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調也可重彈
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揣支毛筆漂四海.
說到文革中的文人，不能不說說陳伯達。而說到陳伯達，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由尊崇到憎恨再到一聲歎息。
說尊崇，是因為早在文革之前，陳伯達就名馳華夏，他是我國屈指可數的馬列主義理論家，早在延安時期和建國之初，就為新中國的成立培養了一大批馬列主義和哲學理論工作者。實事求是地說，陳伯達曾是深受毛澤東主席信任的人，也是最為倚重的助手。他的突出才華表現在他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上，在建國前後起草了《七大政治報告》、《共同綱領》、《憲法草案》、《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等一係列重要文件。 1951 年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前夕，他寫了兩篇政論文章——《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這兩篇文章奠定了他作為中共黨內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澤東思想最高傳達者的地位。 1958 年，陳伯達擔任《紅旗》雜誌主編，成為毛澤東的權威發言人。
說憎恨，是因為文革期間，陳伯達積極參與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陰謀篡黨奪權的罪惡活動，淪為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
陳伯達一個最不可饒恕的罪行，就是文革初期作為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的他，一手炮製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定下了“建國以來在我國思想戰線上存在著大量牛鬼蛇神”的基調，汙蔑他們是“為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複辟進行輿論準備”，煽動造反派和紅衛兵“橫掃一切”，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專家、學者、權威打個落花流水”。他在接見紅衛兵代表時大肆鼓吹“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為造反派的狂熱行動推波助瀾，火上澆油。在他的煽動下，全國陷於“紅色恐怖”，到處出現“打砸搶抄抓”的惡浪狂潮，致使黨政機關全部癱瘓，大批領導幹部和大批專家、學者，教育、文藝、科技人員被抄家批鬥，送進“牛棚”，遭到殘酷的迫害和血腥的鎮壓。
陳伯達還直接參與誣陷迫害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罪惡活動。夥同江青、康生決定召開“批鬥劉少奇大會”，對劉少奇進行慘無人道的人身迫害。鼓動造反派揪鬥老幹部，致使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一批開國元勳冤死獄中。
由於上述罪行，文革結束後，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 18 年，可謂罪有應得。
為什麽這樣一位學養宏富的黨內一支筆、熟讀馬列的理論家，最後卻淪為林彪、江青的鷹犬，禦用文人，成為曆史的千古罪人？文革史家已經作了多種評說。
我的孔見，是陳伯達自己把自己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陳伯達外號“老夫子”，可謂名副其實。陳伯達從小受到儒學的熏陶，張載的《西銘》、特別是“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的儒家思想對他影響極大，成為他立身處世的座右銘。他年輕時在教會學校教過書，讀過聖經。由此又形成了他委曲求全、逆來忍受的個性。但是在參加革命以後，長期受到黨的組織紀律教育和革命人生觀教育，又使他習慣於服從和順令。由此這個集儒家學說、聖經哲學和馬克思學說於一身的人，形成了他性格的多重性：執著而又懦弱，固執而又迂腐，古板而又木訥。這種矛盾的性格明顯地表現在他人生道路的各個關鍵時刻。
生於福建的陳伯達，受“閩學”的影響極大。福建的文人素有棄官為民的傳統，把官場看得很淡。陳伯達同樣如此，在建國以後欲求“長安布衣”，希望能像前輩鄉賢那樣回歸民間，這種心誌在他題寫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天地馳驅客，英雄清靜身；留心千古事，不厭一寐塵”等墨跡中可見一斑。所以，在五十年代，他提出過下放的請求，是毛澤東主席讓他辦《紅旗》雜誌把他挽留了下來。六十年代，他又提出過退休的請求，又是劉少奇把他留了下來。特別是在“九大”之前，目睹江青的飛揚跋扈、頤指氣使，他曾幾次流露出不想再擔任徒有虛名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的念頭，都被林彪勸止。林彪對他說：“你不占住這個位子（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她（江青）就會上去，禍害的人會更多。”由此“黨性、組織原則、服從大局”的思想意識，使他不但沒有退隱山居、淡出政壇，“安得君恩許歸去，東陵閑種一園瓜”，反而一步步卷入中國的政治漩渦，深陷林彪、江青既相互勾結，又相互惡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最後成了林彪的替罪羊和殉葬品。
作為一個理論家，陳伯達曾經提出了一係列的政治主張，比如 在文化領域裏主張“百家爭鳴”，在思想領域裏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八大決議中提出“發展生產力是首要任務”，在文革中反對“血統論”。但是很快他的“發展生產力”的理論被認為是“唯生產力論”，是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唱反調，受到了嚴厲批評。他在欲退不得、欲進不能的夾縫中，曾經采取過消極的態度，然而又被視為“從來沒有配合”、“長期不合作”和“動不動就撂挑子”。順從的本能又迫使他去“配合、合作、挑擔子”，這一配合，一合作便種下了上述的罪孽。
陳伯達就是這樣為自己畫下了這麽一個怪圈。
筆者曾經旁聽了特別法庭對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的審判，和張春橋、江青等死硬分子不同的是，陳伯達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而且直到臨終前夕，一再懺悔自己“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革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
這真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別詞”。
每個人總有他的本色。就像許世友將軍征戰幾十年仍不失僧人本色一樣，陳伯達從政幾十年也仍持有書生本色。縱觀陳伯達這個悲劇人物的一生，讓人憤恨交加的同時，又怎能不發出一聲歎息。
“多少人間事，天涯醉又醒。”人們總是在事情過後才容易清醒些。想來，將來的人們，會比現在的人更清醒些。
（本文純屬個人觀點）
總體來說，閣老說的我比較認同。他不是那種政治上有野心的人。
文革中，連周恩來都力求自保，陳伯達的言行基本上不能由自己來掌握了。
我說他張狂也不太對。應當說他“直率”，他特多話，又直言。有時想法有點天真。50年代後期開始，中央的環境已經變了，沒人講話那麽直了，可他還是大嘴巴。應了禍從口出啊！
我一直說自己是個“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人”，我非常慚愧，一方麵我在這裏振振有詞，發表“憂國憂民”的“高論”，一方麵卻對自身的自私和狹隘束手無策；我想若是把我這樣的人放到他們當年的環境中去，或許今天那個被批判的人就是我。
陳伯達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是中共理論權威、革命大筆杆子，還是叛徒、托派分子、政治騙子和中國知識份子的敗類，眾說紛雲，無一定論。事實上，對於陳伯達這樣一個複雜的人物，要理清其在中國社會上千絲萬縷、縱橫交錯的關係，還原其在曆史重要時期的真實麵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對陳伯達，我一直是同情大於憎惡。在我眼裏，他是一個深受儒家影響，怯懦、對厄運逆來順受的“帝王師”。他就像《西銘》裏那個明知要被晉獻公處死卻不逃走的申生和那個甘願被聽信讒言的父親放逐的伯奇。“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和“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他做人的準則，他曾經說過“我個人是很渺小的人，怎麽處理都沒有關係。我不過是一隻螞蟻，誰要踩都可以，什麽時候踩死都可以，聽天由命就是了”；當年他的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寫點回憶錄，以澄清一些是非，陳伯達對他們說：“我不想浪費時間，也不能不顧大局。有許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在這些例子中，他的逆來順受一覽無餘。
不記得陳伯達為自己的親屬謀過一官半職，他所有本家親屬都是老百姓。他唯一的一次走後門是為兒子謀一個學徒工的位置；好像也沒聽說過他怎樣籠絡手下人、提拔跟前的人的事情。
陳伯達年輕的時候還是很有雄心壯誌的，譬如他給自己取的筆名叫“伯達”，實際上是斯巴達克思的音譯；他還發起過三十年代轟動全國的“新啟蒙”運動，可是命運卻將他推到距離這些理想目標非常遠的另一端。
我同意楊子說的“陳和林彪的問題沒關係，跟後來的江青的問題更沒關係”。對於文革中的許多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數他是不知道的，聽說九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來的“稱天才”的語錄，不是事先準備好的，是臨時讓秘書找的；在華北，陳伯達的一些行為被民間看成是與林彪對立的；廬山會議毛澤東發動“批陳”以後，林彪曾對其下屬說，“錯誤要往陳伯達身上推，強調上當受騙”，如果有同盟關係，不應有這種落井下石的事。還有，“九一三”事件後，在一係列批林材料中，是毛澤東親自將“林陳反黨集團”改為“林彪反黨集團”。所以，陳伯達和“四人幫”還是有區別的。
當然，當年他炮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和製造的“冀東慘案”，給許許多多的人帶來了災難，這個罪惡確實不可饒恕。
我的這篇文章在大家對陳伯達口誅筆伐的今天或許有些不合時宜；或許有人會認為我太寬容、黑白不分，到現在還替他這種人說話。我卻不以為然，我認為，我們都應該尊重曆史、尊重事實，曆史從來就不是黑白分明的，我認為還曆史本來麵目是我們的責任：若它是灰的，那它就是灰的。否則，我們和當年那些在別人身上“踩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紅衛兵們又有什麽區別呢？
不過，被捕前的陳伯達可不是：“執著而又懦弱，固執而又迂腐，古板而又木訥。“大概閣老看到的是罪當死的老陳才會有這個評價。
我所認識的xxx從53年就開始跟陳共事了，直到他被捕。陳是個很有野心的人。也很張狂。陳的問題出在林彪之前，為什麽，你一想就知道了。好多史料當年我在檔案館作係統設計時，都很明了。現在xxx從中直退下來，還健在，記憶和口述非常清楚，他說的許多事證實了他的記憶真好。
陳的文章寫得好，不可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