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一生

百年彳亍

第一部——恆秉斯章

緣起

民國十一年，歲次壬戌，農曆六月十八日，父親出生在福建省閩侯縣後官縣前來魁裏十號老家。

這是自戊戌變法後迎來的第三個戌年，滿清雖已覆亡，民主中國卻還陷在各處軍閥割據和列強環伺的動蕩不安之中，是中山先生所說的那個“革命尚未成功”的時代。

一個平凡的中國人，生在一個不平凡的時代，父親的故事，和千千萬萬他那一代人一樣，有著相同的時代背景，那就是烽火離亂——在敵人砲火和國家內戰的交相摧殘下，造次顛沛，飽嚐流離之苦。

無數默默離世的人與事，已經不可追載，而劫後餘生的人，至今也都已是蒼蒼白髮，垂垂老矣，曆史的頓挫與差池，固然道不盡動蕩漂泊中他們委屈無奈的一生，更彌補不了戰爭在他們生命裏留下的巨大遺憾，於是麵對殘生及眼前這個他們無力追趕的世界，大部分的老人選擇沉默。

曆史或許無從還原，但不會就此沉沒，無數個相似的個別記憶，無數條相彷的遷徙路徑，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那一代人艱苦備嚐的生命曆程，並以他們宏毅堅忍的生命光華，佐證曆史的真實麵貌。
 
百年彳亍（彳亍，讀音如chì chù 或赤處，有小步行走，時走時停之意），是根據父親的口述曆史，及對照百年來家族中三代人在各自生逢的時代裏，所經曆和所見證的曆史，而寫的三部曲——第一部：恆秉斯章；第二部：立修齊治；第三部：爲邦家光——分別以父親、我、和我的下一代爲第一人稱，來記述百年來一個平凡華人家族的遷徙和流變。

滄桑世變中，回顧百年曆史，父親留下這些真實的聲音和紀錄，我們聽見了，也看見了，而傳寫這些真實的故事，是爲了護持住這份血脈相承的秉性。

前言

我今年已經八十八歲，算是長壽老人，我比我的父母活得都久，兄弟姐妹七人，到現在也隻剩一個比我長兩歲的姐姐，和一個比我小四歲的妹妹，其餘的弟弟妹妹們竟然一個個都先我而去，使我覺得不公平，好像排隊要魚貫而入，先到的也該先走，可能他們從小就老不愛排隊，也可能他們受了耶穌教的洗禮，早早地就到天堂享受永生去了。

妻子沒有怨悔地替我生兒育女，還伺候我一輩子，我對她的感激不是言語所能形容，兒女們都已成家立業，我對他們該教誨的話也已經說過，至於裡外八個孫兒孫女，最大的已經成家，最小的還在繈褓，我所能留給他們的，希望能是一個慈祥的爺爺形象，而慈祥的爺爺，通常隻是說好好、乖乖，並不多說什麽話的。

環顧四周朋輩，訪舊已多爲鬼，知交泰半零落，我並非活得不耐煩，隻是在敬候天命。

最近女兒買了錄音筆來，要我說說從前的事，讀大學的外孫也在網路上架了網站幫我說故事。這是他們的孝心，我就從善如流，也趁便把我匆忙庸碌的一生做一個回顧，留下一些真實的記憶和真實的聲音，或許很多事情年跡久遠，確實記不清了，但是能留記到現在的，都是揮之不去的經曆和所感，而所有這些，我想要不了多久，它們自會同歸於曆史，同歸於寂靜。

蘭桔巷

我出生在福建省閩侯縣侯官縣前（後改爲道山路）來魁裏（後改爲蘭桔巷）十號老家。

那是民國十一年農曆六月十八日，時序雖已是立秋，卻因那年五月帶閏的關係，天時仍酷熱如火。

我是家中長子，父母在我之前已有一個長我兩歲的女孩兒，就是瑞姐。祖父得了我這個長孫，高興得不行，爲了替我起個響亮的名字，據說還把我的八字交給懂得易經和紫薇鬥數的五姑父去批算了一番，我大概因此得了一個帶火的名，和一個帶火的字。

孩提時候的事，多半記不清了，還有印象的幾件，一是記得我們家大廳上麵有個皇上欽賜的誥封匣，那是滿清乾隆爺頒賜給我們東林射房第二十九世祖林枝春公的。

大人們老說依據匣內誥文的記載，枝春公是丁巳年恩科殿試榜眼，這個光耀門楣的誥封匣，百餘年來就一直在大廳高懸。家裡上下大小幾十口人，誰也沒見過匣子裏麵到底裝著什麽，隻把它恭恭敬敬地供奉起來，甚至連我們小孩子經過門廳時的大聲喧嘩，或抬頭張望時的指指點點，都會讓長輩訓斥。

也聽祖母說過枝春公的故事，說他自幼失怙，是由長嫂一手拉拔長大的，枝春公後來官拜尚書，且爲官清正，所以祖母說這個誥封匣其實是頒給枝春公的嫂嫂的，是皇上對林家婦德的明令褒揚。

祭如在

再一件就是記得我們這一房的祠堂，在離家不幾步的懷德坊射房裏，年節清明或祖先忌日時，同房宗親就要聚集在這祠堂裡祭祖，祖宗牌位上刻著“濂江東林射房曆代元祖宗親香位”，一旁還刻有列祖列宗的名字，從枝春公之長兄瑞仁公起，第三十世是義篤公、三十一世禮俊公、然後是我曾祖父長秋公。我出生不到五個月祖父就過世了，所以祖父聲登公的名字也在其列。

祭祖儀式開始前，各家把牲禮祭品擺上祭台，小孩子要事先以紅色紙張剪下一方方菱形紙片，置放在每件祭品的上麵，這叫做貼紅，然後通常由射房族長帶領大家在擺滿祭禮花果的供桌前焚香祝禱，在祠堂的香煙繚繞升起的靜穆中，行三跪九叩禮、敬酒三巡，我記得那時是恆泉叔公先帶領男丁祭祀，後是女眷，這在當時已是一種進步，據家裏的長輩說，民國以前，已進門的媳婦和未出閨閣的女兒們通常是不能進祠堂的。祭祀時大家按照輩分，沒人會弄錯自己該站那兒，更別說有小孩膽敢在這時撒野哭閙。

儀式結束前會在祠堂前焚燒紙錢，這是我這個家庭長子必學的事。如果父親不在家，剛開始時是三叔、後來是五叔帶著我做的，先將祭祀過的酒繞灑在焚燒紙錢的火爐旁，這個動作叫做酹，除了慎終追遠以外，也將酒杯舉起，酹敬天地及諸方神佛的意思；燒紙錢的時候，紙錢上的金箔、銀箔要朝上，這是爲了讓祖先容易辨識使用；一曡拿在手上攤開，用右手拇指向外摳折，三、四張成一小曡，從火爐的旁邊輕輕放下紙錢；不可一次放太多張、或厚厚一曡往裡扔，那樣會窒息火焰；先燒大張的，再燒小張的，不可把綁紙錢的草繩一起扔進火爐…..；最重要的是記得不要站在下風處，以免火苗太盛時熏傷了自己的臉。

幼時豐富的祭祖經驗，使我在不知不覺中觀察到不少和家族倫理、人情禮俗、時令節慶、和世代傳承有關的小小道理，至於那些藏在四時變幻和日升月落間的對大自然的小小領悟，更啓迪我對天地鬼神的敬畏之心。

長輩們總是說，這些都是規矩，是從我們家世代祖輩的經驗中累積出的智慧或奧妙，以此規矩，可成方圓。

林浦憶舊

蘭桔巷的家，是自我祖父的曾祖父義篤公那一代起，從祖地濂江搬來福州城裡的。濂江又稱林浦，在福州南台島東北端，那是個依山傍水的小村。林浦人的祖先，是在五代閩王王審之期間（大約公元九百年）從河南固始遷來，在這個河浦交錯，洲渚連綿的靈秀之地，世代繁衍成一個大家族，到十二世紀間自第十三世先祖的六個兄弟起，師法孔門六藝之教，分傳禮、樂、射、禦、書、術六房，至二十一世先祖時，爲使家族中人辨尊卑，重彝倫，又以“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恆秉斯章，立修齊治，為邦家光“廿四個字，作爲子孫敍輩定字之用，傳到我這代正是射房第三十五代，斯字輩。

我很小的時候跟五叔去過一次我們在林浦的家廟，記得我們是坐船去的，船上還有個講評話的老先生，就是說書的，說的什麽不記得了。

倒是上了岸這段還記得清楚，走了好久才來到林浦，一路上看見好多廟宇似的建築，它們多半白灰粉牆、漆黑樑柱，五叔說這是林浦人教育子孫做人要一清二白的意思，我又見屋宇的燕尾微微蹺起，五叔說那是表示人向天禮敬前張開的雙手，我對這些事很好奇，像私塾裡教書先生教的那樣“入太廟每事問”，五叔也有問必答，每見一祠一廟就對我說，這是某某林公家廟、這是某某林公祠、這又是另外一個林公家的祠堂，他們家又都有些什麽事跡等等，我奇怪爲什麽姓林的都跑到這裡來了，五叔說：福州陳林天下半，王鄭滿街排，林浦林浦，當然是林姓之浦囉。

我快走不動了，五叔說話就背著我走，他說前麵不遠就是我們世宮保尚書林公的家廟了。我看到一個好大的牌坊，石頭砌的，抬頭看牌坊上鬥大的三個字，五叔說這就是尚書裏了，還把兩旁石柱上的對聯念給我聽，他用福州話念出兩長串句子：進士難進士不難難是七科八進士，尚書貴尚書非貴貴在三代五尚書。還識字不多的我，哪裏弄得明白什麽進士尚書難不難貴不貴的，隻知道老祖宗們很多都是讀書作官之輩。

長大後陸續聽長輩講述“七科八進士”，“三代五尚書”的典故，原來我們的祖先中，曾經有父子孫三代人於官拜尚書之前，均任國子監祭酒，就相當於現在全國最高學府的校長，我也才曉得長輩們掛在嘴邊的難能可貴，不是我們家出了多少進士和尚書，更不是那些刻寫在牌匾上的文字、華表上的事跡，真正難得的是我們曆代詩禮傳家的家風，真正珍貴的是祖先們清正廉潔的官箴，因爲隻有這些才足以垂範子孫。

父親年少軼事

我們家是個大家庭，從祖父和他的六個兄弟起，三代人都住在蘭桔巷這間“兩進一倒朝、七柱五間排”的舊式宅院，全盛時期這屋子總共住了八十幾口人。

祖父聲登公行二，和祖母共育有六名兒女，父親行首，是祖父長孫，又因大伯公聲通公早夭無子嗣，所以父親自小名義上就過繼給長房承繼香火。父親有兩個姐姐，就是大姑媽和二姑媽，兩個弟弟，就是三叔和五叔，一個妹妹，就是七姑，這是射房從曾祖父以降男女有別的大排行。

民國十年春，父親才結束爲期五年在吳淞、南京、通濟等地的艦課學習，自馬尾海軍學校完全畢業，第二年夏我出生時，他剛入中國海軍服務，派駐海容楚泰等艦練艦，後三年又陸續派調吳淞海岸巡防處，隨艦赴青島、北京及上海徐家匯各天文台考習氣象。三叔那時則從隸屬海軍的藝局（後來的勤工學校）畢業，也進入海軍任職。五叔自幼身體孱弱，在家裏私塾讀書，也順便負責我輩孩子的童蒙養正，可惜他三十出頭就生病去世了。

從小到大，父親連過年過節也很少在身邊，我們與父親的聯係就是他定期給家裡寫的信，我是從信裡頭的筆跡和內容認識父親的爲人處事和行事作風的，它比父親的相片，甚至比偶爾還家的真正父親，還給我更親切的感覺。在母親和我輩兄弟姐妹的心目中，父親素性內向溫和，是個不多言卻又不失幽默、爲人正直、熱心助人、又無所爭求的君子。

母親對許多父親的年少軼事近乎崇拜，說他在北伐以前就曾是個長年在海上看天吃飯的人，大海上麵颳什麽風，下什麽雨，天頂上什麽季節會有什麽星移鬥轉，他全知道。我們長大後才知道，父親早年在海巡處的考習工作，對不識字的母親來說，簡直就是通天包海，也是我們一大家子人那時候賴以爲生的要得本事。

還有一件母親說過的故事也一直記在我們的腦海。父親少時家貧，祖父年輕時開鋪賣米，然秉性魯直，不善經營之道，長年奔走，尚不足以維持家計，家中食指浩繁，隻得讓父親在家塾讀書識字，並幫助家務。時值滿清末年，各地方都設有新式師範學堂，且當時師範學校的學費膳食均由官給。父親十歲時，祖父始將他送入師範附屬小學讀書，十三歲升入師範初級中學。

當他念到最後一年的時候，有一天和幾位同學在宿舍裡看另四位同學打麻將，正好督學進來查房，溷亂之中打牌的四位溜了三位，在場看牌閒聊的四位和排桌上剩下的一位就都被督學帶走，學校要他們供出打牌的人，他們幾個怎麽也不肯招供出自己的同學，結果他們一整個班的學生，就被學校以風紀敗壞不足以爲人師表爲理由，給全部開除了。眼看就要畢業，卻遭到連坐而退學的父親，受到無辜的冤屈，仍覺得是畢生奇恥大辱，於是回家閉門思過。

這一年正是宣統三年，幾個月後，武昌爆發了辛亥革命，孫中山推翻了滿清帝製，在南京建立了中華民國。民國元年三月，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同時間，孫中山在南京也頒佈了臨時約法，結束五千年專製的中國，從此表麵走向南北共和，而各地卻仍是軍閥割據的溷亂局麵。

這年大概三月底前後，父親隨祖母到北京，說是去拜訪她的髮小，此時的父親，一個剛遭退學、在家悔過的十七歲少年，怎麽也沒有想到自己未卜的命運，就如同這個新國家的一切，將在翻天覆地的變革中重新開始。

祖母是大戶人家女子，她那髮小的先生不是別人，正是當時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新任命的海軍部長劉冠雄，祖母此番帶父親上京，也正是爲祝賀他的榮任新職而來。劉見父親儀表堂堂，相貌俊秀，又不避諱地將自己遭退學之事實情稟告於他，於是建議他以同等學曆投考馬尾海軍船政學校，福州人管這所學校叫八年四，父親從其意回家苦讀，於民國二年如願考入八年四，讀了三年海事畢業，後隨艦至各地學習艦課槍砲輪機等課程，又曆五年四個月完全畢業，最後成爲海軍軍官。

童年紀事

父親少時的退學事件，後來讓父親嚴禁林家子弟打牌，連看牌也不行，這叫做隔絕法，不讓看牌就無從學牌。但是祖母很喜歡打牌，隻要父親出門在外，祖母常常會邀母親和兩位嬸母、或是七姑姑到她房裡陪她玩牌解悶。而我的房間就在祖母房間隔壁，讀小學時放學回家隻要聽見洗牌的聲音，我心裡就不高興，心想她們每要玩到大半夜，我這個晚上豈有清靜可以念書，為此時常跟母親撒氣。

母親不好違逆婆婆邀排的美意，又得顧及父親交代的身教，怎麽辦呢，後來就老是以操持家務、照顧孩子爲由，讓老人家成不了局，最後還是五嬸聰明，她去和婆婆的妯娌、手帕交結拜姊妹、還有她娘家的舅姑姨表的女眷們交遊並交涉，邀請她們在婆婆不吃齋的日子（每月除了初一十五之外，每旬逢三、六、九，祖母都要齋戒吃素），時常來家走動，陪婆婆聊天或聽戲，而禮尚往來的結果，母親和妯娌們有時也陪祖母出門到親友家裡聽講評話或玩牌，這樣一來，家裡的麻將聲就減少多了。

可大家庭裏卻從不乏孩子們的嬉鬧之聲。母親在我之後先後又生了五個弟妹，加上三叔和五叔的孩子，光祖父一房以降，我們斯字輩的堂兄弟姐妹總共一打，前後之差也隻十歲，別說逢年過節，就是平常日子，也過得動靜常有，熱鬧非凡。

孩子們最喜歡逢年過節了，我們尤其盼望祖母壽誕，因爲每年這一天，五姑姑都會帶著表姐弟們回來，我和傑表弟年齡相近，相處一向融洽。我和他常被特準躲到祖母房間裏玩，祖母的房間裏總是充滿一股子茶油味道，眠床旁有一個五鬥櫃上，長年擺著一個精美的福州凋漆糖果盒，裏頭經常會藏些糕糖餅子，那是祖母的私房小吃，天潮的時候，祖母會放置一小碟清水，將糖果盒子給隔絕起來，以拒絕螞蟻成群結隊的光顧，每次我和傑表弟來到她屋裏，她就輕手輕腳地從盒中拿出些許分給我們哥倆兒吃，還作勢讓我們噤聲，否則被其他的兄弟姐妹們知道，隻怕她盒子裏的東西不夠分了。母親總說在眾多的內外孫輩之間，祖母私心最疼的就是我和傑表弟，但是她從不在人前顯示她的偏私。我記得後來瑞姐也和我說，她和森表姐也常躲在祖母房裏吃特許零食，我們不服氣，又去問其他年紀較小的兄弟姐妹，一問之下，發現大家都有獨獲祖母垂青的滋味和經驗。五嬸就非常佩服祖母，說她是個既懂得如何爲少爲小，又懂得如何作長作老的女中丈夫，她就是大家庭的主心骨，家有她在，就能手足相親，上下和睦。

祖母有三個女兒，就是我的大姑媽、二姑媽和七姑姑。大姑媽適朱，與大姑父婚後多年無子嗣，就從朱家同宗過繼一子名朱寶惠，大姑父過世後，寶惠表兄常隨姑媽回來娘家，祖母亦視如嫡親外孫。

二姑媽適郭，二姑父郭芝軒是福州天源金鋪的少老闆，商賈之家雖然富庶有餘，然與我們家卻少有往來，我至今想不起二姑媽的模樣，生平也隻見過二姑父一次，是在祖母過世時，他家所獻街祭的祭台前。

七姑姑命苦，從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十八歲不到，就嫁給一名體弱男子叫戎文增的去衝喜，結果第二年戎就死了，幸留下遺腹子戎治權，爾後七姑姑就長年抑鬱，帶著治權表弟一直住在娘家，靠家族父兄照顧，這是祖母心頭的另一大憾痛。

另外我還有個五姑姑，她是我五叔祖之女兒、我父親之堂妹。五姑姑倒是嫁得不壞，五姑丈餘琦魁，祖輩雖也是仕宦之家，可後來家道中落，近親零落，因和祖母娘家有遠親，故親戚間走得更近些。五姑丈是個飽學儒雅之士，喜歡作詩，還懂易經，爲人謙和，那幾年他在中學教書，但從不見他擺那教書先生道學的架子，據說我的名字就是他給起的，可見祖父在世的時候，就很倚重這個侄女婿。五姑姑一家人也和我們甚爲投緣，五姑姑對祖母倒比祖母己出的二姑媽還來得貼心。五姑育有七個兒女，其中森表姐和傑表弟和我年紀相彷，小時候常隨五姑來娘家走動，兒時的相處融洽，後因戰亂，姑丈帶著五姑姑和七個表姐弟，輾轉流離於閩南閩西之間，最後更丟了教職，由父親介紹到湖南辰溪去謀職，而我們表兄弟也於風雲變幻間各自顛簸數十載，如今回頭想起來，不甚唏噓，這是後話。

總之，我記得民國二十三年以前，家中每逢喜慶的那些大日子，三叔還常請福州的戲班子來家演戯，在天井搭戲台，演出的時候請親戚和街坊鄰裏都來同樂，我們孩子則喜歡在戲班子下台時，跑到後台去看他們臉上的化妝和身上的戯服，要不就是在鑼鼓喧天的時候，也瞎起哄似的，在台下學著龍套跑來跑去。

小時候我曾經覺得這種無憂無愁的日子過得好慢，或者以爲它循環不已，年來月去會永遠這樣陪著我們長大，確實，到最後也是這些日子裡無憂無愁的那些記憶，陪著我們長大，而且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直到垂老。

三山來去

很多人都知道福州又叫榕城，但她還有一個別名叫三山，則隻有福州人知道了。三山指的是烏山、於山和屏山，但福州不隻有這三山，她是個多山的城市，有句形容福州多山的諺語說：三山現、三山藏、三山看不見。藏起來和看不見的究竟指的是哪幾座山，因爲它們藏得太好了，所以我就記不太清，好像有羅山、靈山、還有玉尺山、丁戊山等。

我讀的省附一小學就在烏山腳下，現在已經改名叫烏山小學了。烏山又叫烏石山，山上有座砲台，據說是清代五口通商時就有了。我們小時候，每日正午時都還聽見來自砲台的炮擊聲，烏山上那時候是否有軍隊駐紮不得而知，當時大人們聽見砲聲就說：十二點了，食中餖（福州話吃午飯的意思）去。可見對附近老百姓而言，太平時節這砲聲就不是什麽軍事信號，大概就是爲了報時。後來日本鬼子來轟炸，這個砲台在空襲的時候就會有連發的炮擊聲，這樣大家就知道是空襲警報、緊急警報或解除警報。但這就說明烏石山至少確曾是座軍事堡壘。

還有一座鼓山，在連江縣，我上小學和中學時各去爬過一次。大人們都說一句諺語：未去鼓山汝莫悵，去了鼓山汝莫怨。小學那次老師帶我們遠足去爬鼓山，果真到了山下才知道上山的石階多達三千八百階，大家爬不到一半就開始後悔了。其實老師事前就說了另外一句諺語來鼓勵大家往上爬，說是：三千八百崁，崁崁有黃金。結果一個淘氣的同學還爬不到幾十崁就做勢往回走，他說：崁崁嘛，就是第二崁，黃金在一定在那兒，我得去找找看。引得大家都笑起來，最後大家還是往上走，但沒有爬到絕頂峰，隻到了湧泉寺的蓮花池畔就回頭了。

鼓山上以多石刻聞名，中學那次和同學們一起去爬，就記得比較清楚，一路上山，兩旁好像共有七座亭子，每一座都是一個登高攬勝的景點，走到了第四座時，大概正是半途，亭前石刻上刻著“欲罷不能”四個大字，非常能道出登山人帶點兒矛盾的心理狀態，因爲一路上來，確實一亭比一亭高，一亭比一亭看得更遠，雖然爬得很累，一麵氣喘籲籲，但卻還是不能“罷腳”，誰都知道欲窮千裏目，必得繼續更上一層樓。

從湧泉寺繼續往上走，還有一個地方也很有趣，叫喝水岩，大家以爲可以在這兒喝口乾淨的山泉水，卻隻見一塊石頭上刻著喝水岩三個字，並不見泉水流淌，原來相傳古時有個道士在此念經，因爲嫌一旁潺潺的水流聲打擾了他的清修，便對著流水一聲喝斥，說也奇怪，水流被這麽一喝，便自動地流往他處……。

直到兩岸再度開放後，民國七十七年（1988），我和妻一起回福州探親，再度去爬鼓山。那次看到另外一個石刻，上刻“其介如石”四個大字，一看就是蔣介石題的，但其中的故事卻很少人知道，原來這個主宰我輩許多人一生命運、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和這座名山也有淵源，北伐前他還在福建永泰做過縣長，也曾是某個軍閥的手下敗將。有趣的是，年輕時他那次小小的失敗，和後來丟掉整片江山的失敗，其實正前後呼應著蔣堅硬如同一塊石頭般的性格。

老來爬山又不服老，欲罷不能的感覺特別強烈，當晚我們在山上的迴龍閣旅館住宿一宿，半世紀後再登此山，所見景物映照年少時爬山的點滴回憶，一個晚上縈繞在心。人生真像登一座山，許多奧秘和真意，隻有到老時，回首向來蕭瑟處，才見若隱若現，一閃靈光。

閩變

我四五歲起就在私塾讀書，直到十歲才進入新式小學，那是民國二十一年。私塾裏讀的主要是四書，還有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和弟子規等，都是由五叔或宗族長輩帶著死記硬背的古文。進入新式小學後，讀的書就不一樣，那時的商務印書館出的國語文課本中，教的都是很簡短的白話散文，每一篇都有配合文字的水墨畫，是酆子愷畫的，非常吸引小孩子。

再一點跟在私塾裏讀書很不一樣的，就是要學習遵守團體生活規範，這提升了小孩子的公民意識，比如說認識自己的國家、國旗，在學校說國語，還有就是諸如排隊伍、勤洗手這些生活習慣的養成，這些和國家榮譽、團體秩序、個人衛生有關的大忠小節，是私塾先生不教的，私塾先生隻教入孝出悌和慎終追遠。

我就讀的是省立福建師範學校的附屬第一小學，簡稱附一小，在烏山腳下。當時光是福建省立師範學校在福州就有七所附屬小學，很多新式一點的父母都開始把孩子送進私立的教會學校或師範附小讀書。附小的老師們多半見多識廣，首先他們穿著就很不一樣，多半穿中山裝或西裝，在外表上就不像鄉裏俗弄裏那些穿藍布大褂、用方言大聲講話的人，他們多半是拿公費的師範學校畢業生，也有少數是從北方來的，還有本地人留學東洋回來的。

在我們小孩子眼中，他們都像黃花崗先烈林覺民、或者像我們林浦的福建同盟會領導人林斯琛那樣，是充滿熱血和理想的愛國誌士。印象最深的是上曆史課，我一直記得那位戴著圓眼鏡說起話來有著濃重福州腔的旗人導師，頭一堂課他就講九一八事變，以及日本人怎樣在東三省侵佔我們的土地，怎樣處心積慮地想掠奪我們的資源，怎樣奴役我們的同胞，他講著講著就流下眼淚……。

民國二十二年（1933）福建發生閩變，十九路軍叛變。那時我還是小學生，大概上三年級，早先每天早上到學校朝會都要唱國歌、升國旗，有一天到學校朝會的時候，發現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被換作上紅下藍、中間有顆黃星的旗幟，國歌不唱了，孫中山頭像也被拿下。

師長們都在竊竊私語，說是有人造反，造反的人揚言要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並宣佈福建獨立。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也發放傳單，要大家火速出城，以躲避第二天的飛機轟炸。於是在溷亂匆忙間，我們家人都逃到蒼前山姑婆家裏暫避。

一路上“走反”（逃難）的隊伍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後來說書的人形容福州人走反隊伍的擁擠時，說是擠到了磨肩擦踵、一旦把手舉起來就再也找不到空隙放下的地步。雖然有些誇張，可第一次逃難的經驗，後來在腦海裏留下的畫麵，確實就是人潮。

好不容易到了姑婆家，躲在後門口看飛機掠過天空，不久城那邊就傳來炸彈落地開花的爆炸聲，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飛機，跟著驚叫之餘還百思不得其解，心想那麽重的一架飛機，是怎麽讓它飛上天去而不會掉下來。孩子們啥事都不懂，還懷著股莫名的好奇和興奮，隻有大人們擔心不已。

幾天時間過去，叛軍部隊打到了建甌就無法回師，省城隨即光複，短暫的閩變就被蔣介石的霹靂手段鎮壓敉平。

我們步行回省城時，記得還經過我們在烏石山下的學校，這時調皮的孩子已經學著家裏大人們用最新的順口溜來諷刺時事了，我們用福州話唱：歡迎蔣光鼐，有鼐變無奈；歡迎蔣介石，跌倒伸了直。

學校裏愈來愈多接受新式教育的兒童，每天省立師範的七所附屬小學裏，大家排著隊上朝會，同唱著一首朝氣蓬勃的歌：快樂呀！快樂呀！紅的花，白的花，你們站在太陽下，沒有風來吹，沒有雨來打，小鳥飛來同你耍，牠跳上又跳下，同你說的什麽話？快樂呀！快樂呀！……

新式語言譜寫的簡單歌詞，簡潔旋律奏響的新時代精神，宣告著白話文運動已經遍地開花，新生活運動也方興未艾。閩變之後，不單是閩有所變，全中國也都在變中了。

民國二十四年秋，我自附一小畢業。

三民主義的少年兵

民國二十五年春（1936），我剛考上福建省立理工學校。理工學校和省立一中、福建師範，是當時福州三所最好的學校。

理工學校是個清一色的男子學校，在南街（現爲八一七路）出城門往南台島橫山的方向，一個叫舖前頂的地方。從蘭桔巷家裏走路去大約要走一個小時。

這所學校是清末時由陳寶琛創辦的，最初名爲蒼霞精舍，也是現在福建工程學院的前身。學校那時已經創辦三十五年了，它的教育宗旨，就是為國家培養工業建設的技術人才，學校設有土木、電機等和理工相關科係，我考入的是一個新增才第三年的科係——高級機械係，本為五年製，次年獲省教育局的許可，改製為六年製。那年投考這所學校的人數高達一千多人，高級機械係這一班隻錄取了六十一人，競爭的程度不亞於現在的高考。

剛進初中，做了童子軍製服，穿上身自覺很神氣，在學校良好的學風熏陶和嚴整的紀律要求下，一股莊嚴偉大和求新求變的理想，更開始在我們這群新學生的心中萌芽。半年後，經過學期考的甄別，全班隻留下五十人。

那年十月底，蔣委員長五十大壽，全國各地都發起了獻機運動，福建也一樣，全省的中學生都參加了祝壽獻機遊行，福建省一共獻出七架飛機，我們獻的那架飛機叫做“閩學號”。 一群群穿著製服的童子軍，各個都成了三民主義的少年兵，精神抖擻地高唱著“年紀雖小誌氣真，獻此身、獻此心、獻此力，為人群”，整齊劃一的歌聲響徹雲霄。

這是第一次遊行，和暑假裏去長樂、馬琯頭和青芝等地的野外遠足或鄉土考察不同，和逃難走反的感覺當然更不一樣，大家跟著長長的隊伍很有秩序地走，走到南機場（王庒機場），路途非常遠，把腳都磨出了水泡。

第二次遊行是在同年年底，西安事變結束，委員長返回南京，學校又舉辦遊行，雖然那時候的我們並不真的知道西安事變的來龍去脈，隻知道遊行是要慶祝委員長平安歸來，遊行隊伍一樣很長，也是走到機場才回來。那是委員長提倡新生活運動的第三年，是他聲望最高的時候。
 
砲火開啓的中學生活

第二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爆發，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開全國政學各界談話會，隨即發表抗戰宣言，呼籲全國軍民都要有應戰和犧牲的準備。我們的校長陳昭時也去廬山參加談話會，回來在朝會上對全校師生精神講話，曾經留日的他，這時更慷慨陳詞，並誓言要帶領學校師生保衛大福建。

中國那時候海防和空防嚴重空虛，日本人來開始都是從沿海侵入，對沿海城市進行轟炸，先是上海、杭州，沒多久福州、廈門上空也開始有日機盤旋。這些飛機，估計都是從那時還在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基地起飛，飛越台灣海峽，來到沿海城市的上空，有的甚至從在閩江口馬尾軍港附近海域神出鬼沒的日本軍艦上起飛，它們每天固定時間來，像是飛行投彈的演習一樣，一進來投下四枚炸彈，然後馬上離開，大概都投在機場附近，目的在癱瘓我們的對外通訊和交通。
 
別說是通訊交通中斷，就連一般百姓的資訊獲得也都很困難，報紙在福州這樣的大城還不普及，隻有公家單位或學校才有。那時候學校還在放暑假，家裏沒有報紙，要知道最新消息，我們必須步行一個小時到學校去看，一份報紙張貼在報架上，前前後後擠了一堆人看。

有一天正看到一半，警報聲大作，校長叫大家趕緊躲到學校防空洞內，防空洞是許多年前閩變的時候挖的，非常簡陋，大家還沒來得及躲進去，洞口外就聽見遠遠炸彈落地的聲音。
 
開學以後，空襲的情況依舊沒有改變，每天日機在固定時間來，一次投彈四枚，每天晚報裏也看不到什麽了不起的傷亡報導，比如：日機今早轟炸南機場，隻死黃狗一尾……。久而久之大家的警覺性也就沒像之前那麽高了。

尤其我們這些半大不小的初中學生，上課時間反而有點期待空襲，因爲那樣就可以不用上課，甚至不用考試了。我們的教室在二樓，隻要一聽見遠遠的隱約是飛機淩空的聲音，同學們就紛紛離開座位做奪門而出狀，老師則很頭痛，學習進度老是被飛機聲音打斷，等躲完警報回來，大家已經把之前講的都拋在腦後了。後來學校就規定，要等到聽見警報聲響，才可以開始有所行動。

戰爭爆發的半年間，八一三淞滬戰役、八百壯士孤軍奮守四行倉庫等消息陸續傳來，我們的心開始燃燒，血也開始沸騰，在愛國師長的鼓勵下，大家都以冒險獻旗的楊惠敏為榜樣，紛紛加入童子軍戰時服務團，但大部分都還是派代表開會，聽大人們演講，沒有實質的工作和具體的行動。

此時平津早已淪陷，日本人準備自華東西進，戰事蔓延全國看來已經勢不可免，國民政府爲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甚至喊出焦土抗戰，二十六年年底國民政府把首都遷往重慶，決定背水一戰。十二月日本人攻陷南京，並在南京城內大肆屠殺我們的同胞，消息傳到福建，憤怒和悲慟充塞在每一個人的胸膛，使我們上課的情緒變得焦躁無比，大家恨不得立刻有機會為自己的祖國拋頭顱、灑熱血，更恨不得自己有能力親手殺幾個日本人。

此時各學校才開始加強對童子軍戰時服務團的訓練，比如搬沙袋、掘壕溝、跳躍障礙、練習救護和救火等，我們每天到學校，除了上課，還要花很多時間備戰，以期在必要時我們初中生也能有效地投入救亡圖存的工作。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度過我的初中二年級。

南平流亡曲

到了抗戰第二年（1938）四月間，春假剛過，敵人的鐵蹄便踏進廈門，廈門淪陷後，日本飛機空襲福州的頻率逐漸增高，而從台灣和廈門出發的日本海陸兩軍，也不斷地從東南兩麵向省會福州進逼，並在各處製造零星的騷擾，所有福州的學校和事業機構，開始往內地遷移，連福建省政府也向西搬到山區永安。

父親那時在海軍潯鄂區佈雷總隊任聯絡參謀官兼楚觀軍艦副艦長，前一年已隨艦奉派至洞庭湖一帶佈雷。而三叔在戰前即隨海軍駐防東沙群島，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旋即攻打東沙島，三叔不幸被俘，並擄到台灣，在島上被羈押了將近一年，又被日本船艦以遣返戰俘之名載至馬祖，曆經九死一生的三叔，回家後轉至福建省保安廳任報務員。那一年七月祖母罹患傷寒急症過世，三叔發了電報給父親，父親來快信說，兩湖一帶當時正是風雲緊急山雨欲來的態勢，他軍務在身，無法回家奔喪。母親和叔嬸們領著我們一起把喪事辦妥後，我就隨學校師生一起開拔往南平。

那一年我十六歲，第一次離家遠行，大姐十八歲，也隨就讀的省立師範移往永安，我們離開，家裏就剩下生病的五叔和一群婦孺，讓母親很是不捨又擔憂，但是國難又逢家難的雙重困難之下，學校能帶我們先避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這一點又讓她減少一份擔憂。

大部分的同學都是第一次離開家，物資匱乏，我們的行李鋪蓋大都用草席捲著，每個人還得把教室裏自己平時上課的課桌椅拆開，捆紮打包，一路攜帶至洪山橋碼頭上船。

上船之前還要接受軍警的檢查，確定有學校的通行證、學生證和家長同意書才能放行。船駛離了碼頭，同行的一位同學開始吹簫，他吹的是李叔同的送別，嗚嗚之聲才響起，便催下不少人的眼淚，少年識得的愁滋味，是國仇，也是家愁，真教我們年少的心太過沉重。

從福州沿閩江上行至南平四百公裏水路，船到古田縣水口之前，大致上都是江麵寬廣，水深易行的水道，但過了水口江麵就變得狹窄，水淺且急，吃水深的船隻須在此停靠一夜更換車頁，才能繼續上行。

我們在船上總共走了一天兩夜，雖然是在逃難的路上，老師還是不忘機會教育，為我們介紹沿途的風土人情。船在離南平二十公裏處的下道碼頭下錨，下船時迎麵隻見江岸的兩邊各有一座高塔，前邊不遠的南平縣城和延福門碼頭，正好地處建溪和沙溪兩水匯口，如果從延福門碼頭那邊放眼望來，眼前的閩江、兩塔和兩水匯流的岔口，正好形成一個“火”字。

小時候聽長輩講什麽陰陽五行，說我命中缺火，所以他們為我起的名和字都帶上一個火字，那時總覺得這些都是迷信，不過眼前的這個不經意間出現的火字，倒使我相信，它對我這個缺火的人來說，應該算是個吉兆吧。無論如何，大家都盼望南平山川的鬱秀靈氣，能抵擋得住這場無情的戰火。

從進賢堂到西厲堂

學校把我們暫時安頓在南平西門外晝錦坊的進賢祠堂，這是向當地一位士紳借駐的家族祠堂，祠堂對麵，臨閩江的邊上有一片空地，學校便發動師生和當地熱心人士通力合作，加以整建，並陸續搭蓋了幾間依山傍水的臨時教室和宿舍，另外在後山草建一個有一百米跑道及簡單田徑設施的運動場，我們機械係也建了一座實驗工廠，厰內還有簡陋的發電機，可供各教室照明之用，另外我們還在後麵的小山隱秘處，居高臨下地開挖了克難的防空洞壕。在這樣一邊上課一邊土法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安然度過在南平的第一個年頭。

一切準備妥當，眼看暫時得以安心求學的日子近了，誰知道當福建省政府和中學以上的學校陸續地遷往內地後，日本人的飛機不久也尾隨而至，每天四架次飛機在永安、南平、建甌、三元等地輪番轟炸。

有一天，就在我們第一次在不久前才竣工的實驗工廠裡上第一堂機械實習課時，警報聲突然大作，大家紛紛飛奔上山，四人一組，躲進自挖的防空洞，洞壕很簡陋，除了旁邊的樹木荊棘，上麵沒什麽覆蓋物遮蔽，僅夠讓我們促膝蹲下，以避免被四射的流彈波及，但我們稍一抬頭或站起身來，就可大致看到山下景物。

飛機的聲音由遠而近，好像就要飛到我們的頭上，隻聽得山下一聲轟然巨響，接著是爆炸聲引起的一陣地動山搖，聲音很近很響，嚇得大家捂耳抱頭捲縮在洞裡，害怕極了，連大氣都不敢喘一聲。

空氣凝結了大約數十秒後，聽見飛機的盤旋之聲漸漸遠離，我們才回過神來，探頭出來往山下一看，不得了，學校那邊的房舍幾乎被夷爲平地，而我們剛剛上課的實驗工廠已經陷入一片火海。原來延福門碼頭上的那個火字，非但不是我的什麽吉兆，而是早就預示了敵機轟炸下的綿綿戰火。

辛苦搭建的教室和工廠被毀，我們被迫搬家。山下已經不安全，我們往山上走，在半山腰的叢林間找到一座古廟，叫西厲堂。一看這名字，心中不覺毛骨悚然，果然，那是當地人家收納安放異鄉人遺骨的地方。

但是沒辦法，流亡的學校，隻求能有個避風遮雨的地方讓學生上課，沒有其他的選擇了。師生們先簡單卻意正心誠地在廟裡供奉的佛菩薩前祝禱膜拜了一番，就動手把堂中的供桌和兩旁塔位上一個個生灰的骨灰罎挪到角落，空出正廳，然後把課桌椅和教具搬上山來，空襲期間，我們就因陋就簡地在那裡上課，每晚派兩位值日生守堂，其餘的人就回到進賢堂去睡覺。

可能因爲年輕，也可能因爲受新式教育，又學的是科學，說到鬼，該是不信的，值日的時候，大家都對外宣稱自己是好漢，什麽也不怕，可到了晚上睡覺時，互相作伴的兩個人又會不停地說著話，企圖製造一點聲響，要是一個有幸先入睡了，四下漆黑無聲時，獨醒的那個，可真的會感覺毛毛的。遇到這種毛毛的時候，我心裏就替自己壯膽，想那些個瓦甕裏的異地亡魂，和我們這群流亡學生，除了生死冥隔之外，其實沒什麽不同，同在天涯淪落，他們委屈一些，讓我們暫時棲身在此讀書，我們也委屈一些，白日爲伴，夜晚還幫他們守靈，算是彼此通融互助，更何況，再怎麽說這些中國魂魄，生前也是自己的同胞，就算有冤死鬼，他們也該去找日本鬼子算賬才是。

戰時的生活條件太差，日常每餐隻有一個菜吃，不是黃豆，就是蘿卜，配給少量陳米煮的稀飯，從來沒有一餐能吃得飽，物質生活對正在成長年紀的我們而言，的確嚴重匱乏，營養不良，使得到腳氣病和夜盲症的同學比比皆是，更別說有時連性命也受到流行疫病的威脅。

我就是在這一年中感染瘧疾，和好幾位同學一起住進了建津醫院，母親知道我病了，急得不行，特地讓南雄表哥給我從福州稍了奎寧來，才穩住了病情。但是班上還是有九位同學沒有像我這般幸運，每天打好幾次擺子使他們無法繼續學業，而被迫留級一年。

沒有娛樂，偶爾舉行的朝會中，大家會唱校歌：閩江滾滾山蒼蒼，人才輩出永無疆，格物神妙創物巧，濟濟共一堂……；唱到後段結尾是：補己短、取人長，迎頭趕上莫徜徉，救國策，濟時方，笠劍風泱泱。

歌詞中充滿理想的中華之愛和大我之愛，時代精神貫注在我們的身心。

回想起那段日子，學校師長教導我們的，及我們在生活中學習到的，就是自強不息，無論在怎樣艱難的環境裡，也不能放棄讀書，而讀書的唯一目的就是“救亡圖存”，不要再讓鬼子淩辱我們的同胞、家園和國魂。

憶南平 意難平（烽火連三年）

就這樣，我們在南平熬過了兩年最艱苦的日子，時間來到民國二十九年，這一年比較深刻的記憶是，開春不久，我收到五嬸自福州家裡寄來的信，告訴我久病的五叔過世的惡耗，而前一年夏天，家鄉疫病流行，才十一歲的斯普弟也得了急症去世，母親認爲他是誤食了日本人假意救濟的毒藥致死的……。

烽火連天之下的這封隔年家書，傳來的竟是痛失親長和手足的噩耗，和我那遙遠又難以撫慰的母親的喪子之痛，反複讀著這封信，年少的我，於一夕間深刻體會了杜甫在春望詩中的心境。

我的眼淚還沒乾，老天爺的眼淚也流不停，那一年春夏之際，汛期未至，南平就大雨連連，引發大水，使我們位在閩江邊的宿舍飽受威脅。一天睡到半夜，先聽見屋子裡有動靜，有同學在驚聲喊叫，又聽見雨打屋窗嘩嘩作響的聲音，心想該不會是大水已經淹進屋子，我睡在雙層牀的下舖，伸手一撈，半截手臂全浸在水裡了，慌忙間起身，什麽也來不及搶救，在昏暗中彼此叫喚，大家七手八腳涉水出來時，外頭天還下著傾盆大雨。

就在我們冒雨向進賢祠堂那邊地勢較高處挺進時，還不及一會兒工夫，回頭一看，半麵粉土砌的宿舍圍牆，就在灰蒙不清的視線中被大水衝垮傾入水中，而我們河床上的克難宿舍，大半截已泡在暴漲的江水中，隨時都有塌陷之虞，想到不久前還睡在上麵的牀舖，大概也已如小船般在水流中沉浮了，而隨著黎明的雨水和泛湧的江流一起七上八下的，還有我們驚魂未定、撲通不停的心。

水災和戰火的無情相加，使我們的求學生涯不斷地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現在回想起來，在南平讀書的四年裏，到底是什麽力量支持我們一次次從苦難中重新站定腳跟，重新邁開步伐？我想除了那個時代所賦予我們的多難興邦的使命之外，應該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那份同仇敵愾的愛國赤忱和悲天憫人的愛鄉情懷了。

晨光中的呼喊（三青團）

還有一件印象比較深刻的事，就是加入三青團，我相信很多和我同輩分的中國人都參加過三青團。民國二十九年春天，因不齒汪精衛在南京成立的僞政府，我也和班上過半的同學一樣，熱血澎湃地立刻宣誓加入了國民黨於兩年前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

三青團平時的工作包括組織晨呼隊，每早大概六七點前就到街巷裏去呼叫，或唱著當時人人會唱的熱血歌和青年團團歌，還有一首也是人人都能琅琅上口：“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這首義勇軍進行曲，後來成爲中國共産黨建國後的國歌，這是後話了。晨呼隊當時唱歌的目的是喚醒還在沉睡中的老百姓，提醒大敵當前，大家要共赴國難。在每日的晨光中跑步呼喊歌唱，也讓我們在不知不覺間鍛煉了自己的體魄和靈魂。

類似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頭幾年在童子軍戰時服務團中也做過，但那時候我們的年紀比較小，對戰爭的體會還沒那麽深刻，學校規定在特定的時間舉辦遊行或開會，聆聽師長們的精神講話，有時很令我們抗拒，認爲太多形式主義的活動或表態對救國毫無幫助。我記得當八百壯士孤軍奮守四行倉庫的消息傳到福州之後，當時我們童子軍戰時服務團雖然群情鼎沸，卻隻有幾位代表被派到福州中亭路開智中學去開會，大家坐在長長的板凳上，聽著不曉得打哪兒來的一個官僚在那兒呼籲團結，但他進場之前還要求學校的鼓號隊吹奏迎賓號，簡直令我們童軍團不齒。

而三青團，有別於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它的訓練精神更著重在衛生宣傳、勞動服務和急難救助，這些比較貼近生活的具體化活動上，雖然年輕的學生手無寸鐵，但是生活中隨時隨處都還是有我們可以身體力行的事，像是我們的工廠被炸以後，放學後高年級生就要在老師的帶領下協助複建，我們則幫忙修理發電機、儀器和工具，宿舍被水淹了，從清理爛泥到洗刷曝曬床鋪桌椅，也全靠我們自己動手，我們的學校和附近鄉裏之間也有許多建教合作事宜，使我們的所學能真正地為地方服務。

雖然日後很多左派人士批評，三青團是蔣介石利用了知識青年的愛國熱情，來鞏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和一個領袖的運動，但當時我們都不認爲自己是那種所謂的舉手入團的學生，在那樣烽火漫天、血腥遍野的時空背景下，如果不是因為自身和民族感受到深刻的切膚之痛和屈辱之苦，我想任何所謂的運動，都不會讓我們有所行動、有所作爲，更別說能教會我們在苦難中如何用行動去貫徹保家衛國的決心。

當時的三青團員一定都會唱“三青團團歌”，每當唱起這首歌時，十幾歲的青年們在精神上彷佛被充電加油了一般，頓時間一個個顯得鬥誌百倍，就像在歌詞當中所唱的那樣：我們在苦難中長成，我們在大時代的烘爐中鍛煉……，我們有力要戰勝一切，我們有熱要熔化一切……。

福州淪陷

到了民國三十年，四月，日本華南軍第四十八師團配合日本海軍第一艦隊，分別從台灣和廈門出發，於閩江口砲轟馬尾船廠後，在長樂、連江登陸，然後向福州、閩侯和福清等地大舉進逼，旋即全麵佔領福州。好在我的家人們在城破之前就倉惶地從洪山橋碼頭摸黑上了船，一路顛簸逃到南平。

後來據陸續逃到後方避難的鄉親父老們說，福州淪陷後，日軍進城搜羅一批在地流氓和奸商政客，成立了維持會，並在維持會的爲虎作倀下，到城裡燒殺擄掠、姦淫婦女、巧搾豪奪，無惡不作。

另外爲了打開通向閩北各大城市的陸路，日軍更調集精銳向閩侯大湖進犯，到了五月底，國軍第八十師總算在福州城北發動大湖之役，而各地的遊擊隊也頻頻出擊，截斷鬼子的補給綫，這一役有效地防堵了日本水陸兩軍溯閩江而上的攻勢，也暫時保障了在後方的我們的安全。

雖然如此，日本人在福州還是橫行了百餘日，到九月初才從福州撤走。但福州雖然光複，逃至後方的百姓卻猶如驚弓之鳥，他們不知道日本人去了是否還會再來，隻好滯留在當地觀望一陣子。

母親和弟妹自來南平就在鄉下親戚家附近賃屋而居，弟妹也都暫時安插進入當地學校就讀，即使生活困苦難當，也還不願馬上回去。於是除了在湖南的父親和在永安的大姐，我和家人在南平，總算有了一年短暫聚首的時光。

每個月固定的日子，我會上暫時遷到南平的海總辦事處那兒，去領父親寄回的信件和家用，用這份微薄的薪水支撐著一家婦孺的開銷，靠父親戰火間匆草的平安家書，慰藉風雨中家人的心，慶幸總算還有一個遙遠但穩定的支柱。長年處於戰亂中的我們，雖然也想未雨綢繆，但能力隻允許自己過一天算一天時，也隻圖能有這樣短暫的喘息機會和片刻的家庭安穩，對於侵略者的戰略思維、甚至世界局勢如何牽動個人的生命轉折，不會也不敢有太多聯想，誰也沒料到接下來日本人的一著棋，影響了全世界多少人的命運。

民國三十年（1941）底，日本偷襲珍珠港，隨即讓美國捲進亞洲戰事，而同一時間，日軍也攻陷了香港，並向暹羅（緬甸）進攻，企圖再從東南亞各歐國殖民地取得戰略資源，進一步想切斷滇緬公路，使中國無法再從南太平洋、中南半島和印度方麵獲得奧援，借此達到孤立中國、橫霸亞洲的目的。

這個日本在戰略重心上的轉變，無可避免地導致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它所掀起的是英美中的同盟對抗徳意日的軸心作戰。從此中國不再獨立對日“抗戰”，而是正式對日“宣戰”，中國也自然成爲二戰中亞洲大陸的主要戰場。

次年夏，誠弟決定搭海軍便車到辰溪去找父親，端妹轉往沙縣上了中學，而甫從師範畢業的瑞姐也自永安來，她已在福州謀得美術教師的教職，便接了母親、璣妹和平弟一道回返福州。

二林公司

同年（1942）夏，我也從理工學校畢業，和同學林慶華一起獲得學校的推薦，到沙縣科學館教具製造所服務。我們的部門專門負責各種教具及模具的研發和改進，而我的職稱是機械繪圖員，職務就是機具製圖。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在那裡學到了製作“白墨”的新技術。白墨，就是粉筆，這在今日看來不值一提，但在粉筆製作技術還非常簡陋的當時，可算得上“高科技”了。我們設計出來一種一體成型的模具，能使生産出來的白墨一根根光滑圓整，兩邊沒有機具模組合成時留下的軌跡，這樣教師們握著粉筆的手指就比較不會時不時被不圓整的粉筆刮傷。

那段日子端妹轉到沙縣讀師範，學校的夥食太差，致使她營養不良得了夜盲症，一到夜晚就成了瞎子，根本無法讀書，我領了薪水，每週兩次帶她到城裡買些豬肝，煮豬肝湯給她進補，不久治愈了她的夜盲症。

工作了半年之後，我也像現在許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一樣，萬事不備地離開了科學館，就天真地想和林慶華一起自行創業了，而我們想做的就是粉筆生意。家裏世代都是讀書人，父親在投效海軍之前也是師範肄業生，家裏姐妹也都讀師範，她們都想投入教育事業，我做粉筆生意也是間接地幫助教育事業，而幫助教育就是救國圖存，我想父親若是知道肯定不會反對。

況且自從日本人封鎖我們的沿海口岸，很多物資無法進口，整個福建沒有一家粉筆工廠，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我們自以爲以專業的技術生産，肯定大有展望。

於是兩個年輕人興衝衝回到福州，開始我們的合作事業，我們成立了一個公司，叫做“二林公司”。草創階段一切從簡，甚至把我家後院的石臼和一個廢棄不用的石碾也搬到林慶華在洋樓口的家中，就這麽土法煉鋼地做起粉筆來。

小量出售了幾批粉筆之後，我們計劃擴大生産，於是想分別向家裡要錢增資。我寫信給父親，告訴他我的“宏願”，父親回信中對我的創業決定表示原則上鼓勵，但也根據他對時局的看法，向我指引了另外一條往大後方發展的路，那就是投“筆”從戎。

戰後不久海軍總部即已從福建馬尾搬到湖南辰溪去了，當時很多和我同輩的海軍子弟都跟著到內地從軍去了。父親所說的投筆從戎，我以爲就是希望我也和誠弟一樣，子承父誌，加入海軍。

父親自前一年長沙大捷後，艦隊已移防辰溪。他說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美國透過租借法桉提供包括中國軍需在內的援助給盟軍，目的也是希望能借支援中國大後方的戰備和戰力，牽製住日本陸軍的主力，使他們在太平洋戰事上會顧此失彼。福建家鄉離日本人調兵遣將的根據地隻有一步之遙，境內又到處都有和維持會勾結的勢力在擾民滋事，時刻不得安寧，而陪都重慶不單是當時中國戰區的指揮中心，即使戰後，也會因戰時大批人力物力的向此集中，而有比較好的發展基礎，如果可能，父親希望我不如將個人發展與國家前途通盤考量，去重慶，或可有機會一展抱負。

我這才想到自己的白墨之夢是何等的無知與幼稚，既沒有資金，又沒有人手，徒有技術和空中樓閣般的理想，實不足以成事，但既然已經離開了科學舘，不能再吃回頭草，不如向著父親指引的方向邁步前行。我把想法告訴林慶華，他不想去後方，表示可以獨撐大局，就這樣，二林公司成了雙木公司。

轉進大後方

那時候公路局每半個月左右有一班閩渝直達車，從南平開往重慶要走九天，但入川的車資很貴，一般民衆跟本負擔不起。我連車資都沒有，如何入川呢？三十二年春天，正在一籌莫展之際，父親又有一信來，謂他已託時在海軍遊擊艦隊駐桂林辦事處的主任梁序昭伯父，爲我的大後方之行做些安排。梁是父親在馬尾海軍製造學校的同期同學，後來又都在海軍遊擊艦隊服務，而且當時他正著手創辦《海軍內部戰時通訊》，對海軍內部船艦車輛軍隊的調度和後勤補給動線有所了解，並囑咐我前往南平，等待隨軍後撤的海軍眷屬便車入川。

四月間，我遵父囑到南平海軍司令部駐南平的辦事處，過去我在南平念書時，每個月都要到這裡領取父親寄回的家用。我找到了當時的辦事處主任陳紹弓，他也是父親的同學，而且那時正負責安排海軍後撤車輛入川事宜，他的兒子陳炳銓和我也是同學，也在等車入川。我正在為出門在外有幸遇到熟人可以沿途相伴照應而暗自高興之際，沒想到陳氏父子二人對於父親和我的請託，顯得不情願和不耐煩，甚至把我寄放在他們家的行李都給扔了出來，無奈之餘，我隻能在屋子外麵的回廊下等待。

好容易挨到了五月底，一輛從後方駛來的軍用貨車載著一批物資和幾位海軍人員前來南平，預備在此卸下補給物，並接應眷屬前往辰溪和重慶。我好說歹說總算讓陳伯父點頭答應和他兒子一同擠上了車。同行的有一位和我同齡的表叔鄭依凱，初中程度，因爲在家鄉沒有出路，父親允他到辰溪去謀事，其餘也多是二十郎當歲的海軍子弟，加上池孟斌、鄭天傑等共二三十人，大家全蹲在車頂，雖是軍用大卡車，可是沒有汽油，也不燒酒精，燒的是木炭，車前方有一個巨大的木炭鍋爐，引炭氣發動內燃機來推動車子前進。

車先北行經建甌、建陽，轉西行過邵武出福建，到江西南城、黎川，一路上走走停停，顛簸不堪。六月間，到了江西南豐，老爺車爆胎了，全南豐城裡竟然找不著一家汽車修理厰，更找不著一個備胎。等了幾天，幾位有任務在身的海軍軍官都先行離開，領隊陳又新於是發了一封電報到湖南辰溪海總辦事處尋求救援，對方回電允諾送一個輪胎來替換，要我們靜心等待，領隊隻好把大家暫時安頓在附近的客棧等待，住不起店的年輕人就隻好都擠在破車上任憑雨打風吹。這一等，等了一個多月，快要把秋水望穿，終於等到了從湖南來的這隻輪胎，七手八腳地換上，繼續向前趕路。

衡陽之怒

車行盡量避開大城市和日軍的佔領區，小心翼翼地沿著安全路徑一路輾轉向西到吉安，折向北行，經過新餘，再往西到宜春，從萍鄉附近出江西，到達湖南醴陵、株州，再向南走，來到衡陽。

這是沿途路過的最大城市，也是交通樞紐，我們的人車必須在此進行補給，但卻不想多作盤旋，稍事停留便又匆匆上路。

車子又爬上衡陽城郊的公路，極目四望，曠野上忽見一列緩慢徐行、蜿蜒如蛇的“動物”，車頭冒著煙，汽笛聲呼嘯長鳴，更吸引了我們的注意，第一次看到火車，好奇興奮之餘，我們幾個年輕人竟然在車頂歡呼了起來。

這百聞不如一見的衡陽和百聞不如一見的火車，讓我不禁回想起中學時候的地理課，想起地圖上讀到的衡陽，粵漢綫上的一站；還有衡山，那是五峰獨秀；還有地圖上向北不遠的長沙，那兒有個自古知名的獄麓書院，那是北宋大儒朱熹講學的地方。記得教地理的林老師，也是我們林氏宗親，他講這個朱熹和他一個叫黃幹的弟子，當年也曾到林浦講學，林浦至今還有一個濂江書院，照壁上刻有“文光射鬥”幾個字，就像是獄麓書院的福州分院，右邊的廂房據說就是朱熹當時的住處，而這也就是讓林浦一地自宋以來一直文風鼎盛的原因之一。

我還想到父親，及他的佈雷艦隊經常巡守的偌大洞庭湖、偌大的湖南、偌大的中國土地，這片從地圖上的一個個小點，拚成我輩心目中一葉海棠的土地，是數千年來無數中國人世代紮根繁衍並真真實實生活的地方，如今卻遍地烽煙，而我和無數同胞正如熱鍋螞蟻般地走避其間。海棠葉脈的中線，就像這條鐵路連起的沿線各大城市，原本是貫穿南北，連接東西的一條中國生命線，現在卻成了日本爲了攻佔中國、甚至整個東亞所拉起的最新也最長的戰線，他們無時無刻不想突破這條戰線，然後直取大後方，開戰以來，我們不斷聽聞武漢、台兒莊、長沙都發生過極慘烈的戰役，想必衡陽也必然是下一個敵人城市爭奪戰役的重要目標。

而這一路上風塵僕僕，心神忐忑，家山和親人已在萬裏之外，我記掛她們的生活和安危，隻能祈禱我在戰火硝煙之中投遞的片紙隻字，能早一點到達她們的手中。而向前走，重慶的路途迢迢，對未來的憂慮更像一座大山橫阻在我心中……。

當這些過去我隻在史地課堂上認識的地方、聽聞過的事跡，一幕幕全串成一列時間的列車，轟隆隆從我眼前駛過時，彷佛看到在生死存亡關頭中的我、我的同伴、甚至全中國的人，也紛紛被驅趕上了這時代的巨輪，不容退卻，沒有選擇，隻有兀自掙紮著，冒死前進。

想到這裡，一時間整個國族幾代人的積弱、委屈和悲憤，似乎都灌注到我少不更事的熱血之中。曠野中，剛滿二十一歲的我，跟著大夥兒用力地對著生平所見的第一列火車呼嘯狂吼，好似要把國恨家仇一吼而盡，聲嘶力竭之中，我流下不知是積鬱還是悲憤的眼淚。

次年同時間，我連續一個多月在南川海孔的戰情報刊上看到有關衡陽保衛戰的慘烈報導，想到我前一年的衡陽之怒和衡陽之淚，似乎早在冥冥之中祭奠了將在那裏犧牲的英靈。

異地的訣別

離開衡陽，車子再向西過了邵陽、洞口、安江，向北往辰溪方向前行。我以爲那時父親還在辰溪，自打戰爭一爆發，海岸線港口相繼淪陷，父親就隨著海軍所剩無幾的炮艦派往內湖和內河佈雷，以阻撓日軍利用河道深入內陸。那時候洞庭湖東側像嶽陽、益陽一帶的部分地區，已經淪入日寇之手，海軍的遊擊艦隊時常要用散兵遊勇的方式深入淪陷區佈雷，有時甚至要和日軍正麵纏鬥。雖然父親的每封家書對於在外的安危隻字未提，可我無時無刻不爲他擔心，真希望能見他一麵，我已經有五六年沒見著他了。

可惜在辰溪無緣見到父親，他被佈雷隊調到常德、安鄉一帶去了。我隻見到誠弟和五姑丈，誠弟已投身軍旅，任職軍中的文書工作。而五姑丈那時候罹患肺癆症，沉屙已深，我到辰溪海軍醫院探視他，隻見他麵目憔悴、形容枯槁地躺在病榻，完全沒了從前的風采，被單上散置著他的詩稿，就快要把他的病體淹沒。他自知來日無多，眼看就要客死異鄉，悔恨一生漂泊潦倒，無力再照顧在家鄉的妻和子女，言談之間不甚唏噓。

我離開時，他勉力想從榻上欠身相送，使一張舊照片從攤在床上的一曡詩稿中滑落到地上，我撿起來看，那是他在閩南平和縣教書時所攝的全家福相片，森表姐和傑表弟圍繞在他和五姑的身邊，大家的臉上除了肅穆沒有表情，翻過來照片的背麵，見他題了一首詩：風雨危城急，關山故園心；飄零看雁侶，鄉思入秋深。

誠弟後來寫信來，說我走後不到一個月，姑丈病逝辰溪，得年四十九歲。我至今無法忘記那場異地的訣別，和那首滿紙鄉愁的斷腸詩。（有像片為証）

七十二彎一品場

依凱表叔和同行的部分海軍子弟，那以後就留在辰溪，我們剩下的十來個人換乘了另一輛“比較好的破車”，離開辰溪，向南繞道懷化、中方和芷江、晃縣一帶，這裡已是臨近湘川黔三省的邊界，也是湘西侗族的自治區，沿途山水秀麗，令人懷想沉從文筆下的邊城，隻是當初他那如洞燭明照的心和溫淳良善的筆所刻畫的家鄉，如今已經變成時刻有重兵屯集和隨時可能遭砲火蹂躪之險地，山光水色和風土人情都在戰爭中蒙塵。

過了晃縣，入黔到貴陽，往北過息烽、尊義和桐梓，進入川界的綦江到達重慶，這一路又走了個把月。有道是貴州地無三裏平、蜀道難於上青天，從貴陽往重慶的這段路上重重險阻，過去很多車子在這段路上出事，或跌落萬丈深穀，或迷途蜿蜒山徑，其中更有一段奪人魂魄的 “七十二彎吊屍岩”。我們的老爺車經過此地時正逢雨霧彌漫山中，彎道上能見度差到幾乎伸手不見五指，而路的一邊是拔地而起的層巒迭嶂，另一邊是深不見底的懸崖峭壁，所有的旅人途經此地無不屏氣凝神、提心吊膽、毛骨悚然，而車過吊屍岩之後，也莫不懷著大難不死、劫後餘生的幸運感。

逃過天險、避過日本人佔領區之外，隨著四川在望，這一路上不知經過幾重關卡的盤問檢查，重慶因是戰時陪都所在，為防止外來違禁品或可疑人物入川，各關卡所設的海陸統一檢查站，對往來車輛人員的盤查也就更加嚴密。

快到重慶站時，我們來到一處叫“一品場”的地方，這個站裡的檢查員從我們車上沒收了一批東西，這批東西都以麻袋裝載，裡頭裝的多是幾個福州老鄉從家鄉一路帶出來的土海產，像蟶乾、乾貝、蝦乾等乾貨，沿途上散發著的海產腥味，早已溷成我們這些福建人的鄉愁滋味了，大家心知肚明這並不是什麽違禁品，頂多是他們攜來後方分贈親友，或將多餘的販賣給內地乾貨店，好從中牟一點兒蠅頭小利的東西，壞就壞在麻袋上貼的字條上端端寫的幾個字“呈送國府主席林森先生”，就憑這些字條，檢查人員就橫眉豎眼的把這幾麻袋的乾貨給充了公，那位貨主林先生請他們高抬貴手行行好，那位領頭的操著濃濃四川口音的老倌一臉神氣地說：“沒得法兒不沒收，慢說是活著的林主席從不收這些進貢的東西，就算是收，你們不曉得他先前幾天才出車禍死了嗎？”那語氣果然麻辣味十足。

沒想到貨主自作聰明的行爲，竟挑中素來不貪不腐不色並奉行簡樸生活的林主席來做文章，這已經是啓人疑竇，更不巧的是這位國民政府的“一品官”無論如何也吃不到這些家鄉口味了。沒有人知道這批貨的下落，十成九肥了大後方那幾個檢察員的肚子和口袋，或許當時人常掛在嘴邊的一句“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倒更貼近實情。

來到重慶，迎接我們的已是九月山城的奧熱，溷合著嘉陵江畔從四麵八方湧入大後方的各種口音。而我將在這裡開啓我人生另一階段的奮鬥。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許多年以後，當年一同入川和在這裡匯聚的夥伴們，有些星散漂流，有些雖再度重逢，也已是另一個異地時空，但當談起各自來到這座山城的經曆時，我們對途經的每一座“邊城”的記憶都還能彼此呼應，也就是在這段崎嶇蜿蜒的遷徙路途，和顛簸困頓的山城奮鬥中，我們所磨練出的勇氣和耐心，豐富並砥礪了我們的年輕歲月。

開啓南川歲月

隨海軍便車來到重慶後，要讓生活安頓下來，找份差事是刻不容緩的事。
 
十月初，我去野貓溪“山洞裡的海軍工廠”拜訪林浦同宗林惠平伯父，當時他正是海軍第一工廠廠長，和父親又是從私塾到海校的同學，又是宗親，異地相見，自然對我多方垂問，照顧有加。

我在他家盤桓數日，從他的言談中初步了解重慶，也重新認識時局和我即將麵臨的大環境。我也才知道，在我到來之前的一兩年間，日本人曾經每天發動百數十架次的飛機，在這座山城和四川各地的上空，進行過日以繼夜的疲勞轟炸，讓無數經過九死一生流離到此的同胞，最終還是難逃骨肉離散、輾轉溝壑的命運。尤其難忘的是他講到大約兩年前校場口大隧道的那個窒息慘桉，日機轟炸防空洞隧道出口，悶死了兩三萬人，聽了更使我不寒而慄又憤恨難平。重慶其實並非如我天真的想像中是個偏安大後方、安全無虞的陪都，在這裡戰爭的威脅和死亡的陰影不但如影隨形從未停歇，甚且比其他地方更加慘烈，隻因她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精英份子、人力物資，還有最重要的，是同仇敵愾的中國人心，彷佛築成一座抗日精神堡壘，日本人若不在重慶製造大規模的殺戮，又怎麽瓦解摧毀我們的抗戰心防。

原本我並不清楚父親要我到重慶的真正目的，隻是聽從他的安排，然後按圖索驥般地去尋找要拜訪的對象，應該說我自己對未來也還停留在當初那個簡單的投筆從戎的概念上，沒個周詳的計劃。但奇妙的是與林伯父幾次談話後，一個新的想法在我的心中發酵起來，那就是投效空軍，一來我不想經由父親的關係一路順遂進入海軍單位，二來我覺得戰時的中國，發展空軍比發展海軍更加重要，那時候中美空軍溷合大隊已經在西南各地發揮阻敵深入的效果，如果中國在盟軍的幫助下能有製空權上的優勢，不僅可以保護大後方的安全，不會在每次空戰時老是處於挨打地位，還可協助海陸二軍在地麵河海的作戰任務，我希望我在理工的所學，能在空軍單位有所致用。

幾天之後，我把這想法稟知林伯父指正，沒想到得到他的慨然允諾，且當場為我寫了介紹信，推薦我到南川工作，囑咐我次日便啓程往海棠溪，去找他過去在江南造船所的舊識馬德樹廠長，他一年前剛奉調到南川的第二飛機製造廠任廠長。

說到這位馬厰長也是大有來頭，他出身海軍，曾留學英國內燃機學校，原在馬尾海軍製造飛機處任職，民國二十年隨該處併入上海江南造船所服務，一路從主任設計師升任至所長。在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海軍的艦艇還有部分是向日本購得的，陳紹寬任海軍部長時期，曾用東北大豆向日本換得輕型巡洋艦寧海號，這艘艦上配有兩架水上偵查機，也是日本人製造，叫愛知三號，海軍把它們改名為寧海一號。後來馬進入江南造船廠任主任設計師時，就曾利用寧海一號的備份引擎與福州杉木，彷製出來一架寧海二號，配予寧海艦服役，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後馬與部分海軍工程師轉任杭州海軍飛機製造處服務，飛機製造處這個單位後來從原隸屬的海軍部分派出來，漸漸與空軍其他的飛機製造機構合併重組為空軍的三個飛機製造廠，馬自然就成為海軍支援空軍的第一批技術軍官。

從野貓溪海軍工廠到海棠溪的二厰辦事處好長的一條路，我終於見到馬廠長，並說明了我的來意。他確實是一位謙謙君子，又兼有諄諄長者和軍中長官的威儀，親切又詳盡地為我介紹了辦事處的環境及海孔厰區的工作內容之後，他馬上寫了一張條子，允我以二厰木工股股員敍薪每月八十元（關金票：法幣 = 1：20）開始敍用。

十月底，我搭二厰便車入廠報到，從此正式投效空軍，並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成爲航空委員會第二飛機製造廠的一員，也初步實現了我加入抗戰救國行列的理想。

二厰由來及抗戰空軍整編

進入空軍後，我才開始了解空軍。

空軍地勤單位的所有努力，都是爲了能保證有朝一日飛機飛行或空中作戰時的安全，幫助空軍健兒實現淩雲壯誌。如果說中國空軍是在抗日戰爭的洗禮之下才開始壯大的，這句話一點也不為過。就拿飛機製造的技術來講，以早年國家基礎工業發展的薄弱水平，根本不具備發展航空事業的能力，當時的飛機製造，多是與國外廠家合作，抗戰前國民政府即因航空技術與軍事發展之需要，成立了航空委員會，其下所派設的三個飛機製造厰，都是政府將原來的幾個中外合作的飛機製造廠，和其他軍事航空工廠加以合併、整頓，重建而成。

第一飛機製造廠的前身是在廣東的韶關飛機修理廠，民國二十四年由中美合作設厰，民國二十五年由南京的航空委員會接收，改名韶關飛機製造廠，抗戰後該厰遭日機空襲損毀後，於民國二十八年遷往雲南昆明西昭宗寺附近，改名第一飛機製造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昆明緊張，一廠曾一度遷往貴陽，勝利前又遷回昆明。另外戰前的杭州海軍飛機製造處，後來改名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廠，原來在筧橋，抗戰後曾一度遷至湖北武昌南湖機場，次年更兵分三路疏散到衡陽、成都和昆明，民國二十八年在雲南西部的瑞麗江東岸的壘允建厰，改稱航空委員會壘允飛機製造廠，曾是後方規模最巨的飛機製造廠，三十一年日本人從緬甸入侵雲南，該厰幾度遭日機空襲，損失慘重，最後也遷回昆明，併入第一飛機製造廠。

第二飛機製造廠原係與意大利合作的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民國二十三年航空委員會在南昌成立前後，由秘書長蔣夫人做主，在南昌東郊老營房的青雲譜舊機場興建廠房，開始投產，但隨即抗日戰爭爆發，意方支援訓練人員陸續撤回，飛機製造幾乎停擺，民國二十八年該厰又遭日機轟炸，人員隨同部分器材搬到重慶東南方八十裏的綦江縣南川叢林溝重起爐灶，並改名為第二飛機製造廠。

第三飛機製造廠則是滇緬公路被封鎖後，航空委員會於民國三十一年間在成都東門外的沙河堡成立的，該厰規模雖小，但就近可與成都南門外簇橋的第八飛機修理廠，和北門鳳凰山機場的第十一飛機修理廠，還有成都岐璣石公園的零件製造廠互相支援。

海孔記憶

我所在的二厰，就是航空委員會第二飛機製造廠的簡稱，整個厰座落在南川縣叢林溝的海孔洞內，所以大家又叫它海孔飛機廠。海孔洞是一個天然的石灰岩鍾乳石溶洞，據當地人說它是古代內陸海的遺跡。洞口一旁山壁上刻有“豁然開朗”四個大字，一派寬闊，氣勢天成，洞口最高處有二三十米，相當於六七層樓的高度，洞寬也有五六十米，洞內縱深兩三百米，原來這裡坐落一座寺廟，叫海孔寺，寺內也曾佛像高坐，香火鼎盛。

民國二十七年國民政府劃定徵收了海孔寺方圓十五公裏的範圍，並開始遷廟移佛，預備借此天然屏障的寶地興建飛機製造廠。經過一年夙夜匪懈的趕工，大致完備基建工程、厰房建設及周邊設施，次年南昌飛機製造廠就被日本人炸了，厰內所餘意製器材設備遂遷來這裡，改稱二厰，正式掛牌營運。

我到厰內工作的時候，已是民國三十二年秋，廠區內早修就一條隱秘棧道，這是一條長約七、八公裏的聯外道路，可從海孔洞直接通往川湘公路。那時期在厰服務的職工大約有千餘人，而海孔洞附近的公共設施皆已完善，洞外沿叢林溝的溪水旁還建有學校、醫院、郵局和圖書館，職工宿舍也都很具規模，儼然是一個隱蔽於山區的戰時最佳生活圈了。

每天我從宿舍走路上班大約十來分鍾，木工組連同修配、修理、油縫和鑄鍛等車間，這屬修護大隊，都設在洞口外。而來到洞內則是“別有洞天”，入口處興建有一棟三層樓高的車間大樓，內設工務樓和辦公室，中間是超大停機坪，至少可停放二十架E-16驅逐機，通道兩邊是向內延伸則是屬補給大隊的廠房，內含機工、鉗工、白鐵、機身、機翼、電鍍等車間，一路走到洞的盡頭，發現側麵另有一個小洞，小洞裏邊是倉庫，洞側安裝了柴油發電機，提供厰區電力和照明。

另外爲了避免日本飛機臨空偵查或轟炸，所有廠區房舍外牆一律深色粉刷，四麵山頂廣植青岡樹林，洞口山徑更廣設崗哨，荷槍實彈全副武裝。據說日本偵查機隊早先就曾偵測到暗藏在深山裡的玄機，也曾多次轟炸南川，所幸都沒找到飛機藏匿之處。

我在這裡生活工作了四年，其間隻因公出去過重慶兩次，工餘時間也寧願待在厰區做“山頂洞人”，究其原因，海孔洞的確為戰時來此的大批外地人士提供了一處安全無虞、可以暫時棲身的世外桃源。

民國三十三年是航空工業的起飛時期，也是我人生的起飛時期。大約雙十節前後，蔣委員長喊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偉大號召，呼籲知識青年從軍報國，二厰和其他的飛機製造廠立刻迎來了大批的大學及專業技術學校的學生。

同時間家鄉福州二次淪入日寇之手的消息傳來後，陸續進入二厰的同鄉人便逐漸多了起來，我在這裡遇到許多位鄉裏長輩、理工的學長，也介紹了好幾位學長和同班同學進入二厰這個大家庭，林鏗然、陳實忭、林孝棟、林天玉、陳伯塤、還有林秉楠和鄭耘等，都前後在此相遇相識，成了一生的至交。

除了福州同鄉之外，還有北方來的顔振漢，江西來的劉玉麟，湖南來的楊宗權、李家源和袁福生，大家都是二十開外的小夥子，一起工作，一起在洞口排隊打飯，假日海孔四處冶遊，或到已經成家的同事家裏去打打小牙祭，領了薪水就和大夥兒下館子解饞，每逢除夕就團聚在厰長馬伯父家裏，馬伯母至重鄉誼，總會親自下廚，煮些家鄉菜給我們解解鄉愁，聚在一起有人拉胡琴，有人唱福州戲，偶爾還哼哼周璿或吳恩鶯的流行歌曲，或學洋派作風開個陽盛陰衰不中不西的舞會，泡茶擺龍門陣針砭時事，學打橋牌，大家羽翼相親，彼此溫慰，建立起很好的友誼。

古人稱四川爲天府之國，但戰火紛飛之中的南川歲月，其實是清貧嚴峻的，患難之中培養的友情，有著同甘共苦的抗戰精神，於我日後的回憶中，留下“樂哉思蜀”的美好印象。

篳路藍縷藍天誌

但來二厰可不是為了躲避戰火，而且正相反的是投身戰鬥，所謂“世外桃源”或“山頂洞人”，畢竟隻是我們外地人苦中作樂、自我安慰的說法，而實際上在砲火威脅下，飛機製造的環境仍是十分惡劣的。

空軍地勤分成修護和補給兩個大隊，我在二厰剛開始是在修護大隊，擔任木工組繪圖員，負責繪製製造中飛機每月進度圖表，不久調為補給大隊工務處支配科（現稱生産管製）科員，並負責統計盤點庫房中所缺器材或零件，向購料股申購，或向其他航空單位請領，因爲戰時航空器材的補給非常困難，爲了便於隨時掌握各種器材的來源和去處，我在任內建立了最低安全存量（minimum stock）的製度，這一製度的建立使器材的調度及使用係統更有效率，也從根本上杜絕了購料時浮申濫報的情形。

這是民國三十三年的事，也是我軍旅生涯中最得意的一年，因爲表現良好使我從少尉三級升至中尉三級，全二厰隻有我和邱萬生兩個人獲此連升三級的殊榮，我想這是對我們工作績效的最佳獎勵。

二厰的主要任務就是飛機製造，號稱自製，其實隻是彷製和拚裝。美國的對日宣戰，使中國抗日的後期也捲入世界兩大陣營的對壘，日本固是國之大敵，而遠在南歐的意大利也終止了與各同盟國家的軍事合作，包括飛機生産及輸出，當初從南昌水陸奔波費盡心血搬來海孔洞的意製器材，一批一批都堆在器材庫裏等候發落，不久就成爲廢料，還好後來在飛機彷製過程中，部分廢料提供了參考教材，多少實現了它們的剩餘價值。

沿海港口封閉，日軍又從西南相逼，柴油進不來，有一段時間發電機隻好改以菜油發電，一時間菜油價格飛漲，其他像木炭、酒精等汽車替代燃料價格也跟著飆漲，但厰房裡的機器不能因此停擺，除了飛機的彷製、拚裝和合作生産必須在更難以想像的艱苦條件下默默進行之外，自力研發更是迫在眉睫的需要，因爲麵對敵機對內陸各地的狂轟濫炸，及臨空應戰時我方飛機的高折損率，我們亟需要更多高性能和高作戰效率的飛機投入抗日聖戰。

山洞裏的飛機製造

“忠28甲”和“中運一”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的。

民國二十八年初，二厰開始彷製蘇聯的E-16飛機，這本是單座驅逐機，由美國請回的航空技術專家錢昌祚負責領軍研製，錢那時也是厰長，他還請來蘇聯顧問進行指導，半年後試製完成且試飛成功，並改名為忠28甲式教練機。

這型飛機的發動機是從美國進口，儀表由蘇聯提供，由於當時鋁材奇缺，機身和機翼部分，則靠“土法煉鋼”，部分甚至採用木質硬殼，以三夾板膠合而成，來減輕飛機的重量，這樣製造出來的飛機，欠缺抗壓強度和戰鬥力，隻能充作教練機。

後兩年經過不斷設計改良，改製為雙座驅逐教練機，又試飛成功，量產後，陸續生産了五十架，投入作戰訓練，並有效補充戰鬥耗損。直到歐洲戰況激烈，蘇聯顧問紛紛撤離中國，這款飛機也就漸漸停產。

不過我到二厰的時候，厰裏還停了幾架這款飛機，接著厰裡又彷製了三十幾架的H-17中級滑翔機，並成功研製了中運一，那已是三十三年年底的事。

而那段時間中日抗戰的優劣態勢也開始有所逆轉，美國對中國已經開始經濟和軍事的合作，美國空軍的飛虎大隊也冒險飛越駝峰前來助戰，中美空軍聯合作戰的空軍各大隊，駐紮在西南後方像湖南芷江，和廣西桂林等地，大批軍需物資的運送補給需要靠運輸機來完成，量產運輸機成爲新的奮鬥目標。

直上青雲中運一 （青雲上飛鵬正擧----從白市驛到太平寺）

中運一就是這時期的產物，它號稱是中國自製的第一架運輸機，是一款木質中小型的雙發運輸機，由工務處林同驊、顧光複、高邦俊等幾位工程師自行設計，但所用的材料如螺旋槳、發動機、儀表、輪胎等都還是由美國製造的，湊合以戰前從各國進口飛機拆卸下來的零配件，其他如機身、機翼、後段操縱係統等則是自製的，而且和忠28甲一樣使用木質結構代替鋁合金。

前後花了兩年多時間，克服了各種工程技術上的困難，飛機終於在三十三年八月製造完成，因爲南川沒有機場可以試飛，於是準備把飛機“拖”往重慶的白市驛機場試飛。這一“拖”可真是大費周章，使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到山坳裡的一個煉銅廠大門前時，因爲飛機過於龐大，無法通過，隻得因地製宜地把飛機拆開，分裝上十幾輛大卡車，運到白市驛機場後再行重組，然後試飛。

白市驛機場當時也是一個中美空軍溷合大隊的基地，聽說中國首架自製的飛機要在此舉行試飛，現場自然招徠了很多中外記者，圍觀的各界人士好奇又興奮，其中也不乏等著看笑話的人。這款飛機連同駕駛員可載乘十人，負責試飛的是總工程師兼工務處處長林同驊，和一位名叫李興唐的試飛員，一路負責監製的馬廠長也率先步上飛機，卻被林擋下，林還拉了弟弟林同驥一起試飛，他同馬廠長說，您老已經一馬當先帶領我們完成任務了，試飛就交給我們兄弟，兩匹馬並駕齊驅，肯定馬到成功，這句話令飛機上下的人信心百倍。果然飛行很穩定，五十三分鍾後，平安降落成都的太平寺機場。

試飛成功，雖然象徵著中國航空工業的正式起飛，可中運一交到部隊還沒來得及派上用場，第二年抗戰就結束了，大家被勝利衝昏了頭，各自忙自己的事去了，等到製造第二架中運二完成試飛的時候，已經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的事了，那時二厰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內，都已經回到南昌三家店機場了。中運二的命運與中運一一樣，最後都擺到航空博物館裏去展覽了。

內戰時我們各處的飛機製造廠還在搬遷複員階段，國民政府就直接接收或進口美國的飛機，以換取美國人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支持。中華民國飛機自製的事，再被提起時已經是蔣經國時代的F-16和漢翔專桉了。

趕不上變化的航空工業計劃

其實抗戰結束前，二厰的第一任廠長朱霖曾提過一個很龐大的航空工業計劃，爲此還成立了航空工業計劃室，目的就是想讓飛機製造技術再上層樓，因爲那時候歐美飛機的發動機，都逐漸改爲更先進的噴射引擎了，我們若不想永遠接收人家不要的飛機和淘汰的技術，就得趕緊的師夷之長。

朱霖還派了不少技術官員甚至技工人員組成考察團，分赴英美接受訓練，學習研製噴射式飛機，而在二厰當地也舉辦訓練，培訓士官班，從基礎物理和英文、數學開始教，甚至我們這批理工出身的尉級軍官也都被派去當教官。大家都以爲這場仗還要打很久，打倒日本鬼子這個目標，好像成爲我們勵精圖治的唯一理由，抗戰勝利不久，大家又都一哄而散，計劃隻好一再停宕。

之後內戰酣起，朱霖的這個更上層樓的計劃也在戰局不斷逆轉的情況下，成了不斷向南逃難的航空工業局，其下所有兩個器材庫、幾個修理廠、幾個製造廠，也在戰火中丟的丟，棄的棄，搬的搬、撤的撤，輾轉流徙在昆明、大定和廣州之間，最後來到台中空軍基地。

回顧中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人好容易凝聚起來的那份堅忍不拔的抗戰精神，也隨著國共兩黨對國家路綫之爭鬥，而逐漸地風流雲散了。

唉！有時真是很感歎：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不僅是飛機製造的下場如此，空軍的下場如此，國家的變遷和個人的命運何嚐不是如此，曆史的輪回始終都證明一句話，那就是：太平的日子果真過不了太久。

勝利的滋味

隻要是中國人，相信沒有人會忘記這一天，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發佈詔書，表示願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中國的對日抗戰勝利了，也贏得了近代中國史上最重要的一場戰爭。

盼了八年的勝利終於來到，我們軍事單位的工廠卻並沒有因爲勝利而停工，大家還照常上班。我的心情很複雜，我想同事們也一樣，既沒有像杜甫詩裡寫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襟”的那般激動，也沒看到誰像號外裡形容的那麽欣喜若狂、手舞足蹈，高興自然是有，但更多的是悵然若失，誰也沒想到：打了八年仗，日本人無條件投降了，勝利的滋味竟是如此疲憊！

是的，我們是一群被動且疲憊的勝利者，連續幾個禮拜，我們每天白天在工務所無心幹活兒，就想著晚上要到誰那兒喝酒，到哪兒去擺龍門陣。我們突然失去了長期抗戰這個戰鬥目標，戰鬥理由也就無條件向勝利繳了械。厰區裡到處貼著的醒目號外、大字報和慶祝標語，彷佛一把把螺絲起子，把我們多年來費盡力氣上緊的抗戰神經和發條，神不知鬼不覺地給徹底鬆懈了下來。

接著是勝利受降，二厰開始派員到各處受降和接收，有人到漢口，有人到濟南，有人幸運地被派回自己的家鄉，有人不情願地被安排去東北，有人自願解甲歸田，有人職務被單位解除，從此丟了生計……，於是要走的人開始打包，還留守的也揣揣難安，餞別筵一場接著一場，大家每筵必飲，每飲必醉，除了捨不得離別，好像也預知了明日山嶽一隔，世事便自兩處茫茫。

另一項艱巨的任務就是複員，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航空委員會改組爲空軍總司令部，隸屬國防部。九月航空工業局也在南京成立，朱霖任局長時，將航空工業計劃併入工業局。而同時間各飛機製造單位，也紛紛奉令作戰後複員和遷移的計劃，爲配合空軍整體規劃，二厰也開始回遷南昌的準備。

我並沒有馬上被派往南昌參與新厰建厰事宜，被馬廠長留在海孔，繼續承辦朱主任策劃的航空工業計劃的部分業務。三十六年底，二厰和一厰部分的空軍作戰單位，以及工業局下所屬的航空研究院，均奉總部核準遷入南昌進賢門外的三家店機場。

激流中的暗潮

勝利後整整兩年，能留在海孔這個與外界幾乎隔絕的桃花源，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一方麵我和在家鄉的維英透過書信陷入熱戀，這使我的感情生活有所依歸。
 
維英比我小四歲，是端妹兒時同學，自幼文靜，喜歡閱讀。那時代的青年除了閱讀，也少有其他休閒。於是許多在戰前就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自然成了我們在戰後的這場遠距離戀愛中時常討論的話題。
 
為了寫情書時不至於詞窮，我在這前後讀了不少當時年輕人必讀的新式小說，像巴金的愛情三部曲、家春秋（後來叫激流三部曲）和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駱駝祥子、茅盾的子夜和林家鋪子，還有無名氏（卜乃夫）的北極風情畫等等，有些小說充滿對舊社會封建製度的批判，有些則寫殘酷戰爭下荒謬的愛情悲歌，有些細寫社會底層人物對惡勢力逼迫和命運不公的抗爭，有些則抒寫戰爭中農人和士兵對平靜生活的嚮往和失落，我特別偏愛沉從文的邊城，可能是因為自己走過湘西那條路，也可能是因為自己在戰時從了軍，重讀多次依舊很喜歡他字裏行間對鄉土和生活所流露出的悲憫情懷。而魯迅的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最讓我印象深刻，覺得他描寫中國人的劣根性，真是寫到骨子裏去了，令人重讀再三仍心有慼慼。
 
其實這些作品絕大部分在戰時國共聯合抗日的時空背景下，都被視為救亡文學，很受到青年人普遍的喜愛，但也正因為文字中飽含了作者們對大時代動亂中整個國族無助的苦悶和沒有出口的壓抑的認同和悲憫，也在不少人的思想中埋下了亟欲求變的激進種子。
 
畢竟戀愛和書信往返，隻是我在這世外桃源的生活中較為浪漫的一麵，而在另一方麵，詭譎的政治氣氛和時局，已經開始讓我對未來憂心忡忡。
 
幾年前我和很多同伴到達海孔之後，都懷抱著赤誠陸續地加入國民黨，但當時我們的“政治意識形態”還單純得很，除了愛國熱忱和抗日情緒之外就別無他物，卻沒有在意在這股同仇敵愾對日抗戰的另一麵，有一股逐漸醖釀成形的新思潮，它猶如抗日激流中的暗潮，就快要掀起一場風暴。
 
二廠留下來的人當中就有好些“地下黨”的成員，他們抗戰時就已開始從事秘密活動，隨著國共和談破局和內戰白熱化這些抗戰後局勢的演變，現在他們的組織和活動也就毫不避諱地浮出水麵。
 
這些無法回緩的人與事積壓在心，它有重量，無法移除，多半的時候我們選擇視而不見的迴避。
 
所以當總部的回遷命令下來的時候，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千裏下江陵
 
遷厰走的是水路，租的是民生公司的民本貨輪，我們四五個人，分別押著大批厰內機具器材，分裝上數艘貨輪，從重慶上船，經過萬縣、忠縣、酆都、三峽、宜昌、荊州，直下漢口。一路上瀏覽巴東景物，飽看三峽風光，緬懷江陵故事，聊發思古幽情。

秋末入冬的季節，江岸上沒有啼不住的猿聲，隻有連山曡嶂間即將褪盡的殘紅，映照著滾滾江流，和江流上我們載滿輜重的大船。

記得船到漢口，我們稍事盤旋，特別和同伴們上岸去訪調到漢口的伯塤，他帶我們乘渡輪過江去遊武昌，渡輪上隻見許多青年學生模樣的“地下黨人”，逢人便散發小冊傳單，上麵油墨打印的都是些小道消息，不是揭發某某如何貪汙腐化、要不就是某某如何包養外室，漫天謠言指摘中傷的對象，當然清一色都是國民黨大小官員。

蛇山上的「奧略樓」，當地人都管它叫黃鶴樓，但上了樓才知道，這不是真正的黃鶴樓。伯塤告訴我們，崔灝和李白題詩的黃鶴樓早在清末已毀於火劫，這個「奧略樓」是後來當地人爲感念湖廣總督張之洞對鄉梓的貢獻所建的。

看來我們大老遠慕名而來想一睹風采的黃鶴樓，早已隨著古代詩人一起乘鶴而飛，真正是杳如黃鶴了。無奈之餘，隻好在奧略樓破敗的石階上，擺出軍人身姿留影紀念。之後我們又趁著暮色爬到蛇山頂上，俯望江漢環繞的武漢三鎮，既沒有晴川曆曆，也不見芳草萋萋，倒是煙波江上的暮色，不能不使人犯愁。

江漢故地，本該有著縱橫萬裏的氣勢，也承載過千古的詩思。懷想這近代中國的誕生之地，武昌首義的槍聲其猶未遠，八、九年前進城燒殺的日本人也才沒走多久。眼前這黃鶴杳杳白雲悠悠之景，反使我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淒惻之感，不知長江對岸，那浩淼煙波上隱約可見的漢口碼頭上，又將搬演怎樣的滄桑！

數十年後，曆史的滄桑染白我髮，伯塤也已故去，我回到福州家鄉，愛詩的妻舅送我一本毛澤東詩詞，其中一闕“黃鶴樓菩薩蠻“，寫於1927年，附注上說毛那年途經武漢，他的革命事業那時正煙雲密布，登臨此樓，一時激烈壯懷一吐心曲。我反複讀著詞中那幾句“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雖是兩岸風雲已過，驀然回首，仍不免令人心下一顫，看來曆史風流人物的萬丈心潮，從來都高過千古長江的浪濤，原來毛早在黃鶴樓裏暗藏了預示國家命運的詩籤！

惆悵三家店

從九江下船，又轉火車往南昌，到達三家店機場已經是年底。我奉命進入器材庫材料管製股任職，這個股大概？個人，負責把二厰搬來的東西一船一船、一箱一箱的清點，然後再原封不動地存放到器材庫房去。

因爲複員的工作還在進行中，新厰房及很多車間也還在興建之中，無法開工，所以管製股這頭的人員也是有一搭沒一搭地做著應卯的工作。事實上直到第二年八月份，我升任管製股股長之前，整個器材庫的工作都是閒差。

我覺得自己和很多同事都一樣，變成一個披著“老虎皮”（空軍製服）的假軍人，榮譽感和自豪感早就不見了，隻覺得自己越來越卑微，我不知道先前所承辦的航空工業計劃會何去何從？海孔洞裏那套作業程序就算能派上用場，是否仍合於時宜？我真納悶這些東西最後的下場，會比當初從南昌搬到二厰的那些意製品好上多少？

而想到中國情勢，則更令人頽喪。勝利以來，青天白日的光芒真的普照中華大地了嗎？擁護永久和平的理想實現了嗎？中國向民主團結的大道前進了嗎？我們的敵人究竟是誰？國共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究竟會演變成什麽樣的局麵？

回想勝利之初，蔣毛二人要共同攜手重建破碎山河的誓言還言猶在耳，和平的呼聲就已經被鬥爭的槍聲所取代，在國際上中國表麵上入列戰後五強之一，但國際強權特別是美蘇兩國，各自為其在華利益而動作頻頻，他們從未放棄過操縱扶植對各自有利的政治勢力，不斷以調停斡旋為由介入雙方紛爭，這使國共之間不但沒能經由談判解決從戰前就糾纏不清的政治和軍事的爭端，反使神州大地狼煙再起，百姓陷入另外一場浩劫。

多數人內心掙紮和痛苦，到最後隻伴隨更多的無力和無奈，在心裏形成隱隱的憂慮，因爲曆史從來都不是老百姓的選擇，而戰爭所帶來的災難卻永遠必須由老百姓來承受。攘外的戰爭打了八年，雖然迎來了最後的勝利，也已經讓整個國家和民族元氣大傷，如今還要拿起槍杆子自相殘殺，那才是更大的悲劇。

雖然在軍隊中，人微言輕的低階軍人們對於上麵交辦的任務，從來都隻有絕對服從和切實執行的職責，可歎的是勝利複員喊了兩年，此刻的軍心卻愈顯渙散。

而軍魂呢？恐怕都隨著空戰英雄們為國捐軀了吧！

曰歸采薇

民國三十七年，是我個人生命至爲關鍵的一年。

農曆年關將近的時候，我接到父親從上海來的信，詢問我的狀況，並希望我回家過年。父親自從三十六年初奉派爲海軍定海艦艦長後，即隨艦駐紮上海黃浦江碼頭。履新之前，他特地回福州把母親弟妹都接至上海，在武進路賃屋而居。

動亂的十年間，我們家人四分五散，從來沒法兒在一處過年，是該團聚團聚，何況我還想和他們商量一下我的終身大事。我便趁到工業局上海器材庫公出之便，回家過年。

我說的終身大事，就是和維英的關係，家人多半還不曉得我們已經通信兩年了，而且情投意合，兩心互屬。維英是端妹在省三附小（孔廟小學）同學，比我小四歲，屬虎，小時候她和端妹交好，常常來家玩。她長得並不好看，個頭兒嬌小，但皮膚白皙，還有一雙單鳳眼，很特別。她每次來家裏，總是穿白衣黑裙，紮兩條小辮子，最讓我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沉默，她們每次在一起玩，總是隻聽見端妹在那兒講個不停，她則安靜傾聽。後來端妹到沙縣讀書，她則一直留在福州讀書。

我對她的印象其實還停在小時候的模樣，直到兩年前，我在南川，忽然有一天接到一封來自家鄉的信，娟秀的筆跡寫著她的自我介紹，並說是端妹把我的地址給她，要介紹我這個不主動的哥哥給她做朋友雲雲，我立刻想到那個老穿陰丹士林藍布衫不愛說話的小女孩，她長大了，而且有話要對我說了……。

從那時起，我們開始長達兩年的魚雁往來，通過書信了解彼此、給予彼此溫慰鼓勵，也使感情升溫，尤其我在南川的後兩年，海孔洞裡很多好朋友都調往他處，精神上很是孤單，看信、等信、寫信成了單調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若不是戰爭和公務的阻隔，我真想飛到她身邊，和她朝夕相處，永不分離。

在上海過完年，和維英的事也取得父母的同意，我決定回福州向她求婚。一邊向單位多請了幾天假，一邊搭上一艘往福州的新瑞安輪，僅僅一個晝夜的航程，對歸心似箭的我彷佛有一世紀那麽長。

榕城憶舊（榕城十日）

我的求婚沒有意外地獲得維英的首肯，她是獨生女，家裏人口簡單，我們的訂婚儀式也很簡單，就是在她家中宴請了她的父母近親，交換了婚戒，婚戒內側刻了彼此的姓名。她還是沉默得很，沒有特別高興和不高興的表情，但我覺得，這沉默來到儀式的麵前更顯莊重，我也相信，和我一樣，她曉得儀式和儀式背後的意義，更曉得支持這些意義的是彼此內心的約定和承諾。

訂婚之後的幾天，我們在福州遊覽名勝，去爬三山之一的烏石山、遊烏塔、回到山下我讀書的小學看看，又去西湖劃船，當然我也帶她到我蘭桔巷的老家見過家族長輩，還帶她去祭掃祖父母的墳，我以爲這些事都是必要的。

五年沒回家鄉，福州的山水依舊，隻是人事全非。我們家過去是個大家庭，幾代人都住在大院裡，年長一輩人早年便出外打仗，長年累月隨著部隊移防，現在年輕一代也多半離鄉背井到外地謀生去了，隻剩下三嬸、五嬸和幾個在學的堂弟妹，還守著這個宅子。

瑞姐勝利後就同姐夫去了台灣，端妹也還在沙縣。母親，她過去來家是見過的，父親和誠弟很早離家，她則沒什麽印象。我和維英說，家人現在想要團聚很不容易了，覺得有些感傷，但是維英反而很羨慕我們，兄弟姐妹個個都可以出外獨立見世麵，不像她家裡，父母膝下隻有她一個，必須永遠守在他們身邊。

在舊屋我以前住過的房裡，我找著了我們理工的畢業紀念冊，翻開紀念冊，我爲她介紹我班上要好的同學。我們的紀念冊很特別，前麵有四篇序言，是由我們的校長和三位老師撰寫的，還有一篇級史，是本班第一才子陳家桂寫的，介紹我們這一班的曆史。然後我們每人要爲一位同學寫幾句畢業祝詞，同時會得到另一位同學的畢業祝詞，比如我就爲和我最要好的陳孔榕寫了一段祝詞，而爲我寫祝詞的是楊肇鳳。一篇祝詞是寫給誰的，一旁就貼上這個人的照片。

維英翻看到我的照片，又看一旁肇鳳的祝詞，咯咯地笑了起來。她唸著：我愛你那詼諧幽默的妙趣；我尤敬你廉政不阿的精神。努力吧！用你的熱誠，來洗淨社會的暗流；團結吧！展你的才華去建設國防的工業。祝詞下麵署名——靜剛（這是肇鳳的字）。我不知道她是笑肇鳳寫得太肉麻，還是笑我長得太英俊，總之看到她笑了，我也得意地笑了。

維英又問我給誰寫呢？我又翻找一番，看到陳孔榕的照片，我說：就是他，我最好的朋友。我已經忘懷了自己當初給他寫的什麽，維英邊看邊大聲唸：君性勤儉，刻苦耐勞，非常人所及，富藝術天才，日必涉足圖書館中，博覽群書，六載同窗，今將告別，能無離索之感乎！下麵署名——伯照（這是我的字）。嗬嗬嗬，這回維英笑得更大聲，我真不敢相信，自己怎麽把給好朋友的祝詞，寫得活像是老學究的贈別語，簡直太無趣了。維英說：虧得肇鳳說你詼諧，你的幽默感怎麽遇上好朋友時反倒不靈了？

那他寫給誰呢？維英邊問邊翻看，看到孔榕寫給黃舌堯的祝詞，她又念著：“海枯石爛，友誼不忘”，六年聚首，俟將分袂，衷心傷感，莫罄言宣，謹以二言，以誌不忘。維英闔上紀念冊，長長籲了一口氣，說道：文筆那麽好，他不但富藝術天才，還好重感情，你們同學間的友情，看得我都想哭了。

看她紅了眼眶，我想要讓她慢慢認識我們，認識我們們同學間患難與共的故事。我和她說，大概正是因爲共過患難，才見真情。我們這班考進去時總共六十一人，畢業時隻剩下二十七人，考核嚴格固然是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戰亂和疫病，我記得去南平時候，我們一共四十個人，流行瘧疾那年，我和至少五、六位同學，每天輪流打擺子，幾乎無法繼續讀書，好在後來吃了奎寧好了，之後幾年，陸續有傳染病，不是霍亂，就是腦膜炎，鼠疫最是可怕，一口氣奪去兩個人的性命。

還記得林湯，他是林森主席的親侄子，他得腦膜炎死的時候，我們眼看就要畢業了，他的追悼會在學校簡陋的禮堂舉行，教導主任陳昭奇送來的匾額上題著“痛惜小友”幾個大字，讓大家都哭紅了眼。

眼看著幾天前還在教室一起上課的友伴忽然走了，不見了，而且永遠也不會再回來，連他們空出的桌椅舖蓋，也大都被拆去當柴燒掉，以杜絕傳染源。年輕的我們看到身邊一再發生的不幸，心裡都像被挖了一個大洞，是生命的脆弱感讓心空洞，還是因爲失去的友情再也無法填補？黯澹的回憶畢業前沒有人願意再提，畢業後也沒有人能夠抹滅。

幸好洪爐中鍛煉的友誼使我們還有勇氣憧憬未來，不少位同學還沒畢業就考上軍校的，像王寳誌就是考上空軍機械學校，我記得我們大家爲了歡送他投筆從戎，跑到山上捉了一隻野兔，幾個大男生七手八腳地宰了兔子，用我從南平鄉下的家中拿來的一罐紅糟燉上，就這樣給他送行……。

我的南平往事說得滔滔不絕，她聽得津津有味，她專注和時而感動的表情使我看到自己的臉，就像看見小時候的端妹對著維英滔滔而言時的神采奕奕。我想她是孤單的，真想以後到無論到哪兒都帶著她。

燈火闌珊

榕城的假期沒剩兩天了，我帶她去找我的幾位好同學，可惜隻見到鄭耘。正月十五那晚上，鄭耘請我和維英到他華林坊老家過元宵。

鄭耘和我可是從小學到理工一直在一起長大的，畢業後他先是去了桂林，民國三十三年桂林被日軍佔領，鄭耘輾轉逃到了重慶，進二厰時是我給介紹的。他爲人老實內向，但喜歡運動，時常在籃球場上一個人丟籃球。有一次就這麽不巧，一個球扔向籃筐後，哐噹一聲又往回彈劄了下來，正中他的左臉頰，剛開始紅腫，他也不以爲意，後來久而久之就變成一塊褪不去的淤青，那年頭連看病都沒錢，誰有工夫和閒錢去整容，從此大家人前人後地就喊他陰陽臉，這使他更形自卑。

兩年多沒見麵，我們哥倆邊喝邊聊，我先問林慶華的下落，聽說他去福安做了教員，沉鑑和陳孔榕呢？勝利後就隨王高明老師去了台灣，在和平島的基隆造船廠工作，還有楊肇鳳也進了台北的郵電局，王寳誌空軍機校畢業後也派到台南七供處，隻有張元秋不知去向……等等。

想想也不奇怪，理工學校的畢業生在福建的口碑是很好的，勝利後台灣回歸，國民政府派去台灣的第一任長官（省主席），就是做過福建省主席的浙江人陳儀，陳儀在福建做了十二年的主席，爲官清廉，治績良好，當時還很得蔣介石的信任，他帶了一批年輕的幹才去，這其中當然不乏理工的校友……。

更何況福建和台灣一水之隔，大陸內戰頻仍，光複後的台灣遂自然成了福建人出外打拚的首選之地。難怪這麽多的鄉親都往台灣去尋求發展，我的瑞姐、姐夫、餘傑表弟、還有玉貞侄女，他們不是進了台灣省政府的事業單位工作，就是考進台灣大學念書去了。

我正想說往台灣跑的親友比我所知道的還多得多時，鄭耘竟告訴我，他自己也才辭了台灣林產試驗所的工作，回到福州好幾個月了。我這才知道原來鄭已經離開空軍，我一直以爲他離開二厰後，是被派到東北去接收的，怎麽離開軍隊，現在又從台灣回來了？

我感到不解，這麽來回周折，難道還是因爲他的臉？而維英似乎聽出了什麽，打破沉默便問鄭：是因爲二二八事變嗎？我聽說好多不會說台灣話的人都被打死了？

隻見鄭耘臉色一沉，說他自己就是因爲躲二二八，才回到福州來的。

我接過鄭的話說，在上海過年的時候，聽父親提到過二二八。家人是從傑表弟和瑞姐的來信裏得知的，報紙的報導很少，他們在信上也是輕描澹寫，我也就沒太注意，估計傑表弟也是為了這個離開台灣，開春之後好像就要去上海交大念書了。雖然事件後父親也曾試圖進一步向瑞姐問明白她們在台灣的情況，可得到的回答都是點到爲止。

我這番對二二八點到爲止、隨即啞然的轉述，比起一旁從頭到尾寒著臉、默不作聲的鄭耘，彷佛更像是個二二八的親曆者。看到我們這兩個抗戰投軍的老同學，對於時局和國民黨在台灣的一些事有些本能的噤口，維英隻默默地餟飲起她杯中的老酒，她沉默的表情之外，不知怎的，有一股令我感到陌生的東西。

鄭耘這才一口乾了他的杯中物，娓娓道來，他說三十五年夏天他是奉命到了瀋陽，被派在北陵飛機製造廠工作。當時的東北，其實早被蘇聯搶先一步，接收了大批日本人留下的武器軍備，並轉手讓給了“地下黨”，所以當國民黨派遣的接收大員到達瀋陽的時候，隻能接收到一個空洞的飛機製造廠，和一些無關緊要的什物，比如說日本人留下的文具紙張等等。飛機製造廠裏不但無機可造，氣氛也從上到下一片肅殺，尤其瀋陽空軍第一軍區司令張廷孟，一見到他的臉，就對他表示嫌惡，並讓人傳話給他，說是在部隊裡聽到小道消息，懷疑鄭得了會傳染的麻風病，應該除之雲雲。那時候軍隊裡邊若有傳染病發生，一覺醒來少一兩個排的事情不足爲奇，鄭聽了這小道消息極端害怕，就連夜開了小差，奔逃進山海關，然後直接回福州。去台灣是三十五年底，本以爲找到工作就可以在台灣安定下來，沒想到不到半年又遇上了二二八……。

他邊說邊感歎，那張因喝酒而泛紅的臉上，還是掩不住那塊暗沉沉的、刺青一般的太極圖。我不禁感到愀然，如果來時的路那麽晦暗，誰還有勇氣提起燈籠去照照前路？這輩子他心上的疤痕，怕是永遠也不會褪去了。我們哥兒倆麵麵相覷，回頭看時，維英的臉上也已似醉意迷茫，而門廊外邊，鄰家孩子們提燈戲耍的笑閙聲也漸悄悄……。

古城幽思

元宵一過，二厰來了電報促我速回南昌，我以爲新厰房大概準備開工了，誰知待我取道上海再沿浙贛路回到三家店時，氣象並沒有因為過了一個年而更新，材料管製股的股員們依舊沒活可做，每日看看書報，批評一下時局，閒晃間又度一日。那時正選國大代表和總統，這行憲後的第一次選舉，還不是直接普選，儘管少有人弄得清楚民主憲政到底是怎麽回事，但詭譎的氣氛任誰都感覺得到。

假日在厰區裏更閒得發慌，運輸股的林天玉常會調車來帶我們到城裏走走。

我們去逛了幾次當時南昌最大的萬象百貨，裏麵華洋百貨林林總總，剛開始還感覺很新鮮，後來漸漸覺得貨架上精美的陳列物，價格貴得嚇人不說，而且好像都和小老百姓的生活扯不上關係，和街上那些衣衫襤褸的低下階層民眾更是形成對比和諷刺。

到了三十七年三、四月間，一個周末，我們去百花洲賞花的路上，已不見遊人如織的景象，從三家店機場出來，一路上遇到許多傷兵，大部分都是缺胳臂或斷腿的，身上的衣服和番號已經看不出究竟是國軍的殘兵敗卒，還是開小差的“八路”，有的躺在路邊等待好心腸的人伸出援手，有的沿路乞討，有幾個居然結夥攔下我們的軍車，我們從身上掏出僅有的法幣給他們，竟然為首的那個人還嫌少，對著我們向前揚長的車子用不知是哪省的方言破口大駡。

南昌城裏到處林立著販售景德鎮瓷器的店舖。小時候聽祖母說，祖父生前曾在福州經營過米店生意，店裏供奉的神農氏塑像前，就有一個裝著五穀雜糧的景德鎮青花瓷碗，母親也提過那個青花瓷碗也可以算得上是我們家的傳家之寳，隻可惜戰亂中，家人四處逃難奔走，不曉得家裏這些易碎的寶貝都流落何方了。

如今既然來到南昌，不如定製一套精致的景德鎮青花瓷碗，並要求師傅在瓷碗上燒製祝壽文字，預備趁過年前寄到上海送給剛過五十歲的母親，當作一份遲到的獻禮。

一年多後母親在倉惶中離開上海，臨行之前忍痛用這套瓷碗換了一袋五十斤的白米搬到台灣，儘管那時臨危不亂和鎮定自若的表現，是母親生平所最津津樂道的能幹事跡，但還是可以表白在戰爭逃難之中，能吃得上飯，才是保住一髮青山的頭等大事。

或許那些昇平時代的無價之寶，來到砲火的麵前也就不再是什麽稀罕之物；也或許當物件的本身終於成爲身外之物時，人所能留住的永遠是繫於物件上的那份實誠的心意吧。

南昌本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我們也慕名去了滕王閣，千餘年前王勃的那篇蕩氣回腸的滕王閣序為我們勾勒了星分翼軫，地接衡廬的氣派，可如今這個位於贛江撫河交匯口的千年名閣，來到眼前竟然成了一個警察局，這已夠教人大失所望，閣裏幾個態度散漫服裝不整的老佐，看起來不像在執行勤務，倒像成了勝地門口失職的守衛員，看見我們都批著老虎皮，手一揮就讓我們登閣，在高閣上俯瞰這天寒水冷的彭蠡之濱，聽不見漁舟唱晚，沙洲上的雁鳥稀稀落落，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意境，隻靠閉目神馳的想像，這千古傳頌的名句裏，那一刻透漏了更多王勃對自身命運偃騫的喟歎。

逆轉的一年

民國三十七年，其實這一年，也是國家命運多舛的一年。

零星的小戰事，早已在各處進行中，對於國共之爭，疲憊的老百姓非常無奈，就好像一家兩個不相和睦的兄弟，在進行奪嫡的鬥爭，一二十年來沒有停止過明爭暗鬥，互相扯腿。就連政府和國民黨的軍隊中，也不乏臥底的“地下黨”在鴨子滑水。

其實國共內戰其來有自，早在北伐戰爭之後，蔣介石就堅定了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治方針，並積極地展開剿匪行動，而另一方麵，日本人懼怕中國統一和強大，會帶來對東亞的威脅，迫不及待地在東北扶植偽滿洲國、掀起了九一八事變，這使東北境內人民恨透了日本人，他們希望國民革命軍能聯合中國境內的一切勢力，共同抵抗日本人，於是張學良對蔣發動了西安事變，這個事變給了共產黨喘息及日後利用抗日來坐大勢力的機會。勝利後的重慶會談，本以爲雙方經過聯手抗日的合作，更應該在戰後泯滅恩仇，共同攜手重建破碎山河，誰知局勢又在戰後興起的國際勢力牽動下，使雙方戰火再起。

內戰烽火起自勝利的第二年，因爲幾乎是戰爭一結束，共產黨在東北立刻在俄國的暗中資助下有了自主的武裝力量，也逐步控製了較大麵積的土地，他們管他們的軍隊和佔領區叫“人民解放軍和解放區”，管他們的戰綫叫“人民解放戰綫”，而國民政府卻急切地想要掃蕩這些“淪陷區的叛軍”，好按照孫中山總理建國大綱中所設想的建國步驟那樣，儘快地結束訓政進入行使憲法的憲政時期，但國家在戰後人窮財盡、民疲兵乏之際，製憲的過程總是在一片紛擾和撻伐聲中進行，這一麵戡亂一麵行憲的計劃，注定使中國民主變成了一項短期內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雖然政府在前一年年底總算開始“行憲”，並在三十七年依照憲法規定的民主程序進行總統選舉，結果這個代表國家新裏程碑的宣示，帶來的不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理想實現，卻更加速國共間自抗日前就已存在的對主義、政治路綫和國家最高權力之爭的白熱化，不單是毛與蔣的對立早已演成兵戎相見、攻城略地的局麵，就連國民黨內部和其他民主黨派之間也是意見分歧、充滿矛盾。

無休止的鬥爭帶來的疲憊和孱弱、八月間金融改革失敗引起的失序和溷亂，令許多對蔣介石的領導統治感覺失望和不滿的民盟人士，最終也作出了路綫的選擇，他們唾棄了腐敗沒救的國民黨政府，紛紛投入洶湧澎湃的紅潮中，各地的學潮和工潮也跟著風起雲湧。

緊跟著就戰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了，先是九月中旬起的遼西會戰，曆時月餘，隨著國軍在錦州、長春和瀋陽的相繼失守，國民黨丟了東北。於是從十一月起共產黨在華中、華北各地趁勝追擊，在緊接著的徐蚌會戰和平津戰役中，國民黨也是屢戰屢敗，國軍在節節敗退中盡失精銳，而大片土地控製權的淪喪，更讓共產黨的解放軍優勢盡顯。

國共之間連續這幾場重要會戰的結果，已使國民黨的氣勢如江河日下，前後不到三個月工夫，國民黨不但失去了軍心，也失去了民心，更埋下了政權易手的因由。

抉擇與命運

我就從徐蚌會戰說起……。
 
這是民國三十七年，大約十一月底，那時候我在南昌三家店第二飛機製造廠，突然間有一天，在前綫支援國民黨軍隊轟炸共軍的空軍第三大隊從徐州撤退下來，大隊人馬開到了南昌，“佔領”了我們三家店機場，說是他們奉命退居南昌第二綫，並要求我們撤退。

那時候整個“二厰”剛從抗戰後的廢墟裏重建，廠房已經整理好，機器也都陸續到位，人事部署也都發表，正準備開工，三大隊的無預警進駐，無異是預告二厰的解散，令二厰的人員感到惶惶難安，一種大難就要臨頭的感覺油然而生。
 
果然不久，從空軍總部來了命令，宣佈二厰解散，二厰的人員可以依個人意願選擇調往其他三處：一是雲南昆明一厰，二是貴州大定發動機製造廠或廣州分厰，三是台灣水湳三厰。

那時候，父親和家人都還在上海，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從，我也不知道該去台灣或留在大陸，就先選了廣州，心想這樣或進或退都還有個轉圜。我和另外四個同選廣州的人不久就都收到人事命令，以空軍總部部署員的名義調至廣州。
 
這是三十七年底，距離新年已近，我便趁到廣州報到之前的空檔，再度從南昌前往上海探視家人。雖然徐蚌那頭還在酣戰中，行憲周年之際在武漢的白崇禧將軍持續通電華中各省聯名呼籲蔣介石下野，和談的呼聲又劇，這次似乎大部分的人還冀望政府能透過和談爭取國共劃江而治的態勢，整個上海人心浮動，無物不貴，無價不漲，房租都得用米糧來抵，而偏偏還有人囤積居奇。

母親不得已，又把上海的家從武進路搬到老靶子路的一間更小的房子了。海軍總部那邊父親所屬的單位，也還動向不明。似乎海空軍都在等待，隨時都可能有新的命令發佈或新的狀況發生。國民黨政府更是每天都有新的人事派令，有時甚至朝令夕改。整個東北那時候已經淪陷，國軍在徐蚌的戰役也已經瀕臨潰敗，華北那邊的戰勢也在一片棄戰求和的氣氛下顯得岌岌可危。

局勢紛亂如此，我想不如趁元旦那幾天先回福州，與維英把婚事辦了，然後帶她一起到廣州赴任。
 
我把決定秉明父母後，當下就直趨黃浦江碼頭，擠上一艘駛往福州的客船，和去年一樣，也是新瑞安號，這艘船是閩滬之間的固定航班。傍晚時分從甲板上回眺外灘碼頭，也仍和去年一樣，是一片華燈初上燈火漸漸輝煌的景象，但是碼頭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和船上擁擠不堪的旅客，卻透露著一股莫名的焦躁和騷動。

果然，船在碼頭上停泊了一整夜仍遲遲未發，大家於苦候中也開始叫囂，清晨時分，船東突然宣佈這艘船目的地是青島，並不預備開往福州。雖然氣憤之中也還帶著懷疑，可在改航的廣播聲聲催促下，無奈之餘隻好也隨著大部分的人擠下了船，在碼頭上的萬頭鑽動間，目視著那艘船駛出了上海灘。

不久之後，聽到有人破口大駡，說是那艘船確實還是開往福州的，因爲船東眼看上船的人太多了，怕重蹈不久前因超載而沉沒在上海外海的江亞號釀成七百餘人罹難慘劇的覆轍，隻好出此下策，把人騙下船。

真相到底如何？溷亂之中，往往沒有法度可依可講。而包括我在內，許多人一生的命運，也就像這艘航向不明的船，於茫茫大海中航向未知。

傑表弟的台灣經驗

當晚回到老靶子路的家，正好傑表弟來家做客。我們表兄弟多年未見，聊了許多。

傑表弟這些年來的顛簸，我也才清楚一些，那年我隻記得離開辰溪不久，誠弟就寫信來，告知姑父病逝的消息，但我並不知道，姑丈病逝的噩耗其實一直瞞著在家鄉患著嚴重胃疾的五姑姑，由父親和陳定九伯父合力按月湊錢接濟她，使她安心養病和扶養還在讀書的表弟妹，並模彷姑丈字跡不時寫家書給她，一直瞞到抗戰勝利了，大家都要還鄉，實在瞞不住了，森表姐才讓她母親知道。

傑表弟說，姑丈的早逝阻斷了他的求學之路，他雖然對此感慨萬端，卻也從戰亂失親的孤絕之境中堅定了力爭上遊的決心，他年初才從台灣回到大陸，在上海交大的電信專修科就讀。之所以從台大經濟係輟學，是因為在台灣半工半讀時發現自己咳血，去台大醫院一檢查，和他父親一樣得了肺結核，於是隻好停止學業。

但為了生活還繼續工作，他原本在台北市負責市話管道的修複工程，生病後又被派到台北市電信實驗工務出張所工作，因爲這個工作比較多的外勤，可減少在辦公室和人接觸傳染的機會，那是三十五年八、九月的事。他說剛到這個工務出張所工作的時候，還有很多日本人做領導，後來日本人離開，這個單位就隸屬台北市電信局，工作人員漸漸都換成從台灣省郵電管理局那邊調來的人，這些人員當中有很多和他一樣都是從大陸調到台灣的，他們的工資待遇和台籍人員也相差懸殊。

他趁便也談了他的二二八經曆，他說這事各方傳說紛紜，有的說“起義”的領導人中不乏共產黨人，也就是台共的挑撥，也有人說這是從台灣警察和私煙販之間的利益衝突引爆。根據他的看法，二二八事變就是肇因於台灣光複初期，國民黨當局派去的大量接收官員，這些內地人和台籍民眾間相處時產生的各種齟齬和不相容，未獲得合理的疏通和解決，引起台籍民眾的逆反行動，和國民黨當局進一步調兵遣將的鎮壓。

事件發生之初，確實有許多內地人無辜地被尋釁鬧事的台籍人士打死或打傷，連他自己也差點遭殃，在管理局裏躲了幾天，才在好心的台籍同事的掩護下回到住處。事後他和瑞姐他們取得聯係，瑞姐和姐夫的情況也和他差不多，要不是虧了平時和睦相處的台籍同事的幫助，他們這些內地人恐怕就糊裏糊塗地做了台灣鬼了。

這事持續了許多天，全台各地都有起義和械鬥的情形發生，即使收音機裏說當局已經開始和起義的民眾談判，情況還是十分溷亂，而且槍聲從未間斷。他們都隻能呆在宿舍裏，請台籍的女傭外出採買食物才不致挨餓。直到廣播電台的聲音又變回國語發音，才逐漸聽見政府要求公務人員恢複上班及公司行號恢複營業的消息，整起事件才算落幕。

他說他身邊認識的台籍同事友人都是安分又認命的人，被日本殖民了五十年，日本天皇宣佈投降的那一刻，他們的內心不知是喜還是悲，不知是戰敗者還是戰勝者，這種矛盾的心情，我們內地人也很難了解的，如果蔣介石和他的部眾能對台灣多一點懷柔和寬待，二二八的悲劇或許可以避免。

上海一夜談

經受了這麽大的驚嚇，他說他的台灣經驗還是美好的。不過話題一轉，他又歌頌起共產黨來了，並一連唱了好幾首共青團的團歌給我聽，雖然上海風雲緊急，他的上海新生活看來更加美好。

對於時局，他不看好國民黨的政權，勸我不要再跟著國民黨的路線走了，不如像他一樣留在上海，找機會邊工作邊讀書，何況這樣也可以和家人團聚。

我已看出他政治信仰的改變和選擇，或許這是多年來他顛簸的際遇使然，或許更是時局的變化導致他人生道路的改變。

我的心裏何嚐不明白，戰雲變幻之際，每個人都像浪裏浮漚，隨著洶湧的浪潮起伏未定，有誰的命運能不受牽連？如今國民黨軍隊儘管丟了北方，但起碼還保有半壁江山，並未一敗塗地，基於一種捍衛國體和軍人尊嚴的不服輸心理，我仍和他辯解，我仍堅持他參加的是“地下黨”，我們家兩代都是軍人，父親和我至今都還在軍隊裏任職，軍人的天職就是要跟著軍隊命令走，軍人的使命就是為國效忠，效忠軍隊就是效忠國家。

我的大道理說得斬釘截鐵，非常堅決。傑表弟隻罵了聲：你真是無可救藥的無知的愛國者呀！接著就問：你到底是國民黨的軍人？蔣介石的卒子？還是中國人民的軍人？你們國民黨從來黨國不分！見我還在思索他的問題，他接著說：蔣介石現在麵臨了六軍不發無奈何的窘境了，這不是單純的軍隊派係內訌，而是他領導中國人民的路線是有問題的，並不是孫總理的三民主義。

六軍不發，我知道他指的是幾天前白崇禧將軍的通電和呼籲蔣下野這件事。我反問：難道共產黨是孫總理三民主義的信徒嗎？若不是受了蘇聯扶植，想要赤化中國，搶奪政權，爲什麽抗戰才剛勝利就要再動幹戈？

他反駁道：誰不希望休養生息，那要問問這關鍵的兩三年裏，國民黨政府的施政到底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了什麽樣的生活？軍心渙散和人心動搖，這兩者是互為因果的吧！

做為國民黨的一介軍人，我的確無法掩耳盜鈴，國民黨的施政無能和內戰失利已演成惡性循環，如今再加上因政治現實和金融失序而引起的派係傾軋，更嚴重動搖了蔣的領導威信，使整個軍事指揮係統形同瓦解，如果他真的下野，那麽國民政府的全麵崩潰也就無可避免。

傑表弟的連串提問和評論，的確使我內心一片啞然，並驚覺於一個中國青年的思想，和過去幾年裏那隻知抗日救國的愛國熱情，原來早就在一場醖釀已久、且更嚴峻的革命風潮的披靡下，發生了質變。在傑表弟的心目中，我大概正屬於國民黨那群無可救藥的無知的愛國者。雖然有些無言以對，但還是替自己的軍人身份做了辯駁，我說：我隻知道軍人有節，時窮節乃見的堅持，也是我自小所受的愛國教育和中國傳統盡忠報國思想的感召所致。

他立刻接著說：什麽節不節的？外界的傳言說國民黨各軍部對部隊的指揮，如今幾乎全靠私人關係來維持了，這早已損及你們黨的軍隊和軍人的形象了。我不是軍人，但我也熱愛我的祖國。

他最後這句鏗鏘有力的結論使我發現，在他麵前，我所能辯解和維護的，也僅僅剩下他所謂的“國民黨軍人”的身份所代表的立場了。

這使我想到多年前在辰溪見他父親所寫的那首斷腸詩，如今的上海甚至全中國，又一次陷入風雨危城急的境況，隻是這次的風雨，不是日寇的砲火，而是自家人的纏鬥，這次的危城也不再是敵國外患，而是禍起蕭牆。而值此家變，千萬國人的關山故園心，此時此刻又都該歸向何處？我想姑丈如果還在世，隻怕他會更加心痛。

是夜，我反覆地想，如果我不是國民黨的軍人，或者今天早上在上海灘碼頭我堅持不下船，跟船去了福州或是青島，在接下來的戰事倥傯間，我還會做出相同的選擇嗎？

我們表兄弟的這一席深談，再加上回福州成婚的計劃落空，我的心情低宕，又是一夜難眠。

除夕夜的禮物

 翌日，我去見二厰老廠長馬德樹伯父，他那時已經收到人事命令，將被借調航空工業局服務，他也建議我乾脆留在上海，並設法請調到工業局器材庫，我馬上向工業局上了請調報告。事後我回憶昨晚傑表弟說過我們國民黨各軍部對部隊的指揮幾乎全靠私人關係來維持的話，不由得有些心虛，但是馬伯父一直是我最敬重的長官和長輩，他會給我這個指點，定是站在我的立場，替我通盤考慮後的建議，不管能不能成功，我都感激不盡。

過幾天我到器材庫打探消息，遇到二厰同事黃友亮，他說看到庫長在我的請調書上批了一個“行”字，要我放心吧，就等著闔家一起去看剛上映的電影“大團圓”吧。可又過了幾天，不知道什麽原因，我的報告還是被器材庫庫長陳友道打了回票，就這樣我留在上海和家人“大團圓”的想法也泡湯了。
 
去不了福州，也留不成上海，我就決定回廣州報到。元月三日我從上海搭乘京滬鐵路火車先到南京。

戰局失利，美國人對蔣和國民黨的統治也很有意見，加上許多省市已經開始響應白崇禧將軍在行憲周年前要求蔣介石下野的呼籲，連蔣介石自己的元旦文告裏，也顯露出他不計較個人進退、惟以國民公意是從的可能動向。

我到南京時，南京城已瀕臨無政府狀態，空軍總司令部剛落成的新生社大廳裏，簇新的裝潢設備，卻空蕩無人，而對麵總部大樓裡更是一片狼藉，一幅大廈將傾、燕去樓空的倉惶景象。
 
三十八年元月四日，我從南京飛到廣州，顔振漢到機場接我。一身“老虎皮”的我們，出得機場，公交車一欄就跳上車，我正預備買票，顔指了指身上的老虎皮對司機喊了聲：霸王！也不知道在公交車司機司機的眼裏，這些國民黨軍人是耀武揚威，還是橫行霸道，或者幣值一日數貶，乾脆免費服務，或者局勢亂紛紛，他能給方便的一概不與留難了，反正就讓我們搭了一趟霸王車，直趨大定廣州東山分厰。
 
廣州東山分廠就在天河機場出口，離黃埔、香港和深圳都是咫尺之遙。看到幾位新調至廣州的舊同仁都來報到了，加上原來厰裏也還有不少人，又逢農曆年關近了，大家對“東山再起”都還懷抱著一絲不切實際的希望。

儘管希望不切實際，儘管和平的呼聲不輟，但大家也都在議論紛紛中，看清了一點，那就是，國民政府方麵任何試探和談可能性的努力，此時都無異增添共產黨談判的籌碼，他們邊打邊談的兩麵手法，隻是假借和談拖延戰局的藉口，而從他們所提出的和平條件也顯示，共產黨根本無意於和平，他們的決心，是要徹底廢除憲法，徹底推翻國民黨政權。

到了元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在各方壓力下終於宣佈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消息傳來，終於捂熄了我們這一絲“東山再起”的希望。緊接著共產黨那廂這時候喊出了“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的口號，旋踵竟讓戌守北平堅持抗共的傅作義，於一夜之間獻城投降了。這農曆年關將近之際的噩耗連連，更加速了金圓券的貶值，金融秩序大亂，引發更惡性的通貨膨脹。大家心裏有數，國民黨頹勢難挽了。

而廣州當時已擠滿了各路準備撤退和逃難的人馬，十足亂邦景象，所有要走的人似乎都像在等侯一個命運的判決，真正能做的事，其實就是撤退、盡一切可能離開，爲了日後的流亡做最後的準備。至於離開以後的下一站是哪兒？去台灣？海南？解散回家鄉？還是流亡海外？誰也無法預知。

我們在東山厰上班的日子，每天在厰裏其實根本沒事可做，而金圓券幣值朝不保夕，領了數百千萬金圓券薪水也根本不能用，看起來一大捧，但雙手捧不起來，得用大麻袋裝著，並快馬加鞭趕緊到城內兌換成袁大頭，即使路上不小心落了幾十萬金圓券，那都算零錢，來不及也懶得彎腰去撿，一個月薪水大概隻能換八、九塊袁大頭，深怕跑慢了，貶值得更厲害。
 
那年農曆年，物價已經一日數漲，厰裏隻能提供日常夥食並不準備加菜，大家眼看著又要過一個慘澹的年了，從四麵八方來的過路人客居廣州，聚在一起圍爐過年，什麽也買不起，隻換了些白米，說是要學廣東人煲粥，其實是煮鍋白稀飯湊合著過年，還好除夕那天，意外地收到從前二厰的科長金祖年從大定厰那邊寄來的一個火腿，除夕夜裏這個天外飛來的禮物，爲我們這些落難廣州的異鄉人增添了無限溫暖的滋味。
 
 
此地一為別

過完年，大定厰的顧光複厰長來到廣州，囑咐我趁這會兒沒活可做，不如回到南昌去把二厰庫房裏的東西撤來廣州。

整個二厰自抗戰勝利後從重慶搬回南昌的東西不下幾千箱，大部分都還原封不動地堆在倉庫裏，像蒙布、飛機起落架、發動機零件、器械、砲彈、卡賓槍等等，希望我盡量能把這些東西弄到廣州。

我奉命帶著蓋好官防的公文飛到南昌，見到楊廠長，林副厰長，留守處裏的一些重慶舊識也都還在厰裏待命，我依照指示領到部分器材和幾十箱的槍械，交由軍用飛機運到廣州。
 
十幾天後，我回到廣州，已不見顔振漢來接我了，隻收到他從漢口給我捎來的一封信，還附了一張他著軍裝的半身照片，空軍的軍徽還別在領口，一雙堅定的眼神，穿透圓形眼鏡鏡片，還靜靜看著我。
 
但信中他卻說，他意誌不堅開了小差，人已經到了漢口，在漢口停留一陣子，進退兩難，又想回北京去和在北大教書的父母團聚，又想再回到廣州跟著國民政府走，心中猶豫不決，也有些後悔……。

他還托我寫信給我們的前長官馬德樹，馬那時已調至台灣任工業局副局長，看來他是得知二厰遷移的動向已明，要向馬表明想回頭的意願。信我火速就幫他寫了，不久也收到馬伯父的回信，說是顔的不假離開已經落桉，暫時無法讓他回到廣州複職。

我每天望著他睡的空舖位，和照片中他那一派瀟灑又熟悉的笑容，心想烽火連天，聚散難測，我們從抗戰在重慶認識，共事了那麽多年，現在這一別，不知何年何月能再相見。

 再赴三家店（南昌大撤退）
 
到了四月初，共軍開始進攻長江防綫，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和共產黨的和談破裂，撤守廣州，上海也開始撤退了，時局越來越緊張，顧廠長又吩咐我再跑一次三家店，這次去無論看到什麽盡量搬，我便率同領班錢雲康和魏國森兩人，帶上十來份空白公文紙並蓋上官印，揣上普克槍一把，腰間綑上兩百塊大洋，連夜乘火車到了南昌。
 
這次去到厰裏，連留守處的處長長官也都撤了，把庫房裏所有東西都交給兩位二厰舊識負責，一位是工具管理股股長劉玉麟，他是贛州人，另一位是器材庫庫長梁邦傑，他是南昌本地人，這個時候也隻有本地人不想裏離開。我與他們交涉，請他們幫我清點庫房裏的東西。

又到機場三大隊那邊看看有什麽需要協助搬運的，三一六分隊的周姓分隊長跟我說，器材你們可以盡量搬，但是不可以搞破壞，無論你們搬到哪兒，這些器材都還是中國人民的，他這些話聽在我耳中並不覺訝異，這真的就是當時許多未戰先降的同誌，或暗藏在軍隊中的“地下黨”看待國民黨撤退的心態。

大約四月下旬，廠裏基本上沒剩下幾個人了，一天早晨梁邦傑告訴我，共產黨軍隊已經順利渡過長江，國軍之所以不戰而走，聽說是因爲我方在江陰的要塞司令陣前倒戈了，局勢恐將大亂，梁要我盡速處理上麵交代的事，果然不到一個星期，南京和上海也相繼失陷了。我心想南昌大概也保不了幾天了。

那最後將近半個月的時間，我們大都留在庫房裏揀選可用的器械機具，然後再把東西裝箱運到鐵路局，租了車皮停放妥當，打算請廠裏兩位想往南走的外地領工楊立勳和黃誌立，把這些東西押運到廣州。
 
出外靠朋友

鐵路局貨運處堆滿了政府、機關、公司、行號要托運的東西，要想快一點把交辦的東西運到廣州，除了讓我帶去的空白公文發揮作用之外，就是使用我身上帶去的兩百塊袁大頭了。

時局固然亂，交通貨運等服務多還是會優先配合政府或軍隊搬遷的需要，隻不過這些關卡多由幫會把持，故此我們那時候在外行走，即使是在軍中或公家單位服務的人，大都還另外立誓加入清幫或洪幫，或成爲幫朋，因為幫會的力量比起哪個政治黨派的都還大得多，必要的關節，有了江湖大哥們幫忙打點，事情比較容易獲得解決。而幫會在各黨派中有了眾多幫朋的相互支援和幫襯，江湖行走也就遊刃有餘。

雖然軍職在身，不宜在幫，我們那時實際上都已加入洪幫會，但入幫時我們並未經過點香立誓、歃血為盟那般隆重的儀式，隻是集合一處簡單宣誓（或宣示），順便取得成爲幫朋弟兄的憑證。當初入幫時是楊厰長帶著我們去的，記得我們的幫主是第二十三輩的，姓張，入幫之後得要遵守幫規，幫裏的弟兄相見不管認不認識，按規矩都得先用一句暗語來確認身份，然後才能交辦所托。

我找到一位洪幫會的大哥，朝他拱了拱手，對他說了我們之間的通關密語：“在家姓林，出外姓潘……”，言明來意後，並交給他一紙蓋了官印的公文和二十塊大洋，他瞧了一眼，隻操了他的上海口音說了句：“閒話一句”，幫忙托運的事就大致搞定。過了幾天我陪同押車的楊、黃二人到貨運站，親自監督貨運站的工作人員逐一清點並把貨裝上火車後，將兩位領工送上車，就讓他們跟著火車，押著幾百箱機具和軍用品出發去廣州了。

直到完成任務的那一刻，我都還有些不能置信，在一片政權即將傾覆的溷亂之中，地下幫會和各黨派之間的交結和運作竟然如此順暢，井然有序的程度不亞於一支紀律嚴整的軍隊。

走出貨運站，五月的風迎麵送來一襟晚照，使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不覺也抖擻起這浮沉浪裏的一抹豪情，趕走悲鬱心情。

翻天覆地一方天 (南昌的最後一日)

五月七日晚，我們住在機場，大致的工作完成，準備回廣州了，五月八日黎明時分，聽見遠處砲聲隆隆，想是撫河那邊已經有狀況發生，我們趕緊起來造飯，吃了早餐，準備出發。同行者中除了廣東人呂達清，沒有人會開車，他的家眷先後已經都已回到廣州，說好了在那兒等他，他便自告奮勇，幫我們開著GM有棚架的大軍車，還帶了庫房裏先前準備好的汽油，和宿舍裏的幾床舖蓋倉促上路。

南昌城裏一片紛亂，解放軍和土共滿街吆喝，他們擧著牌子高喊：唾棄南京國民黨政府、歡迎人民解放軍來到南昌、擾亂金融秩序者殺、破壞公共秩序者殺等等的各式口號……。商店紛紛拉上舖門，行人倉促走避，一副大難臨頭的樣子。南昌離景德鎮不遠，街上有許多瓷器店，店家們知道共軍進城必有一亂，早先就紛紛在店門前用磚頭砌起一道牆，以免遭趁火打劫者破壞造成損失。

萬分緊張之際，我還很鎮靜，先去買了一分五月八號的中央日報，爲的是上麵載有當天金圓券和銀元的折換率，好回去向單位報銷。又去了梁庫長家裏和他握別，他把所有二厰的帳冊交待給我，表示他並非投降共產黨，因爲家人都在此，不能跟我們一起撤退了。然後我又趕往先前有意跟我去廣州的陳克宣家裏，問他要不要同行，不知什麽原因，他在匆忙間又反悔不走了。

時間急迫，我們得迅速離開南昌城，跟著前方成千上百的大隊車陣慢慢爬行，好不容易上了橋頭，政府的守軍居然向我們要通行證，我們身上的軍裝和軍用大卡車都還不足以證明我們有從南昌撤退的通行證，匆忙間我們隻好又調回頭到省政府去要通行證。

省政府外麵已是一片翻天覆地，集合的哨音咻咻價響，稀落雜遝的留守官兵才正要列隊集合，蜂擁而至的人潮已迫不及待地往辦公大樓裏衝，府內隻剩省主席方天一夫當關，隻見他親自坐鎮，一邊不停地對著前來要通行證的人群喊著，一邊不停地朝那些人七手八腳遞上來的各式申請表格蓋章，嘴裏還不斷吆喝著：今天要不是我坐鎮，你們統統別想走！你們這些人，怎麽什麽事情都要等到最後呢？他嘴裡念念有詞的都是十足官腔，隻見一個個急著要走的人搶著擠到他跟前，對著他不斷地鞠躬哈腰，而更奇怪的是，十萬火急之下，所有的人共同締造了火速的辦事效率。

不願被解放的孤臣孽子

從南昌出來，一過了中正橋，回頭看見後麵的人已經在拆電話線了，我想我們大概是國民政府最後一批從南昌城撤守的人了。

頭一天晚上我們到了萬載，沒處住店，睡在車上，聽當地人說，南昌當天就淪陷了，當然，另一種說法是：南昌被解放了。

第二天我們繼續趕路，向西過了湖南瀏陽（鞭炮城），到了長沙。我們的車停在旅社門口，那天晚上二廠同事袁福生的妻子意外地出現在旅社門口，她來找我，說袁已經去了台灣，有信來讓她先把孩子帶回長沙托給娘家人照看，要她無論如何要找到我們的車，跟上撤退的隊伍，一起撤退，我問她捨得離開家人和孩子嗎？她說再怎麽樣也要先設法找到先生，到台灣躲一躲，等時局穩定了再回來接他們。

那時候沒幾個人想得到一念之差，就是一生一世和親人生離死別。大部分的人看法都和她一樣，以為抗戰那麽艱難都撐過來了，毛蔣之間不過是內鬥，自家人打自家人，鬧不久的。

我想車上本來八九個人，多她一個人也無妨，兵荒馬亂的，誰說得準下一步會怎樣呢，能與人方便，就盡量幫忙吧。

三天之後，我們離開長沙，沿著粵漢線，沿途跋涉到衡陽、曲江，過湘江萊陽渡時，車要上船過渡，每一趟隻能載兩輛車，於是又排隊等了好幾天，一路上所見都是逃難撤退的難民，人群越往南越多，碼頭車站處處更見和親人走散的兒童，要不就是哭喊著找孩子的父母，傷兵、屍首更是不計其數，真正是兵荒馬亂的場景，這時候任誰都自顧不暇了，隻能暗自祈求老天爺保佑自己小命一條，能平安抵達下一個渡口。

直到我們的汽油快要告罄，車子實在走不動了，就在一處又找了洪幫會幫忙，花了大把銀兩，總算連人帶車上了往廣州的火車。那火車雖是貨車，可真的是上上下下全爬滿了人，每到一站，月台上所見都是蜂擁而上的人潮，就算買了票，能有個容身的縫隙，已經是菩薩成全了。

短短一趟飛行

六月八日狼狽不堪的我們終於到了廣州，先前由南昌以火車運來的幾百箱器材也已安全抵達廣州廠，我依照指示運送到黃埔碼頭等待撤退。

陪同我前去辦事的是運輸股的李股長，完事之後，他告訴我一句至今難忘的話，他說你們要去台灣的，將來就都是孤臣孽子，我們是不去的。這是他替二廠辦完的最後一件公事。

顧廠長那時候已經調到台灣，來廣州出差就為了撤退從各方運來的撤退物資，空軍方麵集中在黃埔碼頭的除了廣州廠的器材之外，還有勝利後日本的賠償物資、貴州大定厰運來的物資都向這裡集中，等船撤退。顧安排好了本要我乘頭一班船去台灣，先到清水報到，準備接收這批撤退物資。

顧並從馬伯父處轉來父母親已順利到達台灣的消息，得到家人消息，我想雖然維英還在福州，至少父母手足都可以在台灣團聚了，我也像袁太太一樣，算是吃了半個定心丸。

我火速給父親去信報了平安，請他無論如何設法幫還在福州的維英和五嬸母女張羅赴台的船票，另又給維英去了封信，告訴她我及家人的動向已明，福州危在旦夕，一旦父親那頭安排有著落，請她準備同五嬸一同赴台避難，也許等戰事結束再一同返閩，又把父親在台的地址也給了她。溷亂中我不知道她是否收到這封信，卻一直等不到她的回信。

倒是六月下旬，意外地接到顏振漢的信和照片，這會兒他已經回到北平和他的父母團聚了，他還說自己北歸之前曾又回了一趟三家店，想去試試運氣，看看自己有沒有成為孤臣孽子的命，可他去晚了，南昌已經淪陷，二廠人去樓空，倒是整個厰房內一片狼藉，滿地都看見我簽過名的公文紙，知道我曾先他一步，把二廠能搬的都搬空了，他眼看做不成孤臣孽子，隻好棄明投暗“做賊去也”雲雲，語氣之中仍不改他一貫詼諧又玩世不恭的調調，照片中的他仍著那身老虎皮，頭上還斜斜戴著那頂嵌了青天白日黨徽的空軍軍帽，圓邊眼鏡後麵的眼神裏，這回卻不知怎麽多了幾分憂鬱氣質，翻到背麵，他那熟悉的鋼筆字跡寫著他的自嘲之語：一付賊相，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攝於北平王府井大街中國商行。

看著他的照片，又想起那些過去曾經在一處共過患難的朋友們，我們曾因一場動蕩相遇，如今又因另一場動蕩分離，未來可還有相見的一天呢？如果有，多希望已經海晏河清。寥寥寄語雲中影，別過山河別友朋，我不覺心中默想：再會了，我親愛的朋友。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我開始收拾自己的隨身之物，十幾年戰火中漂泊西東，我本就沒有貴重之物，如今我所效忠的國家丟失了她整片的國土，我隨著她殘餘的軍隊就要撤走地隅，除了這身軍裝、維英給我的書信、我們交換的婚戒、和過去同親人朋友的通信和留影之外，我還有什麽是不能失去的呢？

七月初，船期還早，正好空軍有一架載運軍官眷屬的飛機要飛台灣，顧廠長安排袁太太先上飛機，趁便替我也安排了位子。

就這樣七月二日，我搭機從廣州天河機場起飛，一個多小時之後，飛抵嘉義水上機場。

我以為我就回來，卻再也沒想到，這一趟短短的飛行，起落之間，竟把我的國家分成兩半，也把我的人生分成了兩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