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心靈深處難以痊愈的重創(五)

（五） 第二天，我睜開眼，望著窗外明媚的陽光，我諧意地伸了個懶腰，新的一天，我終於可以自由了。我想。 推門走出房間，樓道轉口突然跳出一個護士：“站住！”我一驚，“怎麽了？” “你，你，非典疑似患者！你不可以離開你的房間！你被隔離了！” 我又是一驚。不是已經有醫學證明是急性支氣管炎嗎，怎麽突然變成了非典疑似患者？要隔離總得先讓我跟家裏人說一聲吧？總得給我些日用品吧？究竟要隔離多久？ 沒有人給我更多的回答。 8點，院長準時來上班。他站在樓道口喊我。我很知趣，隻是探出個頭。首先，他提醒我：“你欠我50塊錢，等你出去了別忘了還給我。”隨後他問我有什麽要幫忙的。我提出了兩個請求：(1)請讓我的導師幫忙通知我的家人；(2)請給我一些日用品。院長聽了說：“你的導師已經隔離在家，我們通知不到了。日用品我們會考慮的。”轉身就走了。 真是笑話。隔離在家就通知不到了。這個回答讓我開始擔心我的爺爺奶奶。自打我北京回來，我每天都要給爺爺奶奶打電話報平安。現在兩位年邁的老人會多麽著急。而我老公，遠在大洋彼岸，每天的電子郵件是聯係我們的紐帶。這可如何是好？還有我的父母、公公婆婆和姑姑…… 沒有日用品，我早上起來胡亂漱了漱口，用手紙擦了把臉。算是仁慈的，院長走後我得到了第一份早餐。 我還在狼吞虎咽的時候，學院副院長來了。我的救星呀，這輩子我永遠記得他的恩情。仁慈善良的老先生！ 他沒有站在樓道口吆喝，而是走到我的門前。他問我需要些什麽。我還是提了這兩個請求，他說“好辦，我回頭再來看你。”然後就走了。那個口吻給了我希望。 中午還沒到，老先生就來了。給我帶來了毛巾、臉盆、香皂、收音機、報紙、衛生護墊、維生素片、梳子和鬧鍾。老先生不好意思地說：“我是男同誌，不太知道你需要什麽。反正在你桌上和床上堆著的東西我都給你收了拿過來了。這個維生素片，我知道是你老公給你買的，所以也拿過來了，陪陪你。”我眼淚嘩嘩地就流下來了。 我那個後悔呀，平時把桌子床收拾得太幹淨了，如今隻有這些可以陪我了。漫長的10天！ 中午，突然聽到樓道裏敲打東西的聲音。我好奇地探出頭瞧瞧。一個中年婦女，一手提著一個裝著兩個飯盒的塑料袋，一個手不停地敲打放滅火器的金屬盒子。“吃飯了，吃飯了。哎，我告訴你啊，以後這個聲音就說明飯來了。但是你不能馬上出來，要等我走了你才可以出來拿飯，聽到了嗎？” 下午，清潔工阿姨告訴我，樓下住進來很多學生，都是剛從廣東和北京回來的，直接隔離了。 我開始擔心自己。假如他們真的感染了非典，那我不是也難逃厄運？大家都用一個洗手間，在走廊裏走來走去，不是很危險？憑什麽醫生可以戴口罩有防護，我不可以？她也說：“不公平，你明明已經回來這麽長時間了，而且也確定不是了嘛。” 我請阿姨幫我給醫院院長帶個口信。阿姨欣然同意。 院長上樓來，扔給我一個口罩，說是借給我。又說馬上會發口罩，讓我記得把新發的還給他。 果然，下午就發口罩了。護士來量體溫的時候，我請她把口罩帶給院長。過沒幾分鍾，隻聽到樓道口傳來怒吼：“她碰過了，我還能用嗎？不會直接讓發口罩的護士把口罩給我？”我胸口一陣發悶。 第一天就這樣糊裏糊塗得過去了。 第二天，睜開眼，我意識到又將是一個極其無聊的一天，連起床的勇氣都沒有了。 白天，我要麽呆立在窗前看人們自由自在地從窗台經過，要麽從房間的一頭數著腳步走到另一頭。平時很愛聽的廣播節目變得很乏味。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什麽。多麽想念我的家人呀！多麽渴望回到窗外的那個社會裏呀，多麽渴望和人說說話呀，多麽渴望重新忙碌於實驗室裏呀，多麽渴望有本書看呀，多麽渴望… 我在腦海中寫日記…… 第三天，我對自己說：自殺吧，活著沒有意義了。我堅持不下去了。樓道那頭吼道：“白吃白住的，還想幹什麽？”難道我是一隻豬嗎？ 第四天，我對自己說：自殺吧，活著真的沒有意義了。 第五天，我對自己說：自殺吧，活得實在真的沒有意義了。但，我的親人們呀，我如何對你們交待？你們是否已經獲知我的情況？ 第六天，早上六點的時候，我悄悄溜出醫院。用我口袋裏唯一的電話卡裏僅剩的5毛錢，給表哥的公司電話留了言。隻有表哥能聯係到我所有的家人。我那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這個留言電話上。錢包裏剩下的錢買了一摞報紙和一節電池。這次果斷勇敢的行動成為我唯一與外界聯係的機會。 …… 第八天，因為被隔離的人數猛增，學校臨時將倉庫改成宿舍，其實就是把倉庫撤空，在每個屋子裏放一張床。我們被命令戴上口罩和行李，到院外的巴士集合。要求：不許說話，不許和其他人接觸。 那個倉庫，我再熟悉不過了。做實驗的玻璃儀器、橡皮管和金屬器械，平時都是到那裏去領的。如今，竟成了集中營。鐵門一關，插翅難飛。我那個慶幸哦。 每個房間水池的落水管直接通到屋外，竟然沒有進一步的地下管道。一天過去，外麵一片積水，臭氣衝天。 換了個環境，重新開始瓣著手指數日子。因為有了儲備的電池，我開始沒日沒夜地聽廣播，幸虧我那個廣播可以收到短波，晚上連敵台也不放過。而那摞報紙，夾縫中任何一條尋人啟事我都能倒背如流。 …… 第九天，校電視台來采訪。我沒有說什麽。我知道，抱怨對我而言沒有好處。然後，處長說：“再過24小時你就可以出去了。” 那一夜，我徹夜未眠。坐在窗前等日出。明天，我要給家裏人打電話、給我老公寫信、洗澡、和朋友們聊天，吃“麥之鄉”麵包、塗花生醬、喝蒙牛牛奶、上網…… 2003年5月3日，處長說：“你可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