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日本雜議一百則（前三則）

日本雜議一百則 BY 沃爾夫。馮（轉自天涯閑閑書話）

早就準備寫，但一直懶得動手，除非是看到什麽專家學者來日本走馬觀花了兩天就洋洋灑灑，心裏會有些不忿。
　 　在日本生活十四年了，此間成為我迄今為止生命裏定居最久的地方，日常生活中難免有些小感觸。對哈日族來說，日本遠不是那麽美輪美奐；對民族主義分子而 言，日本也並非如斯卑劣醜惡。和世界上任何國家，包括中國一樣，美與醜、善與惡、理性與癲狂……都存在於此（當然，獨特性是免不了的）。我隻是盡可能敘述 事實。
　　
　　
　　
之一：自殺
　　
　　加繆說：真正的哲學問題隻 有一個，那就是自殺。但是，對絕大多數的自殺者來說，他們放棄生命的決定並不是為了思考或解答什麽哲學問題。

　　今早的電車遇到了人身事故，我通 常搭乘的京浜東北線和琦京線被耽擱了一個多小時。命案發生在大公司雲集的田町站，那男子當場死亡，影響了包括我在內18萬人的行程。報道沒有沒說死者的動 機，不過，這一類的自殺，我已經司空見慣。

　　在日本生活的這些年裏，差不多每個月乘車都會遭遇此類的“人身事故”。2009年以來，或許是經濟 不景氣的緣故，自殺的頻率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日，在不同的線路上都有人跳下站台，造成了大麵積的交通阻滯。

　　我沒有親眼見過赴死者縱身一躍的場 景，但有幾次算是擦肩而過。一次是在赤羽車站，對麵站台有人自殺，遺體已經被清理完畢，站台上剩下他的幾件遺物。一隻黑色公文包靜靜地立在那兒，平淡無 奇。另外兩次也是在赤羽車站。我搭乘的電車隻有一半駛入了站台，便緊急刹車，乘客被通知從幾個車廂出口下車，車頭方向已經有工作人員拉起了攔阻線。我坐在 車尾，隨人流前行，心想：我也是那撞死了一個生命的巨大質量的一部分。另一次，我在車站入口處看到了被擔架抬出的自殺者，十幾名高舉布幔的警察將擔架圍在 中間保持移動，從外麵什麽也看不到，地下亦無血跡。通過新聞得知，自殺者送到醫院後搶救無效。

　　跳下鐵道的人這麽多，鐵路和警察方麵早就有了反 應迅速的應對機製。以我的經曆而言，似乎隻要二十幾分鍾就能清理完畢。據說，他們有專用的屍袋，和遮擋並清洗現場的器具，以避免刺激別人的感官。所以，今 早電車耽擱了一個多小時，讓我竟有些不耐了。

　　日本連續十一年來年自殺人數超過30000人，去年的統計是32249人。依照今年前三個月的情 況來看，恐怕要突破這個數字。在這些自殺者當中，方式多種多樣，而躍軌的雖然是少數，卻產生了實實在在的社會影響。特別是對車輛的駕駛員而言，眼睜睜看著 一個活人迎麵撲下，那份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按理說，這類電車的駕駛員本不是一個和死亡距離如此之近的職業，但前仆後繼的自殺者，令他們每天的當班都隱含著 未知的風險。

　　日本社會裏的一個人際交往準則，是不要讓人“迷惑”，也就是不給他人添麻煩。某日在站台上，幾名中學生大聲喧嘩忘乎所以，同伴中 便有人出來勸說打住，別“迷惑”四周。為了不“迷惑”別人，日本人在生活中會表現得比較自立，遇到問題不喜歡求助而獨力硬撐；另一方麵，在日常公德方麵， 這也造就了一種無形的約束。記得還有一次，四五個小學生，七八歲的小女孩兒在車廂裏不小心弄灑了飲料，就用隨身的紙巾蹲下去擦拭。旁邊的一些成年人冷眼旁 觀，等到女孩兒們的紙巾用罄，有人不吭聲地遞過來幾張。女孩兒們一邊擦，一邊向四周致歉。這是一次有關“迷惑”的很好的詮釋，可能會有人感慨於日本人在恪 守社會公德上的水準，但躍軌自殺者的激烈舉動則展示了日本人內心世界的另一麵。

　　自殺的手段很多，若但求一死，跳樓或許最為可行。其他如服毒、 燒炭、割腕等等，都是真正的自行了斷。但躍軌的做法，無疑就是要給別人帶來“迷惑”，就是要讓自己的死成為公眾事件。之所以自殺事件在赤羽多發的原因，我 想是因為此間為一交通樞紐，造成的影響也比較大吧。同樣，首都圈地區的躍軌，多半是在上班高峰時期的繁忙線路，每一次都能令數萬人被迫遲到。假如有人準備 趕往機場，恐怕會因此錯過航班。聽說自殺者還會給家人添不小的麻煩，因為依照法規，鐵路部門有向家屬要求一筆高達數千萬日元賠償的權利，盡管考慮到其出 境，多數時候並不付諸實施，可遺屬還是要按慣例繳納所謂“迷惑料”。所以，躍軌自殺者的想法，應該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給生活的世界一次完全不負責任的“迷 惑”，他/她的心裏，除了對生存的絕望之外，也還有一種反社會的心態在啊。

之二：壓抑
　　某夜大雨，我走向池袋車站途中，看到人行道的護欄上倚著一位胖碩的青年男子，全身西裝革 履，但一任雨水衝刷，而他的大量嘔吐物遍布全身，順水流下。他間或仰頭向天，發出野獸般的嚎叫。是的，那是不折不扣的嚎叫。在繁華街道上的此情此景，簡直 帶有強烈的超現實主義風格。

　　我不知道這位胖子遇到了什麽煩惱，可那嚎叫無疑是深刻壓抑之下的癲狂釋放。事實上，類似的場景，十幾年來我亦屢見 不鮮，其背後映射出的是一種普遍性的壓抑狀態。這種壓抑最主要的源泉，莫過於編織成一張大網般籠罩社會生活各個方麵的“ルール”（規矩）。

　　和 朋友聊天說這個問題，我想到了日本人每年元旦寄賀卡的習俗，其實是一個體現壓抑氛圍的好例子。據前年的統計，日本人人均郵寄105張賀卡，以人口計算總數 高達130餘億張，相當驚人，因為中國除夕當日，中移動和聯通的手機拜年短信也不過77條。比起拜年短信，日本的賀卡更花費心思，然而，也更稱得上是一種 負擔。一個家庭收到或寄出的賀卡可能多達數百張，絕大多數充斥泛泛的客套話與千篇一律的祝願。很多人之間根本不像往來，卻要出現在彼此一年一度的賀卡發送 名單上。對一個率直（美其名曰，或稱懶惰）的人來講，這些賀卡也許真的會導致精神上的負累。他必須克製自己的隨性念頭，老老實實地加入到賀卡群體中去。凡 此勉為其難之事，即為壓抑。雖然以民俗、傳統等麵目修飾，實則累積於潛意識當中。

　　有時在餐館，我會冷眼打量左近的日本人團夥，在其間常會發現 一些純屬無奈參加的人，用捏造的表情作出敷衍性的言談，眼神中卻流露出不得不屈身於此的痛苦。這也是壓抑。關於日本人的集團性特征，留後再議，此處隻是強 調，作為“社會人”，壓抑是如影隨形的生活的一部分。人類是社會性動物，任何文明都有約束製衡個體生命的道德倫理及法規典範，但在當下世界，日本的“ルー ル”之繁多瑣細，確實堪稱獨步。

　　每個人承受壓抑的能力自然有別，疏導排遣壓抑的方式也各異。實在扛不住了，就要追求痛快淋漓的宣泄，前麵說的 “礙事型”自殺是激烈的做法，而那位雨中長號的胖子，也算比較鮮明。另外，壓抑還催生了不少精神疾病的患者。我生活中遇到的、聽說的所謂“變態”真是林林 總總，五花八門。餘雖不才，還被偷窺過洗澡呢。

　　在日本的社會組織中，壓抑具有明顯的等級性，越往下走壓得越重。作為來自底層的反彈，就出現了 一個現象：下克上。在日本的二戰曆史敘述中，此詞語頗為常見。二二六兵變是下克上，侵華戰爭擴大化也是下克上。如今南京大屠殺是熱門話題，日軍的暴行某種 程度上來自於戰區指揮官們為避免一線官兵重壓之下反噬自身而故意的縱容。大本營要求暫緩進攻作戰的命令，被戰區指揮官們漠視的原因，正是下麵官兵發泄的亢 奮已經按捺不住。從這個角度來說，不管日本的官方聲明是否表示反省謝罪，隻要其社會中的壓抑現象仍舊如此，就繼續存在著醞釀失控行為的土壤。

　　 一位歸國生活的朋友說，在中國混得久的日本人“最壞”。理由是他們失去了日本社會的“ルール”束縛，一下子隨心所欲起來就很放縱，“發揚了日本人的缺點， 汲取了中國人的毛病。”我對此沒有深入觀察，但聽說過幾個個例，如某某日本人對在中國可以隨便闖紅燈甚至吐痰頗感快慰。

　　從清末至今，對日本人 的“有禮貌”描述不絕於書，這個禮貌和壓抑之間有何關聯？這就要說到咱們的一位先賢：荀子。

之三：禮貌
　　
　　初到日本，日本人隨時隨地表現出的禮節，確實曾給我以不小震撼。在站台上， 看到人們彼此鞠躬道別或揮手致意；在電車中，看到大家因肢體接觸而相互點頭抱歉；在商店裏，看到服務員熱切而謙卑的笑容……不論之前對日本的印象究竟如 何，這種普遍的溫文有禮在很大程度上令人生出對日本的尊重和羨慕。特別是在和中國生活經驗對比之下，一種類似自卑的感覺甚至油然而生。

　　在日語 學校的初級教材中，前幾課就教了“禮儀正しい”這個單詞，不用說，是用來形容日本人舉止言談的。這也表明日本人對此極為自豪，樂於在外國人心中加強塑造此 一形象。懷有華夷觀念的東亞國家都願意強調自己是禮儀之邦，以建立優越感，日本民眾的禮貌表現則為之大大增添了說服力。

　　自清末以來，中國人對 於日本人道德修養的讚譽之詞不絕於耳，即便是在兩國交惡，日本侵淩不休的時期。不過，這當中的心態倒很值得探究，我以為多數是因恨鐵不成鋼而痛發牢騷，極 少有人深入分析中日兩國文化內在的歧異。今日中國大陸的道德滑坡、民風沉淪有目共睹，所以拿日本來說事兒的亦大有人在。但我以為尤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國之 現狀有特殊的成因和責任者，決不能據此便以為日本比中國更加“文明”。中日之間的現象差異，實際上源於 “心”和“禮”的道德觀分歧。

　　中國人 講早期儒家，隻說“二聖”孔孟，前者曰“仁”，後者曰“義”。此後的聖賢，要數朱熹（“理”）、王陽明（“心”）。一位先賢似乎很受冷落，他就是荀子，中 國教科書中對荀子的論述著眼於其樸素唯物主義和性惡論，但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禮”。對日本影響最著的也恰恰是荀子。

　　韓東育的《中日兩國道德文化的形態比較》是對此問題論述得比較透徹的好文，值得有心人仔細研讀。他在文中引用李澤厚的觀點，即中國儒學仁重於禮，“對內在心性的主動塑造和追求遠重對外在規範的嚴格遵循和順應。……日本則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對行為規範、姿態儀容等禮文細節的堅決確立和嚴厲執行，而並未去著重內在 心性的塑造……”韓東育詳細分析了荀子理論對日本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徠的影響，即認為要靠外在的“禮”，而非內在的“心”。荻生徂徠“認為，僅憑口耳說教似 的道德灌輸和內在良知的自我製禦，是不能發揮實際作用的，事實上也是靠不住的。他主張，社會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內在自覺，而是外在訓練。”韓東育 承認，荻生徂徠“以外化內”的主張通過長期實踐確實能收到一定的效果，“這已為後來的曆史所證明”，但“公德欲完全覆蓋私德，亦難免天真。”

　　 了解了這點之後，著實有茅塞頓開的感受。中國人強調私德，隻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誕。許多人缺乏公德觀念，卻認為自己內心良善，“心”成了 簡捷的托詞。日本人強調公德，在外在的言行舉止上禮節繁多，哪怕流於虛偽做作，至於內心是否真誠並不注重，“禮”成了便利的裝飾。在日本社會中生活久的中 國人，常常對日本人的“禮”譏為“虛偽”，倒不僅是怨言而已。

　　事實上，前麵提到的中學生對公共場所大聲喧嘩的態度也可看出端倪。對類似有違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著眼點不是對行為本身發自內心的檢討，而是外在的“禮”的層麵上給別人“迷惑”。由此我們也就明白，當身處可以不計較別人的社會環境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戰爭中的敵國領土上）時，“禮”的約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惡自可毫無顧忌的傾瀉而出。

[簡丹兒]

好文!從何處能讀到全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