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們

王朔，王小波，衛慧，韓寒，郭敬明

比較這五個作家，是有一定意義的，他們代表了整個中國文壇變遷的一個過程。一種從黨性文章到人文性文章的一個過渡。

首先討論王朔和王小波，這兩個作家都可暫稱北派作家，屬於北京文化人的底子，帶著沉重哲學性思維的人，雖然王朔的文章更有草根性和痞子味，但兩人的基調類似。屬於黑色世界中的幽默探討者，在沉重思維轉換模式中衝擊著西方哲學思維理論但又無法施之以行的哀歎者。他們用類似輕鬆的筆調沉重刻畫了那代人對於人本性的思維，擺脫了一統思維的格局，卻又不知道如何放寬自己尋找光明和希望。

再說衛慧，衛慧作為海派文化的代表，犧牲性的扛起了海派文化對於人本性的表象思維，如果說韓寒是被壓製，那衛慧當時的批判局麵簡直就是文革再起，直至最後書本作為黃色書籍被封。但說衛慧有思考性，也可以說是一種錯誤，在我看來，衛慧更多是對西方文化表象的挪用，在西方文化發展到了70年代之後，其實質內容也從精神性更多的轉向了物質性表象性，而衛慧正是如此的拿來了那段西方，並且在中國的土地上脫光了開花，這其中對無數人對於西方文化的誤導不得不說是種悲哀，也是種中國開放的必然。衛慧沒有思考，她知道她很痛苦，但她不知道根源，直至如今，我想她還在思索。

最後說韓寒和郭敬明，這兩個80年代被炒作最熱的新生派作家，相比較，我還傾向韓寒一些，至少他的模仿比郭敬明少點。但作為我們這代經曆了思維巨大轉變的來說，他們的作品的確可以說太簡單，太浮誇。但他們屬於人文化的一代，他們受到了我們這些非人文化的巨大壓製，這種壓製可以說導致了他們作品中的悲哀成分。他們學會了背叛，但比起我們這代的背叛，他們更趨向妥協，這也是那代人的出生年代導致，接近小康的生活給他們帶來了性格上的溫和性並且體現在他們所寫的書本中。但他們將扛起中國人文的大旗，繼續向前進。



王朔和金庸

王朔和金庸曾經有過一爭，這場爭論無厘頭了些，但卻不可避免。

王朔立足思維，但其實還是一個流行文壇的作家，因此他看重的仍舊是作品的流通性和市場性。金庸在此點上更是通俗文化的代言人，因此都撥去了思維性這層虛偽的麵紗，直接迎合廣大人民的實際心理需求。這也是流行文化的直接定義，無需思考，但需要滿足人的渴望。
人的渴望是什麽？希望成功，希望別人的認可，對於男人來說，更多的有地位，名聲或者女人的仰慕。（主體討論男性，是由於女權在中國或者在整個亞洲都在模仿表象行為，而非得到認可的東西）在此點上，金庸的作品無一不滿足這些點。這也是西方流行作品的類似之處，就是主人公由弱小者變成了眾人仰慕者，這種文筆最早可以追述至大仲馬的小說。
金庸的偉大，在於融合了中國的文化，就是他使用了西方流行小說的模式，套入了中國的曆史人文。（在此點上，古龍采用的是另一套西方流行小說模式，但不在此篇文章中討論）因此，金庸的小說更加迎合大眾需求，滿足百姓心理。可以說，他的小說是能夠在有中文字的地方就能夠生存的。


相比較，王朔的小說並沒有如此的流通性，或許在中國的北方有，但在中國的南方卻遠遠達不到。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哲學性思維，換句話說，哲性思維隻能是部分人能夠達到的，在佛學上稱為悟性。
中國人文在孔孟學說中被壓製了幾千年，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可以說是比較特殊的群體，也就是屬於被人文的比較徹底的，（相比較，台灣人的沒有如此徹底，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傾向香港文化，厭惡台灣文化）金庸是在這種文化導向下開始其最昌盛的文藝創作。
而王朔的思維是基於特殊時代的特殊性思維，文*革作為中國大陸特有的文化現象，沉重的影響了幾代人，更或者說，黨性一體思維無時不刻的在大陸各種文化現象中得到體現，直至如今仍舊捆綁著人性的實體發展。這種黨性一體思維其實更多的是孔孟學說和馬列思想的結合體。王朔引入了西方哲學，但他的哲學是幽默性質的，這也滿足了人的本性，喜歡輕鬆多餘沉重，但正由於如此，王朔的哲學是表層泛泛的，而且他並沒有結合哲學以外的西方其他文化形式的發展。因此這也局限了他小說的流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