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聯絡站與中央特科的建立（二）
本係列內容來自網上的一些文章、書籍和回憶錄，如（《劍吼西風：中央特科紀事》，葉孝慎著），我加以摘錄編輯成文，但很難具體列出那段內容來自什麽參考資料，一些人物的介紹是根據資料另加的，僅供參考。
一
陳喬年等人被捕後，公共租界新閘捕房開出兩萬大洋的價碼，以換取被捕人員不被引渡到華界。但當時一下子哪裏能籌集到這麽大一筆現金，於是第二天陳喬年等人就被引渡到了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
這一事件直接加快了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和中央特科的組建進程。當時腿傷尚未痊愈的陳賡被周恩來緊急召見，受命擔任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洪揚生擔任總務科科長，使歐陽欽能集中精力從事軍委工作，顧順章兼任行動科科長，他的連襟譚忠餘任副科長。
洪揚生,1924年加入中共，擔任過中央的政治交通員，中央特科一科的負責人。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後，轉移到中央蘇區。1934年10月參加長征，途中被俘，向國民黨自首，當了一段時間的國民黨特務。後來流落到上海，曾被捕入獄。文革後被安排進上海文史研究館工作，直至1985去世。
周恩來交給陳賡一份報告，這是在閘北區委工作的陳養山通過江蘇省委轉呈中央的關於舉薦鮑君甫的報告。
報告中提到，前不久，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頭領陳立夫專程從南京到上海約見了楊劍虹，明確表示要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主要是“消滅在上海租界內各反動黨派分子的活動，尤其是中共”。陳立夫讓楊劍虹牽頭負責，楊劍虹又推薦了同在三井洋行工作的好友鮑君甫參加，於是陳、楊二人約鮑君甫一起到日本菜館去吃飯談話，之後鮑君甫便成了調查科駐上海機構的第二把手。鮑君甫與陳養山是好友，與陳養山見麵時，把前後過程告知了陳養山。
陳賡看完報告，明白周恩來把爭取鮑君甫的工作交給了自己。
二
事後陳賡即與陳養山取得聯係，並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讓陳養山斷絕同其他方麵的聯係，由陳賡單線聯係，陳養山自此進入了中央特科。
陳養山與鮑君甫約定了時間地點後，帶著化名為王庸的陳賡與鮑君甫作了見麵交談。
經過幾次與鮑君甫的會麵交談後，陳賡基本上滿足了鮑君甫的要求：
1、適時提供一些中共內部刊物、黨內通報等無關緊要的情報；
2、每月提供300大洋加一根金條作為活動經費；
3、配備一輛轎車。
陳賡又加了幾條：
1、在北四川路租了一個寫字間給鮑君甫作辦公室；
2、派曾經參加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剛剛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來的勇猛機敏的連德生做鮑君甫的保鏢，實際擔任鮑君甫與陳賡的單線聯係人。
3、派安娥到鮑君甫身邊做他的秘書，擔任情報員，所有情報由她交給連德生。
自此“鮑君甫便在陳賡的直接領導下，成為中央特科在敵人特務機關中建立的第一個反間諜關係。”安娥和連德生成為鮑君甫與陳賡聯絡的橋梁。
鮑君甫成為了陳賡手中的第一張王牌，自1928年4月到1931年4月整整三年的時間裏，他為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立下了汗馬功勞。
陳賡又在鮑君甫等關係人的牽線運作下，讓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葛巴華、刑事部翻譯梅育、電話總機陳嘉蔭、老閘捕房探長陸連奎、新閘捕房探長周桂生、海寧捕房探長尚武等人以及法租界巡捕房的範廣珍、尤阿根等人都成了“王庸先生”的“朋友”，成了中央特科的眼線。
再後來錢壯飛、李克農、胡底先後打入中統，宋再生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擔任密查員，趙寶昊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曹伯謙、湯傑才打入公安局，賈斌、王範、王榮根先後打入公共租界巡捕房，陳彭年、陳立年兄弟打進法租界巡捕房，王庸也成為巡捕房的編外人員。
最後把在杜月笙門中做“清客”的楊度發展為秘密的特別黨員……
這是中央特科全盛時期布下的“警報係統”，巡捕房稍有風吹草動，各個關係人皆會通過單線聯係人陳賡、浦化人、董健吾、宋榮生等人及時將情報送達中央特科，在敵人行動之前將人員和文件安全撤離。
三
陳喬年等人的被捕使得羅亦農他們不得不搬離住處。李文宜住了校，羅亦農則搬到亨昌裏《布爾什維克》編輯部所在地，與鄭超麟住在一起。羅亦農的辦公機關則設在望德裏，駐守機關的除了何家興、賀稚華夫婦外，霍步青、朱月倩夫婦也住到了這裏，前麵提過的賀稚華已心存邪念，便使出了善於社交的手段，刻意與霍步青、朱月倩夫婦走得近、聊得開，由此知道了霍步青有本接待的來滬人員的“花名冊”和藏匿之處，並乘著霍、朱夫婦不在之際抄寫了“花名冊”裏的內容，為自己的叛賣做著最後的準備，暗地裏又開始秘密與捕房政治部的洛克聯係。
在大家茫然無知之中，心懷羨慕嫉恨的賀稚華裹挾著渾噩昏聵的何家興走上了一條背叛革命、出賣同誌的不歸路。
賀稚華“主動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負責人告密，說自己手中有350多個共產黨員的名單和地址，其中多數是參加南昌起義的人物。隻要捕房答應給她兩本出國護照和五萬元美金，讓她到她所願意去的國度，並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以交出來。她還說，她願意先說出羅亦農的地址，以證明她所說的話是真實的。此後，雙方再履行條件，完成這樁買賣。捕房按照她的話行動，果然抓住了羅亦農。”
抓捕的那天，“按照約定，四月十五日十時，羅亦農一到他們的住處，他們就派娘姨送信給站立在戈登路、愛文義路口的華籍巡捕。”
鄧希賢剛與羅亦農接完頭、辦完事，因羅亦農還要接待山東省委書記盧福坦，霍步青便送鄧希賢從後門出了房子，剛從後門走出，巡捕房的探員在洛克的帶領下從前門衝進了房內，“當場捕走了羅亦農，在場的其他人員均未被捕，放置在辦公桌抽屜裏的黨的文件也未被抄。”
霍步青見狀，急飛奔而去，將此不幸消息通知給其他四位中央常委。
羅亦農被捕第二天，張寶泉穿著西裝風衣背著包，前往各個機關聯絡點送信送文件，先至亨昌裏《布爾什維克》編輯部鄭超麟處，鄭超麟方知昨日一夜未歸的羅亦農已被捕，在張寶泉告別而去下一個聯絡點後，便與妻子劉靜貞離開住處，對傭人托詞說去杭州燒香，實則避住到一家旅舍中。
而張寶泉卻“一去不回了”，當他行至西摩路時，途遇法租界巡捕“抄靶子”，從他包裏搜出了很多要送出去的中共文件，當即被帶到巡捕房，根據包內的重要文件，巡捕房認為他來曆不凡，奇貨可居，便軟硬兼施，威逼利誘讓張寶泉交代中共機關地址和人員名單。盡管遭受了折磨拷打，張寶泉始終守口如瓶，堅不吐實。
淞滬警備司令部得知此事後，錢大鈞親自出麵協調引渡。在龍華看守所，張寶泉又經受住了極殘酷的刑罰，他的雙腿腿骨被打得粉碎，渾身上下皮開肉綻，但遍體鱗傷，體無完膚的張寶泉回答的始終就一句話“不知道”，最後在園子裏被一頓亂棍槍刺殺死。張寶泉踐行了他說過的“如果我被捕，我寧死也不泄露黨的秘密”的諾言。
羅亦農是四月十八日被引渡到龍華看守所的，也因拒不投降被蔣介石親自下令“就地槍決”，四月二十一日，羅亦農奮筆寫下“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殘軀何足惜，大敵正當前”的絕筆詩後，從容登上囚車，在龍華刑場英勇就義。
“第二天早晨，周恩來同誌派人通知我搬出學校，搬到王一知同誌處，並親自到那裏看望我。幾天後，黨中央派同誌備好棺木衣物等，隨我又去了龍華墳地，把掩埋在一堆黃土下的亦農同誌遺體抬到安徽會館停放。後來，中央派人將亦農同誌的棺木安葬在上海江灣第二公墓。上海淪陷後，日本將這裏改建機場，亦農同誌的遺骨就再也找不到了。”
這是羅亦農遺孀李文宜的回憶，羅亦農給李文宜的遺書中這樣寫道“哲時，永別了，靈其有知,將永遠擁抱你，望你學我之所學以慰我。”
四
死者已逝矣，生者意難平。揪出叛徒，嚴懲內鬼成為中共組織上下的共識，既可為黨除害告慰英靈，也能震懾彷徨搖擺者。
盡管霍步青的懷疑、顧順章的推斷、陳賡的分析都把矛頭指向了何家興、賀稚華，但周恩來一定要“查到出賣羅亦農的確鑿證據”。
於是事發之後顧順章把何家興、賀稚華夫婦迅速從原住處轉移到蒲石路一處房子中安置下來，並布置了明崗暗哨，把這兩個重點懷疑對象控製了起來，由陳賡運用鮑君甫去打聽探明出賣羅亦農的真正黑手。
鮑君甫此時已按楊劍虹的要求化名為楊登瀛，憑借身份優勢，周旋於幾個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已混得是左右逢源、風生水起。經他與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負責人蘭普遜和捕頭洛克等人在幾個場合的反複試探，得知了與捕房秘密聯係的人是一個帶四川口音會講德語、家住望德裏的窈窕女子，手裏還握有幾百個南昌暴動人員的名單和住址，但在羅亦農被捕後竟從原住處神秘失蹤了。
但從該住處神秘失蹤的還有霍步青、朱月倩夫婦，為確保萬無一失，顧順章讓看管何家興、賀稚華夫婦的行動隊員實行 明鬆暗緊，使其有機會與外界進行聯係接觸。賀稚華終於露出馬腳，出門坐上黃包車去找了捕頭洛克，而黃包車夫恰恰是顧順章安排的。
一切明了，何家興、賀稚華就是出賣羅亦農並將在拿到酬金護照後繼續出賣幾百名南昌起義人員的叛徒。
顧順章、陳賡、譚忠餘等人便在威海衛路顧順章的家中，仔細商量了製裁行動的方案。
4月25日清晨，一隊迎親隊伍吹吹打打行進到蒲石路178號停了下來，在路邊鑼鼓嗩呐齊奏，點放掛鞭炮仗，前門如此熱鬧是為掩護後門的秘密行動。
譚忠餘等四人手持手槍從後門進入屋內，一人在樓下警戒，三人上樓，見何家興、賀稚華並排坐在床上讀報，舉槍便射，何家興頭胸身中數彈，當即斃命，賀稚華頭中一槍後慘叫一聲滾落床下。
槍聲停歇，搜尋到手抄“花名冊”後，三人急速下樓，與樓下人會合後從容撤出。
當天晚上，鄧希賢來到鄭超麟的住處，詢問他有無當天的晚報，鄭超麟當即下去買了一份回來，上麵登載了一則新聞：“一對新近搬入蒲石路178號的年輕夫婦在爆竹聲中遇襲，男的死在床上，女的滾落地下受重傷。”
這是一次不甚完美的製裁行動，賀稚華雖然頭部中彈隻是打瞎眼睛受了重傷，被巡捕房送到了廣慈醫院治療，並派有巡捕保護，這就為南昌起義人員的安全留下了嚴重隱患，雖然“花名冊”的手抄本已被尋回，但抄本是賀稚華親筆書寫，現在出國夢破碎又兼有殺身之恨，待其傷愈後憑借記憶繼續出賣同誌的可能性極大。
幾天後賀稚華又從廣慈醫院失蹤，為避免不可預料的更大損失，中共中央決定對南昌起義人員進行大疏散大轉移：
李鳴珂擔任四川省委軍委書記，劉默蘇隨行，擔任軍委秘書兼特務隊長，化名李覺鳴。蔡升熙任江西省委軍委書記。
李碩勳、靖任秋被派到武漢，分別擔任湖北省委軍委書記、武漢市委軍委書記。劉明夏赴瓊崖擔任工農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廖乾五赴北平。周肅清擔任福建省委軍委書記。侯鏡如赴開封任河南省委軍委書記等。
五
1928年4月皖北阜陽暴動失敗後，太和、亳州、泗縣等地均戒嚴並捕殺共產黨，南漢宸經開封逃到河南彰德投奔了鹿鍾麟；劉貫一、高原逃到開封與河南省委接上了關係；
而時任皖北特委軍委書記的劉仲華因有與上海中央軍委“聯係的通訊處和暗號”，順利抵達上海後與霍步青、歐陽欽接上了關係，並被留在中央軍委工作，經霍步青安排，劉仲華住進了同昌車行的樓上。
安頓下來的劉仲華，一麵做著軍委交通、接待安置工作，一麵又做軍事情報工作，心中又牽掛著昔日戰友和經他介紹入黨的盧誌英、劉秉琳、朱軍、謝甫生等人，這些人先後聯係上了，後來相繼來到上海與劉仲華一起工作，王世英於1931年在西安得知劉仲華的通訊地址後，通過通信聯係，從西安一路趕來，也加入到特科、軍委工作行列中，往後數年這些人皆出生入死，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
劉仲華從皖北抵達上海之時，霍步青、歐陽欽正忙於接待、培訓各省陸續前來的中共六大代表。
共產國際最終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一是為了代表的安全，二是“在東方部直接領導下召開大會，可以完全控製。”
關於六大代表，要求前線的工農代表要有較大比例，五屆中央委員一般參加，共青團中央負責人、各省的負責人、全國總工會、鐵路總工會、海員總工會、上海總工會都有代表參加。各地組織選出代表上報中央後，再由中央通知各地代表先到上海集中，學習一周再分組出發。
歐陽欽和資道焜具體負責六大代表由上海到哈爾濱的迎送工作，歐陽欽在上海負責送，資道焜在哈爾濱負責迎。
龔飲冰作為大會的籌備人員最早前往莫斯科，他的中央秘書處會計科長一職由從武漢來上海匯報工作的熊瑾玎接任，熊瑾玎在雲南路447號開設了“福興商號”並安了家，又從武漢調來朱端綬“要她以老板娘的身份和熊做假夫妻。”
代表們幾人一組從上海乘坐日輪先抵營口或大連，再乘火車經長春抵哈爾濱，資道焜接站後帶代表們到“南崗某旅社向蘇聯所設代表招待站辦理過國境手續。”這個過境手續並非正規的簽證手續，隻是告訴代表們務必記住偷越國境時的幾條注意事項。
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開辟的越境交通線主要有黑沙、滿洲裏、綏芬河三條，從哈爾濱坐火車抵達這三處火車站後，在出站口即有蘇聯的交通員駕馭馬車迎候，
代表們要記住的首要一條便是馬車樣式、駕馭馬車者的麵貌特征和馬匹毛色。坐上馬車後無論發生什麽事情都不要驚慌，一切由車夫應對，這便是務必要記住的第二條事項。馬車駛離中國國境時會稍事休息，再經一兩個小時的車程，就會抵達離邊境最近的火車站，代表們改乘火車前往赤塔。
在赤塔集合休整後，代表們又分批登車出發，車行一星期後就到了共產黨人心中的“聖地”莫斯科，代表們下車“未及進城，即轉乘火車赴郊區某小站下車，改乘馬車到一別墅，即會場所在地。”
這個別墅就是鴟林別墅，距離莫斯科市區約40公裏，原為沙俄時代的貴族莊園，有舊式樓房兩幢，平房數十間，禮堂一大間，一應設施齊全，足可以“供應居留一百餘人需要。”
別墅自被定為中共六大會址後，“別墅警衛嚴密，設有崗哨，稽查出入。”
一百多名代表全部安全離境抵達莫斯科後，歐陽欽、霍步青剛剛鬆了一口氣，海陸豐根據地告急的消息又使他們寢食難安。
六
從1924年到1927年，彭湃先後三次在海陸豐一帶發動了農民起義，從而使海豐成為“我黨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的誕生地”。
南昌起義軍葉挺的24師一部在潮汕兵敗後退入海陸豐改編為紅二師，廣州起義失敗後，教導團、黃埔軍校特務營等部從廣州撤到花縣後整編為紅四師。紅四師三次派人北上韶關尋找朱德部隊無果後，“紅四師領導人決定前往海陸豐農村去”。
1928年1月5日紅四師抵達海豐，與紅二師和海陸豐農軍勝利會合。紅二師、紅四師及海陸豐農軍在東江特委的直接領導下，以海陸豐為中心向東西北三麵出擊，短短一個多月時間，使紫金、惠陽、海豐、陸豐、惠來、普寧六縣邊區的紅色區域連成一片，達到海陸豐根據地的鼎盛時期，時紅二師有官兵1200餘人，紅四師有官兵1100餘人。這樣的武裝割據局麵震驚了當局，自然遭到傾力圍剿。
1928年“2月下旬，國民黨反動派調軍艦封鎖海陸豐沿海，開炮轟擊海豐汕尾。敵第四、五、七軍部分武裝圍攻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為了粉碎敵人的‘圍剿’，中共中央於2月22日指示中共廣東省委，要求紅二、四師采取進攻的迎頭痛擊的辦法擴大東江武裝起義，在敵軍逼近時亦不許發生過早的棄城入鄉的行動。”
為了保衛海陸豐蘇維埃，兩支紅軍隊伍在強敵的四麵包圍下，分頭行動，連續苦戰、傷亡慘重，兩師兵力很快銳減到不足千人，陸豐、海豐先後於2月29日、3月1日失守，至此，僅存在四個月的“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失敗。”
在4月5日的東江特委和紅二、四師的緊急聯席會議上，東江特委沒有采納部隊領導將隊伍拉到粵贛邊界大山上打遊擊的提議，反而作出反攻海豐縣城的決定。
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收複海豐以失敗而告終，隊伍隻得退入山區，在敵人重兵“圍剿”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糧食彈藥等給養無法補充，紅軍損失慘重，部隊基本被打散，至7月份，紅二師隻剩200多人、紅四師僅剩300餘人。
“敵軍整天搜山、放火、殺害群眾，我們的處境日趨艱難，隻好分散遊擊。人越搞越少，有的是戰鬥中犧牲的，有的是被敵人抓住殺掉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負傷沒藥治療死去的，有的是活活餓死的……”
紅二、四師的部分同誌提出“出東江”的問題，彭湃所在的大南山甚至出現了有人開小差做逃兵的情況，彭湃為嚴明紀律，槍斃了開小差的人，這也為彭湃後來的遇難埋下了禍根。
後來軍隊的領導也主張部隊離開東江，東江特委、廣東省委一麵反對這樣做，一麵將情況向中央報告。
告急信請示信一封接一封經歐陽欽、霍步青之手轉到留守中央。“8月份中央派陸更夫以中央巡視員的名義了解（東江）紅軍情況……彭湃調上海黨中央工作後，廣東省委也派陳鬱為東江海陸豐巡視員來看望紅軍。”
陸、陳兩人都認為海陸豐紅軍的艱難處境完全超出了他們的想象，針對當前情形，保存力量是唯一出路，因此竭力建議中央護送幸存的紅軍離開海陸豐。
中央下達“出港”指示後，中共廣東省委隨即令東江特委成立遣送紅軍出港委員會，護送紅軍官兵至香港安置。
1928年10月開始，紅二、四師餘部200餘人分五批轉移至香港。
這些人中有徐向前、程子華、郭天民、聶鶴亭、賀誠及妻子周越華，解放後任中組部副部長的李楚離以及陳同生、賀綠汀等。
也有原紅二師黨代表顏昌頤、紅二師師長董朗、原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秘書王侃予、黃埔軍校特務營營長吳展、紅四師黨代表袁裕（袁國平），
還有日後成為中央特科行動科成員的曠惠安、趙軒、孟華庭、祝金明等人，他們在後來的革命鬥爭中先後犧牲了。
其中還有一個人，就是原紅四師第十團團長、到上海後叛變導致彭湃、楊殷等人被捕被殺的叛徒白鑫。
洪揚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擔任過黨中央的政治交通員。1928年11月以後，擔任中共中央特科一科的負責人。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後，轉移到中央蘇區，擔任瑞金工農通訊社主任。1934年10月參加紅軍長征。途中被俘，向國民黨自首，當了一段時間的國民黨特務。後來處於長期失業狀態，流落到上海。新中國成立後，曾兩次入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被安排進上海文史研究館工作，直至1985去世。
賀稚華（賀治華)，是朱德的第四任妻子，朱敏的生母。1922年和朱德一起在德國加入中共。1925年下半年朱德回國後賀在莫斯科與何家興結婚。
浦化人，1927 年4月加入中共。任中共中央上海局英文翻譯。重慶談判時浦化人任毛澤東的英文翻澤。解放後他創辦了北京外語學校（後來的北京外語學院）任第一任校長。行政8級。
陳同生,1924年9月加入共青團,1926年1月轉入中共。參加過廣州起義，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工作。1948年8月任第三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部長。解放後任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副秘書長，上海第一醫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上海市委統戰部長，行政8級。
中共早期聯絡站與中央特科的建立（二）
毛囡 (2026-04-08 13:01:35) 評論 (0)中共早期聯絡站與中央特科的建立（二）
本係列內容來自網上的一些文章、書籍和回憶錄，如（《劍吼西風：中央特科紀事》，葉孝慎著），我加以摘錄編輯成文，但很難具體列出那段內容來自什麽參考資料，一些人物的介紹是根據資料另加的，僅供參考。
一
陳喬年等人被捕後，公共租界新閘捕房開出兩萬大洋的價碼，以換取被捕人員不被引渡到華界。但當時一下子哪裏能籌集到這麽大一筆現金，於是第二天陳喬年等人就被引渡到了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
這一事件直接加快了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和中央特科的組建進程。當時腿傷尚未痊愈的陳賡被周恩來緊急召見，受命擔任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洪揚生擔任總務科科長，使歐陽欽能集中精力從事軍委工作，顧順章兼任行動科科長，他的連襟譚忠餘任副科長。
洪揚生,1924年加入中共，擔任過中央的政治交通員，中央特科一科的負責人。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後，轉移到中央蘇區。1934年10月參加長征，途中被俘，向國民黨自首，當了一段時間的國民黨特務。後來流落到上海，曾被捕入獄。文革後被安排進上海文史研究館工作，直至1985去世。
周恩來交給陳賡一份報告，這是在閘北區委工作的陳養山通過江蘇省委轉呈中央的關於舉薦鮑君甫的報告。
報告中提到，前不久，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頭領陳立夫專程從南京到上海約見了楊劍虹，明確表示要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主要是“消滅在上海租界內各反動黨派分子的活動，尤其是中共”。陳立夫讓楊劍虹牽頭負責，楊劍虹又推薦了同在三井洋行工作的好友鮑君甫參加，於是陳、楊二人約鮑君甫一起到日本菜館去吃飯談話，之後鮑君甫便成了調查科駐上海機構的第二把手。鮑君甫與陳養山是好友，與陳養山見麵時，把前後過程告知了陳養山。
陳賡看完報告，明白周恩來把爭取鮑君甫的工作交給了自己。
二
事後陳賡即與陳養山取得聯係，並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讓陳養山斷絕同其他方麵的聯係，由陳賡單線聯係，陳養山自此進入了中央特科。
陳養山與鮑君甫約定了時間地點後，帶著化名為王庸的陳賡與鮑君甫作了見麵交談。
經過幾次與鮑君甫的會麵交談後，陳賡基本上滿足了鮑君甫的要求：
1、適時提供一些中共內部刊物、黨內通報等無關緊要的情報；
2、每月提供300大洋加一根金條作為活動經費；
3、配備一輛轎車。
陳賡又加了幾條：
1、在北四川路租了一個寫字間給鮑君甫作辦公室；
2、派曾經參加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剛剛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來的勇猛機敏的連德生做鮑君甫的保鏢，實際擔任鮑君甫與陳賡的單線聯係人。
3、派安娥到鮑君甫身邊做他的秘書，擔任情報員，所有情報由她交給連德生。
自此“鮑君甫便在陳賡的直接領導下，成為中央特科在敵人特務機關中建立的第一個反間諜關係。”安娥和連德生成為鮑君甫與陳賡聯絡的橋梁。
鮑君甫成為了陳賡手中的第一張王牌，自1928年4月到1931年4月整整三年的時間裏，他為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立下了汗馬功勞。
陳賡又在鮑君甫等關係人的牽線運作下，讓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葛巴華、刑事部翻譯梅育、電話總機陳嘉蔭、老閘捕房探長陸連奎、新閘捕房探長周桂生、海寧捕房探長尚武等人以及法租界巡捕房的範廣珍、尤阿根等人都成了“王庸先生”的“朋友”，成了中央特科的眼線。
再後來錢壯飛、李克農、胡底先後打入中統，宋再生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擔任密查員，趙寶昊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曹伯謙、湯傑才打入公安局，賈斌、王範、王榮根先後打入公共租界巡捕房，陳彭年、陳立年兄弟打進法租界巡捕房，王庸也成為巡捕房的編外人員。
最後把在杜月笙門中做“清客”的楊度發展為秘密的特別黨員……
這是中央特科全盛時期布下的“警報係統”，巡捕房稍有風吹草動，各個關係人皆會通過單線聯係人陳賡、浦化人、董健吾、宋榮生等人及時將情報送達中央特科，在敵人行動之前將人員和文件安全撤離。
三
陳喬年等人的被捕使得羅亦農他們不得不搬離住處。李文宜住了校，羅亦農則搬到亨昌裏《布爾什維克》編輯部所在地，與鄭超麟住在一起。羅亦農的辦公機關則設在望德裏，駐守機關的除了何家興、賀稚華夫婦外，霍步青、朱月倩夫婦也住到了這裏，前麵提過的賀稚華已心存邪念，便使出了善於社交的手段，刻意與霍步青、朱月倩夫婦走得近、聊得開，由此知道了霍步青有本接待的來滬人員的“花名冊”和藏匿之處，並乘著霍、朱夫婦不在之際抄寫了“花名冊”裏的內容，為自己的叛賣做著最後的準備，暗地裏又開始秘密與捕房政治部的洛克聯係。
在大家茫然無知之中，心懷羨慕嫉恨的賀稚華裹挾著渾噩昏聵的何家興走上了一條背叛革命、出賣同誌的不歸路。
賀稚華“主動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負責人告密，說自己手中有350多個共產黨員的名單和地址，其中多數是參加南昌起義的人物。隻要捕房答應給她兩本出國護照和五萬元美金，讓她到她所願意去的國度，並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以交出來。她還說，她願意先說出羅亦農的地址，以證明她所說的話是真實的。此後，雙方再履行條件，完成這樁買賣。捕房按照她的話行動，果然抓住了羅亦農。”
抓捕的那天，“按照約定，四月十五日十時，羅亦農一到他們的住處，他們就派娘姨送信給站立在戈登路、愛文義路口的華籍巡捕。”
鄧希賢剛與羅亦農接完頭、辦完事，因羅亦農還要接待山東省委書記盧福坦，霍步青便送鄧希賢從後門出了房子，剛從後門走出，巡捕房的探員在洛克的帶領下從前門衝進了房內，“當場捕走了羅亦農，在場的其他人員均未被捕，放置在辦公桌抽屜裏的黨的文件也未被抄。”
霍步青見狀，急飛奔而去，將此不幸消息通知給其他四位中央常委。
羅亦農被捕第二天，張寶泉穿著西裝風衣背著包，前往各個機關聯絡點送信送文件，先至亨昌裏《布爾什維克》編輯部鄭超麟處，鄭超麟方知昨日一夜未歸的羅亦農已被捕，在張寶泉告別而去下一個聯絡點後，便與妻子劉靜貞離開住處，對傭人托詞說去杭州燒香，實則避住到一家旅舍中。
而張寶泉卻“一去不回了”，當他行至西摩路時，途遇法租界巡捕“抄靶子”，從他包裏搜出了很多要送出去的中共文件，當即被帶到巡捕房，根據包內的重要文件，巡捕房認為他來曆不凡，奇貨可居，便軟硬兼施，威逼利誘讓張寶泉交代中共機關地址和人員名單。盡管遭受了折磨拷打，張寶泉始終守口如瓶，堅不吐實。
淞滬警備司令部得知此事後，錢大鈞親自出麵協調引渡。在龍華看守所，張寶泉又經受住了極殘酷的刑罰，他的雙腿腿骨被打得粉碎，渾身上下皮開肉綻，但遍體鱗傷，體無完膚的張寶泉回答的始終就一句話“不知道”，最後在園子裏被一頓亂棍槍刺殺死。張寶泉踐行了他說過的“如果我被捕，我寧死也不泄露黨的秘密”的諾言。
羅亦農是四月十八日被引渡到龍華看守所的，也因拒不投降被蔣介石親自下令“就地槍決”，四月二十一日，羅亦農奮筆寫下“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殘軀何足惜，大敵正當前”的絕筆詩後，從容登上囚車，在龍華刑場英勇就義。
“第二天早晨，周恩來同誌派人通知我搬出學校，搬到王一知同誌處，並親自到那裏看望我。幾天後，黨中央派同誌備好棺木衣物等，隨我又去了龍華墳地，把掩埋在一堆黃土下的亦農同誌遺體抬到安徽會館停放。後來，中央派人將亦農同誌的棺木安葬在上海江灣第二公墓。上海淪陷後，日本將這裏改建機場，亦農同誌的遺骨就再也找不到了。”
這是羅亦農遺孀李文宜的回憶，羅亦農給李文宜的遺書中這樣寫道“哲時，永別了，靈其有知,將永遠擁抱你，望你學我之所學以慰我。”
四
死者已逝矣，生者意難平。揪出叛徒，嚴懲內鬼成為中共組織上下的共識，既可為黨除害告慰英靈，也能震懾彷徨搖擺者。
盡管霍步青的懷疑、顧順章的推斷、陳賡的分析都把矛頭指向了何家興、賀稚華，但周恩來一定要“查到出賣羅亦農的確鑿證據”。
於是事發之後顧順章把何家興、賀稚華夫婦迅速從原住處轉移到蒲石路一處房子中安置下來，並布置了明崗暗哨，把這兩個重點懷疑對象控製了起來，由陳賡運用鮑君甫去打聽探明出賣羅亦農的真正黑手。
鮑君甫此時已按楊劍虹的要求化名為楊登瀛，憑借身份優勢，周旋於幾個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已混得是左右逢源、風生水起。經他與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負責人蘭普遜和捕頭洛克等人在幾個場合的反複試探，得知了與捕房秘密聯係的人是一個帶四川口音會講德語、家住望德裏的窈窕女子，手裏還握有幾百個南昌暴動人員的名單和住址，但在羅亦農被捕後竟從原住處神秘失蹤了。
但從該住處神秘失蹤的還有霍步青、朱月倩夫婦，為確保萬無一失，顧順章讓看管何家興、賀稚華夫婦的行動隊員實行 明鬆暗緊，使其有機會與外界進行聯係接觸。賀稚華終於露出馬腳，出門坐上黃包車去找了捕頭洛克，而黃包車夫恰恰是顧順章安排的。
一切明了，何家興、賀稚華就是出賣羅亦農並將在拿到酬金護照後繼續出賣幾百名南昌起義人員的叛徒。
顧順章、陳賡、譚忠餘等人便在威海衛路顧順章的家中，仔細商量了製裁行動的方案。
4月25日清晨，一隊迎親隊伍吹吹打打行進到蒲石路178號停了下來，在路邊鑼鼓嗩呐齊奏，點放掛鞭炮仗，前門如此熱鬧是為掩護後門的秘密行動。
譚忠餘等四人手持手槍從後門進入屋內，一人在樓下警戒，三人上樓，見何家興、賀稚華並排坐在床上讀報，舉槍便射，何家興頭胸身中數彈，當即斃命，賀稚華頭中一槍後慘叫一聲滾落床下。
槍聲停歇，搜尋到手抄“花名冊”後，三人急速下樓，與樓下人會合後從容撤出。
當天晚上，鄧希賢來到鄭超麟的住處，詢問他有無當天的晚報，鄭超麟當即下去買了一份回來，上麵登載了一則新聞：“一對新近搬入蒲石路178號的年輕夫婦在爆竹聲中遇襲，男的死在床上，女的滾落地下受重傷。”
這是一次不甚完美的製裁行動，賀稚華雖然頭部中彈隻是打瞎眼睛受了重傷，被巡捕房送到了廣慈醫院治療，並派有巡捕保護，這就為南昌起義人員的安全留下了嚴重隱患，雖然“花名冊”的手抄本已被尋回，但抄本是賀稚華親筆書寫，現在出國夢破碎又兼有殺身之恨，待其傷愈後憑借記憶繼續出賣同誌的可能性極大。
幾天後賀稚華又從廣慈醫院失蹤，為避免不可預料的更大損失，中共中央決定對南昌起義人員進行大疏散大轉移：
李鳴珂擔任四川省委軍委書記，劉默蘇隨行，擔任軍委秘書兼特務隊長，化名李覺鳴。蔡升熙任江西省委軍委書記。
李碩勳、靖任秋被派到武漢，分別擔任湖北省委軍委書記、武漢市委軍委書記。劉明夏赴瓊崖擔任工農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廖乾五赴北平。周肅清擔任福建省委軍委書記。侯鏡如赴開封任河南省委軍委書記等。
五
1928年4月皖北阜陽暴動失敗後，太和、亳州、泗縣等地均戒嚴並捕殺共產黨，南漢宸經開封逃到河南彰德投奔了鹿鍾麟；劉貫一、高原逃到開封與河南省委接上了關係；
而時任皖北特委軍委書記的劉仲華因有與上海中央軍委“聯係的通訊處和暗號”，順利抵達上海後與霍步青、歐陽欽接上了關係，並被留在中央軍委工作，經霍步青安排，劉仲華住進了同昌車行的樓上。
安頓下來的劉仲華，一麵做著軍委交通、接待安置工作，一麵又做軍事情報工作，心中又牽掛著昔日戰友和經他介紹入黨的盧誌英、劉秉琳、朱軍、謝甫生等人，這些人先後聯係上了，後來相繼來到上海與劉仲華一起工作，王世英於1931年在西安得知劉仲華的通訊地址後，通過通信聯係，從西安一路趕來，也加入到特科、軍委工作行列中，往後數年這些人皆出生入死，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
劉仲華從皖北抵達上海之時，霍步青、歐陽欽正忙於接待、培訓各省陸續前來的中共六大代表。
共產國際最終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一是為了代表的安全，二是“在東方部直接領導下召開大會，可以完全控製。”
關於六大代表，要求前線的工農代表要有較大比例，五屆中央委員一般參加，共青團中央負責人、各省的負責人、全國總工會、鐵路總工會、海員總工會、上海總工會都有代表參加。各地組織選出代表上報中央後，再由中央通知各地代表先到上海集中，學習一周再分組出發。
歐陽欽和資道焜具體負責六大代表由上海到哈爾濱的迎送工作，歐陽欽在上海負責送，資道焜在哈爾濱負責迎。
龔飲冰作為大會的籌備人員最早前往莫斯科，他的中央秘書處會計科長一職由從武漢來上海匯報工作的熊瑾玎接任，熊瑾玎在雲南路447號開設了“福興商號”並安了家，又從武漢調來朱端綬“要她以老板娘的身份和熊做假夫妻。”
代表們幾人一組從上海乘坐日輪先抵營口或大連，再乘火車經長春抵哈爾濱，資道焜接站後帶代表們到“南崗某旅社向蘇聯所設代表招待站辦理過國境手續。”這個過境手續並非正規的簽證手續，隻是告訴代表們務必記住偷越國境時的幾條注意事項。
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開辟的越境交通線主要有黑沙、滿洲裏、綏芬河三條，從哈爾濱坐火車抵達這三處火車站後，在出站口即有蘇聯的交通員駕馭馬車迎候，
代表們要記住的首要一條便是馬車樣式、駕馭馬車者的麵貌特征和馬匹毛色。坐上馬車後無論發生什麽事情都不要驚慌，一切由車夫應對，這便是務必要記住的第二條事項。馬車駛離中國國境時會稍事休息，再經一兩個小時的車程，就會抵達離邊境最近的火車站，代表們改乘火車前往赤塔。
在赤塔集合休整後，代表們又分批登車出發，車行一星期後就到了共產黨人心中的“聖地”莫斯科，代表們下車“未及進城，即轉乘火車赴郊區某小站下車，改乘馬車到一別墅，即會場所在地。”
這個別墅就是鴟林別墅，距離莫斯科市區約40公裏，原為沙俄時代的貴族莊園，有舊式樓房兩幢，平房數十間，禮堂一大間，一應設施齊全，足可以“供應居留一百餘人需要。”
別墅自被定為中共六大會址後，“別墅警衛嚴密，設有崗哨，稽查出入。”
一百多名代表全部安全離境抵達莫斯科後，歐陽欽、霍步青剛剛鬆了一口氣，海陸豐根據地告急的消息又使他們寢食難安。
六
從1924年到1927年，彭湃先後三次在海陸豐一帶發動了農民起義，從而使海豐成為“我黨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的誕生地”。
南昌起義軍葉挺的24師一部在潮汕兵敗後退入海陸豐改編為紅二師，廣州起義失敗後，教導團、黃埔軍校特務營等部從廣州撤到花縣後整編為紅四師。紅四師三次派人北上韶關尋找朱德部隊無果後，“紅四師領導人決定前往海陸豐農村去”。
1928年1月5日紅四師抵達海豐，與紅二師和海陸豐農軍勝利會合。紅二師、紅四師及海陸豐農軍在東江特委的直接領導下，以海陸豐為中心向東西北三麵出擊，短短一個多月時間，使紫金、惠陽、海豐、陸豐、惠來、普寧六縣邊區的紅色區域連成一片，達到海陸豐根據地的鼎盛時期，時紅二師有官兵1200餘人，紅四師有官兵1100餘人。這樣的武裝割據局麵震驚了當局，自然遭到傾力圍剿。
1928年“2月下旬，國民黨反動派調軍艦封鎖海陸豐沿海，開炮轟擊海豐汕尾。敵第四、五、七軍部分武裝圍攻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為了粉碎敵人的‘圍剿’，中共中央於2月22日指示中共廣東省委，要求紅二、四師采取進攻的迎頭痛擊的辦法擴大東江武裝起義，在敵軍逼近時亦不許發生過早的棄城入鄉的行動。”
為了保衛海陸豐蘇維埃，兩支紅軍隊伍在強敵的四麵包圍下，分頭行動，連續苦戰、傷亡慘重，兩師兵力很快銳減到不足千人，陸豐、海豐先後於2月29日、3月1日失守，至此，僅存在四個月的“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失敗。”
在4月5日的東江特委和紅二、四師的緊急聯席會議上，東江特委沒有采納部隊領導將隊伍拉到粵贛邊界大山上打遊擊的提議，反而作出反攻海豐縣城的決定。
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收複海豐以失敗而告終，隊伍隻得退入山區，在敵人重兵“圍剿”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糧食彈藥等給養無法補充，紅軍損失慘重，部隊基本被打散，至7月份，紅二師隻剩200多人、紅四師僅剩300餘人。
“敵軍整天搜山、放火、殺害群眾，我們的處境日趨艱難，隻好分散遊擊。人越搞越少，有的是戰鬥中犧牲的，有的是被敵人抓住殺掉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負傷沒藥治療死去的，有的是活活餓死的……”
紅二、四師的部分同誌提出“出東江”的問題，彭湃所在的大南山甚至出現了有人開小差做逃兵的情況，彭湃為嚴明紀律，槍斃了開小差的人，這也為彭湃後來的遇難埋下了禍根。
後來軍隊的領導也主張部隊離開東江，東江特委、廣東省委一麵反對這樣做，一麵將情況向中央報告。
告急信請示信一封接一封經歐陽欽、霍步青之手轉到留守中央。“8月份中央派陸更夫以中央巡視員的名義了解（東江）紅軍情況……彭湃調上海黨中央工作後，廣東省委也派陳鬱為東江海陸豐巡視員來看望紅軍。”
陸、陳兩人都認為海陸豐紅軍的艱難處境完全超出了他們的想象，針對當前情形，保存力量是唯一出路，因此竭力建議中央護送幸存的紅軍離開海陸豐。
中央下達“出港”指示後，中共廣東省委隨即令東江特委成立遣送紅軍出港委員會，護送紅軍官兵至香港安置。
1928年10月開始，紅二、四師餘部200餘人分五批轉移至香港。
這些人中有徐向前、程子華、郭天民、聶鶴亭、賀誠及妻子周越華，解放後任中組部副部長的李楚離以及陳同生、賀綠汀等。
也有原紅二師黨代表顏昌頤、紅二師師長董朗、原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秘書王侃予、黃埔軍校特務營營長吳展、紅四師黨代表袁裕（袁國平），
還有日後成為中央特科行動科成員的曠惠安、趙軒、孟華庭、祝金明等人，他們在後來的革命鬥爭中先後犧牲了。
其中還有一個人，就是原紅四師第十團團長、到上海後叛變導致彭湃、楊殷等人被捕被殺的叛徒白鑫。
洪揚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擔任過黨中央的政治交通員。1928年11月以後，擔任中共中央特科一科的負責人。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後，轉移到中央蘇區，擔任瑞金工農通訊社主任。1934年10月參加紅軍長征。途中被俘，向國民黨自首，當了一段時間的國民黨特務。後來處於長期失業狀態，流落到上海。新中國成立後，曾兩次入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被安排進上海文史研究館工作，直至1985去世。
賀稚華（賀治華)，是朱德的第四任妻子，朱敏的生母。1922年和朱德一起在德國加入中共。1925年下半年朱德回國後賀在莫斯科與何家興結婚。
浦化人，1927 年4月加入中共。任中共中央上海局英文翻譯。重慶談判時浦化人任毛澤東的英文翻澤。解放後他創辦了北京外語學校（後來的北京外語學院）任第一任校長。行政8級。
陳同生,1924年9月加入共青團,1926年1月轉入中共。參加過廣州起義，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工作。1948年8月任第三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部長。解放後任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副秘書長，上海第一醫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上海市委統戰部長，行政8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