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10、“放開我，媽媽!”
絕食事件後，全市兩派矛盾日益激化，“糟”“好”兩派似乎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大有必置對方於死地方才罷休的氣勢,這時候軍隊介入了地方的文革，名為“支左”,源於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軍隊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負責錦州地區支左工作的是錦州駐軍第四十軍。四十軍的態度很明確：支持“好字派”，反對“糟字派”。軍長吳忠在給有關單位的講話中，明確稱“糟字派”為右派組織，吳軍長口口聲聲的將“糟字派”稱為“右派反動勢力”“反動力量”，而且罪行昭昭：“惡毒攻擊解放軍”“為走資派翻案”“瘋狂攻擊二八社論”，“掀起反革命逆流”。在令全市人民分裂為兩個對立派的“二，八社論”問題上，吳忠做出了這樣的說明：“革命左派、革命群眾高聲歡呼‘好得很’，反動勢力、右派、地富反壞右，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二八社論恨之入骨。二八社論大長了無產階級的誌氣，滅了牛鬼蛇神的威風。”錦州日報的一篇空話連篇的社論，在吳忠眼裏成了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標準。
這種明確的表態和鮮明的態度，使“糟字派”處於絕對劣勢，它的對立麵“好字派”背後站著無比強大的四十軍。衛戍司令部為此特意舉行了武裝示威遊行，航校低空飛行撒傳單，並協助“好字派”組織“錦聯籌”召開“粉碎反革命逆流”大會。這意味著什麽？“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其實，“糟”“好”鬥爭的大局已定，“糟字派”的下場已經注定。
可“糟字派”不這麽認為，它的頭頭和來自北京、沈陽及全國各地的支持者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於中央文革，幻想有一天會得到北京上層的表態，得到肯定。正是懷著這樣的希望，支撐著“糟字派”以絕對的劣勢不自量力地進行絕地反擊。絕食進行了，絕食結束了，吳忠軍長和 “錦聯籌”的回答：“定的對，撤的好！”蠻不講理。除“右派勢力”外，“糟字派”又戴上了一頂“反軍派”的帽子。
四十軍的支左辦公室設在衛戍區司令部，支左辦公室主任李洪奎的夫人偏偏就是我們學校工作組扶持的“文革委員會”領導成員，也是運動前期被批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執行者，而批判她的主力又大部分成了“糟字派”。我們學校的“糟”“好”關係變得複雜起來。好字派有了解放軍的背景，很是揚眉吐氣，兩派鬥爭發展為“反軍”和“擁軍”，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為此我們的組織“紅闖將”在1967年8月10日衝進了衛戍司令部，去找李洪奎“辯論”，更加激化了這個矛盾，給自己又戴上了一頂“衝擊軍區”的帽子。
錦州中學教學樓被分割成兩半，“糟字派”蜷縮在東北角的一段樓裏，而“好字派”堂而皇之地盤踞了正麵大樓，緊挨著他們的是進駐學校的軍宣隊。忿忿不平的“糟字派”與“好字派”磨擦不斷，糾紛不斷，雖然樓道裏已經用堆滿的桌椅做了隔斷，還是無法在一座樓裏共處, 終於被強大的對手逐出校園。
我們學校的“糟字派”最先去的地方是師範學院，白天抄寫大字報、貼大字報，晚上就睡在實驗室的水泥台上。後來去了“鐵委大樓”（鐵路局黨委辦公樓），那裏雲集了全市很多個“糟字派”組織。後來我們又去了鐵四小學、鐵八小學、畜牧農場，一高中，二高中，像真的遊擊隊一樣，居無定所，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半年多的時間裏，不斷地駐守和轉移。
我每周回家一次，換洗衣服，當天下午就趕回來，路上行人很少，隨時都可能有流彈飛過。每一次，媽媽勸我不要再去守樓，好好在家呆著。媽媽已經被從五十年代開始，從來沒有停止過的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搞得手足無措了，她無法也不可能給我們講清這難以言說的道理，她隻能阻攔我。但是，經曆過絕食的我，自認是已經煉好的鋼鐵，離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已經不遠了，而爸爸媽媽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還遠遠不夠，就連姐姐，也是在我絕食之後才加入“糟字派”的。在這個家裏，我還能聽得進誰的話呢？我那時候的狀態，用“無知無畏”來形容，是最貼切的了。
有一次，媽媽指著房間裏玻璃窗上用紙條貼成的“米”字對我說，街上常發生武鬥，還會有子彈亂飛，你整天在外麵跑，多危險哪！媽媽臉上滿是憂慮和無奈。可是我，竟然從床上一下跳到地上，麵對著媽媽，大聲背起了剛剛記住的一首詩，是武漢造反派寫的：“放開我，媽媽，別為孩兒我擔驚受怕。我們的戰友遍天下，百匪的長矛、匕首算得了啥？我不願做繞梁呢喃的乳燕，終日徘徊在屋簷下；我要到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學遊泳，去迎接暴風雨的衝刷！想一想吧，媽媽，活著的人應該幹啥？難道能讓父兄的鮮血白流，難道能讓資產階級重新統治我們的國家？革命者從來不在困難麵前低頭，長矛、匕首和水龍，怎能使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懼怕！再見吧，媽媽！我們的統帥毛主席催令我們整裝待發，階級鬥爭的疆場任我們馳騁，門庭梨院怎麽能跑馬躍槍？等著我們勝利的捷報吧！讓我們歡聚在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下，不奪取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兒誓做千秋雄鬼永不還家！”麵對豪情萬丈、視死如歸的我，媽媽還能說什麽呢？看著我義無反顧的離開家，媽媽隻能一遍遍地說著：“要小心! ”
我們參加“守樓”的女生，成立了一個戰鬥隊，取名為“猛打猛衝”，與高二.一班的“刺刀見紅”遙相呼應。我們辦了一份小報，用鋼板刻印，題名是《猛打猛衝戰報》。我負責寫稿和刻鋼板，每天忙得不亦樂乎。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在幹著像江姐辦《挺進報》一樣的工作。我們戰鬥隊的所有人員把用油墨印好的戰報一張張折起來，放進各自的書包裏，出發到市中心去“撒傳單”。我將書包斜挎在身上，走在街上看大字報的人群中或商店裏人員集中的地方，邊走邊從書包裏掏出一疊傳單向空中一揚，人們就去接、搶傳單,根本顧不上看發傳單的人，我心裏很得意，從《青春之歌》裏學到的“技術”真管用。這就是我們在“守樓”時幹的工作。
在“鐵委大樓”的時候，慧潔有一次去看我，正遇到守樓的同學在房間裏開會，那時候， “紅闖將”隻擁有那一個大房間。開會前因為有人亂打亂鬧，主持會的頭頭竟拿起槍來，對著房頂開了一槍，頂棚的灰渣嘩嘩地掉了下來，當時把大家都鎮住了,我也特別吃驚，這也太過分了。我送慧潔回家的路上，她生氣的對我說：“這是什麽造反派啊，簡直是土匪。你別在這裏了。”我沒有聽進慧潔的話，卻聽信了江青的話，因為在接見造反派的講話中，江青說：“要允許造反派犯錯誤，要看大方向，看他們的主流，不要看枝節。主流是什麽，是執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當然認為“糟字派”是堅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否則我怎麽會加入呢？所以我認定，除了這個以外，其餘的都是“枝節”。
在我們轉戰各個“守樓據點”的時候，武鬥在不斷升級，從開始的棍棒終於升級到了刀槍。1967年7月，江青在講話中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它的直接後果是：全國武鬥愈演愈烈，武鬥合法化了,沒有文攻，隻有武鬥了。不知有多少人握有槍枝，也不知道這些槍支都來自哪裏, 隻知道惡性傷人的事件接連發生。
一高中紅三司一部分同學為了攔截對立派的一輛汽車，埋伏在烈士陵園北麵的坡地上。地勢前低後高，一個叫周謙的同學埋伏在最前麵，因為稍抬了一下身而誤中了後麵同學的子彈，倒在血泊中。當時姐姐就在周謙的身後，他們都臥倒在地，躲避對麵車輛上持槍者的射擊。看見周謙倒下，姐姐伸手去拉，結果摸到手裏的是粘糊糊的鮮血。姐姐說，她第一次離死亡那麽近，伸手即可觸及。如果當時抬起身的是她，如果槍擊的子彈稍稍偏一點兒，倒在血泊中的就可能是她！我聽得心驚膽戰。
在中秋節的晚上，二高中的喬振江被對立派殺害在一個商店裏。“好字派”的學生也不能幸免，一高中的王春庚在貼大字報的時候，被石油學校的“糟字派”用刺刀刺死,我們學校新初一學生張小英在教室裏學習毛選的時候被飛來的流彈擊中，應聲倒下。最讓我震撼的是和我們一直一起“轉戰守樓”的安傑，在9月18日的國難日裏，他死了。他是高一·四班的同學，在“守樓”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像在上學時一樣，基本上男生和女生都不怎麽說話，我不記得是否曾和安傑打過招呼,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特別踏實，誠懇和忠厚的人。
那一天晚上，男同學在開會，開了很久，好像要有什麽行動，顯得神秘兮兮。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就出發了，去哪裏幹什麽我們都不知道。可下午回來的時候，那一張張悲憤交加的麵孔使我們不知所措。終於，巨大的哭聲爆發出來：安傑死了。原來他們去了餘積公社的武裝部搶槍,有一個當地人充當內線，給他們傳遞消息。他們討論行動時安傑曾提出過反對意見,可沒有被采納。他們還沒有接近目的地就中了埋伏,安傑身上中了三槍。他們背著安傑倉皇逃出追擊，上了汽車，一路狂奔回來。
“紅闖將”在錦州中學的大禮堂為安傑組織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和莊嚴的葬禮,所有在場同學痛哭失聲。會後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可是，那個曾和我們朝夕相處的安傑不在了,那個隻有十九歲的生命消失了。死亡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死亡離我們這樣近。
在我參加絕食、“守樓”的日子裏，我隨身攜帶的隻有一本小紅書和日記本，不管居住在怎樣簡陋、惡劣的地方，每天晚上我都會反思自己一天的作為，以無比虔誠的心寫下一篇篇“鬥私批修”的日記，像一個毫不留情的檢察官，審視著自己“一閃念”的“私”字。我的腦袋裏裝滿了關於亞瑟、保爾、卓婭、夏明翰、方誌敏……等“誓死如歸”的英雄形象，想象著自己有一天成為為共產主義獻身的人，那該多麽死得其所。
那時候，我耳朵裏聽到的隻有“兩報一刊”的社論和“重要批判文章”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當然，還不時有“首都紅三司”的代表來給我們做“形勢”報告和“動態”分析。我一直以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一個偉大而神聖的事業,可是我不能不想：我們的戰友真的是“死得其所”嗎？是“比泰山還要重”嗎？他們的鮮血真的會換來一個紅彤彤的新錦州嗎？更可悲的是,不論是“糟字派”，還是“好字派”的學生、工人和幹部都確認自己是在為保衛偉大領袖而戰，所有人唱的是同樣的造反歌曲，背的是同一本紅語錄，喊的也同樣是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經過這一場運動，偉大領袖從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成了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可是分裂成兩派的人民大眾卻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是誰和我們開了這麽大的玩笑？
少年迷茫 (10): “放開我，媽媽!”
旭子 (2026-01-10 07:53:47) 評論 (2)
第二章 少年迷茫
10、“放開我，媽媽!”
絕食事件後，全市兩派矛盾日益激化，“糟”“好”兩派似乎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大有必置對方於死地方才罷休的氣勢,這時候軍隊介入了地方的文革，名為“支左”,源於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軍隊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負責錦州地區支左工作的是錦州駐軍第四十軍。四十軍的態度很明確：支持“好字派”，反對“糟字派”。軍長吳忠在給有關單位的講話中，明確稱“糟字派”為右派組織，吳軍長口口聲聲的將“糟字派”稱為“右派反動勢力”“反動力量”，而且罪行昭昭：“惡毒攻擊解放軍”“為走資派翻案”“瘋狂攻擊二八社論”，“掀起反革命逆流”。在令全市人民分裂為兩個對立派的“二，八社論”問題上，吳忠做出了這樣的說明：“革命左派、革命群眾高聲歡呼‘好得很’，反動勢力、右派、地富反壞右，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二八社論恨之入骨。二八社論大長了無產階級的誌氣，滅了牛鬼蛇神的威風。”錦州日報的一篇空話連篇的社論，在吳忠眼裏成了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標準。
這種明確的表態和鮮明的態度，使“糟字派”處於絕對劣勢，它的對立麵“好字派”背後站著無比強大的四十軍。衛戍司令部為此特意舉行了武裝示威遊行，航校低空飛行撒傳單，並協助“好字派”組織“錦聯籌”召開“粉碎反革命逆流”大會。這意味著什麽？“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其實，“糟”“好”鬥爭的大局已定，“糟字派”的下場已經注定。
可“糟字派”不這麽認為，它的頭頭和來自北京、沈陽及全國各地的支持者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於中央文革，幻想有一天會得到北京上層的表態，得到肯定。正是懷著這樣的希望，支撐著“糟字派”以絕對的劣勢不自量力地進行絕地反擊。絕食進行了，絕食結束了，吳忠軍長和 “錦聯籌”的回答：“定的對，撤的好！”蠻不講理。除“右派勢力”外，“糟字派”又戴上了一頂“反軍派”的帽子。
四十軍的支左辦公室設在衛戍區司令部，支左辦公室主任李洪奎的夫人偏偏就是我們學校工作組扶持的“文革委員會”領導成員，也是運動前期被批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執行者，而批判她的主力又大部分成了“糟字派”。我們學校的“糟”“好”關係變得複雜起來。好字派有了解放軍的背景，很是揚眉吐氣，兩派鬥爭發展為“反軍”和“擁軍”，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為此我們的組織“紅闖將”在1967年8月10日衝進了衛戍司令部，去找李洪奎“辯論”，更加激化了這個矛盾，給自己又戴上了一頂“衝擊軍區”的帽子。
錦州中學教學樓被分割成兩半，“糟字派”蜷縮在東北角的一段樓裏，而“好字派”堂而皇之地盤踞了正麵大樓，緊挨著他們的是進駐學校的軍宣隊。忿忿不平的“糟字派”與“好字派”磨擦不斷，糾紛不斷，雖然樓道裏已經用堆滿的桌椅做了隔斷，還是無法在一座樓裏共處, 終於被強大的對手逐出校園。
我們學校的“糟字派”最先去的地方是師範學院，白天抄寫大字報、貼大字報，晚上就睡在實驗室的水泥台上。後來去了“鐵委大樓”（鐵路局黨委辦公樓），那裏雲集了全市很多個“糟字派”組織。後來我們又去了鐵四小學、鐵八小學、畜牧農場，一高中，二高中，像真的遊擊隊一樣，居無定所，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半年多的時間裏，不斷地駐守和轉移。
我每周回家一次，換洗衣服，當天下午就趕回來，路上行人很少，隨時都可能有流彈飛過。每一次，媽媽勸我不要再去守樓，好好在家呆著。媽媽已經被從五十年代開始，從來沒有停止過的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搞得手足無措了，她無法也不可能給我們講清這難以言說的道理，她隻能阻攔我。但是，經曆過絕食的我，自認是已經煉好的鋼鐵，離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已經不遠了，而爸爸媽媽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還遠遠不夠，就連姐姐，也是在我絕食之後才加入“糟字派”的。在這個家裏，我還能聽得進誰的話呢？我那時候的狀態，用“無知無畏”來形容，是最貼切的了。
有一次，媽媽指著房間裏玻璃窗上用紙條貼成的“米”字對我說，街上常發生武鬥，還會有子彈亂飛，你整天在外麵跑，多危險哪！媽媽臉上滿是憂慮和無奈。可是我，竟然從床上一下跳到地上，麵對著媽媽，大聲背起了剛剛記住的一首詩，是武漢造反派寫的：“放開我，媽媽，別為孩兒我擔驚受怕。我們的戰友遍天下，百匪的長矛、匕首算得了啥？我不願做繞梁呢喃的乳燕，終日徘徊在屋簷下；我要到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學遊泳，去迎接暴風雨的衝刷！想一想吧，媽媽，活著的人應該幹啥？難道能讓父兄的鮮血白流，難道能讓資產階級重新統治我們的國家？革命者從來不在困難麵前低頭，長矛、匕首和水龍，怎能使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懼怕！再見吧，媽媽！我們的統帥毛主席催令我們整裝待發，階級鬥爭的疆場任我們馳騁，門庭梨院怎麽能跑馬躍槍？等著我們勝利的捷報吧！讓我們歡聚在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下，不奪取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兒誓做千秋雄鬼永不還家！”麵對豪情萬丈、視死如歸的我，媽媽還能說什麽呢？看著我義無反顧的離開家，媽媽隻能一遍遍地說著：“要小心! ”
我們參加“守樓”的女生，成立了一個戰鬥隊，取名為“猛打猛衝”，與高二.一班的“刺刀見紅”遙相呼應。我們辦了一份小報，用鋼板刻印，題名是《猛打猛衝戰報》。我負責寫稿和刻鋼板，每天忙得不亦樂乎。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在幹著像江姐辦《挺進報》一樣的工作。我們戰鬥隊的所有人員把用油墨印好的戰報一張張折起來，放進各自的書包裏，出發到市中心去“撒傳單”。我將書包斜挎在身上，走在街上看大字報的人群中或商店裏人員集中的地方，邊走邊從書包裏掏出一疊傳單向空中一揚，人們就去接、搶傳單,根本顧不上看發傳單的人，我心裏很得意，從《青春之歌》裏學到的“技術”真管用。這就是我們在“守樓”時幹的工作。
在“鐵委大樓”的時候，慧潔有一次去看我，正遇到守樓的同學在房間裏開會，那時候， “紅闖將”隻擁有那一個大房間。開會前因為有人亂打亂鬧，主持會的頭頭竟拿起槍來，對著房頂開了一槍，頂棚的灰渣嘩嘩地掉了下來，當時把大家都鎮住了,我也特別吃驚，這也太過分了。我送慧潔回家的路上，她生氣的對我說：“這是什麽造反派啊，簡直是土匪。你別在這裏了。”我沒有聽進慧潔的話，卻聽信了江青的話，因為在接見造反派的講話中，江青說：“要允許造反派犯錯誤，要看大方向，看他們的主流，不要看枝節。主流是什麽，是執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當然認為“糟字派”是堅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否則我怎麽會加入呢？所以我認定，除了這個以外，其餘的都是“枝節”。
在我們轉戰各個“守樓據點”的時候，武鬥在不斷升級，從開始的棍棒終於升級到了刀槍。1967年7月，江青在講話中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它的直接後果是：全國武鬥愈演愈烈，武鬥合法化了,沒有文攻，隻有武鬥了。不知有多少人握有槍枝，也不知道這些槍支都來自哪裏, 隻知道惡性傷人的事件接連發生。
一高中紅三司一部分同學為了攔截對立派的一輛汽車，埋伏在烈士陵園北麵的坡地上。地勢前低後高，一個叫周謙的同學埋伏在最前麵，因為稍抬了一下身而誤中了後麵同學的子彈，倒在血泊中。當時姐姐就在周謙的身後，他們都臥倒在地，躲避對麵車輛上持槍者的射擊。看見周謙倒下，姐姐伸手去拉，結果摸到手裏的是粘糊糊的鮮血。姐姐說，她第一次離死亡那麽近，伸手即可觸及。如果當時抬起身的是她，如果槍擊的子彈稍稍偏一點兒，倒在血泊中的就可能是她！我聽得心驚膽戰。
在中秋節的晚上，二高中的喬振江被對立派殺害在一個商店裏。“好字派”的學生也不能幸免，一高中的王春庚在貼大字報的時候，被石油學校的“糟字派”用刺刀刺死,我們學校新初一學生張小英在教室裏學習毛選的時候被飛來的流彈擊中，應聲倒下。最讓我震撼的是和我們一直一起“轉戰守樓”的安傑，在9月18日的國難日裏，他死了。他是高一·四班的同學，在“守樓”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像在上學時一樣，基本上男生和女生都不怎麽說話，我不記得是否曾和安傑打過招呼,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特別踏實，誠懇和忠厚的人。
那一天晚上，男同學在開會，開了很久，好像要有什麽行動，顯得神秘兮兮。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就出發了，去哪裏幹什麽我們都不知道。可下午回來的時候，那一張張悲憤交加的麵孔使我們不知所措。終於，巨大的哭聲爆發出來：安傑死了。原來他們去了餘積公社的武裝部搶槍,有一個當地人充當內線，給他們傳遞消息。他們討論行動時安傑曾提出過反對意見,可沒有被采納。他們還沒有接近目的地就中了埋伏,安傑身上中了三槍。他們背著安傑倉皇逃出追擊，上了汽車，一路狂奔回來。
“紅闖將”在錦州中學的大禮堂為安傑組織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和莊嚴的葬禮,所有在場同學痛哭失聲。會後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可是，那個曾和我們朝夕相處的安傑不在了,那個隻有十九歲的生命消失了。死亡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死亡離我們這樣近。
在我參加絕食、“守樓”的日子裏，我隨身攜帶的隻有一本小紅書和日記本，不管居住在怎樣簡陋、惡劣的地方，每天晚上我都會反思自己一天的作為，以無比虔誠的心寫下一篇篇“鬥私批修”的日記，像一個毫不留情的檢察官，審視著自己“一閃念”的“私”字。我的腦袋裏裝滿了關於亞瑟、保爾、卓婭、夏明翰、方誌敏……等“誓死如歸”的英雄形象，想象著自己有一天成為為共產主義獻身的人，那該多麽死得其所。
那時候，我耳朵裏聽到的隻有“兩報一刊”的社論和“重要批判文章”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當然，還不時有“首都紅三司”的代表來給我們做“形勢”報告和“動態”分析。我一直以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一個偉大而神聖的事業,可是我不能不想：我們的戰友真的是“死得其所”嗎？是“比泰山還要重”嗎？他們的鮮血真的會換來一個紅彤彤的新錦州嗎？更可悲的是,不論是“糟字派”，還是“好字派”的學生、工人和幹部都確認自己是在為保衛偉大領袖而戰，所有人唱的是同樣的造反歌曲，背的是同一本紅語錄，喊的也同樣是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經過這一場運動，偉大領袖從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成了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可是分裂成兩派的人民大眾卻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是誰和我們開了這麽大的玩笑？
10、“放開我，媽媽!”
絕食事件後，全市兩派矛盾日益激化，“糟”“好”兩派似乎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大有必置對方於死地方才罷休的氣勢,這時候軍隊介入了地方的文革，名為“支左”,源於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軍隊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負責錦州地區支左工作的是錦州駐軍第四十軍。四十軍的態度很明確：支持“好字派”，反對“糟字派”。軍長吳忠在給有關單位的講話中，明確稱“糟字派”為右派組織，吳軍長口口聲聲的將“糟字派”稱為“右派反動勢力”“反動力量”，而且罪行昭昭：“惡毒攻擊解放軍”“為走資派翻案”“瘋狂攻擊二八社論”，“掀起反革命逆流”。在令全市人民分裂為兩個對立派的“二，八社論”問題上，吳忠做出了這樣的說明：“革命左派、革命群眾高聲歡呼‘好得很’，反動勢力、右派、地富反壞右，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二八社論恨之入骨。二八社論大長了無產階級的誌氣，滅了牛鬼蛇神的威風。”錦州日報的一篇空話連篇的社論，在吳忠眼裏成了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標準。
這種明確的表態和鮮明的態度，使“糟字派”處於絕對劣勢，它的對立麵“好字派”背後站著無比強大的四十軍。衛戍司令部為此特意舉行了武裝示威遊行，航校低空飛行撒傳單，並協助“好字派”組織“錦聯籌”召開“粉碎反革命逆流”大會。這意味著什麽？“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其實，“糟”“好”鬥爭的大局已定，“糟字派”的下場已經注定。
可“糟字派”不這麽認為，它的頭頭和來自北京、沈陽及全國各地的支持者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於中央文革，幻想有一天會得到北京上層的表態，得到肯定。正是懷著這樣的希望，支撐著“糟字派”以絕對的劣勢不自量力地進行絕地反擊。絕食進行了，絕食結束了，吳忠軍長和 “錦聯籌”的回答：“定的對，撤的好！”蠻不講理。除“右派勢力”外，“糟字派”又戴上了一頂“反軍派”的帽子。
四十軍的支左辦公室設在衛戍區司令部，支左辦公室主任李洪奎的夫人偏偏就是我們學校工作組扶持的“文革委員會”領導成員，也是運動前期被批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執行者，而批判她的主力又大部分成了“糟字派”。我們學校的“糟”“好”關係變得複雜起來。好字派有了解放軍的背景，很是揚眉吐氣，兩派鬥爭發展為“反軍”和“擁軍”，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為此我們的組織“紅闖將”在1967年8月10日衝進了衛戍司令部，去找李洪奎“辯論”，更加激化了這個矛盾，給自己又戴上了一頂“衝擊軍區”的帽子。
錦州中學教學樓被分割成兩半，“糟字派”蜷縮在東北角的一段樓裏，而“好字派”堂而皇之地盤踞了正麵大樓，緊挨著他們的是進駐學校的軍宣隊。忿忿不平的“糟字派”與“好字派”磨擦不斷，糾紛不斷，雖然樓道裏已經用堆滿的桌椅做了隔斷，還是無法在一座樓裏共處, 終於被強大的對手逐出校園。
我們學校的“糟字派”最先去的地方是師範學院，白天抄寫大字報、貼大字報，晚上就睡在實驗室的水泥台上。後來去了“鐵委大樓”（鐵路局黨委辦公樓），那裏雲集了全市很多個“糟字派”組織。後來我們又去了鐵四小學、鐵八小學、畜牧農場，一高中，二高中，像真的遊擊隊一樣，居無定所，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半年多的時間裏，不斷地駐守和轉移。
我每周回家一次，換洗衣服，當天下午就趕回來，路上行人很少，隨時都可能有流彈飛過。每一次，媽媽勸我不要再去守樓，好好在家呆著。媽媽已經被從五十年代開始，從來沒有停止過的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搞得手足無措了，她無法也不可能給我們講清這難以言說的道理，她隻能阻攔我。但是，經曆過絕食的我，自認是已經煉好的鋼鐵，離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已經不遠了，而爸爸媽媽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還遠遠不夠，就連姐姐，也是在我絕食之後才加入“糟字派”的。在這個家裏，我還能聽得進誰的話呢？我那時候的狀態，用“無知無畏”來形容，是最貼切的了。
有一次，媽媽指著房間裏玻璃窗上用紙條貼成的“米”字對我說，街上常發生武鬥，還會有子彈亂飛，你整天在外麵跑，多危險哪！媽媽臉上滿是憂慮和無奈。可是我，竟然從床上一下跳到地上，麵對著媽媽，大聲背起了剛剛記住的一首詩，是武漢造反派寫的：“放開我，媽媽，別為孩兒我擔驚受怕。我們的戰友遍天下，百匪的長矛、匕首算得了啥？我不願做繞梁呢喃的乳燕，終日徘徊在屋簷下；我要到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學遊泳，去迎接暴風雨的衝刷！想一想吧，媽媽，活著的人應該幹啥？難道能讓父兄的鮮血白流，難道能讓資產階級重新統治我們的國家？革命者從來不在困難麵前低頭，長矛、匕首和水龍，怎能使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懼怕！再見吧，媽媽！我們的統帥毛主席催令我們整裝待發，階級鬥爭的疆場任我們馳騁，門庭梨院怎麽能跑馬躍槍？等著我們勝利的捷報吧！讓我們歡聚在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下，不奪取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兒誓做千秋雄鬼永不還家！”麵對豪情萬丈、視死如歸的我，媽媽還能說什麽呢？看著我義無反顧的離開家，媽媽隻能一遍遍地說著：“要小心! ”
我們參加“守樓”的女生，成立了一個戰鬥隊，取名為“猛打猛衝”，與高二.一班的“刺刀見紅”遙相呼應。我們辦了一份小報，用鋼板刻印，題名是《猛打猛衝戰報》。我負責寫稿和刻鋼板，每天忙得不亦樂乎。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在幹著像江姐辦《挺進報》一樣的工作。我們戰鬥隊的所有人員把用油墨印好的戰報一張張折起來，放進各自的書包裏，出發到市中心去“撒傳單”。我將書包斜挎在身上，走在街上看大字報的人群中或商店裏人員集中的地方，邊走邊從書包裏掏出一疊傳單向空中一揚，人們就去接、搶傳單,根本顧不上看發傳單的人，我心裏很得意，從《青春之歌》裏學到的“技術”真管用。這就是我們在“守樓”時幹的工作。
在“鐵委大樓”的時候，慧潔有一次去看我，正遇到守樓的同學在房間裏開會，那時候， “紅闖將”隻擁有那一個大房間。開會前因為有人亂打亂鬧，主持會的頭頭竟拿起槍來，對著房頂開了一槍，頂棚的灰渣嘩嘩地掉了下來，當時把大家都鎮住了,我也特別吃驚，這也太過分了。我送慧潔回家的路上，她生氣的對我說：“這是什麽造反派啊，簡直是土匪。你別在這裏了。”我沒有聽進慧潔的話，卻聽信了江青的話，因為在接見造反派的講話中，江青說：“要允許造反派犯錯誤，要看大方向，看他們的主流，不要看枝節。主流是什麽，是執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當然認為“糟字派”是堅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否則我怎麽會加入呢？所以我認定，除了這個以外，其餘的都是“枝節”。
在我們轉戰各個“守樓據點”的時候，武鬥在不斷升級，從開始的棍棒終於升級到了刀槍。1967年7月，江青在講話中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它的直接後果是：全國武鬥愈演愈烈，武鬥合法化了,沒有文攻，隻有武鬥了。不知有多少人握有槍枝，也不知道這些槍支都來自哪裏, 隻知道惡性傷人的事件接連發生。
一高中紅三司一部分同學為了攔截對立派的一輛汽車，埋伏在烈士陵園北麵的坡地上。地勢前低後高，一個叫周謙的同學埋伏在最前麵，因為稍抬了一下身而誤中了後麵同學的子彈，倒在血泊中。當時姐姐就在周謙的身後，他們都臥倒在地，躲避對麵車輛上持槍者的射擊。看見周謙倒下，姐姐伸手去拉，結果摸到手裏的是粘糊糊的鮮血。姐姐說，她第一次離死亡那麽近，伸手即可觸及。如果當時抬起身的是她，如果槍擊的子彈稍稍偏一點兒，倒在血泊中的就可能是她！我聽得心驚膽戰。
在中秋節的晚上，二高中的喬振江被對立派殺害在一個商店裏。“好字派”的學生也不能幸免，一高中的王春庚在貼大字報的時候，被石油學校的“糟字派”用刺刀刺死,我們學校新初一學生張小英在教室裏學習毛選的時候被飛來的流彈擊中，應聲倒下。最讓我震撼的是和我們一直一起“轉戰守樓”的安傑，在9月18日的國難日裏，他死了。他是高一·四班的同學，在“守樓”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像在上學時一樣，基本上男生和女生都不怎麽說話，我不記得是否曾和安傑打過招呼,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特別踏實，誠懇和忠厚的人。
那一天晚上，男同學在開會，開了很久，好像要有什麽行動，顯得神秘兮兮。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就出發了，去哪裏幹什麽我們都不知道。可下午回來的時候，那一張張悲憤交加的麵孔使我們不知所措。終於，巨大的哭聲爆發出來：安傑死了。原來他們去了餘積公社的武裝部搶槍,有一個當地人充當內線，給他們傳遞消息。他們討論行動時安傑曾提出過反對意見,可沒有被采納。他們還沒有接近目的地就中了埋伏,安傑身上中了三槍。他們背著安傑倉皇逃出追擊，上了汽車，一路狂奔回來。
“紅闖將”在錦州中學的大禮堂為安傑組織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和莊嚴的葬禮,所有在場同學痛哭失聲。會後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可是，那個曾和我們朝夕相處的安傑不在了,那個隻有十九歲的生命消失了。死亡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死亡離我們這樣近。
在我參加絕食、“守樓”的日子裏，我隨身攜帶的隻有一本小紅書和日記本，不管居住在怎樣簡陋、惡劣的地方，每天晚上我都會反思自己一天的作為，以無比虔誠的心寫下一篇篇“鬥私批修”的日記，像一個毫不留情的檢察官，審視著自己“一閃念”的“私”字。我的腦袋裏裝滿了關於亞瑟、保爾、卓婭、夏明翰、方誌敏……等“誓死如歸”的英雄形象，想象著自己有一天成為為共產主義獻身的人，那該多麽死得其所。
那時候，我耳朵裏聽到的隻有“兩報一刊”的社論和“重要批判文章”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當然，還不時有“首都紅三司”的代表來給我們做“形勢”報告和“動態”分析。我一直以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一個偉大而神聖的事業,可是我不能不想：我們的戰友真的是“死得其所”嗎？是“比泰山還要重”嗎？他們的鮮血真的會換來一個紅彤彤的新錦州嗎？更可悲的是,不論是“糟字派”，還是“好字派”的學生、工人和幹部都確認自己是在為保衛偉大領袖而戰，所有人唱的是同樣的造反歌曲，背的是同一本紅語錄，喊的也同樣是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經過這一場運動，偉大領袖從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成了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可是分裂成兩派的人民大眾卻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是誰和我們開了這麽大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