼎新為“定遠”艦幫帶大副，英國人泰萊在回憶錄中對其稱讚不已；劉冠雄在黃海海戰時任“靖遠”艦幫帶大副，海戰末期“靖遠”升旗收隊即出自劉的建議）。他們年齡相近，經曆相仿，都是出身於福建紳士家庭，而且三家相隔不遠，又都是福州船政學堂和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同期同學。
三人中隻有劉冠雄在1894年的甲午海戰中起過重要作用。晚清末年三人同在海軍任高職，三人中隻有劉冠雄似乎同情革命。不久一切都明朗化，他們三人都是袁世凱的人，支持袁世凱稱帝，並在袁世凱的政府和海軍中任職。
袁世凱死後，他們開始在海軍中失去地位，但後來又在軍閥連年混戰時期輪流擔任過海軍部長，但他們對三個艦隊都未曾掌握過實權，僅參與北京的宮廷政治，為各種覬覦權位的野心家效勞，並陪伴頻頻入京的外國人。1928年蔣介石執政後，他們退出了海軍和政界。
福建派
這一派興起於袁世凱死後軍閥當政時期，成員大部分是些追求傳統紳士生活方式的閩籍軍官。例如，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國內政治鬥爭此起彼伏的情況下，這夥軍官卻在大鬧海軍部，要求在福州建立一個海軍軍官俱樂部，以紀念中國現代海軍創始人李鴻章、左宗棠和沈葆禎。在給袁世凱的報告中，他們提出成立海軍軍官俱樂部，大談什麽要“在俱樂部院內建一座花園，裏麵種上花草樹木，將它裝飾的風光秀麗；工餘閑暇，海軍軍官們可以到此聚會，交誼遊樂；還要在花園中建一座詞堂，以紀念李鴻章、左宗棠和沈葆禎三位海軍創始人。紀念日選定在春秋季屆時海軍部來人參加祭祀。”最後，俱樂部落成在福州馬尾船政學堂附近，達官貴人常常在此舉行豪華的盛宴。
南京國民政府首任海軍部部長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楊樹莊
這一派主要人物是楊樹莊中將和陳紹寬少將。楊樹莊在1924年前一直是福建省的實際統治者，其司令部設在廈門。楊樹莊雖然是海軍中少數未留過洋的軍官之一，但他很會應酬歐洲人，頗受外國人的青睬。不過，駐中國的蘇聯人不喜歡他，有一位蘇聯人曾說他膽小怕事，嗜好鴉片；此外，蘇聯人還懷疑他貪汙過上百萬美元。
國民政府海軍部長、海軍總司令陳紹寬，曾為中國海軍建設作出突出貢獻，新中國成立後，連任福建省副省長20年，並在華東軍政委員會、國防委員會、人大、政協、海軍中擔任重要職務。
陳紹寬繼楊樹莊之後成為海軍福建派首領。他擔任“應瑞”號訓練船管帶將近10年，把軍艦治理得井然有序，並在艦上為來訪的歐美海軍要員舉辦過豪華的宴會。他畢業於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曾以觀察員身份參加過日德蘭海戰，並引以自豪。與楊將軍不同的是，陳紹寬將軍頗受蘇聯人的敬重。曾有一位蘇聯“間諜”向莫斯科報告說，陳紹寬的“政治信仰相當進步”。因為他把“整治海軍提高中國地位”視為己任。陳紹寬可能受到過這種吹捧奉承，因為1926年初他曾批準蘇聯人成立一個帶政治傾向性的新海
員學會。三十年代中，陳紹寬也受到過日本人的類似吹捧，這曾給與蔣介石的關係帶來不少麻煩。
孫逸仙與海軍
1917年，革命黨人程璧光率領第一艦隊南下廣東，支持孫逸仙的護法運動。程璧光不顧北洋政府的威逼利誘，堅決支持護法運動，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使他成為一位有影響的人物。2月26日，他在艦上吃完飯，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暗殺。
程璧光的被害給海軍和孫逸仙的事業造成不利影響。失去海軍強有力的支持，孫逸仙的威信日益下降。不久，軍政府解散，他被迫離開廣州。海軍軍官失去程璧光的得力領導與政治支持，開始鼓動艦隊北上與北洋軍閥重新聯合。1921年5月，孫逸仙又重返廣州，再次組織軍政府，並就任民國大總統。在他的勸阻下，第一艦隊繼續留在廣州。
孫逸仙返回廣州後就著手整治四分五裂的軍隊，措施之—就是立即解雇艦上的許多艦員，代之以參加過香港海員大罷工的海員工會會員，以保證海軍繼續忠於革命。
當時孫逸仙麵臨著各種陰謀破壞。他隻掌握少數部隊，大部分兵權握在粵係軍閥陳炯明手中，陳還控製著桂軍實力。孫逸仙曾屢次想組織北伐軍，但都受到陳炯明的阻撓。1922年6月，陳炯明察覺到孫逸仙的力量在加強，遂命令部隊包圍了廣州的總統府。孫逸仙逃到停靠在珠江邊的“海圻”號巡洋艦上。
廣州動亂
下麵是孫逸仙的一段鮮為人知的經曆，它顯示了孫逸仙為了保持其威信，是如何把海軍作為政治工具以反對他的對手的。
廣東軍閥陳炯明
6月16日，孫逸仙下令海軍炮轟廣州以反擊驅逐他的陳炯明。遵照孫逸仙的命令，3艘炮艦從黃埔出發，沿珠江溯流而上向廣州市區開火。許多無辜百姓死於炮火，一些外國建築物受到破壞。
炮擊兩天後，美國駐廣州副領事休斯頓先生決心找到孫逸仙，勸其停戰。他在美國華南巡邏隊隊長鮑姆海軍上校的陪同下乘快艇到了黃埔港，在“海圻”號上找到了孫逸仙。麵對這位中國領袖，休斯頓就中國艦艇炮擊美國在廣州的設施一事憤怒地提出抗議。
孫逸仙極力為炮擊辯護，說陳炯明把他逐出廣州“是最大的叛變行動，完全是突然襲擊”，孫要求外國進行幹涉，懲罰這個叛徒。孫說他是死裏逃生，炮擊城市是為了抗議，並說第二天還要繼續炮擊。
在後來的談判中，孫逸仙同意不再炮轟居民區，但仍堅持要炮擊軍事目標。休斯頓和鮑姆上校隨即離開軍艦返回廣州。
一到廣州，他們立即拜訪了陳炯明的兒子陳永善將軍，陳永善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同意下令停止炮擊炮艦，並請他們將此意圖轉告孫逸仙。顯然他是這樣做了，因為第二天孫逸仙的艦艇沒有再次炮擊城市。
在與休斯頓交談中，陳永善聲稱是孫逸仙派人暗殺了程璧光將軍，凶手因而得到了水泥廠董事的職位。據陳永善說，孫逸仙的海軍中有些軍官已與他接觸，商談條件，數日內就會投降。他還說最初在炮擊城市時，孫逸仙的一位艦長及其軍官們是在海員工會的艦員的槍口脅迫下下令開炮的，那位艦長和其他人告訴陳永善他們不打算再參加任何炮擊廣州的行動。
陳永善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但是當時確曾有人對海軍施加過壓力，要求它停止對孫逸仙的支持。孫逸仙的某些海軍軍官事實上已經同意，一旦下列要求得到滿足，就退出戰鬥：
1.實現海軍國家化，不受省或地方當局統轄，
2．海早對國家政策有發言權，
3．所有官兵繼續在海軍留任現職，並按月領餉，
4.保證支付拖欠的軍餉。
雙方又繼續僵持了一段時間，到了7月8日，陳炯明向孫逸仙發出通牒，要求孫逸仙退出黃埔港，或於次日午前投降。7月9日，當美聯社記者采訪時，孫逸仙否認收到過最後通牒。7月10日上午，孫逸仙的6艘炮艦開始猛轟廣州下遊的要塞。不到兩小時，要塞的火炮被打壞，艦艇沿珠江駛往沙麵國際租界區。
當時至少有兩艘其他炮您“永建”號和“章分”號宣布中立，錨泊在沙麵附近的江麵上。當孫逸仙的6艘炮艦接近時，兩艦立即進入戰鬥部署。孫逸仙從“永豐”號上命令6艘炮艦在沙麵附近江麵係泊。不久，“永豐”號的跳幫隊就登上“永建”號和“章分”號，艦員們被召集起來，在槍口的威逼下支持孫逸仙。
一天後，所有行業工會號召總罷工，要求恢複孫逸仙的大總統職位。商人也開始罷市，廣州再次陷入僵持局麵，但持續時間不長。7月14日前，反孫逸仙的軍隊占領了黃埔港，使得孫逸仙的海軍失去了碼頭依托。14日夜晚，“永建”號乘混亂之機啟航逃到黃埔港，再次宣布中立。
形勢越來越危險。7月19日，一順水雷在孫逸仙所乘坐的軍艦附近爆炸。盡管孫逸仙討厭英國人，但他還是於8月乘英艦“穆爾亨”號逃往香港。
英艦離開後，“永豐”號的官兵才發現孫逸仙跑了。艦員立即扣押了留在艦上的孫逸仙的參謀人員作人質。他們要求安全離開廣州，並要求發放拖欠的軍餉。
“永豐”號艦長代表本艦和其他艦的官兵向英國總領事遞交了一封信，要總領事負責答複他們的要求，他威脅說，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就要繼續炮轟沙麵和廣州。
8月10日，孫逸仙的海軍部長湯廷光與“永豐”的艦長舉行會談。該艦長與4位艦員到了艦隊所在地。湯將軍說，他準備帶回所有的艦艇人員，而且孫逸仙所答應給的津貼也將分文不差地下發。但是，他們要服從湯廷光的命令和其他指定的軍官的指揮。
談判代表在孫逸仙的美籍法律顧問諾曼先生的陪同下返回“永豐”號進行商議。“永豐”號等艦的談判代表經過長時間研究，決定接受這些條件，但是必須由英國總領事轉來一份溫樹德將軍簽署的保證書才行，他們說湯將軍隻是個名義上的將軍，指揮停泊在深水灣的中立艦艇的溫樹德將軍才是正規海軍的將軍，他的保證才算數。諾曼與英國人進行了聯係，讓湯將軍與溫將軍共同起草和簽署保證書。在這樣做了之後，“永豐”號才緩和了態度。
第二天，孫逸仙的朋友美籍華人翁塞繆爾先生送來了2萬美金作為支付拖欠隨員們的部分軍餉。於是人質才被釋放，軍官們同意服從溫將軍的指揮。
這一事件標誌著第一艦隊支持孫逸仙和革命的結束。1923年，溫將軍舉艦艇北上到青島，重新恢複了北洋艦隊的名稱，投靠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同時，第二艦隊仍駐泊長江，為曆屆軍閥服務。訓練艦隊在福州幾乎成了私人的海軍，它隻聽從楊樹莊將軍的調遣。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28年蔣介石光複北京並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為止。
蔣介石與海軍福建派
新政府一成立，蔣介石就遇到了海軍的傳統問題。他雖然征服了全國，統一了3個艦隊，但是他發現海軍再次被緊緊地掌握在福建派手中。北方動亂時，這幫人在一旁等待觀望，直到1927年秋天才勉強表示支持蔣介石。當蔣介石這位大元帥頒布新政府體製大綱時，福建派感到無比氣憤，因為新政府體製大綱不僅取消了海軍部，而且將海軍作為軍令部下設的一個署。
抗日名將，第1艦隊司令陳世英（廟街事件後改名為陳季良）
福建派認為這種體製是企圖毀掉他們本已削弱的政治地位，於是提出自己的一套方案，以此來抗衡。他們按傳統方法精心起草了一份整頓計劃。1928年，3位福建派首領楊樹莊(總司令)，陳紹寬(第二艦隊司令)和陳季良(第一艦隊司令)遞交了該計劃，要求兩年內撥款6900萬美元來擴建和改善海軍。
蔣介石對此非但不加理睬，反而於1928年12月把海軍本已很少的每月500萬元預算削減到250萬元。這些福建派海軍首領立即召開了一係列緊急會議，決定由第一、第二艦隊司令提出辭職，對蔣介石施加壓力。
大元帥受不了海軍的背叛，於是使出了緩兵之計。他派閩籍將軍杜錫圭率領中國海軍考察團到日本和歐美對各國海軍情況進行為期一年的考察，蔣介石答應杜錫圭一回國就研究他的建議，並作出必要的改革。
蔣介石顯然是在敷衍海軍，他還有許多更緊迫的事情有待處理。他要對付那些繼續向他的政權挑戰的幾位有實力的軍閥，而且當時共產黨也在新領袖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重整旗鼓。此外，日本人也虎視耽耽地覬覦著滿洲，並於1931年侵占了它。
麵對重重危機，蔣介石批準成立海軍部，將陳紹寬調到南京來組建海軍部，以架空這位帶頭反對他的將軍。此一舉動有效地隔開了陳紹寬與各艦隊的密切聯係。
這位脾氣暴躁、身材瘦小的陳將軍很快就感到首都的生活使他壓抑。海軍部每月僅有8.6萬元經費，艦隊的資金也相應減少。1933年，3艘舊式巡洋艦“海圻”號、“海琛”號和“肇和”號倒戈，投靠了當時仍處於半自治狀態的廣州的廣東省政府一邊。這些軍艦的官兵在海上從事掠劫、走私活動長達兩年，直到1935年，陳紹寬才集結起足夠的力量迫使3艦投降。自然，這些軍艦一回到南京，艦上的全體官兵都得到赦免。
陳紹寬在南京還遇到了其他麻煩。1933年，有人指控他可能幫助日本人在上海搞擴張。後來雖然取消了指控，但是陳紹寬的一度光輝燦爛的經曆卻被嚴重玷汙了。更糟糕的是，蔣介石公開向福建派挑戰，他通過南京海校盡快培養出大批學員，把他們安置到艦上和海軍指揮機構中。1937年，蔣介石又派陳紹寬去倫敦參加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在此期間，中日開戰。數月之內，日本飛機幾乎炸沉了中國海軍的所有艦艇。當陳紹寬回國時，他的海軍司令部已不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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