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71)
正確路線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毛澤東
可如果幹部腐敗了，並且濫用權力，那什麽樣的好政策都會被執行歪了。
因為戰爭仍在進行，鬥爭還十分殘酷，基層組織建設倉促粗放，上級部門來不及農村基層幹部進行思想覺悟教育和政策教育，而且對幹部的監督機製也沒有建立起來，導致相當大的農村幹部在掌握了權力後迅速腐敗。
張莊的民兵一直衝在鬥爭的第一線，是鬥地主的積極分子，這些人不僅要時刻警惕地主階級的反攻倒算，還冒著生命危險站崗放哨。因此，革命後他們就難免滋生出居功自傲的心理，認為自己在打倒地主階級的鬥爭中功勞大，應該享受革命果實。這種心理就是妥妥的阿Q革命的動機和心理表現，革命不過是為了要享受一下曾經地主享受的一切，睡一下以前睡不到的女人而已。
申玉興和王滿喜就是阿Q式革命者在勝利後腐化墮落的典型。
王滿喜就是前麵講的覺得入黨有地位才申請入黨的那個農民，也是張莊的骨幹民兵之一。因為入黨動機不純，也因為居功自傲，而且現在手裏又有了槍，最重要是他們本身就具有流氓無產者的痞子特質，沒有經過徹底的思想改造，翻身後很快就變成了村痞村霸。他不僅搶地主家的東西，也搶普通村民的東西，地主家的女人他不放過，普通農民家的女人他也要霸占。
另一個民兵申玉興和王滿喜差不多，一個長期的光棍，翻身後睡了農民侯金柱的媳婦後就一發不可收，非讓金柱媳婦離婚跟他過。而且當著侯金柱的麵公然調戲金柱媳婦，這霸道和混蛋勁和張莊過去的惡霸地主已經沒啥兩樣了。
韓丁如實地記錄了張莊農民幹部的腐敗行為並提出自己的質疑和分析：申玉興和王滿喜都是普通民兵。他們的品行雖然惡劣，可是胡作非為的並不隻是他們兩個人。這裏就產生這樣的問題，為什麽民兵組織不能管住它的成員呢？為什麽民兵隊長不訓誡他們，用紀律約束他們呢？要是第一任民兵隊長張江子還在村裏，他也許會這麽做的，因為他是一個忠誠正直的人。但正是這種忠誠使他在第一次擴兵運動中就報名參軍了。他去前線以後，李洪恩替代他作了隊長。李洪恩年輕、積極、熱情，做起事來是個勇敢的領導，但他也像他許多部下一樣，認為經曆了一番艱險，就應該享受特權。這個缺點越來越嚴重，因為他對生活的享受和漂亮女人的追求，比那些最厲害的部下還要強烈。既然他自己也把晚上的時間花在搞別人的老婆上，那麽要想指望他去整頓他的同夥，或者在其它方麵為民兵組織樹立一個好榜樣，就是不現實的。
一九四七年初，村裏最有能力的和經驗三個人張天明、師富元和張貴才被提拔到區裏任職，這導致張莊的幹部隊伍整體素質進一步下降，也為腐敗幹部提供了機會和土壤，導致他們的惡行發展到驚人的程度。
張莊幹部中表現最惡劣的是曾當過土匪和天主教徒的農會副主席王雨來，他也成為解放後張莊人最痛恨的人。
如果說申玉興和王滿喜的腐化墮落隻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那王雨來的問題更為嚴重，他是從政治和組織上破壞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他在張莊公然培養自己的個人勢力，
張莊的反特和治安工作本來由黨支部書記兼治安主任張天明負責，可既不是黨員也不是治安員的王雨來，在沒有得到張天明授權和委派的情況下，卻自行其事地當起了村裏的治保主任。他每天在村裏到處溜達，表麵上是查看治安情況，實質上是在耍威風。誰要是不服他，他就給扣上一個勾結國民黨的罪名，或者直接扣上一個國民黨特務的罪名。當然，王雨來這樣做也不是單純地為了耍威風，而是要通過這種威脅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王雨來偽裝積極分子非常成功，他通過捕風捉影和故意打擊報複的極左手段，成為了對敵鬥爭的積極分子，並成功欺騙了當時的區長，把他當作了革命的積極分子，不僅自己當上了張莊農會付會長，而且兒子也在區長的提議下當上了張莊治安主任張天明的助手。
心狠手辣的王雨來不僅對所謂的反革命（基本是王雨來給胡亂定性的）凶狠殘暴，連對自己準親家都一樣心狠手辣。他兒子買了個媳婦，是張莊最漂亮的女孩申仙娥。可女孩才十四歲，親家想推遲婚期，竟遭到他的怒罵和誣陷，說他親家是特務，還把親家公抓起來吊打，逼著親家跟兒子成婚，還對女孩說，為了保住你爹的命，你必須謊報年齡趕緊成婚。簡直比黃世仁逼楊白勞賣喜兒還狠毒。
後來因為逼婚，王雨來被撤了幹部職位，但他兒子還是娶了申仙娥。倒黴的姑娘自此猶如進了魔窟。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劉少奇就發現黨的隊伍裏存在很多假公濟私的人，於是他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裏批評說：某些人在解決各種具體問題的時候，常把個人利益擺在前麵，而把黨的利益擺在後麵，或者他對於個人總是患得患失，計較個人的利益；或者假公營私，借著黨的工作去達到他私人的某種目的；或者借口原則問題，借口黨的利益，用這些大帽子去打擊報複他私人所懷恨的同誌。
其實在整個潞城地區，像張莊幹部民兵這樣強迫命令、任意打人、脫離群眾腐敗墮落的流氓行為並不是個別現象。很多村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張莊的問題。一九四七春天，太行地區政府和黨委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於是開展了一場洗臉擦黑運動。但這場運動在潞城縣第五區並不成功，因為區幹部害怕了，因為群眾的嚴重不滿和激烈的揭發語言，讓他們擔心教育和改造幹部的運動變成一場反革命運動。這種虎頭蛇尾的幹部教育運動就和建國後的大鳴大放變成反右一樣，各級黨委成了最大的糾錯阻力。後來毛澤東發動文革，發動群眾起來造反的第一個阻力也是來自各級黨委。逼的毛澤東不得不踢開黨委鬧革命，甚至還砸爛了公檢法，其原因與當年潞城的情況如出一轍。
盡管如此，韓丁對整個土改運動還是持肯定態度的。他從更宏大的視野來看待這場曆史性大革命，並提出新的問題:
一九四八年一月，整個運動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前景仍不十分肯定。這場動蕩好像一股旋風席卷了張莊，摧毀了舊的地主佃農製度，把它砸得粉碎，永遠一去不複返了。如果有誰為它發出哀鳴的話，那隻是很少數的人。但是替代它的也不過是一鱗半爪、未具雛形的東西。剝削和特權，有時在改頭換麵以後仍然繼續存在。幾乎沒有什麽被永久地確定下來。建立在千百年傳統之上，並且由風俗、宗教、儒家倫理和雇傭軍的赤裸裸暴力支持著的地主階級的獨裁統治，被一批過去無地或者少地的年輕農民暫時取代了。他們苦大仇深，積極熱情，勇於創造，向往美好的新世界。然而他們還有私心，很容易走上追求享受、濫用特權的歧途。在突然被推上領導地位之後，既有成百荷槍實彈的民兵做後盾，又有絕大多數分到果實的人民群眾的擁護，他們將如何行使自己新得到的權力呢？
這些領導認識從舊社會的汙泥中爬出來的，身上還帶有其出身的印記，他們有沒有見識和能力來糾正那些損害運動的過火行為呢？他們能不能擯棄憑著領導地位而取得的一些特權利益，領導所有窮人站起來，把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搞大生產----包括自耕、互助和集體耕種，使張莊擺脫過去那種絕境呢？如果他們沒有這樣的見識和能力，那麽誰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