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三十七

要了解今天的美國和伊朗的仇恨，就要從美國中情局在1953年發動政變推翻伊朗民選政府說起。

當初，伊朗獨立後，民族主義      情緒高漲，當時的民選政府不得不考慮將伊朗石油國有化，或至少在英國擁有的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裏分多一點。而這之前，伊朗政府每次對英國肆無忌憚的掠奪稍有不滿時，英國都會運用軍隊而推翻不滿政府而扶持傀儡政府。而在1950年，雖然英國在伊朗仍然有很多親英勢力，當在大使館的政變計劃被伊朗政府發現，導致所有英國的外交官（也可以說是間諜）被伊朗全部驅逐出境。

被趕出去的英國佬，當然非常惱火，先是對伊朗石油出口進行禁運，造成伊朗經濟的重大損失。但是當選的摩沙德政府，不肯將石油工業重新交還給英國，而隻願意就英國應該享有的分紅進行談判。於是英國首相邱吉爾決定出兵攻打伊朗，但是可惜時世變遷，英國已經不再是世界老大，所以邱吉爾就向美國總統杜魯門請示，可不可以讓英國出兵伊朗。如果美國不肯，可不可以由美國政府利用其美國駐伊朗的大使館出頭，然後讓英國在伊朗的勢力配合，搞一場政變。

當時杜魯門一口拒絕了英國佬的提議。當時的美國還想拉攏新獨立的世界各國，意圖建立一個美國主導的國際新次序，當然要同臭名昭著的老牌殖民帝國主義劃清界限。所以一直等到好戰的艾森豪威爾政府上台，邱吉爾的這個提議才得到實施。當初的領軍人物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孫子小羅斯福，時在美國中情局中東分局任職。接受政變的任務後，小羅斯福以假身份證偷渡進伊朗，在由英國情報局地下組織租用的地方藏身，開始組織政變行動。

而其中小羅斯福差點不慎暴露了自己是名門之後。他時常去土耳其大使館的網球場打球並接觸聯絡關係。有一次，一個球沒有大好，他脫口而出：“啊，羅斯福！”結果打球的同伴們問他怎麽會有這麽怪的感歎方法，他隻好編個謊話說他是個很忠誠的共和黨員，在他長大的共和黨地方支部，因為大家很恨羅斯福總統，所以人人都這樣講粗口。

結果在美國大使館的主導下，小羅斯福利用了伊朗的親英勢力終於把伊朗的民選政府推翻了，而扶持了巴列維的國王體製作為美國的傀儡。當然，由於美國的出力，英國無法再獨自擁有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於是進行了改組，變成了現在的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atrol， 簡稱BP），並容許其他8家西方石油公司分贓。

這個成功的政變，對世界曆史具有重大的影響。一是經過這次政變，讓美國找到了一個經濟而有效的方法，去推翻一個自己不喜歡的政府，而中央情報局就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中心。結果在第二年就發動了危地馬拉政變，然後介入了幾乎每一個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政變。在中國，美國中情局也很快成了達賴喇嘛的老板，從印度和尼泊爾指導在中國的顛覆活動，一直到尼克鬆訪華。而在1990年後，由於中情局的惡名遠揚，其顛覆他國政權的專家們逐漸改變身份，搖身一變而成為“非政府”組織，在全球範圍內，為美國的地緣和經濟利益，大興顏色革命。據法國電視台的“顏色革命”紀錄片的披露，僅在前蘇聯的加盟國，這些“非政府”組織就投資超過了一億美金用於中情局革命。

三十八

另外一個重大影響，就是這個政變，造成了伊朗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並帶動了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反西方思潮和今天伊斯蘭世界針對西方的極端恐怖活動。

本來穆斯林世界在近現代積弱，和中國，印度等等古老文明國家一樣，是在西方通過科學和工業革命帶來的強大軍事暴力下，被摧殘的結果。落後就要挨打，尤其是在缺乏基本人性的殖民帝國主義列強的獸性麵前，迫使很多知識分子和各界精英開始思考改革之道。其中不乏很多人接受了西方即是文明的廣告台詞，天真的以為隻要自己放棄民族傳統，改變自身文化，全麵向西方學習，就會變成一個被西方人尊重和平等對待的國家。所以除了早先中國義和拳運動之類的以卵擊石的仇外運動的話，很多人以為隻要按照西方的方式運行，那麽民族的尊嚴和國家的獨立，就可以得到保證。

但是，當伊朗摩沙德政府這批完全由西方教育出來，對西方體製佩服得五體投地，心服口服的政府官員們，被西方打下十八層地獄，而被認為是造成伊朗積弱而已被推翻的國王製度被西方重新樹立，失望和憤怒的知識分子就開始回到他們本民族的傳統，而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就取得了人民的強烈支持。

1979年的伊朗革命給美國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美國外交官被扣為人質。當然，所有的美國媒體都會一致攻擊革命者抓受到國際法保護的外交官為人質是一種無恥和野蠻的做法，而不會有人出來教育美國無知的民眾，正是這些文明的外交官曾經在一個主權國家，發動政變和推翻民選政府。美國隨後進行了又特種部隊進行冒險救援的軍事行動，又以失敗而告終，最後隻好靠在兩伊戰爭中，偷偷給伊朗武器才把人質換了出來。

今天我們回頭看這段曆史，自然有不少感慨。其中一點就是為什麽在伊朗當時有那麽強大的親英力量，可以強大到推翻一個國家的政府的力量。伊朗人對英國人的狠毒是非常明白的，有一句伊朗諺語說，假如你走在路上，被一塊石頭跘到，那塊石頭一定是英國人放的。但在英國的長期統治下，手段高明的英國人已經培養出一批伊朗的“英國”人，一旦需要為英國利益而動作，他們就響應而起，尤其是言論自由下的英文報紙裏，充滿了英國的情報人員，通過媒體散布謠言，比如說伊朗總理摩沙德是同性戀等等，在伊朗製造危機。

其實同樣的情況也在印度出現。印度在1950年獨立後，尼赫魯為首的政府希望能夠通過不結盟運動而確立印度的國際地位，而印度的精英“英國“人就利用其力量，大舉攻擊印度政府的外交政策，強烈要求印度參加其宗主國英國的北約，為印度的外交政策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當然中國在收回香港時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好在中國政府曾經有過在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區，俄國勢力太大的教訓，和這之後不斷清楚俄國影響的經驗，在香港的處理上，虧吃得要小一些。另一個因素，就是英國的勢力今非昔比，中國也不如印度和伊朗那麽好欺負，經過了基本法解釋權一役，英國就不再敢亂來。本來以英國人掌控的香港法院（最高法官中九占其四，上訴法官中21占11，還不包含香港“英國”人）企圖以法律至上的名義，搶奪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並以此限製中國掌控的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被中國法理上由中國人大的權威而擊退。

有意思的是，伊朗和印度兩國都用了二十餘年時間把親英勢力徹底清除，而中國在1997年後，開展了中學為主的國家意識教育，在二十年後的2017年才開始放開選舉，無疑是一個聰明的做法。這樣的話，一方麵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級大國，另一方麵香港的親英人士們大概已經廉頗老矣，再香的政治飯，已經吃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