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71)
一、右派王春山
下鄉插隊不久，大隊書記怕我們新來的知青因為分不清敵我，特意安派了一次階級鬥爭分析會，其實就是給我們介紹一下村裏的"階級敵人"。
因為正是農忙季節，會開的簡短。書記要求大家安靜下來之後，宣布大會開始，然後就向台下喊道：“押上來！”，隻見隊裏兩個背著槍的民兵押著一溜四個人來到前台。這幾個人上台後都低頭站著，很老實的樣子。書記又喊了一聲：“抬起頭來！”，隻見那四個人刷的一下把頭都抬了起來。接著書記開始介紹這幾個地富反壞右。第一個介紹的是老地主，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目光呆滯，幹瘦幹瘦的。然後是反革命加富農，原來這富農在滿洲國的時候曾在鐵嶺當過警察暑長，所以一人身兼兩職----富農加曆史反革命。還有一個壞分子，破壞過生產資料。最後介紹的是“右派”王春山。
這是個瘦瘦高高的人，看不出年齡，嘴邊長著稀稀拉拉的胡子，在昏暗的光下，麵孔看起來黑乎乎的，有點模糊，唯有那鼻梁上架著的黃邊近視鏡，讓他顯得與眾不同。書記介紹他的罪行的時候隻是簡短幾句，地主子女，右派分子。再仔細打量這幾個階級敵人，發現就這王春山表情特殊。其他幾個人的頭雖然抬著，但眼睛都低垂著，唯有他眼睛是向上看的，這讓他抬著頭看起來有點不服氣，似乎還有點昂然的味道。結果他這樣的神態被認為是態度不老實，招到一些知青的訓斥和推搡。
後來我知道，每當開這樣會的時候，總是有要求進步的男知青找那些“態度不老實“的黑五類揮上幾巴掌，一是想表現自己階級立場堅定，其次也是想過過打人的癮。王春山這次成了幾個男知青的目標，我猜原因和他的目光有關。可挨了幾巴掌的王春山似乎仍然沒有老實，眼鏡片後麵還是射出一股傲然的目光。這時隊長走到他跟前喊道：“低下頭。”沒想到，這個挺牛的右派聽了隊長的話後卻乖乖地低下了頭。多年之後，當我把很多事串起來思考時才恍然大悟，明白當時隊長暗中保護他的良苦用心。王春山雖然倔，但他心裏有數，知道誰是善良的，誰對他是善意的。
因為王春山和我一個生產小隊，下地幹活經常在一起，這讓我有機會更多的觀察他、了解他，也滿足了我的好奇心。王春山也和其他的四類分子不一樣，他並不覺得自己是階級敵人，也不習慣那種逆來順受的屈辱。有時他還發牢騷，比如我們割地的時候嫌他走的慢，有的知青就嗬斥他：你個老右派，幹活盡偷懶。他聽後則並不服氣，嘴裏嘟囔著：我沒偷懶，我就這個能力，我本來也不是幹這個的。有時個別知青會給他一巴掌，說他猖狂。他也不服，有時念毛主席語錄：要文鬥，不要武鬥。有時又說：你們以後會後悔的，你們還太年輕啊。弄的我們哭笑不得，時間久了，大家也就習慣他這個樣子了。
後來我發現當地的貧下中農們似乎並沒有繃緊階級鬥爭那根弦，他們對王春山都很客氣，並不象我們知青對他總是嗬斥來嗬斥去的。深秋的一天，我跟隊裏的一個貧農出身的老鄉幹完農活往回走，回來的路上我們一邊走一邊順手拾些柴火，我以為他是給自己家打的柴火，沒料想路過王春山家院子時，他竟拐進去把柴火放下了。出來後和我說；“老王身體不好，弄不動這些柴火。”看我訝異不解的樣子，老鄉說了句：“咳，你們這些孩子不曉得啊。”然後就給我講起王春山的事。
王春山的老家原來就在這個村，他是家裏的老小，上麵的幾個哥哥和姐姐很早就出去了，也一直沒有回來過。老王家是村裏的大戶，有很多地，全都租給當地農民，他爹身體不好，老伴早早就沒了，解放前就跟兒子去了城裏，鄉下的地基本不管了，租種他家地的人隻要能給當時在哈爾賓上學的王春山湊夠學費，剩下的老地主也不要了，因此他家的佃戶都很感激他。而王春山的爹解放後不久就病死他鄉了。至於王春山怎麽當的右派，老鄉不清楚，隻知道他一直在北京工作，老婆是醫生，還有兩個女兒。
本來我對右派就好奇，原因是家裏有一大摞50年代的《新觀察》雜誌，在那上麵我看到很多關於反右的文章，對那時侯的事很感興趣。這次老鄉的述說就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於是，我暗暗打算，一定要找機會了解了解這個王春山。
機會說來就來。冬天的一天晚上，公社裏突然來了通知，讓民兵晚上去查黑五類的房，說是上麵布置的統一行動。外麵北風呼號的，大家都懶得起床，我想這是個機會，可以到王春山家看看，於是就找民兵隊長高雲龍申請參加巡查。半夜12點的時候，高隊長領著我們幾個知青，背著沒有子彈的步槍，頂著呼號的北風，開始挨家挨戶去查黑五類的房。
到王春山家的時候已是下半夜了，我們大呼小叫的敲著房門，裏麵黑咕隆咚的，老半天才聽見一陣咳嗽聲，當門吱呀一聲打開的時候，我被嚇了一跳。站在我麵前的分明是一個鬼啊！他手拿著一盞忽閃忽閃的小油燈，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們，沒有驚恐、沒有疑惑、也沒有不滿，隻有麻木和呆滯。由於燈光在下麵的原因，他的沒有多少肉的臉簡直就象一個骷髏，幹瘦的身體被撲進門的冷風吹的瑟瑟發抖，我能想象的鬼的樣子也不過如此。這個畫麵後來在我的腦海中一直揮之不去。直到今天，我一想起王春山，腦海中就閃出這個畫麵。王春山知道我們的來意後，側過身子，示意我們進去搜查。可是我剛邁進門就被一股難聞的怪味給熏了回來，退到門口後，我和隊長說：這麽小的屋有什麽好搜查的。隊長心知肚明，問了王春山幾句後，就交代他，如果有人來，必須向隊裏報告。王春山諾諾地答應著。回去的路上，我問高雲龍，他這小屋是隊裏給建的嗎？怎麽這麽小，這麽髒啊。高雲龍告訴我，這個王春山雖然生在我們這個村，可從來沒幹過農活，他剛來的時候是寄住在親戚家，後來他的親戚讓出一塊房場，幫他蓋了這間小房。要不是那些人幫他，他早死了。我說：他這人怎麽那麽倔呢。高雲龍說：人家是讀書人，肚裏有水，要不是犯了錯誤，人家也是北京的大官。敢情老鄉們都是這麽看待王春山的，難怪他雖然帶著右派的帽子，可仍然得到隊裏的照顧。
春天插秧的時候，我又有了一個機會和王春山單獨在一起。因為我感冒剛好，隊長安排我和王春山一塊去看水，這是個比較輕的活，一般都是安排給身體不好的人幹的。作為右派的王春山得到這個活，隊上有幾個知青曾質問過隊長，為什麽如此照顧右派分子，可隊長一句話就給頂回去了：”就他那個體格，你們誰願意跟他一組插秧？。
看水就是看看是否有的溝渠漏水，有漏水的就趕緊鏟兩鍬土補上，活不多，也不重。這樣我就有了時間和王聊天。我知道這樣的機會不多，所以直來直去，上來就問他：“哎，老王，你為啥事當上右派的？”他一楞，沒有馬上回答，翻翻眼睛看看我，估計是尋思我為什麽問他這個。大概因為我從來沒打過他吧，他對我還算有點好感，很快就消除了戒備。
他歎了口氣說：“我哪知道啊，還不是因為出身不好，打鳴大放的時候我並沒有說過反黨的話，我在機要部門工作，這點覺悟能沒有嗎？”
“不能啥事沒有就說你是右派吧？”我又問。
他放下鐵鍬，坐在土坎上幽幽地說：“我就是說北京的十大建築是十大難看，是頭戴烏紗帽，身穿幹部服。這也不是我發明的，我隻是同意這個觀點。”說這話的時候他有點急赤白臉的，看起來象個受委屈的孩子，根本不象個飽受磨難的中年人。
我說：“你是不是當時死不認錯啊？”看他在批鬥會上的態度，我能想象他肯定不是那種見機行事，肯認罪服軟的人。
果不其然，他馬上答道：“我有什麽錯？你去過北京沒？你看過北京那十大建築沒？”
還沒等我回答，他就繼續嘮叨開了：“我隻對北京的建築評論評論，就給我扣上右派帽子，我當然不服氣。我又沒反對毛主席，沒反對共產黨。”這下我明白了他為何被打成右派的了，除了那些言論之外，最重要的是他的固執的性格。黑格爾的名言“性格即命運”在他身上又一次得到證明。他這人其實就是愛發牢騷，而且還有些固執，估計在單位裏也總是願意和人爭來爭去的。
我一邊幹活一邊聽他說著他的事，聽他那口氣就知道他是那種口無遮攔，沒什麽城府的人。我估計右派大都是這樣的人。他說他曾是哈爾濱某大學俄文係的高材生，解放前就是進步青年，學校沒畢業就參加了革命，解放後調北京國家五機部做俄語翻譯。反右的時候，他才20幾歲，雖然他被定為右派，但並沒有被開除公職，仍然留在部裏做翻譯工作。那時中蘇關係還沒有完全惡化，很多蘇聯專家還沒有回國，黨和國家還需要他這樣的人才。因為工作，他並沒有感覺有什麽太大的不同，以為自己就是犯了個小小的錯誤，更沒想到後來竟然被劃到階級敵人的隊伍中去了。一直到文革後期，他才被單位發回原籍勞動改造，成為正式的階級敵人。他告訴我，他有兩個女兒，都在北京郊區插隊，老婆也沒和他離婚，有時還給他寄些吃的東西來。說這話時，他語速放慢，沒有了原先的淩厲。
後來，我聽說他的女兒每年都來看他幾次，給他帶些罐頭、餅幹、掛麵什麽的，那些東西在那個年月都是稀罕物。78年我考上大學離開了農村，就再也沒有見到王春山。後來聽青年點的同學說，79年王春山的右派帽子被摘了，他的兩個女兒一起去鄉下接的他。走之前，在我們公社的汽車站前，渾身上下裏外一新的王春山把所有他在農村用過的東西全扔了，並向所有送他和圍觀的人大喊道：我王春山終於活著離開這裏了，今後我再也不回來了，讓過去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