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調也可重彈
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揣支毛筆漂四海.
正文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春風已經吹遍神州大地，文藝園地呈現出一派勃勃的生機。經曆了十年浩劫的作家詩人們，在痛定思痛之後，相繼推出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暴露文學、知青文學。在這一時期，中國文壇上出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一個是以李存葆、韓靜霆為代表人物的軍旅作家推出了《高山下的花環》和《凱旋在子夜》，小說一改以前軍事題材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英雄人物“高大全”的寫作模式，還軍人以七情六欲、優點和缺點集於一身的血肉之軀，對創作新時期軍事題材作品進行了可貴的探索，贏得了一片喝彩。另一個是在詩壇上出現了以北島、顧城、舒婷為代表人物的現代詩。這些詩歌無論在形象思維還是在表現形式，表現出極強的反常規，跳躍式的意識流使詩歌呈現出一種朦朧的色彩。這無疑是對半個世紀以來雄踞中國詩壇的韻律詩的挑戰，它完全打破了讀者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思維定勢，並給傳統的詩歌審美帶來一股新的視覺衝擊，由此引來了一片爭議。
我和我的詩友們在對“朦朧詩”的看法上產生了分歧。那時我比較年輕，又是較早走出國門的一個，思想比較前衛。我認為詩歌的作者都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準確地說是在一片文化荒漠上頑強生長起來的“駱駝刺”，他們承受了太多的坎坷和曲折，他們經曆了太多的悲劇和鬧劇，他們看到了太多的虛偽和醜陋。當一場長達十年的暴風雨過去、一切都塵埃落定之後，他們進行了冷峻的思考，以他們年輕而又睿智、敏銳而又理性的目光，多側麵多層次地審視著帶給中國人民巨大災難的十年文革，他們要把被顛倒的曆史加以顛倒，把扭曲的靈魂加以匡正。盡管他們的詩歌似乎有點標新立異，離經叛道，但閃耀著思想的光芒，蘊含著深刻的哲理，給中國詩壇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氣。他們必將逐步走向成熟，並且將成為中國詩壇的一支新銳和勁旅。
在一次首都部分詩歌作者座談會上，我表述了自己的這一觀點。我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北京日報》文藝部主管文藝評論的資深編輯劉大姐的讚同。我至今仍然非常敬重這位老大姐，那段時間她編發了不少北島和顧城的作品。座談會結束以後，她把我單獨留了下來，希望我寫寫文藝評論。如果有興趣的話，兼顧一下影視評論（當時寫影視評論的作者不多）。幾乎在同一時間，我的文友、文藝評論家石玉增先生也希望我對軍事題材作品寫寫評論。就這樣我放下了詩歌創作，把精力轉移到了文藝評論上，並很快寫出了一批對小說和詩歌的評論。
可是沒有多長時間，我的興趣居然完全投入到影視評論上。究其原因，我從小就是個電影迷，幾乎觀看了大部分建國前後的影片。身處北京，假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在許多大院觀看了不少“內部片”、“參考片”和“港台片”，加上《北京日報》文藝部經常組織我們這些評論員觀摩新片，所以對電影有了較多的感悟。那時全國各地的電影製片廠推出了一批新片，電視劇也已經在銀屏上閃亮登場，於是這些影視就成了我們評論的對象。
評論這東西，完全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各人的視角不同，得出的意象也不同。文革後出現的第一批影片，在導演手法基本沒有什麽創新，特別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仍然明顯地存留著高大全、臉譜化的痕跡。我這人少“歌功頌德”，而多“吹毛求疵”，對《天山行》、《小街》、《大橋下麵》、《赤橙黃綠青藍紫》、《陳煥生上城》、《廬山戀》、《瞧這一家子》、《秋瑾》、《快樂的單身漢》、《牧馬人》、《人到中年》、《歸心似箭》、《小花》等一批影視劇進行了評論。盡管我的批評是善意的，但是招來了麻煩。生活中就有這麽一個怪現象，都喜歡聽讚揚的話，不喜歡聽批評的話。於是質問性的電話常常打到編輯部，查詢作者是那個“山頭”的？以致劉大姐和我商量，能不能改變一下文風，寫一些正麵肯定的評論。還別說，我這人就是倔脾氣。不願意幹的事，任誰也說不通。咱惹不起，但躲得起。得，拜拜了您了。我不寫評論了，去寫雜文。寫雜文多痛快，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劉大姐說行，那你寫雜文吧，反正我們文藝版也需要雜文。
就這樣，我拿起了雜文。
我和我的詩友們在對“朦朧詩”的看法上產生了分歧。那時我比較年輕，又是較早走出國門的一個，思想比較前衛。我認為詩歌的作者都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準確地說是在一片文化荒漠上頑強生長起來的“駱駝刺”，他們承受了太多的坎坷和曲折，他們經曆了太多的悲劇和鬧劇，他們看到了太多的虛偽和醜陋。當一場長達十年的暴風雨過去、一切都塵埃落定之後，他們進行了冷峻的思考，以他們年輕而又睿智、敏銳而又理性的目光，多側麵多層次地審視著帶給中國人民巨大災難的十年文革，他們要把被顛倒的曆史加以顛倒，把扭曲的靈魂加以匡正。盡管他們的詩歌似乎有點標新立異，離經叛道，但閃耀著思想的光芒，蘊含著深刻的哲理，給中國詩壇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氣。他們必將逐步走向成熟，並且將成為中國詩壇的一支新銳和勁旅。
在一次首都部分詩歌作者座談會上，我表述了自己的這一觀點。我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北京日報》文藝部主管文藝評論的資深編輯劉大姐的讚同。我至今仍然非常敬重這位老大姐，那段時間她編發了不少北島和顧城的作品。座談會結束以後，她把我單獨留了下來，希望我寫寫文藝評論。如果有興趣的話，兼顧一下影視評論（當時寫影視評論的作者不多）。幾乎在同一時間，我的文友、文藝評論家石玉增先生也希望我對軍事題材作品寫寫評論。就這樣我放下了詩歌創作，把精力轉移到了文藝評論上，並很快寫出了一批對小說和詩歌的評論。
可是沒有多長時間，我的興趣居然完全投入到影視評論上。究其原因，我從小就是個電影迷，幾乎觀看了大部分建國前後的影片。身處北京，假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在許多大院觀看了不少“內部片”、“參考片”和“港台片”，加上《北京日報》文藝部經常組織我們這些評論員觀摩新片，所以對電影有了較多的感悟。那時全國各地的電影製片廠推出了一批新片，電視劇也已經在銀屏上閃亮登場，於是這些影視就成了我們評論的對象。
評論這東西，完全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各人的視角不同，得出的意象也不同。文革後出現的第一批影片，在導演手法基本沒有什麽創新，特別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仍然明顯地存留著高大全、臉譜化的痕跡。我這人少“歌功頌德”，而多“吹毛求疵”，對《天山行》、《小街》、《大橋下麵》、《赤橙黃綠青藍紫》、《陳煥生上城》、《廬山戀》、《瞧這一家子》、《秋瑾》、《快樂的單身漢》、《牧馬人》、《人到中年》、《歸心似箭》、《小花》等一批影視劇進行了評論。盡管我的批評是善意的，但是招來了麻煩。生活中就有這麽一個怪現象，都喜歡聽讚揚的話，不喜歡聽批評的話。於是質問性的電話常常打到編輯部，查詢作者是那個“山頭”的？以致劉大姐和我商量，能不能改變一下文風，寫一些正麵肯定的評論。還別說，我這人就是倔脾氣。不願意幹的事，任誰也說不通。咱惹不起，但躲得起。得，拜拜了您了。我不寫評論了，去寫雜文。寫雜文多痛快，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劉大姐說行，那你寫雜文吧，反正我們文藝版也需要雜文。
就這樣，我拿起了雜文。
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