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家,我的起居比較規律,營養狀態也有所改善,我的體質一天天好起來,體重慢慢地增加了,麵色也紅潤了。我的老板笑我:“不是‘思鄉病’,而是‘相思病’!”嗬嗬!
“梅”來美之後不是一帆風順的。上文說過,第一個老板,B博士,對她很好,但好景不長,一年後掉了一個基金,沒有力量維持“梅”的工作,隻能說聲:“Sorry!&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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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梅”的工作,收入增加了,不久我又晉升為ResearchAssociate,工資增加到28,000刀/年。加起來,就有40,000刀/年,比原來好多了。那時1989年年底,全美平均工資水平不高,4萬的年收入已相當於美國家庭的收入平均線。所謂家庭平均收入是指四口人的家庭而言,我們隻有三個人,當然就顯得更加寬裕些。經濟上的改善,對生活的要求漸漸提高了。除了改善夥食外,我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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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對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種種顧慮,隻怕國內政治風向一變,再來一次文革。不是老毛曾經說過:“文化大革命,過7-8年就要再來一次”,我真不想在我有生之年再次經曆文化大革命。此外,還有兩個原因讓我如願留在在美國:1.“梅”想來美國進修藥理;2.由於我科研上進展順利,老板想留我為他工作,條件是立即辦理綠卡手續,工作位置從博士後提升到Resear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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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39.初露鋒芒
我在美國忙於科研,“梅”在國內也沒有閑著。我們兩人還是按照原來的規矩,每周一信。因此,我對她的動向也基本了解。
她從貴醫調往南醫附院之後,脫離了教學工作,調入南醫附院藥劑科,轉向科研。因為她在貴醫有動物實驗的基礎,就讓她主管藥學的動物實驗,做了大量的兔子,和狗的動物實驗。南醫附院沒有人會做動物實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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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排好住宿後,第二天上班,我到老板辦公室,準備接受他布置工作。他的辦公室並不豪華,一張大書桌,他坐在一隻帶有滾輪的椅子上,麵對還有一張椅子接待其他人員的。四周的牆壁都裝有書架,書架上放滿了書籍。在他坐椅的側麵,一壁落地長窗。長窗的玻璃是雙層的,中間帶有百葉窗簾的薄片,可關可開。我就坐在他對麵的椅子上。V教授首先問我希望做蛋白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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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降落在洛杉磯機場,入關,轉機,一切進行得比我想象的要容易些。在洛杉磯換了一架飛機,飛到Atlanta,再上一隻小飛機,直飛Birmingham。
經過二十多個小時的飛行,到達Birmingham已是晚上11點,遲了一個小時。從機場出來,還未到出口處,見到我的導師,V教授,帶著他的太太在大廳等候。V教授體格魁梧,上嘴唇留著“斯大林”式的胡子,皮膚黝黑,是個希臘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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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和“梅”來說,應該是夠幸運的了。分配到貴州山區做“赤腳醫生”,上調到貴醫當老師,又奮鬥回南京,這個向往已久的大城市。雖然“梅”的爸爸已經去世,但時刻可去探望她媽媽。對比大多數還奮鬥農村第一線的同學,簡直就是可望不可及的願望。我剛剛安好了這個家,已經有了下一步打算,出國!上麵已經說過,人是永無滿足的動物。
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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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考上研究生班,個個都是尖子,班上競爭氣氛激烈。我已是36歲的中年人,要和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競爭,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我經曆了文化大革命,到過貴州山區農村,在那裏度過了七年赤腳醫生的生涯。從文革開始到上調貴醫,整整9年時間,無書可讀,腦子一片空白,造成知識營養不良,知識充電對我來說何等重要!我明白,這個機會來之不易,我得加倍努力,如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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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結束進修是在1978年,7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後重新招收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回到貴陽醫學院後躍躍欲試,準備報考。
自從我們從偏僻的貴州山村調到省城貴陽醫學院,我一直在想,為什麽這麽多的基層大學生沒有選上,卻選上我這個黑五類。應該說,上調的機遇給了所有的基層大學生的,選擇我上調,顯然是因為我在山村的艱苦條件下成功試製胎盤組織液。這個過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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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講到“梅”掌握時機,為她父親翻案,一舉成功,這一節說說我的家屬。上麵已經提及我的家屬是一個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清朝做官,父親從祖父遺產中得到八百畝良田,一個典型的官僚地主。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是被專政的對象。地,富,反,壞,右,地主排在五毒之首。在土地改革中沒有被槍斃,已是天大的幸運。還能有什麽所求?一個家族,乃至個人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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