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調也可重彈
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揣支毛筆漂四海.
在建國以後的中國文壇上，周揚是個眾所周知的頭號文人，他的頭上戴有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文藝活動家三頂桂冠，最為神奇的是在中國風雲變幻的政治舞台上，在文革以前首尾相銜的曆次政治運動中，他始終立於不敗之地，成為文人中唯一的一棵常青樹。
翻開周揚的曆史，那可真正是個人物。早在三十年代就是中共中央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主編“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１９３７年秋到延安後，曆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文協主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建國後，曆任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宣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央戲劇學院教授，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理事會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委，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化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顧問、研究生院院長，全國美學學會名譽會長。一生著作頗豐，主要論著有《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新的人民的文藝》、《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等；翻譯作品有《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美學》等，出版有《周揚文集》。
由此，他被稱為三十年代左翼文藝的宿將，四十年代解放區文藝的組織者，五十年代文藝鬥爭的領導者，六十年代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代言人。
可就是這麽一位人物，他在文革以後的各種大小場合總是不停的向人道歉和懺悔。 1979 年他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一進靈堂就痛哭流涕，聲淚俱下，見了馮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
為什麽他要不停地懺悔和道歉？為什麽他深感愧對故人？因為所有這些他要道歉的人都是被他整得死去活來的人，都是曾經深受其害的人，都是被他一棍子打入十八層地獄的人。
了解周揚的人，都說周揚是個職業整人者，此話不謬。翻開他的整人史，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早在上海他就處處製肘魯迅，向魯迅發難，與馮雪峰對陣。使魯迅在筆戰群儒的同時，不得不分出精力對付這個乳臭未幹的左聯領導。
到了延安，他先後指責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蕭軍的《論同誌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是大毒草。因為上述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而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於是被定為反黨小集團。並刨根究底，查出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有“自首變節行為”，王實味、丁玲、蕭軍“曾為國民黨特務機關”做反共宣傳材料。
到了 57 年的反右運動，上述人員被翻老賬，再次認定他們的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大毒草，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人民日報再次刊登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並配發了林默涵、王子野、張光年（胡風）、馬鐵丁（郭小川）、嚴文井、馮至的六篇批判文章。為此丁玲等人被定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的同時，又戴上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
未及幾時，胡風又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領軍人物。
到了文革初期，周揚再次揮起大棒，把上述的被批判者和批判者以及更多的一批文人一起送上了文革的祭壇。然而很快他所把持的中宣部被稱為閻王殿，他是閻王殿裏的活閻王，加之當年他在上海與魯迅的過節，被紅衛兵抓住辮子，於是被新興的左派文人張春橋和姚文元一棍子打翻在地，掃進秦城監獄。
在監獄裏，他對自己一路走來的所作所為進行了認真地反思，終於大徹大悟。為此他在文革結束出獄後，不停地向當年的受害者懺悔和道歉。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周揚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大聲呼喊，為平反冤、假、錯案出力甚多。這本是周揚痛改前非的表示，但當年的許多“右派分子”對他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運動中的所作所為依然怨氣聲聲，怒氣衝衝，耿耿於懷，特別是獲得平反、恢複名譽後的丁玲、胡風等人更是不依不饒。很快在八十年代初的那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他的許多前衛的言論文章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被已經成為左派的丁玲、胡風等一批文人逮個正著，一陣排炮，周揚頃刻間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麵人物。
周揚做夢也沒有想到，在他即將走到人生的終點時，從左派變成了右派。而把他送上右派祭壇的恰恰就是當年被他打入地獄的右派，如今的左派！
曆史跟他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哎，中國的文人喲，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周揚最大的悲劇在於，他一直以為自己是正確的，忠誠的，革命的。如果周揚和姚棍子一樣，是為私利和權力而大打出手，我們可以將他千刀萬剮以解心頭之恨； 但對周揚，我們卻有一番心痛。
周揚的一生是一出諷刺劇，鬧劇，也是一場個人悲劇。
毛主席教導我們“知識越多越反動”。同為知識分子的他，講的不錯。知識給了我們思考的能力和獨立的人格。
政治的狂熱（共產主義也罷，民族主義也罷）就這樣傾而易於地把它們剝奪去了。
下一次，我們能保持清醒嗎？有那份勇氣嗎？
沒有最難，隻有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