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71)
一九九三年我正在瑞士進修，導師是來自德國的格拉夫教授。那年年初，中國GDP以14.2%的增長率位列世界第一的數據一出來，立即成為世界各大報刊的頭條新聞。
幾天後，格拉夫教授寫了篇長文刊登在瑞士的一份全國性報紙上。格拉夫是歐洲德語區著名的經濟預測學教授，擅長於所謂的黑色預測，也就是負麵預測和對未來經濟問題的預警。格拉夫教授的長篇文章主要內容是警告歐洲各國：一個新的潛力巨大的競爭者來了！繼日本之後，另一個東亞大國也要進入經濟高增長期。他警告歐洲人，除非有著比中國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否則歐洲各國都應主動改變目前的生活方式，否則將來會被人逼著改變，那會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格拉夫教授說的是實話，此前日本的崛起已經給歐洲造成很大壓力，讓他們過於悠閑的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當年法國人尤其反應激烈，認為日本這個工作狂國家傷害了法國的人的自在日子，因此有一段時間法國對日本怨聲載道，抱怨日本人逼著他們不得不改變生活方式。其實這不難理解，就像在學校讀書時，如果身邊總有幾個既聰明又勤奮的同學，那我們無形中就有了壓力，就不得不跟著勤奮努力，否則就有被甩下的焦慮。
我的瑞士朋友羅傑一直對中國信心滿滿，甚至超過我這個中國人對中國的信心。羅傑對中國的信心是建立在中國是一個有自己文化且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之上的。羅傑曾和我一起分析過亞洲各國的發展潛力，他認為中東和西亞被宗教和民族問題所困，內鬥頻仍，很難治理。而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經濟不可能長期增長，也很難吸引外資。隻有東亞各國，即沒有種族矛盾，也沒有宗教問題，國家的凝聚力強，而且東亞人勤奮好學，完全具備了經濟快速增長的條件。所以他非常肯定的說，中國一定會像日本、新加坡一樣成為發達國家的。羅傑就像很多瑞士人一樣對日本和新加坡很有好感，尤其是對新加坡，認為新加坡就是亞洲的瑞士。
在發展經濟學課上，每課必提中國的斯沃茨教授這次又誇了中國一下，可有趣的是他是一個專門研究南美經濟發展的教授。有一次我問他：既然你對中國這麽大興趣，為什麽不去中國走走，研究一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呢？他笑著回答說：我不會中文啊。在南美，德文和英文的報紙雜誌很多，研究起來方便。可他對南美的經濟不看好，總說南美的發展戰略簡直就是災難。他讚揚中國說：十億人口的大國，能自己養活自己，在快速增長時期沒有過高的通貨膨脹已屬奇跡。而相對照的是，在同樣的增長階段，南美一些國家的通貨膨脹曾達到百分之幾千。在斯沃茨教授的眼裏，南美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失敗的例子，而中國的表現則具有後發國家各種成功的樣貌。
也就是在這一年，塞繆爾.亨廷頓發表了《文明的衝突》的論文，引起了學界對冷戰後國際秩序的大辯論。
特別有意思的是，對於亨廷頓關於中國將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的預言，中國學者反應特別激烈，甚至認為亨廷頓純屬是無稽之談，妖言惑眾。當時的中國學者非常不理解，我們已經那麽崇拜美國了，怎麽美國還把我們當作未來的對手呢？
可亨廷頓自有他的邏輯和判斷。作為保守主義者，他並不重視意識形態的差異或以意識形態的優越感對中國妖魔化。亨廷頓分析了曆史數據，在曆史數據的基礎上，預言中國在不久的將來會恢複曆史上的製造業大國地位，即製造業產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份額。根據亨廷頓給出的圖表，從1750年到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製造業產值一直占世界三分之一份額。而1750年時的西方，製造業占比隻有18.2%，西方一直到鴉片戰爭時期製造業產值才達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亨廷頓的預言確實很準，中國在2010 年後，製造業產值就已經達到世界30%的份額。正是基於這個預測，亨廷頓認為，中國將是美國未來最有力的競爭對手。
亨廷頓對西方文明也深懷憂慮，他認為美國不該在國內搞文明多元化，而在世界搞文明一元化。應該反過來，在國內推行文明一元化，而在國際上尊重文明的多元化。因為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危機在內部，而不是在外部，內部的文化多元正在摧毀西方文明。懷有使命感的美國致力於在全世界推廣的普世主義，卻被非西方國家認為是帝國主義。亨廷頓預感：“未來的衝突可能會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國家的不寬容和中國的武斷的相互作用下發生。” 現在看，衝突還是率先在歐洲爆發了，衝突的實質並不是文明衝突，而是地緣政治衝突。不知道亨廷頓如果看到今天的情況，是否會修改自己的論斷。
對於美國推行的文明一元化運動，亨廷頓則進一步指出了西方的雙標：“堅持普世主義的代價，就是被指責為偽善、實行雙標和例外原則。民主要提倡，如果這將使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上台執政，就該另當別論。防止核武擴散的說教是針對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針對以色列的（暗指偏袒以色列）。自由貿易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但不適用於農業（暗指西方的農業保護政策）。人權對中國是個問題，對沙特則不然。對石油生產國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規模粉碎，但對沒有石油的波斯尼亞的入侵則不予理睬。”回頭看九十年代以來的世界曆史，不僅亨廷頓的說法在一一應驗，更有甚者，最積極推行全球化的美國，為了遏製中國率先搞起了逆全球化運動。這點連亨廷頓當時也沒想到。
亨廷頓根據國家關係的現實主義理論對未來的世界進行了大膽預測：非西方國家的核心國家會攜起手來共同對抗西方的支配權。中華文明雖然與伊斯蘭文明有很大的差異，但伊斯蘭和中華文明很可能因為共同的敵人而產生共同的利益，所以很可能伊斯蘭國家和中國攜手共同對抗西方。這還真讓亨廷頓說中了，在新疆問題上，沒有一個伊斯蘭國家附和美國對中國進行譴責，相反，沙特、伊朗這些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家以及中亞那些伊斯蘭國家卻越來越向中國靠攏。上合組織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將伊朗和沙特這兩個國家擴充進來。亨廷頓沒預料到的是，東正教的俄羅斯也因為西方的打壓和中國結成了準同盟關係。
亨廷頓對美國國內文明多元化的憂慮也越來越變為現實。如今，文明的多元導致的文明衝突在美國已呈烈火燎原之勢。西方文明的核心之一，基督教倫理受到了美國自由派的嚴重挑戰。而西方引以為傲的民主製也因為左右鬥爭的白熱化，而遭到嚴重侵蝕。川普的上台和川普主義得勢，很大程度上是美國保守主義的激烈反彈。川普能夠上台主要得到三方麵勢力的支持:
首先，在文明價值上，受到基督教勢力的支持。我認識的基督徒幾乎沒有一個不支持川普的，他們認為白左走的太遠了，簡直是在踐踏人倫。反過來，白左則認為，右派們是想把美國拉回鍍金時代，讓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的一切成果都化為烏有。這表現為美國的價值矛盾。
其次，在經濟利益上，川普受到那些全球化受害者的鐵鏽地帶工人階級的強力支持。在美國，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金融大亨和跨國公司，以及他們的高級打工仔。而那些鐵鏽地帶的工人階級則成了徹頭徹尾的失敗者。凡是讀過萬斯的《鄉下人的悲歌》的，都會為鐵鏽地帶那些失落和失敗的人沮喪落魄而震撼。這表現為美國的階級矛盾。
最後，就是那些認為美國是一個白人國家的種族主義者。這些人對美國大量的非白人移民的湧入充滿焦慮。他們認為美國早晚有一天會墨西哥化，白人會在美國淪為少數民族。這表現為美國的種族矛盾。
總之，美國今天的內部鬥爭，都是圍繞美國到底應該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進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