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前說過，伊麗莎白一世在位將近45年內，一共隻有十屆議會十三次議期。都鐸時代議會雖然也分上下兩院，但絕對君主製時代的議會職能和其在光榮革命之後君主立憲時代的功能是無法相比的。都鐸時代的議會有兩大主要職能： 1，頒布新法律（稅收及社會管理等），2，製定國防預算以及批準國家事務開支的撥款。
1588年英吉利海峽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後，來自西班牙和天主教聯盟的威脅依然存在，英格蘭依然需要強化國防，是以年底女王同意召集她的第七屆議會，並在1589年2月4日開議。
伊麗莎白女王與議會之間的關係一向不融洽，女王對議會的控製非常嚴格，議會隻有在她召集下才能召開，而且議程也由她設定。從1569年女王登基後重新規定《公禱書》為英格蘭新教的標準禮拜儀式[1]，到1571年正式出台英格蘭教會官方教義《三十九條信綱》[2]之後，伊麗莎白女王與議會的衝突主要體現在三方麵，一是她的婚姻問題，二是英格蘭王位繼承人問題，三是英格蘭教會的宗教改革的終點問題。每次議會，女王都嚴禁議會討論著三個問題，因為在她眼裏，這些都不是臣子們應該過問的事情。
到了1589年，女王已經56歲，婚姻問題早已成風中浮雲，繼承人問題也隨著與蘇格蘭之間在1587年7月與簽署《貝裏克條約》而得到解決[3]，女王和議會之間剩下的矛盾就是英格蘭宗教改革終點這一問題了。
1588年英格蘭在英吉利海峽擊敗天主教入侵，不僅是對國內天主教陣營的挫敗，更是讓新教陣營中的激進派教再一次看到借此東風一勞永逸徹底鏟除英格蘭新教中殘存天主教成分的機遇。此時英格蘭的加爾文主義者已經開始使用“清教主義”（Puritanism）這個術語，他們也開始自稱或被稱為“清教徒”（Puritans），而且從議會到民間，甚至是女王自己的樞密院和英格蘭國教教會裏，清教的力量都不容小覷。
從1571年起，下院就一直抱怨女王對言論自由的壓製，而女王和議會對於“自由”一詞含義的理解顯然大相徑庭。許多議員認為下議院應該被允許討論任何他們想討論的話題，尤其是英格蘭的宗教改革；而女王則認為英格蘭的宗教改革是她和主教委員會之間的事情。
而實際上，伊麗莎白女王對英格蘭教改終點問題所考慮的出發點和下議院中的清教徒們的出發點完全不同。
一方麵，作為君主，她考慮更多的是英格蘭宗教的包容性，因為這直接關聯到國內的穩定；和她作為君主不隻是英格蘭新教徒的君主，同時也是天主教徒的君主這個事實；另一方麵，伊麗莎白本人持宗教中間立場，她對任何形勢的宗教極端主義都極其厭惡，不管是天主教極端還是新教極端。這也是為什麽伊麗莎白女王會說她“拒絕窺探人的靈魂，因為歸根結底隻有一個耶穌基督，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瑣事之爭”的原因。女王需要的一個大家心照不宣都能接受的外在宗教統一[4]。換言之，你私下的宗教立場是什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你不能蓄意破壞英格蘭教會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
但清教主義者們顯然不能接受這種妥協，尤其是在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爾德被斬首和西班牙無敵艦隊被擊敗之後英格蘭天主教勢力敗落之時，他們要將英格蘭的宗教改革繼續推進，要“純化”（purify）教會。
1589年2月，伊麗莎白的第七屆議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開議的。
女王事先告訴下院議長托馬斯·斯奈格爵士（Sir Thomas Snagge，律師，貝德福德選區議員），不許展示任何關於宗教改革的提案，一旦展示也不允許宣讀，更不允許討論。為了掌控議會討論話題，女王特別囑咐新任司法大臣（Lord High Chancellor）克裏斯多弗·哈頓爵士（Sir Christopher Hatton）在她和議長之間跑腿。我們之前也說過，都鐸時代下院的開支和議長的薪水都是由王冠支付的。
1589年2月4日下院開議，斯奈格議長特別強調：“女王陛下要求各位，不可在那些清教徒提出的令人厭煩的說辭上浪費時間。”
但下院清教議員拒絕自己的權力被君主限製，他們究竟還是遞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擯棄 “包含各種缺陷、嚴重腐敗以及諸多與上帝聖言相悖內容”的《公禱書》，廢除所有現行的教會固定禮拜儀式，提出為“禱告開辟一個新方向”，並為英格蘭教會製定一套全新的禱告模板。
1589年2月9日星期天，西敏大教堂執事牧師 （Canon）理查德·班克羅夫特（Richard Bancroft，Canon of Westminster,）在聖保羅大教堂布道中對清教徒展開激烈的抨擊。
班克羅夫特首先懷疑清教主義者們的動機：
“你們是要改變禮拜的全部形式和秩序嗎？你們要奪走教會那本良善虔誠的禱告書，難道修改於你們而言還不夠糾正教會的腐敗，你們要全部否定它，給我們另一本全新內容的禱告書嗎？如果你們回答《公禱書》錯誤太多，無法用其他方法解決，有人會相信你們嗎？人民會怎麽說？你麽若妄圖以此創造奇跡，隻會將成千上萬的人逼入絕境，要麽變成無神論者，要麽重回天主教。 我告訴你們，這些分裂者常用一句古老格言教訓他人，但這句話我們也知道，我想它出自聖經：“Semper discentes, et numquam ad scientiam veritatis pervenientes”（不斷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5]。可以肯定，所有善良的人都會懷疑你們的動機。”
班克羅夫特牧師接著追問：
“我發現這裏麵巧妙地隱藏了一個無恥狡詐的計劃。眾所周知，這些分裂主義者的領導人曾宣稱，在教會中設立某種固定的禮拜儀式是非法的；但現在他們卻為我們製定了一套。他們似乎認為，除了他們自己製定的禮拜程式之外，所有其他禮拜儀式都是非法的。但你們真的像你們表現出的那樣真誠嗎？我們難道不應該有一本《公禱書》供教會經常誦讀和遵守，以便那些目不識丁的普通民眾可以通過反複聆聽一種固定禱告程式來學習，從而獲得安慰嗎？”
這場布道，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英國國教神學中“神聖權論”（jure divino）出現的標誌。理查德·班克羅夫特這場針對英格蘭清教徒的批判性布道，對清教徒們毫不留情；針對清教徒試圖用長老會結構取代英格蘭教會主教製結構，班克羅夫特以強烈的措辭闡述了主教的神聖權利，其餘震如此強大，以至於清教徒們不得不回敬。樞密院清教傾向成員之一的王室財相弗朗西斯·諾利斯爵士（Sir Francis Norllys，我們上篇提到的萊斯特伯爵達德利的嶽父），指控班克羅夫試圖通過宣揚主教淩駕於下級神職人員之上的“特權”源於上帝而非女王來削弱君主的至上地位。但幾十年後的曆史證明，削弱甚至推翻王權的恰恰清教徒。【班克羅夫特牧師於1603年詹姆士六世/一世繼位後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詹姆士國王版聖經項目的總負責人。】
但即便是在伊麗莎白女王的強權和英格蘭教會最高管理層的控製下，清教也未放棄他們純化英格蘭教會的努力。就在該屆議會議期同時，一套名叫《馬丁·馬普雷拉特的小冊子》（the Martin Marprelate Tracts） 的係列宣傳冊在倫敦大街小巷以及下院出現。這一套七篇小冊子在英格蘭鄉間秘密印刷，並由清教支持者們用馬車裝載挨家挨戶分發。
但馬丁·馬普雷特是個化名，作者真實身份不明。在這一套係列小冊子中，作者對英國國教教會，尤其是其主教們，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倡導長老製教會管理體係。馬普雷特的小冊子文筆詼諧幽默、辛辣諷刺、離經叛道，其口語化的風格和戲謔的自嘲手法與伊麗莎白黃金時代的文學和戲劇同步發生。
就連 Martin Marprelate 這個名字也是即具宗教意義又富含伊麗莎白時代戲劇色彩。Martin，名叫馬丁，當然是為了榮耀宗教改革鼻祖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而姓為 Marprelate，則是因為中古英語中，prelate 是主教（bishop）的同義詞，源於古法語 prélat，其又源於中世紀拉丁語 praelatus ，意為教會顯貴或市政要員；而 mar- 這個前綴則源於古英語 mierran，破壞/阻礙/反對的意思。故此，Marprelate = Mar + prelate = 反對主教 = 破壞英格蘭教會的主教結構。
【Mar 這個詞也存在於現代英語詞典中， to mar 或 be marred by ，（被）破壞/糟蹋，例句：My holiday in England was marred by the bad weather.】
通過這些宣傳冊，“馬丁”希望將主教們描繪成徹頭徹尾的荒唐可笑之徒來削弱他們的權威，作者稱英格蘭教會主教們是心胸狹隘的敵基督、傲慢的教士、令人無法容忍的宗教改革阻撓者、福音的敵人和彬彬有禮的可悲神父[6]；稱教會高層是徹頭徹尾的毒害者和迫害者，高喊：“我頭戴犄角的統治者們，你們的統治是反基督教的；你們的事業是毫無指望的；你們的理由是荒謬的。”
曆史幽默感是，就在1580年，英格蘭也被宗教性質的地下出版社威脅，隻不過那時候是天主教耶穌會黑衣修士們秘密印刷、散播傳單和小冊子，試圖推翻英格蘭國教，他們也為英語詞典添加了Propaganda（宣傳）這個詞[7]；而伊麗莎白女王也被羅馬教廷指控為宗教分裂主義者。【印刷機的確是個好東西】
為了反駁馬丁·馬普雷特的攻擊性觀點，英格蘭教會也出版了一係列小冊子，名稱同樣詼諧幽默，比如，《送給傻瓜馬丁的耳朵讓他閉嘴的音箱》（A Sound Box on the Ear for Idiot Martin to Hold his Peace），《為猴子而備的鞭子，馬丁現原形》（ A Whip for the Ape. Martin Displayed）。民間流傳，教會小冊子的印刷量遠遠大於馬丁小冊子的印刷量，而且教會使用的印刷者之一，離“小馬丁追隨者們使用的無特權印刷者地址相距隻有幾塊地之遙”。
就這樣，捧馬丁和踩馬丁的小冊子一時間在倫敦滿天飛，教會也開始搜索馬丁其人的真實身份和排查出版社，但至始至終沒有找出馬丁·普雷拉特究竟是誰。與此同時，普通信眾，尤其是倫敦劍橋之外的其他地區，對這場PK並不關心，教會的日常出席率也沒有因此而受影響。
敬虔的清教徒們很快發現坎特伯雷大主教惠特吉夫特（Archbishop John Whitgift）也是個不好對付的敵人：大主教一陣見血地指出，“這些人自稱清教徒，不是因為他們更純潔，而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比其他人更純潔；就像卡特裏派[8]一樣，他們將自己與所有其他教會分離，認為其他教會會眾都是被沾汙的。”[9]
1589/1590年前後，很多清教領導人物和清教議員被捕，其中比較知名的有：
著名清教理論家托馬斯·卡特萊特（Thomas Cartwright, 劍橋三一學院畢業）和其他8名清教長老，均被判入獄18個月，並以“參與旨在改變教會結構的宗教委員會或秘密組織”被而皇家法庭（Star Chamber）審判。
圖1：著名清教理論家托馬斯·卡特萊特（Thomas Cartwright）
劍橋的約翰·格林伍德（ John Greenwood，基督聖體學院畢業）和亨利·巴羅（Henry Barrowe，克萊爾學院畢業）也在1589年因試圖效仿他們的基督聖體學院學兄、布朗主義者創始人羅伯特·布朗帶領他們地下教會的秘密會眾離開英格蘭國教而被捕。
圖2：劍橋以馬內利聯合歸正教會（Emmanuel United Reformed Church, Cambridge）教堂彩繪玻璃窗上的亨利巴羅（左）
和約翰格林伍德（右）
因挑戰伊麗莎白宗教和解政策而被捕的清教徒下院議員包括北漢普郡議員理查德·奈特利爵士（Sir Richard Knightley ，貴族，曾出席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爾德的判刑和斬首）和約伯·索克莫頓（Job Throckmorton）。
而這位索克莫頓議員，正是我們之前提到的與蘇格蘭女王以及西班牙大使合謀刺殺伊麗莎白未遂的死忠天主教信徒弗朗西斯·索克莫頓[10]的堂兄。
這倆堂兄弟，堂弟因為極端天主教信仰試圖刺殺女王而被處死，堂兄則因為極端新教信仰反對女王而下獄。他們的爺爺喬治·索克莫頓（Sir George Throckmorton） 是亨利八世的樞密院成員[11]，他們的叔叔尼古拉斯·索克莫頓爵士（Sir Nicholas Throckmorton，伊麗莎白女王的發小，軍人，議員）則是溫和派新教。索克莫頓家族的宗教立場衝突是當時英格蘭宗教衝突的範例。
清教起源於伊麗莎白時代，到1589/90年前後成為英格蘭教會中的教會。雖然在伊麗莎白女王的政治手腕和教會高壓政策下，清教和國教之間的矛盾在伊麗莎白謝世之前被壓下去雙方卻也隻是暫時停戰。沒有伊麗莎白的智慧和手腕，清教在40年後便推翻了君主製，自立共和國，但最終也未能得到英格蘭人的擁護和支持。
清教運動在英格蘭的最終失敗，究其根源，不僅僅是一個曲高和寡或水至清則無魚的問題，而是在政教合一的弊端下，再自命清高的人也難逃權力的誘惑。
十六、十七世紀的英格蘭清教徒，說白了是學院派極左知識分子精英。他們學識淵博，自律能幹，但脫離底層民眾，且總是傾向於懷抱彌賽亞拯救世界的情結去站道德高地，為了信念可以不惜忽略其他社會階層的需求。實際上，政治鬥爭和談情說愛在道理上大同小異，都必須知進退，不管是伴侶還是黨派或教派，絲毫不願意妥協的，最終都得不償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清教徒都是加爾文主義者，但並非所有加爾文主義者都是清教徒。換言之，加爾文主義是一套神學理論，而清教主義則更接近於神學旗幟下的一種政治主張；而任何政治主張都需要普通民眾共鳴，否則便無法立足。這也是清教在政治鬥爭中最終失敗但加爾文宗今天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
盡管出現清教這場大戲，1589年2月開議3月閉幕的女王第七屆議會還是批準了一共四項十一和十五一稅收，有效期四年，用於英格蘭持續抵抗西班牙入侵的國防預算。
到該年春夏交替季節，英格蘭和蘇格蘭分別有一件大事發生。前者是，受英吉利海峽大捷的鼓舞，德瑞克爵士說服了女王組織一支英格蘭艦隊主動出擊，試圖進一步挫敗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銳氣。後者是，這一年6月，蘇格蘭20歲的國王、英格蘭王位準繼承人詹姆士六世大婚。
篇幅有限，加上新教這一塊著實費了點腦子，先寫到這裏，艦隊和大婚的事情，就隻能請君且聽下回分解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