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歎說吳晗 （閑話文人11）

      
        十年浩劫當中，中國的文人中最悲慘的莫過於吳晗。
        可以說吳晗的名字是和文革緊緊連在一起的，文革首先從姚文元批判他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拉開帷幕，他是被送上文革祭壇的第一人。緊接著他又跌入文革的第一個漩渦之中——批判他和鄧拓、廖沫沙合寫的雜文集《燕山夜話》，被指控為“三家村”反黨集團的成員，利用雜文影射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由此他被雪上加霜，慘遭批鬥，1969年在獄中悲憤自殺。嗣後其夫人袁震也被造反派活活折磨致死，唯一的養女吳小彥見父母雙雙慘死，精神失常，1973年在北京精神病院自殺。
        吳晗，這個一身兼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數職的著名曆史學家，就這樣家破人亡。
        熟悉吳晗的人都說他是才子，確實，作為一個曆史學家，他一生碩果累累，著作甚豐，其中影響最大的有：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朱元璋傳》、《明史簡述》、《讀史劄記》、《胡應麟年譜》、《曆史的鏡子》、《曆史與人物》、《江浙藏書家史略》、《十六世紀前期之中國與南洋》、《投槍集》、《燈下集》、《春天集》、《學習集》、《山蔭道上》。主編有《中國曆史小叢書》和《外國曆史小叢書》，並主持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標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編撰的《胡應麟年譜》頗得胡適先生賞識，舉薦他到清華大學讀書，並聽從胡適的意見，專攻明史，從此走上了研究曆史的道路。
        了解吳晗的人說“海瑞是他的災星”。如果吳晗一直做他的學問，不去追風趕潮，寫什麽海瑞，也許不會有後來的文革一劫。以我愚見，此說隻對一半，因為身居北京市副市長位置上的吳晗不可能去埋頭做他的學問，他曾數次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和彭真市長，要求回到清華任教，但未獲準，此時的他已是“人在政壇，身不由己”。
        那麽吳晗為什麽要去寫海瑞、淌這渾水呢？
        讓我們看看當時的曆史背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使中國的50萬知識分子淪為右派，被下放勞動改造。前車之鑒，後事之師。遭此一劫的知識分子從此便“夾著尾巴做人”，再也不敢隨便放談。而深受大躍進浮誇風之苦的廣大幹部中也普遍存在著不敢講真話的問題，呈現出“萬馬齊喑”的局麵。針對這一現象，毛澤東主席在1959年4月的上海工作會議上，號召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據此，吳晗於當年6月間發表了《海瑞罵皇帝》一文。緊接著又寫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論海瑞》直到《海瑞罷官》。
        實事求是地說，吳晗的海瑞係列是響應毛澤東主席號召的產物，而隨後的彭德懷元帥的“萬言書”也是直言敢諫的代表作。然而就在夏天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成為“彭張黃周”反黨集團的掛帥人物。嗣後，毛澤東主席根據蘇聯“和平演變”的教訓，在北戴河會議上向全黨提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警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
        當中國進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中國的一切事物與階級鬥爭掛鉤的時候，文化曆史領域自然不能超然度外，吳晗的悲劇便成為不可避免。在電影《怒潮》首先被指責“美化彭德懷、為彭德懷翻案”的時候，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也成了靶子。1962年，江青率先提出了批判《海瑞罷官》，並於1965年初跑到上海策劃姚文元秘密炮製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
        曆史與現實往往具有驚人的巧合，《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被與“包產到戶”、“翻案風”聯係在一起，成為為彭德懷翻案的證據。 1965年12月，毛澤東主席在杭州發表了首肯姚文的談話，指出“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主席的一錘定音，決定了吳晗的命運。 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係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麵的“揭蓋子”，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掀開了序幕。
        文革以後，蘇雙碧、王宏誌在合著的《吳晗傳》中對吳晗的悲劇作了這樣的概述：“從40年代開始，吳晗的許多著作是古為今用的。這是吳晗悲劇的深層原因”。“確實，作為曆史學家，吳晗在40年代的古為今用尚有可取之處，因為他的古為今用，是自己從直接的現實生活中感受到一些東西，是自己真實的生活體驗，但到了50年代末期，他的古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絕境。吳晗是一介書生，但作為一個從政的知識分子，他失去了獨立性。寫海瑞，固然與他的專業有關，但是如果丟失了自己的獨立性，為寫而寫，按照別人的意圖做文章，早晚要出事。盡管他在《論海瑞》前麵加了一段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還是沒能逃出那場悲劇。” 　　
        作為正直的知識分子，一代學人，吳晗無疑是令人尊敬的，但我們越是尊敬他，越覺得應從他的悲劇中吸取點什麽。

[老楊]

什麽事情都是有因果的,老吳也曾是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