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調也可重彈
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揣支毛筆漂四海.
第二天我就返回了學校，繼續到碼頭上扛大包。
大約到十月中旬，上海港恢複了正常秩序。我們結束了裝卸工的生活回到學校。一天我正在大字報欄前看大字報，我們係的總支副書記T老師似在無意卻是有意地走到我身邊，悄悄地說道：你父親單位的造反派已經來了幾次，說你幹擾他們單位的運動，要揪你批鬥，我們已經擋了幾次，你趕緊找個地方避一避。 避？到哪兒避？我不能回島上，那無疑是自投羅網。我也不敢回老家，父親單位的造反派正在那裏搜集父親的反革命罪證。我想越是僻靜的地方越是安全，我決定去農村，因為眼下正是三秋大忙季節。
說也湊巧，還是係裏的那個紅衛兵頭頭又把我們召集起來訓話：再給你們一個革命的機會，到青浦去支援三秋。這在無意之中幫了我。我們一行十幾個人來到青浦縣的一個公社接待站，大忙季節正是用人之際，我們被分派到各個生產隊。
我所在的生產隊隊長是個中年婦女，大家叫她翠花大嬸，她把我安排住在生產隊的倉庫裏。盡管簡陋，但很安全，我像一隻受驚的小鳥有了一個棲身之地。
青浦縣原是血吸蟲病的重災區，盡管已是“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但還是留有“千村霹靂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痕跡，村裏隨時可見鼓著大肚子的男人。村裏的男勞力少，我的到來無異給隊裏增加了一個壯勞力。我參加了割稻、脫穀、揚場、挖溝、耕地，每樣活兒都幹的像模像樣，有板有眼。我的能幹贏得了貧下中農的歡迎，更贏得了翠花大嬸的讚揚。一天收工，大嬸招呼我說，今天上我家吃飯，給你改善改善。我至今記得非常清楚，她家門前有一棵枝繁葉茂的老槐樹。她的丈夫死於血吸蟲病，和女兒小翠相依為命。小翠比我小兩歲，應該是 66 屆高中畢業，但由於文革的發生沒能考大學。
在那段日子，我隻知道幹活，而且最害怕下雨不出工，因為隻有幹活才能使我集中精力，忘掉一切。但是不管我怎樣用超負荷的勞動來“麻痹”自己的思想，我的思想還是異常地活躍。一到晚上便默默地想著心事。我思念著被隔離審查的父親，含辛茹苦的母親，左腳骨折的小弟和隻有 7 歲的小妹，還有 G 。一想到她，我的心就在喋血，就隱隱作痛。和 G 的分手對我的傷害極大，我成了一個既不敢愛別人又不敢接受別人愛的人，以至使我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不敢言愛，處於感情的冰封狀態。
地裏的莊稼活兒有的是，如果不是傳來複課鬧革命的通知，我真的不願意回校。
返校前夕，我向翠花大嬸告別。翠花大嬸特意做了幾個菜為我送行，她不住地給我夾菜：孩子，多吃點，看你瘦成這個樣子，讓你媽媽看見了，不知道有多心疼。這一句話觸到了我的痛處，我再也控製不住自己，流下了滾滾熱淚。
“江南，你不愛說話，我猜測你一定有難言的心事，你的眼睛裏滿是憂傷，我就看出你一定有很多的傷痛。你想哭就哭出來吧，也許好受些。”
在這對善良的母女麵前，我敘述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翠花大嬸沉默了一會說道：江南，如果你將來真的無處可去，你就回來，這裏就是你的家 ------ 。
不用她再說下去，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我從心底裏感謝這位慈母般的大嬸。
第二天，我踏上了歸途，我看到小翠母女倆，站在門口不住地向我揮手，直到我走出很遠很遠，消失在大路的盡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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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年代都有好人。大家的留言也都太精彩了。我還是悄悄的等著看下一集。恢複上課以後的日子好嗎？和小翠他們還有聯絡？
值得警惕的是這類惡人在現實生活中還時時出現。
人性是光輝的，還是邪惡的？五十五十：半魔半道，半天使半撒旦。”
在文革中，我們雖然看到人性醜惡的一麵，但也不時看到人性光輝的一麵。翠花大嬸如是，顧而已家的老傭人和左鄰右舍也如是。那是一種體現在平凡生活中的人性的光輝；解人饑渴一茶一飯，暖人心肺一酒一語，皆因其中有愛心和關懷才更顯其光輝。這樣的愛心和關懷，在烏雲滿天的文革時期更顯難能可貴，它放射出來的人性的光輝，給那些正在生命邊緣掙紮不幸的人們以活下去的勇氣。
和北大的郭世英相比之，閣老是幸運的。當年那些將郭世英整死的同班同學，他們無名無姓，微不足道，如今已像螞蟻一樣消失在無人知道的犄角旮旯裏了。然而，在他們一生中的某個時候，他們曾經結集為一支仇恨的小分隊，堅持不懈地追殺一顆他們不能認同的靈魂。
有一段郭世英生前和他朋友間的對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郭世英自殺前一天曾對他的朋友說：“我回去後真不知該怎麽辦。曆史發展總是一個浪潮一個浪潮的，不會以每一個個人為線索……”，他問他的朋友：“你說我怎麽辦？”他的朋友告訴他：“這隻是一個浪潮，有漲潮，就總有退潮。”他說：“以後還有漲潮。”他朋友說：“漲潮後還有退潮。”他另外一個朋友說：“這是暫時的。”他的兩個好朋友都想安慰他，但這安慰是多麽蒼白無力。朋友離開他家的時候，他送他們到院門口，然後對著他們的背影說：“等候我的噩耗吧!”一個輕的生命，一顆極富才智的頭腦，一個高貴的靈魂，就這樣走了。
每當我回憶起文革中那些悲劇的時候，我就會想，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悲劇產生？我常想，雖有文革的大背景，但當年，如果郭世英不是落在這夥狹隘的人手中，這自殺的悲劇未必會發生。事實上，文革中一個個具體的悲劇都是由一隻隻具體的手促成的，大背景是它們得逞的條件，但不是赦免它們的理由。文革隻是暴露了人性中的惡，惡的存在卻不能用文革本身來解釋和辯護。
因此，我常常反思，常常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存在這些”人性之惡”；我也經常對自己說，你可以不做天使，但千萬不能去做魔鬼，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