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是天空的種子，理性是大地的土壤。
兩者相遇，方能結出自由之果。
——哈維爾
各位好，這兩天從自己的一點境遇出發，寫了三篇文章，聊了我眼中的道德問題：
你能不能先假設我是個好人
當你推崇“人性本惡”，你就是在呼喚被奴役
你得多沒社會學常識，才會信《三體》的“黑暗森林”
很多留言雖然沒有放出，但是我都盡量抽空細看了，老實說我還是蠻受震撼的，因為在第二篇文章的論述中我提出了對“人之初，性本善”觀念的讚成（或者準確的講，我至少讚成“人之初，性向善——也即道德的進步與前進是符合自然法的，而不是反過來，認為“黑暗森林”才是宇宙的終極真理），結果很多讀了我文章多年的讀者表達不讚成，說他們是相信“人之初，性本惡”的，或者至少是“人之初，性本無”，也就是這個世界上無所謂善惡，人可以基於自己的利益任意為之，而道德是一種外加的東西。
還有人說：小西你不是反對宏大敘事嗎？怎麽一談到道德問題，你就也宏大敘事起來了。這方麵，你應該多學學xx（另一位自稱自由派的自媒體寫作者）的文章，你看人家就公開鄙視道德說教，覺得道德算個屁。
我回答他說，您別挑撥我，我對其他同行的觀念非特殊情況下並不直接懟，但您說的那位作者，實話實說，我覺得這位朋友沒有什麽學術素養，他隻是基於一些自己混社會的樸素觀察總結了一套自己的理論，會寫兩句，加上出道的時間比較是時候，認知又比較接近他的受眾，僅此而已。您拿他的話來否定我的推演，這叫“訴諸不當權威”——他是喊口號、賺情緒錢的，我是做思考的，我們嚴格意義上說不算是同行。
我知道，由於一些特殊的曆史原因，還願意看這篇文章的中國人裏十個有八個反對宏大敘事，連帶著一起鄙視了道德的。因為中國古代帝製時代，皇權的宏大敘事特別喜歡扭曲和綁架道德，將其作為自己內生化的一部分。
你看，我國古代的道德價值順位當中，對君主的忠永遠在對家庭的孝之上，對家庭的孝又在對朋友和小團體的義，而對朋友的義又在普適的仁之上。於是你就能看到很多以現代普適道德觀念看匪夷所思的道德“模範事跡”。
比如《三國演義》裏劉備吃人的那個故事——劉備被呂布打的敗走徐州，走到山野裏沒吃的了，山中的劉姓獵戶就把自己的妻子殺了給劉備吃，劉備逃到許昌之後向曹操大讚這位劉姓獵戶的忠義，曹操還賞了他。
再比如真實曆史上的安史之亂中，張巡守睢陽城，城裏麵沒吃的了，張巡又不肯投降，就搞了個“殺妾饗士”，把自家小妾殺了給城裏的兵士吃，以激勵他們的士氣。韓愈後來寫《張中丞傳》，還拚命的給這種行為打call喊好。
可問題就在於這兩個事件你放到現代社會的普適道德標準去看，會發現做事的人非但不是什麽忠義楷模，反而都很有問題，因為現代人認為人的底線就是不能濫殺、不能吃人，尤其是對婦孺。你劉獵戶為了自己追星就把老婆殺了，你張巡為了保大唐一家一姓的江山，就視小妾的性命表自己的決心。這都是禽獸行為，因為人本身就是目的。
可問題是，這種“現代的道德標準”，真的隻有在現代才成立麽？我們仔細思索後會發現不是的。孟子所謂“人皆有惻隱之心”，親手殺掉一個活蹦亂跳、乃至和自己朝夕相處的枕邊人，這是個人內心都不可能不受觸動，但為什麽中國古代的這些古人做這些事時就認為自己在“行忠義”呢？
回答是，因為他們的道德觀，被統禦他們的那個皇權所大大的扭曲了，皇帝為了實現自己權力和利益最大化，在壟斷了表達權之後，刻意編造了一道對自己極端有利的道德觀，用其替代了那套人之為人，本來原初應當有的道德觀（或者說，西塞羅所謂的自然法），在這套被編造的道德觀裏，忠在孝之上，孝在義之上，義在仁之上。
所以中國人自古就是以“忠君愛國”作為自己的最高道德標準的，卻能一邊說著愛國一邊迫害和構陷自己的同胞，這就是因為“忠”在我們的道德順位中最高，而對他人的仁地位卻極低。
國以外，而對自己家的重視又在對自己家族外的其他人之上。所以你看很多中國人一旦走出了自己相熟的那個小村鎮，到了城市裏麵對陌生人，往往坑蒙拐騙起來毫無道德負罪感，甚至很多詐騙團夥也可以以村鎮宗族為架構搭起來，對團夥外的“外人”完全昧著良心，對團夥內的“自家人”則可以恪守道德秩序、保持協作。凡此種種，說到底都是兩千年來養成的“忠孝義仁”道德順位係統在做過怪。
但問題在於，這套道德係統，才是真正靠皇權維持的“宏大敘事”搭起來的，它是一種對人本性中真實的道德標準，或曰自然法的扭曲與背叛。所以一旦擺在台麵上、有官方支持的道德係統隨著王朝的更迭同步崩潰，中國人在亂世中往往缺乏一個不依附於皇權的、原生的道德秩序去兜底，這也就是讓我們曆史上的“天下大亂”總是來的尤為恐怖，黃巢、李自成、張獻忠們一旦揭竿而起，就會墮落為最徹底的性惡論者和無道德主義者，不僅對複仇對象舊王朝官府，也對平民百姓，不殺個屍橫遍野，仿佛就不能彰顯自己反叛的徹底。這也就解釋了《水滸傳》中宋江一喝醉了酒寫詩，不僅要反皇帝，還要反道德，要“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古代中國皇權強行將道德扭曲，並將其與自己綁定在一起。這當然有利於增強皇權的穩固性，卻也導致了王朝一旦崩潰，道德的同步潰滅將讓社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與之相比，歐洲中世紀雖然也存在國王與貴族對民眾的等級壓迫，但農民起義無論在頻率和烈度上都與古代中國不可同日而語，究其原因之一，就是中世紀歐洲的國王們無法壟斷華語圈，從而沒有能力將道德與自己的政權合法性綁在一起——哪怕對於騎士，忠誠也僅僅是騎士的七美德之一，而不是居於統領地位最高者。至於普通平民——很有意思，大量文獻記載，中世紀的平民對自己的國王其實是沒有效忠義務的——你不是我的封主，我不是你的封臣，我憑什麽要給你效忠呢？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案例，就是中世紀的國王、貴族要購買其領內農民和商人的服務，亦或者賜封對方為騎士，構建封建關係，才能夠要求對方的效忠。
中世紀歐洲的道德裁判權，很長一段時間是被天主教會所保管的，而教宗本人甚至也無法完全徹底壟斷對道德定義標準——宗教革命的先聲，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最突出的意義，就是終結了教宗哪怕在名義上的道德審判權——一個德意誌的神學青年教師，隻要他手裏拿著一本聖經，也可以公開說教宗販賣贖罪券是非正義、褻瀆上帝、違反道德的。而教宗拿這小子，楞就是沒什麽辦法。
將道德從權威那裏脫離出來，成為一種真正用以長久構建社會秩序的社會公器，這個事情對於曆史邁入近代來說是必須做的。而同時代的中國——當然也有儒生嚐試著做了一下，比如方孝孺就嚐試對打進南京城的朱棣說你雖然武德，但是是嚴重違反我們社會的道德規範的……當然他的下場大家都知道，被明太宗創新性的誅了十族。再然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不那麽敢說話了，之後什麽大禮議、什麽滿清打進來時的華夷之變。每次刀子和嘴巴抗衡的時候總是刀子贏。道德就總是被皇權越來越深度的綁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這其實就解釋了為什麽大多數中國人骨子裏其實都是最深度的性惡論者和無道德主義者，因為我們默認道德和王法一樣，是被統治自己的朝廷外加的一個東西。而不像西方人那樣認為道德律來自心中或者上帝。而道德又是一個社會完成有效自組織最起碼的保證，於是我們的社會每次隨王權崩壞時，總是來的尤為徹底慘烈。
清末民初有個學者叫楊度，他後來在袁世凱稱帝期間組織籌安會積極為其奔走，楊度論證中國必須有皇帝的理論就是這樣的——他在北京火車站看到兩個乞丐打架，其中那個乞丐中惡霸抓著那個小乞丐狠打，打的對方都快被打死裏，也毫無憐憫之心。可那個奄奄一息的乞丐怎麽說：“當今就是沒有皇帝，但凡有個皇帝，你還敢這麽欺負我嗎？”
所以楊度的觀點就是這樣的——對中國人來說，沒有皇帝，就等於沒有律法、沒有秩序，甚至沒有道德，這還怎麽得了？趕緊讓袁世凱登基算了。
而你分析分析，就會發現楊度的思想光譜，既是一個性惡論、無道德主義者（因為他認為道德是外加的），又是一個霍布斯絕對主義的讚同者，兩者是高度相通的。
所以，我們為什麽要崇尚性善論、或者說至少崇尚“向善論”（即認為社會和人性至少應當是向善良發展的）——還是那句話，如果我們否定這一點，人類真的就不配享有自由。
結尾我突然想到了魯迅先生一篇不那麽受關注的短篇小說，叫《一件小事》。
魯迅《一件小事》：這件小事並不小，因為其中藏著正確的價值觀-搜狐大視野-搜狐新聞
在那部小說裏，魯迅寫了一個拉黃包車的車夫，看到一個在路上摔倒的老太婆，出於本性中的善良出手去幫助她。而這件事對小說中的“我”觸動很深？
那觸動在哪裏呢？中學課本往往會告訴你，這是作者發現了勞動人民的淳樸高尚等等。
但其實並不是如此，魯迅這篇小說就寫於五四運動之前，楊度論證說中國人離了皇上連道德都沒有的時候，魯迅講這個故事的意思其實也很簡單——你看，離了皇帝、離了與皇權綁定的那套“忠孝悌義”，道德與善良依然是存在的，人們從自己的本心裏出發，依然可以構建一種道德秩序，它就來自於我們的本性，是不需要權力的強製與幹涉的。
與那些宏大的“國家大事”相比，真正的社會進步和人的覺醒，往往始於個體道德層麵的自省與提升。
這個觀點，其實就與幾十年後捷克著名作家、總統哈維爾的觀念不謀而合。他有兩本書我最近一直在讀——《無權者的權力》和《政治與良心》。
在這兩本書中，哈維爾就提出，人們在回歸常識、找回自由的路途上，首先要放棄宏大敘事的思考，回歸真實的生活，然後呢？
然後就是在真實的生活中，破除宏大敘事的迷霧，找回與生俱來、卻淡忘已久的良知。
善良，並不是一種宏大敘事，恰恰相反，它是你在自身遭遇不幸之前，就知覺並打破宏大敘事欺騙的切口，唯一的切口。
所以哈維爾說：“良心是天空的種子，理性是大地的土壤。”
隻有兩者相遇並且結合，意識形態才能超越簡單的左右派之爭，官僚政治才能停止“去人化”，人類才能找回通往自由的鑰匙。
我們必須重新聆聽內心的良知，因為它連接著我們與那個使生命有意義、使世界有秩序的“客觀秩序”。
而如果有人居然對哈維爾說，他聽不到內心良知的聲音，視原初的那種道德為無物、乃至“是個屁”，可他卻自稱是個“自由派”，那我不知道哈維爾會如何回答他，但我會萬分恐懼這種“自由派”倡行其誌——因為在我看來，那不過就是黃巢、張獻忠、宋江們的亂世狂想曲的某種現代投影罷了。
我想，我們不應該讓這種千年的夢魘重複。
作者：海邊的西塞羅
善良，並不是一種宏大敘事
sandstone2 (2026-01-17 07:43:04) 評論 (2)良心是天空的種子，理性是大地的土壤。
兩者相遇，方能結出自由之果。
——哈維爾
各位好，這兩天從自己的一點境遇出發，寫了三篇文章，聊了我眼中的道德問題：
你能不能先假設我是個好人
當你推崇“人性本惡”，你就是在呼喚被奴役
你得多沒社會學常識，才會信《三體》的“黑暗森林”
很多留言雖然沒有放出，但是我都盡量抽空細看了，老實說我還是蠻受震撼的，因為在第二篇文章的論述中我提出了對“人之初，性本善”觀念的讚成（或者準確的講，我至少讚成“人之初，性向善——也即道德的進步與前進是符合自然法的，而不是反過來，認為“黑暗森林”才是宇宙的終極真理），結果很多讀了我文章多年的讀者表達不讚成，說他們是相信“人之初，性本惡”的，或者至少是“人之初，性本無”，也就是這個世界上無所謂善惡，人可以基於自己的利益任意為之，而道德是一種外加的東西。
還有人說：小西你不是反對宏大敘事嗎？怎麽一談到道德問題，你就也宏大敘事起來了。這方麵，你應該多學學xx（另一位自稱自由派的自媒體寫作者）的文章，你看人家就公開鄙視道德說教，覺得道德算個屁。
我回答他說，您別挑撥我，我對其他同行的觀念非特殊情況下並不直接懟，但您說的那位作者，實話實說，我覺得這位朋友沒有什麽學術素養，他隻是基於一些自己混社會的樸素觀察總結了一套自己的理論，會寫兩句，加上出道的時間比較是時候，認知又比較接近他的受眾，僅此而已。您拿他的話來否定我的推演，這叫“訴諸不當權威”——他是喊口號、賺情緒錢的，我是做思考的，我們嚴格意義上說不算是同行。
我知道，由於一些特殊的曆史原因，還願意看這篇文章的中國人裏十個有八個反對宏大敘事，連帶著一起鄙視了道德的。因為中國古代帝製時代，皇權的宏大敘事特別喜歡扭曲和綁架道德，將其作為自己內生化的一部分。
你看，我國古代的道德價值順位當中，對君主的忠永遠在對家庭的孝之上，對家庭的孝又在對朋友和小團體的義，而對朋友的義又在普適的仁之上。於是你就能看到很多以現代普適道德觀念看匪夷所思的道德“模範事跡”。
比如《三國演義》裏劉備吃人的那個故事——劉備被呂布打的敗走徐州，走到山野裏沒吃的了，山中的劉姓獵戶就把自己的妻子殺了給劉備吃，劉備逃到許昌之後向曹操大讚這位劉姓獵戶的忠義，曹操還賞了他。
再比如真實曆史上的安史之亂中，張巡守睢陽城，城裏麵沒吃的了，張巡又不肯投降，就搞了個“殺妾饗士”，把自家小妾殺了給城裏的兵士吃，以激勵他們的士氣。韓愈後來寫《張中丞傳》，還拚命的給這種行為打call喊好。
可問題就在於這兩個事件你放到現代社會的普適道德標準去看，會發現做事的人非但不是什麽忠義楷模，反而都很有問題，因為現代人認為人的底線就是不能濫殺、不能吃人，尤其是對婦孺。你劉獵戶為了自己追星就把老婆殺了，你張巡為了保大唐一家一姓的江山，就視小妾的性命表自己的決心。這都是禽獸行為，因為人本身就是目的。
可問題是，這種“現代的道德標準”，真的隻有在現代才成立麽？我們仔細思索後會發現不是的。孟子所謂“人皆有惻隱之心”，親手殺掉一個活蹦亂跳、乃至和自己朝夕相處的枕邊人，這是個人內心都不可能不受觸動，但為什麽中國古代的這些古人做這些事時就認為自己在“行忠義”呢？
回答是，因為他們的道德觀，被統禦他們的那個皇權所大大的扭曲了，皇帝為了實現自己權力和利益最大化，在壟斷了表達權之後，刻意編造了一道對自己極端有利的道德觀，用其替代了那套人之為人，本來原初應當有的道德觀（或者說，西塞羅所謂的自然法），在這套被編造的道德觀裏，忠在孝之上，孝在義之上，義在仁之上。
所以中國人自古就是以“忠君愛國”作為自己的最高道德標準的，卻能一邊說著愛國一邊迫害和構陷自己的同胞，這就是因為“忠”在我們的道德順位中最高，而對他人的仁地位卻極低。
國以外，而對自己家的重視又在對自己家族外的其他人之上。所以你看很多中國人一旦走出了自己相熟的那個小村鎮，到了城市裏麵對陌生人，往往坑蒙拐騙起來毫無道德負罪感，甚至很多詐騙團夥也可以以村鎮宗族為架構搭起來，對團夥外的“外人”完全昧著良心，對團夥內的“自家人”則可以恪守道德秩序、保持協作。凡此種種，說到底都是兩千年來養成的“忠孝義仁”道德順位係統在做過怪。
但問題在於，這套道德係統，才是真正靠皇權維持的“宏大敘事”搭起來的，它是一種對人本性中真實的道德標準，或曰自然法的扭曲與背叛。所以一旦擺在台麵上、有官方支持的道德係統隨著王朝的更迭同步崩潰，中國人在亂世中往往缺乏一個不依附於皇權的、原生的道德秩序去兜底，這也就是讓我們曆史上的“天下大亂”總是來的尤為恐怖，黃巢、李自成、張獻忠們一旦揭竿而起，就會墮落為最徹底的性惡論者和無道德主義者，不僅對複仇對象舊王朝官府，也對平民百姓，不殺個屍橫遍野，仿佛就不能彰顯自己反叛的徹底。這也就解釋了《水滸傳》中宋江一喝醉了酒寫詩，不僅要反皇帝，還要反道德，要“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古代中國皇權強行將道德扭曲，並將其與自己綁定在一起。這當然有利於增強皇權的穩固性，卻也導致了王朝一旦崩潰，道德的同步潰滅將讓社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與之相比，歐洲中世紀雖然也存在國王與貴族對民眾的等級壓迫，但農民起義無論在頻率和烈度上都與古代中國不可同日而語，究其原因之一，就是中世紀歐洲的國王們無法壟斷華語圈，從而沒有能力將道德與自己的政權合法性綁在一起——哪怕對於騎士，忠誠也僅僅是騎士的七美德之一，而不是居於統領地位最高者。至於普通平民——很有意思，大量文獻記載，中世紀的平民對自己的國王其實是沒有效忠義務的——你不是我的封主，我不是你的封臣，我憑什麽要給你效忠呢？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案例，就是中世紀的國王、貴族要購買其領內農民和商人的服務，亦或者賜封對方為騎士，構建封建關係，才能夠要求對方的效忠。
中世紀歐洲的道德裁判權，很長一段時間是被天主教會所保管的，而教宗本人甚至也無法完全徹底壟斷對道德定義標準——宗教革命的先聲，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最突出的意義，就是終結了教宗哪怕在名義上的道德審判權——一個德意誌的神學青年教師，隻要他手裏拿著一本聖經，也可以公開說教宗販賣贖罪券是非正義、褻瀆上帝、違反道德的。而教宗拿這小子，楞就是沒什麽辦法。
將道德從權威那裏脫離出來，成為一種真正用以長久構建社會秩序的社會公器，這個事情對於曆史邁入近代來說是必須做的。而同時代的中國——當然也有儒生嚐試著做了一下，比如方孝孺就嚐試對打進南京城的朱棣說你雖然武德，但是是嚴重違反我們社會的道德規範的……當然他的下場大家都知道，被明太宗創新性的誅了十族。再然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不那麽敢說話了，之後什麽大禮議、什麽滿清打進來時的華夷之變。每次刀子和嘴巴抗衡的時候總是刀子贏。道德就總是被皇權越來越深度的綁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這其實就解釋了為什麽大多數中國人骨子裏其實都是最深度的性惡論者和無道德主義者，因為我們默認道德和王法一樣，是被統治自己的朝廷外加的一個東西。而不像西方人那樣認為道德律來自心中或者上帝。而道德又是一個社會完成有效自組織最起碼的保證，於是我們的社會每次隨王權崩壞時，總是來的尤為徹底慘烈。
清末民初有個學者叫楊度，他後來在袁世凱稱帝期間組織籌安會積極為其奔走，楊度論證中國必須有皇帝的理論就是這樣的——他在北京火車站看到兩個乞丐打架，其中那個乞丐中惡霸抓著那個小乞丐狠打，打的對方都快被打死裏，也毫無憐憫之心。可那個奄奄一息的乞丐怎麽說：“當今就是沒有皇帝，但凡有個皇帝，你還敢這麽欺負我嗎？”
所以楊度的觀點就是這樣的——對中國人來說，沒有皇帝，就等於沒有律法、沒有秩序，甚至沒有道德，這還怎麽得了？趕緊讓袁世凱登基算了。
而你分析分析，就會發現楊度的思想光譜，既是一個性惡論、無道德主義者（因為他認為道德是外加的），又是一個霍布斯絕對主義的讚同者，兩者是高度相通的。
所以，我們為什麽要崇尚性善論、或者說至少崇尚“向善論”（即認為社會和人性至少應當是向善良發展的）——還是那句話，如果我們否定這一點，人類真的就不配享有自由。
結尾我突然想到了魯迅先生一篇不那麽受關注的短篇小說，叫《一件小事》。
魯迅《一件小事》：這件小事並不小，因為其中藏著正確的價值觀-搜狐大視野-搜狐新聞
在那部小說裏，魯迅寫了一個拉黃包車的車夫，看到一個在路上摔倒的老太婆，出於本性中的善良出手去幫助她。而這件事對小說中的“我”觸動很深？
那觸動在哪裏呢？中學課本往往會告訴你，這是作者發現了勞動人民的淳樸高尚等等。
但其實並不是如此，魯迅這篇小說就寫於五四運動之前，楊度論證說中國人離了皇上連道德都沒有的時候，魯迅講這個故事的意思其實也很簡單——你看，離了皇帝、離了與皇權綁定的那套“忠孝悌義”，道德與善良依然是存在的，人們從自己的本心裏出發，依然可以構建一種道德秩序，它就來自於我們的本性，是不需要權力的強製與幹涉的。
與那些宏大的“國家大事”相比，真正的社會進步和人的覺醒，往往始於個體道德層麵的自省與提升。
這個觀點，其實就與幾十年後捷克著名作家、總統哈維爾的觀念不謀而合。他有兩本書我最近一直在讀——《無權者的權力》和《政治與良心》。
在這兩本書中，哈維爾就提出，人們在回歸常識、找回自由的路途上，首先要放棄宏大敘事的思考，回歸真實的生活，然後呢？
然後就是在真實的生活中，破除宏大敘事的迷霧，找回與生俱來、卻淡忘已久的良知。
善良，並不是一種宏大敘事，恰恰相反，它是你在自身遭遇不幸之前，就知覺並打破宏大敘事欺騙的切口，唯一的切口。
所以哈維爾說：“良心是天空的種子，理性是大地的土壤。”
隻有兩者相遇並且結合，意識形態才能超越簡單的左右派之爭，官僚政治才能停止“去人化”，人類才能找回通往自由的鑰匙。
我們必須重新聆聽內心的良知，因為它連接著我們與那個使生命有意義、使世界有秩序的“客觀秩序”。
而如果有人居然對哈維爾說，他聽不到內心良知的聲音，視原初的那種道德為無物、乃至“是個屁”，可他卻自稱是個“自由派”，那我不知道哈維爾會如何回答他，但我會萬分恐懼這種“自由派”倡行其誌——因為在我看來，那不過就是黃巢、張獻忠、宋江們的亂世狂想曲的某種現代投影罷了。
我想，我們不應該讓這種千年的夢魘重複。
作者：海邊的西塞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