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軍宣隊的到來,開始了複課鬧革命。但是嚴重的派性,根本坐不下來,複課鬧革命完全流於形式。
我惦記著父親,利用星期天回到崇明,看望了被關在“牛棚”裏監督勞動的父親。兩年未見的父親,蒼老了許多,下巴上胡子拉茬,兩手青筋爆綻,五十不到的人像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他每天在廠區裏掃馬路,掃廁所,燒鍋爐。“探視”隻有一小時,父親悄悄地說道:孩子,記住,你回去後馬上寫信給海門縣民政局,那裏有你親生父親和你叔叔的記錄,海門縣烈士館有你父親和叔叔的名錄,他們能證明你是烈士子女。這樣,不管我是否定為走資派,都不會影響你今後的畢業分配。
我深深地感謝父親,自己身陷囹圄還關心著我的前途。
我回到了學校,但是又一個嚴重的問題使我陷入困境:我的生活費怎麽辦?我不享受助學金,在碼頭上扛大包的時候,每天有 6 毛錢的補貼;在農村勞動的日子裏,吃的是生產隊的糧食。現在父親的工資已經扣發,母親實在是無力為我寄錢了。怎麽辦?申請助學金,我一個“狗崽子”,哪有資格享受助學金。問人家借,誰能借給你?這個時候誰願和我沾邊?
我想到了父親的話,隻要我能“歸隊”,一定能夠擺脫困境,柳暗花明。於是我找到了T老師,他幫過我一次,一定能幫我第二次。我向他原原本本地敘述了我的身世,請求他發函海門縣民政局取證,他一口答應。然而在當時人們還熱衷於派性鬥爭的混亂年月,不是說辦就能辦到的,我隻能苦苦等待。
天無絕人之路。就在我幾乎斷頓的時候,我的課桌裏忽然出現了一個小紙包,打開一看,是一遝十元錢的飯菜票,夠吃一個月的。這真是雪中送炭。誰放的?我左猜右測,怎麽也猜不出來。
到第二個月,還是一個小紙包,還是夠吃一個月的飯菜票。這說明有一雙眼睛在暗中注視著我,有一個人在暗中關心著我,而且這個人很細心,對我比較了解。這是誰呢?我苦苦地思索,還是想不出來。
第三月,第四個月 ------ ,一連半年,月月如此。我感動極了。每當我走進飯堂的時候,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因為我知道全年級 40 個同學絕大多數都是窮苦人家出身,誰也不富裕,支援了我,他自己肯定在挨餓。
外調函終於來了,海門縣民政局寄來了證明我親生父親和叔叔是烈士的材料。
我終於歸隊了!
接著工軍宣隊根據我的實際情況,批準我享受每月 15 元的助學金。不用說我獲得了政治和經濟的雙重解放。
說也奇怪,在我拿到助學金後,課桌裏再也沒有出現過小紙包。
我深深地感謝這位不願披露姓名的好心人。
這到底是誰呢?實在是個難解的謎團。
我的一個鄰居是一個黑五類子弟,那時他父母關牛棚,親戚朋友一個個都與他們家劃清界限。他當時剛從中學畢業,隻能去農村插隊。因為他長得不錯,有一個女同學看上了他,和他談起了戀愛,後來那個女同學知道他出身不好,又和他分了手。他非常痛苦,在家庭巨變和失戀的雙重打擊下,他得了憂鬱症。因為他的病,他被病退回城。
他剛回來那陣子,我老見他在弄堂裏轉悠,他那重重的心事忽隱忽現在他的臉上,年輕的眉心間竟然顯出蒼涼的皺紋,我還常看到有一抹深色的暗影拂過他的雙眼,一霎那間,就連眼白都跟著一起暗了下來。後來天氣冷了,他不太出來轉悠了,偶爾看到他時,他的臉上居然有一絲淡淡的微笑,他的微笑仿佛是裹在寒磣外麵的尊嚴,讓我想起了那些沒落世家的人,不論潦倒到什麽地步,出門也要換件長衫以維持昔日的體麵。那件長衫也許千納百綴,但不能說它不是長衫。
我想,當初他和那個女同學談戀愛,也許他需要的不單單是情愛,更是一種證明,向他人和自己證明,他和這個世界還有那麽點牽掛,而不是皓月當空下一隻奔走在荒原上的雪狼。
有時候孤獨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孤零;孤零零的一個人,沒有人和你說話,沒有人正視你的存在,仿佛整個世界都將你拋棄了。這是一個讓你死了心才能活下去的世界 —— 對於一個失去了親人,失去了朋友,失去了戀人,失去了經濟依靠的人,若是他還不死心,不甘心,不瘋才怪呢!
他不死心,更不甘心,所以他瘋了。一天清晨,他從四樓的陽台上跳了下來,他那二十二歲年輕的生命,連同他的苦難一起,終於結束了。
索爾任尼琴曾經說過:“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個人的命運體現在千百萬人中間,千百萬人的命運集中在個人身上。”我的鄰居隻是一個縮影,那時候不知有多少人被逼到絕望的邊緣,不知有多少人放棄了自己的生命,對許多人來說,那是一個比死還難以忍受的世!記得那個時候,我奶奶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慢慢再想辦法”吧。所謂“慢慢再想辦法”,在我眼裏,就好像是人們墜入深淵前那絕望而又不甘的最後一瞥。
中國是一個沒有原罪觀念的國家,所以它的罪行很快就被忘卻了,因此,更談不上讓每一個參與了文革的人懺悔。索爾仁尼琴在1993年回國前夕,對俄羅斯《文學報》記者的有一番發人深省的話,他說:“每個人都必須悔過,說清罪孽,說出他怎樣參與了欺騙。必須從此開始,不必指責誰和定誰的罪。人們自己不應該原諒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許多悔過。我不能替你們懺悔,你們也不會替我懺悔。進行寬恕不是因為我,而是因為每個人,因為上帝。”
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