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調也可重彈
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揣支毛筆漂四海.
文人，顧名思義，是有知識、有文化、有修養的人。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不是才高八鬥、學富五車，也是飽讀詩書、滿腹經綸。
上下五千年，縱橫數萬裏，中國的文人浩若繁星，數不勝數。一部中國史，堪稱一部文人史。
我生也晚，幾乎和共和國同齡，目光所及也就是建國以來的半個世紀。一路走來，見到的也就是這半個世紀的文人。雖然數量有限，卻極具代表性。所以我認為，研究中國的文人，不必去考古、查典、研史，隻消把這半個世紀遇見的各類文人臉譜剪輯下來，便是中國文人十分生動的眾生相，道理很簡單，古今文人，一脈相承。
從我記事起，中國的政治運動便是首尾相銜——三反、五反、肅反、整風反右、公私合營、大躍進、廬山反右傾、社教四清、文化革命。在那“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年代，每個文人都被打上階級的烙印。而對文人來說，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一次階級陣營的重新劃分，一次政治路線的重新站隊，一次前途命運的生死抉擇。
文革，是中國大地上持續十年之久的政治運動，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文人們不斷站隊的十年。生存或者夾縫中求生的本能，更是使所有的文人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的十年，所以我又認為，讀懂了文革十年中的文人，也就讀懂了中國的文人。
文革中的文人大體有以下十種類型：
一貫正確型：這類文人有著極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和極其堅定的階級立場，他們能夠在極其細微的蛛絲馬跡中正確地判斷階級鬥爭新動向，從而與時俱進，領先政治潮流，牢牢地掌握主動權和鬥爭的大方向，因而能夠始終立於不敗之地，被稱為堅定的革命左派。其特點是擅長揪辮子，扣帽子，打棍子。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任意擴大，無限上綱。
中流砥柱型：這類文人一般都是根紅苗壯，有著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和很高的階級鬥爭覺悟。有“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的雄心，“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情。對階級敵人毫不手軟，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其特點是把人往死裏整，踩上一隻腳，叫人永世不得翻身。
意誌堅定型：這類文人一般都是以“堅定的革命者”亮相，“打破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具有“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敢於衝鋒陷陣，窮追猛打。其特點是以最響亮的口號，向敵人的營壘發動持續的進攻，具有極大的衝擊力、破壞力、殺傷力和威懾力。
自覺革命型：這類文人一般出身不是很好，或者有這樣那樣的小辮子、小把柄被別人抓在手裏，因此他們始終不渝地進行著“世界觀的改造”，“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不斷地“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最典型的表現形式是在各種場合，以最沉痛的表情，甚至痛哭流涕做最深刻的自我革命，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批得體無完膚，來表示對革命的忠誠。
反戈一擊型：這類文人一般先是在某一個營壘裏活動，如果發現自己所處的營壘呈現“強弩之末，難穿縞素”之勢，馬上就會倒戈，投向原來對立的營壘。因為他們在這個營壘裏活動已久，清楚地知道這個營壘的“死穴”，因此他們的反戈一擊，往往最能擊中要害，具有一劍封喉的殺傷力。其特點是隻要自己能夠獲得生存，可以出賣一切，認賊作父，六親不認，對朋友落井下石。
賣身投靠型：這類文人的特點是具有敏銳的嗅覺，在錯綜複雜的混亂局麵中，能看準強勢的一方，或者尋求一個最好的靠山，然後把自己綁在戰車上一路衝殺，最終的結果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見風使舵型：這類文人的特點是牆頭草，隨風倒，左右逢源，兩邊討好。兩軍對壘，哪一方都不得罪。等到分曉勝負，就會站在勝者一方，雖然不是堅定的革命者，但始終是革命的追隨者或者同盟軍。
投機鑽營型：這類文人好比卡西諾裏的賭徒，把自己的每一步行動作為政治賭注。贏了雞犬升天，輸了自認晦氣。
隔岸觀火型：這類文人是一種謙謙君子，有著“君子動口不動手”的良好修養，善於歸納總結。不管是“楚漢相爭”，還是“聯吳抗曹”，他們都是冷眼旁觀。等到垓下大戰霸王別姬，火燒赤壁灰飛煙滅，他們便出來發出“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歎。
坐收漁利型：這類文人城府極深，用時下的話來說是屬於很酷的那種，不動聲色，不苟言笑。他們深諳“兩虎相鬥，兩敗俱傷”的道理。待戰事平息，硝煙散盡，出來打掃戰場。不費吹灰之力，便是魚和熊掌兼得。
把這十類文人排列在一起，展現在我們麵前的便是這樣一卷畫圖：一部分“革命的文人”對一部分“反革命的文人”實施最徹底、最無情、最殘酷的鬥爭，前者站在後者的遍體鱗傷的身上去摘取花環桂冠。
誰說文人都是謙謙君子？在你死我活的關鍵時刻，一樣的斯文掃地，大打出手！誰說文人手無縛雞之力？在命運攸關的緊急關頭，一樣的如狼似虎，互相殘殺。墨寫的謊言猶如鋒利的刀刃置對手於死地，從背後射出的暗箭令對手防不勝防。於是我們看到的文革中文人的格鬥，除了血腥還是血腥。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場格鬥的結果誰也不是贏家，曾經煊赫一時的左派文人王力、關鋒、戚本禹，一夜之間成了跳梁小醜、小爬蟲。而最大的左派文人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則伴隨著林彪、“四人幫”的垮台，還原為“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貓也叫春”的流氓文人狄克和捉刀代筆的文痞。
文革的曆史就像一個圓，以部分文人的發跡開始，到他們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終結，留給後人的隻是千年一歎和無比沉重的思考。
往事不堪回首，終是忍不住，還是要回首。時空猶如一盞小小的油燈，而那晃動著的燈光仿佛是一段交疊纏綿的波浪，淹沒我們走過的每一個腳印。遠離家鄉，選擇漂泊的我們，坐在異國的石階上，遙遠的鍾聲帶不走我們的憂傷，而我們的心事卻被擱在門內，像一粒種子，快要破土而出，卻還是不能破土而出，讓等待的人好不心焦。。。
回首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舉動。明知自己已經走過去了，還是要回首；明知回首什麽也不能帶來、什麽也不可能挽回，還是要回首。我想這不僅僅是一種姿態。門的出口也是入口，關鍵看我們怎麽走。
很同意罷了兄的高論：“責任感的喪失意味著尊嚴的喪失，責任感的喪失意味著靈魂的缺席。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人格的力量，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思想的穿透力。沒有責任感，“知識分子”就會變成一個被抽空的器皿。”但承擔是要付出代價的，輕者喪失自由，重則喪失生命。知識分子也是普通人，有惜命的心再正常不過了，即使不惜己命，家人、孩子的前途和命運呢？有時也不得不低頭的。我父親是個很有責任感和正義感的人，他做過的許多事情可能在別人看來是很書生意氣的，甚至傻的，他也知道這樣做吃虧，但他敢做敢當。然而他卻不準我學他，總是提醒我做人要小心謹慎慎，生怕我有閃失。
因此，我不會去指責象昆德拉那樣的人，甚至那些保持沉默而又不同流合汙的人，在某些情況下這樣做是必需的。當然，哈維爾更可敬，卻不是人人可以模仿的。
中國知識分子要真正為世人尊重，起到表率作用，還是應遵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訓。基礎是修身、齊家，而後齊天下。
如何修身，又是個大問題。墨子在《墨子·修身》中，討論了品性修養與君子人格的問題，強調品行是為人治國之根本，君子必須以品德修養為重。他提出“君子之道”，應包括“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指出“誌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遍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
想想建國以後的知識分子，幾個做得到嗎？我們自己呢？
“ 誰說文人都是謙謙君子？在你死我活的關鍵時刻，一樣的斯文掃地，大打出手！誰說文人手無縛雞之力？在命運攸關的緊急關頭，一樣的如狼似虎，互相殘殺。墨寫的謊言猶如鋒利的刀刃置對手於死地，從背後射出的暗箭令對手防不勝防。於是我們看到的文革中文人的格鬥，除了血腥還是血腥”。
從文革看文人，可謂一葉知秋！
罷了說的對：“事實上，沉默也是一種犯罪。因為沉默，我們的知識分子才會走到這一步；因為沉默，我們的國家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深有同感！
附上舊作：“沉默”
皇帝與騙子苟合
生下了沉默
沉默帶著父母的期許
乘著高壓的翅膀
在無知的狂風中肆意的繁殖著
生生不息
象藤
緊纏著大樹
象細菌
侵蝕著樹根
失去了根的大樹懇求著
藤啊
纏緊點吧
沒有你
我必倒下
人們在沉默中炫耀高樓
人們在沉默中放任不公
人們在沉默中歌功頌德
人們在沉默中漠視貧窮
精英在沉默中你濃我濃
貪官在沉默中有恃無恐
沉默是假清高
沉默是真無恥
沉默是擋箭牌
沉默是留後路
沉默是敲門磚
沉默是遮羞布
沉默是渾水摸魚
沉默是老於世故
沉默是放棄抵抗
沉默是屈膝投降
沉默是市儈的選擇
沉默是懦夫的戰略
沉默是曆史的留白
沉默是戰士的恥辱
沉默是權貴的求之不得
沉默是民眾的萬不得已
沉默是對犯罪者的慫容
沉默是對受害者的嘲笑
沉默是中華民族的頑症
沉默是劣等公民的印記
沉默是對社會責任的逃避
沉默是對道德公義的反動
沉默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畸形兒
沉默是五千多年文明桂冠上的蛀蟲
沉默是中國知識分子軟骨病的突出表征
沉默是華夏文明恥辱柱上最深的那道痕
還應該指出，其實還有第十一種文人，那就是你、我這樣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文人。我們在自由的天空下指手畫腳、鏗鏘有詞。我想若是將我放到那十種文人的生存環境下，我實在不敢保證，我一定會比他們做得好。不過這一點也不妨礙我們在這裏指手畫腳、鏗鏘有詞。
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會走到今天這個樣子，完全是因為他們在嚴酷的現實中，缺乏自我承擔的勇氣。哈維爾認為“承擔”是知識分子應有的職責，“勇氣”是知識分子必備的品格。1979年，哈維爾被鋪，被判處四年半監禁，他在給他妻子的信中寫道：“使一個人不能不看到道德敗壞現象的，甚至不是普通的道德敗壞本身，而毋寧說是他自己喪失了自信和生命的意義感。引用我自己的話來說，‘世界墮落到我自己墮落的程度’。”從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全麵地接受著昆德拉。看透曆史風煙的昆德拉，站在已然如此的曆史麵前，他得出的結論是：不參與才是真正的參與。他所持的是，強烈的置身於事外的“遊戲”態度。而哈維爾卻一貫堅持，心靈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擔比回避更加重要，參與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所以他決不離開自己的祖國，他勇敢地與自己的同胞一起承擔曆史的苦難。他覺得，隻有承擔了曆史的苦難，才能擁有對祖國的未來發言的權利。
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會走到今天這個樣子，當然也應該和我們的文化曆史有關。先秦以降，在中國的知識譜係中，一直異乎尋常地關心智慧問題而又異乎尋常地忽略心靈問題。先秦諸子裏，除了莊子有一些生命哲學的東西之外，其他諸子幾乎都在討論智慧的問題 – 在一個暴力泛濫的社會裏，在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裏，在一個壓抑個性的社會裏，如何運用智慧生存下來，並且很好地生存下來？我們的知識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智慧與智慧的較量上，而無暇對心靈進行耕耘。難怪乎，他們毫無反思地接受昆德拉，接受“生命中能夠承受之輕”，接受對敵人和自己都有極大的殺傷力的反諷；同時他們自覺地躲避哈維爾，躲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會走到今天這個樣子，當然也和他們精神上缺乏信仰有關。信仰是人格獨立的起點，有了信仰，靈魂才能自足。這是一種從自己內心發出來的信仰，是堅不可摧的信仰。而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的恰恰是這樣一種信仰。在他們心目中，生存是最高的信仰，為了生存可以放棄所有的原則和所有的承擔，所以，當我們對文革進行反思的時候，常常會聽到人說：在那樣的情況下麵，你還能要求人家做些什麽呢？人家不參與整人、打人，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事實上，沉默也是一種犯罪。因為沉默，我們的知識分子才會走到這一步；因為沉默，我們的國家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哈維爾在他當選捷克總統的就職演說中說：“我都已經變得習慣於極權主義體製，把它作為一個人不可改變的事實來接受，並保持它的運行。。。。。。沒有誰是它納粹的犧牲者，因為我們一起創造了它。”德國哲學家亞斯貝爾斯也曾說過：“罪責是全民的，我們應該全民共懺悔。”所以，在整體的罪惡中，知識分子罪不可赦！
責任感的喪失意味著尊嚴的喪失，責任感的喪失意味著靈魂的缺席。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人格的力量，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思想的穿透力。沒有責任感，“知識分子”就會變成一個被抽空的器皿。
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我們，是不是應該問問自己：我們應該選擇什麽？我們應該承擔什麽？我們還有沒有勇氣從昆德拉走向哈維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