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的煩惱

        我之所以改寫雜文，大致有幾個原因。首先是因為我非常喜歡雜文這種文體，它的容量和空間比詩歌和評論大得多，可以不拘一格，自由放談，充分張揚自己的個性，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和對社會人生的感悟，可以抨擊時弊，抑惡揚善。其次是與我為鄰的以雜文享譽文壇的張聿溫先生在看了我的評論文章後，建議我和他一起寫雜文，而我也想在文學園地裏進行更多的新的嚐試。還有一個原因是我的工作有了變化，每天可以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信息。那時文革剛剛結束不久，左的思想影響還殘存在各個方麵，人們的思想比較混亂，使我對許多現象產生一種“如骨鯁喉、不吐不快”的寫作衝動。

        張聿溫先生對我說，寫雜文，首先要有“位卑未敢忘憂國，我為大眾鼓與呼”的精神，要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品格。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說真話的勇氣，不敢講真話一定寫不好雜文。他說得沒有錯，但是古往今來，大凡敢講真話的人都沒有好果子吃。屈原講真話被放逐，司馬遷講真話遭宮刑，彭德懷講真話放馬掛甲屯，田家英講真話自縊永福堂。曆史的教訓使八十年代初的許多文學愛好者對雜文心有餘悸，不敢染指雜文。以後的事實證明這種憂慮是多餘的，但也招來不少誤解和煩惱。

        八十年代初，在中國文壇上雜文的地位很低。那時每年有評獎活動，設立了小說獎，詩歌獎，報告文學獎，散文獎，甚至還有微型小說獎，唯獨沒有雜文獎。於是我以一篇《為雜文呼籲》的短文進入了雜文領域。文章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引起了雜文作者們的共鳴。

        有了良好的開端，使我信心大增。很快我寫出了一係列雜文，諸如《事前伯樂與事後伯樂》、《向前看與向後看》、《舌頭小議》、《紅眼病種種》、《有感於王安石不吃捧》、《戲說拍馬屁》、《說話的藝術》、《也說吹牛》、《為東施鳴不平》、《潘金蓮的冤案》、《雜說花架子》、《代擬廣告詞》、《說名人》、《騙子為什麽屢屢得逞》、《心別太軟》、《眼睛與眼淚》等等。其中少數被“槍斃”以外，都發表在報刊上。其中有的獲獎，有的被選入雜文集，我也因寫雜文小有名氣加入了北京雜文學會。

        按說雜文都是對事不對人，可是偏偏總要有人出來自動對號入座。最可笑的是我周邊的人，一看到我的文章，就認為是“影射”他們，“諷刺”他們。於是悄悄地給我穿小鞋。盡管那時寫文章都是利用業餘時間和節假日，但是人家說你不務正業，追名逐利。好在我這人“臉皮厚”，你說你的，我照寫不誤。

        就在我雜文寫作鋒頭正鍵的時候，冰封二十多年的中蘇關係開始解凍。中國航空界再次出現一個進口蘇製飛機的高潮。我的外事任務和翻譯任務越來越繁重，技術考察，商務談判，飛行培訓，飛機驗收，售後服務，一個任務接著一個任務，來回穿梭於北京莫斯科之間，使我的寫作鋒頭銳減，甚至一度趨於中斷。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常駐俄羅斯，生活基本安定下來以後，才得以重新拿起筆寫雜文。《莫斯科晚報》（華文）社社長胡麗芬女士知道我喜歡寫作，為我設立了《江南雜談》專欄。常駐期間，我大約寫了近二百篇雜文。

        隨著中蘇關係的解凍，中蘇兩國之間的民間交往日益密切。 1986 年一個到俄羅斯尋親的感人故事，使我在不經意間又與“人物傳記”結下了不解之緣。

[閣老]

阿堵兄，我這筆名在70年代初就起用了。寫雜文的時候，用過幾個筆名，江南是常用的一個。那時用這筆名的就我一個。後來知道台灣還有一個寫《蔣經國傳》的江南。

[神在阿堵中]

我這才想起看過江南的雜文。看了這些標題有一點印象。叫江南的寫家就你一人吧？

[閣老]

山菊，我試過，網上搜不到。原因可能一是時間太久，許多雜文發表在80年代，散見於各地的報紙。二是在莫斯科寫的雜文也在報紙上。我現在隻有一堆報刊雜誌，也沒有時間整理。

[山菊花]

不知道網上能否搜到閣老的雜文？

我也喜歡讀雜文。一套‘紅樓夢’，一套為知青選編的‘魯迅選集’伴我度過了插隊歲月。沒別的書，隻好反複讀。隻是沒有罷了的超人記憶力，當初都能背下來的東西現在也想不起幾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