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2)

jiangshui888 (2025-12-07 15:41:58) 評論 (0)
我的文革(72

(二十六)造神運動在繼續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標誌著文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實質就是文革進行到現在,才真正開始要將鬥爭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了。因為這個緣故,毛派中央與反文革的當權派們進行了激烈的攻防戰。但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文革開始以來一波又一波的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也沒有停止,雙方還將造神運動也變成了攻防戰的一種手段。而且這個階段的造神運動比起以前的造神運動還有了新的發展,那就是造神的對象從毛澤東一人還擴大到了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爆發前那段時間中,這一波造神運動在我們青浦縣有以下幾個表現:

一,紅海洋運動

大約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下旬,神州大地上出現了一個紅海洋運動。什麽叫紅海洋呢?就是用紅漆在幾乎所有建築物空白的牆壁上寫毛澤東語錄或大標語。當時有句口號叫把全國建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紅海洋運動就是要把這句口號化為具體的行動。當全國所有城市鄉村房屋的牆壁,都用紅漆寫上毛澤東的語錄,甚至幹脆將牆壁也油漆成紅色後,全國萬裏江山就像一片紅色的海洋了。產生這個運動的根源當然是文革開始後越來越熱烈的崇毛潮。但是紅海洋在這個時候發生,我認為也是地方黨委自保的一種手段。因為這樣一來達到的效果就是給了人們一個印象:即當地的領導人是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澤東革命路線的。而既然這些領導人都是忠於毛澤東的,懷疑他們是走資派就沒有理由了。我以為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紅海洋運動才會在極短時間內迅速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運動。在這個運動中,全國不知動員了多少人工,用掉了多少紅漆,若以金錢計算,必然又是個天文數字。

我們單位搞紅海洋最初我沒有參與。站領導是先叫了陸長魁等幾個會寫仿宋體美術字的人去做的。因為在牆上直接寫字很難,他們的方法是計算了要寫語錄的字數後,先用尺子在牆上打格子,然後每個字也要用尺來劃線條,畫成空心字,再填上紅漆。由於仿宋體的每一筆劃都要注意長短寬窄的尺寸,劃線條很費時間。一條語錄短的幾十個字,長的有一百多,劃一天也完成不了一條語錄。更麻煩的是填紅漆,因為都是直線條,填歪一點或油漆稍多一點淋下來就毀了字體的美觀。即使等油漆幹了用小刀修改,效果仍然不理想,最後隻好用紅漆全部塗沒。這樣搞了兩天一條語錄也沒搞成。這時候副站長錢國璽想起在徐涇蟠龍時見過我寫的毛筆字,他就要我用毛筆寫一幅語錄試試。原來他的想法是用小學生寫描紅簿的法子,讓我用毛筆將語錄寫在紙上,然後在紙後襯複寫紙將字的輪廓勾印到牆上,再填上紅漆。這樣做比用尺子劃線要快得多,而勾字填漆可以動員大家一起做。不過那時我因為剛被抄家,情緒十分低落;更擔心一時不慎寫錯字,以我的身份極易被人攻擊為現行反革命,因此我就推說寫不好不肯寫。錢國璽看出我的顧慮,說沒有關係,你寫一張試試,反正寫在紙上,不好就不用。如此,我也不便再拒絕,隻得答應試試。

我先量了要寫語錄的那幅牆壁的大小,用差不多大小的紙,留下天地四周和毛主席語錄幾個大字的位置後,按要寫的語錄字數多少在紙上折出方格,再用毛筆寫出來。因怕寫錯字或漏掉字,我用鉛筆先在每個格子中寫下要寫的字,小心地核對了幾次無誤,然後沉下心來聚精會神地寫了一幅。等墨跡幹後,錢國璽叫人拿去將它貼在牆上,後麵襯複寫紙將字用雙鉤法鉤印到牆上,最後填紅漆。這樣做法雖然速度還是慢,但比起原來的方法已要快上好多倍。而最大的好處是毛筆字的筆畫粗細原就有沒有統一標準,書法上甚至還有要狀如屋漏痕的要求,所以隻要文字整體看上去美觀,具體每個筆畫粗一點細一點、邊緣不齊整都沒有關係。填漆也相對容易得多,不像仿宋體的字都是直線條,差不得分毫。這樣,第一幅語錄總算成功。然後照這個方法,我專門寫字,寫好後全站總動員幾十個人分頭勾字、填漆,一天可以完成七、八幅語錄。前後花了半個多月時間,血防站內包括食堂大廳,所有空白的牆壁上都填滿了毛澤東語錄,完成了紅海洋的任務。領導對我很滿意,我自已也從繁忙的工作中慢慢地走出了抄家的陰影。

其實,血防站內會寫毛筆字的不止我一個,如楊桃源的隸書就寫得很好,還有幾個老中醫也能寫幾筆。我猜也許是政治原因,單位領導沒有叫他們寫。因為相比之下我雖然被抄家,但我年輕本人沒有政治問題,結果矮子裏選長子,選中了我。以前我自己練字寫的大多是小楷、中楷,很少寫大字,因為沒有這麽多紙供我練字。這此寫語錄,我寫了長長短短不下一百多幅大字,我的大字也因此進步不少。血防站內到處都是我的字跡,也算是讓我出了一次風頭。為紅海洋寫毛澤東語錄,是我文革中的一段特殊經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製止所謂紅海洋的通知》,說:最近城市中有些黨政機關部門,借口寫毛主席語錄,美化城市等等,大搞所謂 紅海洋,就是用紅色的油漆把大門和大片的牆壁塗成紅色還有別有用心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想用這個方法使群眾沒有貼大字報的地方不但完全違背毛澤東同誌曆來教導的艱苦樸素的作風,而且是一種抗拒大字報、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惡劣行為。中央認為,各級領導必須堅決製止這種錯誤做法。 說實話,我是看了這個《通知》才知道我們之前到處刷毛澤東語錄的做法叫紅海洋。不過,中央文件說紅海洋是走資派抵抗文革,使群眾沒有地方貼大字報的陰謀,這一點我倒真沒有看出來,反而覺得這種說法有點神經過敏,且讓我有一種拍馬屁拍到了馬腳上的感覺。依我看,當權派搞這個紅海洋無非是想藉此來表明自己是忠於毛主席的,不是走資派,如此而已,哪有什麽要使群眾沒有貼大字報地方的想法!紅海洋運動出現時很多地方的群眾造反還沒有開始。至少在青浦縣城裏我還沒有見到過有人貼當權派的大字報。而到了群眾造反開始後要貼大字報,也終歸是有辦法的。比如我們單位後來群眾造反開始後,就在各辦公室內牆上敲釘子拉幾根粗鐵絲掛大字報,在天井裏搭蘆席棚貼大字報。至於牆上的毛澤東語錄,一幅也沒有被大字報覆蓋。其中原因倒不是有人在對抗中央這個指示,而是都沒有膽量去鏟掉或塗沒毛澤東語錄。在那個年代,這是可以被人上綱為現行反革命的。因此之故,很多地方的語錄和頌毛頌黨的標語直至文革結束還保留著。

二,中共青浦縣委隆重召開全縣農村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中共青浦縣委隆重召開了一次全縣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曆時五天。會議期間,縣城馬路、街道的牆壁上貼滿了祝賀大會召開和歡迎代表蒞臨的標語,環城馬路的上空也懸掛了許多條紅布橫額,將不大的縣城裝點得喜氣洋洋的。縣城的旅館、招待所住的幾乎全是來開會的代表。馬路上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人也有很多是胸前別著紅花代表證的代表。其實那個時候,群眾造反的風暴已經刮起,且大有山雨欲來之勢。當時在上海市區,以工總司為首的造反派經過安亭事件和解放日報事件,勢力已經十分壯大,正與被上海市委操縱的保守組織工人赤衛隊對峙著。十二月十一日,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了有六十萬人參加的迎頭痛擊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市長曹荻秋被迫出席會議並簽字同意出版由工總司主辦的《工人造反報》,顯示上海市委的權威已經漸趨下風。

在我們青浦,文革中主要的幾個學生和群眾造反組織也已經建立。如青中紅旗是在十月份就建立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青浦聯絡站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成立的;當時號稱有十萬隊員的青浦縣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成立的;還有由退伍複員軍人組織的紅衛軍是在十二月十四日成立的。文革造反的烈焰已經在青浦熊熊燃起。 而縣委在這個時候還召開這樣的大會,我不知這是由於市裏統一布置下來的任務不能不開,還是青浦縣委自己決定召開的。但不管是市委布置的,還是縣委自己要召開的,我認為縣委在這個時候召開這個會議客觀上起了兩個作用:一個是縣委可藉此標榜他們是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另一個作用是穩定了農村陣地,為今後應付更艱難的局麵預作了布置。稍後文革的發展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相對保守的農民成為地方黨委對抗造反派的一支重要力量,地域廣闊的農村也是他們躲避造反派批鬥最好的藏身之地。而召開農村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正是縣委當權派們籠絡和集訓農村精英分子的一個好機會。所以,上述的紅海洋運動和這次農村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除了將崇毛熱推向又一個高潮,我還將它們看作是當權派應付毛澤東中央攻防戰的一個部分。

關於這次農村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還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單位也有一個人作為積極分子出席了會議。 這個人叫黃幼齡,就是那位四清後代表團支部來告訴我入團申請不批準,並懷疑我不參加共青團也能革命的女子。此前,她沒有經過群眾的評選,就被領導指定為單位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優秀分子,在十一月的縣級機關學毛選講用大會上發言,成了所謂學毛著的先進人物。這次又沒有經過群眾討論就作為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參加全縣代表大會。兩次都是單位黨支部和縣除害滅病辦公室領導一手包辦的。對此,我們單位內大多數人不服氣,認為她的所謂的先進事跡都是假的。

據她在縣級機關單位學毛選講用大會上的發言,她的先進事跡主要有兩條:一條是響應黨的晚婚號召。說前不久有人替她介紹了一個對象,她學了毛主席著作後決心晚談戀愛,把這個對象推掉了。事實是她根本沒有推掉這個對象。大家都知道她這個對象是一個軍人,在東北某部隊,兩人常有書信來往,說明仍在談,所以這是在說謊。而當時她之所以把這件事當作她活學活用毛著的先進事跡來講,是因為那個時侯國家正開始提倡計劃生育,號召青年晚戀、晚婚。所以這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投機。一九六六年春節後我們單位四清結束時,團組織曾要求全站所有未婚青年都要寫一個晚婚保證書,無人能例外。當時中共提出的城市青年婚齡要求是男三十,女二十五以上。如果黃幼齡已是大齡女青年,不管她推掉談戀愛對象是真是假,大家不會太計較,問題是黃幼齡的年紀當時才二十二、三歲,單位裏比她年齡大的沒結婚的女青年也有好幾個,她們都寫了晚婚保證書。所以黃幼齡就是真的推掉了談戀愛對象,晚幾年再談戀愛也不算什麽。可她卻公然說謊,抬高自己,所以大家不服氣。

另一條是說她一次下鄉路過城東公社一個生產隊,剛好看到飼養場發生火警,很多人在救火。於是她說她想起了32111鑽井隊的英雄事跡,於是也奮不顧身地參加了救火,終於將火救息雲雲。32111鑽井隊是一支國家石油鑽井隊, 一九六六年六月某日這個鑽井隊在一次作業時不慎油井失火,鑽井隊員們前去救火,最後有六個人被燒死,二十一個人燒傷。同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以英勇事跡定調對這件事故作了報道。國務院還發文要求大家向鑽井隊的英雄們學習。按理說,鑽井隊發生了這樣的嚴重事故,有關當局首先應該追查事故發生的原因,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通報全行業吸取教訓才是。還有,對於在沒有相對安全的救火措施前,也不宜鼓勵鑽井隊員們僅憑勇氣就去滅火,以致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把所謂保護國家財產的重要性放在人的生命之上。所以這也根本不是值得大張旗鼓表彰的好事。但中共是習慣了將壞事當作好事來處理的,於是就出現了這樣本應檢討批評卻反而表彰的怪現象。這且不去說它。關鍵是黃幼齡說的那次城東公社飼養場失火,發生在一九六六年的三、四月。當時,鑽井隊失火事件還沒有發生,《人民日報》也沒有做過報道,而黃幼齡卻說她想起32111救火的事跡,難道她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很明顯,這又是一個百分之百偽造的情節。如果說,她奮不顧身救火的情節是真實的,那麽即使這個活學活用的情節是假的,大家也可原諒。問題是據幾個當時與她一起下鄉的同事私下透露,那天她們幾個人因工作一起去城東公社,經過城東大隊時那裏的一個生產隊飼養場剛巧發生火災,她們是出於好奇心才去了現場的。她們到達時火已快被救熄,隻是倒塌了的稻草屋頂還在冒些許黑煙,救火的村民們站成一行繼續在從河裏取水澆灌。她們覺得站在一邊袖手旁觀也不像話,於是她們也加入進隊伍幫手傳遞了幾桶水。不一會黑煙不冒了,她們也停止了遞水。當時她們所處的位置離火場還有一段距離,不要說火,連煙也熏不到,哪裏說得上奮不顧身四個字!當然,參加救火終歸算是做好事,但沒有突出的貢獻也不宜太過自誇。這幫忙傳遞幾桶水的小事,也值得這樣自吹自擂?

其實,當時所謂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像黃幼齡那樣虛假不實或人為拔高的假標兵到處都有。他們隻能騙騙外地、外單位不了解情況的人,而騙不了本地區、本單位的人。所以中共樹立了許多假標兵,並不能真的提高人們的思想境界,反而助長了弄虛作假的歪風。

對於黃幼齡這樣的假標兵,我內心當然也不會認同。全縣農村學毛選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結束後不久,一天我經過站長辦公室前麵,人事幹事曹暉德招手叫我過去,指著辦公室內另一個女人對我說:這位市裏來的同誌,要看管道式化糞池。你知道哪裏近便就帶她去看看。於是我就帶她到城東公社夏陽大隊去。我們沿著青滬公路步行而去,一路上她問了一些有關管道化糞池的問題,又提起前幾天我們縣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大會的事情。我想讓市裏來的同誌聽聽我們群眾的呼聲也是好的,於是對她講了黃幼齡的事。最後我說,有些所謂學毛選積極分子,本單位的同誌都不知道她究竟先進在什麽地方,但在外麵名氣卻很響。大家說這是牆內開花牆外紅。這樣的積極分子沒有群眾基礎,大家不承認,那就非但發揮不了先進分子的帶頭作用,反而有副作用。那位市裏來的同誌沒有正麵回答我,而是扯到別的問題上去。我知道她在回避這個問題,隻好一笑了之。