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71)
日本投降那年，母親十三歲。在此之前，母親並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也沒聽人說過中國。那時的東北叫大滿洲帝國，生活在大滿洲帝國的中國人被稱為滿洲人，而中國二字就像現在的敏感詞是不能隨便說的。“八、一五”光複那天晚上，二舅媽下班回到家裏，異常興奮地告訴母親：我們又可以做中國人了，我們可以吃大米了，可以穿陰丹士林布的旗袍了。二舅媽上過偽滿洲國的國高，是母親家族裏最有文化的。可隻上過一年學的母親卻懵懵懂懂，不明白為什麽她的二嫂如此興奮。在母親的心裏，中國人隻是一個陌生的沒有血肉的符號，既沒親切感，也沒有歸宿感。
雖然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但亡國奴的待遇母親是清楚的。在當時的大滿洲帝國，盡管名義上的皇帝是溥儀，可中國人的身份卻最低賤。日本人和韓國人可以吃大米，中國人卻不能吃，否則就是經濟犯。在當時，日本人是一等人，二等人是白俄，而作為大滿洲帝國主體國民的中國人卻是地位最低的三等人。
因為大舅當年在日本的飛機廠，當時叫第一滿洲航空株式會社的飛機製造廠（現在叫沈陽鬆陵機器廠，製造殲八的基地）當工人，母親一家就住在工廠附近專為工人建的趟房裏，與日本人住的蒙古包別墅隻一街之隔，因此母親對日本人還是很了解的，而且也與很多日本家庭有來往。母親回憶說，當時不知道恨日本人，而且還挺佩服日本女人愛幹淨的習慣。母親說，日本女人在家裏成天洗洗涮涮，就沒看有閑著的時候，雖然也用燒煤的爐子做飯，可家裏收拾的一塵不染。去年在家的時候，電視裏播放嚴歌苓的電視劇《小姨多鶴》，母親就誇孫儷演的好，那一舉一動，顛著小碎步跑步的姿勢簡直就是地道的日本人。母親快八十了，可仍然每天洗刷不停，鍋碗瓢盆非要洗的錚明瓦亮不可，家裏的地板以前母親總是一遍又一遍地擦，弟弟也勸不了，就給母親買了一個全自動的既能擦地板又能擦瓷磚的德國產吸塵器。我猜母親在講衛生這問題上一定是受了刺激，日本人的幹淨和中國人的髒亂形成的對比讓要強的母親一輩子與髒亂為敵。
等八一五光複後，母親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了，就總是不明白，怎麽中國人就那麽好統治，諾大的一個飛機廠，日本人才兩百多，且其中大部分還是工程技術人員，而中國工人兩千多，卻被日本人管理的老老實實。要說東北人天生怕死軟弱也不對，母親說，蘇聯紅軍來的時候（據說很多紅軍是犯人被特赦充軍的），到處找馬達姆（女人），不管老幼，逮著就強奸，連十幾歲的母親當時也不得不剃個禿頭裝男孩子。可東北男人也不好惹，有不少蘇聯紅軍就被暴怒的東北人打死，聽母親講，她經常在水溝裏和沒人的地方發現被打死的蘇聯紅軍。蘇聯紅軍的軍紀比較差，少個把人也沒人知道，也沒人追查。
東北人樸實、爽快，可東北人也愚昧、粗魯。過去的東北人基本是從關裏逃難來的貧苦農民，沒什麽文化，因此東北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差的地區之一，屬於文化上的蠻荒之地。九一八事變後，為數不多的文化人和有民族氣節的人也都逃到關內，使留在東北的中國人整體素質變得更低。前幾年熱播的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裏有幾段描寫石鍾山東北老鄉的故事，鏡頭中的那些農民，土頭土腦、髒了吧唧，又自私自利，讓人看著既可憐又可恨。我想，日本統治時期的東北農民形象大概也就如此吧。也難怪林彪初到東北時總是抱怨東北群眾思想落後，群眾工作不好開展。
教育是樹人立德的根本，國民精神也是教育的結果。沒有文化教育，人就是白紙一張，就是一個接近自然的人，其秉性全憑天生和家庭影響。所以日本人統治東北時就知道搞所謂的皇民化教育，但當時因為有個傀儡皇帝溥儀，日本的皇民化教育還是遮遮掩掩的。母親回憶說，她上小學的時候，每天開課首先要背誦的是皇帝詔書，也就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詔書。等日本投降後，每天上學又開始念總理遺訓。這讓我想起，我上小學的時候，每天上課要背“最高指示”。小孩子，你給灌輸什麽思想，他就接受什麽思想。因為孩子就是張白紙，不需要洗腦。
所以說，離開了教育，沒有了文化，人就回到蠻荒時代，就成了一個隻知利害得失、沒有道德氣節的自然人（也就是動物性的人）。同理，如果一個中國人，沒有了中國人的氣節，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文化，雖然他說中國話，吃中國飯，有中國國籍，但從本質上也就算不上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人。
仔細想想，怎樣才算是一個中國人也的確是一個很讓人頭疼的問題。
首先，人種意義上的中國人就不太好定義。黑頭發、黑眼睛、黃皮膚的並不都是中國人。如果從基因圖譜上定義的話，中國人也很難界定，因為沒有哪條基因是中國人獨有的。如果按國籍來劃分的話，那很多旅居海外的華人就會有意見，他們會說，我雖然放棄了中國國籍，但並沒有改變我的中國心。
我小侄六歲出國，十一歲加入荷蘭籍，到現在大學畢業了，他仍然說自己是中國人，從未把自己當作荷蘭人。從九歲開始，他每年回國，從未間斷。對他來說，親情是最大的精神紐帶，讓他頑固地做精神上的中國人。以前回來還經常與兄弟們一起出去玩，這幾次回國就隻陪著奶奶說話了。奶奶帶他六年，卻將一種無可替代的親情的溫暖永遠留在他心底。
因此說，有沒有中國國籍並不是決定是否為中國人的充分必要條件。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發現哪一個標準可以準確地定義中國人。甚至是血緣也無法決定一個人是不是中國人。
母親自稱很熟悉日本人，可她卻沒有察覺與我們做了十幾年鄰居的王姨是一日本人。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的一天，王姨很神秘地將母親叫到她房間，道出了自己多年隱藏的秘密，母親才知道王姨原來是一個日本遺孤。王姨的父親是日本關東軍的一個將軍，日本投降的時候，剖腹自殺了。她母親將她藏到一個拉格裏，把其父的一個代表身份的牌子掛在她的身上，就帶著她的哥哥回了日本。那一年，王姨記得自己是四歲。王姨後來是被一個拉三輪車的光棍漢撿回家收為養女，並把她撫養成人。王姨搬到我們院時，她的養父已經過世了，可聽她與母親聊天，感覺王姨對她的養父還是很親很有感情的。
王姨自己的個子不高，可丈夫田叔卻是個高大的東北漢子。三個孩子也都個子很高，兩個大女兒長得很漂亮，兒子也很帥氣白淨，就是學習一般般。因此王姨很是為幾個孩子的前途擔心。八十年代中旬的時候，王姨在一次政府組織的日本遺孤的聚會上，知道自己的哥哥可能還活在世上。後來通過一個什麽機構，王姨竟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親哥哥，據說是她母親留給她的那塊牌子讓日本的一個什麽組織認出來，後來通過日本政府找到她仍然活在世上的哥哥。自從聯係上哥哥後，王姨就經常往我家跑，和母親商量是不是應該回去看看。母親很自然地鼓勵她回去看看，可我記得王姨很是猶豫，說自己一點心理準備沒有，也一句日本話不會了，親媽也不在世了，回去又有什麽意思。唯一的動力是為孩子的前途考慮，覺得應該回去。
後來王姨還是一個人回去了，回來後第二天就來找我母親，氣呼呼的說，真沒想到，我哥哥明知道我是他親妹妹，可就是不認我。然後和母親說，她不想再回去了。母親也很是奇怪，不明白為什麽這個哥哥不認妹妹。可沒多久，王姨的哥哥又來信讓王姨回去。等王姨再次回來時，才告訴母親她哥哥不認她是怕他們母親留下的遺產不好處理，因為那些遺產都已經被王姨哥哥的孩子們分了。
王姨就這樣猶猶豫豫了很多年，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最後下決心帶全家回了日本。我記得王姨當年很羨慕我們家哥仨都上了大學，所以我就想，如果王姨的三個孩子都在國內上了大學，王姨就真不一定願意回去了。因為，除了說不清的血緣，王姨早已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人了。
在瑞士的時候，經常聽人講起一個瑞士姑娘。這個瑞士姑娘從小就跟作外交官的父母生活在北京，從小學到中學一直上的是中國的普通學校，生活在中國人當中，跟著同班同學在北京的胡同裏到處竄。北京的鄉情和胡同文化把她塑造成了一的地道的北京人。八十年代末，等她父親結束了在北京的外交官生涯後，她隨父親回到瑞士。這時她才發現，她已經做不成一個瑞士人了。她的思想感情、她的歡樂和痛苦在瑞士無人理解，也無處傾述，而且時常在夢裏回到北京。她想念在北京的同學和朋友，想念北京，因為那有一種溫暖的東西讓她無法割舍。我倒是很理解她的感情。九十年代之前的北京的確是中國的首善之地。那時的北京人寬厚、大度、友善，幽默，人情味濃厚，在這樣一個環境裏長大的孩子，一旦回到人情冷淡的瑞士肯定是難以適應的。
這個瑞士姑娘見到在瑞士的中國人就像他鄉遇故知那樣親。她喜歡和我們這些中國留學生在一起。那樣一種鄉愁，其強烈程度不亞於一個流落它鄉的中國人。為了能和中國重續前緣，她一直想找個中國人做丈夫，很多認識她的人都想幫她的忙，也不知道最後是否找到一個中國丈夫。這個白皮膚、藍眼睛的瑞士姑娘難道說不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人嗎？
說起形形色色的中國人，我又不免想起那個被稱為北大怪傑的辜鴻銘。辜鴻銘從血統上劃分的話，隻能算半個中國人，因為他母親是西洋人，父親是中國人。可這個有著歐洲人模樣的混血人卻堅定地做一個地道的中國人，有一顆火熱的中國心。他比那些血統純正的中國人更癡迷於中國文化，穿衣戴帽，舉手投足，禮儀談吐都整個一個中國範，甚至為了顯示自己尊重傳統，氣那些激進分子還故意留著大辮子不剪。我估計誰要是當他的麵說他不是中國人，他一定會氣的胡子都豎起來，沒準還會給你一煙袋鍋。
最近讀林語堂和辜鴻銘筆下的中國人，讓我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我甚至懷疑，那些溫良的、敬畏天命、過著心靈生活的中國人曾經是我們的祖先嗎？是什麽力量讓我們中國人變異成如今這個樣子的？沒有了中國文化，中國人的修養，中國人的思想感情，我們還算中國人嗎？正是帶著這樣的疑問，我才寫的這個帖。
現在這個世界已經沒有自然人了，我們都是社會人，而社會人最重要的特質就是我們所具有的文化屬性。
從佛家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身體屬於某個民族。我們的思想來源於某種文化。真如-真正的自己卻沒有局限。對真正認識自己的人來說。這些隻是一個幻象。
對於為何我們的祖先如此智慧，如伏羲，老子等等。大概在上天使一些智慧的靈魂降生，以幫助人類吧，各個民族都有，如一些印第安智慧的酋長。如蘇格拉底等等。
人類的心靈來到這世間，是為了在經曆中成長，最終回到真正的家園。於是這些幻象不可以執著。
個人淺見，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