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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修改和平憲法的門檻其實很高

雅美之途 (2026-02-11 15:28:58) 評論 (3)


這次日本自民黨選舉的結果令不少觀察者感到意外, 很多人認為高市早苗是豪賭,因為她在決定解散眾議院選舉時,自民黨的席位隻有196席。日本眾議院總席位是465席,當時自民黨的196加上同盟的維新會的34席也隻是230席的少數派。

這次選舉日本自民黨卻獲得了316席,自民黨還在某些地區少提名了十幾個議員,不然他們的議席應該是329或330席。

雖然與英國不同,日本選舉後少數黨的首相不會自動下台,但是多數黨派很容易通過政治操作讓首相走人,所以高市早苗當時幾乎是在賭博。但是她遇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貴人,那就是中國的貓兒,他們對日本的攻擊激勵了日本人民。



盡管天氣寒冷、經濟壓力上升和國際局勢高度不確定,日本選民依然以較高的參與度完成了這次具有明顯政治指向性的選舉。

根據最新選舉結果,自民黨單獨贏得 316 席,而執政聯盟(包括自民黨加上其主要盟友日本維新會)合計約 352 席,達到並超過了三分之二的門檻。

高市早苗所代表的執政聯盟在眾議院選舉中取得了壓倒性多數,也是自民黨曆史上非常罕見的高比例席位表現。

這一結果不僅是一場常規的執政黨勝選,更是一種關於國家安全方向的民意確認。日本正在逐步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轉型,這次選舉本身就反映了這一趨勢。

現在自媒體很多在說自民黨的壓倒性勝利,幾乎是日本修憲的倒記時,那是完全的誤判,我們應該稍微詳細地談談。根本原因是自民黨及支持性派係(如日本維新會等)在參議院並未取得多數,動員全民公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現在的數據顯示日本執政聯盟在參議院隻有約 101 + 19 = 120 個席位(自民黨是101、維新等支持黨派為19),不到半數的124,更不談修憲所需的三分之二。日本參議院共有248席。參議員任期 6 年,每 3 年改選約一半(約 124 席),我們需要看高市早苗旋風能夠持續多久。

我們先談日本和平憲法的第九條與戰後日本的製度。日本戰後政治秩序的核心基礎,是1947年施行的《日本國憲法》,其中第九條長期被視為戰後體製的象征:日本永久放棄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持陸軍、海軍、空軍等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因此,日本法律上並不承認“軍隊”的存在,其武裝力量被稱為自衛隊,並嚴格限定為防禦性力量。這一憲法並非日本國內政治妥協的自然產物,而是在美國占領時期主導製定的製度安排。它既反映了戰後反軍國主義的國際共識,也嵌入了冷戰初期的地緣政治結構。

二戰結束後,日本處於盟軍占領之下。當時的盟軍實力極其強大,日本在政治、軍事與製度層麵幾乎不具備任何對等談判能力。在這一背景下,日本戰後憲法的製定,並不是一個日本國內自然政治演化的結果,而是由美國占領當局主導完成的製度重構工程。雖然日本人愛麵子,經常說日本戰後憲法是經日本議會批準的,其實不然。

我們有次在東京旅行時,錯過了參觀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將軍辦公室的機會,似乎那天不開門。一個主權國家,在日本最大城市的繁華地帶擁有外國將軍的紀念辦公室,這具有相當的象征性意義。

1946年初,麥克阿瑟將軍對日本政府提交的修憲草案極為不滿。在他看來,該草案在保留天皇權力、限製軍國主義方麵都不夠徹底,無法確保日本不再重返戰爭道路。因此,麥克阿瑟決定繞過日本政府原案,直接要求盟軍總司令部組織起草一部新的日本憲法文本。



為此,他動員了幾位在美軍服役、但具有係統美國法學訓練背景的年輕法律人員。這些人中,有的畢業於斯坦福或康乃爾本科,兩位是哈佛法學院畢業生,有位軍官畢業於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他們本質上都是接受過美國憲政製度與法律工程訓練的專業人士。因為他們並非日本問題專家,所以將熟悉的美國式憲政模板直接應用到了日本。

這也解釋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事實:日本《和平憲法》的製度結構,在修憲程序上幾乎是美國模式的移植版本。美國和日本的修憲邏輯是相通的。在美國的憲法修正案需要, 國會兩院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再由四分之三的州議會批準。以此可見美國的修憲門檻是多麽地高,所以每次槍支事件談及修改憲法修正案第二條時,我都會說不是不可能,但是非常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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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日本憲法起草人這樣規定日本的修憲程序,在日本眾議院和參議院以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通過後,還需要日本全國公民投票以簡單多數而不是絕對多數通過。因為日本並不存在“州”這樣的聯邦結構,美國法律專家們引入了一個功能等價的替代機製。最後由天皇以國事行為形式公布,注意這裏是公布而不是批準。

這裏需要特別澄清兩點常見誤解:

第一,修憲所需的是三分之二多數,而不是三分之一;第二,天皇不擁有否決權,其角色是象征性的“公布”,而非“簽署或批準”,但是美國總統對憲法修正案擁有否決權。

換言之,日本用全民公投來替代美國憲法中“州批準”的功能,以確保憲法變動必須得到超越議員所代表的精英社會的廣泛民眾同意。

這種製度設計的真實目的並不是為了方便未來修改憲法,而恰恰相反,是為了最大限度提高修憲成本。這防止了短期政治風向左右國家根本製度,也已經被時間證明它鎖定了日本戰後非軍事國家的結構性路徑。

因此,日本憲法的修憲程序,從一開始就被設計成一種高度保守和極難啟動的機製。這並不是日本政治文化的自然選擇,而是在盟軍主導下,為防止日本再次軍事化而刻意設置的製度安全閥。



日本和平憲法之所以難以修改,並非偶然,而是美國占領時期以美國憲政為模板、為日本量身定製的一套高門檻製度設計,其目標正是限製未來任何輕易改變戰後秩序的政治衝動。

近年來,中國在東亞周邊海域的軍事活動顯著增加,包括導彈試射、海空力量展示及台海局勢表態。部分導彈因為技術原因還落入到日本的專屬經濟區,這些都引發了日本社會的關注。這種環境變化,直接挑戰了長期建立在“低威脅外部環境”上的和平共識。

在中國官方敘事中,日本防衛政策調整常被描繪為軍國主義複活,但事實上,許多政策變化更像是被動反應。正如此前分析,如果中國對周邊國家無法展現克製與責任,其他國家必然強化自身安全。日本是這一邏輯下的典型案例。

日本自民黨大勝的美國因素也不可忽視,戰後日本安全體製是美日同盟的一部分。當前美國對印太戰略重心的可能調整,使日本被期待承擔更大的地區安全責任。但是我不認為美方對日本防務的態度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川普在第一時間祝賀高市早苗當選,她也會在近日訪美,美日同盟仍然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