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71)
二、“右派”朱永一
88年初冬，我去大連參加EPT考試，經同學介紹住在大連物化所招待所。房間挺大也挺幹淨，原本四人一間的房子，當時就我一個人。正在竊喜今晚要享受單間待遇的時候，嘩啦一聲，房門被服務員打開，一個中年漢子走了進來。來人約莫50歲左右，滿臉皺紋，臉堂微紅，眼睛炯炯有神，顯得健康而有精神。進門後，他把手提包往我對麵的床上一扔，就跟我嘮了起來。原來他也是來參加出國考試的，不過級別不同，我是中級，他是高級。
他接著自我介紹他叫朱永一，是社科院雜誌社的編輯。看我還拿著本書在看，則說：“英語這東西是憑實力，不是靠一天兩天的功夫，明天就要考試了，你今天還忙活個啥。”其實，我也知道沒用，隻不過是一種習慣而已。我接過話說：“我最擔心的是聽力，別的還沒什麽問題。”他聽後，眼睛一瞪對我說：“那你就更沒必要了，聽力更是需要平時一點點的積累，你臨時抱佛腳，根本來不及。我到是最不怕聽力了。”聽他這麽一說，我心裏不免有些好奇。在我的印象裏，象他這樣的年齡的人，英語普遍不好，更別說是聽力了。怎麽這個朱永一就這麽自信呢？
我放下書本，坐起身跟他聊起來。原來這朱永一小時候在廈門念的是教會學校，英語幾乎成為母語。難怪他對英語如此自信。言談之中我才知道，朱永一是文革前北大經濟係的高才生，是當年年齡最小的北大學生。看他年近五十，身上仍然洋溢著一種年青人才有的幹練和自信，我猜想他一定身體很好，生活也一直過的很如意，就隨口問到：“你孩子多大了，上大學了吧？”他一怔，眼光忽然變得柔和起來，低聲對我說：“我兒子才三歲半。”我一楞，以為自己聽錯了：“多大？”“三歲半啊。”他提高聲音又說了一遍。我腦子開始快速運轉起來，猜測著他孩子為什麽這麽小，難道是二婚？或者是原來的孩子生病沒了，才又生的？大概他看出我心裏的疑問，就自己解釋起來：“我是摘帽右派，結婚結的晚。我結婚才四年，而且是頭婚，我愛人也是大姑娘，因為家庭出現不好才一直沒結婚。”我說：“我真看不出，你是經曆這麽坎坷的人啊。你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啊。”聽我這麽說，他笑了，臉上的皺紋開了花，象個老農民。“我喜歡踢足球，上學的時候就喜歡踢足球，當了右派下放勞動的時候也找機會踢。”我說：“難怪你身體看起來這麽結實，現在還踢嗎？”“還踢，不過是跟兒子踢了，我那小兒子也象我，這麽小就喜歡足球。你不知道我這兒子有多可愛。”說這話時，他的目光越過我，投向遠方，好象在遙望他那可愛的兒子，那種老年得子的舐犢之情讓我砰然心動。
有一種人身上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老百姓話叫自來熟。言談話語間，自然而然地就消除了彼此的隔膜和生疏，朱永一就是這樣一個人。其實，我也是自來熟的人，隻不過當時年青輕狂的我，說出的話總是帶有火藥味，不象朱永一，盡管自信又耿直，但說出的話卻總是那樣誠懇、得體又閃耀著思想的火花。等到考試結束，我們倆已成為熟人。回到沈陽後，我們經常通電話，互相詢問各自聯係學校的情況，後來他又找我約稿，我又去他的編輯部，一來二去，我們就結成了忘年之交。
在一次共進晚餐的時候，朱永一又一次打開話匣子，給我講了他自己和他一家的不幸的經曆。
朱永一一家五口，父母加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早年全家生活在廈門，父親從集美航校畢業的時候正是二戰期間，和很多同時畢業的同學一道，他父親也參加了美國自由輪的大運輸行動。不幸的是，在德國投降前的最後一次運輸行動中，他父親的那艘自由輪被德寇的潛艇擊沉，從此再沒回來。他母親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後，一下子昏倒在地，要不是身邊那三個未成年的孩子，他母親就想隨他父親去了。
沒有了父親，他們一家全靠母親的含辛茹苦和父親的撫恤金艱難度日。靠著要強的母親的頑強和堅持，他和他的哥哥都念完了中學和小學。解放了，全家人還沒來得及適應新的生活，抗美援朝就開始了，因為前線急需英語人才，本來要上大學的哥哥則報名參加了誌願軍，到朝鮮後即被派到前線做對敵喊話的宣傳員。誰也沒有想到，在臨近停戰前的最後一次喊話時，他哥哥被流彈擊中頭部犧牲了。爺倆的命運如此相象，如此悲慘，幾乎完全擊垮了他的母親，母親聽到噩耗後，天天以淚洗麵，後來竟哭瞎了雙眼。
飯店吵鬧的聲音好象都隱退了，我感覺周圍靜的出奇。對麵的朱永一還繼續平靜地說著，好象在述說別人的故事。我端起酒杯，示意他喝一口，也讓我重新回到現實中來。喝了點酒的朱永一臉膛更紅了，但眼神依然平靜，我想，歲月已經讓他對苦難麻木了，也許他把這一切都看淡了，也許他講出來，心裏的疼會減輕些吧。
朱永一考上北大那年才十六歲，是經濟係最年輕的大學生。因為他十分的聰明，英語又好，大學的學習對他來說很輕鬆。誰都無法避免少年輕狂，更何況一個確實很聰明又有才的年輕人。1956年，赫魯曉夫上台後，在蘇共20大上做秘密報告，清算斯大林，反個人迷信。這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震動是十分巨大的。也正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並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雙百方針。後來，毛澤東又鼓勵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給中共提意見，就是所謂的“陽謀”。這樣的政治氣候不能不在北大這樣的學校產生反應，飯間課餘，關於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講話內容的猜測成了熱點話題。但當時赫魯曉夫的講話隻是傳聞，沒人知道具體內容。這時的朱永一就表現出了年青人好逞能的天性。他從BBC的廣播中聽到赫魯曉夫的秘密講話，費了幾夜的功夫把這個講話翻譯出來，並連夜貼到北大著名的三角地。第二天，這個小字報被同學們竟相傳抄，可以想象當時的朱永一是多麽的得意和自豪，因為他講到這時，我分明從他的嘴角看到一絲自嘲的苦笑。
就是這個讓他曾自鳴得意的小字報，讓他遭受了20年的磨難。年輕單純的他，沒有故意宣揚自己的傑作，也沒有刻意隱瞞，所以，不久後，班裏的同學都知道這是他翻譯的。其實，朱永一並不是熱心政治的人，他雖然翻譯了赫魯曉夫講話，但沒做任何評論，他畢竟年青，對國家的事情不甚了了，所以反右開始的時候，他早就躲進書齋去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了，根本沒想到反右會反到他身上。直到後來，右派有了名額規定，尤其是北大這樣的重災區，每班不劃幾個右派學校都沒法交代。班裏有幾個大鳴大放比較厲害的，給劃成右派，他聽別的同學說他也被劃成了右派，但他也並沒怎麽當回事，以為不過是犯了點錯誤而已。大學畢業時，他被分到一家社科研究單位，到了單位後，他第一件事就向組織宣布：我是右派，請組織多幫助教育。在以後的歲月裏，他碾轉了幾個單位，直到後來被下放到農村，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自己介紹自己是右派。因為右派這頂帽子，他在單位受盡了歧視，是那種公然的歧視，自己成了每個單位裏的另類。文革開始後，他被下放到遼寧農村，後來又到一縣城的工廠當工人。其間，受了不少的苦和歧視。但他一直樂觀的生活這，而且堅持鍛煉身體。他心裏一直有個信念，他不會就這樣過一輩子的。
講到這，朱永一揚起頭，眼睛望著天花板，象是自言自語地說：“那時我真傻啊！”我說：“那個時代的人都那樣，誠實、沒有心機。我的母親也是因為同情右派而被領導作為慎用之人，一輩子沒得重用，自己還不知道。”他擦擦嘴笑著說：“這點，我和你母親相近，隻是比她更慘。你不知道命運給我開了多大的玩笑。”我疑惑地看著他，等他繼續講下去。朱永一端起酒杯，我們碰了一下，一幹而盡。他繼續說道：“我一直以為我是一個右派，單位和組織也一直把我當右派對待，為此，我這輩子也沒少遭罪，連媳婦都找不到。右派平反的時候，我也向單位提出要求給我平反，可是單位在查了我的檔案和調查了我的母校後通知我說：你根本不是右派，沒有什麽平凡問題。”“怎麽會這樣啊？”我也很吃驚。“是呀！我當時都懵了。如果我不是右派，那我這麽多年的罪是自找的了。那段時間我象瘋了一樣去找證據證明自己是右派，最後找到當年的班長老大哥，我才知道了原委。”我急切地問道：“怎麽回事啊？”他歎了口氣，說：“當年因為那個小字報，係裏確實給我定了右派，屬於中右，可等我畢業的時候，老班長和係裏領導研究後，覺得我沒有犯什麽大錯，也沒什麽言論，另外，考慮我年齡這麽小，如果戴個右派帽子去單位，這輩子就玩了，所以悄悄的把我的右派檔案撤了。”
“那你也太冤了啊！”我萬沒想到他是這樣的一個右派。
“我當時氣的恨不得煽自己倆嘴巴。可後來想開了，我本來也是右派的。再說和我的父親和哥哥比，我還幸運的，我畢竟還活著。”他講完了，我也沒話了，不知道說什麽，惟有喝酒。那天，我們兩個都喝了不少，盡管我們都沒什麽酒量。
後記：今年是反右50周年。我想起我認識的這兩個右派，寫出來與大家分享。其實年代久遠，很多記憶已經模糊，隻能揀印象最深的寫寫，模糊的不敢亂寫了。象朱永一給我講過很多他當年當右派時受過的苦和遇到的好人，可惜我都記不清了。我的文筆不好，尤其描寫人物是我的弱項。在我的印象裏王春山是梗直、倔強的人，而朱永一是樂觀自信的人。我知道我肯定沒把兩個人寫活，如果是秦大俠或揮手兄來寫，一定寫的比我精彩。
這個“右派”經曆很多，難得心態還很好，受了苦，最後還能看得開，很不容易了。
瘋狂的時代必然造就荒唐的事情，他是很冤啊，希望他後來能一切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