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文革從一開始就是在左右搖擺中進行的，運動的激進力量往往隻風光幾個月就被排除政治舞台。比如所謂的老紅衛兵，在搞了幾個月的“破四舊”和打砸搶後，就在批判“資反路線”中被邊緣化，極端組織被解散。代之而起的平民造反派在進入1967年後，開始變得更為極端。毛不得不從組織上，人事上和政治給這些激進分子潑冷水。
1967年5月，“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感覺不處理這些“極左”的造反派不行，因為文革的破壞力量不再是來自老幹部和保守派，而是來自這些不知進退的“極左”造反派。於是，在中央層麵，毛澤東下令周恩來逮捕中央文革小組裏的激進分子王力和關鋒，戚本禹撤職以觀後效。文革開始掉頭批判“極左”。為結束全國各地的混亂狀態，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布通知《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外地串聯的紅衛兵一律回到學校複課鬧革命。在地方層麵，毛澤東已經認識到上海那樣的奪權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實現，而“三結合（老幹部，軍隊和造反派三方）”的方式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奪權方式。於是，中央文革在全國範圍內推動“三結合”的奪權模式。然而，用“三結合”的方式組建革命委員會也遇到造反派的幹擾和抵製。
奪權不僅沒有解決社會失序問題，反而在全國範圍內引發更大程度的混亂。毛澤東寄予希望的左派造反派很不爭氣，在成立革命委員的過程中不僅內部開始分裂，而且很快演變成嚴重的對立和大規模的武鬥。
在武漢，保守派被打垮和解散後，造反派因為爭權奪利開始內部分化為“香花派”和“毒草派”。這時的派性鬥爭就變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博弈，除了政治口號，再沒有一點革命的味道了，同時武鬥開始升級，從大刀長矛的冷兵器階段升級為機槍手榴彈的熱兵器階段。因為武漢地區有大量的兵工廠，使武漢一度成為全國武器的走私供應地。
另一方麵，造反派奪得權力後，一部分人變成逍遙派。學生因為無所事事，則玩起鬥雞、養鴿子這樣紈絝子弟的遊戲，高雅一點的則去讀小說，學琴棋書畫，更大一點的則去泡妞、談戀愛。工人們則利用這段時間做木匠活，添置家具。
造反派則開始兌現自己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在經濟利益方麵，國營企業裏的造反派要求漲工資，升級。臨時工則要求轉正；集體企業裏的造反派則要求轉正和發獎金，有的甚至把企業的公積金也分光了。他們提出的口號讓當權派難以拒絕：“我們不僅要在政治上翻身，也要在經濟上翻身”。
在政治利益方麵，“對保守派的七月勝利，使很多造反派大受鼓舞。並企圖消除過去戴在他們頭上的帽子。一些從前的資本家，地主，富農和壞分子抱怨說，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使他們帶上這些屈辱的帽子。一些右派聲稱1957年反右運動是由劉少奇和鄧小平發動的。所以他們號召取消劃分右派的做法，要求為錯案平反還要求發還‘破四舊’運動中被沒收的物品。”（P158）
“社會心理學家和集體行為理論家觀察到，偶爾聚合的人群要比組織完善的團體更有可能進行暴力活動。那些抓住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機會來推進自己經濟利益的案例，可以支持這些觀察。當時不斷報導，有暴徒搶劫企業的財會部門、省市金融機構、稅務和銀行。暴徒攻擊的對象，並不局限於以前的當權派。不管什麽人妨礙了他們的行動，這些人就幾乎會遭到攻擊。他們甚至經常與所搶劫機構的造反派發生衝突。”（P158）
然而，這些基層造反派的要求，主要造反派組織的頭頭都不予承認，他們更關心的是政治權力的分配。造反派的骨幹並沒有墮落為逍遙派和經濟利益追求者，但他們也不聽從毛主席的指示，而實際成了最大的麻煩製造者。
“三結合”的方案確定下來之後，武漢各造反派之間就圍繞革命委員會的人選展開新一輪混戰。因為都是為了各自利益進行博弈，所以各派之爭很快陷入“囚徒困境”。原本中央的意思是想讓軍方作為相對中立的一方負責監護，老幹部因為有強的管理能力而作為實際管事的一方，造反派則作為監督方。可真正實行起來的時候卻不是這樣，造反派最歡迎的老幹部是“老好人”式的，而能力強，原則性強的人往往不受造反派擁護。另外，老幹部中也有造反派。
在文革初期，就有一些老幹部堅定地站在造反派一邊。這些老幹部往往是那些在文革前受過處分或壓製的幹部，也有一些對自己的提升和現任職位不滿的老幹部。比如：1966年擔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的卜盛光在1950年受過處分；王盛榮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老幹部，屬於王明28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員。他因為屬於王明山頭的，在延安整風期間受到批評，其後職位一直不高。建國後擔任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一職，在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期間又因泄露國家機密和受賄罪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文革前在湖北省政府擔任一個副處級職務。還有很多老幹部是在反右期間被打成右傾分子而受到降級處分的。這些老幹部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當時的領導不滿，十七年間的政治路線不滿。他們因為個人的這個被壓製的經曆，讓他們選擇了站在造反派一邊。當然，也有一些老幹部完全是出於自保而支持造反派的。
“毛澤東從來沒有打算大規模地把黨的幹部趕下台，特別是對於較低的幹部更是如此。在每個鞏固階段中，他都明確要求造反派正確對待幹部。但造反派不願意讓他們批鬥過的幹部恢複職位。他們一方麵憂慮的是，如果從前的幹部恢複職務，那麽維護這些幹部的保守派就會重新得勢。另一方麵，造反派還怕被平凡反的幹部有朝一日會報複他們。此外，很明顯的是，分配給幹部的席位越多，造反派在革命委員會中的位置就越少。基於這些考慮，造反派一般傾向於讓盡可能多的幹部繼續戴著"走資派"的帽子。”（P171）
但由於中央開始批判“極左”，各地方也在批判“極左”的大形勢下，對那些調皮搗蛋，派性嚴重的造反派施加壓力，迫使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地搞派性鬥爭。湖北和武漢市的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判“極左”，在武漢軍區的領導下，湖北和武漢的革委會進行了連續兩個月的批判“極左”運動，報紙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派性的文章，革委會成員和群眾組織頭頭都被要求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學習班裏，針對無政府主義和派性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段時間，是造反派和各群眾組織偃旗息鼓的時期，社會上也沒有發生嚴重的武鬥事件。
到了1968年的3月底，毛澤東認為反“極左”過頭了，把文革引到了右的方麵，所以毛澤東又開始反“右傾”。
反右傾在大部分地區沒有得到熱烈響應，但在派性嚴重的地區，比如武漢，就獲得強烈回應。反右傾促成了派性死灰複燃。四月底，武漢派性不僅導致工代會和紅代會雙雙瓦解，而且也讓湖北和武漢的革委會名存實亡。
為了革委會人選問題，造反派分裂成兩派，因為不可調和的矛盾，開始訴諸武力。5月26日-5月28日這幾天，武漢的兩派都開始瘋狂搶劫武器。武漢城郊地區的所有軍械庫都遭到搶劫，甚至有人直接從戰士手裏搶劫武器。武漢成了全國各地搶劫武器最嚴重的城市。
全國很多城市在1968年4月到7月之間都變成了戰場，全麵奪權演變為全麵內戰。
到六八年時，毛澤東既想製止武鬥，又不想通過軍隊鎮壓的方式打擊造反派和紅衛兵，於是采用工人宣傳隊這種方式製止校園武鬥。可沒想到，他派到清華校園的工宣隊，竟然被蒯大富的紅衛兵用手榴彈炸死了五人，重傷幾十人。這種對手無寸鐵的工人階級痛下殺手的行為不僅讓毛澤東倍感失望，也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嚴重不滿和憤慨。這促使毛澤東下決心解決激進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問題。
毛澤東說：“有的群眾組織頭頭私心雜念重，爭核心，爭名位，名次。勸他們不要爭了，核心有啥好爭的? 核心是在鬥爭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愚蠢的。中國曆次革命以我的經曆來看，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問題的人，而不是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會成為曆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
1968年7月3日，中央發布了一個嚴厲的布告，要求廣西無條件停止武鬥。緊接著，7月24日中央又發布一個針對陝西武鬥的布告。這兩個布告標誌著文化大革命又發生了一個轉折，文革的重點轉向結束武鬥，恢複秩序。這個決定得到各省軍事部門的大力支持和響應。
7月7日，湖北省革委會發出一個措辭強硬的的通知，要求所有群眾組織交出武器，並授權當地駐軍采取強硬措施從群眾組織中收回武器。
“為了消除派性的影響，湖北省革委會召集全省尤其是武漢各主要群眾組織的頭頭們參加8月中旬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學習班上，曾經不可一世的造反派頭頭受到譴責。大約在這個時候，武漢軍區的主要領導人又被召到北京。毛澤東接見了他們，林彪聽了他們有關武漢形勢的匯報。離開北京時，他們信心十足，因為不用再對造反派客氣了。”（P187）
緊接著，是向各單位排除工宣隊和軍宣隊，解散群眾組織，同時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雖然名義上，“清理階級隊伍”是針對“地、富、反、壞、右、叛徒和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但實際上，主要打擊的重點的是造反派，因為造反派裏有各種曆史問題的人最多。而很多前期被批鬥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個運動中被逐漸“解放”了。
對激進的造反派打擊最為嚴重的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因為各個城市最為活躍的激進造反派都來自大學和中學高年級學生。當這些學生被一股腦地下放到農村後，城市變得安靜了。每天震耳欲聾的廣播車和大喇叭少了不少。
“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兩年半之後，似乎從1969年開始，曆史的鍾擺正明顯地蕩回到1965年的狀態。”（P190）
1969年後，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混亂都結束了，派性鬥爭也不再那麽明目張膽了。但武漢並沒有消停。武漢造反派認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對造反派的鎮壓，是複舊活動。武漢造反派的“反複舊”活動雖然使武漢再度陷入混亂，但其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就像一個彈簧，雖然上下往複運動，但振幅越來越小了。反複舊活動顯然脫離了毛澤東文革的軌道，違反了九大的團結精神。因此受到革委會和軍隊的鎮壓。
等到1970年的抓五一六時，大批造反派頭頭和成員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有的被抓捕，有的被批鬥。這之後，造反派就基本被鎮壓下去。但武漢的派性鬥爭卻一直沒有消除，直到“四人幫”被捕前，武漢的造反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一直在反反複複中進行著。十年文革，對武漢來說是一點不虛的。
縱觀十年文革的全過程，造反派從被壓製到走向前台，成為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再到極端和自私，最後被拋棄和鎮壓的過程，也正是文革起伏波動的全過程。這也符合社會普遍規律，凡事都有生有滅。本書作者王紹光的這個研究，主要論點是文革的參與者並不是非理性的、受人操縱的機器人，而是理性的戰士。所以作者在最後說道:“不管文革參與者是否意識到了自己真實的動機，他們都是理性的戰士，而不是被人愚弄的炮灰或機器人。從1966到1976的整整十年中，他們一直在互相爭奪有限的政治資源和影響力，正是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追逐幹擾了毛澤東對運動的部署，因而最終導致這位偉大舵手的最後社會變革實驗功敗垂成。”（P255）
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和毛澤東的去世使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左翼運動轉入低潮。如果我們把探索的目光投向19世紀，我們會發現，自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和其它社會運動一樣，經曆了一個發生，成長，高潮和低潮的階段。但低潮不是消失，資本主義的缺陷和難以克服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存在的土壤。任何事物走向極端都會走向反麵，資本主義因為隨心所欲的自由發展走向極端，遭到社會主義的挑戰。而社會主義運動也一樣，不斷思想純化的過程也讓社會主義運動走向極端，也因此走向失敗。今天的資本主義也好，還是社會主義也好，彼此都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純粹的資本主義和純粹的社會主義在今天的世界都已經找不到了。也許這是常態，也許這種相互借鑒和學習的過程正在孕育著一個更完美社會的雛形。
幾點討論：
1、關於這本書。
此書是較早專門研究文革的專著，但因為寫作比較早，大概完成於八十年代末期，選取的資料都是那時公開發表的，所以作者能選取的資料並不全，尤其是中央層麵的資料在那時還很缺乏。但好處是，那時很多武漢地區文革中的關鍵人物都還在，作者通過訪談掌握很多一手資料。另外，本書的研究重點不在曆史事件，尤其是高層的秘聞和曆史，而是對文革參與者的動機分析，也即參與者是理性為主還是非理性為主。作者的答案是理性為主。
2、文革中到底多少人被迫害致死？
流行的說法是三千萬。可這個數字讓人難以相信，網上有人撰文對這個數據進行了分析。http://www.creaders.net/m/blog/user_blog_diary.php?did=246342
認為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不超過200萬，這還包括各地武鬥和各種非迫害致死人數。真正迫害致死的人數有多少，作者沒有說，大概沒有專門的統計的確無法說清楚。
3、毛澤東到底為什麽要搞文革？
對毛澤東搞文革的動機，朝野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其實，這種對動機的分析更多的是反應了分析者本人的心理，而非毛澤東自己的想法。誅心之論是曆史研究的大忌，所以本人不想對毛澤東妄加揣測，而是給出毛澤東自己的說的話，大家自己來判斷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
毛澤東在文革前，特意找到張平化來交待自己的心跡，也許是為了讓張平化做個曆史見證人吧。毛澤東對張平化說: "我們有些同誌，遇到困難不是到馬克思那裏去找答案，而是到資本主義那裏去找答案。1962年我在北戴河會議上就說過，什麽包產到戶，通通都是單幹。包產到戶，在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貪汙盜竊的，投機倒把的富裕起來，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軍烈屬和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所以包產到戶的問題不是糧食增產多少的問題，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你懂得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的那麽嚴重嗎? "
"帝國主義從第一天起就眼睛盯著中國這個大市場。準備對我們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都更有優勢，如果我們搞了資本主義,外麵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資產階級來一個內外夾攻，聯合起來壓迫榨取老百姓，到時候我們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 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原則宗旨。"
毛澤東繼續對張平化說: "戰爭時期容易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打勝仗的路線就是正確路線。和平時期簡易路線的正確不正確就要難得多不能光看成績和錯誤還要看舉什麽旗，走什麽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一定時期時間內可能會有成績，但長久的看就不行了，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後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的話，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
最後毛澤東表明了自己的心跡: "我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心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中國的老百姓希望走社會主義道路。"
1966年，毛澤東在過生日的這天，在他泳池的新住所邀請了他最信任的幾名文革小組成員。在這次生日宴會上毛澤東說: "這個鬥爭不是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了。究竟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兩條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
毛主席接著說: "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者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他們為什麽能蒙蔽群眾? 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到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
毛澤東還說: "他們說什麽，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讚成他們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隻服從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並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
毛澤東又說: "蘇聯複辟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鞏固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看起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現在也沒有了結。劉少奇之後，這場鬥爭還在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麵較量，他們在黨內占據領導地位，在很多方麵都有影響，要清除這些影響要很長時間的鬥爭。"
如何處理變修的黨員幹部? 怎樣阻止黨員幹部變修呢？毛澤東用過思想教育，整黨，甚至撤職的辦法，但都沒有效果。毛澤東說: "這到底應該怎麽辦，整黨不行，教育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麽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幹戈，還是不行。我什麽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來揭露共產黨的黑暗麵，因此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嚐試。"
4、怎樣研究文革？
十年文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曆史過程。每個階段的政治目標都有所不同，而且表現出政治傾向的搖擺性。這裏麵既有權力鬥爭，私人恩怨，派性和山頭之爭，也有毛澤東的政治目標。所以，如果我們研究文革隻是從某個單獨的角度，比如權力鬥爭的角度去研究，雖然在邏輯上看似合理，但卻不符合真實的曆史。也有人把文革研究當作一個迫害和受迫害的曆史來研究，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角度。受迫害的人往往對曆史記憶深刻，也有很強的心願記錄那段悲慘的曆史，但這些受迫害的曆史也並不是文革的全部曆史。另外，就像王紹光所說：“親曆者的劣勢是不宜察覺的。因為作為親曆者他們難以避免的偏向會不知不覺地影響文革故事的講法。而文革故事由誰來講，講什麽，如何講有可能造成後世對文革理解上的偏差。”
如何研究文革也是一個需要研究的課題。
（全文完）
還是說不透
是真的複雜
還是遮遮掩掩反反複複
....
如果讓我談文革，很難給予正麵評價。這是因為有個人情感。
毛澤東是一個奇人，偉人。沒有無私的情懷，沒有那樣的高度，是無法理解的。
謝謝為人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